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越南战争与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论文文献综述）
秦立志[1]（2021）在《窗口预期与崛起国应对战略透支风险的启示》文中提出关于崛起国面对战略透支风险时选择风险规避或风险承担的动因,作者提出了窗口预期这一核心研究变量,它同时涵盖对过去的历史类比经验、对现状的满意程度以及对未来前景的损益评估。窗口预期的形成机制包括战略动机、地缘政治地位、经济相互依赖和军事攻防平衡四要素。如果形成损失偏好的消极窗口预期,就会产生沉没成本、夸大威慑效果和"托克维尔悖论"的共同作用,进而强化风险承担决心,诱发螺旋模式的冲突升级,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如果形成收益偏好的积极窗口预期,则更可能导致风险规避,出现相对稳定的威慑模式,跨越"奥古斯都门槛"。风险规避和风险承担都只是应对策略而非实际结果,这源于国家间的战略互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对1871—1914年的德国和1894—1941年的日本应对透支风险的选择动因分析验证了窗口预期的形成机制和战略影响:即使缺乏客观的进攻优势、没有明显的防御弱点,国家仍可能由于消极窗口预期选择风险承担。只有在大国战略关系中充分权衡己方观念和行为所造成的系统效应,实现理性与克制的决策,才能减少崛起进程中的战略透支风险。
韩德睿[2]（2021）在《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文中研究指明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的渐进式变迁基本观点,本研究着重分析了国际制度中制度性权力的渐进性,即制度性权力的转换。具体来说,特定国家会通过一种合法的、渐进的、成本低且效果显着的方式,在已有制度的基础上,对本国的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最终实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本文的研究重点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包括历史制度主义的权力观念;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国际制度的特点;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过程,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以及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多种后果。本文意在阐明,在承认存在激进变迁或重大转折的同时,国际制度和制度性权力具有普遍的渐进性特点;用渐进性的视角去理解国际关系是重要的,不应为变化而变化,而是要关注变化的过程和因果关系,以此才能为随时可能发生的真正变化做好准备。基于这些研究内容,本文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对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国际关系中的制度性权力,以及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这几项关键的概念进行了全面阐述。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以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一道,并称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三种理论都有着对制度独特的见解。而历史制度主义是三大理论中关注时间和过程最多的,这与本文的主导思想完全吻合。其次,在全面介绍制度性权力概念的基础上,对制度性权力的内涵进行进了一步的延伸。制度性的权力的定义是,一种国家持有的,基于已有国际制度,合法且具有渐变性的间接权力。制度性权力具有五种性质,分别是非排他性,相对非公平性,合法性,间接性以及渐变性。最后,提出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这种观点认为,在国际制度备受各国重视的今天,对寓于其中的权力进行渐进性的转换是国家的一种重要的且具有合法性的战略行为。第二章着重探讨了在制度性权力转换之前,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国际制度的特点。为什么许多国际制度虽然经常出现剧烈的小范围颤动,但总体上它们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或者说,为什么制度的稳定性是重要的。国际制度难以更迭的原因有四个,包括国际体系单一化与国际制度黏性,全球化不可逆与国际无政府假定。国际制度的渐进式变迁包括替代,堆叠和漂移。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理论试图解释文章的前提假设之一即国际制度确实在发生着变化,但并不是在剧烈转变,这种转变需要特定事件的刺激,并在刺激之后继续维持一种稳定的路径依赖状态。最后,文章讨论了国家为什么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制度环境中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而不是重塑。其原因包括转换的隐蔽性,低成本性以及合法性的增持。总之,虽然历史制度主义主要用来分析国内制度,但是历史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之间是存在互嵌性的。第三章展现了制度性权力转换的过程。这一过程遵循了从原始权力的持有到新权力的再持有的理念。在国际制度设立或者准备设立之前,原始的制度性权力就已经开始积累。在国际制度正式建立之后,制度性权力首先会分配给参与制度的各个国家。随着制度内各个国家博弈的展开以及制度外部环境的变化,制度性权力会变得集中,渐渐的有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把持。在持有了制度性权力之后,国家开始运用制度性权力。这些运用包括了制度霸权、制度约束和制度竞争等行为。而运用制度性权力的过程,就是检验制度性权力的过程,国家会在这一过程中判断权力的有效性和权力的成本收益,以决定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调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加之国家对制度性权力的检验,国家将会更新制度性权力,这种行为包括制度退出或威胁退出,以及在制度框架内重新谈判等等。在更新之后,如果国家获得了新的制度性权力,国家会继续以一种合法和低成本的方式对国际制度甚至国际体系施加影响。如果国家的更新行为失败,则会面临一系列不利的后果,甚至会使国家后悔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第四章讨论了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后果。除了权力的后果以外,引入两种概念来解释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制度性后果,包括预期后果和非预期后果。一个人或组织做出每一项行为之前,例如改革等等都会有一个期待的理想目标,如果这个目标最终实现,那么预期后果就形成了。非预期后果就会比预期后果更加复杂一些了。非预期后果指的是没有预期或预见的人或组织的有目的行动结果。从制度以外的视角,将制度性后果假设分为四种,非预期制度成熟,预期制度成熟,非预期制度崩溃,预期制度崩溃。第五章作为案例分析的章节选取尼克松冲击作为第二个案例,它是指由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为了应对美国国内不断增加的通货膨胀和其他国家对美元的操纵,实行的工资和物价冻结,进口附加费以及单方面取消直接国际美国美元兑换黄金等一系列经济措施。到1973年,以自由浮动的法定货币为基础的现行制度实际上取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尼克松虽然又一次令美国背上了单边主义的骂名,但是他拯救了美元,维护了美国的金融霸权这一重要的制度性权力。这一案例良好的诠释了制度性权力几乎每一个性质。
王力[3]（2021）在《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国杰出的外交政策研究者,他融合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与现实议题,搭建起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框架,本论文旨在对米德的学术思想加以阐述。美国的外交传统是米德学术研究的核心论题,通过对美国外交历史的爬梳,米德分析了影响美国外交传统的因素,并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总结。他认为,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应当着眼于更为宏观的视角,注重其历史传承性。米德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单边主义/多边主义等二分法,创新性地提出了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四种美国外交传统,认为正是这四种主义通过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组合和动态发展,共同决定了美国外交行为。在此基础上,米德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权力根源”进行了理论发掘,在硬权力和软权力之外,提出了“粘性权力”的概念,从而实现了对美国外交传统认识的理论升华。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而言,这与米德作为学者与智库专家的双重身份是分不开的,依照“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米德构建了一个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体系,丰富了学界解析历史、认知现实的理论工具。米德的思想成熟于21世纪初期,根据他的分析框架,本文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总统即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四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分析,认为米德的理论能够对历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合理的解析,为我们理解美国外交传统和21世纪美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合理的视角。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对米德的学术经历、着述、观点特别是“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米德认为,汉密尔顿主义的核心主张是“追求商业利益”,国家外交行为应该寻求有利于美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种外部条件;威尔逊主义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认为美国有义务作为“文明的灯塔”为世界各国指引发展方向;杰斐逊主义反对过多地国际介入,主张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视为首要任务,是小政府主义的支持者;杰克逊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和民粹主义倾向,注重提高美国的军事实力。本章在分别阐述四种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他们发挥作用的时间和手段,并结合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变化侧重分析他们如何共同作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章继而对米德权力形态理论进行介绍,米德将美国的权力形态分成锐性权力、粘性权力、甜性权力和支配权力:锐性权力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广义上指其显着的核优势、广泛的海外军事部署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所构成的综合实力;粘性权力是经济活动影响力的体现,是美国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粘性吸附的作用;甜性权力是美国的理想、文化和价值观吸引力,和软权力的概念类似,是一种无形的感召力;支配权力是权力的合集,是前三种权力协同发挥作用时体现出的综合优势。如果说“四种主义”理论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隐藏在美国外交史洪流中的四种意识主张,那么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分析则从共时性的角度丰富了米德的理论,二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网络。这种坐标式的分析结构既充分尊重和考量了美国外交历史的延续和传承,又突出体现了美国历史上特别是二战以来的外交特征,在宏观上形成横纵相交的二维理论框架,有助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梳理。论文的以下章节运用米德的思想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美国外交传统进行总结,分析了不同时期政府的政治倾向、外交风格和在任时期的外交活动,清晰地展示了四种主义对国家领导人及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一战后至20世纪末的美国外交政策演变。一战后,美国进入福特主义经济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美国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同时在国际关系中,美国以世界大国的身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四种主义开始面对国际关系中的复杂局面。随着二战中英国的衰落,美国在冷战后确立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资本主义过渡到后福特主义时代。在这一历史阶段,四种主义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美国权力类型不断变化,带来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断发展。冷战结束后,粘性权力一度成为了美国主要追逐的权力类型,在克林顿政府期间,汉密尔顿主义成为了外交活动的主导思想。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小布什政府时期威尔逊主义的起落。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小布什具有威尔逊主义者的特征。“9·11事件”让小布什得到了杰克逊主义者的坚定支持,为威尔逊主义披上了强硬、现实的铠甲,然而随着反恐战争的升级,四种主义逐渐产生了分歧,小布什的大中东战略宣告失败。第四章解读了奥巴马政府期间杰斐逊主义的兴起。米德认为,奥巴马是典型的杰斐逊主义者,正如竞选演讲宣言一样,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进行战略收缩,运用巧实力对自身的外交主张进行调整,寻求各个派别之间的平衡,力图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然而杰斐逊主义者的政治主张经常被诟病过于温和或起效缓慢,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满足美国民众的要求。第五章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期间杰克逊主义者的外交特点。美国国内经济产业结构失衡加剧、政治上的反精英情绪和社会文化价值中身份认同的缺失导致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趁机入主白宫,其支持者多为杰克逊主义者。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使得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着显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色,但杰克逊主义者本身并不具备系统的执政理念,也无法确立具有连续性的外交思想。第六章对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思想进行了评价。首先对21世纪四种主义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进行解读,并对它们可能进行的调整和融入策略进行分析,同时,根据米德的推断,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战略维度进行思考。面对自由资本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就业问题严重之间的矛盾,汉密尔顿主义者需要寻求一种资源合理配置的发展模式;威尔逊主义者在大中东战略之后逐渐式微,面对世界局势由美国独霸到一超多强的发展趋势,世界多极化日趋明显,国际组织的作用逐渐增强,威尔逊主义者需要对其价值观传播方式进行反思和改进。杰斐逊主义者能够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坚持“避免不必要的国际介入”的基本理念,以最低的成本融入国际社会,避免战争,优化配置有限资源等成为了杰斐逊主义者在新形势下的代表主张。杰克逊主义者虽然缺乏成熟的外交主张,但他们在美国普通选民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维系其他三个主义的感情纽带和实力基础,将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如何认识当代国际局势和对自身国际角色、如何充分认识并坚持利用海权体系、如何在四个学派中做出合理的取舍和组合,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思考的战略维度。
舒可心[4]（2021）在《冷战后美国亚太海权联盟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朱莉[5]（2021）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美国资本与台湾地区》文中研究表明
马燕宁[6]（2021）在《积累、扩张、收缩 ——俄罗斯外交周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俄罗斯外交以其强硬的风格而备受瞩目,“扩张”被认为是俄罗斯历史的主旋律。可细查历史,在俄罗斯外交中亦不乏“韬光养晦”的案例。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俄罗斯外交中的规律,其核心问题是俄罗斯外交中的“扩张”“收缩”现象是否以周期呈现,如果是,则导致这一规律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了解这一规律对理解当今俄罗斯外交的作用。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引入周期理论作为认识论的基础。线性历史观一直是历史研究中的主流,而以周期视角观历史则更多将注意力放在历史中定期重复出现的现象。在人文社科领域,经济学是最早并卓有成效得引入周期概念并发展出经济周期理论的学科。随后,这一研究成果被引入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出了国际政治周期,进而出现了外交周期的概念。外交周期是指国家对外政策与行为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呈现出的重复性规律。周期理论为解释俄罗斯外交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9至21世纪初的俄罗斯外交史的梳理和分析,本文认为俄罗斯外交史中存在四个周期,并以“积累—扩张—收缩”三个阶段交替演进。在扩张阶段,对外行为能成功达成向外扩张的目标,主要表现形式为领土扩张、战争胜利、外交强硬、对海外事务有强烈兴趣等。在收缩阶段,对外行为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往往伴随着战争失利、领土丧失、外交温和等现象。积累阶段介于扩张与收缩之间,可被视为扩张阶段的前奏,主要表现为战争时胜时败、收复失地、扩张速度较慢等。对俄外交周期的划分主要依据的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定性分析,而对领土面积历史变迁、战争数据的定量分析,既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定性分析的结果,也进一步从细节上带来了新的发现,比如俄罗斯在东、南、西三个方向上不同的扩张进程。俄罗斯外交周期的形成主要与其国家实力有关。外交的“积累—扩张—收缩”大致与国家政权兴替的“兴起—繁荣—衰亡”周期相一致。但也并非绝对,历史上的改革时期通常伴随外交上的收缩现象,这为周期增添了小幅波动。世界经济也对俄外交产生影响:在世界经济的上行期,俄外交中往往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收缩现象,在下行期更普遍的是扩张现象。这是因为作为世界经济主要推动力的重大技术创新在俄罗斯发生的时间晚于西方国家,而造成技术滞后的原因主要是俄国内问题。俄罗斯文化在历史中呈现的“冲击选择—独特文化形成—文化自信”的周期规律与外交周期相对应,从政治文化角度揭示了外交周期产生的原因。
王家曦[7]（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李黎明[8]（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研究说明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杨冬珍[9]（2021）在《拉尔夫·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1924-1994）原名阿道夫·米利班德（Adophe Miliband）,英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英国“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享有盛名。米利班德的学术地位主要来源于其国家理论,他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承继和对社会主义的执着追求,对于我们全面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在20世纪60、7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全面复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对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留有很大的空间。本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通过对其理论相关文本的解读和分析,纵向勾勒其生成演进,横向剖析其内容特点,力求客观、完整、准确地把握其理论整体,了解其理论核心,同时亦指出其理论不足。创新之处主要表现为对其国家理论相关的一手资料进行翻译,然后通过归纳整理,对其理论不同阶段的进阶进行了概括和划分。通过对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系统性考察,认为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在以工具主义为主的分析中,包含着不可忽视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反对给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贴上绝对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的标签。本文共设置6章,分析框架从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形成背景谈起,通过其不同时期的文章和着作来梳理其国家理论的生成演进。在厘清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对其国家理论的核心思想有了清楚的认识,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资产阶级（权力精英）统治的国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可调和,控制国家的阶级与拥有资本的阶级享有共同的利益,并通过政治和裙带关系的捆绑来加强彼此的联系。将其理论核心思想与本质特征及构建方法综合整理后,再现米利班德国家理论产生之后的影响。最后,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对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进行辩证评价,探寻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境遇中的理论价值、面临的挑战以及对我们的启示。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积极因素值得我们充分重视,消极方面也足以引起我们警醒。在当下,我们依然需要进一步加深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因为两者都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与时俱进。同时对二者的本质区别要有清醒的把握,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唯一替代方案要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回归实践,在现阶段的中国,必须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至此,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主体部分完成。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进行概括和总结。国家理论总是具体历史条件中的国家理论,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是他所处的历史、文化和环境的产物。二战之后,英国处在巨大的变化当中,已有的观点和理论很难解释清楚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每天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米利班德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在对前人理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形成了自己的国家理论,其理论主要是立足英国并对英国未来走向进行思考的理论。在现阶段、新时代的中国,最符合我国国情,并能有效指导我们实践的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最新结合,对党和国家事业各方面亟需解决的问题作出了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正确的行动指南。
张文木[10]（2021）在《美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三）——兼谈新冠肺炎全球流行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目前,美国正在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军工帝国主义经80年代后30多年的金融-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否定,又迅速"返祖"至反自然、反人类与反文明的野蛮军工帝国主义。拜登上台是美国军工资本集团与金融-高利贷集团妥协的产物,这样给美国带来的结果就是日益法西斯化。目前美国正在以极大的惯性向法西斯帝国主义的断崖猛冲。不管是哪个大国,如果在未来不能给人类和世界以更先进的文明,那它也消化不了已经或将要获得的战略利益。今天世界急需的是一个新的和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肩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未来人类新的联合方式,是更高一级的文明新形态。
二、越南战争与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越南战争与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论文提纲范文）
（1）窗口预期与崛起国应对战略透支风险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引言 |
| 二 已有解释及其不足 |
| 三 核心变量与解释机制 |
| (一)窗口预期的理论解析 |
| (二)影响窗口预期的主要变量 |
| 1.战略动机 |
| 2.地缘政治地位 |
| 3.经济相互依赖 |
| 4.军事攻防平衡 |
| (三)因果机制 |
| (四)窗口预期与战略透支风险的关联性分析 |
| 四 案例分析 |
| (一)日本(1894—1941年) |
| 1.风险规避与日本的有限扩张 |
| 2.日本选择风险承担与过度扩张 |
| 3.被夸大的短期—机会窗口与长期—脆弱性窗口 |
| 4.日美关系：从威慑模式到螺旋冲突升级 |
| (二)德国(1871—1914年) |
| 1.俾斯麦德国的积极窗口预期与风险规避 |
| 2.德国选择风险承担与过度扩张 |
| 3.虚幻的短期—机会窗口和长期—脆弱性窗口 |
| 4.德国威慑失败与螺旋冲突升级 |
| (三)日本与德国案例的历史启示 |
| 五 结论 |
（2）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制度性权力 |
| (二)历史制度主义 |
| (三)国际制度中的权力现象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案例研究方法 |
| (二)内容分析方法 |
| (三)历史分析方法 |
| 第五节 文章结构 |
| 第六节 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厘定和观念路径提出 |
| 第一节 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概念和比较 |
| 第二节 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定义和性质 |
| (一)制度性权力的定义 |
| (二)制度性权力的五种性质 |
| 第三节 历史制度主义中的转换:概念和运用 |
| 第四节 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一种观念路径 |
| (一)权力本体内存在着时间维度和过程维度 |
| (二)权力依赖甚至依附于和国际制度的关系 |
| (三)权力的延续比寻找新的权力优势更重要 |
| 第二章 转换之前: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国际制度 |
| 第一节 国际制度因何难以更迭 |
| (一)国际体系单一化与国际制度黏性 |
| (二)全球化不可逆与国际无政府假定 |
| 第二节 渐进式的国际制度变迁 |
| (一)国际制度的替代 |
| (二)国际制度的堆叠 |
| (三)国际制度的漂移 |
| (四)国际制度中的路径依赖与关键节点 |
| 第三节 国家因何转换而非重塑制度性权力 |
| (一)制度性权力转换具有隐蔽性 |
| (二)制度性权力转换具有低成本性 |
| (三)制度性权力转换可以增持合法性 |
| 第三章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基于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积累和持有 |
| (一)制度性权力的非排他性积累 |
| (二)制度性权力的非公平性持有 |
| 第二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运用 |
| (一)国际授权:在制度内运用权力 |
| (二)制度霸权和制度现实主义:在制度外运用权力 |
| (三)制度性权力运用后的防御性调整 |
| 第三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更新 |
| (一)议价和谈判策略 |
| (二)重新谈判策略 |
| (三)制度退出策略 |
| (四)威胁性制度退出策略 |
| (五)重新加入制度策略 |
| 第四章 转换之后: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后果假设 |
| 第一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再持有或丧失 |
| 第二节 非预期制度成熟和非预期制度崩溃 |
| 第三节 预期制度成熟和预期制度崩溃 |
| 第五章 案例研究:1971 年的“尼克松冲击”和美元霸权的救赎 |
| 第一节 渐进式的国际货币制度变迁 |
| 第二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的危机 |
| 第四节 “尼克松冲击”和美元霸权的转换 |
| 第六章 结论和余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解决 |
| 第二节 弱势形象与复合型强势地位:制度性权力转换和中国崛起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主义与权力 |
| 第一节 沃尔特·米德主要着述和思想 |
| 第二节 米德指出的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四种主义” |
| 第三节 米德的权力理论 |
| 第四节 米德的逻辑和方法 |
| 第二章 20世纪美国外交传统的呈现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社会形态变革与外交传统的演进 |
| 第二节 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变奏 |
| 第三章 威尔逊主义的冒进(小布什政府时期) |
| 第一节 新保守主义与威尔逊主义的复兴 |
| 第二节 威尔逊主义与“反恐战争” |
| 第三节 威尔逊主义的异变与失败的大中东战略 |
| 第四章 杰斐逊主义的变革(奥巴马政府时期) |
| 第一节 国际新形势下的杰斐逊主义者 |
| 第二节 杰斐逊主义者的新特征 |
| 第三节 主义间的调和与亚太再平衡 |
| 第五章 杰克逊主义的冲击(特朗普政府时期) |
| 第一节 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的兴起 |
| 第二节 民粹主义与杰克逊主义 |
| 第三节 杰克逊主义的特朗普实践 |
| 第六章 对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的评价 |
| 第一节 四种主义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
| 第二节 美国外交政策走向 |
| 第三节 米德对美国世界霸权体系的认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沃尔特·R·米德大事年表(1952- ) |
| 致谢 |
（6）积累、扩张、收缩 ——俄罗斯外交周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周期理论的提出与应用 |
| 第一节 周期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周期理论的发展 |
| 一、历史周期理论 |
| 二、经济周期理论 |
| 三、国际政治周期理论 |
| 第三节 外交领域的周期 |
| 一、外交周期理论 |
| 二、俄罗斯外交周期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第一周期:基辅罗斯时期 |
| 第一节 积累阶段:国之初建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第二节 扩张阶段:东欧大国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第三节 收缩阶段:分裂割据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第二周期:莫斯科公国时期 |
| 第一节 积累阶段:小国崛起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第二节 扩张阶段:东欧强国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第三节 收缩阶段:王朝崩溃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第三周期:罗曼诺夫王朝时期 |
| 第一节 积累阶段:欧洲大国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第二节 扩张阶段:欧洲霸主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第三节 收缩阶段:帝国衰落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第四周期:苏联时期 |
| 第一节 积累阶段:苏联崛起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第二节 扩张阶段:世界强国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第三节 收缩阶段:地区大国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第四节 领土变迁数据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外交周期形成的原因 |
| 第一节 国内历史周期 |
| 一、外交周期与政权兴衰周期的关系 |
| 二、外交周期与改革周期的关系 |
| 三、俄罗斯外交周期与美国外交周期差异之原因 |
| 第二节 世界经济周期 |
| 一、世界经济周期理论与俄罗斯经济 |
| 二、俄罗斯外交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关系 |
| 第三节 文化选择周期 |
| 一、俄罗斯的文化选择 |
| 二、俄罗斯文化选择周期 |
| 本章小结 |
| 总结 俄罗斯外交新周期展望 |
| 一、新的积累期 |
| 二、俄罗斯对外关系分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7）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内容与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的理论工具与研究路径 |
| 第一节 主要理论工具:新现实主义与权力转移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路径:战后美日经济外交的发展阶段的总结及比较 |
| 第二章 “权力”与“权利”之辩: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战后初期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战后初期美日经济外交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三章 “安全化”:冷战背景下美日经济外交的演化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冷战中美日经济外交的“安全化”进程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安全化”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对“安全化”的认知与回应 |
| 第四章 机遇、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的“重新校准”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中的机遇、挑战与美日经济外交的回应 |
| 结论 |
| 研究发现 |
| 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8）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2 熵值法赋权 |
| 6.3.3 结果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拉尔夫·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s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原因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原因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形成背景 |
| 2.1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形成的时代条件 |
| 2.1.1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
| 2.1.2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 |
| 2.1.3 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 |
| 2.2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形成的思想来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影响 |
| 2.2.2 哈罗德·拉斯基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
| 2.2.3 C.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理论的影响 |
| 2.2.4 塔尔科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 |
| 2.3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 |
| 2.3.1 英国民主制的传统 |
| 2.3.2 英国经验主义传统 |
| 2.3.3 空想社会主义的传统 |
| 2.3.4 改良主义的传统 |
| 第3章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生成演进 |
| 3.1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初步阐发 |
| 3.1.1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起点 |
| 3.1.2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准备 |
| 3.2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形成 |
| 3.2.1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逐步展开 |
| 3.2.2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雏形 |
| 3.3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完善 |
| 3.3.1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走向成熟 |
| 3.3.2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系统表述 |
| 3.3.3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不断丰富 |
| 第4章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基本架构 |
| 4.1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构建方法 |
| 4.1.1 阶级分析方法 |
| 4.1.2 结构功能范式 |
| 4.1.3 经验主义方法 |
| 4.1.4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 |
| 4.2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核心思想 |
| 4.2.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
| 4.2.2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 |
| 4.2.3 资产阶级依然维护着统治的合法性 |
| 4.2.4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
| 4.3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特点 |
| 4.3.1 立足于现实 |
| 4.3.2 富有批判精神 |
| 4.3.3 敏锐的政治责任感 |
| 第5章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影响 |
| 5.1 英国“新左派”运动与《新左派评论》 |
| 5.1.1 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开始与《新左派评论》的创立 |
| 5.1.2 英国“新左派”运动与《新左派评论》的曲折发展 |
| 5.1.3 米利班德在“新左派”运动和《新左派评论》中的作用 |
| 5.2 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的论辩 |
| 5.2.1 第一次“米普论辩” |
| 5.2.2 第二次“米普论辩” |
| 5.2.3 第三次“米普论辩” |
| 5.2.4 围绕“米普论辩”的论辩 |
| 5.3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历史效应 |
| 5.3.1 论辩各方对其国家理论加以补充完善 |
| 5.3.2 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探讨得以增强 |
| 5.3.3 多学科理论资源得到有效整合 |
| 第6章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评价 |
| 6.1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积极性 |
| 6.1.1 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观点的坚持 |
| 6.1.2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方法 |
| 6.1.3 在对多元主义国家理论的批判中揭示资本主义国家本质 |
| 6.1.4 坚持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唯一替代方案 |
| 6.2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局限性 |
| 6.2.1 对阶级概念的误读 |
| 6.2.2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 |
| 6.2.3 改良主义方案及实现途径的模糊 |
| 6.3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启示 |
| 6.3.1 进一步加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
| 6.3.2 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
| 6.3.3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拉尔夫·米利班德学术作品目录(1924—1994)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美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三）——兼谈新冠肺炎全球流行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七、从被压迫民族到压迫民族: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最终完成——现实描述 |
| (一)军工和金融:美帝国主义的两个阶段 |
| (二)从“G-W-G′”到“G-G′”: |
| 八、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美国的崛起与美帝国的没落及其总结 |
| 九、从新冠肺炎全球流行看资本主义的没落与世界的社会主义前途 |
| 十、归纳和预判 |
四、越南战争与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论文参考文献）
- [1]窗口预期与崛起国应对战略透支风险的启示[J]. 秦立志.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1(11)
- [2]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D]. 韩德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3]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D]. 王力. 吉林大学, 2021(01)
- [4]冷战后美国亚太海权联盟战略研究[D]. 舒可心. 外交学院, 2021
- [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美国资本与台湾地区[D]. 朱莉. 外交学院, 2021
- [6]积累、扩张、收缩 ——俄罗斯外交周期研究[D]. 马燕宁. 外交学院, 2021(10)
- [7]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8]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9]拉尔夫·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研究[D]. 杨冬珍. 吉林大学, 2021(01)
- [10]美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三）——兼谈新冠肺炎全球流行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J]. 张文木.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