一、向现代企业制度靠拢(论文文献综述)
王春芳[1](2013)在《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 ——基于文化传播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以标示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独特身份色彩而成为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它以一种塑形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印记里,以创造力和凝聚力托起民族的独立和振兴、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的力量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现代先进文化对新疆全面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引领、凝聚、认同和整合的功能。而与自然农牧业经济相适应的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越来越不适应新疆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进行现代化的转换,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为基本性质和方向的先进现代文化转型,这是推动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其重要作用无可替代,尤其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其现实与历史意义重大、深刻而长远。本文主要从文化传播的视角研究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用发展的眼光、普遍联系的方法,站在世界和全国的宏观角度,将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放在全球化现代文化传播的时代大背景中,从纵向和横向方面,多角度考量其现代文化转型的必然性、可能性。在新疆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对新疆少数民族如何建构自己文化的现代形式,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路径探讨。社会文化的变迁是一个纵向和横向运动的结果。纵向运动使得社会文化产生社会历史的时代变迁,横向运动使得社会内部不断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推动纵向运动,也使自己汇入纵向运动之中,从而产生文化变迁。因而,对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历史的纵向运动规律的梳理,将有力地证明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本身具有随时代不断变迁的内质,因而其在近现代的现代化尝试,都为传统文化转型提供了历史前提和历史文化资源。对来自外来文化的横向运动规律的研究,旨在说明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需要借力于外来先进文化,借这种横向之力推进文化的纵向发展。从全球化现代文化传播的外部横向角度看,全球化现代文化的传播,带来了两个变化,一是文化同质化增强,二是全球文化多样性传播中民族意识的加强。在此理论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外力推动下的现代化举措:借鉴、整合、开放、传承、创新。新疆社会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力来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内部矛盾运动。新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与陈旧的上层建筑间的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等,都对新经济形式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新疆传统社会文化面临当代文化现代化转型的迫切需要。新疆社会文化现代化转型最终必须通过人的现代化才能得以实现。在以少数民族为主、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信仰宗教的新疆,宗教作为民族文化重要心理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因此对于宗教的现代适应性的研究能很好地解析传统文化转型的内动力是如何作用于人的。而人的现代化之重要是有目共睹的,缺乏来自人对自己文化自觉自省的内动力,文化转型是没有内核的,也是靠不住的。最后,本文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了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政治文化传播路径,即:建设公民文化;从大众文化角度,分析了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文化产业传播路径,提出了发展具有大众文化特性的文化产业是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产业传播路径;发展大众传媒是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媒介路径。当今世界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竞争,对旧有的传统文化抱残守缺敝帚自珍以不变应万变的文化态度,不是真正对传统文化的爱惜态度;而目空一切无视传统或滥用传统则是对传统的亵渎和缺乏应有的敬意。本文力图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社会实践调查,勾勒出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经济发展中应有的文化姿态,探寻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对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意义,努力构建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在新时代的现代化之路。
王毅[2](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说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王丽君[3](2020)在《海岛渔村转型研究 ——基于岱山南峰渔村的调查》文中研究表明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发展战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海洋强国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海洋经济高度发达,在经济总量中占比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具有较强的海洋开发和保护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海洋渔业转型的基本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依靠海洋渔民、传统渔业劳动力向现代渔业劳动力的转变。在转型过程中,渔民的职业或身份发生变化,完成渔业向其他产业的转型,使海洋渔业的发展摆脱对海洋生态资源的过度依赖,实现海洋渔村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海洋生态环境恶化和捕捞过度扩张,舟山逐渐陷入“东海无鱼”的困境。2016年开始想办法减少合法渔船数量。随后《海洋捕捞渔民减船转产实施方案》宣布,浙江将逐年压减海洋捕捞渔船总功率和船数,进而逐步降低捕捞强度,至2020年,全省计划令目前超过2万艘海洋捕捞渔船中的2580艘退役。这两项措施涉及到舟山传统渔业重振,渔民上岸后如何解决温饱问题,产业的后续发展成了目前最重要的问题,要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依赖海洋渔民的转型和海洋渔业的转型,而要探究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转型之路就要系统的查找渔村历史,也就是从传统渔村向现代渔村转型的过程,分析其发展趋势和影响。基于对舟山渔村典范南峰村的考察,客观反映海洋渔村在转型中给渔业和渔民带来的积极影响,通过对南峰渔村史的调查分析,切实了解海洋渔村在产业转型和渔民角色转型中的变化、在渔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变化发展、从业渔民情况、渔业经济发展结构变化、捕捞销售及渔民收入情况,结合实地调研,探讨南峰村渔业目前发展中存在和面临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渔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对策建议。本论文共有六章内容:第一章为引言部分,主要阐述文章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国内外研究进展。第二章介绍海岛渔村、转产转业、休闲渔业等相关的基本概念。第三章论述我国海岛渔村转型的背景和历史进程,分析我国渔村转型和渔民转产转业的必要性。第四章以舟山南峰渔村为例,根据史料记载记录了南峰渔村渔业转型历史沿革。第五章分析了南峰渔民在渔业转型中发生的变化。第六章提出海岛渔村渔民在转产转业,渔业与旅游业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第七章针对出现的渔民转产转业困难、休闲渔业政策不完善等问题提出沿海渔村在转型中需要改进的基本对策和路径选择。
郑晓锋[4](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陈宝荣,褚与根[5](1998)在《论私有企业制度创新》文中指出当前私有企业面临着“二次创业”的艰巨任务,即存在一个制度创新,建设现代企业制度问题。本文主要论述探讨了五个问题:现代企业带]度的形成及其基本特征;私有企业制度现状;加快私有企业制度创新的若干思考;私有股份公司的制度创新;私有企业集团的制度创新。
刘旭明[6](2019)在《我国普通高校体育异化的过程与本质研究》文中提出“异化”在学术研究中是一个古老又不断发展的概念,整体上具有脱离、转让、疏远等意。依据对其哲学概念的理解,本文认为异化的要点有四:新事物出现并且与人的创造活动分离;实现目标需要的手段、过程或结果与初衷相背离;人的类特性丧失——被“新事物”所控制;群体的类特性丧失。普通高校体育是在高等教育环境下,通过体育课、体育运动、竞赛活动等途径,以帮助学生习得运动技能、培养自主进行体育锻炼习惯、实现身心全面发展为目的,对大学生开展的一系列身体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本文认为,我国的普通高校体育发生了异化。第一,它在教育中被严重边缘化,只留下一些形式化的公共体育课,大量逃避体育活动的机会主义行为。大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持续下降,仍有许多学生未掌握至少一项运动技能,大量学生缺乏自主进行体育锻炼的意识和习惯。第二,理论层面普通高校体育的边界模糊,迄今缺乏独立、清晰、科学的概念理论体系,相关政策规定或学术研究大多以学校体育为参照。第三,我国的普通高校体育更像是教学、体育活动、运动竞赛、学科科研、社会服务、体育培训等一系列工作的集合体,且那些工作遵循不同的管理归属和发展逻辑。第四,大学的生态环境日益迫使高校体育任务的执行主体——体育院系的工作重心向维系自身生存发展转移,而不是完成“对学生进行身体教育”的根本任务。基于高等教育阶段对于人才培养和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普通高校体育异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针对过程和本质两个方面对我国普通高校体育异化进行研究。本文将普通高校体育视为一种开放系统视角下的“组织”,在访谈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文献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方法对异化的现象、过程进行解读和解释。金观涛认为,应该从最普遍的可证实的概念开始,作为整体哲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在对“Physical Education”和“Sport”作历史追溯和概念辨析后发现,源自于西方的近现代“体育”最初即“Physical Education”,是学校中的身体教育。汉字“体育”是一个舶来品,且它自晚清时期进入中国后,指称对象不断泛化,导致社会大众各有其“体育观”。泛化后的汉字“体育”是以西方Sport运动项目为核心开展的系列活动总和,而不是学校的身体教育。核心概念的不准确,是异化的根源,且贯穿于整个异化过程。由于作为“身体的教育”的本质属性被遮蔽,学校体育在中国缺乏明确科学的理论指引,而是在政策任务的要求下,模仿一些国外学校体育的活动开展手段、方式。学校体育关于“帮助学生习得运动技能、养成自主锻炼习惯”的任务迄今难以完成,甚至那些手段反而会取代、背离目标本身。并且,基于二者之间的密切相关性,对普通高校体育异化的讨论需要以“学校体育异化”为基础。异化的完整判定需要将异化要点与过程解析相结合。历史考察发现,普通高校体育异化过程可以分为发端、发展以及复杂化三个阶段,且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并受制于不同的主要影响因素,因而理论依据和解析模式也不完全相同。纵向来看,中国古代体育、清末民初体育以及建国后中国体育的外部政治、经济等环境对普通高校体育异化过程相继产生作用。最初,制度环境在强意义上主导了学校体育异化的发端和发展。清末民初“体育救国”催生了中国近代学校体育,但从一开始西方“Physical Education”只是形式、内容进入了中国近代的“学校教育”的活动场域,并没有从根本上进入中国的“教育”。西方Sports和“Physical Education”的体系、内容和外延功能被混杂着引进中国的学校体育(China school tiyu)外衣之内。中国的学校体育在本质内核和功能上都不同于西方的学校体育。本质上,近代中国学校体育相当于系列身体活动项目、内容、组织方式的集合;功能上,政治功能取代了“健全人性”成为根本功能,目的在于强体救国。文革之后,普通高校体育异化过程逐渐体现在中国体育、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大学与普通高校体育组织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之中。此时需要采取“组织-结构”的分析模式进行考察。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体育直接主导了学校体育的整体工作内容,模糊了其本质属性、目标。与此同时,教育系统中的应试教育和政策干预迟滞不仅没有扭转学校体育的与其本质的“偏离”;反而在围绕“应试”展开的诸种机会主义、功利主义行为的推动下,进一步模糊了学校体育的内容和边界。再加上中国大学特殊的生态环境,普通高校体育被迫遵循“合法性”机制维系自身生存和发展。总之,中国体育、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大学的系列发展变化一环又一环的作用于高校体育院系,最终使其在今日之大学的场域内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生存困境。当体育院系自己开始逐渐将其传统“三大工作”推向边缘的时候,很可能是普通高校体育组织职能转移的前兆。如此一来,看似高校体育院系在不断地进入向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但是实质上他们的行为与学校体育的根本功能渐行渐远。本文还从中微观行动者的角度,结合法国组织社会学派的观点,考察普通高校体育院系遵从“合法性”背后采取的系列“反抗”之举。即各个层面的行动者在履行学校体育任务时存在大量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且大多数行为具有强同化性。同时,正式制度的约束无形中向“权力关系”转移,即关键行动者和资源反而成为制约普通高校体育工作的核心要素。此外,有些异化源自于相关行动者在资源制约下的无奈之举或意外后果。普通高校体育异化过程发生于行动者的认知、行为与组织结构的循环互动之中,其本质在于组织功能的异化。对于组织系统而言,异化表现为组织运行过程中开展活动的手段对于目的、任务的背离,最初设定的那些应然性目标沦为象征或者口号。对普通高校体育而言,异化则体现为“完人”发展目标被工具理性导向下的“组织工作”所取代,甚至“维系体育院系生存发展”变成了新的组织目标。其根本功能是政治性的,教育属性和本质功能几乎被完全遮蔽,与身体的教育活动越来越远。另外,从组织演化的角度看,系统内目前并没有产生新的结构。我们所看到的诸多“有问题”的现象,是普通高校体育组织中许多子系统的功能异化后,所产生的一系列无组织力量汇集交织的结果。
孙延青[7](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说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齐欢[8](2011)在《二战后越南现代化进程研究(1945-2010)》文中指出作为一种历史必然性,现代化是一切后发国家摆脱落后形成现代国家的必然进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从本国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出发,同时吸收外部的积极因素追求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价值取向的道路。越南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其现代化从启动、发展、对模式的探索和转型且充满了艰辛和曲折。1858年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后被卷入了世界现代化性大潮。1945年越南在印支共的领导下获得了民族独立后开始了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86年实施革新开放以来现代化才走上正确的道路。研究该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和实施赶超型战略的理解,总结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规律。通过对越南的个案分析,有助于丰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实践与理论范式的研究,对学科建设也有一定意义。为一些后发国家探索一条较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可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和西方现代化理论等理论对越南1945年以来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及其特点、成就问题与经验教训、现代化水平、模式及走向进行了研究。本文由绪论和正文的第一至第十章和结语构成。绪论主要讨论本论文选题及有关概念的界定、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安排等。第一章讨论了越南现代化启动的历史背景(1858-1945年)。国际背景是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由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使许多前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西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国内背景是法国入侵和殖民统治对越南的传统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其发生分化和重组,从根本上改变了在“王朝循环”模式支配下的封建王朝的历史方向,越南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衰败化”和“边缘化”冲击下,越南在印支共的领导下走向“革命化”,经过义静苏维埃运动和八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越南现代化的启动以19世纪下半叶阮朝的改革为标志。①从阮朝的改革到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是越南现代化低度发展阶段②。第二章探讨了两种社会制度影响下的越南现代化进程(1945—1975年)。本章主要论述二战后越南分治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北方和在资本主义制度影响下的南方现代化进程。本章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45—1954年抗法时期;二是1954—-1975年抗美时期。内容包括,北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实践效果。美国在南越进行移植美式模式的现代化实践。由于战争的影响,越南错过了1945—1973年世界经济黄金时代①的发展机会。而东亚一些国家则利用越战的机会迅速发展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章阐述了越南统一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及严重挫折(1975—1986年)。越南在1976年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结束了长期国家分裂、南方政治衰败、和社会动乱的局面,成立了具有强大社会动员和整合能力高度集权的现代国家政权,提供了能进行自主型现代化发展的制度保证。但多年战争破坏使越南现代化起点很低,这决定了现代化发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由于指导思想和内外政策上的失误,越南再次错过有利的发展时机。虽然从1979年越南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但效果有限。直到实行全面革新开放后才进入现代化的正确轨道。第四章讨论革新开放后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间现代化建设的情况(1986—-1996年)。越共在1986年12月召开“六大”确定了全面革新的路线。六大成为越南现代化进入新时期的标志。越南在坚持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合理成分的同时吸收了其他国家现代化理论的有益成份,通过实践逐渐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新理论。七大制定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建设纲领》,使越南现代化进入第一个高速发展期。第五章论述了在苏联、东欧解体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下,越南对现代化战略进行的调整(1997—-2001年)。这时期,越南现代化面临多重挑战:在苏联、东欧的解体的影响下的政治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的经济危机和腐败影响下的社会危机。鉴于此,越南对政治体制和领导层、现代化的指导思想、经济战略、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提出了在2020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第六章研究了越南现代化进程的第二次快速发展的情况(2001-2006年)。2001年4月,越共“九大”把七大的《建设纲领》加以具体化。在九大思想指导下,越南的现代化进入第二个加速期。但发展中的问题也大量出现。第七章论述了越共十大到十一大间的现代化进程的情况,并分析了今后现代化进程的走向与趋势(2006—2011年)。经过20年的探索,越南已初步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和一条适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十大后越南现代化进程又取得重大进展。2011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一大为今后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第八章对1945年以来越南现代化进程成败的经验教训作了分析。对每个阶段现代化获重大进展和遭受挫折的原因从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外交、文化和军事以及自然地理和资源等方面作了较为深入分析。第九章对越南现代化进程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选用以中科院的两次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为主对越南的经济、社会、综合现代化、生态、文化和国际现代化水平作了较系统的量化评价。由于政治现代化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世界上还没有相关的定量评价体系,因此,对其评价限于定性方面。第十章对越南现代化进程的模式①进行了总结。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模式。本章对越南现代化模式的分析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诸多方面的内容。通过分析指出,越南早期现代化启动属于典型的挑战——回应(汤因比的说法)的模式。独立后,北方采取了经典社会主义模式,南方模式则试图建立资本主义模式。革新后,越南现代化模式开始向与东亚模式、中国模式、西方新自由模式相结合的市场化模式转变,形成了具有“越南特色混合型后全能主义模式”。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内容为结语。对以上各章的内容进行系统的归纳与总结,对本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进行升华和提炼。
刘风[9](2018)在《社会资本变迁中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基于广东省N区的实地调查》文中研究说明我国30多年来的人口流动过程,亦是流动人口不断分化与融合的过程。在流动人口分化与融合过程中,社会资本成为支撑其不断发挥主动性与能动性,获得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的重要资源。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流动人口,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与发展情况,通过解析社会资本的变迁,来讨论流动人口从边缘到中心的迁移以及流动人口主体性地生成。在不同角度下,学者对社会资本做出不同解释,且论述的核心相似。即,社会资本是能够带来价值、收益的一种资本形态。无论布迪厄提到的制度化的网络资源,还是科尔曼认为的人和人之间尚需偿还的关系,抑或是帕特南关注的信任、网络或规范要素,奥斯特罗姆强调的在互动模式中呈现的理解、期望、共享知识、规范和规则,又或者是福山论述的有助于个体间可说明的、相互合作的非正式规范,这些解释视角意涵了社会资本两个重要的类型:制度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资源。这两类资源为个体或社会在获得价值或收益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讲,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和制度资源可作为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实现社会融合的重要资本——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在流动人口的社会流动行动中得以变迁,成为当今研究我国人口迁移的重要理论视角之一。本文将个体置于制度背景以及社会关系网络中,考察制度与社会关系网络对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与发展的具体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资本是流动人口从社会关系网络和制度环境中所可能获得的各类关系资源和制度资源。那么,在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把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称为关系资本,把流动人口的制度资源称作制度资本,以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这两个社会资本类型为主要分析理路,将流动人口自身携带的或者能够在现代社会中获得的社会资本分为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两类。制度资本主要涵盖了从宏观到微观、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制度资源,例如户籍制度及其派生出来的相关政策规范、地方政策以及创新性规则等;关系资本则主要意涵了从传统到现代、从内部到外部、由非专业到专业的社会关系网络,例如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业缘关系以及与社会组织建立起来的具有成员资格的组织关系。鉴于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分属于以国家为中心和以个体为中心的两个不同层面的主体,二者之间通过一定的要素才能发生联系,产生互动关系,于是在二者之间引入行动视角,建立一个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互为型塑的分析框架,继而从行动者的行动出发,借由“过程——事件”的分析逻辑,以广东省N区为分析场域,探讨在现代社会中处于社会边缘空间的流动人口是如何利用各类社会资本,实现自我的主体性,进而完成比较华丽的转型。从制度资本的视角来看,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他们没有掌握更多地权力,也不是制度的设计者或者具体的政策法规的执行者,他们是在现代社会从事生产、尝试生活、试图发展的群体。他们有的居于底层,有的游走于边缘,有的向上迁移,有的成为群体中的精英。流动人口各式各样的状态,源于他们在一个规则明确的社会中生产、生活与发展,现有的宏观制度不断阻隔着其获得与流入地居民同等的社会对待,致使他们采取多样化的行动去争取权益。比如,流动人口通过钻制度或者政策法规的漏洞获得一定的利益。那么,从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角度来看,流动人口需要一个相对健全的法治环境、具有明确规则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通俗来讲,他们需要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或者在当下的社会中暂时不能实现,流动人口则会使用自己认为可行的、有效的办法去谋取利益。也就是说,如若有比较明确的、合理的制度资源能够支持流动人口实现其目标,因流动人口而产生社会问题的发生率则会相应递减,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创造的价值则会更大。宏观的二元户籍制度是阻碍流动人口实现最优社会融合的重要制度性原因,其产生的影响深远且力度大,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央权力不断下放给地方,制度改革被逐渐提上日程,地方政府尤其是处于改革前沿、敢于创新的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先后出台一系列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的政策,创新各项有利于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的规则。制度政策环境从约束到开放的转变,为制度资本的变迁、制度资本的整合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从而也为流动人口在规范的制度资本环境中,创造和投资各类关系资本提供了可能性。从关系资本的视角来看,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是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增加了流动人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流动的勇气,为流动人口进入完全陌生的社会搭建熟人圈子的桥梁,让流动人口能够获得相对具有安全感的社会环境。毋庸置疑,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是流动人口维持人情、面子的关键关系网络,为促使其进入流入地的落脚区打下基础。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社会规则不断解构原本牢固的熟人圈子时,具有传统社会特征的人情、面子以及各类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都被揭开面纱,露出其中的无力感和困顿,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被需要。因为只有重新建构适应现代社会特征的关系网络,才能实现流动人口较为长远的目标以及扞卫更为重要的、多元的权益。于是,业缘关系、社会组织为载体的组织关系纷纷登场,并显示出更多的优势,帮助流动人口从无力感和困顿中走出。业缘关系与组织关系突出了流动人口工具理性选择的特点,为流动人口的合理性流动以及获得身份认同与向上流动的机会提供了更加稳固且丰富的关系资源,增加了流动人口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新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关系资本引领下,流动人口得以创造更多财富,获得更多权益,实现向上流动,逐渐摆脱边缘性地位,完善主体性意识,完成社会融合。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其关系资本与制度资本是互为型塑的。制度资本离不开关系资本,关系资本也必须在制度资本的制约下才能发挥其最大功能。故而,关系资本与制度资本只有在相互影响中,才会发挥最优的效果。行动是连接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的内在逻辑链条:流动人口通过行动来表达自身的需求,促使政府与社会发挥制度资本的正面效应;政府与社会通过行动来推动各项制度资源的合理化,确保流动人口可以搭建更多具有工具理性特点的社会关系网络,满足流动人口的需求。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互为型塑的过程,完成了流动人口与现代社会及现代社会居民之间的互动、交换与合作,实现了不同主体间的社会融合,反过来又推动了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变迁、加快实现流动人口的主体性生成目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旨在强调:第一,社会资本变迁的过程,即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本逐渐发挥积极的效应,推动着流动人口不断表达自身的需求,激发流动人口从“外围”意识向“内核”意识转变,主动性和能动性逐渐提高;第二,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两个主要类型,二者具有积极效应也有消极效应,消极效应阻碍着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积极效应推动着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现代化、城镇化改变了现代社会固有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出现倒挂、社会分层逐渐调整,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环境的转变,促使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的消极效应日渐式微,转而发挥更多积极效应,从而推动流动人口获取更多权益。第三,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相互依赖,单方面的资本功能不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也不能解决流动人口所有的社会问题,只有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够从根本上推动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发展。第四,行动要素不可忽视,其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产生的能量较大。行动主体之间只有通过不断地互动、交往,才能够表达最真实的意愿,获得最精准的信息,从而规划最合理的制度,搭建最有效的关系网络。行动对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这两种社会资本类型具有粘合性效应。总的来说,社会资本的变迁过程是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由被排斥到融合的过程逻辑,投资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在融合过程中的主体性生成具有前瞻性意义。
高露洋[10](2020)在《改革政治的多层想象 ——新时期以来工业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时期以来工业小说是对中国改革历程的生动记录,内在蕴含了民族国家、现代化、改革之丰富语义,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表征符号。思考新时期以来工业小说创作,有助于审视中国改革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探究改革政治的多重面向,为反思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提供新的视域。首先,工业小说中改革政治的核心内涵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以科学技术为方法,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工业小说始终将国家置于现代化的时间序列上,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现实,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受文化保守主义影响,部分工业小说尝试将儒家文化、家族文化等传统文化内核与工业生产、企业家精神相结合,试验了民族传统文化融入、促进现代化的可能性与代价;“工业史”小说则尝试修复国家与工人之间的紧密关系,通过叙写工业历史,缓释当下工人群体的身份焦虑。科学技术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在新时期工业小说中继续以“红”与“专”的形式得到呈现。知识分子作为科技的主体成为叙述的中心,工人在生产中处于从属地位,但知识分子的留洋与工人为国分忧,暗示了“红”与“专”的对立。科学管理一方面被视为提高生产效率的必要方法,具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工人将科学管理视为压迫自身的方法。工人在失去科技话语权后,只能成为被管理的劳动力。新世纪工业史小说将“红”与“专”统一起来,工人子弟通过接受教育,既保证了工人文化的延续,又掌握了科学技术,完成了新世纪关于“又红又专”的想象。打工小说赋予“南方”以现代化的象征功能,集中呈现了打工者追求现代文明过程中的热望与代价,亦是中国现代化的缩影。南方或是现代文明的等价物,隐含了城与乡、现代与前现代的二元结构;或是检验劳动致富的实践空间;或是封闭的城市,拒绝打工者的闯入;或是生活的寓所,承载了打工者所有的喜怒哀乐。打工小说中的南方具有多样化的价值属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表意空间。其次,改革的推进伴随着阶层分化等社会矛盾的出现,使人们对改革产生质疑。工业小说与改革进程相呼应,反思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整合出现分裂的社会认同,修正社会对改革的认知。这突出表现在干部群像的改革实践以及对工人苦难的想象。不同阶段的改革实践赋予了干部形象特殊的政治意图和身份想象:他们或以“开拓者”之姿态表征国家改革的坚定意志;或以自身的失败反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必要性;或被“污名化”处理,成为改革代价的道德镜像;或成为“职业经理人”,探求解决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与资本逻辑矛盾的可能性。总之,干部形象的多种类别充分说明了中国改革的历时性与复杂性。工业小说中的苦难书写不仅仅在于展示苦难,更在于赋予苦难意义,达到阐释苦难的目的。《抉择》将苦难道德化,肯定工人对苦难的承担,通过惩治腐败回报工人对国家的忠诚,修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消解了现实苦难的悲剧意义。《车间主任》认为苦难源于工人缺乏改革意识,苦难的克服有赖于工人自我的蜕变,简化了苦难生成的复杂性。《问苍茫》将苦难归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借助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情怀与马克思主义话语寻找解决现实矛盾的方法,最终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进退失据。《无碑》将苦难视为打工者融入现代文明的必要代价,以个人奋斗的失败反思资本逻辑中的劳动美学。最后,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书写工业历史,记忆工人文化,想象工人未来,成为工业小说创作的中心。在后工业社会,工人文化的再生产分化成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对工人文化的浪漫怀旧,反思改革对社会道德文化的冲击,抚慰工人群体的精神伤痛,重建工人文化的当代价值;一是消解工人文化的崇高性,突出工人的失败图景,突破工业小说传统的叙述模式。两种路径都存在明显的认知偏见,彰显了后工业社会记忆工人文化的难度。
二、向现代企业制度靠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向现代企业制度靠拢(论文提纲范文)
(1)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 ——基于文化传播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1 导论 |
1.1 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1.1.1 研究的学术价值 |
1.1.2 研究的现实意义 |
1.2 本文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研究现状 |
1.2.2 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 |
1.2.3 主要研究目标 |
1.2.4 基本内容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2 理论基点:文化与传播 |
2.1 文化 |
2.1.1 文化概念及特性 |
2.1.2 文化的作用 |
2.1.3 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的概念 |
2.1.4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概念 |
2.2 传播 |
2.2.1 传播概念及特性 |
2.2.2 传播的作用 |
3 现代文化传播的历史背景: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内在自新力 |
3.1 古代史:各民族融合发展的文化传播史 |
3.1.1 族群的融合催生新质文化的诞生 |
3.1.2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发展 |
3.2 近现代史:新疆少数民族现代文化传播的萌芽及历史延宕 |
3.2.1 晚清至和平解放:现代文化萌芽及原因 |
3.2.2 晚清至和平解放:现代文化发展延宕的原因 |
3.3 当代史:和平解放至改革开放前:现代文化发展及延宕 |
3.3.1 现代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
3.3.2 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原因 |
3.3.3 和平解放至改革开放前:现代文化发展延宕的原因 |
3.4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当代冲突 |
3.4.1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化现代化要求不相适应 |
3.4.2 冲突的原因分析 |
4 现代文化传播的内驱力:新疆传统社会文化与现代经济文化的冲突 |
4.1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 |
4.1.1 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关系 |
4.1.2 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少数民族对先进现代文化的认同 |
4.1.3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促进经济发展 |
4.2 文化化:新疆宗教文化的现代适应性 |
4.2.1 新疆宗教概况 |
4.2.2 宗教极端主义 |
4.2.3 “祛魅”与“复魅”:宗教现代适应性的必然性 |
4.2.4 文化化:宗教文化的现代适应性 |
4.3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中的人的现代化 |
4.3.1 人的现代化——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 |
4.3.2 人的文化适应内在化——文化自觉 |
4.3.3 人的现代化的引领——民族意见领袖 |
4.3.4 人的现代化的途径——现代教育传播 |
5 现代文化传播的外动力:全球现代文化对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 |
5.1 全球化现代文化传播:冲突与借鉴 |
5.1.1 全球化概念及作用 |
5.1.2 全球化现代文化传播对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 |
5.1.3 全球化中的现代文化借鉴 |
5.2 全球化现代文化传播:文化整合 |
5.2.1 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
5.2.2 全球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整合 |
5.3 全球文化多样性传播:开放与传承 |
5.3.1 文化多样性概念及意义 |
5.3.2 开放:文化多样性传播中的选择 |
5.3.3 传承:文化多样性传播中的民族个性 |
5.4 全球文化多样性传播中的民族自新:创新 |
5.4.1 先进的现代文化是民族文化创新的方向 |
5.4.2 文化涵化是民族文化创新的途径 |
5.4.3 民族意识转变是民族文化创新的根本 |
5.4.4 人的现代化是民族文化创新的基础 |
5.4.5 对话是民族文化创新的条件 |
6 现代文化传播的路径:政治文化领域——建设公民文化 |
6.1 公民文化理论 |
6.1.1 公民文化概念及意义 |
6.1.2 公民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 |
6.1.3 公民文化的组成 |
6.1.4 公民文化建设的推动力量 |
6.1.5 公民文化的作用 |
6.2 几个典型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现代化实践 |
6.2.1 美国多元主义文化的实践及意义 |
6.2.2 加拿大多元主义文化的实践及意义 |
6.2.3 借鉴的启示 |
6.2.4 前苏联的经验教训 |
6.3 政治文化领域: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公民文化传播路径 |
6.3.1 新疆建设公民文化的必要性 |
6.3.2 新疆建设公民文化的途径 |
7 现代文化传播的路径:大众文化领域——发展文化产业 |
7.1 大众文化与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 |
7.1.1 大众文化概念 |
7.1.2 大众文化评价的演变 |
7.1.3 大众文化特征与现代性 |
7.1.4 文化世俗化: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日常文化传播路径 |
7.1.5 审美泛化: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大众审美传播路径 |
7.2 文化产业: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产业传播路径 |
7.2.1 文化产业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 |
7.2.2 提升文化产业的人文精神内核 |
7.2.3 发展文化产业助推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 |
7.3 大众传媒: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媒介传播路径 |
7.3.1 大众传媒:从精英到大众的文化传播 |
7.3.2 大众传媒: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媒介助推力 |
7.3.3 发展新疆大众传媒,促推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 |
8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结构安排 |
1.3.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2.1 概念界定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2.2 理论基础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2.2.2 自组织理论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5.2.1 研究方法 |
5.2.2 研究对象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5.3.1 研究假设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6.1.1 数据来源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6.1.3 变量介绍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6.2.1 全样本分析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6.4 稳健性检验 |
6.5 内生性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致谢 |
(3)海岛渔村转型研究 ——基于岱山南峰渔村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论文选题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综述 |
2.1 相关概念 |
2.1.1 海岛渔村 |
2.1.2 渔民渔业 |
2.1.3 渔业转型 |
2.1.4 休闲渔业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3 劳动力转移理论 |
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2.3.1 国内文献综述 |
2.3.2 国外文献综述 |
2.3.3 总结和评价 |
第三章 中国海岛渔村转型历史进程与发展 |
3.1 中国海洋渔村社会组织方式演进 |
3.1.1 社会主义初期 |
3.1.2 人民公社时期 |
3.1.3 承包责任制时期 |
3.1.4 渔业转产转业时期 |
3.1.5 休闲渔业发展时期 |
3.2 中国渔村渔业转型分析 |
3.2.1 渔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
3.2.2 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的转型分析 |
3.2.3 渔村渔业转型的意义和价值 |
第四章 调查地南峰海岛渔村渔业概况 |
4.1 南峰渔村的基本情况 |
4.1.1 地理区位 |
4.1.2 人文历史 |
4.1.3 生产主业 |
4.2 南峰渔村的历史发展 |
4.2.1 渔区民主改革时期 |
4.2.2 互助合作与公社化时期 |
4.2.3 文化大革命时期 |
4.2.4 改革开放后 |
第五章 南峰渔村转型分析 |
5.1 渔业功能转型 |
5.1.1 走向远洋:岱山首对"818"渔轮投入生产 |
5.1.2 走进市场:广交会提高渔村知名度 |
5.1.3 走向合作:渔业公司的创办和实践 |
5.2 渔村产业结构转型 |
5.2.1 渔工商联合,实施多元化发展 |
5.2.2 渔业经济合作,推进共同富裕 |
5.2.3 渔民转产转业,开拓生产新空间 |
5.2.4 清退近海养殖,发展休闲渔业 |
5.3 渔民生活变化和渔民身份转型 |
5.3.1 南峰渔村渔民生活与收入变化 |
5.3.2 南峰渔村妇女社会经济角色的变迁 |
5.3.3 转产转业从传统渔民向新型渔民转型 |
5.3.4 渔民生活从渔村向城市社区的转变 |
第六章 南峰渔村渔业转型存在的问题分析 |
6.1 休闲渔业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制约因素 |
6.1.1 休闲渔业法律规范和管理的不完善,影响了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
6.1.2 缺乏对渔村休闲渔业发展的总体设计和构想 |
6.1.3 渔村渔文化氛围缺失,渔文化传承保护遭遇瓶颈 |
6.1.4 渔村休闲船队、渔家民宿业服务质量落后 |
6.1.5 缺乏龙头企业的引领,一二三产的融合难以真正实现 |
6.2 渔民转产转业遭遇新课题 |
6.3 转型过程中城镇化进程,对渔民的转型形成了新挑战 |
第七章 南峰渔村渔业转型的对策分析 |
7.1 破除制约因素,大力发展休闲渔业项目 |
7.1.1 完善休闲渔业相关法规,提高管理水平 |
7.1.2 加急编制渔村休闲渔业产业总体规划方案 |
7.1.3 开发渔村“渔文化+旅游”策略,保护传承渔村文化 |
7.1.4 培育龙头企业,加快推动渔业产业升级 |
7.2 政府出台强渔惠渔政策,培训渔民转产转业技能,帮助渔民攻克难关 |
7.2.1 出台“惠渔”政策,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
7.2.2 培训渔民转产转业技能,提高渔民科学文化素质 |
7.3 有序推进渔村城镇化进程,转变渔民生产生活方式 |
7.3.1 完善渔村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 |
7.3.2 加强新型职业渔民培训,增加职业认同感 |
7.3.3 建立新型渔业组织,引领渔民多元化发展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4)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第六章 余论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6)我国普通高校体育异化的过程与本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研究意义 |
1.3 概念界定 |
1.4 文献综述 |
1.5 理论基础 |
1.6 研究思路 |
1.7 研究方法 |
2 我国普通高校体育异化及其判定 |
2.1 什么是普通高校体育 |
2.2 异化及其判定方式 |
2.3 我国普通高校体育问题表征 |
2.4 我国普通高校体育异化判定 |
3 历史考察:外部环境对普通高校体育异化的影响 |
3.1 中国古代体育的独特属性和学校体育的式微 |
3.2 中国近代体育发端于“内容嫁接式”体育课 |
3.3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体育的曲折发展 |
3.4 外部环境对普通高校体育异化的作用方式 |
4 互动关系:中国体育、教育、大学系统对普通高校体育的影响 |
4.1 中国体育模糊了学校体育的边界 |
4.2 教育系统内的应试同化与干预迟滞导致良性学校体育重塑艰难 |
4.3 中国大学内部生态迫使普通高校体育遵循多重工作逻辑 |
5 行动者分析:行动者的策略选择、行为与普通高校体育异化的呈现 |
5.1 被迫趋同与主动模仿:普通高校体育组织遵从“合法性机制” |
5.2 “反抗”与“权力”转移:行动者自由行动的多种表现 |
5.3 无奈之举与“意外”后果 |
6 我国普通高校体育异化综合分析 |
6.1 普通高校体育异化形成过程的特点 |
6.2 我国普通高校体育异化过程 |
6.3 普通高校体育异化本质在于组织功能异化 |
6.4 异化消解的可能性 |
7 研究结论 |
7.1 我国普通高校体育异化过程 |
7.2 我国普通高校体育异化及其本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附录2 访谈提纲 |
附录3 主要访谈对象统计表 |
(7)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7.5 镇压反革命 |
第8章 “支前征粮”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第9章 “双减反霸”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12.1 建政特点 |
12.2 历史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8)二战后越南现代化进程研究(1945-201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界定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界定 |
二、研究意义 |
三、对有关概念的理解与诠释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
一、中国的研究 |
二、越南本国的研究 |
三、其他国家的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一、研究方法 |
二、论文结构 |
第四节 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一、重点 |
二、难点 |
三、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越南现代化启动的历史背景(1858—1945年) |
第一节 国际背景 |
一、世界现代化、工业化浪潮的加快及对东亚国家的冲击 |
二、西方殖民者对东南亚国家的入侵与殖民 |
第二节 国内背景 |
一、传统社会的特点及对现代化启动的制约作用 |
二、法国殖民统治对越南社会的影响及变化 |
第三节 越南封建王朝的改革及早期现代化思想 |
一、阮朝末期的改革运动及早期现代化思想的启蒙 |
二、创建民主共和政体的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思想 |
第四节 越南共产党的建立及其领导人民反法国、日本殖民者的胜利 |
第二章 两种社会制度影响下的越南现代化进程(1945—1975年) |
第一节 实行战时社会主义制度的北方现代化进程 |
一、越南民主共和国现代化指导思想——胡志明思想 |
二、抗法、抗美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
第二节 南越的依附性发展和美式现代化的破产(1954—1975) |
一、美式民主制度试验的失败 |
二、扭曲发展的经济现代化 |
三、美国失败的现代化实验——南越"战略村计划" |
四、南越社会的畸形发展 |
第三章 统一后越南对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和严重挫折(1975—1986年) |
第一节 强化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危害与革新思维的提出 |
第二节 世界工业化第三次浪潮发展机遇的丧失 |
一、政治现代化进程:对国家的"苏式"政治整合及反思 |
二、经济发展走到崩溃的边缘 |
三、国家全面控制下的社会整合 |
四、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
第四章 革新后,现代化走上正轨并进入第一个加速期(1986—1996年) |
第一节 革新伊始时期越共对现代化思想与理论的思考(1986—1991年) |
一、苏联、中国及一些国际组织对越南革新开放思想的影响 |
二、革新开放的总设计师——阮文灵的革新思想 |
三、强调思维革新和在革新中坚持"六项基本原则" |
四、"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 |
五、以民为本的社会现代化思想的提出 |
六、走向世界的新起点:"广交友,少树敌"外交政策的提出 |
第二节 革新开放的蓝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建设纲领》的出台(1991—1996) |
一、正式树立"胡志明思想"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
二、提出形成有国家管理的市场机制理论 |
三、提出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文明的发展目标 |
四、提出"全方位、多样化"的外交路线 |
第三节 十年革新的举措与初步成就 |
一、越共六大和七大的召开的背景及对现代化的初步设计 |
二、在苏东剧变的压力下谨慎地进行政治革新 |
三、工作重点的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 |
四、社会现代化进程逐渐步入正轨 |
五、经济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出现 |
六、外交战略的成功转变和外交关系的新格局 |
第五章 金融危机冲击下越南对现代化战略的调整(1996—2001) |
第一节 八大召开与金融危机冲击下对现代化指导思想的调整 |
一、对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体系的探索 |
二、工业化、现代化思想的提出 |
三、对时代特征、国际形势的理论认识 |
四、以民为本的社会发展思想的深化 |
第二节 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越南现代化进程的减速及调整 |
一、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改革与调整 |
二、金融危机后对经济现代化战略的调整(1996—2001) |
三、现代社会的特征开始显现 |
四、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 |
五、八大的外交方针及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作用 |
第六章 越南现代化进程的第二次加速期(2001—2006) |
第一节 现代化思想与理论的发展 |
一、认为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有利于越南推进现代化进程 |
二、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思想体系的初步形成 |
三、新战略的形成: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 |
四、强调分配公平和加快文化对外交流 |
五、利用全方位外交推进现代化的思想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第二次加速 |
一、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提速 |
二、经济现代化的第二次加速 |
三、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 |
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态出现恶化趋势 |
五、全方位外交政策的成果及对现代化的推进 |
第七章 迈出改革新步伐(2006-2010) |
第一节 越共十大以来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新思想 |
一、加强党建新思想的提出 |
二、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对越南的影响在增强 |
三、开展新农村建设,强调要实现社会的进步与公平 |
四、提出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对外开放新战略 |
第二节 中国现代化理论与思想对越南的影响 |
第三节 现代化进程的新进展 |
一、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日益凸现 |
二、增长快速和危机并存的经济现代化进程 |
三、现代社会端倪初现 |
四、全面开放态势的形成 |
五、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步成为社会共识 |
六、越共"十一大"后现代化发展的走向 |
第八章 越南现代化进程中经验与教训 |
一、经验 |
二、教训 |
第九章 对越南现代化进程水平的综合评估 |
第一节 对经济现代化进程水平的评价 |
第二节 对社会现代化进程水平的评估 |
第三节 对经济、社会的综合现代化水平的评估 |
第四节 对生态现代化的评价 |
第五节 对政治现代化的评价 |
一、政治现代化评价标准 |
二、对政治现代化进程水平评价 |
第六节 对国际现代化的评价 |
一、国际现代化的定义及其水平定量评价标准 |
二、对越南国际现代化水平的评价 |
第七节 对文化现代化的定量评价 |
一、文化现代化的定义及其水平定量评价标准 |
二、对文化现代化定量评价 |
第十章 越南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演变及特点 |
第一节 统一前南、北方现代化模式及特点(1945至1975年) |
一、北方仿效苏联的"战时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 |
二、资本主义影响下的南方现代化模式的构建及其失败 |
第二节 苏式经典社会主义模式在全国的确立、挫折及初步变革(1975—1986年) |
一、高度集权政治现代化模式的进一步强化 |
二、高度集中与统一的经济现代化模式 |
三、国家高度控制下的社会发展模式 |
四、经典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和危害 |
第三节 现代化模式的全新转型及趋向:自主型发展模式的形成(1986—2006年) |
一、越共探索有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
二、在稳健的基础上向民主、分权和法制化转型的后全能政治模式 |
二、向市场化不断迈进的社会主义定向经济模式 |
四、逐步走向国家社团主义的开放、注重民生和多元化的社会及文化发展模式 |
第四节 十一大后,越南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走向 |
一、具有越南特色的政治现代化模式正在构建 |
二、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取向 |
三、长期坚持国家管理下的社会发展模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社会资本变迁中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基于广东省N区的实地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研究的缘起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社会关系网络及人口迁移研究 |
二、制度视角下的人口流动研究 |
三、研究述评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个案概观 |
一、研究思路及拓展 |
二、个案概观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一、社会资本:一个多元的理论视角 |
二、社会资本的理论意义 |
第二节 核心概念阐释 |
一、制度资本:具有“制度”属性的社会资本 |
二、关系资本:呈现“关系”属性的社会资本 |
三、关系资本和制度资本的内在关联 |
第三节 制度资本、关系资本的相互作用:一个理论分析的框架 |
一、在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之间:行动视角的引入 |
二、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互为形塑:一个综合性的解释框架 |
第三章 社会资本内卷化:流动人口的边缘境遇 |
第一节 户籍制度及其派生制度:流动人口安居他乡的阻碍 |
一、户籍制度及其派生制度释义 |
二、户籍制度及其派生制度的“追阻”:N区流动人口面对的结构性壁垒 |
三、“月是故乡明”:在陌生人社区的无着落感 |
第二节 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流动人口“远走”他乡的内部依靠 |
一、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内涵解析 |
二、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进城”:N区流动人口的关系网络实践 |
三、抱团发展:把“他乡”作“故乡” |
第三节 表达性行动缺失:边缘化社会空间的生成 |
一、社会排斥与流动人口边缘化 |
二、边缘化社会空间的生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与讨论 |
第四章 社会资本去内卷化:流动人口的分化 |
第一节 地方政策:流动人口逐步被接纳的制度性支撑 |
一、地方政策的扩展意义 |
二、地方政策的“补位”:N区流动人口获得制度性保障 |
三、地方政策的合理性支持 |
第二节 业缘关系:流动人口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的选择 |
一、业缘关系的建构过程 |
二、业缘关系“扎寨”:N区流动人口的社会行动 |
三、业缘关系与流动人口的工具理性选择 |
第三节 表达性行动重构:流动人口分化的样态 |
一、流动人口群体分化的类别 |
二、流动人口群体分化的可及性 |
第四节 本章小结与讨论 |
第五章 社会资本拓展:流动人口的融合 |
第一节 创新性规则: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推力 |
一、创新性规则的重要性 |
二、创新性规则“登场”:N区流动人口的适应性调整 |
第二节 组织关系: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专业服务网络 |
一、组织关系的专业化发展 |
二、组织关系“助力”:N区社会组织与流动人口的互动 |
第三节 工具性交换:流动人口的融合形态 |
一、流动人口的工具性交换行动 |
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最优形态 |
第四节 本章小结与讨论 |
第六章 社会资本整合:流动人口主体性生成 |
第一节 制度资本的整合:流动人口主体性的制度书写 |
一、从国家到社会:完善人口流动的相关制度 |
二、从传统到现代:跨社会结构融合 |
第二节 关系资本的整合:流动人口主体性的关系叙事 |
一、从内部“他者”变成局内人 |
二、从边缘到中心:跨地域类型适应 |
第三节 合作互惠:流动人口主体性的生成理路 |
一、双向互动与主体性生成 |
二、共同在场与主体性生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与讨论 |
第七章 总结与讨论 |
第一节 社会资本变迁的行动逻辑 |
一、表达:社会资本变迁的前置条件 |
二、交换:社会资本变迁的关键要素 |
三、合作:社会资本变迁的终极推力 |
第二节 投资社会资本的路径与重要意义 |
一、投资社会资本的路径 |
二、投资社会资本的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10)改革政治的多层想象 ——新时期以来工业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缘起 |
二、工业小说范畴的厘定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四、研究方法与内容 |
第一章 改革主体:新时期民族国家想象的建构 |
第一节 民族国家神话与现代性反思的阙如 |
第二节 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构 |
第三节 “工业史”书写与缓释身份焦虑 |
第二章 改革路径:科技霸权与工人的失落 |
第一节 科技主体:工人主体地位的消解 |
第二节 科学管理:效率与公平矛盾的凸显 |
第三节 科学信仰:工人与科技再结合的可能性 |
第三章 改革前沿:“南方”的现代化想象 |
第一节 文明之地:无悔的现代性追求 |
第二节 财富之所:虚幻的奋斗传奇 |
第三节 封闭之城:永远的都市异乡人 |
第四节 生存之寓:被忍受的现实痛楚 |
第四章 改革干部:公平与效率的困境 |
第一节 “开拓者”型:官僚体制与卡理斯玛支配的失败 |
第二节 “无力回天”型:“好人”没用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吁求 |
第三节 企业家型:改革正义与干部形象的污名化 |
第四节 职业经理人型:身份焦虑与社会主义价值诉求 |
第五章 改革阵痛:工人苦难与认同政治的重整 |
第一节 《抉择》:主流话语与苦难的道德化 |
第二节 《车间主任》:改革神话与苦难的内在化 |
第三节 《问苍茫》:诗性正义与苦难的本质化 |
第四节 《无碑》:资本逻辑与苦难的价值化 |
第六章 怀旧与消解:后工业社会工人文化的再生产 |
第一节 怀旧:工人文化的浪漫想象 |
第二节 消解:工人文化的否定性书写 |
第三节 工人文化再生产的可能性与限度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向现代企业制度靠拢(论文参考文献)
- [1]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 ——基于文化传播视角[D]. 王春芳. 武汉大学, 2013(01)
-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3]海岛渔村转型研究 ——基于岱山南峰渔村的调查[D]. 王丽君. 浙江海洋大学, 2020(01)
- [4]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5]论私有企业制度创新[J]. 陈宝荣,褚与根.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8(03)
- [6]我国普通高校体育异化的过程与本质研究[D]. 刘旭明.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7]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8]二战后越南现代化进程研究(1945-2010)[D]. 齐欢. 云南大学, 2011(02)
- [9]社会资本变迁中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基于广东省N区的实地调查[D]. 刘风.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10]改革政治的多层想象 ——新时期以来工业小说研究[D]. 高露洋. 河北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