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阶段性转移与出版体制框架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黄蓝紫[1]（2020）在《二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战后至今是英国职前教师教育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经过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此前建立起来支撑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开始瓦解,英国职前教师教育也在各种社会压力下开始转型。通过相关政策的推动,英国职前教师教育历经强调规模扩张、突出质量与能力、注重标准与专业、追求卓越四个发展阶段,在培养目标、模式、标准和监督管理等方面成效显着。同时,战后英国独特的两党交替执政模式,以及政党、政府、职前教师教育机构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导致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彰显着政治和利益属性。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切入视角,研究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推动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一方面可以丰富对英国教师教育史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拓宽了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研究视野,这对我国职前教师教育的改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鉴于此,本研究力求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视角,以政党交替为纵向划分依据,结合公共政策学的横向分析框架,对不同历史时期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文本进行剖析,以探究政策的阶段性议题和影响政策形成的内外动因。同时,通过梳理政策变迁的轨迹与总结其特征,分析导致政策变迁的利益博弈,进而归纳出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提出对我国的启示。具体而言,本研究基本观点如下。第一,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经历了强调数量扩张、突出质量与能力、注重标准与专业、追求卓越四个阶段。二战后至1979年的“共识政治”时期,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主题是强调数量扩张。英国政府通过颁布《麦克奈尔报告》、《罗宾斯报告》和《詹姆斯报告》扩大了职前教师教育规模,提高了职前教师教育学术地位,确立了职前、入职和在职教育一体化的培养路径。20世纪70年代保守党上台执政,受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和教师专业化运动的影响,英国政府通过颁布多个政策,拓宽注重实践的师资培训途径,制定能力本位的职前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设立多个职前教师教育督查机构,进而确立了质量与能力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主题。同时,中央政府逐渐加强对职前教师教育的控制,鼓励职前教师教育机构之间的市场化竞争。1997年新工党执政后,处于世纪之交的英国在“第三条道路”的指导下致力于提高基础教育标准与质量。为此,新工党政府通过不断完善合格教师标准、拓展合格教师准入途径等政策确立了注重标准与专业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主题。2010年后,联合政府确立了培养“卓越教师”的发展方向,通过《培养下一代卓越教师》白皮书、《2012教师标准》和《卓越教师标准》的颁布实现了培养目标和培养标准的卓越化。第二,1944至2015年,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内容从注重理论和数量转向注重实践和能力;从教师教育自治转向中央问责制;从注重能力转向基于标准;从基于标准转向追求卓越。导致政策发生上述变化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职前教师教育的掌控者:政府;职前教师培训权的争夺者:高等教育机构、中小学;自身利益的维护者:教师。此外,不同执政党、教师与中央政府,以及高等教育机构与中小学之间的利益博弈直接导致了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第三,通过探讨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与博弈,不难发现,实现职前教师教育整体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即构建职前教师教育领域多元平衡的发展格局。首先,应当倡导职前教师教育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中介机构、职前教师教育机构和中小学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配合。其次,追求职前教师教育培养模式的多元化,持续开发针对不同生源、多机构共同参与的教师培养模式。最后,实行职前教师教育生源选拔的多元化。
欧阳德君[2]（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贫困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世界难题,复杂而且十分重要。反贫困关系到人心向背、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固,在全世界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在反贫困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全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消除贫困、追求共同富裕的理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思想的基础上,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和借鉴西方反贫困思想的有益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反贫困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在反贫困理念、反贫困方法等方面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理论渊源;西方的反贫困思想可以从经济学、社会学及综合性等多种理论视角来分析,其有益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借鉴。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贫困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主要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是对其进行理论总结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大规模缓解贫困。这一时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全国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大规模地缓解。二是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这一时期确立了开发式扶贫方针,反贫困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通过实施各种专项反贫困政策,取得了显着成效。三是开发扶贫和社会救助两轮驱动反贫困。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了社会救助和开发扶贫的有效衔接,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四是新时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这一时期通过建立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在反贫困领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性成就,我国即将实现从整体上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每个阶段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既是实践探索的过程,也是理论提升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交融的发展过程。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迄今为止,经历了初步形成、扩展丰富、深化完善、创新发展等发展阶段。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从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入手,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反贫困的长期目标,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贫困的成功探索,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扩展丰富。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深化完善。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的新篇章,在反贫困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新时代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发展。从横向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强调的是整体视角,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总结,注重一般性的理论反思。其主要的理论框架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必须坚持党对反贫困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群众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即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国家、社会和个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承担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短期目标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长期目标则是要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是生产力的根本动力、改革的直接动力、政府主导力、社会的参与力、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等多种力量形成的反贫困强大动力共同作用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反贫困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是反贫困的制度保障;中国的反贫困是世界反贫困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国的反贫困也离不开世界,我们的反贫困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些内容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必然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发展性、人民性、开放性、系统性和国际性等鲜明的特征以及重要的中国价值和世界价值。在中国价值方面,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当代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指南,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在世界价值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为世界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这一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总结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柯尊清[3]（2016）在《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基于政府管理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加速,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生活市场化和社会生活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社会矛盾等发生深刻变化,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社会阶层固化等呈现出新特点。网络通讯技术新发展催生的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造就了一个“人人即媒体”的“大众麦克风”时代,公众对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不满越来越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网络舆情,加之制度化的利益诉求渠道不畅,触发利益相关者和非利益相关者抗争式诉求的风险逐渐积累。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紧迫性日益凸显。由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我国传统的城市社会管理模式下的单位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逐渐消解,随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企社分开改革的推进,单位制逐步走向解体,“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非单位的公民日益增多,从单位转移的社会职能需要其他主体予以承担。然而,传统街居制不足以承担单位转移的社会职能,政府也不可能通过扩大自身职能和机构来予以承担。20世纪80年代,政府启动了城市社区建设,社区制便作为一种现实选择进入政府社会治理的议程。为承接单位和政府剥离的社会职能,政府展开了城市社区建设改革,在组织平台搭建、管理体制建构、社区自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突出。所以需要进一步深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本研究以社会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层面的研究途径,以治理理论和有效政府理论为理论基础,基于政府管理视角而又不限于政府管理,建构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体系—行动—取向”的三维理论框架：体系之维的社会建构主义、行动之维的有效政府和取向之维的公共治理,按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阶段演进及目标定位—基本内容—治理体制及其运行—治理中的政府职能配置—治理方式与政策工具选择—治理绩效及其评估”逻辑主线来展开研究,力图对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作全面阐释。本研究的基本观点是：第一,现阶段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际上是政府对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在社会治理中,城市基层社会与城市社区在地域上是相互重叠的,城市社区是城市基层社会的活动场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最终要落脚于城市社区。城市社区治理改革是政府力量启动、推进和维持的,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始终都要承担起必要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管理与城市基层社会建设同构与合一的过程,目标是实现政府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最终维持城市基层社会稳定、增强其秩序和活力。无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发展到何种水平,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之一始终身在其中,必须承担起必要的职能。第二,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演进是一个由单一主体建构向多元主体建构过渡的过程,可划分为政府一元管理阶段、社会管理阶段和公共治理阶段。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各阶段在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是共时态存在的,并将持续较长时间,各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发展呈现非均衡性发展的态势,所以,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要坚持阶段性推进的思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各阶段在当前的实践中都有标本,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论途径,不同地区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之间存在较大的政策学习与政策移植的制度空间。第三,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建构和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公共治理体制,在街居体制下完善社区制；关键是合理划分政府事权与社区事权,强化有效政府（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建设；基本要求是培育社会组织和发展公民参与；抓手和着力点是城市社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基本保障是建构“理念层面的互认、利益层面的互利、社会层面的互信和责任层面的共担”的规则,以及社会治理体制在制度供给层、机制设计层和操作实务层的纵向整合。
王锐[4]（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李先涛[5]（2019）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基于系统分析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结果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地方治理能力的提升。从中国两千多年的行政区划历史变迁过程来看,行政区划呈现出明显的工具主义导向,即巩固政权、强化控制和发展社会生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国家治理重心逐渐由政治建设转向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政府职能转变、权力空间配置以及法律政策供给都是围绕着经济发展而展开。作为政府的政策工具,行政区划改革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功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行政区划改革主要集中在县级政区,其改革的类型和数量远超省级和地级行政区划改革。诚然,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在打破城乡壁垒、构建一体化区域市场、推动城市空间生产和权力扩张等方面确实了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此带米的假性城市化、“逆向调整”和城市空间结构的畸形等问题也愈发明显。行政区划改革本质上是一个治理体系重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有的地域结构、权力空间、政策覆盖和利益格局都将迎来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因此,行政区划改革影响实际上早已超越了行政范畴,深刻地影响到既定区域内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社会融合、文化塑造乃至军事部署等多个方面。作为中国基层政治管理、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单元,县级政区一直是国家治理的根基。从治理参与主体而言,县级政府与公民的互动频度远高于省级和地级政府。与乡镇级政府相比,县级政府又是一个拥有完整权力结构体系的治理主体。上级政府的重大改革举措也都需要由县级政府来推动和落实。基于行政区划的广泛影响和县级政区的基础性作用,本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在推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时应秉承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以公共服务供给为核心的原则,坚持科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前进路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多种改革类型,而且影响因素较多,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划分为导向子系统、执行子系统和制度保障子系统。它们分别回应的是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前进路向、行动指导和制度保障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上述系统分析的结果置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实践,从新型城镇化导向、结构扁平化和制度支持系统化方面对未来的改革路向进行了解析。这是本文研究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基本逻辑思路。全面的文献梳理和多学科的理论支撑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础。行政区划是多维功能聚合的历史变迁产物。学界对于此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功能视角而展开,且采取的技术路线也各不相同。基于此,本文分别从区划变迁规律、政权体系建设、政府管理绩效、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体系重构和区划法治这六个方面对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作了相关的阐述和评析。与国内聚焦于行政区划的功能性研究不同,国外对于行政区划改革研究主要是围绕城市治理（尤其是大都市区治理）展开。学者们更加关注的是运作机制调整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按照其学术观点和技术方法,本文将域外研究成果划分为传统区域主义、地方自治与公共选择、新区域主义和尺度重构与地域重组。这些文献资料的梳理为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视角和方法选择提供了借鉴。在理论支持方面,基本概念、维度分析和相关核心理论构成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理论基础。本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系统分析模型,以此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整体性的结构框架。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问题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一直与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本文基于上述现实语境首先对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路径变迁和驱动力做了描述性研究,旨在通过还原改革过程的方式来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从1978年至今,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先后经历市管县体制全面推行、县改区的加速、县改市的暂停与解冻、省直管县的试点和区界重组这五种主要的演化形式。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扩张、土地资源整合和行政权力扩张是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主要驱动力。在前述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问题归纳为五个方面,即经济区与行政区的规划冲突、市县合治与市县分置的矛盾、行政等第的缺失、科学规范论证的缺席以及决策过程合法性的欠缺。导致上述出题出现的原因在于改革价值导向的偏离、结构体系科学性的不足和制度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对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三个子系统的分析是本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导向子系统关注的是政府的理念导向与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定位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在法律还是现实当中,地方政府都是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发起者、推动者和执行者。它的理念导向也将直接影响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形式和路径。本文选择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来阐释政府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议题上的理念导向。一方面,作为公共精神的践行者,政府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中必须要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民参与、扞卫社会公平与民主,以此来实现价值理性层面的公共性。另一方面,作为利他性和自利性的集合体,政府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中还需要兼顾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扩张和权力扩张,以此追求工具理性层面的效率。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决策实际上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交织的过程。它深刻地体现在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定位上。从改革开放至今,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功能导向经历了从“强政治”到“强经济”的转换。本研究认为,未来这种功能定位应逐渐向“重服务”过渡,真正实现行政区划的人本核心理念。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执行子系统主要研究的是政府职能重心与权力空间配置。政府职能重心决定着权力空间配置,两者都直接影响到行政区划改革的类型和路径。与此同时,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定位也体现出政府职能重心的调整。政府职能重心变化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目标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耦合。故此,本文选择从政府职能重心、权力空间配置及其府际关系方面入手,探究行政区划改革的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县级行政区划可能的结构性变革。制度保障子系统旨在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为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构筑完善的制度体系,确保政府在推进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时能够于法有据、依法行政,提升其决策过程的科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为了适应新型城镇化和都市圈经济发展趋势,构建扁平化的行政区划体系结构,提升相关制度性保障,政府在推进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时应立足于三个了系统的优化。在导向子系统方面,努力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和平衡,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和人的发展为核心导向;在执行子系统方面,积极打造服务型政府,规范权力空间配置,建立协商合作型府际关系;在制度保障子系统方面,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构建科学、民主、规范的行政区划决策与评估制度,构筑系统化的法律法规体系。
周芸帆[6]（2019）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贫困问题始终是中国治国安邦的重中之重,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面对农村贫困问题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石,结合不同时期的历史语境和农村贫困实际,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开展了一系列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农村贫困治理实践,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农村贫困治理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由“发展”带动“减贫”的阶段转而进入“减贫”左右“发展”的新阶段。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征途上,中国取得的成绩越来越辉煌,但伴随发展所产生的各种新的矛盾、问题和风险也正逐步彰显。为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研判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认真审视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各项工作的方方面面,提出了一系列“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赋予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崭新时代内涵。一是为从“人民”和“发展”的角度解释并解决根深蒂固的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提供了思路。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最大的发展困境,正是基于这样严峻的现实,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新时代中国农村的现实难题,针对中国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沉疴”与“新疾”,突出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人本目的性,强化农村贫困治理的人民主体性,确定将防止贫富分化、促进内部和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目标的重点和关键任务,不仅满足人民群众在新时期的新需求与新期望,也有助于把发展中的问题消灭在发展中。二是为引领时代进步和实现世界整体繁荣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减贫领域开展的大政方针和战略路线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特别是先后提出并实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为打赢全面小康社会的决胜战以及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辟了全新境界,也承担起中国在新时代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责任与使命。三是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时代内涵。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农村贫困治理进入了攻坚期,一系列与发展相伴而生的矛盾和问题愈加凸显,中国农村贫困治理难度也大大加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中国社会发展现状的深刻认识和对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正反两面的经验与教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农村贫困治理规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索,提出了符合时代条件、反映时代脉动、突出时代主题、回应时代挑战的农村贫困治理理念和方案,在更好地指导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各项工作开展的同时也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得到发展与创新。
孟宪怡[7]（2019）在《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研究》文中指出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化发展能力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现行文化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文化发展现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文化发展手段与业态变革的新形势都出现了不适应。改变不适应状况,根本出路在改革。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九大,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经探索、扩展、深化阶段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纵向链条。系统梳理、总结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演进历程,可以厘清文化改革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理论问题,对巩固文化体制改革成果,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牢固树立文化自信之基,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代中国实现复兴之梦的价值取向和重要手段,而这个取向和手段将成为实现国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核心思想,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改革”、“创新”能否从观念形态转化为促进社会进步的现实形态,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将成为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点。本文将文化治理理论作为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研究的分析工具,通过论述具有完备文化治理经验的典型发达国家,如“社会运作型”的美国文化体制、“政府主导型”的法国文化体制、“产业促进型”的韩国文化体制,比较分析、取长补短,更好的引导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本文对新时代文化体制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归纳分析,界定了文化的内涵、外延及主要特性,总结提出了文化体制的概念、职能及基本范畴,对历史各个阶段、东西方各种文化体制的相关理论进行追根溯源。梳理了建党以来文化体制的形成过程,论述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成因,介绍了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就与经验、问题与成因。在梳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时,本文在“三分法”基础上进行时空上的延展和补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的初探、拓展、共识、深化四个阶段,对各个阶段取得的成效和不足进行阐述,对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就与经验进行总结,同时分析了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及问题的成因,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总结出五方面的原因:传统文化体制惯性的路径依赖;改革路径的单向性;改革主体的一元主导;改革动力的非原生性;政府文化管理的低效性。从而为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创新路径找到突破口。结合文化治理理念与制度变迁理论,从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理念、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三方面,以创新为突破口,探寻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路径。文化体制改革的理念创新包括创新党对新时代文化工作的领导方式、树立新时代高效服务型政府理念、践行新时代文化治理理念、重视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探究;文化管理体制创新包括推动政府文化管理权的下放与转移、落实大文化体制架构、推进新时代文化立法工作、提升大数据环境下文化管理能力;文化运行机制创新包括党和政府切实保障国家文化需求的机制创新、传统文化事业体系向现代公共服务文化体系转化的机制创新、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不断满足人民文化消费需求的机制创新。从文化体制改革的角度,较为系统的回答了如何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如何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如何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及如何提高文化开放水平,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强国提供了方案。
李杰[8]（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指出“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周丽[9]（2019）在《共治逻辑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文中提出伴随国家-社会关系的调适,社会公众对高绩效公共服务需求的增生,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践的开展,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需要在新问题、新视角和新材料的驱动下给予新的探究。本文聚焦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复杂关系,通过构建一个契合中国情境的政社关系解释框架,在分析改革开放40年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和行动建构之基础上,探索促成政社共治的制度化之路。本文基于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共治制度化的研究主题,在充分比较分析该领域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包含“制度”与“行动”双重理论视角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尝试在本文提出的“嵌套式制度结构”中讨论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这一讨论以国家-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公共服务时代的来临以及治理实践勃兴所构成的情境为背景,论述了共治及其制度生成的可能性,本质上是讨论当前政社关系所面临的宏观制度环境。作为进一步的讨论,本文在规则制定、监督激励、独立性、价值目标和行动者黏合方式五个维度展开分析,以此系统呈现改革开放40年中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过程和变迁特征,并获知宪法、法律和政策影响政社关系趋于共治的机理,并且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为例,揭示和呈现共治的行动建构过程,探索其中的“螺旋式”结构是如何逐步被制度化的,目的是探究微观机制对政社关系的影响,以此说明促进制度嵌套性的发展是共治制度构建的实质性问题。因此,社会治理的共治逻辑就是制度的嵌套性建构,是本文的核心观点。作为一项研究的理论概括和对策分析,本文围绕政社共治关系制度化的问题意识,从“基于正当性的机制”这一解释政社关系制度化的微观运作机制、“嵌套式制度结构中”中的法治、政策和机制的黏合等角度,做出了对政社共治关系制度化一般逻辑的回答。论文的研究借助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多个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跟踪调查,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并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比较分析、“编码分析”、叙事分析等技术方法,对经验材料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是:1.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属于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下,执政党促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政策是政社关系制度变迁的主导制度因素和驱动力量。2.政社关系制度化的重心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不同阶段的制度化重心演变过程是为:主体合法性→行动规范→主体间关系→关系运行方式。这四种制度化重心分别对应改革开放40年政社关系的四个阶段,即:“控制-依附”阶段（1978-1991）、“管制-剥离”阶段（1992-2001）、“调控-协同”阶段（2002-2011）与“平等-共治”阶段（2012--）。在这四个阶段中,规则制定、监督激励、独立性、价值目标、行动者黏合方式等制度要素呈现出不同组合。此外,变迁过程中的制度依赖现象不容忽视,如何克服“制度惯性”是政社关系变革所面临的一大挑战。3.制度环境、资源占有、行动者目标、行动策略、行动者地位等行动要素的差异性展现了政社关系建构过程性特征,这些特征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和连续性。一是从价值角度看,关系构建行动的制度化本质上是重塑公共性的过程。二是从结构角度看,行动者地位是动态的,其演变反映了制度设计者的改革意图;达成政社共治的关键是通过调整资源占有结构,实现各主体的分工优化和权力平衡。三是从方式角度看,行动者的行动具有策略性,这是行动者在既有制度空间和资源约束条件下理性行为的表现。4.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这类政社关系互动共治中,呈现出“螺旋式”行动建构特点,这反映了社会治理场域中多元行动者的独特行动逻辑:在初设与规范阶段,制度是行动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在优化阶段,信任与道德成为促成共治的关键因素。两套行动逻辑运行方式不同、逻辑重心相异,但却是连续统一相互配合的。5.嵌套性制度建构的水平,影响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的绩效,促进共治制度嵌套性的发展成为实质性问题。从一定意义上,社会治理的共治逻辑,就是制度的嵌套性建构,“基于正当性”的机制可以解释政社关系制度化的复杂逻辑。本文正是以此为视角,初步揭示了“嵌套性制度下如何达成共治”的问题:在法治层面彰显公民基本权利,回应社会治理变革;在政策层面以人民为导向,优化政策决策,改进政策执行;在机制层面强化纵向权力分配和横向政策扩散机制,完善社会组织的“自我造血”和“跨界合作”机制等。
史煜[10]（2019）在《影像记忆中的20世纪西安明城区建筑特征演变研究》文中指出自鸦片战争遭遇西方武力冲击,中国渐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延续千年的传统建筑体系从沿海至内陆城市渐次发生近现代化演变。西安作为中国内陆传统城市典型代表与华夏文化生发繁荣之地,经历了20世纪来持续变革求新以及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在取得城市现代化建设巨大成就同时,也面临因明城区大片历史街区建筑消失与城市记忆难以承续的现状。在当前中国城市建设从经济指标“量”的扩张转向历史文化与环境生态“质”的彰显之际,学界对西安都城时代的关注逐步转向对城市近现代发展变迁的研究。鉴于建筑是城市最基本的物质组成,本文选择以20世纪来西安明城区不同时段所生发新建筑作为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具体产物,以西安从传统向近现代城市的发展历史为线索,利用影像文本“客观纪实性”功能再现建筑形态特征,呈现与解析明城区建筑演进历程,为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以及再塑古城历史文化风貌的探索实践提供借鉴。首先,立足影像与建筑文化研究方向,将建筑影像与历史文本相结合作为还原城市记忆的基本载体,在以人为主体、建筑为客体所形成的城市记忆框架中,以西安明城区建筑发展历史为线索,搜集整合20世纪来（1900-2010）不同历史时期典型的建筑影像文本,将其置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时空背景中进行分期、分类及演变研究。其次,以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与历史地理学等学科在西安城市建筑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参照,将清末（1900-1911）、民国（1912-1949）与共和国（1949-2010）三个典型时期建筑影像文本进行分类对比,以“图文”互证方式还原西安明城区建筑发展演变历程,借助图像学与现象学等研究方法进行解读,揭示演变特征、规律及综合动因。再次,利用凯文·林奇“城市意象五要素”（道路、边缘、区域、节点、地标）作为体验与认知城市的一种方法,对应分析20世纪不同时段西安城市代表性建筑,尝试还原与建构近现代西安城市记忆。近现代西安传统建筑是顺应时代发展与社会现实需求,从“模仿搬用”到“选择吸收”西方先进建筑形式与技术的演进历程,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主体审美与价值观的转变,也是传统建筑体系融合西方文化不断做出权衡与选择的实践过程。以城市记忆的“整体性、时代性、延续性与建构性”为原则,对20世纪以来西安明城区建筑状况进行分析、归纳与总结:（1）“体用”原则上中西“折衷”建筑特征的延续性在西安城市近现代化转型历程中,城市发展渐从传统社会的闭守走向近现代的开放,在继承传统建筑文化“体”对西方建筑形式、材料、结构等因素“用”的基础上,传统建筑主体地位逐步被削弱而日趋式微。是在政治与军事因素主导下,从清末“洋风”模仿建筑到民国以不同程度的中西“折衷”特征为主、兼有少量几何形式特征工业化建筑,经历共和国初期“苏化”因素影响,又从单一国家性建筑逐步走向现代化探索与多元化发展历程,建筑是“自上而下”非自然发展路径,以“局部-整体-简化-创新”不同程度中西“折衷”建筑特征的渐变为其发展规律。（2）传统建筑文化承续及创新的矛盾性与表面性作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西北区域重镇与传统内陆城市,近代“洋风”模仿、中西“折衷”建筑到建国10周年经典的“传统”复兴建筑,在改革开放后1990-2010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以房地产商业开发与以旧城拆迁改造为手段的城市化建设,带来明城区商业化、功能化的大尺度的现代建筑在明城墙内外无序耸立,因其与西安历史文化缺乏关联而影响古城整体建筑风貌。近年来,西安明城区依旧以在建筑上附加传统元素与佩戴仿古头饰屋顶作为体现古都风貌的手法,令人深感传统建筑传承与创新层面缺乏文化关联呈现出的矛盾心态与形式的表面性。（3）城市建筑演变缺乏历史文化承续性与整体观伴随20世纪以来西安城市建筑特征近现代化演变历程,西安明城区多数历史街区风貌逐步被科技文明所打造的功能化、商业化与符号化的新建筑所替代与消解,建筑景观的汰换更新导致历史特色被抹除失去城市记忆载体,而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在加速城市记忆的缺失,不利于获得古城西安作为精神家园应有的历史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基于城市记忆与建筑影像的互动同构关系再现西安明城区建筑特征演变历程,省察急躁功利的赶超式与风貌式城市建设行为,汲取东西方城市近现代化发展正反经验,以期在健全城市建设评估与民众参与的监督管控机制,重拾城市文化自信、再塑城市历史风貌,将西安建成生态宜居的家园,肩负起“国家文化形象”的城市职能与使命。
二、关于阶段性转移与出版体制框架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阶段性转移与出版体制框架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二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性 |
| 二、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独特性 |
| 三、我国职前教师教育改革的必然性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 一、教育政策 |
| 二、职前教师教育政策 |
| 三、利益相关者 |
| 四、英国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英国教师教育的历史研究 |
| 二、关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研究 |
| 三、关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 |
| 四、关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 |
| 五、研究述评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历史研究法 |
| 三、政策分析法 |
| 第六节 研究视角及思路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战后“共识政治”时期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 |
| 第一节 “共识政治”时期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背景 |
| 一、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国家干预 |
| 二、英国基础教育的广泛普及 |
| 三、中小学师资数量和质量的欠缺 |
| 第二节 强调数量扩张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 |
| 一、《麦克奈尔报告》:扩大职前教师教育办学规模 |
| 二、《罗宾斯报告》:提高职前教师教育学术地位 |
| 三、《詹姆斯报告》:职前、入职与在职教师教育一体化 |
| 第三节 “共识政治”时期职前教师教育政策中的利益博弈 |
| 一、大学与教育学院的利益博弈 |
| 二、不同执政党之间的利益冲突 |
| 第二章 保守党政府时期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 |
| 第一节 保守党政府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背景 |
| 一、撒切尔主义与新右派意识形态的影响 |
| 二、经济危机爆发对职前教师教育改革提出新诉求 |
| 三、职前教师教育扩张与教师专业化运动的矛盾 |
| 第二节 撒切尔执政时期:加强对职前教师教育课标的控制 |
| 一、3/84通告:突出实践倾向的课程标准 |
| 二、24/89通告:注重能力导向的课程标准 |
| 第三节 梅杰执政时期:加强对职前教师教育的全面控制 |
| 一、ATS、LTS与 SCITT计划:拓宽师资供给途径 |
| 二、9/92和14/93通告:强化职前课程标准监管 |
| 三、《1992教育法》与《1994教育法》:设立师资培训监督机构 |
| 第四节 保守党政府职前教师教育政策中的利益博弈 |
| 一、新右派与教师意识形态的冲突 |
| 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 |
| 三、大学与中小学之间的利益博弈 |
| 第三章 新工党政府时期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 |
| 第一节 新工党政府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背景 |
| 一、“第三条道路”指导下的新工党改革 |
| 二、“教育优先”对基础教育质量的要求 |
| 三、全球化与现代化发展对教师教育的影响 |
| 第二节 基于标准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 |
| 一、不断完善合格教师标准 |
| 二、拓宽合格教师准入途径 |
| 三、保障合格教师标准实施 |
| 第三节 新工党政府职前教师教育政策中的利益博弈 |
| 一、新自由主义与教师意识形态的冲突 |
| 二、教师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 |
| 第四章 联合政府时期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 |
| 第一节 联合政府时期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背景 |
| 一、联合政府的执政理念 |
| 二、基础教育质量的持续下降 |
| 三、经济危机导致高等教育财政补助紧缩 |
| 第二节 追求卓越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 |
| 一、《培养下一代卓越教师》:培养目标卓越化 |
| 二、《教师标准》和《卓越教师标准》:培养标准卓越化 |
| 第三节 联合政府职前教师教育政策中的利益博弈 |
| 一、执政党与教师教育者意识形态的冲突 |
| 二、教师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 |
| 第五章 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的审思 |
| 第一节 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的利益相关者 |
| 一、政府:职前教师教育的掌控者 |
| 二、教育机构:职前教师培训权的争夺者 |
| 三、教师:自身利益的维护者 |
| 第二节 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的特征 |
| 一、从注重理论和数量转向注重实践与能力 |
| 二、从教师教育自治转向中央问责制 |
| 三、从注重能力转向基于标准 |
| 四、从基于标准转向追求卓越 |
| 第三节 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中的利益博弈 |
| 一、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博弈 |
| 二、教师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 |
| 三、教育机构之间的利益博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Ⅰ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分析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思想渊源 |
|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思想 |
| 二、理论渊源: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 |
| 三、理论借鉴:借鉴西方反贫困思想的有益内容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历程 |
| 一、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大规模缓解贫困(1978-1986 年) |
| 二、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1986-2007 年) |
| 三、开发扶贫和社会救助两轮驱动反贫困(2007-2012 年) |
| 四、新时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2012 年- )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初步形成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扩展丰富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深化完善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发展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主要框架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基本方略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道路选择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承担主体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发展目标 |
|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动力 |
|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可靠保障 |
| 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国际参与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特征与价值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特征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3）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基于政府管理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问题的提出 |
| (三) 研究的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基本框架 |
| (一)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二) 研究的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与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阶段演进及其目标 |
| 第一节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政府一元化管理阶段及其目标 |
| 一、政府一元化管理体制建构 |
| (一) 单位制的形成及其演进 |
| (二) 街居体制的形成和演进 |
| 二、政府一元化管理的阶段性目标定位 |
| (一) 政府一元化管理的阶段性特点 |
| (二) 政府一元化管理阶段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 |
| 第二节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管理阶段及其目标 |
| 一、社会管理阶段的体制建构 |
| (一) 社会管理阶段性背景 |
| (二) 管理体制转型及演进 |
| 二、社会管理阶段的目标定位 |
| (一) 社会管理阶段的特点 |
| (二) 社会管理阶段的目标 |
| 第三节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公共治理阶段及其目标 |
| 一、公共治理阶段的背景和特点 |
| (一) 阶段性背景 |
| (二) 公共治理阶段的特点 |
| (三) 公共治理阶段的改革取向和趋势 |
| 二、公共治理阶段的目标定位 |
| 第二章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 |
| 第一节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管理 |
| 一、社会管理的内涵及其理解 |
| 二、社会管理的功能输出 |
| 三、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
| (一)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转型 |
| (二)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目标 |
| (三)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完善 |
| 第二节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公共服务 |
| 一、公共服务的内涵及其理解 |
| 二、城市基层公共服务的类别和范围 |
| 三、城市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目标 |
| (一) 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平衡 |
| (二) 公共服务高效、便捷和均等化供给 |
| 第三节 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融合 |
| 一、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关系 |
| (一)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区别 |
| (二)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联系 |
| 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融合 |
| 第三章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及其运行 |
| 第一节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构成 |
| 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空间 |
| (一) 制度空间的概念及其地位 |
| (二)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与制度空间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及其职责 |
| (一)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府 |
| (二)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 |
| 第二节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运行的层次整合 |
| 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层次 |
| (一) 制度供给层 |
| (二) 机制设计层 |
| (三) 操作实务层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层次整合 |
| 第三节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运行规则建构 |
| 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运行规则建构的目标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运行规则 |
| (一) 理念层面的互认 |
| (二) 利益层面的互利 |
| (三) 社会层面的互信 |
| (四) 责任层面的共担 |
| 第四章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府职能 |
| 第一节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府职能配置 |
| 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职能的必要性 |
| (一) 城市社区建设是一个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建构过程 |
| (二) 公民社会发育不足 |
| (三) 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贯穿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职能配置存在的问题 |
| 三、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府职能配置 |
| (一) 区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事务的属性,确定事务的职能归属 |
| (二) 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 |
| (三)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职能阶段性配置 |
| 第二节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事权与社区事权划分 |
| 一、政府事权与社区事权划分的必要性 |
| 二、政府事权与社区事权划分的原则、依据和列举 |
| (一) 政府事权与社区事权划分的原则 |
| (二) 政府事权与社区事权划分的依据 |
| (三) 政府事权与社区事权划分的列举 |
| 第五章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与政策工具 |
| 第一节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 |
| 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
| (一)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存在的问题 |
| (二)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创新 |
| (一) 树立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开放性政府的理念 |
| (二) 强化城市基层社会的公共治理体制 |
| (三) 合理选择政府治理工具 |
| 第二节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策工具 |
| 一、政策工具及其分类 |
| (一) 政策工具的内涵理解 |
| (二) 政策工具的分类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策工具评价及选择 |
| (一)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策工具评价和选择的影响因素 |
| (二)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策工具选择 |
| 第六章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府绩效及其评估 |
| 第一节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府绩效评估 |
| 一、政府绩效与政府绩效评估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府绩效与政府绩效评估 |
| (一) 政府绩效评估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意义 |
| (二)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绩效评估的转型 |
| 第二节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绩效评估的基本问题 |
| 一、为什么评估：评估的原因和评估结果使用 |
| 二、评估什么：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绩效 |
| 三、谁来评估：评估主体多元化 |
| 四、如何评估：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 |
| (一) 政府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建构 |
| (二) 政府绩效评估的方法及其评价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经济建设 |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规模效应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 年)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1949-1956 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准备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状况 |
| 三、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困难的经济措施 |
|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曲折(1956-1966 年) |
|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 二、经济上初步纠正“左”倾错误与庐山会议“反右倾” |
| 三、对国民经济和党内关系的调整 |
| 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 五、“四清”期间的三年经济调整与三线建设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严重挫折(1966-1976 年) |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
| 二、国民经济发展跌入谷底 |
| 三、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 |
| 四、政治经济的全面整顿与粉碎“四人帮” |
| 小结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6-2002 年)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6-1982 年) |
| 一、经济建设的徘徊与思想解放的兴起 |
| 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民经济调整 |
| 三、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
| 四、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2-1992 年) |
| 一、“三步走”七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
| 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 三、推行财政、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
| 四、价格改革与整顿经济秩序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轨(1992-2002 年)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 |
| 三、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 |
| 五、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2002 年至今) |
| 第一节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转型(2002-2012 年) |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 |
| 三、区域、城乡向协调发展转型 |
| 四、宏观调控机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
| 五、对外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转型 |
| 第二节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2 年至今) |
|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
|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五、“一带一路”提升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阶段性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
| 三、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 |
| 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 |
| 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
|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 |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 |
|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
| 三、健全法治体系为我国所有制的多样化持续提供保障 |
| 第四节 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 二、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
| 三、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
| 第五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
| 一、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
| 二、闭关自守无异于“慢性自杀” |
| 三、开放型经济体对国内深化改革具有“倒逼效应” |
| 第六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 一、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
| 二、党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
| 三、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作风的不断改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基于系统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 |
| (三)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基本概念 |
| 一、行政区 |
| 二、行政区划 |
| 三、县级行政区划 |
| 四、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主要维度 |
| 一、行政区域调整 |
| 二、行政建制变更 |
| 三、行政层级变动 |
| 四、隶属关系调整 |
| 五、行政治所迁移 |
| 六、行政区名称变更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相关理论 |
| 一、结构功能主义 |
|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三、政府职能与权力配置 |
| 四、府际关系理论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系统分析模型建构 |
| 一、系统内涵阐释 |
| 二、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系统分析模型 |
| 第二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路径、动力、问题及成因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路径变迁 |
| 一、县级政区在区划体系中的实然定位 |
| 二、关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数据解析 |
| 三、县级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驱动力 |
| 一、区域经济发展 |
| 二、城市空间生产 |
| 三、土地资源整合 |
| 四、行政权力扩张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一、经济区与行政区规划冲突 |
| 二、市县合治与市县分置冲突 |
| 三、缺少正式的行政等第划分 |
| 四、缺少事前的科学规范论证 |
| 五、决策过程中的合法性不足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过程中的问题成因 |
| 一、改革价值导向的偏离 |
| 二、结构体系科学性不足 |
| 三、制度保障体系待完善 |
| 第三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导向子系统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导向子系统的构成 |
| 一、导向子系统的组成要素 |
| 二、导向子系统的运行逻辑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理念导向 |
| 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释义 |
| 二、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价值理性 |
| 三、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工具理性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导向 |
| 一、“强政治”功能导向 |
| 二、“强经济”功能导向 |
| 三、“重服务”功能导向 |
| 第四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执行子系统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执行子系统的构成 |
| 一、执行子系统的组成部分 |
| 二、执行子系统的运行机理 |
| 第二节 县级政府职能重心转变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一、县级政府职能重心的阶段性变化 |
| 二、县级政府职能重心定位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目标的阶段性耦合 |
| 三、新型城镇化时期县级政府职能重心定位 |
| 第三节 国家权力空间配置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一、国家权力空间配置的界定 |
| 二、行政区划改革引发的权力空间配置 |
| 三、行管体制改革引发的权力空间配置 |
| 四、县级政区权力空间配置应然格局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的结构性变革 |
| 一、地理空间上的区界重组 |
| 二、从市县合治到市县分治 |
| 三、建制变更上的“增市稳区” |
| 四、同级同建制的等第划分 |
| 第五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的制度保障子系统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制度保障子系统的构成 |
| 一、制度保障子系统的组成部分 |
| 二、制度保障子系统的运行机制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法制依据 |
| 一、宪法与法律层面 |
| 二、行政法规层面 |
| 三、规范性文件层面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决策与评估制度 |
| 一、党政决策制度 |
| 二、信息公开制度 |
| 三、风险评估制度 |
| 四、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评估制度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多元主体参与制度 |
| 一、政府内部协同 |
| 二、专家论证制度 |
| 三、公民参与机制 |
| 四、地方人大参与 |
| 第六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实践性探索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限制性变量 |
| 一、基础变量 |
| 二、核心变量 |
| 三、从属变量 |
| 第二节 从城镇化到都市圈: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价值导向调整 |
| 一、城镇化战略导向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二、新型城镇化战略导向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三、都市圈战略导向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第三节 从层级化到扁平化: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结构性优化 |
| 一、层级化与扁平化的管理学释义 |
| 二、层级化结构视角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三、扁平化结构视角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第四节 从碎片化到系统化: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制度性创新 |
| 一、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现有制度体系框架 |
| 二、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相关的体制性探索 |
| 三、关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法治化若干思考 |
| 结语 |
| 附录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1 关于贫困概念的相关研究 |
| 1.2.2 关于贫困成因的研究 |
| 1.2.3 关于反贫困路径、对策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的基本思路 |
| 1.3.2 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治理的基本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贫困治理思想的形成条件 |
| 2.1.2 马克思、恩格斯从本质规律层面上体现的贫困治理思想 |
| 2.1.3 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践运行层面上体现的贫困治理思想 |
| 2.2 列宁的贫困治理理论与实践 |
| 2.2.1 列宁的贫困治理理论形成的主观条件 |
| 2.2.2 列宁的贫困治理理论形成的客观条件 |
| 2.2.3 列宁贫困治理的实践思路 |
| 2.3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 2.3.1 毛泽东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 2.3.2 邓小平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 2.3.3 江泽民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 2.3.4 胡锦涛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 第三章 十八大以前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历程和经验 |
| 3.1 建国初期广义式农村贫困治理阶段(1949-1977) |
| 3.1.1 实施三大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
| 3.1.2 变革农村生产关系 |
| 3.1.3 确立社会主义救济制度 |
| 3.1.4 阶段总结 |
| 3.2 改革开放初期小范围救济式农村贫困治理阶段(1978-1985) |
| 3.2.1 启动农村改革 |
| 3.2.2 重视农村、农民、农业问题 |
| 3.2.3 实施专项扶贫计划 |
| 3.2.4 阶段总结 |
| 3.3 改革开放深化期大规模开发式农村贫困治理阶段(1986-2000) |
| 3.3.1 集中力量解决连片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问题 |
| 3.3.2 制定详细扶贫计划,成立扶贫工作机构,安排专项扶贫资金 |
| 3.3.3 鼓励自力更生,强化社会动员 |
| 3.3.4 阶段总结 |
| 3.4 新世纪以来攻坚式农村贫困治理阶段(2001-2013) |
| 3.4.1 重新划定国家贫困县、贫困村适应新的扶贫形势 |
| 3.4.2 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扶贫攻坚主战场 |
| 3.4.3 巩固扶贫成果,缩小发展差距 |
| 3.4.4 阶段总结 |
| 3.5 十八大以前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 |
| 3.5.1 坚持党的领导,夯实农村贫困治理的组织基础 |
| 3.5.2 立足国情,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贫困治理道路 |
| 3.5.3 坚持人民立场,制定符合群众利益的农村贫困治理决策 |
| 3.5.4 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实施符合地区实际的农村贫困治理措施 |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现实的新境遇 |
| 4.1 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具备的有利条件 |
| 4.1.1 综合国力持续提升 |
| 4.1.2 农村贫困治理政策与制度体系基本完善 |
| 4.1.3 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
| 4.1.4 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发展共识已经形成 |
| 4.2 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严峻挑战 |
| 4.2.1 国家富强之路仍有突出“短板” |
| 4.2.2 民族振兴面临崛起难题 |
| 4.2.3 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诉求 |
| 4.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突出 |
| 4.3.1 群体发展差别维度 |
| 4.3.2 地区发展差异维度 |
| 4.3.3 城乡发展差距维度 |
| 4.4 推进中国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面临治理难题 |
| 4.4.1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难度大 |
| 4.4.2 相对贫困问题凸显 |
| 4.4.3 减贫边际效益递减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思想的新内容 |
| 5.1 以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为根本目标 |
| 5.1.1 契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
| 5.1.2 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
| 5.1.3 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和优势 |
| 5.2 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关怀 |
| 5.2.1 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 |
| 5.2.2 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 |
| 5.2.3 实现人民的主体利益 |
| 5.3 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 |
| 5.3.1 全民共享,坚持人民利益至上 |
| 5.3.2 全面共享,提升人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
| 5.3.3 共建共享,凝聚社会合力 |
| 5.3.4 渐进共享,衔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
| 5.4 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是基本要求 |
| 5.4.1 现实关切和未来关照相呼应 |
| 5.4.2 整体进步和个体发展相结合 |
| 5.4.3 发展效率和社会公平相协调 |
| 第六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实践的新战略 |
| 6.1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落实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底线”任务 |
| 6.1.1 “六个精准”的治理要求,确保“真扶贫,扶真贫” |
| 6.1.2 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实现“输血”与“造血”有效衔接 |
| 6.1.3 “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塑造“大扶贫格局” |
| 6.1.4 以群众满意度检验治理成效,变“对上负责”为“对民负责”. |
| 6.1.5 总结与思考 |
| 6.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满足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发展”要求 |
| 6.2.1 发展乡村产业,推动构建“富裕乡村” |
| 6.2.2 树立城乡等价思维,积极打造“幸福乡村” |
| 6.2.3 焕发乡风新气象,携手共筑“文明乡村” |
| 6.2.4 织牢社会“安全网”,统筹推进“和谐乡村” |
| 6.2.5 注重生态涵养,着力建设“美丽乡村” |
| 6.2.6 强化人才支撑,共同构筑“活力乡村” |
| 6.2.7 总结与思考 |
| 第七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价值的新意蕴 |
| 7.1 赋予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崭新时代内涵 |
| 7.1.1 符合中国由“大国”到“强国”的国际定位 |
| 7.1.2 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7.1.3 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同频共振 |
| 7.2 为国际减贫与发展事业提供“中国方案” |
| 7.2.1 由减贫带动发展实现国家整体繁荣 |
| 7.2.2 以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构筑社会合力 |
| 7.2.3 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实现发展可持续化 |
| 7.3 契合构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主题 |
| 7.3.1 “内外兼修”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 |
| 7.3.2 “内外兼施”推动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向健康方向发展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7）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主要内容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文化体制改革的相关概念 |
| 一、文化 |
| 二、文化体制 |
| 三、文化体制改革 |
| 四、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 |
| 第二节 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体制的理论 |
| 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体制的理论 |
| 三、西方学者关于文化体制的理论 |
| 第二章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形成创立阶段(1921—1978)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体制的形成(1921—1949)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化体制的创立(1949—1978) |
| 第二节 改革探索阶段(1978—2012)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初探(1978—2002)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拓展(2002—2012) |
| 第三节 新时代全面深化阶段(2012 至今)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共识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深化 |
| 第三章 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就与经验 |
| 一、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就 |
| 二、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经验 |
| 第二节 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 |
| 一、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外部挑战 |
| 二、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内部困境 |
| 第三节 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传统体制惯性的路径依赖 |
| 二、改革路径的单向性 |
| 三、改革主体的一元主导 |
| 四、动力机制的非原生性 |
| 五、政府文化管理的低效性 |
| 第四章 文化体制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社会运作型”的美国文化体制 |
| 一、美国文化体制的形成 |
| 二、美国文化体制的组织架构 |
| 三、美国文化体制的运行机制 |
| 四、美国文化体制的经验总结 |
| 第二节 “政府主导型”的法国文化体制 |
| 一、法国文化体制的形成 |
| 二、法国文化体制的组织架构 |
| 三、法国文化体制的运行机制 |
| 四、法国文化体制的经验总结 |
| 第三节 “产业促进型”的韩国文化体制 |
| 一、韩国文化体制的形成 |
| 二、韩国文化体制的组织架构 |
| 三、韩国文化体制的运行机制 |
| 四、韩国文化体制的经验总结 |
| 第四节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一、文化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需要立足本国国情 |
| 二、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应围绕多中心治理 |
| 三、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开辟多元文化融资渠道 |
| 四、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应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服务 |
| 第五章 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路径创新 |
| 第一节 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理念创新 |
| 一、创新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方式 |
| 二、树立新时代高效服务型政府理念 |
| 三、践行新时代文化治理理念 |
| 四、重视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 |
| 第二节 新时代文化管理领导体制创新 |
| 一、推动政府文化管理权的下放转移 |
| 二、落实大文化体制架构 |
| 三、推进新时代文化立法工作 |
| 四、提升大数据环境文化管理能力 |
| 第三节 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运行机制创新 |
| 一、党和政府切实保障国家文化需求 |
| 二、传统文化事业体系向现代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转化 |
| 三、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不断满足人民文化消费需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R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 一、文献梳理 |
| 二、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基本认识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对口支援 |
| 二、西部民族地区 |
| 三、府际关系 |
| 四、财政转移支付 |
| 第二节 理论资源准备 |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府际关系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三、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
| 四、民族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第三节 对对口支援的科学认识 |
| 一、政策地位:对口支援已是事实上的国家战略 |
| 二、政策价值: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 |
| 三、政策本质:对口支援是地方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 |
| 四、实施结果:对口支援使中央实现对地方治理的嵌入 |
| 第三章 历史考察: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历程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历史图卷 |
| 一、孕育与萌芽阶段 |
| 二、提出与实施阶段 |
| 三、发展与检验阶段 |
| 四、完善与提高阶段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重心的转换 |
| 一、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 |
| 二、重经济功能、轻政治功能 |
| 三、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并重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意图 |
| 一、维护边疆稳定 |
| 二、培育市场经济 |
| 三、协调区域发展 |
| 四、促进民族发展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拓展 |
| 一、重大工程建设 |
| 二、重大灾害救助 |
| 三、东西扶贫开发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制度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文本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法律依据 |
| 二、对口支援的行政依据 |
| 三、对口支援的政策配套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主体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主体结构 |
| 二、对口支援政策中的府际关系 |
| 三、对口支援政策中主体利益的实现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动力机制 |
| 二、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 |
| 三、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政策的功能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现实功能 |
| 二、对口支援的根本功能 |
| 三、对口支援的价值功能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制度的可能性 |
| 第五章 实践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绩效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状况 |
| 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概况 |
| 二、对口援疆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三、对口援藏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三、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 一、造血功能不足:受援地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
| 二、援助效率低下: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
| 三、制度激励不足:支援方的援助积极性不高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实践的现实需求 |
| 第六章 制约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绩效的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因素: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不完备 |
| 一、政策主体: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
| 二、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 |
| 三、政策工具:没有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任务设定: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任务繁杂 |
| 一、任务扩界:政策实践不能承受的“任务之重” |
| 二、任务累加:支援方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
| 三、任务分配:结对关系固化造成“厚此薄彼” |
| 四、路径依赖:对口支援使中央“责任感下降” |
| 五、目标分歧:利益博弈导致工作“敷衍了事” |
| 第三节 环境约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复杂 |
| 一、政治环境: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 |
| 二、经济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
| 三、社会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独特 |
| 四、国际环境:西部民族地区国际背景复杂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七章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原则 |
| 一、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 |
| 二、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 |
| 三、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 |
| 四、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 |
| 一、构建合理的对口支援目标机制 |
| 二、构建有效的对口支援动力机制 |
| 三、构建严格的对口支援约束机制 |
| 四、构建完善的对口支援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优化 |
| 一、新背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 二、新机遇: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新定位: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
| 四、新路径:走“现代化治理”之路 |
| 结语 |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 三、本项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化 |
| 附录二:基于“合成控制法”对援藏、援疆工作经济性产出的测算 |
| 附录三:对口援藏重大项目情况 |
（9）共治逻辑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研究 |
| 二、关于组织与环境的中观研究 |
| 三、关于行动及其策略的微观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知识观 |
| 二、研究策略 |
| 三、基于信度与效度考量的资料收集与分析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政社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制度视角下的组织理论 |
| 二、行动视角下的“组织合作” |
| 第二节 政社关系中的“分析性概念” |
| 一、嵌套式制度结构 |
| 二、行动与行动者 |
| 三、“共治” |
| 第三节 政社关系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治生成的可能性:三个事实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 |
| 一、国家权力的释放 |
| 二、社会结构的变革 |
| 三、政社关系的调适 |
| 第二节 “公共服务时代”的来临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 |
| 二、服务指向的治理体系再造 |
| 第三节 治理领域的理论勃兴 |
| 一、西方治理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当代治理理论的中国话语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走向共治: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如何分析制度?——从要素到过程 |
| 一、制度的特征与要素 |
| 二、制度变迁 |
| 第二节 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过程 |
| 一、阶段一:控制-依附(1978-1991) |
| 二、阶段二:管制-剥离(1992-2001) |
| 三、阶段三:调控-协同(2002-2011) |
| 四、阶段四:平等-共治(2012--) |
| 第三节 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特征 |
| 一、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
| 二、不同阶段制度重心迁移 |
| 三、党的政策是主导和先行力量 |
| 四、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治的行动建构:政府购买服务中的政社关系分析 |
| 第一节 购买行动的分析要素 |
| 第二节 购买行动的建构过程 |
| 一、初设阶段的行动特征 |
| 二、规范阶段的行动特征 |
| 三、优化阶段的行动特征 |
| 四、行动特征的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螺旋式”行动建构:购买行动模式建构的特征和逻辑 |
|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引入及其适用性 |
| 二、“螺旋式”行动建构的呈现 |
| 三、“螺旋式”行动建构的内在逻辑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如何达成共治:共治的制度化之路 |
| 第一节 共治制度化的“隐形之手” |
| 一、制度化及其机制 |
| 二、基于正当性的制度化机制 |
| 第二节 公共性扩张的法治建设路径 |
| 一、彰显公民基本权利 |
| 二、回应社会治理变革 |
| 第三节 人民导向的政策改进路径 |
| 一、优化政策决策 |
| 二、改进政策执行 |
| 第四节 多维视角的机制优化路径 |
| 一、理顺纵向府际间权力分配机制 |
| 二、强化横向府际的政策扩散机制 |
| 三、健全社会组织“自我造血”机制 |
| 四、完善社会组织“跨界合作”机制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三节 进一步的讨论 |
| 一、政社互动中的公共性再生产 |
| 二、合作治理中的政府角色转型 |
| 三、行政学研究中的制度与行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 |
| 附录A: 调查问卷 |
| 附录B: 针对民政部门的访谈提纲 |
| 附录C: 针对社会组织的访谈提纲 |
| 附录D: 正式访谈目录 |
| 附录E: 访谈文本(部分) (另附支撑材料) |
| 附录F: 本文的逻辑思路与核心观点图 |
| 附录G: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文章 |
（10）影像记忆中的20世纪西安明城区建筑特征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 1.1.1 西安城市建筑近现代演发 |
| 1.1.2 近代西安影像文本的生发 |
| 1.2 论文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论文研究现状 |
| 1.3.1 近现代西安城市建筑研究 |
| 1.3.2 近现代西安城市及建筑影像 |
| 1.3.3 城市记忆的研究与实践 |
| 1.4 研究对象界定 |
| 1.4.1 研究时间界定:1900-2010年 |
| 1.4.2 研究空间界定:以西安明城区为空间界限 |
| 1.4.3 研究对象界定:20 世纪以来西安明城区所生发新建筑 |
| 1.5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研究框架 |
| 2 “建筑影像-城市意象-城市记忆”的逻辑关联 |
| 2.1 建筑影像:城市记忆的载体 |
| 2.1.1 影像的内涵及其特征 |
| 2.1.2 影像文本的阐释 |
| 2.1.3 影像文本的选择 |
| 2.1.4 影像文本的价值 |
| 2.2 城市意象:显现的城市记忆 |
| 2.2.1 意象的概念及特征 |
| 2.2.2 城市意象要素的应用 |
| 2.2.3 城市意象理论的探索 |
| 2.2.4 城市意象理论的借鉴 |
| 2.3 城市记忆:内化的城市意象 |
| 2.3.1 记忆的概念及其特征 |
| 2.3.2 城市记忆三要素及其建构 |
| 2.3.3 城市记忆的所指及特征 |
| 2.3.4 城市记忆的保存与延续 |
| 2.4 “建筑影像-城市意象-城市记忆”的互动生成结构 |
| 2.5 小结 |
| 3 清末西安“洋风”模仿建筑的生发(1900-1911) |
| 3.1 西北重镇的历史机遇 |
| 3.1.1 “两宫西狩”与清末新政发布之地 |
| 3.1.2 清末西安影像文本的生发 |
| 3.1.3 欧美及日本人眼中的西安 |
| 3.2 “洋风”模仿建筑的生发 |
| 3.2.1 教会建筑“洋风”的先导 |
| 3.2.2 洋务军事工业的创立 |
| 3.2.3 城墙城门建筑与行宫内的“洋风” |
| 3.3 内陆传统城市地域风貌 |
| 3.3.1 坚固的城防体系 |
| 3.3.2 严整的空间布局 |
| 3.3.3 延续的建筑风貌 |
| 3.4 公共建筑近代化萌芽 |
| 3.4.1 近代城市功能的增加 |
| 3.4.2 近代文教建筑的创设 |
| 3.4.3 近代寺观建筑的衰落 |
| 3.5 小结 |
| 4 民国西安“中西折衷”建筑的创发(1912-1949) |
| 4.1 国内外战争期间:短暂而有限的城市发展 |
| 4.1.1 持续的战火饥荒与“陪都”西京建设 |
| 4.1.2 城市生活与建筑影像的丰富 |
| 4.1.3 “洋风”模仿到“中西折衷”建筑 |
| 4.2 北洋政府时期:持续的灾乱致使城市发展滞缓(1912-1926) |
| 4.2.1 战争对城市的影响 |
| 4.2.2 公共建筑的初创 |
| 4.2.3 医疗建筑的建立 |
| 4.2.4 文教建筑的近代化发展 |
| 4.3 南京政府时期:“陪都”西京建设促进经济繁荣(1927-1945) |
| 4.3.1 开发西北与“西京”建设 |
| 4.3.2 市政交通建筑的发展 |
| 4.3.3 军工商业建筑的初创 |
| 4.3.4 文教建筑持续发展 |
| 4.4 国内外战争频发:动荡变局导致城市发展衰败(1945-1949) |
| 4.4.1 抗战时期城市遭受重创 |
| 4.4.2 战后城市发展快速萧条 |
| 4.4.3 建筑行业发展走向衰落 |
| 4.5 小结 |
| 5 共和国西安建筑现代化的探索实践(1949-2010) |
| 5.1 共和国时期的城市建设环境 |
| 5.1.1 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风貌 |
| 5.1.2 城市建筑的阶段性发展 |
| 5.1.3 影像文本从政治化到多元 |
| 5.2 工业化建设时期:“生产型”城市建筑的发展(1949-1978) |
| 5.2.1 经济恢复期与“一五”期间的建筑成就(1949-1957) |
| 5.2.2 大调整时期城市建设萎缩(1958-1966) |
| 5.2.3 文革与“三线”建设时期城市建设停滞(1966-1978) |
| 5.3 市场经济转型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城市建筑增长(1978-1999) |
| 5.3.1 改革开放时期建筑渐趋起步(1978-1989) |
| 5.3.2 “旧城拆迁改造”时期建筑的突变(1990-1999) |
| 5.3.3 城市化加速时期明城区建筑的杂糅(2000-2010) |
| 5.4 小结 |
| 6 西安城市建筑近现代化演进分析(1900-2010) |
| 6.1 农业经济背景下建筑近代化的布局与特征 |
| 6.1.1 “洋风”模仿搬用时期的建筑(1900-1911) |
| 6.1.2 “传统”革新求变时期的建筑(1912-1931) |
| 6.1.3 “现代”初创繁荣时期的建筑(1932-1945) |
| 6.1.4 战争导致发展停滞时期的建筑(1945-1949) |
| 6.2 建筑近代化的演进规律与动因 |
| 6.2.1 新建筑布局与发展规律 |
| 6.2.2 新建筑演进的综合动因 |
| 6.3 计划经济背景下建筑现代化的布局与特征(1949-1978) |
| 6.3.1 “苏化”时期“社会主义民族形式”的建筑(1949-1957) |
| 6.3.2 大调整时期“新的民族形式”的建筑(1958-1966) |
| 6.3.3 文革与“三线”建设时期的建筑(1966-1978) |
| 6.4 市场化与“旧城改造”背景下建筑的布局与特征(1978-2010) |
| 6.4.1 改革开放初期全面复苏的建筑(1978-1989) |
| 6.4.2 经济转型时期去旧布新的建筑(1990-1999) |
| 6.4.3 城建加速时期国际化多元化建筑(2000-2010) |
| 6.5 建筑现代化的演进规律与动因 |
| 6.5.1 新建筑布局与发展规律 |
| 6.5.2 新建筑演进的综合社会动因 |
| 6.5.3 新建筑演进的影响因素 |
| 6.6 小结 |
| 7 20 世纪西安城市建筑演进的文化反思 |
| 7.1 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探索历程 |
| 7.1.1 政治军事因素的主导 |
| 7.1.2 地域交通因素的制约 |
| 7.1.3 经济技术因素的影响 |
| 7.1.4 文化观念因素的转变 |
| 7.1.5 城市建设管控与监督机制的不力 |
| 7.2 近现代城市建筑文化的省视 |
| 7.2.1 城市规划建设与建筑景观的异化 |
| 7.2.2 国际化大都市与再塑国家文化形象 |
| 7.2.3 对21 世纪城市发展的展望 |
| 7.3 小结 |
| 8 结语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后续研究工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关于阶段性转移与出版体制框架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二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D]. 黄蓝紫.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D]. 欧阳德君.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2)
- [3]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基于政府管理的分析[D]. 柯尊清. 云南大学, 2016(04)
- [4]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基于系统分析视角[D]. 李先涛. 山东大学, 2019(02)
- [6]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D]. 周芸帆.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1)
- [7]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研究[D]. 孟宪怡.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8]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D]. 李杰.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9]共治逻辑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D]. 周丽. 南京大学, 2019(01)
- [10]影像记忆中的20世纪西安明城区建筑特征演变研究[D]. 史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