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论文文献综述）
牛安琪[1]（2021）在《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研究》文中提出长久以来,关于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聚讼纷纭,新近《民法典》对强制性规定的内容进行了调整,从原《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到如今《民法典》第153条的变化,既是立法者对法律文本字斟句酌、细致考量的成果,也是实务工作者多年来裁判经验的结晶。立法规范顺利出台后看似拨云见日,实则《民法典》第153条依然无法“扭转”不完全规范的性质,部分强制性规定由于缺少明确的法律后果要件,法官不得不在具体强制性规定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时至今日,如何甄别强制性规定仍是学界公认的难题,同时,实践中缺少明确统一的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的评判标准,法官在判断合同效力时举步维艰。据此,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适用难题需要回归到实践本身去找寻根源。近十年中产生的1152篇司法裁判文书,全面客观地反映出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现状,依托于这些裁判文书,采用司法数据研判方法可以挖掘司法实践的既存问题并对其深入剖析和反思,旨在为合同效力认定中的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提供操作指引。合同效力认定中的强制性规定有着充分的司法实践基础。实践中的案件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案件争议类型分布既多元又集中。参照合同违法要素来看,合同主体违法和合同缔结程序违法是导致合同无效的主要合同违法要素。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实践中法官裁判观点倾向于支持合同无效,其占比高达82%。目前,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问题主要有二:其一,强制性规定二分法不具有裁判指导意义,法官以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作为判断合同效力的标准有悖审判逻辑,二分法仅为强制性规定的学术标签,本身不具备实质内涵,它是对合同效力裁判结果的描述,而非合同效力裁判结果的澄清;其二,法官常将公序良俗作为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标准,既曲解了立法者在规范中设置公序良俗的真实用意,也未发挥公序良俗兜底性条款的功能和作用。实践中因缺少明确统一的合同效力裁量标准从而导致裁判结果不尽人意,二分法这种不受现行法束缚的合同效力裁量方法极易导致法官恣意裁判、增加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乃至带来划向“任意”司法的危险。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追根溯源,与强制性规定所依托的法律规定有很大关系。纵观国内外强制性规定的立法,以违反法律和违背公序良俗是否合并规定、是否保留规范目的为基准产生了一元论与二元论、规范目的保留立法例与无规范目的保留立法例等若干立法模式,我国《民法典》第153条采用一元论和规范目的保留立法例,其虽增加了规范目的保留和悖俗无效的新规,但是《合同法》第52条遗留至《民法典》的“三不变”历史问题仍未解决,核心问题在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案件依然缺少明确统一的裁量标准。就司法解释与解释性文件而言,我国近三十年有关强制性规定的司法解释、解释性文件与立法规范立场趋近一致,对二分法为导向的合同效力认定路径持肯认态度。检视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法理基础,可以看出:一方面,法官的裁判思路有着浓重的后果主义裁判理论烙印,解决了实践过分依赖形式推理导致的个案不正义现象;另一方面,法官的裁判思路犹如法律家长主义式限制和干预行为人自由,旨在达到帮助行为人规避风险和保护公民权益免受损害的目的。但后果主义裁判理论与法律家长主义理论都不尽人意:前者逆推式的裁判方法始终受到法官恣意摆脱现行法约束的抨击,后者则面临着司法适用中价值困境和实践困境的双重危机。强制性规定二分法虽未入典,并不意味着立法者否定二分法的司法适用价值。二分法裁判模式实质上是把公序良俗作为区分强制性规定的标准,其司法适用现状与立法者预期效果相差甚远。对于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化能否指导实践裁判,目前学界存在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相反的立场:前者以概念内涵、综合多元、行为效力后果、规范目的为类型区分标准,欲重构强制性规定类型;后者在批判二分法基础上彻底否定类型化对裁判的指导意义。二分法方法错误并不意味着方向偏航,制度框架内的强制性规定类型化合同效力认定模式是值得肯定的,以规范目的为标准的强制性规定类型化不仅具有裁判指导意义,而且能从制度上防止人为恣意裁判。然而过度的形式正义必然导致对权威文本的过分依赖,需要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予以适当矫正。应提倡形式正义为主兼顾实质正义的司法裁判理念,坚持以规范目的为标准的强制性规定类型化作为评判合同效力案件的主要路径,辅之以法官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弥补规范制度的不足。公序良俗是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司法适用的核心问题。公序良俗虽然具有概念内涵抽象性和流变性等罅隙,然其在限制私法自治以及补充发展法律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应从价值基础、道德基础和社会基础三方面考察立法设置公序良俗的正当性,其既是道德转化为法律规范的结晶,亦对维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贯彻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序良俗作为《民法典》第153条的兜底性条款,旨在提醒人们合同效力案件有另一条路径可探寻,然实践中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存在诸多适用重叠之处,公序良俗更多情况下扮演的是增强合同效力裁判结果说服力的角色。不仅如此,它还“肩负”着识别强制性规定类型的重任,可以说公序良俗在合同效力案件中的角色定位一直是错位的。实践中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二者之间关系的混淆、调整领域的模糊极易导致合同效力案件判决结论的不确定。为了更好地发挥公序良俗的积极作用,明确其在合同效力案件中的角色定位尤为重要,在适用顺序方面,穷尽强制性规定方可适用公序良俗。合同效力的调整领域方面,公序良俗和强制性规定应有独立的分工领域,实践中不能轻易混淆。实务中单纯凭借法律规范涵摄便可获得结果的案例已屈指可数,更多的案件需要从实体和方法论两方面寻求裁判路径。一方面,实体性完善路径应以规范目的为强制性规定类型的标准,进而判断合同之效力。实务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六种类型有内部管理型强制性规定、外部秩序型强制性规定、市场准入型强制性规定、行政管理型强制性规定、伦理道德型强制性规定和政策意见型强制性规定,本次司法数据研判案例显示,违反前两种强制性规定普遍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相比之下,违反后四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面临否定性评价的概率较大,但不可一概而论,法官尚须根据个案具体分析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方法论完善路径应采取法律解释方法弥补制度框架内强制性规定类型化的不足,其中,文义解释为首位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探究规范体系地位以及前后法律条文的关联,目的解释为最高层级解释方法剖释强制性规定的立法旨意,并在比例原则指导下展开个案的利益衡量,同时应强调利益衡量需符合我国司法适用的操作规则,比例原则作为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原则自身也要接受审查。
吴东铂[2]（2021）在《美国吹哨劳动者的法律保护及其启示》文中提出在职或者离职的吹哨劳动者往往遭遇到企业管理者对劳动者本人的打击报复,如调职调岗、降级降薪、终止劳动合同、职场欺凌、追究侵权责任、列入行业黑名单等不利对待。完善吹哨者的身份保密、违约责任豁免、劳动保护等措施,可以降低其人身安全、劳动权益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强化吹哨者的安全感和信任感。美国是全世界吹哨劳动者法律保护起步最早、最发达的国家,因此本文试图全面分析美国吹哨劳动者法律保护及其启示,为我国的相关立法完善提供借鉴。吹哨劳动者是指在工作中发现用人单位内部的不法或违规行为,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而进行检举揭发的劳动者。吹哨劳动者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在于:促进吹哨劳动者的“问题发现者”功能发挥;消除吹哨劳动者的身份泄露、违约责任、被企业打击报复等个人风险。吹哨劳动者法律保护的主要内容包括:吹哨劳动者的身份保密机制;吹哨劳动者的违约责任豁免规则;吹哨劳动者劳动条件、劳动合同的保障措施。吹哨劳动者法律保护的全球法治实践包括国际组织层面的实践和国家层面的实践,其中国家层面的吹哨劳动者保护模式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散立法模式;以英国、日本为代表的集中立法模式。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法治框架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成文法发展,具体包括:一是国会立法,如《美国职业安全卫生法》《吹哨人保护法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多德—弗兰克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二是行政法规,主要为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与举报人保护计划理事会（DWPP）公布的二十多部行政法规。第二,判例法发展。其中,吹哨主体方面的重要判例有劳森诉富达公司案;吹哨程序方面的重要判例有洛克希德公司诉劳工部行政审查委员会案;美国数字不动产信托公司诉萨默斯案。第三,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限制情形,包括:一是基于雇主名誉权保障的限制情形,雇主名誉权与吹哨劳动者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可以适用关于诽谤性言论与名誉权保障的基本权利冲突解决模式。该冲突解决模式具体又包含了“事实陈述型言论”的限制情形;“意见表达型言论”的限制情形。利益权衡过程大致包括如下两个步骤:将个案中涉及到吹哨劳动者、雇主等当事人利益的所有劳动关系解除和提前终止的事由全部纳入考量范围;在雇主值得保护的利益与劳动关系存续的利益做出权衡和评估。二是基于劳动者附随义务的限制情形。限制吹哨劳动者言论自由的劳动者附随义务包括保密义务、伤害企业言论的不作为义务。立法者和司法者需要对劳动者附随义务与劳动者言论自由做出利益平衡,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审查告发行为的目的与正当性;审查雇主解雇吹哨劳动者、提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正当性。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重要议题包括:第一,受保护的吹哨劳动者的主体范围确定,美国对主体资格认定缺乏统一适用的标准;第二,适格举报内容的分类及保护模式,具体包括: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企业管理不当与权利滥用情形、危险情形。第三,吹哨劳动者的保护要件,包括:告发事实的违法性认知判断——合理确信标准;吹哨劳动者的主观动机;匿名告发的保护必要性。第四,吹哨劳动者的合法告发程序,包括在工作场所进行的内部告发程序、向主管部门告发的外部告发程序、向社会媒体等告发的外部告发程序。第五,遭到报复性措施的保护与救济机制,包括身份保密与匿名告发保护措施、工作场所的保护措施、对法律行动的保护措施、人身安全的保护措施、对干扰吹哨劳动者的制裁措施、遭到报复性措施的救济措施。第六,报复性措施的法律责任承担,主要类型有恢复劳动合同关系;补偿性赔偿金;惩罚性赔偿金。第七,对集体劳动关系领域的吹哨劳动者保护措施。在我国吹哨劳动者权益法律保护方面,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央与地方层面的相关立法,结合劳动仲裁案例与民事司法案例的分析,发现既有的保护模式以及法律救济实践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的分散式立法模式难以实现保护的长效化、统一化,包括:缺乏简明、统一、权威的保护、救济和奖励标准;保障主体组织结构配置失衡;有关吹哨劳动者的法律规范体系难以满足保护的现实需求。第二,吹哨劳动者的保护主体狭窄且缺乏差异性,包括:吹哨劳动者的保护要件设定不合理;告发程序欠缺整体性与妥当性;奖励机制难以克服固有的价值冲突。第三,遭到报复性措施的吹哨劳动者保护与救济机制不能适应实践需求,包括:报复性措施的认定依据缺失;报复性措施的救济程序失灵;报复性措施的责任承担规则欠缺合理性。第四,难以有效解决集体劳动关系中的报复性措施争议。对照美国的制度经验,我国的吹哨劳动者保护法治应当作出如下完善:第一,明确吹哨劳动者保护的集中性立法模式,包括:妥善处理吹哨劳动者保护中的法律价值冲突;推进吹哨劳动者保护的社会共治机制。第二,从“范围-要件-程序”上建立分层一致的权益保障模式,包括:扩展吹哨劳动者的保护主体范围且实现差异化对待;吹哨劳动者的保护要件设定合理化;完善分级分层、有序衔接的告发程序;改进奖励机制以消除内在价值冲突;健全吹哨劳动者的举证责任和因果关系认定机制。第三,明确报复行为、具体救济程序及增加追责方式以完备权益救济机制,包括:合理确立报复性措施的认定标准;完善报复性措施的司法救济程序;完善报复性措施的行政救济程序;增加惩罚性赔偿的追责方式。
广州市人民政府[3]（2021）在《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重心下移一批市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文中认为广州市人民政府文件穗府[2021]1号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为深化"放管服" 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市政府决定取消和重心下移2597项市级行政权力事项,其中取消269项,实行重心下移、改由区（含功能区,下同）就近实施2328项。各区、市有关部门要做好落实和衔接工作,细化监管措施,提高监管效能,推进政府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
雷江平[4]（2020）在《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劳动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从建立之初就高度重视劳动关系,从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到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一化三改”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劳动关系领域出台了有关劳动就业、工资分配、劳动保险、社会福利和工会制度等一整套劳动关系政策,广大职工的主人翁地位逐步确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劳动关系双方的主体地位进一步明晰。中国共产党在劳动关系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重要法律法规,对于协调劳动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作为重要社会关系的劳动关系的发展,更需要不断化解在劳动领域的矛盾与冲突,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因此,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劳动关系的基本方向和目标。本研究立足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长期实践,对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进行了初探,分析了问题,解剖了案例,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原则目标和对策措施。本研究的主体一共有七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问题和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诸如劳动关系及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构成要素和指标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等进行解读。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的逻辑,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方面,呈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内在联系与逻辑。本章是本文分析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是对实践探索的分析,在对不同历史阶段劳动关系实践的分析基础上,分析建党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成效与基本经验。本章是本文分析的经验基础。第四部分探索分析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建设,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的中国化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和谐劳动关系的提出,最后总结和谐劳动关系理论的生成逻辑和历史地位。第五部分主要分析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形成的原因,问题主要来自制度体系、协商机制等方面,而形成的原因包括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工人代际更替、新媒体广泛应用,以及“三新”就业模式带来的挑战等。第六部分主要分析地方或基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典型案例,并以此探讨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工会如何在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或劳动关系治理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第七部分主要分析面对新挑战或障碍,结合案例分析,提出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方针政策调整和具体的实施对策。总之,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劳动关系总体是和谐的、稳定的。与此同时,也面临诸如法律法规不完善、体制机制不健全、劳动关系矛盾冲突时有发生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还专门下发了《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成为新时代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纲领性文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更需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进一步完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政策体系和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体制机制,推动实现和谐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邢伟[5]（2020）在《“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集体资产股权流转过程中权利边界模糊、交叉,影响部分权能实现;所有权缺位、虚化、弱化,行使主体不明确,造成集体资产流失;部分权能流转范围受限,流转市场不完整,有偿退出难,抵押担保难;农村宅基地、承包地“三权分置”中权属杂糅,财产性权能流动性低,财产性权益难以充分实现,与改革目标相违背;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产权范围不明,行权主体缺位,管理机制不畅,导致合作制性质不明,股份制作用发挥不畅;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界定不明、权属缺失,公益性功能发挥不充分,存在管理空白。以上这些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普遍存在,严重制约着改革进程,阻碍着产权各要素权能的充分实现,影响着农村发展效果和治理效能。本文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重点阐释本文选题背景与意义、理论综述、研究框架与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以农村集体所有制为基础,论述农村所有权、承包权（资格权）、经营权（使用权）、经营性资源资产产权、公益性资源资产产权等相关概念,结合建国后各个时期农村产权制度过程进行深入剖析。第三部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依托河北省部分地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现状,结合全国各地改革情况,深入剖析产权制度改革中存在的现实困境与问题。第四部分“‘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设计”,探索建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分别负责行使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公益性资源资产和经营性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权能。第五部分“‘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构建与新时代乡村治理模式相适应的“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第六部分“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用法经济学方法对“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进行全面剖析。第七部分“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以期实现细化各项权能、明晰产权归属、严格产权保护、顺畅产权流转目标。第八部分“结论”,回答了在导论部分提出的、本文致力于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注重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所有资源资产进行了系统梳理,根据不同资源资产的形态、功能、使用方式以及产权构成、行权模式,将其划分为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和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四种类型。在坚持农村集体制度不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底线不变、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固定不变基础上,剥离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经营性资源资产股东权、公益性资源资产管理权中所包含的身份性权能,在分权基础上将包含身份属性的权能（成员权）统一归位于所有权,形成所有权权利组织体,即“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根据不同资源资产性质及其权能构成,分别搭建由不同成员组成的“农村承包权人集体”“农村资格权人集体”“农村股东成员集体”和“农村全体农户集体”,分别行使农村承包地、宅基地、经营性资源资产和公益性资源资产的所有权权能和身份权权能。以此为基础,重新构建“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在农村集体所有权现行模式向“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转换过程中,严把“目标层+准则层+决策层”三大环节,统筹宏观设计与微观运行,找寻出一条可以最大限度明晰产权界限、充分发挥产权权能、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运行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效能。
张庭江[6]（2020）在《广东省住宅小区治理模式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房地产的改革和城市化的推进,住宅小区成为大部分城市居民的生活场所,在其内部主要呈现以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委员会为主要组织的治理结构,并以物业管理服务为主要治理内容。目前,住宅小区物业管理领域矛盾纠纷日益高发,严重影响基层治理和社会稳定,小区治理日益成为党和政府重点关注的课题。根据网上案例和信访数据分析,小区治理主要矛盾点在于:一是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两个主体的权利不对等,业主弱势,物业服务企业强势,引发住宅小区冲突。二是业主委员会超越职责范围去干涉小区治理,且无有效监督,导致小区治理恶化。本文研究目的在于,探索不同治理模式的小区特点,就住宅小区治理模式研究的发展过程进行简单的梳理,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将住宅小区不同的治理路径、方法方式进行归纳,梳理出良好治理小区共同要件。笔者试图通过本文回答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不同治理模式的住宅小区的治理效能的差异;第二,运行良好、治理有序的住宅小区具备哪些特征;第三,如何提升住宅小区的治理效能,从而避免“公地悲剧”发生。全文分为5部分:第一章为绪论,提出研究背景、意义、目的,并对核心概念和文献综述进行了阐述。第二章通过研究分析广东省住宅小区情况发展历史、广东省住宅小区治理基本概况,设定住宅小区模式划分标准,将住宅小区分为两方合作型、业主委员会主导型、物业服务公司主导型、缺少管理型等四种类型。第三章通过分析五个住宅小区,研判小区治理要件来说明住宅小区的治理特点,以及不同主体对住宅小区治理模式的评价。第四章是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进行分析,阐述案例小区的治理模式和主要存在问题,着重分析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等不同主体治理策略,得出良好小区治理应具备的要件。第五章提出了提升优化住宅小区治理模式的对策建议。笔者认为要通过健全和规范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运作机制、建立住宅小区业委会、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调治理机制、修订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实施国有企业兜底管理等措施,并结合当地实际择优选择住宅小区治理模式,从而实现住宅小区平稳有序健康发展。
魏玉媛[7]（2020）在《广东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文本内容分析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借助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契机和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作为经济大省的广东势必要优化区域创新环境,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科技创新力量作用,将自身建设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把科技强省发展落到实处关键是要将科技研发成果同社会现实生产力紧密结合,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一直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中心任务。科技成果转化是由众多科技创新主体共同参与、覆盖全科技创新链的一项复杂的系统化工程,科技成果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成果转化及扩大使用、应用及产业化的过程都离不开成果供给方、接受方及中介服务方等主体的共同努力。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提供良好的成果转化环境、保证成果转化效率效益等这些工作都对作为引导者角色的政府的制度政策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虽然近年来,广东省确实在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系统,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难以避免的还是有很多待完善之处。因此,本文选择广东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为对象开展评估和优化研究,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广东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为研究对象,首先,全面梳理总结国内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研究现状和相关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文的分析框架;其次,收集广东省1986年-2018年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先按照政策发文单位、发展历程、政策类型及效力对政策体系现状开展了描述性分析;接着对政策开展正式的文本分析,笔者构建了一个“宏观-中观-微观”的3维分析框架:宏观上结合政策分类理论将当前政策按照作用面不同分为了环境面型、供给面型和需求面型3大类以及结合政策特征进步划分为12个细分类;中观上利用共词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政策进行关键词提取、词频统计、共词矩阵制作、社会网络图谱绘制和点度中心度分析等步骤,分析当前政策体系的内部结构关系特点,并且确定了当前广东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内容的着力点在于财税金融政策工具的使用;微观上则聚焦于重点的财税金融工具内容（即成果奖励、资金资助、权益归属、税收优惠和融资支持的政策内容）开展分析。同时引入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视角,把成果转化分为科技成果形成阶段、商品化阶段和产业化阶段3阶段,对政策条款进行编码,统计各阶段使用的重点工具并分别开展内容分析。最后的分析结果发现,当前广东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还存在着政策发文单位协同互补性有待加强、法规建设滞后,政策体系不完善、需求拉动型政策有待优化、重点的财税金融政策措施有效性不够（成果转化资金投入比例不合理、成果转化奖励力度不足且实操性欠缺、税收优惠方式普惠性欠缺等问题尚存、科技成果融资相关制度机制亟待完善）等问题。为此,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化的对策与建议。
薛思宇[8]（2020）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条款的规范分析》文中提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是指所有权归属于农村村民集体的非农用途土地,村民集体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享有使用、收益和部分处分权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是农村村民集体所有权的表达,是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收益权能的实现。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将集体建设用地投入市场,与国有土地实现城乡土地“同地同权”,为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提供收益性保障。相对完备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立法是实现土地合理利用,增强人民财产性权益的必要保障。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条款在我国虽然初具规模,并在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正式予以确认,但缺少配套的法律法规,缺少对“入市”予以确认后的可操作性规程指引。我国现存法律体系针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无完善的系统性立法,因此在立法层面存在诸多问题。所涉主体存在入市所涉职能部门职责界定不清,具体为政府职能主导部门内部权责以及主导部门与协同部门权责界定不明、成员权认定标准和成员权的行使以及撤销权的标准不统一、缺失独立技术第三方主体的必要规定等问题;所涉资金层面存在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收益用途限制标准不统一、各地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价格规制制度普遍残缺不全、政府定价无统一标准、其他相关制度设定不全面等问题;所涉运作程序存在权益保障性不足,具体为程序环节设置未能充分彰显农民权益必要保障以及缺乏相关配套制度、入市过于重视政府职能和公众参与相关规定不足、一级市场构建出让方式设定不完整、二级市场构建地区差异较大等问题;以及归责机制方面仍然存在条款过于零散缺乏高位阶法规指引,具体为中央层面归责机制条款设定不明晰和地方层面规范设定差异较大、配套制度及其责任的规定较少等问题。阐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条款的规范内涵是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条款、提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条款矫正路径的重要前提。以法释义学范式及体系思维范式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条款进行阐释,通过内涵界定、条款罗列分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条款的法律关系、法律行为、法律责任以及救济机制。通过运用规范分析法,对各位阶法律法规中针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专门条款以及各位阶法律法规中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具有一定关联程度的相关条款进行归纳整合并分析,通过明晰问题以提供矫正路径。明确界定政府职能主导部门职责,具体为明确政府职能主导部门内部权责界定和明确政府职能主导部门与入市相关辅助部门权责界定、完善集体成员权资格设定具体为统一成员权资格认定标准、完善成员权行使相关规范和完善集体成员撤销权相关规定、补足第三方主体相关条款,具体为补足地价评估主体相关条款和健全价格规制主体相关条款设定。完善程序环节设置,具体为健全收益分配机制和统一收益用途限制相关规定、完整设定中央层面价格规制制度以为地区条款设定提供依据。健全入市程序设计,重点考量农民利益、弱化“政府管理”,增强“公众参与”、补全流转方式相关规定。提供归责机制规范设定高位阶法律法规指引、健全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配套制度的法律保障。通过以上方式建立相对完备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条款体系。
冯文佳[9]（2020）在《我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中主体范围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我国经历改革开放,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才建立的新制度,尚处于摸索阶段,其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落地效果并不理想。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际落地效果不理想的背后,与其在主体规制上存在的局限与不足密切相关,既表现在劳资双方主体范围问题上,又表现在可能出现的第三方参与主体范围问题上。因此,本文以工资集体协商实践中的案例为导向,重点探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中的主体范围问题。为行文的需要,本文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首先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实践中的典型案例—“本田罢工案”,引出涉及我国工资集体协商主体范围的三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在企业内协商中,企业工会是否为劳方唯一主体?涉及行业性集体协商时,谁可以作为劳资双方主体?是否有必要引入第三方参与主体,以及谁可成为第三方参与主体?第二章基于前文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了对各国工资集体协商立法与实践中主体范围的考察,并进行对比与评析。首先,企业内工资集体协商以日美为典型,日本劳方主体为企业工会,美国劳方主体为被承认取得代表权的工会。日本由于集体协商的展开依赖于企业工会,中小型企业劳动者劳动条件的改善难以得到保障;美国则在赋予外部工会代表权的情形下,中小型企业的工人力量也可以充分得到集结。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以德国为典型,劳资双方主体分别为行业工会与雇主协会,德国模式在平衡劳资双方力量,维护劳动力市场稳定性上具有明显优势,但也存在某些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劳方代表的弊端。关于第三方参与主体范围,日美德三国主要为政府,在参与方式上,三国政府均不直接参与工资集体协商的过程,而是以各种间接方式为劳资双方展开集体协商提供平台与支持。第三章梳理了我国工资集体协商主体范围立法现状,并分析了其存在的不足。企业内协商劳方主体范围上,企业工会的替代性主体单一且存在局限;行业协商主体范围上,法律、部门规章等规定缺失、地方法规模糊且不一致;第三方参与主体范围上,法律、部门规章等规定缺失、地方法规定位混乱。第四章基于前文的分析,提出关于企业内工资集体协商,在企业工会缺位时,应借鉴美国模式,明确与企业不存在隶属关系的地方各级工会为替代性主体,以弥补劳资双方博弈力量上的悬殊。同时用法律直接规定的方式,合理化各替代性主体的适用条件与适用顺序;关于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我国应借鉴德国模式,但是要进行一定的改造转换,使企业工会联合、行业工会成为劳方主体,企业联合会、行业协会成为资方主体;关于第三方参与主体,基于我国资强劳弱、劳资自治框架不成熟的现状,应当引入第三方参与主体平衡双方地位,应明确政府可以作为第三方参与工资集体协商,在参与方式上,不能不考虑我国实际情况而照搬日美德三国的做法,因此我国政府不仅需要以间接方式为劳资双方展开工资集体协商提供支持,在有必要时,应当以更直接更深入的方式直接参与协商过程。最后,为保证政府对工资集体协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避免产生消极的阻碍结果,应该对政府参与工资集体协商进行明确法律规制。
孙健鹏[10]（2020）在《乡村治理行政化问题研究 ——以肇庆市江南区白沙镇行政村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村民自治是其中的核心。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来,村民自治制度对于推动基层民主的发展和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发展也进入了转型时期。政府工作重心下移,农村大量行政事务的不断增加,使得乡村治理行政化的倾向日趋加强,属于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承担着大量的行政性工作。由于村民自治制度及村民委员会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自其“出生”之日起就带有行政化的基因。探究乡村治理行政化的成因,一方面有政府自上而下加强基层治理的外在原因,另一方面也有村民委员会自下而上需要从政府获取资源,进行主动行政化的内在需求。随着国家提出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目标,乡村治理特别是村民自治找准定位和方向显得尤为重要,既关系到整个社会管理体制的发展,又关系到我国农村基层民主自治能否实现,还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本文在理论分析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嵌入性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为工具,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以肇庆市江南区白沙镇的行政村为研究对象,剖析乡村治理行政化的现状、成因、实践意义和局限性,并就其实践中面临的困境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承认现阶段乡村治理行政化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基础上,提出理顺乡村治理体制机制,为村民委员会松绑减负的治理路径,以期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群众自我管理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二、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论文提纲范文）
（1）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s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案件的司法数据研判 |
| 第一节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数据梳理 |
| 一、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案件的基本情况 |
| (一)检索概况 |
| (二)案件类型既多元又集中 |
| (三)合同违法要素与强制性规定内容之对比 |
| 二、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案件的司法裁判现状 |
| (一)违反强制性规定多导致合同无效 |
| (二)强制性规定类型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
| (三)强制性规定的援引情况 |
| (四)合同无效的裁判说理 |
| 三、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适用问题总览 |
| (一)合同效力欠缺统一的裁量标准 |
| (二)强制性规定二分法的裁判标准模糊 |
| (三)公序良俗异化为强制性规定的识别标准 |
| 第二节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适用问题详窥 |
| 一、强制性规定二分法无法指导司法裁判 |
| (一)强制性规定二分法的司法适用现状 |
| (二)适用二分法存在的问题 |
| 二、公序良俗在强制性规定识别中的角色 |
| (一)公序良俗的司法适用现状 |
| (二)公序良俗司法适用中的问题 |
| 第二章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规定与法理基础检视 |
| 第一节 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规定检视 |
| 一、强制性规定的立法规范 |
| (一)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立法例比较 |
| (二)《民法典》第153 条的立法配置 |
| (三)《民法典》第153 条的“三不变” |
| 二、强制性规定的司法解释与解释性文件检视 |
| (一)司法解释与解释性文件梳理 |
| (二)司法解释与解释性文件的评价与反思 |
| 第二节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法理基础检视 |
| 一、强制性规定的法理基础 |
| (一)后果主义裁判理论 |
| (二)法律家长主义理论 |
| 二、后果主义裁判立场的批判与反思 |
| (一)后果主义裁判的“逆推法” |
| (二)后果主义裁判与现代法治观存在差距 |
| (三)增加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 |
| 三、法律家长主义的困境 |
| (一)价值困境 |
| (二)实践困境 |
| 第三章 强制性规定二分法的辨伪与存真 |
| 第一节 辨伪:以概念建构的方式弥补法律“漏洞” |
| 一、强制性规定二分法的合同效力认定路径 |
| (一)二分法的司法裁判流程 |
| (二)二分法无实质内涵 |
| 二、强制性规定类型的评价与反思 |
| (一)肯定性观点 |
| (二)否定性观点 |
| (三)应以规范目的为标准划分强制性规定类型 |
| 第二节 存真的前提:法律正义的二元论 |
| 一、形式正义与法治 |
| (一)形式正义符合法权先天结构 |
| (二)形式正义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 |
| (三)形式正义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 |
| 二、实质正义与法治 |
| (一)实质正义的要义是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 |
| (二)实质正义保障社会主体平等自由的实现 |
| (三)实质正义能够防止正义的过度形式化 |
| 三、正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关系 |
| 第三节 存真:形式正义为主兼顾实质正义 |
| 一、形式正义为主:强制性规定类型化合同效力认定路径 |
| (一)类型化为导向的合同效力认定路径具有普遍适用性 |
| (二)类型化为导向的合同效力认定路径具有可行性 |
| (三)类型化为导向的合同效力认定路径具有明确性 |
| 二、实质正义为辅: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 |
| (一)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填补规范空白 |
| (二)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围绕强制性规定的规范目的而展开 |
| (三)保障强制性规定在个案或疑难案件中实现公平正义 |
| 第四章 公序良俗在强制性规定适用中的角色定位 |
| 第一节 公序良俗适用于强制性规定的正当性基础 |
| 一、公序良俗适用于强制性规定的价值基础 |
| (一)对私法自治的批判 |
| (二)限制私法自治和补充发展法律 |
| 二、公序良俗适用于强制性规定的道德基础 |
| (一)公序良俗的道德元素 |
| (二)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公序良俗转化为法律规范 |
| 三、公序良俗适用于强制性规定的社会基础 |
| (一)社会秩序与法律秩序之关系 |
| (二)公序良俗利于维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
| 第二节 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关系之辩 |
| 一、公序良俗异化为识别强制性规定之标准 |
| (一)二分法错将公序良俗作为识别强制性规定的标准 |
| (二)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被混淆适用 |
| (三)公序良俗易导致合同效力不确定 |
| 二、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的界分 |
| (一)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的性质不同 |
| (二)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的适用关系不同 |
| (三)违反公序良俗和强制性规定之法律后果不同 |
| 第三节 公序良俗在强制性规定适用中的作用 |
| 一、公序良俗并非强制性规定类型化的实质标准 |
| (一)善良风俗不应作为识别强制性规定的标准 |
| (二)公共秩序无法成为识别强制性规定的标准 |
| 二、《民法典》第153 条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关系导正 |
| (一)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各有独立的适用领域 |
| (二)公序良俗和强制性规定不可重叠适用 |
| (三)强制性规定穷尽后方可适用公序良俗 |
| 第五章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适用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适用的实体性完善路径 |
| 一、建立以规范目的为标准的强制性规定类型化模式 |
| (一)市场准入型强制性规定 |
| (二)内部管理型强制性规定 |
| (三)行政管理型强制性规定 |
| (四)外部秩序型强制性规定 |
| (五)伦理道德型强制性规定 |
| (六)政策意见型强制性规定 |
| 二、六种强制性规定类型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
| 第二节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适用的方法论完善路径 |
| 一、强制性规定案件适用法律解释方法的必然性 |
| (一)法律解释是适用法律的必然要求 |
| (二)概括性条款的适用需要法律解释方法 |
| 二、强制性规定案件中适用法律解释方法的具体进路 |
| (一)首位解释方法:文义解释 |
| (二)承上启下解释方法:体系解释 |
| (三)最高层级法律解释方法:目的解释 |
| (四)比例原则指导下展开个案的利益衡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美国吹哨劳动者的法律保护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我国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现状总结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 第2章 吹哨劳动者保护的基本法理 |
| 2.1 吹哨劳动者的概念与特征 |
| 2.1.1 吹哨劳动者的概念界定 |
| 2.1.2 吹哨劳动者的法律特征 |
| 2.2 吹哨劳动者保护的必要性 |
| 2.2.1 促进吹哨劳动者的“问题发现者”功能发挥 |
| 2.2.2 消除吹哨劳动者的身份泄露、违约责任、被企业打击报复等个人风险 |
| 2.3 吹哨劳动者保护的主要内容 |
| 2.3.1 吹哨劳动者的身份保密机制 |
| 2.3.2 吹哨劳动者的违约责任豁免规则 |
| 2.3.3 吹哨劳动者劳动条件、劳动合同的保障措施 |
| 2.4 吹哨劳动者保护的全球法治实践 |
| 2.4.1 国际组织层面的法治实践情况 |
| 2.4.2 国家层面的法治实践情况 |
| 第3章 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法治框架 |
| 3.1 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成文法发展 |
| 3.1.1 国会立法层面 |
| 3.1.2 行政法规层面 |
| 3.2 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判例法发展 |
| 3.2.1 吹哨主体方面的重要判例 |
| 3.2.2 吹哨程序方面的重要判例 |
| 3.3 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限制情形 |
| 3.3.1 基于雇主名誉权保障的限制情形 |
| 3.3.2 基于劳动者附随义务的限制情形 |
| 第4章 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重要议题 |
| 4.1 吹哨劳动者的主体保护范围 |
| 4.2 受法律保护的告发内容 |
| 4.2.1 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 |
| 4.2.2 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企业管理不当与权利滥用情形 |
| 4.2.3 危险情形 |
| 4.3 吹哨劳动者的保护要件 |
| 4.3.1 告发事实的违法性认知判断——合理确信标准 |
| 4.3.2 吹哨劳动者的主观动机 |
| 4.3.3 匿名告发的保护必要性 |
| 4.4 吹哨劳动者的合法告发程序 |
| 4.4.1 在工作场所进行的内部告发程序 |
| 4.4.2 向主管部门告发的外部告发程序 |
| 4.4.3 向社会媒体等告发的外部告发程序 |
| 4.5 遭到报复性措施的保护与救济机制 |
| 4.5.1 身份保密与匿名告发保护措施 |
| 4.5.2 工作场所的保护措施 |
| 4.5.3 对法律行动的保护措施 |
| 4.5.4 人身安全的保护措施 |
| 4.5.5 对干扰吹哨劳动者的制裁措施 |
| 4.5.6 遭到报复性措施的救济措施 |
| 4.6 法律责任 |
| 4.7 对集体劳动关系领域的吹哨劳动者保护措施 |
| 第5章 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 5.1 我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法律规范现状 |
| 5.1.1 我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立法梳理 |
| 5.1.2 我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立法分析 |
| 5.2 我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实践现状 |
| 5.2.1 基于劳动仲裁案例的实证分析 |
| 5.2.2 基于民事司法判例的实证分析 |
| 5.3 我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法律规范缺失与不足 |
| 5.3.1 现有的分散式立法模式难以实现保护的长效化、统一化 |
| 5.3.2 有关吹哨劳动者的法律规范体系难以满足保护的现实需求 |
| 5.3.3 遭到报复性措施的吹哨劳动者保护与救济机制不能适应实践需求 |
| 5.4 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法治对我国的借鉴 |
| 5.4.1 基于我国实际推动吹哨劳动者保护模式法定具体化及系统化 |
| 5.4.2 从“范围-要件-程序”上建立分层一致的权益保障模式 |
| 5.4.3 明确报复行为、具体救济程序及增加追责方式以完备权益救济机制 |
| 第6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依据 |
| 二、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简评 |
| 三、研究逻辑与方法 |
| (一)研究逻辑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五、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劳动关系 |
| (二)劳动关系冲突 |
| (三)和谐劳动关系 |
| 二、基础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理论在海外的发展 |
| (三)其它劳动关系理论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逻辑分析 |
| 一、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逻辑 |
| (一)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由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先锋队”属性所决定的 |
| (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所决定的 |
| (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由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 |
| 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历史逻辑 |
| (一)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最高目标 |
| (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方针 |
| (三)通过工会组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手段 |
| 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践逻辑 |
| (一)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促进企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
| (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维护职工权益的重要内容 |
| (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践探索 |
| 一、和谐劳动关系的探索过程 |
| (一)“劳资两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 |
| (二)调整劳资关系: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 |
| (三)建立制度体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践 |
| (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 |
| 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主要成效 |
| (一)职工合法权益逐步得到保障 |
| (二)职工参与制度逐步建构与完善 |
| (三)劳动关系协调机制逐步健全 |
| (四)劳动关系矛盾调处机制逐步建立 |
| 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经验 |
| (一)以党的领导为核心 |
| (二)多方参与,以工会为主体 |
| (三)以劳资和谐为核心理念 |
| (四)以协商协调为主要手段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探索 |
| 一、理论探索的基本过程 |
| (一)和谐劳动关系命题的提出 |
| (二)和谐劳动关系理论的基本形成 |
| (三)和谐劳动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理论在中国的最新发展 |
| 二、理论探索的主要成果 |
| (一)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逐步确立 |
| (二)在宏观层面,积极创新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 |
| (三)在中观层面,加强区域和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 |
| (四)在微观层面,大力推进劳动争议“大调解”机制建设 |
| (五)在操作层面,推动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风险评估机制 |
| 三、理论成果的生成逻辑 |
| (一)理论成果具有明显的国情特征 |
| (二)理论成果具有明显的初级阶段特征 |
| (三)理论成果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
| 四、理论成果的历史地位 |
| (一)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飞跃 |
| (二)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对实践有反作用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问题剖析 |
| 一、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统一完备的劳动法律体系尚未形成 |
| (二)三方协商机制作用发挥有待加强 |
| (三)冲突事件破坏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
| 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所有制结构变化和分配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二)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 |
| (三)经济下行压力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 |
| (四)农民工群体和职工队伍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
| (五) “三新”模式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
| (六)新媒体广泛应用和外部势力渗透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案例分析 |
| 一、实验探索:正在形成的地方/基层经验 |
| (一)激活基层工会:深圳工会源头治理劳资纠纷试验区 |
| (二)培育社会组织:狮山树本产业家园 |
| (三)前端化解冲突:广州市海珠区“三方联调中心” |
| 二、有效化解: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选择 |
| (一)劳资冲突的化解与路径选择 |
| (二)实践探索实现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逻辑 |
| 三、适应与变革:中国工会在开放中演进 |
| (一)演进过程中的挑战与应对局限 |
| (二)在变革中实现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
|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完善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路径和对策 |
| 一、进一步明确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路径 |
| (一)以共建共享为原则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
| (二)以互利双赢为目标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
| (三)以法治方式为抓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
| (四)以作风建设为保障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
| 二、进一步完善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对策 |
| (一)完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政策体系 |
| (二)完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 |
| (三)发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三方机制作用 |
| (四)推动实现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理论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重点、难点 |
| 五、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相关理论 |
|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
| 二、法与经济学视角下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构成 |
| 三、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权能分析 |
| 四、国外土地产权构成及权能分析 |
| 第二节 1949 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概况 |
| 一、第一阶段(1949 年—1956 年):合作化运动时期 |
| 二、第二阶段(1956 年—1978 年):人民公社时期 |
| 三、第三阶段(1978 年—2012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 |
| 四、第四阶段(2013 年至今):“三权分置”改革实施期 |
| 第三节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博弈分析 |
| 一、演化博弈理论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
| 二、对各个阶段产权变革的演化博弈分析 |
| 第二章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以河北省部分地区产权制度改革实践为样本 |
| 第一节 河北省个别地区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情况 |
| 一、邢台市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现状 |
| 二、定州市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现状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存在的困境与问题 |
| 一、农村集体资产难核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难确定、集体资产股权难设定 |
| 二、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流转难、抵押担保难和有偿退出难 |
|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权能规则不完善 |
| 四、农村宅基地、承包地“三权分置”中权属杂糅 |
| 五、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界定不明、权属不清 |
| 六、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范围不明、改革不畅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乡村治理机制不完善,影响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程 |
| 二、统分结合经营体制长期失衡,制约集体产权改革进程 |
| 三、法律法规不健全,影响集体产权改革进程 |
| 第三章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概念界定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内涵与外延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性质与特征 |
| 第二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治理作用 |
| 一、明晰产权结构、释放产权权能 |
| 二、实化农村所有权 |
| 三、推进乡村振兴 |
| 四、优化乡村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治理路径 |
| 一、提升农村各治理主体间的协调性 |
| 二、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科学性 |
| 三、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保障性 |
| 四、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合法性 |
| 第四节 农村产权现行模式向“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转换路径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模型架构的静态设计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动态运行 |
| 第四章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四大行权主体 |
| 一、“农村承包权人集体”——承包地所有权 |
| 二、“农村资格权人集体”——宅基地所有权 |
| 三、“农村股东成员集体”——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所有权 |
| 四、“农村全体农户集体”——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所有权 |
| 第二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行权模式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架构 |
| 第四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的治理问题分析 |
| 第五章 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成本效益分析 |
| 第一节 科斯定理及成本—效益分析 |
| 第二节 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运行审视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决策事项与程序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科斯定理审视 |
| 第三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成本——效益分析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的前提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的关键 |
| 三、“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模型成本效益SWOT分析 |
| 第四节 经济绩效管理视角下的“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 |
| 一、绩效管理与“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 |
| 二、“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绩效管理剖析 |
| 第六章 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
| 第一节 产权归属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化 |
| 一、构建流程规范、账实清晰、公开公正的清产核资大格局 |
| 二、构建设置科学、动静结合、权能完整的股权管理模式 |
| 三、构建主体明确、范围清晰、分配合理、渠道科学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产权流转与农村集体产权的市场化 |
| 一、基础——由“确权确地”向“确权确股不确地”转变 |
| 二、关键——由“政府干预”向“市场运作”转变 |
| 三、核心——由“单一形式”向“协调联动”转变 |
| 四、支撑——由“重流转轻保障”向“流转保障并重”转变 |
| 五、突破——由“权能杂糅”向“赋权明责”转变 |
| 第三节 产权保护与农村集体产权的法治化 |
| 一、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
| 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的相关规定 |
| 三、成立独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机构 |
| 第四节 智慧产权与农村集体产权的科技化 |
| 一、区块链技术作为关键支撑 |
| 二、构建“区块链+农村土地确权及流转”模型体系 |
| 第五节 信息披露与农村集体产权的公开化 |
| 一、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原则 |
| 二、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内容、标准与方式 |
| 三、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风险 |
| 四、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结果保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6）广东省住宅小区治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1.1 关于小区治理的研究 |
| 1.2.1.2 关于物业管理的研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1 关于小区治理的研究 |
| 1.2.2.2 关于物业管理的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主要概念与基本理论 |
| 1.3.1 主要概念 |
| 1.3.2 基本理论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广东省住宅小区治理概况及主要模式 |
| 2.1 广东省住宅小区发展历史 |
| 2.2 广东省住宅小区治理基本概况 |
| 2.3 广东省住宅小区治理主要模式划分 |
| 2.3.1 住宅小区治理模式分类标准 |
| 2.3.2 广东省住宅小区治理主要模式 |
| 第三章 广东省住宅小区治理模式的典型案例分析 |
| 3.1 珠海市A小区(业主委员会主导型) |
| 3.1.1 小区概况 |
| 3.1.2 小区治理结构 |
| 3.1.3 小区治理特征 |
| 3.1.4 小区治理模式要件 |
| 3.2 江门市B小区(物业服务企业主导型) |
| 3.2.1 小区概况 |
| 3.2.2 小区治理结构 |
| 3.2.3 小区治理特征 |
| 3.2.4 小区治理模式要件 |
| 3.3 广州市C小区(两方合作型) |
| 3.3.1 小区概况 |
| 3.3.2 小区治理结构 |
| 3.3.3 小区治理特征 |
| 3.3.4 小区治理模式要件 |
| 3.4 广州市D小区(业主委员会主导型) |
| 3.4.1 小区概况 |
| 3.4.2 小区治理结构 |
| 3.4.3 小区治理特征 |
| 3.4.4 小区治理模式要件 |
| 3.5 江门市E小区(物业服务企业主导型) |
| 3.5.1 小区概况 |
| 3.5.2 小区治理结构 |
| 3.5.3 小区治理特征 |
| 3.5.4 小区治理模式要件 |
| 第四章 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各小区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
| 4.1 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的治理要件 |
| 4.2 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比对各小区治理模式的特征和治理结构 |
| 4.3 住宅小区治理主要存在问题 |
| 4.4 良好小区治理的特征和要件 |
| 4.4.1 具有领导力的带头人 |
| 4.4.2 财务公开 |
| 4.4.3 有效监督 |
| 4.4.4 制度约束 |
| 第五章 提升广东省住宅小区治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
| 5.1 健全和规范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运作机制 |
| 5.1.1 选优配强住宅小区业委会班子,提前介入把好人选关 |
| 5.1.2 加强街道办、镇政府对业主委员会筹备工作的指导力度 |
| 5.1.3 积极利用现代化信息管理手段提升运作效率 |
| 5.1.4 创新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决策机制 |
| 5.2 建立住宅小区业委会、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调治理机制 |
| 5.2.1 以公民治理为核心,形成住宅小区三方协同治理工作组织架构 |
| 5.2.2 重点突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管理 |
| 5.2.3 加强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规范指导 |
| 5.2.4 推动住宅小区由行业管理向综合治理转变 |
| 5.2.5 成立住宅小区党支部,以党建引领小区治理 |
| 5.2.6 探索信托制小区物业管理模式 |
| 5.3 修订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
| 5.3.1 完善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 |
| 5.3.2 制定物业服务企业监管政策法规 |
| 5.3.3 完善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的管理机制 |
| 5.4 因地制宜由国有企业进行物业服务的兜底管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小区治理问卷调查 |
| 附录2 住宅小区治理访谈提纲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广东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文本内容分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研究 |
| 1.2.2 公共政策分析与方法研究 |
| 1.2.3 政策共词网络分析的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创新点 |
| 2.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理论 |
| 2.1.1 科技成果转化概念 |
| 2.1.2 科技成果转化主体构成 |
| 2.2 市场与政府失灵理论 |
| 2.3 政策工具理论 |
| 2.3.1 政策工具概念 |
| 2.3.2 政策工具类型 |
| 2.4 分析框架与评价标准 |
| 2.4.1 分析框架构建 |
| 2.4.2 评价标准 |
| 3.广东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现状分析 |
| 3.1 政策收集 |
| 3.2 政策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 3.2.1 政策发文单位分析 |
| 3.2.2 政策发展历程分析 |
| 3.2.3 政策类型及效力分析 |
| 4.广东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文本内容分析 |
| 4.1 宏观维度:政策作用面分析 |
| 4.1.1 科技成果转化供给面政策 |
| 4.1.2 科技成果转化环境面政策 |
| 4.1.3 科技成果转化需求面政策 |
| 4.1.4 各类型政策数量分析 |
| 4.2 中观维度:政策结构关系分析 |
| 4.2.1 政策的共词分析 |
| 4.2.2 政策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分析 |
| 4.2.3 政策的着力点分析 |
| 4.3 微观维度:成果转化过程视角的重点政策工具分析 |
| 4.3.1 分析类目确定 |
| 4.3.2 政策工具编码统计 |
| 4.3.3 编码信度检验 |
| 4.3.4 重点政策工具分析 |
| 5.广东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现存不足及其原因分析 |
| 5.1 政策发文单位间协同互补性有待加强 |
| 5.2 法规建设滞后,政策体系不完善 |
| 5.3 需求拉动型政策有待优化 |
| 5.4 当前重点政策措施有效性不够 |
| 5.4.1 成果转化资金投入比例不合理 |
| 5.4.2 成果转化奖励力度不足且实操性欠缺 |
| 5.4.3 税收优惠方式普惠性欠缺等问题尚存 |
| 5.4.4 科技成果融资相关制度机制亟待完善 |
| 6.优化广东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建议 |
| 6.1 提高政策发文单位之间的协同性 |
| 6.2 完善当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 |
| 6.3 优化需求面政策,提高技术市场活力 |
| 6.4 强化重点政策内容,进一步激发转化动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条款的规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二) 研究路径 |
| 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条款的规范内涵 |
| (一)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条款的概念阐释 |
| (二)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条款的范畴要素 |
| 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主体条款的规范分析 |
| (一)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主体条款的规范设定现状 |
| (二) 整全性缺失: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主体条款存在的问题 |
| (三) 构建完善体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主体条款的完善进路 |
| 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资金条款的规范分析 |
| (一)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资金条款的规范设定现状 |
| (二) 利益表达缺失: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资金条款存在的问题 |
| (三) 凸显利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资金条款的完善进路 |
| 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运作程序条款的规范分析 |
| (一)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运作程序条款的规范设定现状 |
| (二) 保障性缺失: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运作程序条款存在的问题_ |
| (三)增强保障力度: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运作程序条款的完善进路 |
| 五、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归责机制条款的规范分析 |
| (一)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归责机制条款的规范设定现状 |
| (二) 可操作性不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归责机制条款存在的问题 |
| (三) 细化操作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归责机制条款的完善进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参与的课题和发表的论文 |
（9）我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中主体范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概述及需要解决的主体范围问题 |
| 第一节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概述 |
| 一、工资集体协商的含义 |
| 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产生背景 |
| 第二节 工资集体协商需要解决的主体范围问题 |
| 一、企业内协商中企业工会是否为劳方唯一主体问题 |
| 二、行业协商中如何确定劳资双方主体问题 |
| 三、是否引入第三方作为协商主体及其范围问题 |
| 第二章 各国工资集体协商主体范围的立法与实践 |
| 第一节 企业内协商中劳方主体范围问题分析 |
| 一、企业内协商中的劳方主体—以日美为例 |
| 二、对日美模式的比较与评析 |
| 第二节 行业协商中劳资双方主体范围问题分析 |
| 一、行业协商劳资双方主体—以德国为例 |
| 二、对德国模式的评析 |
| 第三节 第三方参与工资集体协商问题分析 |
| 一、第三方参与主体—以日美德为例 |
| 二、比较与评析 |
| 第三章 我国工资集体协商中主体范围的现行规定及其不足 |
| 第一节 我国工资集体协商中主体范围的现行规定 |
| 一、企业内协商中劳方主体的规定 |
| 二、行业协商中劳资双方主体的规定 |
| 三、第三方参与主体的规定 |
| 第二节 我国工资集体协商中主体范围现行规定的不足 |
| 一、企业内协商劳方主体范围—替代性主体单一且存在局限 |
| 二、行业协商主体范围—法律、部门规章等规定缺失、地方法规模糊且不一致 |
| 三、第三方参与主体范围—法律、部门规章等规定缺失、地方法规定位混乱 |
| 第四章 完善我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主体范围相关规定的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我国企业内工资集体协商中劳方主体的建议 |
| 一、明确地方各级工会为企业工会缺位时的替代性主体 |
| 二、对各种劳方主体的适用条件与适用顺序进行合理规定 |
| 第二节 明确我国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中劳资双方主体的建议 |
| 一、明确规定企业工会联合会、行业工会应为劳方主体 |
| 二、明确规定企业联合会、行业协会应为资方主体 |
| 第三节 我国工资集体协商中引入第三方作为协商主体的建议 |
| 一、应将第三方参与主体引入我国工资集体协商 |
| 二、明确政府可以作为第三方参与工资集体协商 |
| 三、对政府参与工资集体协商进行明确法律规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乡村治理行政化问题研究 ——以肇庆市江南区白沙镇行政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
| 1.1.1 村民自治发展历程 |
| 1.1.2 乡村治理行政化问题的凸现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乡村治理 |
| 2.1.2 村民自治 |
| 2.1.3 村民委员会 |
| 2.1.4 乡村治理行政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嵌入性理论 |
| 2.2.2 资源依赖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江南区乡村治理行政化的现状分析 |
| 3.1 江南区乡村治理行政化发展的主要表现 |
| 3.1.1 工作职责的转移 |
| 3.1.2 行政考核的下沉 |
| 3.1.3 工作内容的越界 |
| 3.2 江南区乡村治理行政化的特点 |
| 3.2.1 组织机构的机关化设置 |
| 3.2.2 村级事务的行政化安排 |
| 3.2.3 工作方式的制度化管理 |
| 3.3 乡村治理行政化发生的行动逻辑 |
| 3.3.1 组织嵌入 |
| 3.3.2 资源依赖 |
| 3.4 江南区乡村治理行政化的实践意义 |
| 3.4.1 有利于国家对农村资源的输入 |
| 3.4.2 有利于村民委员会履行治理职责 |
| 3.4.3 有利于整治村民自治中的乱象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江南区在乡村治理实践中面临的困境 |
| 4.1 江南区乡村治理行政化带来的问题 |
| 4.1.1 与法律法规的冲突 |
| 4.1.2 遏制村民自治的空间 |
| 4.1.3 导致干群关系疏离 |
| 4.2 江南区在推进乡村治理改革中面临的问题 |
| 4.2.1 越减越重的工作负担 |
| 4.2.2 有待理顺的“两委”关系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应对乡村治理行政化问题的对策建议 |
| 5.1 厘清职责边界 |
| 5.2 优化任务压力传导机制 |
| 5.3 建立违规审查工作机制 |
| 5.4 提升农村党组织的领导力 |
| 5.5 培育村民自治能力 |
| 5.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3 村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工作职责事项 |
| 附录4 2018年白沙镇村级工作岗位责任制考核办法 |
| 附录5 白沙镇西岸村党群服务中心可受理事项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论文参考文献）
- [1]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研究[D]. 牛安琪. 吉林大学, 2021(01)
- [2]美国吹哨劳动者的法律保护及其启示[D]. 吴东铂.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8)
- [3]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重心下移一批市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J]. 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1(S1)
- [4]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雷江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9)
- [5]“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D]. 邢伟.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6]广东省住宅小区治理模式研究[D]. 张庭江.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7]广东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文本内容分析研究[D]. 魏玉媛.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8]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条款的规范分析[D]. 薛思宇. 西南大学, 2020(01)
- [9]我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中主体范围问题研究[D]. 冯文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11)
- [10]乡村治理行政化问题研究 ——以肇庆市江南区白沙镇行政村为例[D]. 孙健鹏.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