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进大队水稻连年创高产（论文文献综述）
姚瑞丽[1]（2021）在《萧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1964-1980）》文中提出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指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万心[3]（2017）在《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文中指出民国时期余江县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给人民群众的生命、生育、生长、生活,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血防之前的余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疫区社会,社会各阶层关系基本处于不良互动状态。这种对瘟疫“不设防”社会生态,为瘟疫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国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余江人民用“开新填旧”等办法,经过消灭血吸虫病和巩固血防成果等几个阶段的努力,不仅在全国率先取得了根除血吸虫病的胜利,而且很好的巩固了血防成果。作为地方社会重大历史事件,血防对余江地域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得当代余江地域社会带有深刻的“血防”烙印。从政治上看,余江地域政治出现了明显的血防化趋势。表现为血防领导机构常规化,保血防“第一面红旗”成为党和地方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领导人对余江血防的高度关注为余江争得了多种政治资源,使余江政治声誉远播国内外。同时,血防改变了余江许多人的政治命运。从经济上看,血防对余江地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血防为生产提供了健康劳动力,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改善了疫区人民的生活。如:诸多血防工程的建设,直接推动了余江农业经济的发展;送瘟神纪念馆的建立,每年都会吸引大量中外游客来此参观学习,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在思想文化方面,血防引发了余江地域文化急剧变化。随着血防的胜利,原来余江那种病态的地方文化,逐渐向健康文化演变。围绕血防,大量的文化产品不断出现,余江地域文化被打上了浓厚的“血防”色彩。在血防胜利的鼓舞下,余江血防精神得以形成。一个积极向上、争创一流、充满自信的余江形象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血防也给余江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在血防运动中,党和县人民政府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医务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奔赴血防第一线“救死扶伤”;人民群众则积极参与血防,主动配合医务人员开展血防运动。通过血防余江形成了社会各阶层良性互动、密切配合的良好社会关系。而且,血防使余江生态环境得到优化。血防彻底改造了余江钉螺的滋生环境,消除了传染源,优化了余江水环境,使余江卫生环境大为改观。但从余江血防模式在鄱阳湖地区推广的情况看,它只适应山丘型疫区,在湖沼型疫区效果有限,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湖区血防不能照搬余江模式,必须另辟溪径。总之,血防成为建国以来国家治理余江地域社会的手段,通过血防国家成功地介入余江地域社会,并成功地塑造了余江地域社会的“血防”色彩。
卜新章[4]（2017）在《《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文中认为《人民画报》创刊于1950年7月,是新中国第一本用图片来报道新闻的刊物,创刊以来发行面广量大,至今从未间断。本文以《人民画报》创刊以来的涉农报道为研究对象,以画报中的农民幸福为主题,对画报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涉农报道进行分类统计,并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文本分析和媒介话语分析,分析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叙事与表意,以及画报对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探究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话语内容、话语立场、话语倾向,从而发现画报在涉农报道叙事表意中承担的角色,发现农民幸福的话语建构中潜藏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逻辑。过渡时期（1949-1956）,《人民画报》的涉农报道对农民的幸福进行了肯定,并对农民的幸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渲染,丰收景象、农民生活条件天翻地覆的变化让农民沉浸在幸福之中。同时对农民幸福的内容和归因进行了积极的引导,强调农民幸福的获得是共产党的领导,强调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战胜生产建设中的困难,才能获得丰收、获得幸福,从而引导农民对共产党、组织集体、互助合作的认同,并推演出互助合作的集体归宿就是农民的幸福。探索时期（1957-1976）,农民的幸福尽管在内容上延续了前一时期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然而在集体归宿方面的幸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并越来越趋向于对物质幸福内容的替代,幸福的内容还越来越超越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成为战天斗地、建设贡献的精神超越,成为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好愿望,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归宿的自豪,成为文化革命斗争中的狂热激情,从而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的附庸,以致农民幸福的内容被异化,幸福的概念被偷换。改革开放时期（1977-1999）,画报的涉农报道见证了共产党工作中心和经济体制的转变,见证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见证了中国农民的主体性在生产生活中的逐步发挥,基本还原了农民幸福生活的真实面貌,从而建构了这一时期农民幸福的主要内容和核心价值。报道中体现出农民幸福的个人立场、媒介立场、官方立场,宣传农民富裕幸福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富裕幸福的方法途径,对农民追求物质富裕幸福进行了肯定和鼓动。新世纪以来（2000-2016）,画报的涉农报道对农业的发展没有进行过多的炫耀,也没有太多的农民富裕幸福的叙事,而对“三农”发展过程的很多问题进行了呈现。同时,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增收和现代农业建设的话语较为集中,城乡关系、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市化发展成为新世纪画报涉农报道的主旋律。在这些涉农报道中,展开了城乡发展和农民幸福的追问,交织着农民增收的方法、途径和追求,进行着农民幸福与不幸的综合叙事,演绎了农民幸福的丰富内涵,表达了广大农民对幸福的进一步追求,并通过共产党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措施,阐释了国家存在和领导的意义。将《人民画报》60多年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纳入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发展轨迹中,从话语转变的角度对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观照时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农民幸福的叙事具有明显的特点和转向,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对话语建构起决定作用。过渡时期和探索时期,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话语铺天盖地,农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幸福、个人和集体方面的幸福得到了全面铺陈,同时更倾向于精神的和集体的幸福,并呈现为一边倒的农民非常幸福的倾向,没有任何农民不幸或问题的负面报道。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幸福的话语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在画报建构的物质幸福、精神幸福和农民主体性地位之间的关系和重点呈现出独具时代的特征,在幸福话语建构的媒介立场上出现了迥然不同。新世纪以来,尽管报道话语与改革开放以来的话语一脉相承,但在进行农民幸福的话语呈现时,出现了很多农民不幸的批评话语,呈现出农民幸福与不幸均衡报道的话语转向。在这些转向的背后,体现出党报媒介话语的霸权和意志,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控制和转变,呈现出《人民画报》作为媒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操控逻辑。也能发现,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民画报》已然成为共产党的宣传手段,在需要解决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方面具有良好的社会控制效果。
迟道华[5]（2016）在《甘肃省“大跃进”时期舆论宣传研究 ——以《甘肃日报》为考察对象》文中研究指明甘肃省“大跃进”运动以农业领域1957年冬与1958年春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积肥和造林运动为肇始,在工业领域主要表现为大炼钢铁和大办地方工业,体现在生产关系方面则以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代表。《甘肃日报》对省内“大跃进”的报道也主要集中在以上几个方面。这场运动以提高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改变新中国落后面貌为初衷,但却造成了之后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甘肃省作为当时比较激进的省份之一,当时的情况亦比较严重,很多问题在运动过程中已有所显现。但是《甘肃日报》里的“大跃进”却是一派繁荣景象,群情激昂,成就辉煌。论文以《甘肃日报》——一份省级党报的视角呈现报纸上的“大跃进”景观,试图通过有重点的梳理和解析,总结出以报纸为代表当时甘肃省内舆论宣传的一些特点,并探讨党报在“喉舌”定位与发挥新闻媒体的功能间如何以自身的示范作用更好引领舆论方向。以下是论文的基本结构和内容:绪论分为四节,即“选题缘由及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创新点”。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主旨,通过对研究现状的概述明确研究方向。并在这个过程中理顺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分为“相关概念界定”和“《甘肃日报》概述”两节。从语义学的角度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宣传”和“舆论”作出界定,并对《甘肃日报》从创刊至“大跃进”这段历史的概况作一简要梳理,以为下面的论述作背景铺垫。第二章是论文主体部分,分为“对农业大跃进的报道”、“对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报道”、“对工业大跃进的报道”和“关于教育、文艺、卫生等方面的报道”等四节。其中前三节是报纸报道的主要内容,论文根据每一节内报道内容的不同分别予以归类概括,并力图在这种分条梳理中体现报纸的宣传策略和技巧、报道上的一些特点和倾向,挖掘出隐藏在报道背后的思想认识、情感表达和目的意图等。第三章在前一章的基础上对“大跃进”时期《甘肃日报》的报道特点作出总结,分为“铺天盖地密集报道”、“树立典型明确是非”、“舆论一律宁左勿右”、“社论与报道并重增强传播效果”等四节。第四章反思《甘肃日报》在“大跃进”时期的报道,主要总结为“坚守‘实事求是’原则”、“强化政策考察职能”、“充分发挥‘纽带作用’”等三个方面。结语对全文的论述作出总结,提炼出主要观点,探讨以《甘肃日报》为代表的省级党报以及新闻媒体在“大跃进”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和日后努力方向。
邢恩源[6]（2013）在《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文中指出柯庆施于“文革”之前主政上海及华东十余年,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地方领导人之一。1949年后,柯庆施先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53年初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从1956年起,柯庆施的政治生涯开始如日中天,在风起云涌的政坛上备受瞩目: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严厉指责所谓的“右倾保守主义”。1957年在上海贯彻毛泽东“引蛇出洞”反右方针,成为反右派运动主将。同年12月因发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夸奖。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语出惊人地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大力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全力支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夏天放出华东钢铁产量八百万吨的“大卫星”,对毛泽东要求当年全国钢铁产量达到“一 0七0”万吨起了决定性影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首创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一方面对“大跃进”百般维护,另一方面严厉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他对刘少奇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总结报告表示不满,并希望继续跃进;1963年,为响应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倡导的“阶级斗争”,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在华东迅速掀起现代戏运动,为“文革”的爆发奠定了广泛的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此后,他与江青合作在上海打造“文化革命的试验基地”,并提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基本形成了日后上海“文革”的政治构架。在他的大力支持与运作下,上海成为“文革”爆发的重要策源地。柯庆施的举动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地位也随之不断攀升。1956年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60年开始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同时继续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成为响当当的华东“第一人”。1965年初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关于柯庆施的学术研究很具有典型意义。他是当时中共地方党政负责人中的一员,其表现出的政治姿态带有某种普遍性,只是更加突出和激烈而已。随着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理论的变相发展,中共的执政主旨思想越来越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共中央及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主动或被动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党内大环境的制约下,柯庆施一方面揣摩毛泽东的心态,一再表达迎合性的极“左”言论,进而献言献策;另一方面彻底贯彻毛泽东所提出的各项“左”的政治方针,一直冲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最前沿。但是,不可否认,在柯庆施的身上又充满了秉承“左”的路线思想和保持共产党员党性原则相互之间的矛盾。作为建国后在地方上最积极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代表,柯庆施在1956—1965年间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说明了他的实际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地方上的具体实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态已经很不正常,整个社会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梁严冰[7]（2011）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的历史,既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陕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地方政府领导下建设陕北的真实反映与写照,也是新中国60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历史缩影与聚焦。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陕北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当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有突出的矛盾及存在的不足,认真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以更好地服务于陕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陕北独特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以及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陕北经济的发展,既是新中国建立后陕北经济发展的基础,又为日后陕北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前景。20世纪50—70年代,计划经济下的陕北地区农业、工业、商业贸易及交通运输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陕北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又以粮食种植为主,且粗放经营、广种薄收；改革开放,陕北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建设,陕北经济突飞猛进、蓬勃发展。经过60年的发展,陕北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农业的基础地位稳固,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能源工业强势崛起,快速发展；商业贸易繁荣昌盛,交通运输规模不断扩大。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的变迁呈现出自身鲜明的特征。陕北地区为典型的“两源并富”地区。新中国建立,陕北能源、矿产资源的储量优势不断显现；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能源、矿产资源对经济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陕北工业经济由点状分布到面及带状分布点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资源型工业结构；并且资源的开发是以政府主导的嵌入式、跳跃式工业开发方式。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地区因地制宜,发展高效、现代特色农业成效显着,农业产业化不断推进；与此同时,陕北地区的退耕还林（草）工程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理方式。这些都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同于其它地区之处。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陕北经济结构的变迁。通过对60年来陕北经济变迁的研究,可以看出陕北产业布局与经济结构的演变关系密不可分。新中国60来,陕北农业结构的演化历程证明陕北农业结构变化特点鲜明,农村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农村三产的蓬勃发展,成为农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20世纪50—70年代,陕北工业结构以轻工业为主,工业部门主要是毛纺、服装、日用工业、陶瓷等部门；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陕北重化工基地的建设,能源工业迅速崛起,与此同时陕北工业部门结构发生了显着变化,石油、煤炭、天然气、煤化工、电力等部门发展迅速；除此以外,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第三产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陕北经济结构演变的原因既与国家的政策及陕北经济的客观发展有关,同时也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要求密不可分。通过对60年来陕北经济变迁的研究,可以发现,经济的发展对陕北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新中国建立60年来,陕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日趋合理,社会保障不断发展与完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不断发展；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劳动力资源不断丰富。60年来,陕北城镇化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在陕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逐步增强,城镇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改善,城市规划逐步走上健康发展道路。陕北经济社会呈现出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反观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的变迁,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存在问题的艰巨性与长期性也不容忽视；认真总结陕北经济发展的借鉴、启示与成功经验,希望对陕北未来经济的发展有所裨益；正视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与突出问题,这将是陕北经济未来发展中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问题,以避免出现“富饶的贫困”及“资源枯竭型”地区及城市发展经济的老路在陕北地区重演。
杨虎[8]（2011）在《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研究》文中认为玉米属禾本科玉米属植物,原产于美洲大陆的墨西哥、秘鲁、智利等沿安第斯山麓狭长地带。1492年哥伦布到达新大陆后,始有关于玉米文字记载的历史。稍后玉米被引种到北欧诸国,并从那里传播到非洲和亚洲以至世界大部分地区。玉米现已发展为粮食、经济、饲料、果蔬、能源等多元用途作物。在我国粮食生产中玉米种植面积位居第一位,产量处于第二位。其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玉米是利用杂种优势时间最早、面积较大的作物。杂交玉米的培育和推广,是玉米种子商品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玉米种子商品化主要标志是20世纪中期出现种、粮生产分工并确立。由此,玉米种子商品率日益提高,逐渐形成产业化。至20世纪末,杂交玉米覆盖率已逾90%,为所有农作物杂种利用最高。可以说正是在20世纪,玉米种业从无到有,从原始自留种发展到种业产业化,由迟滞封闭的传统孤立态走向蓬勃开放的现代产业化,亦代表着中国种业的发展方向。玉米种子是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玉米种子产业的良性发展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故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时间为序,以玉米种业发展为线索,梳理了20世纪玉米种业在各个阶段所表现的具体形式和发展特点,首次尝试结合运营管理体制与玉米种业的核心载体——玉米品种的演变,把中国玉米种业的演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玉米农家种的继承与改良（引入—1962）；玉米杂交种的创新与曲折演变（1963—1975）；紧凑型玉米品种的变革与普及利用（1976—1994）；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的形成与运营机制（1995—至今）。突破以往单纯按时间或政治体制划分的局限,从本质上揭示了玉米种业发展的历史轨迹与特征。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探讨了玉米种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分析了玉米种业发展的动力因素,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的特点；归纳了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经验与启示；指出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问题与不足。本文首先以玉米农家种的继承与改良为切入点,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传统玉米种业的延续与渐变过程（引入—1962）。在回顾玉米在中国的引进、传播及影响基础上,客观展现了传统玉米种业相关技术的继承与创新,并总结了传统玉米种业渐变的科技特征。玉米约在16世纪初期传入中国。最早是经由西南陆路传入,大致是先边疆,后内地；先山区,后平原；先南方,后北方。玉米的传入和发展促使耕地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开垦,增加了粮食产量,对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起了重要作用。正因如此,人们越来越重视玉米的种植、栽培和种子收集保存等各种技术的学习和总结,这就是传统玉米种业的相关技术积累工作,亦为玉米种业的继承与创新准备了前提。在中国玉米种业由传统向现代渐变创新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科技特征,即以自然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实验为基础；以生物统计学等进行定量分析；以化肥、农药和农机等为新型农业投入物。随之,玉米栽培与科技关系亦日益密切。中国玉米种业经过农家种时期的长期发展与引进种改良,已取得一定成绩,1958年12月,农业部颁布《全国玉米杂交种繁殖推广工作试行方案》,统一规划全国的玉米育种、繁殖和推广工作。1963年玉米单交种新单1号的育成标志我国玉米育种从以选育双杂交种为主向以选育单杂交种为主利用杂交优势的新阶段。亦为中国玉米种业进入玉米杂交种的创新与曲折演变（1963—1975）时期奠定了坚实基础。此阶段受政治等因素影响,玉米种业发展较为曲折缓慢,但仍取得一定成绩：一是玉米栽培技术的进步；二是玉米种质资源的整理与利用；三是玉米种质创新技术与体制发展。在探索高产高效玉米杂交种的过程中,紧凑型株型育种成效显着。1976年烟台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于伊育成的烟单14成为第一个在生产较大规模推广利用的玉米紧凑型品种,标志着中国玉米种业进入以紧凑型玉米为主导的时代。李登海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育了一系列紧凑型玉米品种,其中掖单2号与掖单13号分别为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我国玉米主推品种,从而开拓了紧凑型玉米育种的崭新局面,亦为我国玉米种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紧凑型玉米品种的变革与普及利用为玉米种业发展准备了前提条件。现代玉米育种技术的创新和现代玉米杂交优势群的形成与利用乃是紧凑型玉米育种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掖单13号等系列优良品种不断产生,并在实践中普及推广,取得增产实效；玉米紧凑型良种是基础,管理是关键。紧凑型玉米乃是密植型种,栽培管理上有其特殊要求,只有采取合适恰当的栽培与管理技术才能保证理想增效。各时期标志性玉米优良品种的选育与推广利用促进了玉米种业持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玉米种业市场与体制发展变革发展,玉米种业产业化亦逐渐被提上日程,经过不断探索和总结,至1995年,国家实施了玉米种子工程项目,亦标志着我国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的开端。在分析归纳了现代玉米种业的科技创新变革和玉米种业市场与体制变革的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对现代玉米种业发展态势进行了总体分析。最后以登海种业与德农种业为例对现代玉米种业公司进行了个案分析。中国玉米种业体制经历了一个由政府主管到逐步走向市场调节公司化的过程。1987年,中国种子公司正式成立,并于1995年更名为中国种业集团公司。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主要包括玉米品种研发体系、玉米种子生产、加工及销售体系、玉米种子行业管理体系和玉米产业组织结构等方面。现代产业化玉米种业公司成长历程集中体现了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状况。登海种业是最大的玉米种子现代企业、德农种业为新兴的玉米种子企业,皆具代表性,故而在对玉米种业发展态势进行总体分析之后,以他们为个案进行了例证分析。玉米种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首先是促进玉米产量提高和面积扩大。新中国成立前后,无论是面积、单产还是总产均有较大程度地提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紧凑型玉米的持续培育并得以迅速大面积推广,体现了玉米品种发展对产量提高的贡献之巨。吉林省是我国春玉米最大产区,山东省是我国夏玉米最大产区。故本文以山东省为例考察了玉米种业对区域农业开发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吉林省为例考察了玉米种业发展对农业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作用。考察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的动力因素,有三个因素影响最为突出：一是作为玉米种业自身技术因素,玉米品种改良是内驱动力；二是作为国家制度因素,国家农业科技政策是指针,具导引作用；三是作为产业经济杠杆,市场需求乃是玉米种子产业的核心环节,具强大推动力。最后总结了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的特点；归纳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经验启示；指出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问题与不足。纵观20世纪玉米种业的发展,它体现出自身运行的特点,有巨大成就,亦有问题与不足,无论得失成败,都对我们今天玉米种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启示与借鉴。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强化种业科研,走创新之路；锐意体制改革,走产业集团化之路；加强种子品牌建设,走优质精品之路；严格市场监管,走依法治种之路；拓宽种子市场,走国际化之路。
邓群刚[9]（2010）在《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与环境演变 ——以河北省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行互助组至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体制终结的特殊历史时期——集体化时代,是中国山区变动最为剧烈和深刻的时期。在此期间,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新山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一直是夺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孜孜追求的目标。以国家话语为中心的一系列山区建设工程,前后相继,一路走来,促使中国山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加强对集体化时代山区建设的研究,不仅可以为当前学界方兴未l艾的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添砖加瓦,而且能够为当前山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本文以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以山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利用新近发现的《乔钦起工作笔记》,结合基层档案材料和田野调查所得的口述资料,着重考察集体化时代邢台县西部山区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山区、建设山区的总体历程,探讨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活动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及这种关系是如何影响山区的命运的,进而对集体化时代山区建设的历史地位和当前山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反思。邢台县西部山区人多地少,长期存在一个粮食问题。由于耕地不足和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传统社会时期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农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贫苦生活。集体化时代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建设,一方面向山要地、大修梯田,向河要粮、大造滩地,使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另一方面采取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修整土地、增施肥料、合理密植、推广新的耕作技术和优良品种、推广农业机械等措施,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两者相结合,为邢西山区粮食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通过规模宏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促使邢台县西部山区实现了从“糠菜半年粮”到“粮食自给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山区建设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邢台县西部山区资源丰富,有着发展多种经营的良好基础,其中尤以经济林特产资源品种居多,具有较高的开发价值。但是受开发条件的限制,在传统时期山区资源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集体化时代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建设,还比较重视多种经营的发展。其间虽也曾受到“以粮为纲”等政策的影响,但是“文革”后期,山区群众的温饱问题解决后,山区建设没有了后顾之忧,山区建设方针实现了从“以粮为纲”到“以林为主”的转变,以林果业为主的多种经营获得了发展空间,邢台县西部山区从此踏上了富裕之路。水土保持工作是山区生产的生命线。由于乱伐滥砍、毁林毁草、开荒种粮、放牧过度等历史原因,传统时期的邢台县西部山区,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山区群众深受其害。集体化时代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建设,对水土保持工作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先后经历了合作化时期以工程措施为主的沟谷治理、大跃进时期以生物措施为主的大造林、调整时期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生态经济沟建设等阶段,最终实现了从“光山秃岭”到“山青水秀”的转变,最终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俱佳的蓄水保土之路,影响全国。靠山吃山,靠山用山,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关键是会吃和会用。集体化时代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建设,既经历了各种自然灾害袭击的考验,又遭受过多年“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但出于国家不断的调整政策,广大基层干部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探索,山区群众的艰苦努力和坚持不懈的奋斗,实现了从“糠菜半年粮”到“粮食自给有余”、从“以粮为纲”到“以林为主”、从“光山秃岭”到“山青水秀”三大历史性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邢西山区传统时期“穷山恶水”的面貌,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影响全国的“太行山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集体化时代邢台县西部山区三大历史性转变的实现,与集体化时代实行的集体化体制、基层干部的素质、乡村政治结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时代精神具有密切的关系。当前的山区建设应该在山区建设的规划、多种经营的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基层干部的培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时代精神的发扬等方面给予充分的重视。
刘建飞[10]（2007）在《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的地租和土地市场理论为基础,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农村土地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历史考察。首先,对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经济理论的历史嬗变过程进行阶段划分。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经济理论可分为提出过程、形成过程、完善过程、发展过程、探索过程和创新过程这六个部分。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经济理论的提出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经济理论的形成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经济理论的完善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经济理论的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经济理论的探索时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经济理论的创新时期。其次,通过对马克思地租和土地市场理论和我国具体国情的分析,提出在目前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仍然存在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实行土地有偿使用,明确承租人要向土地所有者交纳地租的土地经济关系,这不仅符合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也完全符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再次,通过对马克思地租理论和我国学术界观点的研究与分析,对马克思的级差地租I、级差地租Ⅱ和绝对地租量的规定理论进行深入探讨。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的对级差地租I、级差地租Ⅱ和绝对地租量的规定的表述,虽然均来自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地租的有关论述,但是,这些并不是马克思对地租量的最终规定,而只是马克思在论述地租理论过程中的中间结论。笔者将提出马克思对各种地租量的最终规定,从而恢复马克思的级差地租I、级差地租Ⅱ和绝对地租量的规定理论的本来面目。最后,通过对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实践的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农村土地征用制度和国家对农村土地的宏观管理制度。
二、前进大队水稻连年创高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前进大队水稻连年创高产（论文提纲范文）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和本文创新之处 |
| 三、研究视角:血吸虫病防治与社会变迁 |
| 四、研究内容和本文框架 |
| 五、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血吸虫病与余江疫区社会 |
| 第一节 余江县血吸虫病流行因素及流行史 |
| 一、余江县的地理环境 |
| 二、血吸虫病流行的自然环境因素 |
| 三、血吸虫病流行社会因素 |
| 四、流行史 |
| 第二节 血吸虫病流行的危害 |
| 一、危害生命,毁灭村庄 |
| 二、影响生育,破坏经济生产 |
| 三、使生活贫困,造成社区恐慌 |
| 第三节 余江疫区的社会状况 |
| 一、政府“缺位” |
| 二、医疗界无奈 |
| 三、富裕阶层缺乏义举 |
| 四、迷信势力趁火打劫 |
| 五、普通民众的挣扎与绝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建国后余江血防的社会条件、历程与成就 |
| 第一节 余江血防模式生成的社会条件 |
| 一、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需要 |
| 二、发展农村经济的要求 |
| 三、中共领导方式的惯性及时代的产物 |
| 第二节 余江血防历程 |
| 一、调查摸底 |
| 二、制定规划 |
| 三、全面防治 |
| 四、巩固成果 |
| 第三节 余江血防的成就 |
| 一、发明“开新填旧”的灭螺方法 |
| 二、成为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 |
| 三、长期巩固了血防成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血防与余江地域政治演化 |
| 第一节 血防成为最大的政治任务 |
| 一、崇高的政治使命 |
| 二、各级领导的持续关注 |
| 三、政府官员深入推进血防工作 |
| 四、历届党委、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 |
| 第二节 迅速调动各级组织资源 |
| 一、建立自上而下的防疫系统 |
| 二、建立高效的血防领导工作机制 |
| 三、密集出台政令,使血防工作制度化、法制化 |
| 四、血防领导机构常规化 |
| 第三节 血防为余江争得了多种政治资源 |
| 一、余江“血防圣地”声誉远播海内外 |
| 二、血防改变了余江许多人的政治命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血防与余江地方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艰苦奋斗的血防模式 |
| 一、“勤俭办事”的血防措施 |
| 二、余江血防的产出大于投入 |
| 三、条件困难亦能战胜“瘟神” |
| 第二节 血防与生产相促进 |
| 一、灭螺与水利建设相结合 |
| 二、治病救人与农业生产相结合 |
| 三、灭螺与农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
| 四、粪管、“三光”与农业积肥相结合 |
| 第三节 血防促进余江经济发展 |
| 一、提供大量劳动力 |
| 二、提高农业生产率,改善经济结构 |
| 三、推动旅游业繁荣 |
| 四、促进水利事业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血防与余江文化特色形成 |
| 第一节 从“病态文化”到“健康文化” |
| 一、解放前余江疫区的“病态文化”表征 |
| 二、血防胜利后余江“健康文化”出现 |
| 第二节 血防对余江地域文化的塑造 |
| 一、中共对余江血防文化的建构 |
| 二、血防引起余江地域文化转变的原因 |
| 第三节 余江血防文化的繁荣 |
| 一、新闻报道宣传和学术论文 |
| 二、血防文学和史学 |
| 三、建立纪念馆——血防文化的物质载体 |
| 四、经常性的血防纪念活动 |
| 第四节 余江地域文化之魂:血防精神 |
| 一、余江血防精神的内涵 |
| 二、余江血防精神对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血防与余江地域社会关系改善 |
| 第一节 党和政府:为了群众、依靠群众 |
| 一、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
| 二、积极做好群众动员工作 |
| 三、把血防知识和技术交给群众 |
| 四、建立群众性的血防队伍 |
| 第二节 血防人员:救死扶伤、认真履责 |
| 一、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 |
| 二、解病人之所难 |
| 三、吃苦耐劳 |
| 四、把病人当亲人 |
| 第三节 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自觉血防 |
| 一、积极参加治疗,感恩政府 |
| 二、积极参加灭螺运动 |
| 三、积极开展“两管”工作 |
| 四、自觉开展环境改造 |
| 第四节 良好社会关系的形成 |
| 一、干部、技术人员与群众三结合 |
| 二、多部门联合血防 |
| 三、官民同心,群防群控局面的出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血防与余江生态环境变化 |
| 第一节 虫-人-环境构成的“生态环境系统” |
| 一、血吸虫及其生命周期 |
| 二、血吸虫的“终宿主”:人或哺乳动物 |
| 三、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 |
| 四、血吸虫病的传播媒介——疫水 |
| 第二节 余江血防“环改”特点及其对环境优化 |
| 一、余江“环改血防”的主要措施 |
| 二、血防与余江生态环境的优化 |
| 第三节 余江血防模式的推广及其带来的环境问题 |
| 一、余江血防模式在鄱阳湖地区的推广 |
| 二、余江血防模式带来的环境问题 |
| 三、未来湖沼型疫区血防策略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1 |
| 附录2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关键概念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画报摄影图像的意义与叙事 |
| 第一节 摄影图像的符号意义 |
| 第二节 《人民画报》涉农封面摄影图像解读 |
| 第三节 《人民画报》涉农报道的图像叙事 |
| 第三章 农民幸福“神话”的共识制造(1950-1956) |
| 第一节 农民日常生活的幸福“神话” |
| 第二节 集体幻想中农民幸福的“神话” |
| 第三节 身份认同中幸福的“农民阶级” |
| 第四节 参政地位中隐匿的农民幸福 |
| 第五节 制造共识——农民幸福“神话”的建构目的 |
| 第四章 农民幸福的内容扭曲与话语异化(1957-1976) |
| 第一节 生产跃进“神话”中农民幸福的浮夸 |
| 第二节 人民公社中农民幸福的意识形态绑架 |
| 第三节 文化革命“霸权”中农民幸福的政治异化 |
| 第四节 政治话语汇流中农民幸福的主体异化 |
| 第五章 农民幸福价值标准的本体归位(1977-1999) |
| 第一节 谨慎改革过程中迟到的农民幸福话语 |
| 第二节 农民利益诉求中经济建设话语的汇流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转变下幸福价值标准的回归 |
| 第四节 政治话语范式转换中农民主体的自由解放 |
| 第六章 农民幸福的本质追问与终极追求(2000-2016) |
| 第一节 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议程”与“框架” |
| 第二节 “问题”议程中农民幸福本质的话语追问 |
| 第三节 “增收”议程中农民幸福的经济本质 |
| 第四节 “新农村”议题中内涵扩张的幸福本质 |
| 第五节 “城市化”议题中农民幸福本质的终极追求 |
| 第七章 农民幸福话语的政治经济逻辑 |
| 第一节 农民幸福“神话”背后的政治合法性确认 |
| 第二节 农民幸福话语的意识形态操控 |
| 第三节 农民幸福价值观转变的经济发展逻辑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5）甘肃省“大跃进”时期舆论宣传研究 ——以《甘肃日报》为考察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信息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重点、难点、创新点 |
| 第一章《甘肃日报》与舆论宣传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宣传 |
| 二、舆论 |
| 第二节《甘肃日报》概述(1949—1960年) |
| 一、创建初期 |
| 二、“大跃进”时期 (1957年10月—1960年10月) |
| 第二章“大跃进”时期《甘肃日报》的宣传报道 |
| 第一节 对农业大跃进的报道 |
| 一、关于兴修农田水利的报道 |
| 二、关于积肥运动的报道 |
| 三、关于造林运动的报道 |
| 四、对粮食产量的报道 |
| 第二节 对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报道 |
| 一、普遍建立公社阶段的报道 |
| 二、整社阶段的报道 |
| 第三节 对工业大跃进的报道 |
| 一、关于大炼钢铁运动的报道 |
| 二、关于大办地方工业的报道 |
| 三、关于煤炭生产、交通运输方面的报道 |
| 第四节 关于教育、文艺、卫生等方面的报道 |
| 一、对教育领域的报道 |
| 二、对文艺方面的报道 |
| 三、对卫生领域的报道 |
| 第三章“大跃进”时期《甘肃日报》的报道特点 |
| 第一节 铺天盖地密集报道 |
| 第二节 树立典型明确是非 |
| 第三节 舆论一律宁左勿右 |
| 第四节 社论与报道并重增强传播效果 |
| 第四章 对“大跃进”时期《甘肃日报》宣传的反思 |
| 第一节 坚守“实事求是”原则 |
| 第二节 强化政策考察职能 |
| 第三节 充分发挥“纽带”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甘肃日报》（1957年10月—1960年7月）缺页统计表 |
| 硕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去世后的哀荣 |
| 一、病逝成都 |
| 二、超乎常规的葬礼 |
| 三、死因重提 |
| 第二节 出身和早期经历 |
| 一、出身 |
| 二、新潮学生 |
| 第三节 家庭和工作作风 |
| 一、简朴的家庭生活 |
| 二、勤恳的工作作风 |
| 第二章 早期生涯 |
| 第一节 峥嵘岁月 |
| 一、见到列宁 |
| 二、年轻的共产党员 |
| 三、在“王明路线”时期 |
| 第二节 延安整风之中 |
| 一、与刘少奇“结怨” |
| 二、延安整风的开展 |
| 三、被“抢救” |
| 第三节 石家庄的“试验田” |
| 第三章 在南京的日子 |
| 第一节 主政南京 |
| 一、刘少奇的一封电报 |
| 二、接管南京 |
| 三、基层政权的建立 |
| 四、恢复生产 |
| 五、推动城市转型 |
| 第二节 江苏省委书记任上 |
| 一、中共高层“过渡”时间上的分歧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 |
| 第三节 推行农业合作化 |
| 一、“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
| 二、为江苏互助合作运动打下基础 |
| 三、推行统购统销工作 |
| 第四章 在上海初显身手 |
| 第一节 初露锋芒 |
| 一、入主上海 |
| 二、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
| 三、上海的“对资改造” |
| 四、“论十大关系”对上海的影响 |
| 第二节 关于反右运动 |
| 一、整风运动 |
| 二、鼓励鸣放 |
| 三、反右主将 |
| 四、上海反右派风暴 |
| 第五章 从反冒进到大跃进 |
| 第一节 柯庆施与大跃进运动兴起 |
| 一、“主要矛盾”问题 |
| 二、乘风破浪 |
| 三、批评反冒进 |
| 四、无限崇拜 |
| 五、“急先锋” |
| 第二节 城市大跃进的楷模 |
| 一、上海进入“大跃进” |
| 二、“一0七0”指标的提出 |
| 三、大炼钢铁 |
| 四、“技术革命” |
| 五、“全国一盘棋” |
| 第三节 上海农村人民公社化 |
| 一、推波助澜 |
| 二、大办人民公社 |
| 三、短暂的纠“左” |
| 四、不服输 |
| 第六章 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 |
| 一、再度转向 |
| 二、上海反右倾斗争 |
| 三、打击刘顺元 |
| 第二节 继续跃进 |
| 一、工业再跃进 |
| 二、“救命稻草” |
| 三、“穷过渡” |
| 第三节 跃进的代价 |
| 一、更上层楼 |
| 二、保钢 |
| 三、农村危局 |
| 四、不糊涂的糊涂账 |
| 第七章 七千人大会前后 |
| 第一节 坚守最后的阵地 |
|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 二、不同的反思 |
| 三、最后的“社会主义阵地” |
| 第二节 分裂的开始 |
| 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
| 二、中央高层重心的偏移 |
| 三、为毛泽东辩护 |
| 第三节 重提“阶级斗争” |
|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
| 二、上海的阶级斗争之弦 |
| 三、“四清”运动 |
|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试验基地 |
| 第一节 倡导现代戏 |
| 一、“大写十三年” |
| 二、华东各地贯彻 |
| 三、毛泽东的支持 |
| 第二节 “文革”前华东现代戏高潮 |
| 一、华东成为现代戏的海洋 |
| 二、全国现代戏高潮的出现 |
| 三、高潮的背后 |
| 四、柯庆施的文艺“四清”运动 |
| 第三节 柯庆施与“文革”的发动 |
| 一、与江青合作 |
| 二、提携张春桥、姚文元 |
| 三、关于“评海瑞罢官”的争议 |
| 结语 |
| 附1 1954 年—1965年上海市委主要领导 |
| 附2 1949 年以后柯庆施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其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回顾 |
| 三、本课题研究方法、思路及创新点 |
| 四、理论及史料依据 |
| 第一章 新中国陕北经济发展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与历史回顾 |
| 一、陕北行政区划与地理环境 |
| (一) 陕北地区行政区划历史沿革 |
| (二) 复杂的陕北地理环境 |
| 二、陕北丰富的自然资源 |
| (一) 农林牧副业资源 |
| (二) 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 |
| (三) 自然、人文旅游资源 |
| 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陕北经济 |
| (一) 陕北的农业与农村经济 |
| (二) 陕北的工业 |
| (三) 陕北的商业贸易与交通运输业 |
| (四)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经济发展的历史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下的陕北经济(1949—1978) |
| 一、农业与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初步发展 |
| (一) 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国家、地方政策法规 |
| (二) 建国初期农业与农村经济的恢复 |
| (三) 1958—1965年陕北的农业及农村经济 |
| (四) 农业学大寨与陕北农业 |
| 二、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一) 工业经济的国家、地方政策法规 |
| (二) 手工业的新发展 |
| (三) "学大庆"与陕北石油工业 |
| (四) 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交通运输业与商业贸易的发展 |
| (一) 商业贸易与交通运输业的国家、地方政策法规 |
| (二) 初具规模的陕北交通运输网络及其发展 |
| (三) 新的多种商品流通体制的初步形成及国营商业的壮大 |
| (四) 地方特色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
| 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与陕北经济的发展、腾飞(1979—2010) |
| 一、农业与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
| (一) 国家、地方促进陕北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 |
| (二) 农业生产责任制与陕北农业 |
| (三) 适用、高效、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农业和农村经济 |
| (四) 农业产业的进一步调整、优化与陕北特色农业 |
| (五) 农产品的产业化 |
| (六) 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 |
| 二、能源矿产资源的规模开发与工业快速崛起 |
| (一) 国家、地方促进陕北工业经济的政策法规 |
| (二) 石油工业的进一步壮大 |
| (三) 煤炭工业的快速发展 |
| (四) 天然气的开发与广泛利用 |
| 三、商业贸易与交通运输网络化 |
| (一) 国家、地方促进陕北商业贸易与交通运输业的政策法规 |
| (二) 公路交通网的建立与发展 |
| (三) 铁路的开通与延伸 |
| (四) 航空运输业的发展 |
| (五) 商业贸易的新篇章 |
| 小结 |
| 第四章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发展的成就 |
| 一、60年来陕北农业发展的成就 |
| (一) 农业经济总量不断迈上新台阶 |
| (二) 粮食产量大幅提高 |
| (三) 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
| (四) 农业生产条件显着改善 |
| (五) 农业优势产业开发成效显着 |
| (六) 支农惠农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 二、60年来陕北工业发展的成就 |
| (一) 工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
| (二) 能源工业强势崛起 |
| (三) 工业经济规模不断壮大 |
| (四) 工业技术设备不断更新,投资效果显着提高 |
| 三、60年来陕北交通运输与商业贸易发展的成就 |
| (一) 交通运输规模的增长与扩大 |
| (二)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拉动社会经济发展日见成效 |
| (三) 商业贸易繁荣昌盛 |
| 小结 |
| 第五章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的特征 |
| 一、"两源并富"的陕北地区 |
| (一) 能源、矿产资源储量大、分布集中、多矿共生 |
| (二) 能源、矿产资源开发的演变 |
| (三) 能源、矿产资源储量的产业优势不断显现 |
| (四) 20世纪90年代以来能源优势产业集群迅速崛起 |
| (五) 能源、矿产资源对经济的贡献率不断提高 |
| 二、由点状分布到面及带状分布的陕北工业布局 |
| (一) 工业布局以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分布导向为主 |
| (二) 以重工业为主 |
| (三) 资源型的工业结构 |
| (四) 能源工业产业聚集度高 |
| 三、政府主导的嵌入式、跳跃式陕北工业 |
| (一) 国家组织力量对陕北地区进行资源勘探 |
| (二) 援助建设陕北工业 |
| (三) 选派管理和技术人员支援陕北经济建设 |
| (四) 机器设备、资金由国家进口调拨和援助 |
| (五) 跳跃式的陕北工业开发 |
| 四、广种薄收、粗放经营到高效、集约化的特色陕北农业 |
| (一)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农业发展的历程 |
| (二) 陕北发展高效、特色农业的优势 |
| (三) 陕北的高效、特色农业 |
| 五、掠夺式开荒到退耕还林、还草的陕北生态环境 |
| (一)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生态环境的演变 |
| (二)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生态环境变迁的特征 |
| 小结 |
| 第六章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结构的变迁 |
| 一、陕北产业布局与经济结构的演变 |
| (一)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产业布局的演变 |
| (二) 影响陕北产业布局变化的因素 |
| (三)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产业结构的调整 |
| 二、陕北农业结构渐趋合理 |
| (一)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农业结构的演化 |
| (二)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农业结构的特征 |
| (三) 农村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
| (四) 农村三产的蓬勃发展 |
| 三、陕北工业结构的重构 |
| (一) 陕北轻重工业结构的调整 |
| (二) 陕北工业部门结构的变化 |
| (三) 陕北工业结构演变的原因 |
| 四、陕北第三产业结构日益加强 |
| (一) 陕北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 |
| (二)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演变的原因 |
| 小结 |
| 第七章 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对陕北社会的影响 |
| 一、陕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 |
| (一) 城乡人均收入大幅增长 |
| (二) 城乡居民储蓄额不断增加 |
| (三) 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日趋合理 |
| (四) 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不断完善 |
| 二、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不断扩大 |
| (一) 教育事业持续发展 |
| (二) 卫生事业不断前进 |
| (三) 文化事业欣欣向荣 |
| 三、陕北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 |
| (一) 陕北的人口发展 |
| (二) 人口素质明显提高 |
| (三)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
| 四、城镇化程度快速提升 |
| (一) 城镇化规模不断扩大 |
| (二) 城镇在陕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逐步增强 |
| (三) 城镇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改善 |
| (四) 城市规划逐渐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
| 小结 |
| 第八章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的历史思考 |
| 一、60年来陕北经济变迁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整体上讲陕北地区仍然比较落后 |
| (二) 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 |
| (三) 农民离乡问题突出 |
| (四) 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
| (五) 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程度低 |
| (六) 领导和群众的思想观念保守 |
| 二、陕北经济发展中的借鉴与启示 |
| (一) 陕北经济变迁的几点规律性认识 |
| (二) 坚持发展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基本方向 |
| (三) 坚持新型工业化发展目标 |
| (四)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
| (五) 全力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
| (六) 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 |
| 结束语 |
| 一、陕北经济变迁的历史进程 |
| 二、陕北经济变迁的历史经验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条件 |
| 四、基本结构与研究重点 |
| 五、研究方法与手段 |
| 六、创新之处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玉米农家种的继承与改良(传入—1962) |
| 第一节 玉米在中国的引进、传播及影响 |
| 一、玉米引进中国的途径探讨 |
| 二、玉米在中国的传播 |
| 三、玉米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
| 第二节 玉米农家种相关技术的继承与改良 |
| 一、玉米农家种相关技术的继承 |
| 二、近代玉米种业相关技术的改良创新 |
| 三、金皇后等标志性玉米品种的推广与利用 |
| 第三节 玉米农家种改良创新的科技特征 |
| 一、以自然科学理论为指导 |
| 二、以科学实验为基础 |
| 三、以生物统计学等进行定量分析 |
| 四、以化肥、农药和农机等为新型农业投入物 |
| 第二章 玉米杂交种的创新与曲折演变(1963—1975) |
| 第一节 杂交玉米栽培技术演变 |
| 一、玉米栽培发展状况及特点 |
| 二、主要玉米生产技术的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玉米种质资源的整理与利用 |
| 一、我国玉米种质资源的搜集过程 |
| 二、中国玉米种质资源分布 |
| 三、玉米抗病性改良与种质资源利用 |
| 四、中单2号等标志性玉米品种推广与利用 |
| 第三节 玉米种质创新理论及技术演变 |
| 一、"南繁"等异地培育理论的创立与推广 |
| 二、玉米杂种优势技术创新与利用 |
| 三、玉米推广体系的初创与曲折发展 |
| 第三章 紧凑型玉米品种的变革与普及利用(1976—1994) |
| 第一节 紧凑型玉米品种变革的科技基础 |
| 一、现代玉米育种技术的创新 |
| 二、玉米杂交优势群的形成与利用 |
| 第二节 紧凑型玉米的产生与利用 |
| 一、紧凑型玉米的产生 |
| 二、紧凑型玉米品种的效应 |
| 三、掖单13号等标志性玉米品种推广与利用 |
| 第三节 紧凑型玉米栽培与管理技术 |
| 一、紧凑型玉米的栽培技术 |
| 二、紧凑型玉米的管理技术 |
| 三、紧凑型玉米选育栽培的问题与启示 |
| 第四章 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的形成与运营机制(1995—至今) |
| 第一节 现代玉米种业市场与体制发展变革 |
| 一、玉米种业发展的历史进程 |
| 二、中国玉米种业体制的转变 |
| 三、玉米品种评定与审(认)定的演变 |
| 四、玉米品种推广体系的推进与创新 |
| 第二节 现代玉米种业发展态势分析 |
| 一、玉米品种研发体系 |
| 二、玉米种子生产、加工及销售体系 |
| 三、玉米种子行业管理体系 |
| 四、玉米产业组织结构 |
| 五、玉米种业需求及风险控制状况 |
| 第三节 现代玉米种业公司个案分析—以登海、德农种业为例 |
| 一、登海种业公司发展分析 |
| 二、北京德农种业公司发展分析 |
| 第五章 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影响与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玉米种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分析 |
| 一、促进玉米产量提高与面积扩大 |
| 二、推动了区域农业开发与经济发展 |
| 三、改变了农业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 |
| 第二节 技术因素—玉米品种改良的内驱动力 |
| 一、农家品种的评选及品种间杂交种的选育 |
| 二、玉米双交种的培育 |
| 三、玉米单杂交种的培育及其发展 |
| 四、玉米科学家的贡献 |
| 第三节 制度因素—国家农业科技政策的推动 |
| 一、组织玉米育种攻关和改革管理措施 |
| 二、玉米种子工程 |
| 三、知识产权法与植物新品种保护 |
| 四、种子法颁布历程 |
| 第四节 市场因素—玉米消费需求的拉动 |
| 一、市场需求理论分析 |
| 二、玉米市场需求的态势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9）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与环境演变 ——以河北省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资料介绍 |
| 五、概念说明 |
| 六、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传统时期的邢西山区状况 |
| 第一节 邢西山区的社会生态 |
| 第二节 邢西山区的资源开发 |
| 第三节 生态环境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争状态下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组织起来,生产度荒 |
| 第二节 战争状态下的山区农业 |
| 第三节 以副补农:战争状态下的山区副业 |
| 第四节 植树造林 |
| 小结 |
| 第三章:山区建设的起步:合作化时期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山区建设方针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必须解决粮食问题:农业 |
| 第三节 植树造林,绿化山区 |
| 第四节 多种经营 |
| 第五节 从沟谷治理到综合治理:合作化时期的水土保持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建设繁荣幸福的新山区":"大跃进"时期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大跃进时期山区建设方针的演变 |
| 第二节 人民公社在山区:邢西山区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完善 |
| 第三节 山区农业大跃进 |
| 第四节 多种经营与社队企业 |
| 第五节 大造林:大跃进时期的水土保持工作 |
| 第六节 山区农村电气化的初步尝试 |
| 小结 |
| 第五章 "一手抓山,一手抓川":调整时期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一手抓山,一手抓川":山区建设方针的形成 |
| 第二节 一手抓川:修滩地 |
| 第三节 下楼出院:山区的半机械化工具改革 |
| 第四节 一手抓山: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战天斗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山区建设方针的确定 |
| 第二节 向山要地:综合治理英谈沟 |
| 第三节 向河要地:决战南河滩 |
| 第四节 建设高标准大寨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 第五节 一种、二养、三加工、四采掘:多种经营 |
| 小结 |
| 第七章 太行山道路的先行者: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从"以粮为纲"到"以林为主":改革开放新时期山区建设方针的转变 |
| 第二节 科技初进太行山 |
| 第三节 "太行山最绿的地方" |
| 第四节 办企业,跨小康 |
| 第五节 新世纪,再创业 |
| 第六节 集体化道路的坚守者 |
|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第一节 集体化时代邢西山区建设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
| 第二节 集体化时代邢西山区建设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集体化时代的邢西山区建设所留下的历史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农村土地经济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考察 |
| 一、旧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特征 |
| 二、大革命时期党的农村土地经济理论的提出 |
|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农村土地经济理论的形成 |
| 四、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农村土地经济政策的调整 |
| 五、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农村土地经济理论的完善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农村土地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历史演进 |
|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农村土地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发展 |
|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的农村土地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变革 |
| 三、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农村土地经济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农村土地经济理论与政策的重大突破 |
| 一、党的农村土地经济理论与政策的重大突破 |
| 二、对党的农村土地经济理论与政策重大突破的评析 |
| 三、党的农村土地经济理论与政策的进一步深化 |
| 四、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 第四章 党的农村土地经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土地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二、马克思主义土地所有制及其地租理论在我国的运用 |
| 三、马克思主义土地市场理论在我国的运用 |
| 四、关于马克思土地经济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 |
| 第五章 我国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完善 |
| 一、我国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的原则 |
| 二、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改革 |
| 三、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改革 |
| 第六章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 |
| 一、我国农村土地征收概念的界定 |
| 二、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的特征、意义及其原则 |
| 三、农村集体土地的补偿安置 |
| 四、我国土地征收中存在的问题 |
| 五、完善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建议 |
| 第七章 我国农村土地的宏观管理 |
| 一、我国农村土地宏观管理的基础 |
| 二、我国农村土地产权的宏观管理 |
| 三、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宏观管理 |
| 结论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前进大队水稻连年创高产（论文参考文献）
- [1]萧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1964-1980）[D]. 姚瑞丽. 安徽大学, 2021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D]. 万心.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4]《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D]. 卜新章.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2)
- [5]甘肃省“大跃进”时期舆论宣传研究 ——以《甘肃日报》为考察对象[D]. 迟道华. 西北师范大学, 2016(08)
- [6]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D]. 邢恩源. 南京大学, 2013(01)
- [7]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研究[D]. 梁严冰. 西北大学, 2011(05)
- [8]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研究[D]. 杨虎. 南京农业大学, 2011(05)
- [9]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与环境演变 ——以河北省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D]. 邓群刚. 南开大学, 2010(10)
- [10]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D]. 刘建飞. 东北师范大学, 20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