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幸福大街电话局局房工程竣工验收投入使用（论文文献综述）
饶晓晓[1]（2016）在《近代杭州、宁波城市建设的现代化进程及其比较研究（1840～1937年）》文中提出宁波、杭州属中国近代边缘城市,其城市建设的现代化进程虽明显滞后于上海、天津等近代主流城市,但作为浙江省内较早开启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地区,在浙江省内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反映了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侧面。论文以1840～1937年宁波、杭州为研究对象,从其影响因素、城市建设管理制度、城市建设与建筑活动等方面展开研究。在调研及相关史料梳理的基础上,定义1927年之前为近代杭州、宁波城市发展的前期,1927年之后为近代杭州、宁波城市发展的后期。论文梳理了杭州、宁波近代前期（1927年之前）城市建设发展的各类影响因素以及城市建设管理制度的发展概况,梳理了近代前期宁波、杭州城市建设与建筑活动的发展脉络。宁波、杭州近代前期城市建设的现代化进程以“异”（差异性）为主导性特征,这种“异”即体现为宁波的“先发被动”与杭州的“后发主动”。宁波近代开埠较早,其城市建设的现代化进程是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以及江北外人居留地的开辟而被动开启的,因此是“先发的”和“被动的”。杭州开埠较晚,其城市建设现代化进程的起步较晚,由中国政府所主导,是中国主动学习西方现代城市建设理念的产物,因此是“后发的”和“主动的”,1920年代,杭州逐步实现对宁波的超越。论文梳理了杭州、宁波近代后期（1927年之后）城市建设管理制度的整体框架,对浙江省级及杭州、宁波市级城市建设管理制度展开研究,包括现代城市建设管理机构的建立、现代城市建设管理法规的颁布及现代工程项目建设程序的形成等,此外梳理了近代后期宁波、杭州城市建设与建筑活动的发展脉络。宁波、杭州在近代后期城市建设的现代化进程中“异”（差异性）“同”（相似性）并存。“同”即是指近代后期宁波、杭州具有较为统一的行政体系架构及城市建设管理制度架构,与此同时还具有较为相似的各类影响因素；“异”则是指杭州自1920年代赶超宁波之后,至1930年代城市建设现代化进程领先于宁波。论文对近代前期、后期宁波、杭州的城市建设管理制度进行了比较,得出如下结论：1.近代前期宁波、杭州的城市建设管理制度均是效仿主流城市现代城市建设管理制度的产物；2.近代后期宁波、杭州的城市建设管理制度均是效仿主流城市南京、上海的城市建设管理制度的产物,且在发展程度上均滞后于同时期的南京、上海；3.近代后期杭州的城市建设管理制度相对更接近于上海,宁波的城市建设管理制度则远远滞后于上海、杭州,与杭州形成较大差异。
于峰[2]（2019）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文中提出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次年,英国工程师毕晓普就将磁石式对讲电话带入上海租界。此后的六十多年,上海租界电话交换技术经历了磁石制、共电制和自动电话制三种制式发展阶段,管理模式从许可证经营发展到特许专营,电话经营公司主体也随着技术的演进而转换。本文在全球电话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以技术史和跨国史的视角,依托有关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一手史料、同时期电信专业人士的专着和学术论文,以及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档案、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和北华捷报等核心史料,探讨并重构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的历程,分析每一次技术升级和重大改造背后的多种成因及其得失。研究发现,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演进过程中,发明专利、设备制造商、跨国公司以及租界当局行业监管等内外因素对其最终技术路径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上海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研究中,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研究发现,1930年上海租界电话特许专营权的竞争中,以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为代表的新兴跨国企业,依靠共电式电话向旋转式电话升级过程中对专利技术的垄断以及跨国资源整合优势,在租界“自治”行业规制下,通过干预本地工部局董事会选举和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政治,巧妙规避了英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障碍,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战胜了遵从于传统投资型的英国企业,最终获得上海租界四十年电话特许经营权。上海租界作为大英帝国的海外飞地,无疑为这场东-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冲击与回应提供了一个竞技场,脱胎于朝贡体系的国民政府,沦为多元利益诉求中的一个“棋子”,无力改变租界自治下的政治走向与结局。论文共分为七个章节。绪论部分,首先阐述选题的意义,引出论文的主线——从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来考证上海租界电话史,进而探讨西方近代科技文明在租界发展的历史遗存及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启示。在梳理学界研究现状和成果的同时,重点介绍文献分布情况,新史料的发现以及考证方面所做的工作,明确本论文的目标及其研究方法。以中西交通史视角来看,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次西学东进的过程,上海租界作为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扩张下的一块“飞地”,在这场东西方文明碰撞中无疑充当着“桥头堡”,发挥了示范效应。正因如此,租界电话史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技“内史”,而应当将电话技术放在东西文明交汇的文化透镜下进行审视与反思。在第1章中,笔者用有限篇幅,简单介绍了上海租界形成与治理模式,探讨了上海租界与宗主国之间内在制度沿革与文化脉络,为后文探讨行业规制的发端、发展与演进提供了一个语境。其中,兰宁的遗着《上海史》让我们直接触碰到上海公共租界那段“隐蔽”的历史时空。作为上海租界电话史研究,论文将对电话技术的研究限定在1877-1943这66年时间跨度内,对其技术和行业规制的演变进行梳理和考证。但从历史沿革来看,电话技术脱胎于电报,早期的电话线路即为电报线路,监管制度同样脱胎于电报的管理方式,这使得研究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在电话技术本身,而应将研究领域延展到电报,尤其是工部局电报公务网向电话网整体升级改造这一历史事件。在租界早期有关电话的报道中,电报工程师毕晓普是一个活跃人物,已有的研究对此着墨不多。笔者从史料出发,对其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引入、试验、应用推广及商业化运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客观评价;同时,重点介绍了上海租界在电话早期与电报共生时期的发展状况,考证了上海租界磁石式电话发展进程中所特有的两种技术形态——“简式”磁石式与“复式”磁石式。这是第2章的主要内容。第3章探究的是上海租界电话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即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三十年的发展期。在这段时期,租界电话经历了从磁石式、共电式和自动式三种制式技术的演进。文献的梳理和考证成为了本章的重要工作。研究发现,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从磁石式向共电式演进中,华洋公司选择了一种由爱立信公司生产的“改进型”磁石与共电混合模式作为过渡。这一发现,颠覆了早期国内学者对我国电话技术演进形态的认知。同时,对变局中自动式电话技术的梳理,使得华洋公司电话技术演进的脉络以及每一次路径选择变得更为清晰。尽管海外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关注并深入研究跨国公司的全球影响力及其内在运作机制,但在中国租界史的研究中,跨国公司这条“巨鳄”却一直处于“潜伏”的状态,鲜有学者关注。第4章填补了这一空白,对两大跨国公司,即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与爱立信公司的海外对决,及其对上海租界电话技术自动式升级中路径选择的影响做了探讨。《爱立信公司大事记》、《I.T.T.:The Management of Opportunity》等西方史料和外文专着,为本章的跨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材料。第5章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演进,将整个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笔者从工部局董事会会议纪要一手史料出发,考证了不同时期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特点与得失。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依托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详细分析并再现了1930年租界电话特许权之争背后的国际政治因素、跨国公司的利益角逐以及工部局自治等多元利益的博弈,从制度上掀开了披在西方政治文明身上的神秘外衣。大英帝国殖民时期的海外贸易,仍然以维护本国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但是,由于租界自治的出现,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打破,多元利益的博弈已经形成,最终资本的力量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6章是结语部分,通过对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规制演进的历史研究,给出对租界电话发展史的总体评价。
邢力[3]（1995）在《北京幸福大街电话局局房工程竣工验收投入使用》文中认为北京幸福大街电话局局房工程是为解决北京市崇文区电信需求紧张状况，由北京市电信管理局电信开发建设指挥部承建。
李南[4]（2011）在《中国近代避暑地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建筑活动研究》文中认为论文以近代庐山、莫干山、鸡公山、北戴河避暑地为研究对象,从“避暑地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视角”、“近代避暑地的形成与发展”、“近代避暑地的建筑活动”3方面开展研究工作。首先,回顾分析了相关文献资料及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了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其后分析比较了避暑地形成的地理、气候、风景条件,阐明了避暑地的基本概念,阐述了近代避暑地相关章程的订立及其影响,在此基础上明确了论文研究的相关背景及研究视角。其次,将庐山、莫干山、鸡公山、北戴河避暑地的形成与发展按时序梳理为大致平行的4条线索展开论述,从而对四避暑地的发展进程形成整体性与比较性的架构。论文作者及其研究团队广泛搜集、整理、研究相关史料和文献,多次赴现场开展实地考察和建筑测绘,多次访问相关部门和个人,全方位获取充足的基础研究资料,取得了相当数量的一手考察资料和建筑测绘资料。在此基础上,运用计量史学及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开展庐山、莫干山、鸡公山、北戴河避暑地的比较研究,完成了近代避暑地的综合性研究工作。论文从影响避暑地形成与发展的区位交通条件、西方教会、特定历史人物、人文历史事件等因素出发,研究这些影响因素对各避暑地形成发展的共性及个性化影响,其中区位与交通影响因素是避暑地开辟及形成发展的支撑促进要素；西方教会影响因素是避暑地早期开辟及建筑活动发展的主导性动力；特定历史人物影响因素是避暑地开辟及规划建设的推动性因素；人文历史事件影响因素是避暑地建筑活动发展进程阶段划分的关键性依据。进而,论文将避暑地建筑活动的发展进程划分为5个阶段,并理清了各发展阶段避暑地建筑活动的主要概况；将避暑地建筑活动的发展主线梳理为前后交叠与交替的“西方人建筑活动发展主线”与“中国人建筑活动发展主线”,并论述了两条发展主线中后者所具备的差异性特征,即以北戴河、鸡公山为代表的“北京政府主导型的中国人建筑活动发展主线鼎盛期的‘前置’”和以庐山、莫干山为代表的“南京政府主导型的中国人建筑活动发展主线鼎盛期的‘后置’”。再次,论文阐述了近代避暑地营造业、建筑师（工程师）、市政机构的基本状况,提出避暑地营造业、建筑师（工程师）、市政机构的出现开启了建筑活动的现代化进程,避暑地建筑活动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近代主流城市的辐射与影响,避暑地建筑活动的现代化进程相对于近代主流城市的发展滞后的观点；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研究避暑地近代建材及建筑符号,得出避暑地建筑活动塑造了有别于近代主流城市以及各避暑地间互异的“地方性知识”的结论。本论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基于创新研究观念与创新研究方法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50838007）。
张勇[5]（2017）在《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文中提出在历史上,开封曾经是七朝古都,且自元、明、清、中华民国以至新中国建立初期都是河南的政治中心。但自清始,其省会地位曾发生过动摇。清初,迫于明末黄河决口造成的破坏,开封各级衙署被迫迁出。晚清时期,由于黄河水患,道光皇帝曾提出迁移河南省会之议。抗战时期,迫于日寇的威胁,河南省会被迫迁出开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全国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历史背景下,由于郑州市具有位于河南省适中位置、处于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矿产资源丰富等发展经济的优势,而开封则面临诸多发展瓶颈,比如资源匮乏、处于黄泛区中心位置、面临黄河水患威胁等。两市的发展前景反差巨大,为了发展河南地方经济、实现工业化,方便对全省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城市工作的领导,河南省地方领导向中央提出省会由开封迁郑州请求,并获得批准。河南省政府在1950年就开始将郑州市作为未来省会进行规划,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还未开始,国家没有大的建设任务,河南省以及郑州市只能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小规模建设。1952年9月19日郑州市被中央批准为河南省会,自1953年开始,省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对郑州市进行了更科学合理的规划,在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下,郑州市开始了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全面建设,为省会迁移做准备。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州。省会的迁移给开封市的经济以及群众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开封市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才克服了困难。郑州市为迎接省会迁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市政建设、整顿交通秩序、加强物资供应等,保证了河南省直机关顺利迁郑州。河南省委为省直机关的迁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对因省会迁移而产生的人事与组织关系变更,省委组织部也进行了适当地调整。省会迁走后,为了解决开封市的城市定位问题以及尽量减轻省会迁离对开封市经济的影响,河南省委决定将郑州地委专署由荥阳迁往开封市;在开封市的帮助下,郑州地委专署顺利入驻开封市,并改名为开封专区。河南省会迁移后留下的房产以及场地由开封市负责接收,开封市接收后作了相应处置,并在接收过程中积极维护本市利益。省会迁移郑州促进了该市的快速发展。其经济蒸蒸日上、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教育事业发展迅猛,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医疗卫生事业日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增强,从而使该市迅速成长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新省会郑州市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一五计划时期中央与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以及随省会迁来的大批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力量的充实。开封市失去了省会地位,其经济发展缓慢,教育事业萎缩,文化事业衰落,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数量增长迟缓、结构也趋向不合理。导致其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大批省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随省会迁离开封,极大地削弱了开封市城市发展的能力。一五期间,开封市属于非重点建设城市,其建设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同时开封市还必须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的发展。河南省会变迁对河南省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省会变迁改变了河南省的城市布局,形成了以郑州市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历史基础;同时省会变迁也导致了开封市经济发展滞缓。在文化方面,省会变迁使河南传统的文化中心发生转移,从而产生双面性作用,对河南省的文化传播产生影响。在教育方面,省会变迁也是导致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名校缺失的原因之一。总之,省会作为一个区域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它的变迁必将对该区域城市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我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型国家,故全国政治中心享有支配资源的绝对优势,然后依次是省级区域政治中心、地区级区域政治中心、县级区域政治中心等。每级行政中心在本辖区内享有支配资源的相对优势。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意味着城市发展资源集聚中心的转移。因此,成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往往各方面发展较快,而失去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则发展缓慢,或者从此衰落。同时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会对该区域整体城市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刘春玲[6]（2010）在《青岛近代市政建设研究（1898-1949）》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1898年—1949年间青岛的市政建设为研究对象,引入市政学、管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对此期间青岛的市政建设和市政管理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与论述。1898年德国租借青岛后,大规模的建港建城拉开了近代青岛市政建设的序幕,此后青岛经历了日本的两度侵占、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统治。本文纵向梳理了德租时期的“依法治城”、日据时期的“以军治城”和“以华制华”、北洋政府时期在“自主治市”过程中进行的官制改革,以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市长制及“专家治市”等不同的政府组织构建系统及运行机制;通过对1900年《青岛城市规划》、1910年《青岛市区扩张规划》、1935年《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方案》、1939年《青岛特别市地方计划》和《青岛特别市母市计划》的分析,深入探讨这些城市规划在技术层面和可实施性上有着哪些特点,对青岛的城市现代化、空间布局、城市规模、建筑文化、人文景观等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通过对青岛港、胶济铁路、道路、下水管道等城市基础设施的研究,和自来水、供电、公共交通、公共卫生与防疫、园林绿地等城市公用事业的研究,以及城市居民的住宅建设及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的考察,探讨青岛如何按照现代西方市政理论去实践和构建城市设施,如何按照“现代方式”去规划和整顿城市空间,提高了市民的生活质量、居住环境和培养了市民的现代生活方式,市政府又是如何进行有效的城市管理的,对青岛的城市化和都市居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等都产生了哪些影响等等;最后,本文总结近代青岛市政建设的三个特点,即制度建设具有连贯性、持续性;市政建设经费来源固定化;市政工程实行招商承建制度、有统一的建筑标准和有规范的监管机制。
苏全有[7]（2005）在《清末邮传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邮传部研究这一课题属于中国近代政治史领域,本文试图从国家与社会、制度史、现代化、政策学等多个视角,运用混合型历史网络系统的史观为支撑,以1906-1912年邮传部存在期间为前后时限,努力将描绘的历史图景或结论与历史实态相吻合,准确重构历史的真实,并对邮传部的相关政策进行评析。全文计分六章,概要如下: 第一章:晚清交通事业的管理相形混乱,邮传部的成立就是这一客观现状的自然需求所致。部务交接乃权利的整合过程,而经费困窘则折射出邮传部自身的内耗。管理层中,尚书更迭频仍,其中至为关键者是陈璧、徐世昌与盛宣怀等。 第二章:邮传部的官员主要有尚书、侍郎、丞参、佥事、郎中、员外郎等,其薪俸、公费等均有定制。地方管理中主要有总协理及督办,此外则为顾问官、议员、洋务总办、交通使、邮传使及铁路总稽查等。机构中,内部机构主要是两厅四司、铁路总局等,外部机构以交通银行和学校为主,其中学校分航运学堂、铁路学堂、邮电学堂及综合性学堂等。交通规章除了四政专律外,其它较为杂乱,且大多处于建制中。洋员管理政策在后期以裁汰为主,其原因是节费的需要,这与当时的利权回收运动有关。对留学生的任用十分重视,人才匮乏是促动因素。 第三章:邮传部与中央各部门的权限划分中,与农工商部的关系最复杂,与陆军部的交涉最激烈,与外务部的折冲最被动,与度支部、学部、资政院及税务处的权限划分相形清晰,问题也较为单一。邮传部与地方督抚的权限划分集中体现在铁路及省电归部二事上,此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较量。就职掌而言,邮传部越权主要表现在矿业方面,其失位则与袁世凯、外务部及张之洞等有绝大之关系。 第四章:邮传部在航路电邮四政发展中都颇有作为,其中铁路方面主要是统筹划一、致力建设、发展铁路营运等,各地铁路因之有较大进步;航运方面主要是调查及规章建设,发展表现为内河、外洋航运两个方面;邮政方面除了调查、统计、计划、制订政策与章程之外,还加强了地方建设及联邮业务;电政方面主要是健全章程、整顿改良及调整收费等,其发展成就集中为各地电线发展及电政局的进步。四政之外,在汽车、电灯、无线电及航空领域,邮传部亦有尝试。总之,邮传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交通事业的近代化。 第五章:与交通发展相关联的利权回收运动,邮传部亦有突出表现。铁路方面主要是收回京汉路,交涉苏杭甬铁路、东北铁路等,并推动材料国产化;邮政方面集中为接收邮政及打击客邮;电政方面主要是与俄国、日本、德国及英国等列强交涉;航运方面相形薄弱,这与我国航运发展状况有关。当然,利权回收运动尽管取得了相当之成就,但其代价亦极巨大,这在京汉路、苏杭甬铁路等问题上都有显现,邮政权虽经收回,但外人仍有相当势力,可谓极不彻底。在今天看来,不计代价的利权回收需要检讨。
闫觅[8]（2015）在《以天津为中心的旧直隶工业遗产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对工业遗产保护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目前的研究多是从工业建筑入手,以保护再利用为切入点,因此对工业遗产的关注点常在于建筑的空间、结构、风格等方面,所建立的工业遗产认定和保护体系也以从工业建筑为基准。但是工业遗产不应该局限于工业建筑,还应包括工艺流程、机器设备、企业文化等相关内容,因此对工业遗产的研究应该纵观整体,只有掌握全面的信息,才能对其准确的定位。天津作为旧直隶地区的工业中心,不仅仅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缩影,更反映了天津和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清末的洋务运动至民国时期的“黄金十年”再到日本占领的萧条时期,天津作为早期的开埠城市,俨然成为中外交流的窗口,同样天津地区的工业发展也不是封闭的,它反映当时中外之间的政治、权利、利益错综复杂的关系。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的外资工厂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华资工业进行资源掠夺和物资倾销,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国探寻工业发展的途径,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因此选择天津这个叱咤在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更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国近代工业的全貌。本文首先对中国现存的近代工业遗产进行梳理,将中国现存的工业遗产分为七个工业遗产群,选取以天津为中心的旧直隶工业遗产群作为典型案例分析,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理清工业发展脉络,并提出工业遗产行业的分类标准,对现存遗产从历史、行业、形态和保护级别四个方面的遗产构成分析,并总结出天津为中心的旧直隶工业遗产群的特征。工业的发展不仅对地方经济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城市、建筑的发展与演变也有很大的影响。本文构建了遗产群的“群-链-点”的阶梯模式,通过对军工产业链、纺织产业链、化工产业链以及公用设施中的典型案例的历史研究,明确了旧直隶地区的工业从最初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与技术,到最后精英阶层终于利用所习得的知识开展技术创新这一发展历程;在工业的建设选址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中方与西方之间的角力与博弈;工业建筑的形式风格与功能布局从中体西化演变为全盘西化,最后发展到以功能为主的厂区格局,揭示了旧直隶地区在近代化过程中工业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为以天津为中心的旧直隶工业遗产群的价值评估提供基础。工业遗产群是针对区域遗产保护的一种新型的保护理念,本文根据《下塔吉尔宪章》、《台北亚洲工业遗产宣言》、《中国工业遗产价值评价导则（试行）》中对工业遗产价值的认定标准,分析了以天津为中心的旧直隶工业遗产群的价值定位,为天津工业遗产群的保护和再利用提供理论依据和研究基础。
彭志军[9]（2012）在《官民之间：苏州民办消防事业研究（1913-1954年）》文中指出鉴于商业繁荣及火灾易发的特点，再加上清末地方自治风潮的影响，清末时苏城出现了民办的消防组织。这些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商铺及市民的捐助，属于民间公益的范畴。自清末创办始，该类组织数量不断增加，至民国时期，其数量最多时达七、八十处之多，一般情况下也有五、六十处。由于民办救火组织数量众多，又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致使各救火组织之间难以协调，影响了救灾效率。为了加强协调，提高救火效率，在经过多次的磨合之后，苏城全城性的救火组织领导机关——苏州救火联合会于1913年成立。此后，救火联合会不断加强对各救火会的领导，整合了当时苏城的民办救火力量，极大地推进了苏州火政的发展。在联会管理之下，原来呈点状分布的单个救火会，此时则呈网状分布，基本覆盖了苏州全城各个角落，构成了一套严密的火灾预防系统，维护着苏城的安宁。在救火联合会成立前两个月，苏州警察厅消防队也设立，这是苏州唯一的官办消防组织，此后虽名称屡经变化，但苏州官办的消防力量一直存在。官办消防队初成立时规模只相当于一个民办救火组织，虽然后来力量有所增强，但仍远逊色于民办救火联合会。可以说，民办消防组织几乎承担了苏城绝大部分的火灾防救任务，而官办消防组织则起着指导作用，并作为官方力量的一种象征。官、民两种消防力量之间经常出现矛盾和冲突，即便是救火联合会所辖的救火会之间也是纠纷时见。但在有效地预防和扑救火灾的根本问题上，各救火组织的融合与合作是主流，官、民消防力量相互配合，共同维护着苏城的安宁与繁荣。抗战后，救火联合会恢复组织，力量仍较政府消防力量强大，但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复员后的第三年，救火联合会即面临被撤销的危险，在该会与地方人士的据理力争之下，联合会得以暂时保留。建国后，救火联合会被逐步改编，最终被官办消防队接管，苏州的消防事业自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是官办的消防力量并不是万能的，此后其他民办消防组织仍在起着一定的作用。从苏州民办救火组织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苏州社会的每一个变化都会在消防事业上得到反映，而消防事业也对苏州社会产生着影响。苏州特定的环境决定了存在于其间的民办消防事业稍逊于沿海的上海，但凭借与上海毗邻的有利条件，其民办消防事业的发展程度又超过其他内陆地区。通过对苏州民办消防事业的研究，我们清晰地看到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是决然对立的，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偏废。国家与社会互有短长，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相得益彰。
于晓磊[10]（2015）在《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7、18世纪,工业革命使英国为首的一批西方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率先进入了现代化社会,从此开启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技术的进步与动力的改革带来了生产的工业化和文化的工业化,机器生产成为社会新兴的产业类型,随之兴起的工业建筑,也成为最具时代性的建筑类型之一。19世纪40年代,中国开埠,外资开始在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经商办厂,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成为最先接受西方文化的区域之一,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也在此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序幕。中国在近代工业时期建设的工厂建筑汇聚了西方传入的新样式、新材料、新技术、新结构,它的发展与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紧密相连,成为同时期采用西方风格建筑类型的率先之作。正是在这些工业建筑中,在机器大生产的轰鸣声中,中国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的运行体制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人们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社会生活方式也受到颠覆,不仅如此,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面临改革,在这一历史剧烈变革、新旧交替的时期,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表现得尤为激烈,其中产生的各类问题和现象也就更值得探讨,故论文正是选取了 1840年至1949年这一时间节点中的工业建筑遗产进行研究。首先,论文选择长三角地区进行区域工业建筑遗产的研究主要有两点考虑,即它的历史背景和地理区位。近代中国长三角地区成为社会变革最剧烈的地方,与这两点因素密不可分。从地理区位来看,长三角地区东临黄海与东海,西与安徽、江西接壤,北临山东,南邻福建。淮河、长江、钱塘江等大型河流穿越于此,如此通江达海、南北东西进退裕如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得这片区域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有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从历史背景来看,长三角地区自六朝伊始,便是历史上的文化富集区,中华民族的精英文化在这里积淀,久远的文化血脉在这里得以保存和延续,传统棉纺织业、丝绸业、陶瓷业、漆木业等工商业堪称发达。到了中国近代,良好的地理优势、厚重的文化基础和工商传统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有“五口通商”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工业经济中心和工业科技中心,又有以南京为主的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约地、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建立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政治中心,也有作为民族工业发源地的无锡、南通、宁波等一批重要城市。故得益于这两点因素,长三角地区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最剧烈的地方,现代中国正面临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变革期,该地区在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和保护方面仍走在时代的前沿,对这一区域的工业建筑遗产进行研究,可以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案例。其次,从文化遗产学的视角来看,近代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工业建筑是直接受西方工业革命影响而诞生的一种物质形态。近代工业生产力的诞生,改变了厂房建筑、生产设施,甚至社会的生产方式,这种工业化的改变成为近代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诞生的逻辑起点,所以工业建筑作为近代社会生活方式的物质载体,可以直观的反映当时的社会变化。但是现实情况是工业建筑遗产这种具有珍贵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迄今并没有受到很好的重视和保护。近些年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及社会有识之士在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总体上对工业建筑遗产的科学调查和认知上仍存在不足,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手工业生产不重视的历史渊源有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受“雅”“俗”文化之制约,人们对与礼制、政治与宗庙相关的建筑特别重视,而对与生产性相关的手工业建筑相当忽视,导致从历史到今天,对于保存了中国农业社会生产方式的手工业建筑记载和保存数量都很少。即使在今天,与生产相关的遗产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大量近代工业建筑被拆毁,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状况,本文重新梳理近代社会工业建筑遗产,既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同时也力求重塑公平公正的文化遗产观。综上,论文以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这类物质遗存作为研究对象,这些遗产实际具有全国范围内的典型性。一方面,近代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如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都曾在此从事过工业活动,他们与其他工程技术人员、建筑设计师等共同为中国近代工业创造了一批最早的军事类和“官督商办”类的工业,由此使长三角地区诞生了中国近代最多的工业门类、开创了很多近代工业类型,并且还影响了全国的近代工业建设,这是中国其他城市和区域所不具备的。在此过程中创建的工业建筑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时全国工业建筑的风格、特点和成就。另一方面,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在近代聚集有大量建筑师、建筑设计事务所,不管是西方的、留学归来还是本土培养的建筑师,皆在此从事设计工作,所以在工业建筑的设计方面,长三角地区的工业建筑代表了近代中国全国范围内工业建筑的典型特征,最能体现东方与西方思想的结合以及当时的建筑设计理念、设计风格和最高水平。中国长三角区域内的近代工业建筑,率先吸收了西方工业建筑的诸多特征,并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建造技艺和审美思想,成为一种在中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的新兴建筑。长三角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不仅蕴含着自身发展和演变的历程,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更展示出中国作为东亚地区重要国家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及这一过程中所代表的工业文明成就,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这一国家及文明转型特殊时代,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中国人社会文化、精神特质、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生存智慧在新生的工业文明形态中的某种表现。本篇论文共分为十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阐述了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内容,对论文的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做了界定,并梳理了中国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研究发展脉络。第二章主要对西方工业革命的原点——英国工业建筑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分析了英国的工业建筑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文化及审美变革。中国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主要受此影响,拉开了中国近代社会工业化的变革序幕。第三章至第七章,主要反映了笔者的田野调查成果,展现了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中的一大批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现状,系统梳理了 1840——1949年间,中国受西方工业革命影响下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的发展和演变,分析了不同城市的工业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工业建筑文化。第八章主要使用文化遗产学的方法理论,对长三角地区的近代工业遗产的建筑元素进行结构,分析了其时、空演变整个过程。本文在第九章认为中国近代工业建筑发展存在“移植”与“重塑”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的工业建筑在长三角区域内的互相碰撞、融合、不断创新,发展出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近代工业建筑类型,通过对这两大系统出现和演变过程的原因解析,分析了隐藏其中的近代变革期的社会文化。同时,本文还主张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应是其核心价值。文化遗产学的研究意义在于它不仅关注过去的文化,更立足于当代、为社会未来发展服务,所以论文在第十章尝试以“文化遗产学”的视角,对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模式进行多角度的探索。通过前文对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价值的研究,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在保护与利用上,应与体现工业遗产核心价值的物质元素一起,如生产设备、生产环境、生产系统、档案资料和企业文化等,共同得到原真性的保护与利用。
二、北京幸福大街电话局局房工程竣工验收投入使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幸福大街电话局局房工程竣工验收投入使用（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杭州、宁波城市建设的现代化进程及其比较研究（1840～1937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基本概念界定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2 相关领域文献和研究成果综述 |
| 1.2.1 相关领域资料 |
| 1.2.2 研究成果综述 |
| 1.3 研究的内容、方法、框架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3.4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近代宁波、杭州城市建设管理制度的萌芽(1840～1927年) |
| 2.1 宁波近代城市建设管理制度的萌芽(1840～1927年) |
| 2.1.1 宁波的地理概况、历史沿革 |
| 2.1.2 宁波近代前期城市与建筑发展的推动因素 |
| 2.1.3 近代宁波城市与建筑管理机构及制度的萌芽 |
| 2.2 杭州近代城市建设管理制度的萌芽(1840～1927年) |
| 2.2.1 杭州的地理概况、历史沿革 |
| 2.2.2 杭州近代前期城市与建筑发展的推动因素 |
| 2.2.3 近代杭州城市与建筑管理机构及制度的萌芽 |
| 2.3 小结 |
| 第3章 近代宁波、杭州城市建设的前期初步发展(1840～1927年) |
| 3.1 近代宁波城市与建筑的初步发展(1840～1927年) |
| 3.1.1 现代城市市政的起步 |
| 3.1.2 建筑活动的现代化起点及其典型建筑案例 |
| 3.2 近代杭州城市与建筑的初步发展(1840～1927年) |
| 3.2.1 现代城市市政的起步 |
| 3.2.2 建筑活动的现代化起点及其典型建筑案例 |
| 3.3 小结 |
| 第4章 近代杭州、宁波城市建设管理制度的建立与改进(1927～1937年) |
| 4.1 浙江省省级城市建设管理制度的建立与改进(1927～1937年) |
| 4.1.1 浙江省省级城市建设管理机构的建立(1927～1937年) |
| 4.1.2 浙江省省级城市建设管理法规的初步制定(1927～1937年) |
| 4.2 杭州市级城市建设管理制度的建立与改进(1927～1937年) |
| 4.2.1 杭州近代后期城市与建筑发展的推动因素 |
| 4.2.2 杭州城市建设管理机构及其沿革(1927～1937年) |
| 4.2.3 杭州城市建设管理法规的建立与完善(1927～1937年) |
| 4.3 宁波市级城市建设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完善(1927～1937年) |
| 4.3.1 宁波近代后期城市与建筑发展的推动因素 |
| 4.3.2 宁波城市建设管理机构及其沿革(1927～1937年) |
| 4.3.3 宁波城市建设管理法规的建立与完善(1927～1937年) |
| 4.4 浙江省及各市工程项目建设程序的初步形成(1927～1937年) |
| 4.4.1 工程策划及设计 |
| 4.4.2 工程准备 |
| 4.4.3 工程施工 |
| 4.4.4 工程验收 |
| 4.5 小结 |
| 第5章 近代杭州、宁波城市建设的后期兴盛发展(1927～1937年) |
| 5.1 近代杭州后期城市建设的兴盛发展(1927～1937年) |
| 5.1.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杭州的城市规划 |
| 5.1.2 市政建设的发展 |
| 5.1.3 建筑活动的兴盛发展(1927～1937年) |
| 5.2 近代宁波后期城市建设的兴盛发展(1927-1937年) |
| 5.2.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宁波的城市规划 |
| 5.2.2 市政建设的发展 |
| 5.2.3 建筑活动的发展 |
| 5.3 小结 |
| 第6章 近代杭州、宁波城市建设管理制度的比较 |
| 6.1 杭州、宁波现代城市建设管理机构的比较 |
| 6.1.1 前期宁波、杭州现代城市建设管理机构的设立及其比较 |
| 6.1.2 后期中国人主导的杭州、宁波现代城市建设管理机构的设立及其比较 |
| 6.2 杭州、宁波现代城市建设管理法规的比较 |
| 6.2.1 现代土地法规及其比较 |
| 6.2.2 现代市政建设法规及其比较 |
| 6.2.3 现代建筑法规及其比较 |
| 6.2.4 建筑师、营造业管理法规及其比较 |
| 6.3 小结 |
| 第7章 结语 |
| 7.1 前期转型的差异 |
| 7.1.1 宁波西方人为主导的“先发被动型”城市现代化进程 |
| 7.1.2 杭州中国人为主导的“后发主动型”城市现代化进程 |
| 7.1.3 “后发主动型”对“先发被动型”的超越 |
| 7.2 后期发展的异同 |
| 7.2.1 同——杭州、宁波城市建设管理制度相对于近代主流城市的效仿及滞后 |
| 7.2.2 异——近代后期宁波在城市建设管理制度及城市发展上相对于杭州的滞后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2）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由来 |
| 0.2 学界研究现状 |
| 0.2.1 晚清到民国电话史研究 |
| 0.2.2 当代中国电话史研究 |
| 0.2.3 国外学者研究成果 |
| 0.3 文献分布与订正 |
| 0.3.1 核心史料来源及文献出处 |
| 0.3.2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的订正 |
| 0.3.3 《上海邮电志》的订正 |
| 0.4 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0.4.1 拟实现的目标 |
| 0.4.2 方法与路径 |
| 第1章 租界的形成与治理模式 |
| 1.1 租界的设立与扩张 |
| 1.1.1 租界的形成 |
| 1.1.2 租界的扩张 |
| 1.2 上海租界的治理模式 |
| 1.2.1 英美公共租界 |
| 1.2.2 法租界 |
| 小结 |
| 第2章 毕晓普主导下的电话引入(1877-1900) |
| 2.1 电话发明与海外扩张 |
| 2.1.1 阶段性特征 |
| 2.1.2 欧美电话发展情况 |
| 2.2 毕晓普,上海租界电话第一人 |
| 2.2.1 租界早期报道 |
| 2.2.2 电报工程师 |
| 2.2.3 三次电话试验 |
| 2.3 两雄相争到东洋专营 |
| 2.3.1 单线简式磁石 |
| 2.3.2 单线复式磁石 |
| 2.3.3 一场有争议的招标 |
| 小结 |
| 第3章 欧洲势力扩张下的路径依赖(1900-1930) |
| 3.1 共电制交换技术 |
| 3.1.1 汉口路14号 |
| 3.1.2 远东最先进电话系统 |
| 3.1.3 多局制 |
| 3.2 变局中的自动交换技术 |
| 3.2.1 自动电话概况 |
| 3.2.2 上海第一个自动台 |
| 3.2.3 按次计费 |
| 3.2.4 升级五位号码 |
| 3.3 安森报告 |
| 3.3.1 上海电话的悲剧 |
| 3.3.2 十字路口 |
| 3.3.3 出售华洋公司 |
| 小结 |
| 第4章 美国力量成就技术终极变革(1930-1943) |
| 4.1 跨国公司的海外对决 |
| 4.1.1 贝恩与I.T.T. |
| 4.1.2 海外对决 |
| 4.2 美商旋转制一统天下 |
| 4.2.1 旋转制 |
| 4.2.2 改造工程 |
| 4.2.3 一市两制 |
| 4.3 技术演进的终极定格 |
| 4.3.1 跨国公司组织架构 |
| 4.3.2 寓管理于会计 |
| 4.3.3 全球一体化 |
| 小结 |
| 第5章 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演进 |
| 5.1 1877 -1883,混业竞争格局下的许可证管理 |
| 5.1.1 电报管理模式 |
| 5.1.2 工部局的抉择 |
| 5.2 1883 -1908,自然垄断格局下的许可证管理 |
| 5.2.1 改造公务电报网 |
| 5.2.2 取消电话许可费 |
| 5.2.3 引入最高限价规制 |
| 5.2.4 东洋公司最后的抉择 |
| 5.2.5 特许专营规制的诞生 |
| 5.3 1908 -1943,契约规制框架下的特许专营管理 |
| 5.3.1 行业规范 |
| 5.3.2 调整收费 |
| 5.3.3 规制中的重大决策 |
| 5.4 1930 上海租界电话特许专营权之争 |
| 5.4.1 迟到的改革 |
| 5.4.2 贝恩的警告 |
| 5.4.3 海外的博弈 |
| 5.4.4 最后的较量 |
| 小结 |
| 第6章 结语 |
| 附录1 :上海租界电话大事年表 |
| 附录2 :上海租界电话人物传略 |
| 附录3 :上海租界电话用户发展情况表 |
| 附录4 :上海租界电话公司历史沿革示意图 |
| 附录5 :中、英译名对照表 |
| 附录6 :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大事记(英文) |
| 附录7 :柯尔(P.H.Cole)报告(英文)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与学术活动 |
| 致谢 |
（4）中国近代避暑地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建筑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1.2 文献及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
| 1.2.1 相关文献资料综述 |
| 1.2.2 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
| 1.3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避暑地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视角 |
| 1.4.2 近代避暑地的形成与发展 |
| 1.4.3 近代避暑地的建筑活动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梳理 |
| 1.5.2 实地调研与建筑测绘 |
| 1.5.3 计量史学方法 |
| 1.5.4 历史比较研究 |
| 第2章 避暑地的概况及其社会历史背景 |
| 2.1 避暑地的地理、气候、风景条件 |
| 2.1.1 地理条件 |
| 2.1.2 气候因素 |
| 2.1.3 风景资源 |
| 2.2 避暑地的基本概念 |
| 2.3 避暑地溯源 |
| 2.3.1 避暑地在亚洲地区的起源 |
| 2.3.2 避暑地在亚洲地区的传播 |
| 2.3.3 避暑地在亚洲地区的分布 |
| 2.3.4 避暑地与亚洲国家的殖民类型 |
| 2.4 避暑地章程的订立及其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避暑地的兴起、发展与衰落 |
| 3.1 庐山避暑地的兴起、发展与衰落 |
| 3.1.1 李德立涉足牯岭及牯岭的初期建设 |
| 3.1.2 "牯岭交涉案"与《牯岭十二条》的签订 |
| 3.1.3 长冲地区的扩充与其它地区的开辟 |
| 3.1.4 西方人自治机构的产生 |
| 3.1.5 庐山避暑地的早期规划——波赫尔规划 |
| 3.1.6 北京政府时期的建筑活动 |
| 3.1.7 庐山避暑地中国人管理机构的成立 |
| 3.1.8 南京政府时期的建筑活动 |
| 3.1.9 庐山避暑地的收回 |
| 3.1.10 庐山避暑地的衰落 |
| 3.2 莫干山避暑地的兴起、发展与衰落 |
| 3.2.1 西方传教士初涉莫干山 |
| 3.2.2 西方人自治机构的产生 |
| 3.2.3 莫干山避暑地早期的建筑活动 |
| 3.2.4 清末民初莫干山避暑地管理权之争 |
| 3.2.5 北京政府时期的建筑活动 |
| 3.2.6 莫干山避暑地中国人管理机构的成立与避暑地的收回 |
| 3.2.7 南京政府时期的建筑活动 |
| 3.2.8 莫干山避暑地的衰落 |
| 3.3 鸡公山避暑地的兴起、发展与衰落 |
| 3.3.1 李立生、施道格初涉鸡公山 |
| 3.3.2 西方人自治机构的产生 |
| 3.3.3 鸡公山避暑地早期的建筑活动 |
| 3.3.4 鸡公山避暑地的收回 |
| 3.3.5 北京政府时期的建筑活动 |
| 3.3.6 南京政府时期的建筑活动 |
| 3.3.7 鸡公山避暑地中国人管理机构的成立 |
| 3.3.8 鸡公山避暑地的衰落 |
| 3.4 北戴河避暑地的兴起、发展与衰落 |
| 3.4.1 避暑地划定前西方人最初的活动 |
| 3.4.2 北戴河避暑地的划定 |
| 3.4.3 西方人自治机构的产生 |
| 3.4.4 北戴河避暑地早期的建筑活动 |
| 3.4.5 北京政府时期的建筑活动 |
| 3.4.6 南京政府时期的建筑活动 |
| 3.4.7 北戴河避暑地中国人管理机构的成立 |
| 3.4.8 北戴河避暑地的衰落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避暑地形成发展的影响因素、发展阶段与主线 |
| 4.1 区位与交通影响因素 |
| 4.1.1 长江航线、南浔铁路对庐山避暑地的影响 |
| 4.1.2 京杭运河、沪杭甬铁路对莫干山避暑地的影响 |
| 4.1.3 芦(平)汉铁路对鸡公山避暑地的影响 |
| 4.1.4 津榆铁路对北戴河避暑地的影响 |
| 4.2 西方教会影响因素 |
| 4.2.1 西方教会的发展与避暑活动的兴盛 |
| 4.2.2 西方教会早期对避暑地的涉足及其发展概况 |
| 4.2.3 西方教会在各避暑地的建筑活动 |
| 4.3 特定历史人物影响因素 |
| 4.3.1 朱启钤对近代城市规划建设的贡献 |
| 4.3.2 朱启钤对北戴河避暑地规划建设的贡献 |
| 4.4 人文历史事件影响因素 |
| 4.4.1 全局性人文历史事件的"同一性" |
| 4.4.2 地方性人文历史事件的"差异性" |
| 4.5 避暑地建筑活动发展进程的阶段与主线 |
| 4.5.1 避暑地建筑活动发展进程的5个阶段 |
| 4.5.2 避暑地西方人、中国人建筑活动交叠与交替的不同发展主线 |
| 4.5.3 避暑地中国人建筑活动发展主线鼎盛期的"前置"与"后置"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避暑地营造业、建筑师及各类中西组织机构 |
| 5.1 中国传统营建体系的转变——避暑地近代营造业的繁荣 |
| 5.1.1 庐山避暑地近代营造业的繁荣 |
| 5.1.2 莫干山避暑地近代营造业的繁荣 |
| 5.1.3 鸡公山避暑地近代营造业的繁荣 |
| 5.1.4 北戴河避暑地近代营造业的繁荣 |
| 5.2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工程师与建筑师的出现 |
| 5.2.1 避暑地近代的西方工程师、建筑师及其建筑活动 |
| 5.2.2 避暑地近代的中国工程师、建筑师及其建筑活动 |
| 5.3 西方人现代市政管理机构的出现——避暑地近代西方人的自治机构 |
| 5.3.1 上海租界现代市政管理机构的出现与仿效摹本的设立 |
| 5.3.2 避暑地西方人自治机构的出现与对租界市政机构的效仿 |
| 5.3.3 避暑地西方人自治机构的现代市政管理职能 |
| 5.4 中国人现代市政管理机构的出现——避暑地近代中国人的组织机构 |
| 5.4.1 近代主流城市中国人现代市政管理机构的出现与发展 |
| 5.4.2 避暑地西方人自治机构的示范效应与中国人自治机构的出现 |
| 5.4.3 避暑地中国人官方管理局的逐步出现及其现代市政管理职能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避暑地建材及建筑符号统计分析与比较研究 |
| 6.1 避暑地建材统计分析与比较研究 |
| 6.1.1 墙体建材类型及特征、所占比例与时间分布 |
| 6.1.2 屋面建材类型及特征、所占比例与时间分布 |
| 6.2 避暑地建筑符号统计分析与比较研究 |
| 6.2.1 亭式构图类型及特征、所占比例与时间分布 |
| 6.2.2 拱券类型及特征、所占比例与时间分布 |
| 6.2.3 过梁类型及特征、所占比例与时间分布 |
| 6.2.4 坡屋顶、老虎窗类型及特征、所占比例与时间分布 |
| 6.2.5 栏杆类型及特征、所占比例与时间分布 |
| 6.3 避暑地建材及建筑符号与建筑活动的"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 |
| 6.3.1 避暑地建材及其建构方式与建筑活动"地方性知识"的构造 |
| 6.3.2 避暑地建筑符号与建筑活动"地方性知识"的构造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避暑地形成发展的影响因素、发展阶段与主线 |
| 7.1.1 避暑地形成与发展的各类影响因素 |
| 7.1.2 避暑地建筑活动发展进程的5个阶段 |
| 7.1.3 避暑地建筑活动发展进程的不同主线 |
| 7.2 避暑地营造业、建筑师、组织机构与建筑活动的现代化进程 |
| 7.2.1 避暑地营造业、建筑师、市政机构的出现开启了建筑活动的现代化进程 |
| 7.2.2 避暑地建筑活动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近代主流城市的辐射与影响 |
| 7.2.3 避暑地建筑活动的现代化进程相对于近代主流城市的发展滞后 |
| 7.3 避暑地建材及建筑符号与建筑活动的"地方性知识" |
| 7.3.1 避暑地建筑活动塑造了有别于近代主流城市建筑活动的"地方性知识 |
| 7.3.2 避暑地建筑活动塑造了各避暑地之间互异和具有特色的"地方性知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附录内容 |
（5）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回顾与分析 |
| (一) 有关中国城市史的研究 |
| (二) 国内有关中国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研究 |
| (三) 海外及港台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点 |
| 四、研究对象与概念说明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河南省会变迁动因 |
| 第一节 开封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清、民国开封省会地位的动摇 |
| 一、清初驻开封各级衙署的被迫迁出 |
| 二、晚清时期的迁省会之议 |
| 三、民国时期河南省会的迁移 |
| 第三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动因 |
|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的国内经济背景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行政区划调整及省级行政中心变迁 |
| 三、郑州成为河南省新省会的优势 |
| 四、开封发展的瓶颈 |
| 五、河南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契合 |
| 小结 |
| 第二章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与初步建设 |
| 第一节 郑州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 |
| 一、郑州市新省会的初步规划 |
| 二、苏联专家与新省会城市规划 |
| 第三节 新省会郑州市的初步建设 |
| 一、新省府工程 |
| 二、郑州市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相关建设机构的变化 |
| 三、郑州市的全面建设任务 |
| 四、迅速壮大的基本建设队伍 |
| 五、坚持勤俭节约的建设原则 |
| 第四节 城市扩建中的征地 |
| 一、郑州市留用土地以及建设征地概况 |
| 二、郑州市土地征用相关政策及调整 |
| 三、郑州市征地使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省内外积极支援新省会建设 |
| 一、郑州市各界的大力支援 |
| 二、郑州市群众积极为城市建设筹集资金 |
| 三、来自省内外的支援 |
| 小结 |
| 第三章 河南省会迁移过程及相关问题解决 |
| 第一节 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及政府应对 |
| 一、省会迁郑的部署 |
| 二、省会迁郑前开封市政府的调查工作 |
| 三、开封市受影响群众对省会迁移的反映 |
| 四、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 |
| 五、开封市政府应对民生经济困难的对策 |
| 第二节 郑州市迎接河南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一、省会迁郑筹备机构的成立 |
| 二、郑州市迎接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三、欢迎迁郑委员会对筹备工作的检查与督促 |
| 四、郑州市民众对筹备工作的积极响应 |
| 五、省会迁郑筹备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第三节 省会迁移中的组织工作与组织关系调整 |
| 一、河南省委的动员与组织工作 |
| 二、留汴与迁郑:省委及政府的人事组织调整 |
| 第四节 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 |
| 一、郑州专区由荥阳迁开封 |
| 二、开封专区的成立以及专市关系 |
| 三、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的影响 |
| 第五节 开封市政府接收迁郑单位移交房产场地及其处置 |
| 一、开封市政府对迁郑单位房产的接收 |
| 二、开封市对房产的处置与分配 |
| 三、房产及场地移交中的问题及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省会郑州市的崛起 |
| 第一节 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与技术工人成长 |
| 一、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 |
| 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 |
| 三、工人技术力量的成长 |
| 第二节 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 |
| 一、郑州市城市建设概况 |
| 二、郑州市快速发展的市政建设 |
| 三、郑州市政建设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与日俱进的教育事业 |
| 一、中等职业教育与技工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二、从无到有的高等教育 |
| 三、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及体育事业的发展 |
| 四、稳中有进的基础教育 |
| 五、郑州市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日趋繁荣的文化事业 |
| 一、省级文化科研机构迁郑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繁荣 |
| 二、文化娱乐基础设施的兴建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发展 |
| 第五节 日益改善的医疗卫生事业 |
| 一、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概况 |
| 二、郑州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 |
| 三、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六节 郑州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原因分析 |
| 一、职工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 |
| 二、职工住房条件的改善 |
| 三、人民幸福感增强 |
| 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开封省会地位丧失与发展的滞缓 |
| 第一节 发展滞缓的经济 |
| 一、开封市与郑州市工业经济发展比较 |
| 二、开封市与郑州市投资额对比 |
| 三、作为非重点建设城市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 |
| 四、发展缺乏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投资 |
| 第二节 总体萎缩的教育事业 |
| 一、发展迟缓的基础教育 |
| 二、停滞的职业教育 |
| 三、萎缩的高等教育 |
| 四、开封市教育发展滞后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文化发展走向衰落 |
| 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随省会迁郑州 |
| 二、文化娱乐设施发展的停滞 |
| 三、文艺表演团体的缩减 |
| 四、开封市文化发展衰落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卫生事业发展缓慢 |
| 一、发展滞缓的卫生事业 |
| 二、缩减的卫生事业经费 |
| 三、开封市卫生事业发展滞缓原因分析 |
| 第五节 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 |
| 一、开封市人口增减变化 |
| 二、开封市人口结构变化 |
| 三、开封市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六章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一、以郑州市为中心的老工业城市的发展 |
| 二、郑州市周围发展较快的中小城市 |
| 三、郑州市周边因资源而兴起的新兴省辖市 |
| 四、河南省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基地 |
| 五、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一、文化中心的转移及其双面性作用 |
| 二、高等教育发展滞缓、名校缺失的缘由之一 |
| 三、省会变迁对河南省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分析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国内外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历史考察 |
| 二、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关系 |
| 附录 |
| 附表一: 清代黄河决口次数与河南河患纪要表 |
| 附表二: 民国开封黄河水患情况 |
| 附表三: 省直机关迁郑影响情况综合调查表 1954年7月5日 |
| 附表四: 郑州市城市人口调查表 |
| 附表五: 郑州市幼儿教育以及基础教育基本情况（含3个表格） |
| 附录一: 省府迁郑后对救济工作的安排 |
| 附录二: 关于欢迎省会迁郑各项筹备工作的报告 |
| 附录三: 郑州市欢迎迁郑委员会的三次筹备工作检查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6）青岛近代市政建设研究（1898-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 选题意义 |
| （一） 对青岛近代市政建设的研究，对城市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 （二） 在反思中为当今青岛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
| 三 课题研究的概念解析、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
| （一） 有关市政的概念 |
| （二） 研究目标 |
| （三）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四 本文的突破与创新 |
| （一） 视角新颖 |
| （二） 史论结合与图文并茂 |
| （三） 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 |
| （四） 充分挖掘运用新史料 |
| 第一章 青岛的城市近代化进程 |
| 第一节 青岛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 |
| 第二节 清末建置与传统市镇的形成 |
| 第三节 以商贸为中心的港口城市的初步形成 |
| 第四节 多功能中心城市的形成 |
| 第二章 城市政府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德租时期的政府构建与“依法治城” |
| 第二节 日据时期的政府构建与“以军治城”“以华治华” |
| 一 日本第一次侵占时期的政府构建与“以军治城” |
| 二 日本第二次侵占时期的政府构建与“以华制华” |
| 第三节 北洋政府时期的政府构建与“自主治市” |
| 第四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政府构建与“专家治市” |
| （一） 市政府的构建 |
| （二） 区以下行政组织的构建 |
| （三） 市政机构的主要职能 |
| 第三章 城市规划与空间布局 |
| 第一节 德占时期的城市规划与“南北狭长”带状空间结构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城市规划与五大功能分区的空间结构 |
| 第三节 日占时期的城市规划与南宿北工的空间布局 |
| 第四节 青岛近代城市规划的特征分析 |
| 第四章 按照“近代方式”构建的基础设施 |
| 第一节 远洋和内航并重的青岛港 |
| 第二节 与山东腹地相连通的胶济铁路 |
| 第三节 实用与人文并重的街路 |
| 第四节 雨污分离为主体的下水管道 |
| 第五章 以“城市近代化”为主旨的公用事业 |
| 第一节 保证城市用水的自来水建设 |
| 第二节 以民用和工业动力为基础的城市供电 |
| 第三节 多元、便捷的公共交通 |
| 第四节 “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与防疫 |
| 第五节 兼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园林绿地 |
| 第六章 住宅建设与城乡居住条件的改善 |
| 第一节 人口城市化与城市住宅建设 |
| 第二节 市内平民和乡区民众居住条件的改善 |
| 第七章 多元的文化娱乐设施与文化教育的发展 |
| 第一节 多元的娱乐文化设施 |
| 第二节 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发展 |
| 第八章 近代青岛市政建设的特点 |
| 第一节 制度建设具有连贯性、持续性 |
| 第二节 市政建设财政资金来源的固定化 |
| 第三节 市政工程建设的制度化、标准化与规范化管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及成果 |
| 后记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7）清末邮传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前史 |
| (一) 铁路 |
| (二) 外债问题 |
| (三) 邮电与航运 |
| (四) 余论 |
| 二、选题意义等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重难点与创新点 |
| (三) 研究视角及评价标准 |
| 第一章 邮传部的成立 |
| 一、晚清交通管理沿革 |
| 二、邮传部的成立 |
| 三、部务交接 |
| 四、经费 |
| 五、管理层的变动 |
| (一) 更迭频仍 |
| (二) 关键人物 |
| 第二章 官制、机构与规章管理 |
| 一、官制 |
| (一) 官员、薪俸与公费 |
| (二) 总协理与督办制度 |
| 二、内部管理机构 |
| (一) 两厅四司 |
| (二) 铁路总局 |
| (三) 其他机构 |
| 三、外部机构 |
| (一) 交通银行 |
| (二) 学堂 |
| 四、交通规章 |
| (一) 四政专律 |
| (二) 交通规章 |
| 五、洋员管理 |
| 六、留学生管理 |
| 第三章 职掌 |
| 一、与中央各部门的权限划分 |
| (一) 与农工商部 |
| (二) 与陆军部 |
| (三) 与外务部 |
| (四) 与度支部 |
| (五) 与学部 |
| (六) 与资政院 |
| (七) 与税务处 |
| 二、与地方督抚之间的权限划分 |
| (一) 铁路 |
| (二) 省电归部 |
| 三、邮部越权 |
| 四、邮部失位 |
| (一) 袁世凯的势力 |
| (二) 外务部的凌侵 |
| (三) 张之洞等的影响 |
| 第四章 发展交通事业 |
| 一、铁路事业的拓展 |
| (一) 统筹划一 |
| (二) 致力建设 |
| (三) 各地方铁路发展 |
| (四) 发展铁路营运 |
| 二、航运事业的进步 |
| (一) 发展航运的举措 |
| (二) 航运发展状况 |
| 三、邮政事业的推动 |
| (一) 调查、统计与计划 |
| (二) 邮政政策与章程 |
| (三) 地方邮政的发展 |
| (四) 联邮与接收邮政后的发展 |
| 四、电政事业的演进 |
| (一) 发展举措 |
| (二) 发展成绩 |
| 五、其他事业的开展 |
| (一) 汽车 |
| (二) 电灯 |
| (三) 无线电 |
| (四) 航空 |
| 第五章 利权回收 |
| 一、铁路修筑、管理权 |
| (一) 京汉路 |
| (二) 苏杭甬铁路 |
| (三) 东北铁路等 |
| (四) 材料国产化 |
| 二、邮政管理权 |
| (一) 接收邮政 |
| (二) 打击客邮 |
| 三、电政权 |
| (一) 中俄交涉 |
| (二) 中日交涉 |
| (三) 中德交涉 |
| (四) 中英等交涉 |
| 四、航运权 |
| 五、对利权回收代价的检讨 |
| (一) 京汉路 |
| (二) 粤汉路 |
| (三) 苏杭甬铁路 |
| (四) 其他铁路 |
| (五) 邮电 |
| 第六章 政策决策 |
| 一、干路国有政策 |
| (一) 出台过程 |
| (二) 时机 |
| (三) 股本摊还 |
| (四) 策略强硬 |
| 二、借债筑路政策 |
| (一) 邮传部的借债筑路活动 |
| (二) 以夷制夷的企图 |
| (三) 邮传部的失误 |
| (四) 借款筑路的原因 |
| 三、官营政策 |
| (一) 商电归官 |
| (二) 招商局部辖 |
| (三) 商办铁路的弊端 |
| (四) 官办与商办 |
| 结语 |
| 征引史料及参考论着 |
| 心语—代后记 |
（8）以天津为中心的旧直隶工业遗产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亚洲工业遗产亟待保护 |
| 1.1.2 快速城市化催生大量工业遗存 |
| 1.1.3 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存在矛盾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工业遗产的相关研究 |
| 1.2.2 旧直隶工业的相关研究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近代史的需要 |
| 1.3.2 城市史及建筑史的需要 |
| 1.3.3 工业遗产保护的需要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主要内容 |
| 1.4.3 概念界定 |
| 1.5 研究的方法与结构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论文结构 |
| 1.6 创新之处与未尽事宜 |
| 1.6.1 创新之处 |
| 1.6.2 未尽事宜 |
| 第二章 中国潜在近代工业遗产群 |
| 2.1 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历程 |
| 2.1.1 萌芽时期——清末洋务运动时期 |
| 2.1.2 兴盛时期——民族工业发展时期 |
| 2.1.3 衰退时期——工厂内迁时期 |
| 2.2 中国潜在的近代工业遗产群分布 |
| 2.2.1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工业遗产群 |
| 2.2.2 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工业遗产群 |
| 2.2.3 以济南为中心的胶东工业遗产群 |
| 2.2.4 以重庆为中心的川西工业遗产群 |
| 2.2.5 以武汉为中心的鄂湘赣工业遗产群 |
| 2.2.6 以广州为中心的粤闽工业遗产群 |
| 2.3 以天津为中心的旧直隶工业遗产群 |
| 2.3.1 发展脉络 |
| 2.3.2 调查方法 |
| 2.3.3 构成分析 |
| 2.3.4 特征分析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器物的引进：军工产业链 |
| 3.1 军火制造——天津机器局 |
| 3.1.1 水运便利促进工业萌芽 |
| 3.1.2 生产设备的引进与输出 |
| 3.1.3 建筑形式与空间布局 |
| 3.2 能源提供——开滦煤矿 |
| 3.2.1 开滦煤矿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3.2.2 原煤开采技术的发展 |
| 3.3 运输变革——铁路的诞生 |
| 3.3.1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角力 |
| 3.3.2 中国铁路先驱——金达技师 |
| 3.3.3 铁路控制权的争夺 |
| 3.3.4 铁路附属设施 |
| 3.4 建筑材料——启新洋灰公司 |
| 3.4.1 启新公司建造始末 |
| 3.4.2 核心工艺——“二磨一烧” |
| 3.4.3 绅商集团的代表——周学熙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技术的引进：纺织产业链 |
| 4.1 棉纺准备——棉纺工业 |
| 4.1.1 工艺流程 |
| 4.1.2 案例——恒源纱厂 |
| 4.2 棉纺成品——织布工业 |
| 4.2.1 工艺流程 |
| 4.2.2 案例——天津第三棉纺织厂 |
| 4.3 毛纺准备——毛纺工业 |
| 4.3.1 工艺流程 |
| 4.3.2 案例——东亚毛纺厂 |
| 4.4 毛纺成品——地毯工业 |
| 4.4.1 工艺流程 |
| 4.4.2 案例——仁立毛纺厂 |
| 4.5 锦上添花——印染工业 |
| 4.5.1 工艺流程 |
| 4.5.2 案例——东亚毛纺厂印染部 |
| 4.6 其他纺织工业 |
| 4.7 小结 |
| 第五章 技术的创新：化工产业链 |
| 5.1 海盐资源——塘沽盐田 |
| 5.1.1 滩晒技术的应用 |
| 5.1.2 机器设备的分类 |
| 5.2 化工原料——久大精盐 |
| 5.2.1 精盐提纯技术的提高 |
| 5.2.2 精英阶层的崛起 |
| 5.2.3 私人研究团体发轫 |
| 5.3 化工基础——永利碱厂 |
| 5.3.1 历史发展脉络 |
| 5.3.2 厂区空间布局 |
| 5.3.3 制碱技术探索 |
| 5.3.4 工业厂房分类 |
| 5.4 其他化学工业 |
| 5.4.1 制革业 |
| 5.4.2 制皂业 |
| 5.4.3 火柴业 |
| 5.4.4 玻璃业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工业的基础：公用设施 |
| 6.1 水运枢纽的形成 |
| 6.1.1 码头——城市中心南移 |
| 6.1.2 桥梁——海河两岸连结 |
| 6.2 华洋之间的博弈 |
| 6.2.1 天津自来水公司 |
| 6.2.2 济安自来水公司 |
| 6.3 电力设施的引入 |
| 6.3.1 工厂动力提供——发电厂 |
| 6.3.2 公共性的引入——有轨电车 |
| 6.4 金融币制的改革 |
| 6.4.1 新式造币厂诞生 |
| 6.4.2 机器设备与工艺 |
| 6.4.3 造币厂建筑形式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以天津为中心的旧直隶工业遗产群价值评价与保护方法 |
| 7.1 以天津为中心的旧直隶工业遗产群价值评价 |
| 7.1.1 历史重要性 |
| 7.1.2 工业设备与技术 |
| 7.1.3 建筑设计与建造技术 |
| 7.1.4 文化与情感认同、精神激励 |
| 7.1.5 推动地方社会发展 |
| 7.1.6 重建、修复及保存状况 |
| 7.1.7 地域产业链、厂区或生产线的完整性 |
| 7.1.8 其他评价因子 |
| 7.2 以天津为中心的旧直隶工业遗产群保护方法 |
| 7.2.1 工业遗产群保护方法 |
| 7.2.2 工业遗产产业链保护方法 |
| 7.2.3 工业遗产点保护方法 |
| 7.3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天津工业大事记 |
| 附录二 天津显着工业列表 |
| 附录三 直隶工业遗产目录 |
| 附录四 机器局生产技术及产品 |
| 附录五 唐山工厂员工于1909年寄给金达的信 |
| 附录六 天津碱厂的生产工艺 |
| 附录七 天津碱厂保护事记 |
| 附录八 其他工业 |
| 附录九 民族工业中的中国工程师 |
| 附录十 洋务运动时期的外国技师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9）官民之间：苏州民办消防事业研究（1913-1954年）（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学术脉络的梳理与讨论 |
| 一、 消防史方面的研究 |
| 二、 城市史视野下的消防研究 |
| 三、 江南消防社会史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的说明与研究思路 |
| 一、 研究对象的说明 |
| 二、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防范于未然：传统时代苏州的火政 |
| 第一节 苏州的自然、人文环境与火灾 |
| 一、 苏州水城的格局 |
| 二、 苏州水城格局与火灾 |
| 三、 火灾与苏州城市建筑 |
| 第二节 传统时代的苏州火政 |
| 一、 城内经济格局的变化与火政 |
| 二、 传统时代的火灾应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火政新气象：近代苏州消防事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民办消防的发展与救火联合会的成立 |
| 一、 繁荣的商业与晚清民办消防 |
| 二、 苏州救火联合会的成立 |
| 三、 民办消防力量的发展及火警施救 |
| 第二节 官办消防的发展 |
| 一、 巡警道的设立与官办消防的产生 |
| 二、 官办消防的发展 |
| 第三节 民办消防与官办消防之间的关系 |
| 一、 官办消防与民办消防的互动 |
| 二、 民办消防组织内部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利益攸关：消防与社会之互动 |
| 第一节 消防与地方舆论 |
| 一、 报刊舆论与“史金奎事件” ——以《苏州明报》对 1926 年一场大火的记载为个案 |
| 二、 “公”“私”分明：民国时期苏州的公共舆论 ——关于救火汽车伤人事件的考察 |
| 简短的结语 |
| 第二节 近代苏州火灾防救体系 |
| 第三节 消防与地方社会 |
| 一、 消防组织与苏州地方事务 |
| 二、 消防与社会生活——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火灾观”的考察 |
| 简短的结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变与不变：抗战后的苏州民办消防事业 |
| 第一节 抗战后苏州民办消防事业的演进 |
| 一、 群策群力：抗战后民办救火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
| 二、 博弈与抗争：“复员”后救火联合会的艰难求存 |
| 第二节 建国后的苏州民办消防 |
| 一、 静静的变迁：建国后苏州救火联合会的状况 |
| 二、 传统的回归：民间消防力量的再次兴起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 作为现代化基石的传统 |
| 二、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认识 |
| 参考文献 |
| 一、 档案、碑刻资料 |
| 二、 报刊 |
| 三、 方志、史志资料 |
| 四、 文集、笔记 |
| 五、 着作 |
| 六、 论文 |
| 附录 |
| 附录一：《治安龙社试办程章》 |
| 附录二：《苏州救火联合会第一次章程》 |
| 附录三：《苏州救火联合会章程》 |
| 附录四：《吴县城厢消防办法》 |
| 附录五：阊胥盘区第四段安泰救火会 1935 年捐建水上救火艇碑刻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略径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路径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界定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空间范围等相关概念说明 |
| 一、时间界限 |
| 二、“长三角”的含义及其代表性的工业遗产地 |
| 三、近代工业建筑个案描述选择标准 |
| 四、文化遗产学概念 |
| 五、工业建筑与工业建筑遗产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研究综述 |
| 一、国外工业遗产保护理论与政策 |
| 二、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历程 |
| 三、中国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研究综述 |
| 四、长三角地区工业建筑(遗产)专题研究综述 |
| 第六节 创新点及存在问题 |
| 一、创新点 |
| 二、存在问题 |
| 第二章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的发展背景 |
| 第一节 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工业建筑的出现与发展 |
| 一、工业革命开始前英国手工工场建筑(18世纪中期之前) |
| 二、工业革命初期技术改革对工业建筑的影响(约1750—1800年) |
| 三、动力改革对工业建筑的影响(约1800—1835年) |
| 四、重工业发展与多种建筑派别流行对工业建筑的双重影响(约1835—1855年) |
| 第二节 英国工业革命及工业建筑带来的文化变革 |
| 第三节 中国1840年之前工业建筑概况——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
| 一、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的手工业发展背景 |
| 二、长三角地区古代工业建筑概况 |
| 三、受西方工业建筑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早期近代工业建筑 |
| 第三章 最具开创性的长三角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上海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外商主导的萌芽时期工业建筑文化(19世纪40年代——90年代) |
| 一、文化背景 |
| 二、西方工业建筑的引入 |
| 第二节 民族资本快速发展时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894 年—1918 年)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仿西式的工业建筑 |
| 第三节 华资、外资碰撞高峰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919 年—1936 年)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四节 战时缓慢发展期的建筑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五节 上海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综述 |
| 第四章 城镇型工业建遗产—南通磨闸历史工业城镇遗产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以大生纱厂为中心的工业城镇构成 |
| 一、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的诞生 |
| 二、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的空间布局 |
| 第二节 大生纱厂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大生纱厂工业建筑 |
| 第三节 其他衍生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唐闸历史工业城镇其他工业建筑 |
| 第四节 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建筑文化综述 |
| 第五章 受政治因素主导的南京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南京近代工业萌芽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864——1911 年)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二节 政府主导城市建设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912——1949 年）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三节 南京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综述 |
| 第六章 民族资本为主导的无锡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无锡近代工业起步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895 年—1913)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二节 经济繁荣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914 年—1936 年）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三节 抗日坚挺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四节 无锡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综述 |
| 第七章 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杭州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二节 宁波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三节 镇江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四节 常州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五节 嘉兴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六节 苏州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七节 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工业建筑的文化特点综述 |
| 第八章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时空演变研究 |
| 第一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建筑形态及要素分析 |
| 一、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的造型特征及其演变 |
| 二、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技术与结构的演变 |
| 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避产时间演变分析 |
| 一、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萌芽期(1840—1860) |
| 二、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发展期(1860—1895) |
| 三、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成熟期(1895 — 20世纪10年代) |
| 四、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蜕变期（20世纪10年代—20世纪40年代） |
| 五、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停滞和复兴期(1937-1949) |
| 第三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空间演变 |
| 一、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化的发展线路 |
| 二、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元素的空间传播 |
| 第九章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价值研究 |
| 第一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
| 一、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移植”的过程及内在动力分析 |
| 二、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重塑”的过程及内在动力分析 |
| 三、长三角地区工业建筑文化特征演变的内在动力分析 |
| 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 |
| 一、西式建筑中的东方精神——选择的智慧 |
| 二、近代工业建筑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先锋之作 |
| 三、因水而延续的文脉 |
| 四、近代工业建筑空间营造中的文化意蕴 |
| 第三节 与中国近代其他区域工业建筑遗产的比较 |
| 一、中国近代工业建筑发展概况 |
| 二、中国近代其他区域工业建筑文化 |
| 三、长三角地区与华南、华北、西南地区工业建筑文化比较 |
| 第十章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模式探讨 |
| 第一节 基于文化价值研究的近代工业建筑造产保护原则与模式 |
| 一、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现有保护模式与利弊分析 |
| 二、基于文化价值的保护原则探讨 |
| 第二节 基于文化价值研究的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可持续发展利用原则与模式 |
| 一、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现有利用模式与利弊分析 |
| 二、基于文化价值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探讨 |
| 第三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申遗策略 |
| 一、以唐闸历史工业城镇的遗产价值标准为例 |
| 二、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申遗策略小结 |
| 结语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长三角地区十六个(市级)城市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名录 |
四、北京幸福大街电话局局房工程竣工验收投入使用（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杭州、宁波城市建设的现代化进程及其比较研究（1840～1937年）[D]. 饶晓晓. 浙江大学, 2016(02)
- [2]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D]. 于峰.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3]北京幸福大街电话局局房工程竣工验收投入使用[J]. 邢力. 电信工程技术与标准化, 1995(01)
- [4]中国近代避暑地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建筑活动研究[D]. 李南. 浙江大学, 2011(07)
- [5]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D]. 张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8)
- [6]青岛近代市政建设研究（1898-1949）[D]. 刘春玲. 吉林大学, 2010(09)
- [7]清末邮传部研究[D]. 苏全有. 华中师范大学, 2005(01)
- [8]以天津为中心的旧直隶工业遗产群研究[D]. 闫觅. 天津大学, 2015(08)
- [9]官民之间：苏州民办消防事业研究（1913-1954年）[D]. 彭志军. 上海师范大学, 2012(12)
- [10]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D]. 于晓磊. 南京大学,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