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通产业化发展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说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赵肖荣[2]（2019）在《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文中指出科学主义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科学主义定义繁多,内涵复杂,典型的是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过度乐观,视科学理论为绝对真理,将科学方法和科学价值无限外推。科学主义并非科学本身,也非科学精神,而是一种非理性的科学观。本研究以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考察对象。1949年建国后,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发展模式从“欧美模式”转向“苏联模式”,科学发展受到教条化辩证唯物论的影响,发展了多种形式的科学主义观念和实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自由开放的年代。伴随着对“文革”的反思,以及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日益彰显,中国掀起反思科学和科学主义的热潮。反思科学、探讨科学主义,绝不是反对科学,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科学事业。在当下世界各国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发达国家竞相实施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国也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讨论科学主义问题,对我们重新理解、传播和吸收科学文化,长远健康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历史分析和个案分析,取得了以下创新性成果:（1）对以往研究中国科学主义问题做了文献梳理和综述,将这一研究领域分为三个层面: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以此为基础,本研究认为以西方话语考察中国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将科学主义表现还原到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中,做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分析。因此,本研究试图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2）建国以后,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在科学发展模式上从“欧美模式”转变为“苏联模式”。这一转变的历史逻辑是中苏两国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科学技术先进,愿意帮助我们。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以及辩证唯物论的教条化影响,苏联和我国发展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其核心思想是: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科学思想的唯物论。本研究详细考察了这一科学观诞生的历史背景、观念主张和危害。（3）唯“社会主义科学”论,使得中国人对西方科学在整体上持有负面的评价: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科学也必然是走向衰亡的。以此为基础,中国发动了批判自然科学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内外部历史根源,胡化凯等学者已经做了充分的考察。本研究从科学主义维度分别考察了中国批判相对论、大爆炸宇宙学和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思想根源。这一研究视角与学界从“反科学”视角研究科学批判有所不同。本研究认为,以教条化辩证唯物论为依据的科学唯物论思想及绝对真理观将相对论曲解为“相对主义”是批判相对论的两大科学主义根源。通过介绍和分析爱因斯坦社会主义观、哲学思想,以及相对论的科学思想,本研究认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与辩证唯物论在思想上有同质性和相容性。（4）本研究以1973-1976年《自然辩证法杂志》批判大爆炸宇宙学的16篇文献为第一手研究资料,从“20世纪某些宇宙学观点挑战了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一种变形的科学主义——‘唯上的真理观’”、“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三个主题,分析了这一批判与科学主义的关系。（5）通过梳理我国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态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考察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成功促使了科学主义的诞生,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量子力学挑战了经典物理学的世界观,动摇了科学主义的还原主义、扩张主义和理想主义。通过辨析经典物理学和科学主义的关系,以及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对两者的挑战,层层剖析,阐述了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和科学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6）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在科学发展和学术思想上都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时代文化背景,科学主义也有着不同的表现。以北京、上海两地部分科学文化学者举行的“科学文化研讨会”为起点,将科学主义这一议题,从学术象牙塔,推向了公众视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本研究梳理了研讨的内容,分析了争论的过程、观点和性质,探讨了研讨与争论的意义。（7）本章以若干科学争议为案例,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当下,科学争议日益频繁,为研究科学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研究以“中医存废之争”、“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之争”和“全球气候变暖之争”为案例,考察这一时期科学主义对争议的影响和表现。（8）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发展科学。科学主义会造成种种危害,科学-人文的分裂是其中的一大后果。本研究分析了科学-人文分裂的现象、危害,探索逐步实现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提出需要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以及加大科学史的传播力度。
张莞[3]（2019）在《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的国民经济也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旅游业作为影响民生的五大幸福产业之首,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优质发展阶段,品质化和个性化成为发展重点,必然要求创新旅游发展动力,优化旅游产业结构,促进旅游产业的转型发展和提档升级。实施全域旅游正是转变旅游发展方式、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而产业融合则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途径。如今文旅融合大势所趋,已经从国家和地方层面得到体现。5·12汶川地震对于羌族来说是一场巨大灾难,影响深远。灾后重建后的羌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迈入了全力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关键时期,也迎来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作为支柱产业的旅游业的规模虽有所扩大,但却显现出增长缓慢、产业层次较低、发展后劲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旅游产业融合现象虽出现较早,但存在融合形态较为单一、融合深度不够、产品特色不鲜明、融合效应不显着等问题,迫切需要旅游业进一步寻求资源整合、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因此加强旅游内涵和服务品质建设,加快推进和深化提升跨领域的产业融合和联动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从阐述产业融合的理论基础出发,探讨了旅游产业融合的内涵、机制及形态,并且分析了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特点和典型案例。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羌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旅游产业融合基础、融合形态、内在机理和动力机制,以及利用系统理论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羌族地区的农文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文商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文体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由此搭建了一套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采取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对比分析法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别从县域、村镇和景区层面对羌族地区的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现状进行了个案分析和实证研究。在县域层面,采取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了羌区四县——汶川县、理县、茂县和北川县的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关联程度,结合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对四县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程度和水平进行了整体评价;在村镇和景区层面,对应五个田野调查点不同的融合形态,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茂县坪头羌寨、理县桃坪羌寨和北川县石椅羌寨进行了农文旅融合程度的评价,对汶川县水磨古镇进行了文商旅融合程度的评价,对茂县中国古羌城分别进行了文商旅融合程度和文体旅融合程度的评价。同时,本文构建了羌族地区农文旅融合和文商旅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对羌区四县分别进行了2013年至2023年的农文旅融合系统和文商旅融合系统的动态仿真模拟分析,以预测未来的总体发展趋势。本文的得出的结论如下:第一,羌族地区推进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第二;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体现出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效益初步显现;第三,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三种主要形态为农文旅、文商旅和文体旅,其中农文旅和文商旅最为广泛,文商旅融合发展态势和融合效应优于农文旅融合;第四,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进程缓慢,融合形态较为单一,融合程度不够深入,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融合还处于起步阶段和低浅表层次,融合规模较小,融合效应较为有限,综合效益尚不显着;第五,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尚未建设成熟;第六,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区域水平不协调、不均衡,融合的广度、深度、速度和程度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包括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市场机制发育欠成熟、融合主体的组织障碍、融合客体的创新障碍、政府部门的体制障碍、区位交通不便的先天劣势和自然灾害的突发障碍等等。针对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县域、村镇和景区两个层面提出了优化路径,从政府、企业、村委会和居民四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希望通过探索羌族地区旅游产业的业态创新和融合发展,以及产业融合的融合路径和发展方向,能够对羌族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全域旅游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形成有益的参考。
赵玉石[4]（2019）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文中提出“三农”问题是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发展难题,表明在新的资源环境下农村原有的发展模式出现了适应性问题,需要探求破解发展困境、推进农村现代化的新路径。这一方面离不开国家建构力量,需要政府在宏观层面主导农村的发展、建设,另一方面离不开农村内生力量,由熟悉农村、对农村有着特殊情感的农民来担任农村发展、建设的主体,才能将农村建设成为农民想要的样貌。然而自人民公社解体后,以家户为经营基本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进一步“原子化”（1）,特别是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农村呈现出较大的动态变化性,农村内生力量的聚合愈发困难。“将农民组织起来”成为增强农村内生力量、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关键。作为全新的组织载体,新型农村合作社是分散经营的农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运用组织化手段降低风险的理性选择,相比于传统合作社具有自发性、民主性、服务性、独立性等特点,不仅承担着发展农村经济、保障农民利益的责任,而且在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提升农村民主化水平方面被寄予厚望,已经被列为国家着力培养的重要新型农村经营主体之一。但由于我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特性和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国家权力强势整合农村产生的权力惯性,新型农村合作社在产生和发展初期对政府有较强的依赖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制度嵌入的结果,因此,新型农村合作社与政府之间必然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着规划者、服务者、协调者、规范者的角色,但基于压力型体制下的政绩考核、利益权衡、人情关系等因素,政府行为却往往有着更加复杂的展现,有时甚至背离了公共角色的内在要求。本文以合作社经典理论和政府行为基本理论为理论依托,以我国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与政府行为间的深刻关联为逻辑基点,运用文献研究、规范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在分析新型农村合作社生长的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作用模式、行为机制,并着重对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做了现实考量,提出“以法治为根基,以需求为导向”的政府行为优化路径,力图客观还原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行为全貌,寻找政府作用于合作社的适当行为着力点。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阐明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设计、创新与不足等内容。第二部分为论文主体,共分六章。第一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系统梳理了合作社理论和政府行为理论,明晰了本文的核心概念,为后续研究确立了理论支撑和分析框架。第二章重点剖析了新型农村合作社的内在生长机理及对政府行为的类型化需求,通过分析新型农村合作社的概念、性质、特点、社会基础等生长机理,对合作社进行分类并对不同类型合作社的政府行为需求进行了类型化分析。第三章主要分析和提炼出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的作用与行为机制。在回溯建国后政府行为对农村合作组织作用变迁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合作社发展实际,提炼出政府行为对新型农村合作社的不同作用模式,以及包括动机、方式、内容、绩效在内的政府行为机制。第四章基于对政府行为的现实考量和个案分析,阐述了新型农村合作社与政府行为互动的非均衡现状,并揭示政府在新型合作社发展中的行为困境。第五章比较分析了国外农村合作社发展进程中的政府行为,总结各国政府基于不同国情下的行为差异和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第六章在前面各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优化的路径,必须理清政府行为的“度”,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划清政府行为边界,并将政府行为由供给主导向需求主导转变,以增效为目标取向,通过搭建新型农村合作社与政府行为的互动平台,统合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各种行为,凝结成契合合作社需求的政府行为合力。第三部分为结论,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得出相关结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新型农村合作社根据生发模式、资源与运营环境的差异可以分为企业带动型、大户带动型、村治组织带动型和政府带动型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对政府行为既有着共性需求,又存在个性差异需求。第二,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基于不同的作用程度和实施方式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模式,即国家主义模式、放任主义模式和混合模式,不同模式各有其形成机制,是一定条件、环境下的产物,需要依据不同地域环境、农村合作社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评判政府行为模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第三,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是一个涵盖动机、方式、内容、绩效的有机系统。在行为动机上,行政环境的差异会使不同层级的政府在行为的内外动机上存在较大差异,出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动机的层级分化;在行为方式上,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行为存在正向和反向两种方式,即“政府规制”行为和“政府俘获”行为;在行为内容上,政府行为涵盖制度建构、服务供给、监管规范等多方面、各环节;在行为绩效上,政府行为绩效由行为因素、能力因素、环境因素三个变量构成的函数关系所决定,必须依靠三个因素的相互配合、相互作用才能实现整体提升。第四,新型农村合作社与政府行为非均衡的博弈地位使政府时常出现越位、错位、缺位行为,越位行为挤压了合作社发展的空间,造成合作社独立性的丧失;错位行为使合作社混淆了发展内源动力和外部助力的边界,增加了合作社内外整合的难度;缺位行为造成了政府对农村合作社治理出现“真空”,导致合作社发展乏力。第五,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面临“上热下冷”、条块管理、制度不足、村庄空壳化等带来的行为困境,一些基层政府还缺乏为新型农村合作社提供扶持和帮助的权能和资源,这些现实困境成为政府作用发挥的掣肘,影响了政府在合作社发展中的行为能力。第六,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优化的路径要“以法治为根基,以需求为导向”,一是在法治政府建设这一宏观语境之下规范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明确其行为依据、原则,梳理“行为清单”,同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二是实现政府行为和职能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的转变,拓宽农村合作社需求表达渠道,并通过制度设计加速政府职能转变,增进政府行为与合作社需求融合的可能性;三是凝合政府行为与合作社发展的目标取向,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理念下建构新型农村合作社与政府行为互动平台,将互动、服务意识输送至政府的行为理念中,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为优化。
寇博强[5]（2019）在《禹州市红薯粉条产业发展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产品对该地区的农民增收、农村的发展具有非常显着的效果。河南省禹州市地处中原腹地丘陵、岗地相加约占总面积的70%,对于发展特色农产品具有良好的条件。根据史料记载,红薯粉条的生产在当地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因此禹州市红薯粉条产业结合当地的传统文化已成为促进禹州市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促进禹州市粉条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也能为我国消费市场转型升级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通过运用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多种方法,经过充分的调研和收集详细的数据,立足于比较优势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以及习总书记关于对特色农产品发展的指导意见,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出发,对禹州市红薯粉条产业的原材料供给、储藏加工以及销售的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以期找到适合禹州市红薯粉条产业发展的特色产业化道路。首先在宏观层面上围绕禹州市红薯粉条产业作为特色产业其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优势和特点进行论述,充分探索其发展的优势,发现禹州红薯粉条具有良好的文化底蕴,优秀的自然地理条件和较好的粉条加工技术支持。除此以外禹州红薯粉条由于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的优势,结合目前人们消费观念越来越趋向于绿色和健康方向的转变,当前正是禹州粉条产业发展的最有利时机。其次,对禹州市红薯粉条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进行分析,找到目前阻碍其发展的问题。发现其在产前环节存在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充分、标准化水平低红薯销路不畅、缺少专业化的人才和高素质的农民等问题。在产中环节存在着规模化企业少、加工技术比较落后,环境污染问题未解决等。在产后环节存在着假冒伪劣商品扰乱市场秩序、销售渠道扩展不足、知名度较低等。最后,根据已发现的阻碍禹州市红薯粉条产业发展的问题,提出促进禹州市红薯粉条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针对性建议,在产前环节需要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订单农业、培训职业化农民;在产中环节需要实施科技创新提高科技含量、大力发展龙头企业、建立污染防治体系等;在产后环节要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建立可追溯系统、拓宽销售渠道、多元素融合打造禹州粉条品牌。通过以上几个渠道的发展希望能够促进禹州市红薯粉条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刘英杰[6]（2018）在《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创新（1949-至今） ——以河南省尉氏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农地制度历来是农村变革的关键,其要义在于产权,产权制度核心在于公平和效率。本文以豫东平原河南省尉氏县为研究对象,对该县1949年以来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了多面向、多层次的研究,意在为尉氏县及全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创新提供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性的政策建议。两权合于农民（1948-1955）:这一阶段改变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形成了完整的农民私人土地所有权。尉氏县的土地改革是在1950年6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指导下展开的。土地改革将农业资源在不同的阶级阶层中进行了重新分配,按照人口所在地分田地,初步建立了农业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地籍关联。土改后,尉氏县农村生产力没有得到有效提升,农业税负相对较高,这些都是不利于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消极因素,也是农村面临的需要解决的急迫问题。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初级阶段,合作社按照社员入社土地的数量和质量,从每年的收入中付给社员以适当的报酬。在合作化推行的过程中,土改后农民获得的土地所有权并没有得到法律有效的保护。两权合于集体（1956-1981）:该阶段即合作化与人民公社阶段。随着1956底高级社化的实现,农地集体所有制得以建立,土改后农民土地所有权归并于集体。在农民逐渐失去土地的过程中,尉氏县合作社制定了详细的生产计划,规划了周密的生产流程,以建立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联,但是小生产共同体并没有达到满足和保护农民经济需求的目的。1958年1月,国家颁布和实施了《户口登记条例》,严密的户籍制度阻断了农业人口向非农领域转移和向城市迁移的通道。1958年9月,尉氏县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962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确立,大队和生产队两种基本核算形式在尉氏县并存。大队和生产队拥有的权利受到行政权力的严格限制,农地产权关系发生变异。从集体化到人民公社时期,在土地权属问题上,片面追求高公有化程度,集合农民财产为显着特点的集体化运动没有建立起农民的全国性联系和普遍自由交往,反而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形成了某种背离。公社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种根本性的改革才能改变僵化的现实。这一时期农地产权制度呈现出不完整性,工分制没有充分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人民公社、集体农作制度与农业生产利益不协调,政社合一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等特征。两权分置（1982-2013）:“两权分置”在尉氏县的发展实践经历了包产到组、包产到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组织形式,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农地产权制度演化变迁历程。1978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尉氏县迅速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它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和平均主义的缺陷,又继承了以往合作化的积极成果,坚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某些统一经营的职能,使多年来新形成的生产力更好地发挥作用。尉氏县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和发展打破了人民公社时期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合于集体格局,微观效率得到提升、产权关系进一步明晰,主要表现为: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内容完整化、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期限长久化、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性质物权化。“两权分置”作为实现农地集体产权有效形式,释放出了巨大的制度绩效。三权分置探索（2014-至今）:2014年“三权分置”在尉氏县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实践探索,进一步丰富了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相互关系理论和实践价值。农地流转三权分置制度,是在两权分置演化实践基础上的又一次制度创新。“三权分置”对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边界的清晰界定,在微观上有利于提高农地使用效率,促进农村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宏观上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三权分置”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奠定土地制度基础,为推动经济新常态下的国民经济发展奠定制度基础。同时,“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存在制度和法律方面桎抬,面临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利主体博弈造成权利益关系失衡风险,以及配套机制不健全限制经营权权能实现等障碍性因素。新时代持续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中共十九大报告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属于党的“三农”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相关的方针政策都具有一定的继承与发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阶段转型的大环境下,创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保障农民权益,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下,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新时代经济发展特征下,加速农业发展的宏观战略布局,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突破为重点,来探索农地流转的新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一系列突破与成效,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解决,应继续本着产权分割、产权明晰、产权完整的路径进行创新,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国家。
李博[7]（2018）在《学科交叉视域下我国体育学知识演化的多维研究》文中提出从学科交叉视角出发,运用文献资料调研、历史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文献计量分析、内容分析、逻辑分析等方法,从历史、知识流动、研究内容三个维度对体育学学科知识演化进行研究。历史维度主要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梳理体育学各分支学科和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体育学的发展脉络,知识流动维度主要是结合学科交叉测度指标体系、托尼比彻的学科分类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对改革开放至今体育学学科交叉态势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内容维度主要采用知识图谱的方式展示并分析体育学和不同学科群交叉的研究热点。研究结果表明:1、体育学的演化经历了“问题研究形态”、“研究领域形态”、“学科范畴形态”三个阶段,学科交叉是体育学形成和壮大的主要途径。体育学最原始的知识形态是以运动技术或者是运动技能为表现形态的实践性知识,为了满足科学化需求,和医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交叉,逐渐演化成为一个包含众多分支学科的综合性知识体系。2、我国体育学经历了清末效仿德日,民国学习欧美,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学苏,改革开放以后全面发展四个阶段。和西方相比我国体育学发展是非线性、碎片化的,但在学科起源、学科演进动力、学科结构演化等方面都存在相似之处。改革开放以后的我国体育学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体育理论体系,在知识体系日渐完善的同时逐渐彰显出更多的学术性。3、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体育学知识体量和知识流量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知识体量的变化是非线性的波动的,经历了复苏期、指数增长期、逻辑增长期3个阶段,知识流量的增长是线性的,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和其他学科相比,体育学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较低,学科开放性不高,学科知识体量的增长大部分都是学科“自繁衍”的结果。北京奥运会后,这些现象在逐渐改观,学科开放性在逐渐增加,体育学由“外延式发展”逐渐转向“内涵式发展”。4、我国体育学和外部学科交叉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从学科交叉的多样性来看,和体育学交叉融合的学科数量越来越多,学科交叉的跨度越来越大,体育学和外部学科交叉所形成的知识流量的分配由混乱向着有序化发展,学科之间的交叉关系逐渐稳固。二是从学科交叉的聚和性来看,体育学和外部学科交叉融合的强度越来越大,学科交叉网络密度越来越高,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5、苏联模式对我国体育学知识体系的影响非常明显,随着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勃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体育学开始了“科学革命”,进入21世纪后“科学革命”逐渐结束,体育学进入“常规科学”阶段,通过“范式融合”我国体育学由偏向自然科学、教育学的知识体系演化成为综合性的知识体系。6、在现代科学聚合性发展趋势推动下和学科之间可通约性的规制下,我国体育学知识流出和知识流入两个视角下学科交叉呈现出趋同化的发展趋势。体育学和应用科学、软科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和纯科学、硬科学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体育学向着“软性化”、“实用化”的方向发展。生物学医学学科群、教育学心理学学科群、经济学学科群成为了体育学关系最为稳定的3个交叉学科群。7、和体育学交叉文献数量最多的是教育学心理学学科群,其次是经济学学科群、医学生物学学科群、信息科技学科群、人文类学科群、法学政治学管理学学科群。体育学和不同学科群交叉形成的研究热点存在“边缘效应”,体育学和远缘学科交叉尽管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是研究成果的丰富度、异质度更高,研究热点的数量也相对更多。8、北京奥运会对体育学和外部学科的交叉融合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无论是高频关键词、高突现率关键词还是聚类标注词,奥运会是出现次数最为频繁的词汇,几乎每一个学科交叉领域都有涉及奥运会的研究。在北京奥运会的关照下,体育学学科内部的扩张力和学科外部的渗透力不断增强,使得体育学和外部学科的交叉融合进一步深化。9、理论研究薄弱是体育学学科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大部分的学科交叉研究都是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单向渗透至体育学领域,体育学无法贡献出具有影响力的理论。理论贫乏和方法的缺失使得体育学在和其他学科进行知识交换时总是扮演知识受馈者的角色,无法形成有效的知识回馈,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让渡学科的话语权,造成的后果就是体育学和其他学科在交叉融合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张蕊[8]（2018）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城市群已经成为全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资源要素的流通更加便捷,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再仅仅是单个城市的“单打独斗”,而是朝着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间的竞争发展。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城市——区域”发展模式,“集合”发展越来越成为各大城市之间的共识。只有通过城市群才能更好地将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聚集起来,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增强企业竞争力,形成强强联合的经济、文化和命运共同体,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如北美五大湖城市群、英国伦敦城市群,都是当地经济、文化、社会高度发展与集中的区域,也是全球城市发展的典范。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群不断崛起和发展壮大,呈现出新的发展面貌,之前普遍存在的省域和行政区经济正在逐步转向城市群经济。为了共同的利益诉求和谋求长远发展,区域合作成为广泛的共识,城市群也正在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各大城市群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其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处于我国地理空间的核心位置,发展潜力巨大,在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中部崛起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新常态下引领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新的增长极,在交通区位、历史文化、合作基础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长江中游城市群应当把握当前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及历史文化资源受到空前重视的机遇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拓思路,利用资金、技术、创意等手段,促进区域内丰富多样、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积极寻求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将文化产业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不断推动发展要素的交流互动,使区域内的文化要素互相流通,文化感情更加密切,文化传统得到传承,文化优势充分发挥,以更好地支撑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社会建设的和谐度和持续度,超越传统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促进城市群转型升级。本文分为七章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转化路径进行分析研究:第一章是绪论,首先阐明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城市群的崛起是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的趋势。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完成由战略构想到国家战略的升格后,利用长江中游城市群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发展文化产业势在必发,研究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也因之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次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文化产业的概念进行界定,并阐述本文的理论基础,即比较优势理论、协同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和增长极理论。最后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交代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思路以及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第二章结合历史文化资源基本要素情况,将长江中游历史文化资源分为物质型和非物质型两大类,再以历史文化主题为分类标准,选取部分特色鲜明、内涵深邃、保存完整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分析。在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具有独特鲜明的价值内涵,是区域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由此提炼出其文化、经济和社会价值。第三章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背景与目标,即必要性与可行性。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面临中部崛起、新型城镇化、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施、文化产业将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以及历史文化资源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的历史机遇。长江中游城市群文化产业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雄厚的科技教育资源、密切的文化交流的基础,其产业化具有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等重大意义。第四章总结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的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基本情况,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特色产业如文博创意产业、文化旅游产业、民间工艺美术产业、动漫游戏产业、节庆会展产业等进行了深入分析,突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动态以及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重点与方向。第五章指出虽然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是依然存在文化协同力度不够、文化资源内涵挖掘不深入、文化资源整合不充分以及文化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为此需要正视这些问题,将历史文化资源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继而探寻产生问题的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即文化认同感不足导致凝聚力缺乏、行政区划的阻隔影响了区域合作、农耕文化与内陆意识阻碍创新发展等。第六章在前文的基础上,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中需要坚持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保护与开发并重原则及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兼顾原则,并分析推动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文化、制度、技术、创意、人才等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即:增强文化认同,促进交流合作;改革体制机制,激发文化活力;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产业集聚;实施创新驱动,提升科技含量;优化文化环境,吸引人才聚集等,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又好又快发展。第七章是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今后研究的方向。
阎怀兰[9]（2016）在《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媒介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日渐深入,其中包括媒介对文学活动的影响。形象是文学的核心要素,文学形象是人类生活图景的转换,文学形象建构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研究”是希望从文学形象的角度来窥探媒介对人类生活和精神的影响,从媒介的角度来探究文学和文学形象的变化及其对人类生活和精神的影响。分析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首先要考量的是媒介与文学的关系。从文学与媒介发生联系的那天起,人们包括媒介从业者及其建立的媒介组织就千方百计地寻求媒介的更新来推进文学的变化。符号性的艺术媒介和物质材料性的传播媒介一直是文学的组成因素,媒介因素是文学的形式性物质性因素,媒介因素的变化引发了文学的变化,包括文学形象的变化。文学及其要素在媒介施压下发生变形,而文学也借媒介之力顺势而变。媒介与文学形象的关系,最终要探究的是人类的生活现状和可能。媒介是工具是人的延伸,或者可以说媒介是人身体的工具性的延伸,是人的生存所凭借的物质性物态化的现实存在。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文学活动,必须借助媒介进行。文学形象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幻象,是相对于人类现实生存的世界所存在的虚幻世界,是人的精神意义性的延伸。人类在寻求自我发展时,身体和精神的延伸是同步进行的,这必然要求媒介和文学、文学形象的同步发展,由此,媒介与文学形象既是人类生活的身体现状和精神现状,媒介与文学形象的关系趋势也是人类的生活可能性。“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研究”之意义最终在此。引论部分首先是对研究对象的界定,厘清媒介和文学形象的涵义。接着从国内外媒介研究和文学形象研究的现状,来阐释对“文学形象的媒介”做研究,或者说从媒介的角度研究文学形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厘清“文学形象的媒介”的具体所指,从低到高、由内向外可以分为五个层次:语言符号媒介、物质材料媒介、传播者媒介、艺术品媒介和物质商品媒介。第一章是分析文学形象与单一性语言媒介的关系。将文学作品划分为语言符号媒介（或称为语言符号、艺术媒介）、物质传播媒介（或称为物质材料、传播媒介）、文学形象和文学意蕴四个层次。语言是文学及其形象的符号媒介、艺术媒介。语言是现实世界事物的符号化,文学语言构成片段化的语象,语象的结合形成完整的文学形象,文学形象在语象中扩展延伸形成文学形象体系。语言作为文学形象的媒介,决定了文学形象的本质特征是内视性、想象性、间接性的幻象。接着把文学的语言媒介分为口头言语媒介和书面文字媒介,着重分析语言媒介以及承载口语和文字符号的传播媒介,怎样影响了文学和文学形象的具体形态。第二章分析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首先分析文学形象与语言、图像等多重媒介的关系,语言符号是文学形象的本质性艺术媒介,图像是文学形象的辅助性艺术媒介。文学形象作为人们心理意识中的幻象,其形态可以通过其他媒介进行扩展:图像媒介可以将文学形象的语象形态扩展为图像形象,运动的图像媒介将文学形象进而扩展为影像形象,由此,从语言符号到图像符号媒介构建的文学形象,就呈现为从语象到图像、影像的转变,是形象从内心可感转向了感官可视。文学形象的生成是一个从创作者、传播者到接受者的动态有机过程。文学的媒介化的实质是文学形象的媒介化,是文学形象在新传播媒介的繁殖,是文学形象通过图像等符号的形态扩展。文学形象的增殖以文化产品的利益追逐为目标在媒介融合中跑马圈地。第三章是探究媒介对文学形象的作用机制。现实中媒介和媒介生活的变化是文学生产、文学形象生产的直接动力。媒介的变化来自于媒介技术的驱动,技术的进化影响了文学及其形象的形态。传播者媒介作为文学形象的第三层媒介,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秉持受众意识和营销思维,策划操作文学形象的生产。市场机制中,传播者的媒介组织遵循着资本增殖的逻辑,不仅操纵着文学生产,还不断地将文学媒介化,以文学形象为核心开发文学形象在广播、电影、电视、表演等文化产品中的市场价值,还以文学形象、文学形象延伸出的可视性艺术形象为形象原型生产出物质商品,进而使文学形象媒介化。总而言之,文学形象源于人类的现实生活图画,被语言、图像等符号化为人类的心理图画,最终又商品化为人类的现实生活物品,文学形象显示了作为审美幻象的生产力。
吴渭[10]（2015）在《产业链和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农业风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典型的高风险产业。传统的农业风险以自然风险为主,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自然、气候、环境的变化,而在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到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创新与集约化,农业风险的结构、风险的特征、风险产生的原因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农业生产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生产部门而是在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的推动下形成了一个包含产前、产中、产后的完整产业链条。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推进过程中,风险不仅没有减缓反而在加剧,且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态势,例如农业风险在产业链中呈现出传递的特性,风险的传递不仅可能在产业链的内部还有可能随着发达的现代物流在空间上快速扩散,最后冲击整个产业,甚至演化成公共危机事件。农业产业链的背后是众多的利益相关者,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以获得个体利益的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作为参与产业链的前提,他们各自的利益理性、处置风险的策略、不同行为理性之间的博弈直接推动着农业风险的生成和在产业链中的传递与转移。本文选择了一个农业大县—湖南省C县作为调研地点,研究了C县的种植业、畜牧业发展情况、风险类型及特征,并以畜牧业中的动物疫病风险为例,从产业链和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探究了动物疫病风险在产前、产中、产后的潜在风险点、风险的传递情况、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理性,以及风险管理中的利益博弈是如何推动风险的产生、演化和传递,本文最后还探讨了现有的风险管理的制度供给和产业组织模式对于风险管理的价值以及面临的制约因素。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业生产中自然再生产和社会经济再生产的相互交织决定了风险的类型多样化和复杂化,一方面传统的自然风险的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大,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农业所面临的社会经济风险因素也在不断增多,甚至已经成为影响农业产业发展的主要风险类型。现代社会的农业风险已经具备了一些现代性的特征,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农业风险的“人为化”趋势凸显,利益驱动是风险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2）产业链本身是一条风险链,例如动物疫病风险的风险点就遍布于产前、产中、产后的任何一个环节,而风险在产业链中的传递是通过产业链中的交易环节来实现的,因此风险的监管必须涵盖产业链的所有环节。动物疫病风险管理是政府的职责之一,然而政府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原因在于政府部门职能的交叉、能力和资源的制约和执行层面上的寻租行为等等,从而导致了风险管理中的“政府失灵”。（3）产业链中的风险传递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博弈的结果,例如动物疫病风险的产生就涉及到的多个利益相关者,每个利益相关者出于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的行为理性直接推动了风险的产生和传递。本文还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了多利益主体是如何在逐利理性的驱动下形成了病死猪买卖“共谋利益链”,并推动了动物疫病风险从产中向产后传递。农业风险的管理不仅需要关注农业产业链中不同主体各自的生产、经营与风险防范等行为,同时也应该系统地关注农业产业链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联与博弈过程,并在农业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协调多元利益。（4）农业风险管理离不开政府、农户和市场的共同参与。制度供给是政府介入农业风险管理活动的一个主要方式。在对农业风险进行管理时,要因地制宜,选择出最合适的风险管理工具和制度组合,从而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产业链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组织结构创新能够形成有效的风险共担机制,但风险共担机制的建立必须以一个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为前提,并加强产业链中的利益相关者互信和合作,共同防范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出现。基于以上的结论,本文从完善政府在风险管理中的角色和作用、提升农户的风险认知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构建农产品全产业链的质量监管、加强利益相关者的道德与法律约束、改进动物疫病风险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二、流通产业化发展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流通产业化发展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 |
| 1.2 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
| 1.2.1 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 |
| 1.2.2 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 |
| 1.2.3 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 |
| 1.2.4 进一步研究的若干可能的维度 |
| 1.2.4.1 紧跟西方前沿理论,从中获得启发和参考 |
| 1.2.4.2 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考察科学主义问题 |
| 1.2.4.3 动态地把握科学主义的表现 |
| 1.3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及创新性 |
| 1.3.1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2.1 文献分析法 |
| 1.3.2.2 历史分析法 |
| 1.3.2.3 个案分析法 |
| 1.3.3 创新点 |
| 1.3.3.1 考察“科学主义”与“科学批判”的关系 |
| 1.3.3.2 从一般性理论到特殊的事实 |
| 1.3.3.3 考察1949-1978特殊时段的科学主义 |
| 第二章 一种特殊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 |
| 2.1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内涵和性质 |
| 2.2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历史背景 |
| 2.2.1 科学革命带来认识论的改变 |
| 2.2.2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非和平特征 |
| 2.2.3 科学技术现状加剧了赶超心理 |
| 2.3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核心思想 |
| 2.3.1 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 |
| 2.3.2 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 |
| 2.3.3 科学思想的唯物论 |
| 第三章 相对论批判与科学主义 |
| 3.1 相对论及其意义 |
| 3.2 中国人眼中爱因斯坦形象的变迁 |
| 3.2.1 建国前-1951:“科学的革命家” |
| 3.2.2 1952-1966:“唯心主义者” |
| 3.2.3 1966-1978:“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 |
| 3.3 相对论批判的科学主义根源 |
| 3.3.1 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
| 3.3.2 对批判的科学主义根源分析 |
| 3.3.2.1 对哲学的教条化理解 |
| 3.3.2.2 科学理论的绝对真理观 |
| 3.4 爱因斯坦与马克思主义 |
| 3.4.1 爱因斯坦论社会主义 |
| 3.4.2 爱因斯坦、相对论与辩证唯物主义 |
| 第四章 大爆炸宇宙学批判与科学主义——以《自然辩证法杂志》为例 |
| 4.1 对大爆炸宇宙学的批判 |
| 4.1.1 对宇宙学的批判 |
| 4.1.2 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 |
| 4.1.3 对粒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批判 |
| 4.1.4 对“惯性、质量和能量”的讨论和批判 |
| 4.1.5 对批判的特征分析 |
| 4.2 对批判的科学主义动因分析 |
| 4.2.1 大爆炸宇宙学挑战了无限宇宙观 |
| 4.2.2 科学主义的变形——“唯上的真理观” |
| 4.2.3 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 |
| 第五章 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批判与科学主义 |
| 5.1 量子理论与哥本哈根解释 |
| 5.1.1 量子论史的一个简要概括 |
| 5.1.2 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 |
| 5.2 中国人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态度变化 |
| 5.2.1 建国前:“世界知名之物理学泰斗” |
| 5.2.2 50年代-70年代:“其唯心主义阻碍了量子力学的发展” |
| 5.2.2.1 苏联批判哥本哈根解释的政治背景和代表性观点 |
| 5.2.2.2 中国批判哥本哈根解释的政治背景和代表性观点 |
| 5.2.2.3 中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风格转向 |
| 5.2.2.3 对批判过程、性质和外部根源的归纳 |
| 5.2.3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三种不同的观点 |
| 5.3 哥本哈根解释批判与科学主义关系研究 |
| 5.3.1 经典物理学与科学主义的关系 |
| 5.3.1.1 经典物理学的成功导致科学主义诞生 |
| 5.3.1.2 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 |
| 5.3.2 量子力学对经典物理学世界观的挑战 |
| 5.3.2.1 世界是决定论的,还是概率的? |
| 5.3.2.2 物理实在是独立于观察者,还是观察创造实在? |
| 5.3.3 量子力学对科学主义的挑战 |
| 5.3.3.1 量子力学改变了还原主义的基石 |
| 5.3.3.2 量子力学动摇了扩张主义的信念 |
| 5.3.3.3 量子力学动摇了理想主义的根基 |
| 第六章 走向公众视野的科学主义 |
| 6.1 科学主义、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 |
| 6.2 科学文化与科学主义的争论 |
| 6.2.1 争论过程和内容 |
| 6.2.2 争论的性质 |
| 6.2.2.1 反科学主义与反科学的关系 |
| 6.2.2.2 科学理论与客观真理的关系 |
| 6.2.2.3 科学落后与科学主义的关系 |
| 6.3 研讨与争论的意义 |
| 6.3.1 “科学主义”从学术圈走向公众视野 |
| 6.3.2 提高了科学史学科的影响力 |
| 6.3.3 反思科学拓宽了理论视野 |
| 第七章 科学争议中的科学主义 |
| 7.1 为何会出现科学争议? |
| 7.1.1 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 |
| 7.1.2 公众理解科学的必要性 |
| 7.2 我国若干科学争议案例中的科学主义表现 |
| 7.2.1 科学主义表现之一:用科学标准评判其他知识 |
| 7.2.2 科学主义表现之二:将社会问题简化为科学问题 |
| 7.2.3 科学主义表现之三:“唯科学”引导媒体立场的“一边倒”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全球化时代科学-人文的分裂 |
| 8.2 探索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 |
| 8.2.1 提倡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 |
| 8.2.2 大力普及科学史教育 |
| 8.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国外研究进展 |
| (二) 国内研究进展 |
| (三) 国内外研究进展评价 |
| 三、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一) 研究视角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技术路线 |
| 四、田野调查选点说明 |
| (一) 羌区四县 |
| (二) 羌族村寨 |
| (三) 旅游景区 |
| 五、研究内容和重点难点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重点 |
| (三) 研究难点 |
| 六、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创新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机制及形态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产业融合理论 |
| 二、产业链理论 |
| 三、系统动力学理论 |
| 四、全域旅游发展观 |
| 第二节 旅游产业融合的内涵 |
| 一、旅游产业的内涵与外延 |
| 二、旅游产业融合的内涵 |
| 第三节 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 |
| 一、机制及动力机制 |
| 二、旅游产业融合的系统结构 |
| 三、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 |
| 第四节 旅游产业融合的形态 |
| 一、旅游业与第一产业的融合 |
| 二、旅游业与第二产业的融合 |
| 三、旅游业与其他第三产业的融合 |
| 第五节 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形态 |
| 一、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基础 |
| 二、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主要形态 |
| 三、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综合性融合 |
| 四、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典型案例 |
| 五、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普遍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形态及机制 |
| 第一节 羌族地区基本情况 |
| 一、羌族与羌族地区 |
| 二、自然地理状况 |
| 三、历史文化状况 |
| 四、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
| 第二节 羌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现状 |
| 一、旅游资源 |
| 二、旅游业发展现状 |
| 三、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基础 |
| 一、产业发展水平 |
| 二、市场发育程度 |
| 三、灾后重建 |
| 四、资源条件 |
| 第四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形态 |
| 一、羌族地区的农文旅融合 |
| 二、羌族地区的文商旅融合 |
| 三、羌族地区的文体旅融合 |
| 第五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内在机理 |
| 一、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主体 |
| 二、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客体 |
| 三、政府部门在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中的作用 |
| 四、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过程 |
| 第六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 |
| 一、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系统的结构分析 |
| 二、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系统的动力机制 |
| 三、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系统的制约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评价体系 |
| 第一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方法 |
| 一、产业融合评价方法 |
| 二、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方法 |
| 三、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方法的选择 |
| 第二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
| 一、评价指标选取依据 |
| 二、农文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
| 三、文商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
| 四、文体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
| 第三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赋值 |
| 一、农文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赋值 |
| 二、文商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赋值 |
| 三、文体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赋值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羌族地区县域旅游产业融合评价与预测分析 |
| 第一节 汶川县旅游产业融合整体评价 |
| 一、汶川县旅游业发展情况 |
| 二、汶川县旅游产业融合现状 |
| 三、汶川县旅游产业融合评价 |
| 第二节 理县旅游产业融合整体评价 |
| 一、理县旅游业发展情况 |
| 二、理县旅游产业融合现状 |
| 三、理县旅游产业融合评价 |
| 第三节 茂县旅游产业融合整体评价 |
| 一、茂县旅游业发展情况 |
| 二、茂县旅游产业融合现状 |
| 第四节 北川县旅游产业融合整体评价 |
| 一、北川县旅游业发展情况 |
| 二、北川县旅游产业融合现状 |
| 三、北川县旅游产业融合评价 |
| 第五节 羌区四县旅游产业融合的预测分析 |
| 一、农文旅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
| 二、文商旅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
| 三、动态仿真模拟分析 |
| 第六节 羌区四县旅游产业融合的整体评价与对比分析 |
| 一、整体评价 |
| 二、对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羌族地区村镇与景区旅游产业融合评价与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茂县坪头羌寨农文旅融合现状评价与个案分析 |
| 一、坪头羌寨基本情况 |
| 二、农文旅融合现状 |
| 三、农文旅融合评价 |
| 四、坪头羌寨农文旅融合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二节 理县桃坪羌寨农文旅融合现状评价与个案分析 |
| 一、桃坪羌寨基本情况 |
| 二、农文旅融合现状 |
| 三、农文旅融合评价 |
| 四、桃坪羌寨农文旅融合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三节 北川县石椅羌寨农文旅融合现状评价与个案分析 |
| 一、石椅羌寨基本情况 |
| 二、农文旅融合现状 |
| 三、农文旅融合评价 |
| 四、石椅羌寨农文旅融合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四节 汶川县水磨古镇文商旅融合现状评价与个案分析 |
| 一、水磨古镇基本情况 |
| 二、文商旅融合现状 |
| 三、文商旅融合评价 |
| 四、水磨古镇文商旅融合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五节 茂县中国古羌城文商旅和文体旅融合现状评价与个案分析 |
| 一、中国古羌城基本情况 |
| 二、文商旅和文体旅融合现状 |
| 三、文商旅和文体旅融合评价 |
| 四、中国古羌城文商旅和文体旅融合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六节 五个田野调查点的对比分析 |
| 一、旅游产业融合基础的对比分析 |
| 二、旅游产业融合形态的对比分析 |
| 三、旅游产业融合路径的对比分析 |
| 四、旅游产业融合水平和效应的对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探析、制约因素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探析 |
| 一、旅游产业融合形态单一 |
| 二、旅游产业融合深度不够 |
| 三、旅游产业融合水平不高 |
| 四、旅游产业融合效应不足 |
| 五、旅游产业融合的配套支撑和公共服务不成熟 |
| 六、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区域水平不协调 |
| 第二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 |
| 一、原生动力不足—产业基础较为薄弱 |
| 二、拉力不足—市场机制发育欠成熟 |
| 三、推力不足—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滞后 |
| 四、阻力重重—融合主体、融合客体和政府部门的障碍因素 |
| 五、斥力较大—区位交通不便的先天劣势和自然灾害的突发障碍 |
| 第三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优化思考 |
| 一、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优化目标 |
| 二、羌族地区县域旅游产业融合的优化路径 |
| 三、羌族地区村镇和景区旅游产业融合的优化路径 |
| 第四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
| 一、政府方面 |
| 二、企业方面 |
| 三、村委会方面 |
| 四、居民方面 |
| 本章小结 |
| 结论及展望 |
| 主要结论 |
| 一、羌族地区推进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 |
| 二、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取得的成效 |
| 三、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特点 |
| 四、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 |
| 五、进一步优化和推进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思考 |
|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附录五 |
| 附录六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及科研项目 |
（4）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述评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农村合作社与政府行为的相关理论 |
| 一、关于合作社的经典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合作社理论 |
| (二)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合作社理论 |
| (三)博弈论对合作社理论的创新发展 |
| (四)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社理论 |
| 二、政府行为的基本理论 |
| (一)政府行为的内涵 |
| (二)近代政府行为理论 |
| (三)现代政府行为理论 |
| 第二章 新型农村合作社生长的内在机理及对政府行为的类型化需求 |
| 一、新型农村合作社生长的内在机理 |
| (一)新型农村合作社的概念 |
| (二)新型农村合作社的性质和特点 |
| (三)新型农村合作社生长的社会基础 |
| (四)影响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的因素 |
| 二、新型农村合作社对政府行为需求的类型化分析 |
| (一)新型农村合作社的类型 |
| (二)不同类型新型农村合作社对政府行为需求的差异 |
| 第三章 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作用与行为机制 |
| 一、建国后政府行为对农村合作组织的作用变迁 |
| (一)农业合作化时期:由自发到行政主导的农村合作社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国家对农村合作社的全面控制 |
| (三)改革开放后:主体意识觉醒下的农村合作社 |
| (四)新农村建设时期:市场导向型农村合作社的萌芽 |
| 二、政府行为对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的作用模式 |
| (一)国家主义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
| (二)放任主义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
| (三)混合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
| 三、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机制 |
| (一)行为动机 |
| (二)行为方式 |
| (三)行为内容 |
| (四)行为绩效 |
| 第四章 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的现实考量 |
| 一、政府扶持新型农村合作社的尝试与努力 |
| (一)以政策法规引导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 |
| (二)以资源输出帮扶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 |
| (三)以监督管理规范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 |
| (四)以宣传教育助推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 |
| 二、新型农村合作社与政府行为互动的非均衡现状 |
| (一)新型农村合作社与政府博弈地位的失衡 |
| (二)越位行为导致新型农村合作社丧失独立性 |
| (三)错位行为影响新型农村合作社的有序运作 |
| (四)缺位行为致使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乏力 |
| 三、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困境 |
| (一)“上热下冷”夹缝中的尴尬 |
| (二)条块分割体制下的权力虚化 |
| (三)制度供给不足引起的行为失范 |
| (四)农村社会流动增加与村庄空壳化 |
| 四、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的个案研究 |
| (一)J省CL乡玉米制种专业合作社个案简介 |
| (二)J省 CL乡玉米制种专业合作社个案分析 |
| 第五章 国外农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的比较与借鉴 |
| 一、国外农村合作社与政府行为互动的基本经验 |
| (一)美国经验 |
| (二)日本经验 |
| (三)以色列经验 |
| 二、各国农村合作社发展与政府行为互动关系的差异 |
| (一)美国——松散外源型关系 |
| (二)日本——致密主导型关系 |
| (三)以色列——混合交互型关系 |
| 三、各国农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的主要启示 |
| (一)政府角色不可或缺,政府行为须兼顾共性与个性 |
| (二)市场机制是主要动因,政府行为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
| (三)社员需求是价值归宿,政府行为须尊重“人”的意愿 |
| 第六章 以法治为根基,以需求为导向的政府行为优化路径 |
| 一、以法治规范行为,限定政府行为的“度” |
| (一)法治政府建设语境中政府行为的规范与梳理 |
| (二)实践回应视角下《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审视与完善 |
| 二、以需求引导扶持,建构需求导向的政府行为模式 |
| (一)“发声”与“倾听”——构建合作社需求表达的有效机制 |
| (二)“约束”与“激励”——促进双重角色下政府行为的优化融合 |
| (三)“理念更新”与“制度设计”——推动基于需求导向的政府职能转变 |
| 三、以扶持增强绩效,统合政府行为与新型农村合作社的发展 |
| (一)政府行为与新型农村合作社互动基础的变化 |
| (二)政府行为与新型农村合作社互动机制的目标取向 |
| (三)政府行为与新型农村合作社互动平台的建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调研样本B市典型合作社发展情况汇总 |
| 附录二:历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农村合作社的政策内容 |
| 附录三:“十五”以来国家出台有关农村合作社的政策文件 |
| 附录四:地方政府出台有关农村合作社的法规及指导性文件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禹州市红薯粉条产业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国外研究综述 |
| 2、国内研究综述 |
| 3、国内外研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与相关理论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农业产业化 |
| 2、特色农业 |
| 3、红薯粉条 |
| (二)发展特色农产品的相关理论 |
| 1、绝对优势理论 |
| 2、农业产业化理论 |
| 三、禹州市红薯粉条产业发展现状 |
| (一)禹州市红薯粉条产业基础条件分析 |
| 1、自然环境分析 |
| 2、农业经济基础分析 |
| (二)禹州市红薯粉条产业优势分析 |
| 1、资源优势 |
| 2、政府支持 |
| 3、人文优势 |
| 4、技术优势 |
| (三)禹州市红薯粉条产业各环节发展概况 |
| 1、产前环节概况 |
| 2、产中环节概况 |
| 2、产后环节概况 |
| 四、禹州市红薯粉条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一)产前环节存在的问题 |
| 1、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
| 2、各经营主体利益联结不紧密 |
| 3、原材料质量参差不齐 |
| (二)产中环节存在的问题 |
| 1、大型企业较少 |
| 2、加工技术比较落后 |
| 3、环境污染严重 |
| (三)产后环节存在的问题 |
| 1、市场监管不到位 |
| 2、销售渠道不完善 |
| 3、产品知名度较低 |
| 五、禹州市红薯粉条产业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产前环节存在问题的原因 |
| 1、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重视 |
| 2、各经营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 |
| 3、缺少原材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
| (二)产中环节存在问题的原因 |
| 1、龙头企业的培育力度不大 |
| 2、高新技术和设备推广慢 |
| 3、无害化处理设施不健全 |
| (三)产后环节存在问题的原因 |
| 1、行业监管体系不健全 |
| 2、销售渠道拓展不足 |
| 3、产业品牌建设不足 |
| 六、促进禹州市红薯粉条产业发展的建议 |
| (一)产前环节的建议 |
| 1、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 2、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
| 3、建立原材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
| (二)产中环节的建议 |
| 1、大力发展龙头企业 |
| 2、全力提高粉条生产科技化水平 |
| 3、建立环境监管保护体系 |
| (三)产后环节的建议 |
| 1、健全产品质量监管体系 |
| 2、拓宽产品销售渠道 |
| 3、多元素融合打造产品品牌 |
| 七、研究总结与展望 |
| (一)研究的总结 |
| (二)对未来行业发展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创新（1949-至今） ——以河南省尉氏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理论溯源 |
| 二、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土地权能问题的研究 |
| 二、关于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 |
| 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向的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时段选取与分期理由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本文期望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两权合于农民(1948——1955) |
| 第一节 土地改革时期尉氏县农地产权变革 |
| 一、土地改革与农民土地所有制建立 |
| 二、尉氏县土改过程 |
| 三、两权合一在农地产权制度演进过程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农业集体化时期尉氏县的互助组和初级社 |
| 一、互助组和初级社的发展 |
| 二、互助组和初级社的特点及其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 |
| 第三节 尉氏县农地产权制度阶段性特征及其历史价值 |
| 一、资源的重新分配 |
| 二、农村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 |
| 小结 |
| 第二章 两权合于集体(1956—1981) |
| 第一节 尉氏县两权合一的高级社 |
| 一、尉氏县高级社的建立和发展 |
| 二、高级社之两权合一 |
| 第二节 尉氏县两权合一的人民公社 |
| 一、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尉氏县“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之建立 |
| 二、公社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之两权合一 |
| 三、“包奖结合”的尉氏县模式 |
| 第三节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时期尉氏县人民公社之特点 |
| 一、人民公社的平调之风 |
| 二、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和平均主义 |
| 第四节 尉氏县土地产权的特点及其生产效率 |
| 一、生产对土地所有权不完全 |
| 二、劳动工分制无法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 |
| 三、人民公社、集体农作制度与农业生产不协调 |
| 四、政社合一不利于按经济规律办事 |
| 小结 |
| 第三章 两权分置(1982—2013) |
| 第一节 尉氏县两权分置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 一、联产到组责任制的演进特征 |
|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 |
| 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产权界定 |
| 第二节 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
| 一、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内容完整化 |
| 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期限长久化 |
| 三、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性质物权化 |
| 四、两权分置与农村土地产权边界 |
| 第三节 尉氏县两权分置农地产权制度实践与绩效 |
| 一、两权分置农地产权制度实践 |
| 二、两权分置农地产权制度绩效 |
| 小结 |
| 第四章 三权分置探索(2014—至今) |
| 第一节 新一轮农村土地产权变革与三权分置 |
| 一、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分置的制度创新 |
| 二、三权分置:维护所有权、保障承包权、放活经营权 |
| 第二节 “三权分置”运行机制实践探索 |
| 一、尉氏县农地流转情况的实践探索 |
| 二、开封市耕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农地流转实践案例 |
| 三、开封市七彩虹农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农地流转实践案例 |
| 四、尉氏县欣富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农地流转实践案例 |
| 第三节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
| 一、延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现实意义 |
| 二、重构集体所有制下的农地产权结构 |
| 第四节 农地三权分置历史意义和制度优化 |
| 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历史地位及其评价 |
| 二、尉氏县三权分置制度创新与优化 |
| 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持续推进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创新选择 |
| 第一节 尉氏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困境及发展 |
|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困境分析 |
|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尉氏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创新路径选择 |
|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发展理念创新 |
|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运行环境创新 |
| 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路径选择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 尉氏县农地流转实践案例承包经营相关合同 |
（7）学科交叉视域下我国体育学知识演化的多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体育学科研究 |
| 二、学科交叉研究 |
| 三、体育学学科交叉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难点及创新点 |
| 一、研究难点及解决办法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起点与分析维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学科的考辨和理解 |
| 一、学科的起源 |
| 二、学科的内涵 |
| 第二节 研究起点的确立 |
| 第三节 分析维度的确立 |
| 一、宏观层面——历史维度的确认 |
| 二、中观层面——知识流动维度的确认 |
| 三、微观层面——研究内容维度的确认 |
| 四、三个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 |
| 第三章 历史维度下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知识的演化 |
| 第一节 体育学主要分支学科演化历程 |
| 一、主要分支学科的确认 |
| 二、体育教育学 |
| 三、运动生理学 |
| 四、运动训练学 |
| 五、体育心理学 |
| 六、体育社会学 |
| 七、各个分支学科演化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体育学学科演化历程 |
| 一、晚清时期(1860年-1910年) |
| 二、民国时期(1911年-1948年) |
| 三、改革开放前新中国(1949年-1977年) |
| 四、改革开放之后新中国((1978年-至今) |
| 五、中国体育学演化的特点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学科演进路径模型 |
| 二、学科交叉的动力机制 |
| 第四节 学科交叉视野下体育学演化路径分析 |
| 一、问题研究形态(15世纪文艺复兴至18世纪末) |
| 二、研究领域形态(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 |
| 三、学科范畴形态(19世纪末至今)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知识流动维度下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知识的演化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我国体育学知识流动总体特征 |
| 一、我国体育学知识产量增长趋势 |
| 二、我国体育学跨学科知识流量增长趋势 |
| 第三节 基于自引与被自引对我国体育学跨学科知识流动的考察 |
| 一、我国体育学学科自引分析 |
| 二、我国体育学学科被自引分析 |
| 第四节 基于学科交叉测度指标对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发展态势的考察 |
| 一、学科交叉评价模型的构建和测度指标的选取 |
| 二、1981-1985年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发展态势 |
| 三、1986-1990年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发展态势 |
| 四、1991-1995年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发展态势 |
| 五、1996-2000年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发展态势 |
| 六、2001-2005年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发展态势 |
| 七、2006-2010年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发展态势 |
| 八、2011-2015年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发展态势 |
| 第五节 基于知识流动网络对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结构演化的考察 |
|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的获取 |
| 二、知识流入视角下我国学科交叉结构演化 |
| 三、知识流出视角下我国学科交叉结构演化 |
| 四、对于我国体育学学科体系的探讨 |
| 第六节 基于学科分类对我国体育学亲缘学科演化的考察 |
|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的获取 |
| 二、知识流入视角下我国体育学亲缘学科演化 |
| 三、知识流出视角下我国体育学亲缘学科演化 |
| 四、对体育学学科性质的探讨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内容维度下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知识的演化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一、文献检索策略 |
| 二、学科交叉知识的挖掘 |
| 三、学科交叉知识的展示 |
| 第二节 体育学与医学、生物学学科群交叉研究热点演化 |
| 一、身体素质训练 |
| 二、学生体质健康 |
| 三、运动对身体机能、身体素质的影响 |
| 四、运动损伤 |
| 五、老年人体育 |
| 六、运动性疲劳 |
| 七、肥胖 |
| 第三节 体育学与教育学、心理学学科群交叉研究热点演化 |
| 一、竞技运动心理学 |
| 二、体育教学 |
| 三、体育教育心理学 |
| 四、基础教育阶段体育教育 |
| 五、农村学校体育 |
| 六、体育专业研究生教育 |
| 第四节 体育学与经济学学科群交叉研究热点演化 |
| 一、体育产业与体育市场化 |
| 二、体育营销 |
| 三、各分支产业的相关研究 |
| 四、体育旅游 |
| 第六节 体育学和信息科技学科群交叉研究热点演化 |
| 一、体育计算机辅助教学 |
| 二、体育传播 |
| 三、体育媒介事件 |
| 四、体育新闻 |
| 五、训练、比赛信息化 |
| 六、体育文献计量 |
| 第七节 体育学与人文类学科群交叉研究热点演化 |
| 一、奥林匹克文化 |
| 二、体育史 |
| 三、体育文化产业 |
| 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
| 五、体育翻译与体育英语教学 |
| 六、体育与艺术 |
| 第八节 体育学与法学、政治学、管理学学科群交叉研究热点演化 |
| 一、警察体育、体育犯罪、赛事安保 |
| 二、体育志愿者服务 |
| 三、体育赛事管理 |
| 四、体育法学 |
| 五、公共体育服务 |
| 第九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对体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8）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 |
| 二、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五节 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 |
| 一、重、难点 |
| 二、创新点 |
| 第二章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概况 |
| 第一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构成 |
| 一、物质型历史文化资源 |
| 二、非物质型历史文化资源 |
| 第二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价值 |
| 一、独特的文化价值 |
| 二、巨大的经济价值 |
| 三、广泛的社会价值 |
| 第三章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背景与目标 |
| 第一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机遇 |
| 一、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需要 |
| 二、文化产业将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
| 三、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
| 第二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基础 |
| 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
| 二、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 |
| 三、雄厚的科技教育资源 |
| 四、密切的文化合作交流 |
| 第三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目标 |
| 一、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 |
| 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
| 三、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
| 第四章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现状 |
| 第一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基本情况 |
| 一、武汉城市圈进入文化产业发展加速期 |
| 二、环长株潭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优势突出 |
| 三、环鄱阳湖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
| 第二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特色产业分析 |
| 一、文博创意产业 |
| 二、文化旅游产业 |
| 三、民间工艺美术产业 |
| 四、动漫游戏产业 |
| 五、节庆会展产业 |
| 第五章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第一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力度不够 |
| 二、文化资源内涵挖掘不深入 |
| 三、文化资源整合不充分 |
| 四、文化创新能力不足 |
| 第二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 |
| 一、文化认同感不足导致凝聚力缺乏 |
| 二、行政区划的阻隔影响区域协作 |
| 三、农耕文化与内陆意识阻碍创新发展 |
| 第六章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路径 |
| 第一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原则 |
| 一、可持续发展原则 |
| 二、保护与开发并重原则 |
| 三、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兼顾原则 |
| 第二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动力因素 |
| 一、文化因素 |
| 二、制度因素 |
| 三、技术因素 |
| 四、创意因素 |
| 五、人才因素 |
| 第三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对策 |
| 一、增强文化认同,促进交流合作 |
| 二、改革体制机制,激发文化活力 |
| 三、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产业集聚 |
| 四、实施创新驱动,提升科技含量 |
| 五、优化文化环境,吸引高端人才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9）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核心概念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语言媒介与文学形象 |
| 第一节 媒介中的文学形象 |
| 一、文学作品中的媒介和文学形象 |
| 二、基于语言媒介的文学形象类型 |
| 第二节 文学形象与语言媒介的关系 |
| 一、文学形象的语言媒介形态 |
| 二、语言媒介构建文学形象 |
| 第三节 不同时代语言媒介中的文学形象 |
| 一、言语媒介中的文学形象 |
| 二、文字媒介中的文学形象 |
| 第二章 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 |
| 第一节 多重媒介对文学形象的建构 |
| 一、语言和图像多重媒介对文学形象的建构 |
| 二、多重媒介中文学形象的延展 |
| 第二节 媒介中文学形象的动态生成 |
| 一、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创作 |
| 二、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传播 |
| 三、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接受 |
| 第三节 媒介中的文学形象的生产 |
| 一、同质媒介中文学形象的叠加 |
| 二、异质媒介中文学形象的增殖 |
| 三、媒介融合中文学形象的延展 |
| 第三章 媒介时代文学形象建构的深层机制 |
| 第一节 媒介形态变化对文学的影响 |
| 一、媒介的变化 |
| 二、媒介形态变化对文学的影响 |
| 第二节 媒介技术发展对文学的影响 |
| 一、文学的媒介技术的变化 |
| 二、媒介技术发展对文学的影响 |
| 第三节 媒介市场机制对文学形象的影响 |
| 一、传播者的职业化和媒介组织的市场化 |
| 二、媒介市场中受众意识和营销思维贯穿产业链 |
| 三、媒介市场机制对文学形象的影响 |
| 第四节 媒介资本逻辑对文学形象的影响 |
| 一、商品美学与审美化商品 |
| 二、经济审美化 |
| 三、媒介资本逻辑对文学形象的影响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产业链和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农业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表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设计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2.4 研究框架 |
| 1.2.5 研究范畴的界定 |
| 1.3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 调研地点选择 |
| 1.5 调研县的社会经济情况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和相关理论 |
| 2.1 研究综述 |
| 2.1.1 关于农业风险的研究 |
| 2.1.2 关于国家、市场与农民关系的研究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2 产业链理论 |
| 2.2.3 博弈理论 |
| 2.2.4 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理论 |
| 第三章 现代社会中的农业风险及其特征 |
| 3.1 种植业风险及特征 |
| 3.1.1 自然风险 |
| 3.1.2 资源风险 |
| 3.1.3 技术风险 |
| 3.1.4 市场风险 |
| 3.1.5 政策风险 |
| 3.2 畜牧业风险及特征 |
| 3.2.1 动物疫病风险 |
| 3.2.2 市场风险 |
| 3.2.3 技术风险 |
| 3.2.4 政策风险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产业链视角下的农业风险分析—以动物疫病风险为例 |
| 4.1 产业链视角下的动物疫病风险 |
| 4.1.1 产前风险 |
| 4.1.2 产中风险 |
| 4.1.3 产后风险 |
| 4.2 动物疫病风险管理中的政府功能及困境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农业风险管理中的理性与博弈—以动物疫病风险为例 |
| 5.1 动物疫病风险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
| 5.2 动物疫病风险管理中的利益与博弈 |
| 5.2.1 疫病风险管理中地方政府-农户的利益博弈 |
| 5.2.2 疫病风险管理中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 |
| 5.3 病死猪买卖利益链的案例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业风险管理的制度供给和产业组织模式 |
| 6.1 农业风险管理的制度供给 |
| 6.1.1 农业风险管理制度的分类 |
| 6.1.2 农业保险与风险管理 |
| 6.2 产业链中的风险共担组织模式 |
| 6.2.1 农业产业化在农业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
| 6.2.2 农民合作社在农业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
| 6.2.3 订单农业在农业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
| 6.2.4 社区支持农业在农业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讨论和建议 |
| 7.1 结论 |
| 7.2 讨论 |
| 7.3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针对种植专业户的半结构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针对养殖专业户的半结构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针对农业推广工作人员的半结构访谈提纲 |
| 附录四 针对畜牧工作者和防疫员的半结构访谈提纲 |
| 附录五 针对农资和兽药经销商的半结构访谈提纲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流通产业化发展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D]. 赵肖荣.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3]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D]. 张莞.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4]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 赵玉石.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5]禹州市红薯粉条产业发展对策研究[D]. 寇博强. 河南工业大学, 2019(02)
- [6]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创新（1949-至今） ——以河南省尉氏县为例[D]. 刘英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7]学科交叉视域下我国体育学知识演化的多维研究[D]. 李博. 福建师范大学, 2018(12)
- [8]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研究[D]. 张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9]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研究[D]. 阎怀兰. 云南大学, 2016(05)
- [10]产业链和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农业风险研究[D]. 吴渭. 中国农业大学, 2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