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性金融创新和国际融资战略（论文文献综述）
姚远[1]（2021）在《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类型化与中美错位供给》文中研究说明在当前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全球治理和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方面。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特定属性或类型,在其概念化和类型化方面着力不深,这不利于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现状的系统性评估和理论解释。文章结合国际公共产品的"公共性"和"私有性"两种属性,以及国际金融在效率和安全方面的外部性,将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定义为具有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意义上的跨国界外部性的资源、服务以及制度体系。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合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功能属性（效率和安全）和层级属性（资源、制度和结构）,建立了一个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类型化框架,并根据这一框架,对中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现状进行了系统性评估。当前中美在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领域,并未形成覆盖所有产品类型的全方位竞争,而是呈现出错位供给的关系,在国际金融安全领域,以及资源和国际制度层次的部分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上,中美存在有限的竞争。作为新兴金融大国,当前中国亟须解决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类型单一和供给层次较低的问题。文章提出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类型化框架有助于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姚远[2]（2021）在《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类型化与中美错位供给》文中研究指明在当前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全球治理和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方面。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特定属性或类型,在其概念化和类型化方面着力不深,这不利于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现状的系统性评估和理论解释。文章结合国际公共产品的"公共性"和"私有性"两种属性,以及国际金融在效率和安全方面的外部性,将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定义为具有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意义上的跨国界外部性的资源、服务以及制度体系。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合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功能属性（效率和安全）和层级属性（资源、制度和结构）,建立了一个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类型化框架,并根据这一框架,对中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现状进行了系统性评估。当前中美在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领域,并未形成覆盖所有产品类型的全方位竞争,而是呈现出错位供给的关系,在国际金融安全领域,以及资源和国际制度层次的部分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上,中美存在有限的竞争。作为新兴金融大国,当前中国亟须解决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类型单一和供给层次较低的问题。文章提出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类型化框架有助于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沈丁心[3]（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研究表明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侯卢茜[4]（2021）在《新冠疫情视角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困境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共卫生危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公敌,其影响伴随着整个人类发展史,近年来SARS、禽流感、新冠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频发,使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领域。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发展是面对全球化和全球卫生问题提出的一种新的全球治理分析范式,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连为一个整体,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成为了时代大势。特别是在面对新冠疫情这一威胁全体人类生存的问题时,更需要国际社会团结应对,努力协调合作参与治理。应对和解决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核心,根据实际情况积极采取措施参与治理进程,对维护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新冠疫情在病原、时代背景等方面具有特殊性,但其作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在全球治理层面具有普遍性,抗击新冠疫情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典型案例,对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协调各国行动、团结国际社会、维护健康安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构实践和运行、全球公共物品、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和方案等诸多方面面临困境。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论进行整理与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案例研究法和历史分析法,分析全球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暴露出的治理困境。造成困境的原因有多方面,利用跨学科研究得出,其根源主要是国家互信不足、全球公共物品供需失衡、利己理念阻碍、国际关系紧张等,严重影响了现阶段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发展进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关乎整体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多年来积极承担大国责任,立足中国抗疫实践,提出增进政治互信、完善公正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推动达成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识、构建新型国家关系等对策,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持续健康发展。
朱锐[5]（2021）在《阿根廷的地方对外事务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关系提供了多种跨国联系渠道,地方政府作为新的行为体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进入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联邦政府对外积极扩大开放,在国家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地方主动拥抱国际社会,在国际技术合作、贸易、本地招商引资和对外旅游推介等具体事务中,通过对内、对外多条渠道介入涉外议程,建立起跨国的地方间交往联系。1994年,阿根廷联邦宪法实行改革,地方对外事务完成合法化任务。受此激励,各省市行使宪法改革所赋权力,参与构建跨国合作网络,多途径铺开的对外事务向更高程度、更广领域延展,尤见于各地受经济发展需求驱动的对外交流合作、以国际信贷主体身份从事的融资行为。21世纪,阿根廷国家发展进程兴衰起伏,而各省市地方政府在本地对外事务中一直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不仅裨益地方发展、国家对外利益,也带来了阿根廷整体外交从传统集权式的中央外交向更为地方欢迎的“联邦主义”外交加速转型。本文以首都自治市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各省及各区域为主要案例。其中布市立足于南美大都会的城市定位,提出建设“全球城市”的对外战略目标,重点调动文化和旅游等城市优势资源,在地方立法、机制建设、国际技术合作、城市多边联合等多个领域探索城市外交的发展途径,不仅对内实现创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对外树立布市城市形象和国际品牌,还将发展地方对外事务与配合国家总体外交相结合,成功举办青奥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重大国际活动,彰显联邦与地方在对外事务中的协作潜能。各省一方面为实现各自的本地发展利益而在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领域展开地方竞争,一方面投身联邦宪法授权的区域机制建设,在地方利益重合领域联合行动,不仅为地方对外事务提供创新机制,更成为跨国间地方一体化发展典范。阿根廷地方对外事务蓬勃发展,折射出当今世界国际问题、国内问题边界日趋模糊的客观现实。在阿根廷的外交及对外事务实践中,联邦与地方、国内与国外、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地方在涉外事务中的参与程度,三组关系交织影响、共同演进,编织出地方对外事务发展的经纬。本文通过多视角的理论分析、多维度的解读,基于对具体实践案例的观察,梳理阿根廷地方对外事务发展历程,总结最新发展趋势,并以案例事实,验证经济因素为地方开展对外事务的首要动因诉求、国家外交控制权及主导权仍由联邦政府牢牢掌握、法律是确保对外事务规范发展的主要工具等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针对实践中导致阿根廷央地磋商不充分、不高效的主要短板,形成巩固并完善央地协调和互动机制等政策建议。
刘笑晨[6]（2020）在《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海外投资保险发端于美国,随后在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生根发芽。尤其是当时间跨入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动性增速迅猛,复杂的政治风险伴随着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投资机遇一同到来,这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推动了海外投资保险的快速发展。中国一方面通过政策鼓励本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为这些企业提供“安全保障”,即效仿发达国家,成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海外投资保险。然而,中国海外投资起步晚、经验少,导致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中国的发展相较于发达国家略显羸弱。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值得深入研究,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在中国土壤上成长遇到的藩篱更具研究价值。经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实践中的经验积累与数据统计,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病灶”已见端倪。在“对症下药”的过程中,本文针对重构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与修缮海外投资保单展开研究,旨在促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保驾护航”。全文分为八章,自研究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及最新立法趋势为起始,阐发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石,继而展开对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考察、海外投资保险契约以及代位求偿权中存在的问题逐一讨论。最后运用经济学方法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投资保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问题,最终落脚于外国立法模式的启示及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因应。本文第一章探讨了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及最新立法趋势,界定了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及相关概念。虽然海外投资保险起源于上世纪的美国,但是现在已有最新的发展变化。2018年,美国通过《更好地利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成立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取代了运营近50年的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这一最新变化源于美国对外发展政策从“援助”向“发展”的转变,这也在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承保海外投资保险时对东道国和投资者的要求上得以凸显。第二章分别就外交保护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展开论述。首先,诠释外交保护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基于外交保护是指一国针对其国民因另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而受到损害,以国家名义为该国民采取的外交行动或其他和平解决手段。结合海外投资保险,一是论证海外投资保险公司发挥类政府机构职能,其承保的是政策性风险,属于“以国家名义”;二是关于“其他和平手段”,基于“非武力”的手段即可认为是和平手段,海外投资保险可以认定是和平手段。其次,以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为载体揭示全球治理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聚焦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符合全球治理下多元化主体参与的特征、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是作为解决多元化主体间摩擦的路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权利分配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三章着重分析了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目前,普遍形成了三种立法模式:混合式立法模式、合并式立法模式和分立式立法模式。结合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域外实践,鲜有采用分立式立法模式的国家,即专门出台一部“海外投资保险法”的国家尚未出现。采用混合式立法模式的国家亦不多见,并且混合式立法模式存在立法“碎片化”的缺陷。绝大多数国家选择合并式立法模式,在合并式立法模式中,以美国等国基于将对外援助或发展政策与海外投资保险法的合并立法和日本等国将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险合并立法最具代表性。这二者对比之下,后者日本式合并立法模式更能够聚焦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宗旨并且满足追求立法成本与立法效率平衡统一的目标。第四章厘清了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是信用保险合同还是财产保险合同的疑问。挑战了国内学者通常将海外投资保险契约归入信用保险合同的观点。鉴于信用保险订立的初衷是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投保债务人的信用风险的一种保险。当债务人无法履行到期债务,由保险人赔偿被保险人。对应海外投资保险契约,如果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签订特许协议,则债务人是东道国,债权人是被保险人。换言之,只有当被保险人是子公司时,海外投资保险才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是信用保险。如果母公司是投保人（被保险人）,那么此时的海外投资保险契约的性质仍然归于财产保险合同,子公司相当于母公司的财产载体。第五章阐述了条约对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行使的瓶颈及突破。美式双边投资条约极少或未规定代位权条款,而是通过与承保海外投资保险的公司签订单独的协议。这一做法是有风险的。无论是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还是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均与东道国地位不对等,难以签署合作共赢的协议;即使签署了这类协议,其地位无法与条约相比,东道国的违约责任亦无法上升为国际法的国家责任。区域性条约之下的代位求偿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规定缔约国之间承认国内的海外投资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二是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行使代位求偿权。二者相比较,后者更具优势。多边条约《汉城公约》下的代位求偿权行使亦存在困境。这是源于多边条约的缔约国千差万别,加剧了细节的难度,并且国家在外国法院放弃管辖豁免,并不意味着也放弃执行豁免。投资者母国国内的保险公司在行使代位权时,如果以自己的名义通过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行使代位求偿权可能会遭遇主体不适格的问题。第六章是“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保海外投资保险的实证研究。本章在经济学研究方法——定性定量分析法的帮助下,揭开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面临的东道国政治风险的严峻态势,尤以征收风险和战争风险最为严重。但是即便如此,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亦尚未得到投资者的足够重视。第七章是对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首先,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问题包括两个层面:国内立法问题和国际立法问题。前者是关于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的立法模式的问题,后者是关于中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问题。中国属于混合式立法模式。也就是说,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散见于不同的法律规范文件之中,缺乏诸如分立式立法模式的专门性规范。缘此,在实践中不得不依赖于“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约束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国际立法问题在于“旧”。中国虽然签订了数量众多的双边投资条约,但是这些双边投资条约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多数签订于2000年以前。这些双边投资条约中未明确准入时和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导致间接征收风险,最低待遇中的充分的保护与安全条款的缺陷亦导致投资者面对恐怖主义风险难以得到足够的保障。其次,“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存在缺陷。实践中,由于立法的不完善,“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成为解决准司法和司法问题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其条款的“合规性”有待商榷。一是责任条款的表述难以认定间接征收,亦未另辟独立恐怖险险种;二是“中信保”免除责任的情形——除外责任条款未明确危害或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行为的判断标准和被保险人义务条款中违法行为与险别的因果关系难以判定;三是追偿条款无法约束东道国子公司;四是赔偿条款与“赫尔原则”存在距离。第八章是针对第七章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一是从国内立法入手,以合并式立法模式取代混合式立法模式。鉴于制定“海外投资保险法”时机尚未成熟,因此提出通过制定一部“海外投资保护法”,设专章规制海外投资保险的问题;二是经海外投资保险纠纷的实证分析,针对解决国内纠纷的另一个依据——“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进行完善;三是针对代位求偿权的行使障碍,对于条款过时的BIT进行重新谈判或补充谈判。
李晓[7]（2020）在《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文中提出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经济运行中高杠杆高债务,经济泡沫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虚拟经济”一词频繁的出现人们的视野和学者的研究中,经济中出现了“脱实向虚”和“弃实唯虚”的现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引起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中央多次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防范金融风险,提出金融应服务于供给侧改革,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这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利润高低决定了资本的流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金融自由程度不断提高,虚拟资本得以高速发展。美元脱离金本位后,浮动汇率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国际金融的发展加强了世界各国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经济“虚拟化”。中国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促进了制度改革、技术科技创新和优化人力资源教育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产品的创新,加快了金融资本的流动,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周转时间长、回报率低,而虚拟经济中资本的周转时间短、回报率高,导致虚拟经济对资本的吸引力远超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在吸引大量闲置资本的同时,也吸引着实体经济中的产业资本,不仅导致实体经济出现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是导致实体经济的可用资源在不断枯竭。近年来,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脱实向虚”和“虚实分离”的现象,挤压了实体经济生存发展空间,成为经济增速放缓、金融风险加大的原因之一,这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因此,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意义非凡。快速发展的虚拟经济不断挤压实体经济生存空间,如何让虚拟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是当前金融改革创新的重点。虚拟经济不是凭空而生的,它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是由实体经济派生出来的新经济体制,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同时,虚拟经济的产生是不可逆转的,虽然它对实体经济有不良的影响,但也不能“弃虚唯实”。原因在于:第一,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服务于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根本思想宗旨。虚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实体经济优化资源配置,是实现融资诉求的途径,满足实体经济发展对大规模资本的需求。第二,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而独立存在。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种类的不断增多,虚拟经济不断壮大,虚拟经济逐步脱离实体经济,追求自身增值,促进经济发展。但虚拟经济的异化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吸收大量的各类资源后,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第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是对立统一、协同发展的关系。二者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的发展模式。虚拟经济不仅包括金融业中各种金融衍生品,还涉及到大宗商品、房地产、无形资产等契约化、金融化和证券化后的一系列投机性经济行为。虚拟资本本身并不具备价值,它表达的仅仅是纸上财富,其价值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虚拟经济按照约定支付给资本所有者预期回报,从资本所有者那里剥离出来资本的使用权并使之契约化、金融化后转贷给别人的一种经济活动,造成了“以钱生钱”的经济假象。金融资产是连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桥梁与纽带,采取金融产品和契约等形式,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资产的转化。从获得社会资金角度来分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谁发行的契约转化为金融资产越多,谁获得资金就越多。从而,分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辩证关系的着力点应是资产“金融化”。当前国民经济结构存在多种失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实体经济内部供需失衡、虚拟经济资本供给与实体经济资本需求失衡,这些失衡最终导致实体经济失去活力,无法吸引资本流入。资本主要进入虚拟经济并在资本市场空转,不断推高金融杠杆率。实体经济可得资本持续降低,并不断萎缩。如何解决这种失衡?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是解决这种失衡的措施之一。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引导资本真正进入实体经济,通过虚拟经济进行资源配置,弥补实体经济技术创新、产业优化升级等方面的资金缺口。鼓励企业采取发行股权融资等形式融资,通过“去杠杆”,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应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的协同发展模式。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从虚拟经济的发展历史看,在信用与货币资本的虚拟化后,借助互联网技术,虚拟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资本具有逐利性,其本质是实现利益最大化,致使其自我价值增值快速发展,导致经济“脱实向虚”倾向严重。但是,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背离时,会导致经济严重泡沫化,甚至会诱发经济危机。从现实角度来看,虚拟经济每次发展与创新都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当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低于虚拟经济资本回报率时,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资本将从实体经济抽离转而投入虚拟经济中,而资本抽离的乘数效应导致实体经济可用资本不断减少,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虚拟资本在金融市场空转而不进入实体经济,二者的撕裂性日益严重。这就表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撕裂是必然性的。但这种撕裂性是暂时的,是虚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伴生现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导致经济危机频发,此时采取宽松的货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因为新增货币受虚拟经济高回报率的影响而进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没有帮助。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撕裂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只会让二者的撕裂日益加深。从经济发展长远角度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一种长期并存、辨证与统一的关系。发展虚拟经济的同时,加快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实体经济发展受阻时,应以虚拟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企业资本实现自身升值而不用脱离实体生产周期独立存在。本文首先界定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研究范畴,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本文的研究框架,进而厘清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原理: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根基,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二者之间应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的发展模式。论证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本文认为直接融资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存在“杠杆力”的作用等。但是当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时候,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不良的影响,讨论了“脱实向虚”和“虚实分离”现象中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提出了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会引发经济危机的结论。最后提出辩证把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
丁辉[8]（2020）在《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要素研究》文中指出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签署了巴黎协议,同意把控制气温上升在2摄氏度以内作为共同的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预测应对气候变化仍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其中,发展中国家由于大量的新建基础设施需求而带来的气候资金短缺问题尤为显着。气候投融资是解决资金问题的重要途径,但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建立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因此,本论文尝试研究与气候投融资政策有关的要素,为政策制定部门、监管部门、企业、金融机构和学者开展气候投融资工作提供参考。通过文献回顾和调研成果,论文提出气候投融资的政策体系建设的八个基本要素,包括:（1）定义和范围、（2）政策目标和需求、（3）机构框架、（4）政策评估体系、（5）气候投融资的标准、（6）气候金融工具、（7）气候风险管理体系及（8）激励机制。覆盖范围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定义政策体系的区域范围（全球、多边、双边、全国、区域、省市）以及用户层面（政府、企业或金融机构）,另一方面是定义涉及碳排放和气候适应有关的行业和项目类型。政策目标是在覆盖范围的基础上,制定的排放或适应目标,受国家中长期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影响（如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政策框架涵盖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把温室气体减排和气候适应的外部价值内部化（如财政补贴和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建设）,同时包括开展气候投融资政策有关的金融工具监管政策和投资审批和核准的约束性或鼓励性政策。机构框架包括直接涉及气候投融资政策的有关政府部门。气候投融资标准包括开展气候投融资各项工作的标准或指引性文件,包括统计标准、金融工具筛选标准、气候效益评估标准等因素。气候投融资工具包括与股权、债权和风险管理有关的工具。激励机制包括健全的统计体系和对气候友好投资者的引导,也包括对气候额外性较强的项目进行政策性支持的激励,引导投资者识别和避免对气候变化有负面影响的投资。从定义方面,论文考虑气候金融的概念应当扩充到“气候投融资”,既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投资,也包括有关项目的融资;概念的延伸是本研究的一项创新。“气候金融”从概念上主要包括金融机构有关的融资活动,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使用。尽管从理论上,广义的“气候金融”可以涵盖企业的气候投资及风险管理,但从政策层面上气候金融往往只涉及金融管理部门,不利于投资有关的管理部门制定政策（如中国财政部、发改委和国资委的相关司局）。因此,气候投融资既能够更直观地整合和体现气候投资和气候金融概念,也能够更好地调动投资和金融有关政府部门逐步建立的政策体系。气候投融资的项目类型应当包括所有具有社会效益的低碳和适应项目,包括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集与封存、节能和终端燃料转换等低碳技术,同时也包括高效使用水资源、抵抗极端气候的建筑、防洪工程、农作物的改良、能够抵御风暴和火灾的林业管理模式、协助物种迁移的土地走廊等适应技术。部分低碳技术在不需要政策支持下能够实现商业投资,如部分居民节能、工业节能技术和部分水电项目。所有低碳项目在一定的政策情景下都能够达到商业回报,但是大部分适应项目往往只能够体现社会效益并没有完善的商业模式,依赖政策性投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需要区分不同类型项目的商业化情景,避免政策缺失,同时防止过度的政策支持为商业可行的项目带来暴利现象。在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方面,政府应当建立评估体系。通过政府引导第三方进行事前评估,在规则内以市场化手段进行事中和事后评估;论文建立低碳项目现金流分析模型,并以海上风电和海堤工程案例进行分析。大部分低碳和适应项目都有非常长的生命周期,使用商业贴现率评估不利于项目现值,往往是进行气候投资决定的主要障碍。论文回顾和研究了商业和社会贴现率的构成,提出使用商业和社会贴现率差额产生的价值作为基础制定公共部门支持水平。部分低碳项目的财务价值取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比如碳排放的价格,本文提出应用实物期权模型对项目经济可行性进行动态分析,并对煤电项目的富氧燃烧碳捕集改造进行研究,并利用该模型评估了钢铁行业碳捕集改造的期权价值。在气候投融资标准建设要素方面,本文在政策制定思路上建议气候投融资标准借鉴绿色金融体系经验、充分融入绿色金融体系。但同时气候投融资需要有清晰的发展路线图和明确的政策导向,例如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如何更高效率地调动有限的政策资源。本文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议区分“气候投融资统计”和“气候投融资激励”,前者考虑所有具有气候效应的投资和融资项目,同时重点引导投资者支持具有引领作用的项目,对于气候投融资激励,论文建议需要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优先的项目产生额外减排量,实现真正的额外性,因此建议在气候投融资标准建设中强调项目质量,重点参考项目的示范属性、创新属性和社会意义。在风险管理方面,本文回顾了国外企业和金融监管部门应对企业和系统性气候风险的政策体系。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信息披露是气候投融资的重要发展动力,论文建议政策引导企业根据市场环境预测和制定中长期的内部碳价格,有利于降低投资的气候风险,并研究如何向监管部门和投资者披露。本文结合文献回顾和数据分析,重点研究了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的部分关键要素,包括定义与范围、政策评估体系、气候投融资标准和气候风险管理体系。由于研究时间的局限性,许多关键要素仍然需要未来政策制定者和学者进一步研究和分析,部分创新性建议如额外性评估与政策的结合、期权战略价值的实现仍需要更深入研究,并通过实践论证。
任非凡[9]（2020）在《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外汇储备是指一国政府或货币当局拥有的可兑换外币和其他可变现金融资产。货币当局可以随时使用它来平衡国际收支,干预外汇市场,维持汇率稳定,一国的外汇储备量必须满足这些基本需求,否则将面临经济与金融风险。当然,持有外汇储备也意味着放弃了将这些资产投资于国内生产的收益,产生机会成本,因此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也要兼顾储备资产的收益性以冲销持汇成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经历了波动变化的过程,由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6月的3.99万亿美元,此时学者们纷纷表示规模过大,我们的外汇储备管理策略需要更加积极;受美元走强、外资回流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又降到2019年初的3.07万亿美元,基本与2011年的规模持平,这又引发了对外汇储备不足的担忧。那么,我国是否面临外汇储备不足带来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本文从供需角度分析了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外汇储备供求的因素,并采用比例分析法和平滑跨期消费模型计算了我国外汇储备的基本需求（包括交易性和安全性需求）和收益性需求。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外汇储备于2004年进入适度区间且充足性不断改善,2015年后,外汇储备供给量与基本需求量差额持续减少,供需矛盾再次加大;安全性需求已成为最主要的的需求。当前,人民币国际化仍处于初级阶段,以IMF为代表的外部经济救援机制作用有限,意味着我国将长期依赖外汇储备来防范经济风险。收窄的经常项目顺差、较高的短期外债水平等因素进一步加大了我国外汇储备的供需压力,我国未来可能面临储备不足的风险;最后,本文从宏观策略、流量供应和存量管理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我国应坚持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对存量外汇储备进行稳健管理;要弥补外贸短板,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对外部资本的审慎监管工作;创设外汇平准基金,压降短期外债比重,注重对接国家战略,建立补充性外汇储备库。
徐佳利[10]（2020）在《世界银行参与“知识分享”：动因、进程及挑战》文中研究说明“知识分享”指国际发展参与主体用来分享、复制和推广行之有效的知识经验以促进发展的重要形式。由于全球治理效力长期不足,提高国际发展成效已成为各国广泛关注的议题。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发展组织,世界银行把“知识分享”列为实现其发展目标的核心战略。那么面对多元的发展路径,世界银行为什么会选择“知识分享”?主要动因在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能力,把握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强化自身核心竞争力,提高发展项目成功率。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实践,如今“知识分享”已进入国际发展舞台的“中央”,成为继经济和技术援助之后的第三大国际发展支柱。世界银行“知识分享”成果持续凸显,对于消除全球极度贫困和促进世界共同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世界银行在机制协调性、知识结构、知识供需匹配度等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为此,世界银行只有其不断提升机制效能、深化国际知识合作和拓展国际交流渠道,才能使“知识分享”为全球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二、全球性金融创新和国际融资战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球性金融创新和国际融资战略（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类型化与中美错位供给（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 言 |
| 二、重新定义国际金融公共产品 |
| 三、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类型化：一个理论框架 |
| (一)效率与安全：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功能属性 |
| (二)资源、制度与结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层级属性 |
| 第一，资源层级。 |
| 第二，国际制度层级。 |
| 第三，结构层级。 |
| 四、中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现状评估 |
| (一)中美资源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
| (二)中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之维 |
| (三)霸权依旧：结构式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
| 五、结 语 |
（2）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类型化与中美错位供给（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 言 |
| 二、重新定义国际金融公共产品 |
| 三、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类型化：一个理论框架 |
| (一)效率与安全：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功能属性 |
| (二)资源、制度与结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层级属性 |
| 第一，资源层级。 |
| 第二，国际制度层级。 |
| 第三，结构层级。 |
| 四、中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现状评估 |
| (一)中美资源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
| (二)中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之维 |
| (三)霸权依旧：结构式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
| 五、结 语 |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新冠疫情视角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困境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选题缘由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评述 |
| 1.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研究评述 |
| (三)论证内容与创新点 |
| 1.论证内容 |
| 2.研究创新点 |
| 一、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论分析 |
| (一)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概念 |
| 1.全球治理概念界定 |
| 2.全球公共卫生的概念界定 |
| 3.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概念界定 |
| (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发展历程 |
| (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特点 |
| 二、新冠疫情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实践困境 |
| (一)治理组织实施困境 |
| (二)抗疫物品供给困境 |
| (三)治理行动互异困境 |
| (四)信息与技术共享困境 |
| 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
| (一)国家互信不足 |
| (二)全球公共物品供需失衡 |
| (三)利己理念阻碍 |
| (四)国际关系变动 |
| 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困境的解决对策 |
| (一)增进政治互信与合作 |
| (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共享机制 |
| (三)推动达成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识 |
| (四)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家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阿根廷的地方对外事务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章节安排 |
| 六、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地方对外事务研究的理论解释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以地方为中心的平行外交理论 |
| 二、城市外交 |
| 三、多层外交理论 |
| 四、关于阿根廷地方对外事务的多种理论解读 |
| 第二节 地方对外事务与中央外交 |
| 一、地方对外事务的性质 |
| 二、地方对外事务对中央外交运作的影响 |
| 三、中央政府的应对之举 |
| 第二章 20 世纪90 年代阿根廷地方对外事务的动力机制 |
| 第一节 外部驱动因素 |
| 一、外部经济因素 |
| 二、外部政治因素 |
| 第二节 内部驱动因素 |
| 一、梅内姆政府的结构性改革 |
| 二、地方对外事务的合法化 |
| 三、地方分权趋势和外交联邦主义 |
| 第三章 阿根廷地方对外事务的机制、议程和渠道 |
| 第一节 机制建设 |
| 一、联邦事务司的统筹协调 |
| 二、地方的机构调整和各方协同 |
| 第二节 主要议程 |
| 一、经济类“低阶政治”议程 |
| 二、非经济类“低阶政治”议程 |
| 三、“高阶政治”议程 |
| 第三节 介入渠道 |
| 一、国内渠道 |
| 二、国际渠道 |
| 第四章 首都自治市的“大都会外交” |
| 第一节 布市地方对外事务机制 |
| 一、“全球城市”目标 |
| 二、央地法律保障 |
| 三、公共部门设置 |
| 第二节 2006 年布市的对外事务 |
| 一、双边事务 |
| 二、多边事务 |
| 三、国际技术合作 |
| 四、国际融资 |
| 第三节 布市对外事务的新发展 |
| 一、旅游和文化:优势资源实现外向增长 |
| 二、承办国际活动 |
| 第五章 联邦各省的对外事务实践 |
| 第一节 联邦各省的对外事务机制 |
| 一、地方对外事务的部门设置 |
| 二、区域机制 |
| 第二节 基础设施建设 |
| 一、新库约区域:两洋走廊中线铁路、新黑水跨国隧道 |
| 二、北格兰德区域: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 |
| 第三节 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
| 一、门多萨省:多元开采的“矿产大省” |
| 二、圣胡安省:两大世界级金矿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6）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成果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中外研究现状评析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及最新立法趋势 |
| 第一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初始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及相关概念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和发展 |
| 第二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国内法最新立法趋势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国内法体系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最新立法趋势 |
| 三、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东道国最新立法趋势 |
| 第三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国际法最新立法趋势 |
| 一、海外投资保险国际法体系 |
| 二、BIT的待遇条款的最新趋势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 |
| 三、区域性协定的待遇条款最新趋势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 |
| 四、多边公约——《汉城公约》之历程及修订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石 |
| 第一节 外交保护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关联性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是“以国家名义”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是“其他和平手段” |
| 第二节 全球治理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关联性 |
| 一、符合全球治理下多元化主体参与的特征 |
| 二、全球治理下的海外投资保险是解决多元化主体间摩擦的路径 |
| 三、MIGA为海外投资保险建立一个稳定的权利分配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考察 |
| 第一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定义、分类与各国实践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定义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外延 |
| 三、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域外实践 |
| 第二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的合并式立法模式 |
| 一、美国等国基于对外援助或发展政策的合并式立法模式 |
| 二、日本等国基于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险合并式立法模式 |
| 第三节 混合式立法模式难以成为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投资母国的普遍选择 |
| 一、混合式立法模式的立法体系呈碎片化 |
| 二、混合式立法模式过度倚重规范性文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海外投资保险契约的存疑及厘清 |
| 第一节 海外投资保险契约的性质 |
| 一、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是信用保险合同的质疑 |
| 二、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是财产保险合同的诘问 |
| 第二节 海外投资保险契约于境外子公司的效力 |
| 一、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无权约束境外子公司的情形 |
| 二、海外投资保险契约可以约束境外子公司的情形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条约对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行使的瓶颈及突破 |
| 第一节 美式BIT极少规定代位求偿权条款的分析 |
| 一、美式BIT未规定或极少规定代位求偿权条款的现实 |
| 二、美式BIT未规定或极少规定代位求偿权的原因及弊端 |
| 第二节 区域性条约中的代位求偿权条款 |
| 一、对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施加了严格条件的ACIA式区域性条约 |
| 二、《设立阿拉伯国家间投资担保公司公约》的代位求偿权条款 |
| 第三节 多边条约——《汉城公约》下的代位求偿权行使、困境及其出路 |
| 一、由MIGA行使代位求偿权 |
| 二、MIGA代位求偿权的困境及其出路 |
| 第四节 通过ICSID行使代位求偿权的难题及路径 |
| 一、以自己的名义通过ICSID行使代位求偿权的难题 |
| 二、规避以自己的名义通过ICSID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保海外投资保险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保海外投资保险实证研究的必要性 |
|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企业投资的重点领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风险呈复杂性 |
| 三、中国企业未重视“中信保”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保障的作用 |
| 第二节 “中信保”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各类政治风险定性分析 |
| 一、“中信保”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传统政治风险定性 |
| 二、“中信保”尚未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遭遇的非传统政治风险的定性 |
| 三、传统与非传统政治风险的关联性 |
| 四、MIGA给予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政治风险救济 |
| 第三节 “中信保”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各类政治风险定量分析 |
| 一、基于“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政治风险保险的定量 |
| 二、“中信保”调研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问题概述 |
| 一、“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的内涵及外延 |
| 二、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外延 |
| 第二节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混合式立法模式及BIT问题 |
| 一、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混合式立法体系组成 |
| 二、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国内立法“缺”在何处 |
| 三、中国签订的BIT之“旧”阻碍海外投资保险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的疑问 |
| 一、“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分属两种有名合同的情形 |
| 二、“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之缺失 |
| 第四节 “中信保”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纠纷实证分析 |
| 一、被保险人与“中信保”纠纷的准司法救济分析 |
| 二、“中信保”与东道国之间的代位求偿权纠纷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外国立法模式启示及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因应 |
| 第一节 外国立法模式的启示 |
| 一、日本合并式立法模式的启示 |
| 二、美国的合并式立法模式更加契应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现实 |
| 第二节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内容的因应 |
| 一、“海外投资保护法”的具体立法建议 |
| 二、海外投资保险国际立法——BIT之“革新” |
| 第三节 弥补“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之缺失对策 |
| 一、规范保险责任条款 |
| 二、规范“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中的免除责任条款 |
| 三、规范“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征收险的赔偿标准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成果 |
| 第一章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范畴界定 |
| 第一节 实体经济 |
| 一、实体经济研究及其历史变迁 |
| 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状 |
| 三、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虚拟经济 |
| 一、虚拟资本 |
| 二、虚拟经济 |
| 三、虚拟资本催生了虚拟经济 |
| 第二章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辨证原理 |
| 第一节 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根基 |
| 一、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内在诉求 |
| 二、虚拟经济无法单独抵御经济危机的冲击 |
| 第二节 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
| 一、虚拟经济诞生于实体经济 |
| 二、虚拟经济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
| 第三节 “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的发展模式 |
|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同发展 |
| 二、虚拟经济应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资本支撑 |
| 第三章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 |
| 第一节 直接融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
| 一、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对经济发展作用 |
| 二、直接融资对实体经济的作用 |
| 三、吸引海外直接融资以降低金融泡沫 |
| 四、有利于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金融“杠杆力”的作用 |
| 一、金融加杠杆的作用 |
| 二、金融加杠杆的风险影响 |
| 第三节 金融“证券化”对房地产的作用 |
| 一、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 |
| 二、房地产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二重性” |
| 三、房地产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粘合剂 |
| 四、房地产作为特殊商品被证券化 |
| 第四章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现象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中的“脱实向虚” |
| 一、“脱实向虚”的表现形式 |
| 二、“脱实向虚”的形成原因 |
| 三、“脱实向虚”的危害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中的“虚实分离” |
|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差异化发展 |
|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具有暂时性 |
| 第三节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诱发金融危机 |
| 一、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致使风险积累 |
| 二、金融市场受到全球经济的冲击加剧 |
| 第五章 辨证把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战略 |
| 第一节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 |
| 一、坚持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 |
| 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三、优化产业结构 |
| 四、合理把握“去杠杆” |
| 第二节 促使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措施 |
| 一、加强金融机构全面监管 |
| 二、采取措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三、“一带一路”建设带给实体经济发展新机遇 |
| 第三节 辨证把握虚拟经济发展节奏 |
| 一、推动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
| 二、健全金融体制,优化资源配置 |
| 三、稳定货币政策,深化金融制度改革 |
| 四、杜绝金融资本空转,消除金融套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8）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要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变暖 |
| 1.1.2 应对气候变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
| 1.1.3 气候投融资是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关键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的思路方法和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架构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 |
| 1.4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和研究的创新点 |
| 2.研究综述 |
| 2.1 气候投融资概念内涵 |
| 2.2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研究 |
| 2.2.1 政策制定研究 |
| 2.2.2 与气候投融资相关的环境经济学研究 |
| 2.2.3 社会责任及可持续发展研究 |
| 2.3 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 |
| 2.3.1 气候效益评估 |
| 2.3.2 经济性评估 |
| 2.4 气候风险管理研究 |
| 2.5 小结 |
| 3.气候投融资的政策体系构建要素分析 |
| 3.1 国际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 |
| 3.1.1 国际气候投融资体系概述 |
| 3.1.2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国际经验 |
| 3.2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建设的经验 |
| 3.2.1 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历程 |
| 3.2.2 中国绿色金融体系要素 |
| 3.3 中国气候投融资体系发展现状 |
| 3.4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要素分析 |
| 3.4.1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的管理体制 |
| 3.4.2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的关键问题 |
| 3.4.3 利益相关方对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要素的意见 |
| 4. 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方法 |
| 4.1 国外政策评估制度 |
| 4.1.1 日本政策评估制度 |
| 4.1.2 英国政策评估制度 |
| 4.1.3 美国政策评估制度 |
| 4.1.4 欧盟政策评估制度 |
| 4.2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体系构想 |
| 4.3 气候投融资政策的额外性评估 |
| 4.3.1 气候投融资政策额外性评估的框架 |
| 4.3.2 海上风电项目的额外性讨论 |
| 4.3.3 绿色债券的额外性讨论 |
| 5.气候投融资政策制定的经济要素 |
| 5.1 制定气候投融资激励政策考虑的经济因素 |
| 5.2 气候投融资项目贴现率的研究 |
| 5.2.1 贴现率研究的意义 |
| 5.2.2 商业气候项目贴现率的确定 |
| 5.2.3 社会气候项目贴现率的确定 |
| 5.2.4 贴现率的创新:递减的贴现率 |
| 5.2.5 通过降低贴现率促进气候投融资:案例分析 |
| 5.3 基于项目层面的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 |
| 5.3.1 海上风电案例 |
| 5.3.2 海堤工程气候适应项目案例 |
| 6. 气候投融资标准及工具 |
| 6.1 金融市场投融资工具及资金来源概述 |
| 6.2 绿色金融标准及对发展气候投融资的启示 |
| 6.3 潜在气候投融资工具及其政策意义 |
| 6.3.1 气候债券 |
| 6.3.2 气候信贷 |
| 6.3.3 气候基金 |
| 6.3.4 气候股权融资 |
| 6.3.5 环境权益市场 |
| 7. 气候风险管理 |
| 7.1 气候风险概述 |
| 7.2 通过保险转移气候风险 |
| 7.2.1 环境保险背景 |
| 7.2.2 气候风险保险 |
| 7.3 市场主体气候金融风险管理 |
| 7.3.1 金融监管部门气候风险管理路径:以英国央行为例 |
| 7.3.2 保险公司气候风险评估框架 |
| 7.3.3 企业责任投资与信息披露回顾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气候投融资的政策体系构建要素分析 |
| 8.1.2 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方法 |
| 8.1.3 气候投融资标准及潜在工具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附件: 气候投融资金融机构与能源企业领导调查问卷及结果统计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外汇储备需求测算方法的研究 |
| 1.2.2 影响我国外汇储备需求因素的研究 |
| 1.2.3 我国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的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我国的外汇储备供给 |
| 2.1 影响我国外汇储备供给的因素 |
| 2.1.1 进出口贸易 |
| 2.1.2 净资本流动 |
| 2.1.3 特殊的外汇管理体制 |
| 2.2 我国外汇储备头寸的发展历程 |
| 第3章 我国的外汇储备需求 |
| 3.1 外汇储备的职能 |
| 3.1.1 调节国际收支 |
| 3.1.2 偿还外债 |
| 3.1.3 维护汇率稳定,防范金融风险 |
| 3.1.4 维持国家和货币信誉 |
| 3.1.5 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 |
| 3.2 影响我国外汇储备需求的因素 |
| 3.2.1 交易性需求 |
| 3.2.2 安全性需求 |
| 3.2.3 收益性需求 |
| 3.2.4 补充性需求 |
| 第4章 我国外汇储备需求的实证研究 |
| 4.1 对交易性需求的测算 |
| 4.1.1 进口支付需求 |
| 4.1.2 偿还外债需求 |
| 4.1.3 FDI利润回流需求 |
| 4.2 对安全性需求的测算 |
| 4.2.1 危机预防需求 |
| 4.2.2 危机管理需求 |
| 4.2.3 保证性需求 |
| 4.3 对收益性需求的测算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外汇储备供需对比分析 |
| 4.4.2 外汇储备需求分析 |
| 4.4.3 小结 |
| 第5章 加大我国外汇储备供需压力的因素 |
| 5.1 收窄的经常项目顺差 |
| 5.2 较高的短期外债水平 |
| 5.3 较低的汇率弹性 |
| 5.4 加大的资本可逆性与经济风险 |
| 5.5 道阻且长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
| 5.6 乏力的外部经济安全网 |
| 第6章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管理的政策建议 |
| 6.1 宏观层面的政策建议 |
| 6.1.1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
| 6.1.2 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 |
| 6.1.3 坚持以稳健管理为主导 |
| 6.2 供给端的政策建议 |
| 6.2.1 弥补对外贸易短板 |
| 6.2.2 优化国内投资环境 |
| 6.2.3 落实审慎监管工作 |
| 6.3 需求端的政策建议 |
| 6.3.1 建立外汇平准基金 |
| 6.3.2 调整外债结构 |
| 6.3.3 注重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 |
| 6.3.4 建立补充性外汇储备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世界银行参与“知识分享”：动因、进程及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知识分享”的定义、发展、内容和形式 |
| 第一节 “知识分享”的定义 |
| 第二节 “知识分享”的发展 |
| 第三节 “知识分享”的内容 |
| 第四节 “知识分享”的形式 |
| 第二章 世行“知识分享”的动因 |
| 第一节 提升新型援助对象的发展能力 |
| 第二节 迎接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与挑战 |
| 第三节 强化世行自身核心竞争力 |
| 第四节 提高发展项目成功率 |
| 第三章 世行“知识分享”的进程 |
| 第一节 知识收集 |
| 第二节 知识传播 |
| 第三节 知识应用 |
| 第四章 世行“知识分享”面临的主要挑战 |
| 第一节 机制协调性有待加强 |
| 第二节 知识结构有待优化 |
| 第三节 知识供需匹配度有待提高 |
| 第四节 “知识分享”氛围有待强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全球性金融创新和国际融资战略（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类型化与中美错位供给[J]. 姚远. 当代亚太, 2021(06)
- [2]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类型化与中美错位供给[J]. 姚远. 当代亚太, 2021(06)
-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4]新冠疫情视角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困境及对策研究[D]. 侯卢茜. 辽宁师范大学, 2021(12)
- [5]阿根廷的地方对外事务理论与实践研究[D]. 朱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6]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D]. 刘笑晨.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7]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D]. 李晓.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8]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要素研究[D]. 丁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1)
- [9]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研究[D]. 任非凡. 外交学院, 2020(07)
- [10]世界银行参与“知识分享”：动因、进程及挑战[D]. 徐佳利. 外交学院,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