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析《五蠹》“故人重之”句（论文文献综述）
曲文[1]（2012）在《韩非与晚周学术》文中指出本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从韩非思想体系中人性论、形名论和进化史观入手，讨论韩非学术思想中可以被视为理论基础和逻辑支点的内容与晚周学术的关系；下篇以韩非思想中的法、术、势思想为研究基点，对韩非政治思想中最核心的内容与晚周学术之间的关系进行逐一梳理。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主要讨论晚周诸子关于人性的讨论对韩非人性论的影响。在本章中，我们首先对韩非之前诸子对人性的基本认识进行了梳理，继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韩非之前，对人性“欲利恶害”、“趋利避害”的认识，是战国中后期人性论的主流认识，这一主流认识由墨家肇其端，经管子学派和商鞅学派申说，亦为荀子所汲取。而荀子以人性这一特点为“恶”，是汲取此主流认识的基础上，出于应对孟子性善论的需要而进行的独创性阐述。其次，我们对韩非对人性的认识以及这一认识与其政治思想的逻辑关系进行总结，并与之前诸子人性论相比较，从而指出韩非人性论的基点是管子学派、商鞅学派和荀子共同认识到的对利害的趋避，但抛弃了其师荀子对人性加以道德判断的思想。韩非人性论展开的理论逻辑与政策指向基本上是遵循了法家商鞅学派的完整思路，同时又汲取了慎到“因循”思想，而其理论的内在辩证性和现实手段的极端性则凸显了对前辈法家的超越。基于上述分析和总结，本章最后对当今学界关于荀子、韩非在人性论方面的思想联系的一些观点进行简要述评，并提出自己的认识：一方面，对于学界主张韩非持性恶论的观点，我们认为这是站在荀子的立场来考察韩非，并非是对韩非人性论客观、真实的还原；另一方面，对于学界主张韩非继承了荀子性恶论的观点，我们认为不能否认韩非对荀子性恶论的具体观点有所取，但从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来看，韩非人性论更多的是秉承了法家的主张和思路。第二章主要讨论韩非与晚周“名辩思潮”的学术关联。本章开篇先解释了使用“名辩思潮”这一概念的理由，继而以“名辩思潮”中的两大核心议题——形名关系和辩言之风——为线索来梳理韩非对“名辩思潮”学术成果的扬弃。首先，韩非秉承了“名辩思潮”中诸子将“名”与“言”相贯通的思路，但韩非没有在抽象的层面讨论二者的联系，而是将“名”与具体政治事务中的臣下进言之“言”相贯通，进而韩非所论述“形”或“实”也就自然与臣下行事之功相贯通。在此基础上，韩非将“形”与“名”广泛置于现实各种政治现象中加以对照，成为其解析政治现象的逻辑工具。其次，对于形名相符的方法论问题，韩非熔墨子功利主义和荀子名实相验的方法为一炉，又对二者有所扬弃，建立起自己独有的以君主为执行主体，以臣下和社会言论为执行对象的“参验论”。此外，“名辩思潮”中的辩言之风对韩非的辩难才能和论说的逻辑力量也有深刻影响，特别是韩非“矛盾”说就是在辩言之风影响下，在逻辑思想范畴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本章第三部分论述了韩非学术思想对“名辩思潮”具有终结意义的反作用力。这种“终结”是指：一方面韩非作为诸子的殿军人物，其理论本身没有对“名辩思潮”中的核心议题进行理论上的继续发展或突破，另一方面，韩非秉承了阴阳、儒、道、法诸家对名家、名学批评的传统，更为极端地从实用功利主义的立场反对人们对思维规律和语言逻辑本身进行任何探讨。第三章主要讨论了韩非进化史论对诸子学说的取舍。本章首先概括了韩非进化史论的主要内容，韩非进化史论肯定了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变化，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自身的独特现象和特点，认为执政者应当针对现实的变化而实行相应的政治措施来应对。在这一思路下，韩非提出“当今争于气力”的主张，并围绕这一现实特点设计其政治思想。本章第二节对晚周诸家的史观加以爬梳、观察，认为诸子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在方法论上存在一些一致的内容，比如肯定历史的变动发展，并对历史做分期式的总结等等，但诸子在史观的价值取向上存在明显分歧。本章第三节在前两节的基础上探讨了韩非进化史论的一些具体观点对诸子史论的取舍，认为韩非对“上古之世”及“三世风尚相异”的论述体现了对儒、道、法相关思想的有取舍融合的过程，并且，我们认为韩非的进化史论是对荀子“法后王”思想的否定。第四章讨论了韩非“法”论对诸子学说的取舍。本章第一节首先讨论了韩非“法”论与商鞅“法”论的继承关系。本节从《韩非子》自证其言的材料入手，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总结出韩非“法”论在耕战、变法、公开法令、重刑以及任法尚公等重要内容都与商鞅的思想有直接继承关系。但韩非“法”论对商鞅的继承并非完全照搬，而是或有理论丰富，或有加强论证，或有极端发展。具体而言，关于变法与定法的统一，韩非汲取老学的内容以加强论证力度；关于重刑，韩非通过关联对人性的认知而使重刑思想在理论上趋于完备；关于任法尚公，韩非继承了商鞅法与私对立的思路，并做进一步极端化的发展，这体现在一方面韩非将害法之“私”涵盖的内容扩大化、极端化，另一方面韩非以君利为公利，从而与君相对的臣、民之利均视为私利。本章第二节讨论了韩非“法”论与黄老学的关系，认为韩非“因道全法”的思想是对黄老学以道论法思想这一理论创见的吸收，同时，韩非在“因道全法”的思路下创造性的提出了君、道同体的主张。本章第三节讨论了韩非对儒家“法”论的批判，具体论述了韩非“法”论对儒家“轻刑”主义和“刑不上大夫”思想的批判。第五章主要讨论了韩非“术”论对诸子学术的关系。本文首先从《韩非子》自证其言的角度，在学者研究基础上对韩非“术”论与申不害之学的继承关系进行了总结，认同韩非在“术”治思想的理论层面对申不害有直接继承关系的传统认识。此外，本章尝试从现实背景的角度对申、韩术论的异同进行分析，指出韩非“术”论在实践操作方面的说明远较申不害丰富的特点，与韩非对现实君臣关系以及对当下亟需解决的时代课题的认识有着必然联系。这是韩非不同于申不害乃至在先秦诸子中独有的特点。本章第二节从申、韩“术”论逻辑方法的角度入手，探讨申、韩“术”论的逻辑链条与黄老学的关系，认为申、韩“术”论中，“虚静”、“形名”与“无为”之间的逻辑链条与黄老学特别是《黄老帛书》一脉的思路一致。不同的是，《黄老帛书》通过这样的逻辑链条论证以“法”致无为，申不害以“术”致无为，韩非则是以法、术致无为。第六章主要讨论了韩非“势”论与诸子学术的关系。本章首先对所论之“势”的定义做了准确限定，然后大致梳理了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管子》、《慎子》、《申子》、《商君书》、《尹文子》、《荀子》、《吕氏春秋》在内的子学着作中对“势”的相关论述。通过这一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韩非之前，诸子对“势”，特别是“君势”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认知，这为韩非“势”论的形成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养分。本章第二节对韩非的“势”论进行了简要的总结，然后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韩非的“势”论存在一个早、晚期的认识过程。在此基础上本章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考察，认为韩非早期对“势”的认识全盘接受了慎到的主张，这主要反映在《韩非子·大体》篇中；韩非晚期对“势”的认识，即《难势》所言“人设之势”，是在扬弃诸子学说的基础上而有所升华形成，具体包括对儒家认为“势”治“便治而利乱”的认同，对稷下“势”论的整合，以及取老学以为哲学依据，利用“名辩思潮”下的矛盾律加以论证等等。
李玉诚[2]（2014）在《《韩非子》历史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古代历史思想有着丰富的理论命题,并且自成体系,有着自身的理论形态、框架结构、内在逻辑。但是,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具有“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不别主客观世界”等特征,这就使得本体、认识、实践三者的界域十分模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难以明确介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不够清晰。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中,在“天”与“物”或者“道”与“物”、“道”与“器”相对应的世界体系内,宇宙的秩序、人类社会的秩序、个体的身心秩序,三者自始至终存在着一种内在相通的机制,从而导致自然界的法则、人类社会的管理方式、个体修养的途径,三者也内在相通。这些特征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的历史认识,并在历史思想中有着较为全面的反映。先秦时期是中国史学的童年时期,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所有核心命题,几乎在这一时期都已形成。而从现存载籍来看,先秦时期的历史思想初步形成于西周初年的历史鉴戒思潮。西周前期的统治阶层出于政治原因,以宗教性的天作为基础,初步形成了“天命—祖德—天子—保民—一姓子孙福祚永续”的宏观历史认识框架。历史认识与当时的宗教思想、国家观念、政治诉求、祖先崇拜意识互为表里,因而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政治实用倾向、血缘种族因素。而自西周中后期至春秋末期,社会进入转型期,思想界对天人关系与民族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巨大转变,深刻影响着当时的历史认识。天的宗教性含义,渐渐由至上的人格神向着至上的理性一神发展；对人的认识深入到了人性层面,渐渐发现了人性的普遍特质；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不断地强化着“治乱由人”、“祸福在己”、“不怨天,不尤人”等观念,天人交通的中介也逐渐由“天子”而转变为一种恒定的“群体规范”,集中体现为“治道”。天道、人性与治道三者逐渐聚拢,初步形成了以天道、人性作为依据,以“神道设教”、“因情而治”、“作时寄政”作为内在关联机制的治道观。而此时的民族观念集中体现为“夷夏观”,伴随着夷夏交争局势的演变,少数民族对于华夏族的种族危机逐渐解除,夷夏观中的血缘种族因素渐渐消解,文化因素凸显起来,“礼乐政教”成为夷夏之辨的核心标准,夷夏观渐渐与天下观合流,“大一统的天下观”初露端倪。时人对于历史的认识也返本开新,摇摆于宗教性的天与义理的天之间,初步形成了以治道诠释历史,将治道亘贯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历史认识取向。迄至战国,社会变动加剧,以诸子为代表,以“天人不二”作为基本理论预设,借助天道、人性建构治道,以治道解读历史,将历史认识纳入了义理框架。而韩非的历史思想,既从属于这一宏观发展过程,也有自身的理论特点。韩非身处战国晚期,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取法百家,自成一家。他对历史的认识也自成系统,有着自身的认识框架、理论命题、判断取舍标准。而以往学界以“进化论”、“唯物论”作为理论依据,探究韩非的历史思想,虽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是韩非的“主体”地位不够突出,韩非历史思想的内在逻辑不够明晰。而以“变古论”作为研究视角,又难以全面含蕴韩非历史思想的丰富命题。因此,我们尝试将韩非作为中心,以今本《韩非子》作为文本依据,探究其历史思想内在的理论形态、逻辑框架；以诸子比较作为研究方法,系统梳理韩非历史思想的理论渊源；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模式中,探究韩非历史思想与当时社会的互动关系。韩非以“道理论”作为哲学基础,“因道全法”,将“道”转化为“理”,借助“圣人”之手将其投射为现实中的“法”。并以“圣人”与“众人”的对立不对等关系,实现了“法”与“众人”本性的合一,统合于“道理”。他以“法”吸收“术”,用“法”统摄“势”,将“法”、“术”、“势”合三为一,上合于“道”。在韩非看来,他的“法”实际上已经成为“道”与“理”的现实体现,成为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综括人情、事理、物理的宇内总规则。而韩非正是以其法治学说作为直接依据,展开了全面的历史批判。韩非提出“自然之势”,以此排除了人力所不及的因素对人类社会治乱盛衰的干预。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贯彻法治、违背法治的历史。出于对“必然之道”的追求,他没有将法治的历史起点设定在“生民之初”,而是以有史可征的尧的时代作为始点。其后,历史便遵循着“先圣创制、后圣绍述、治乱交替”的理路演进,治乱周期的长短则以“圣人”的出现作为分割点。他以“三世论”划分历史,体现出他对宏观历史进程的理论抽象水平；但他也重视“五帝—三王—五霸—当今之世”的历史分期法,这种历史分期法与治乱交替的宏观历史进程相吻合,将韩非的历史思想与诸子的历史思想纳入了公共论域当中。他对历史变动的认识,主要集中于对古今关系及历史发展方向的判断。他的古今观,以法治作为为评判标准,涉及法古、变古、反古、不变古、古今一度等方面；他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判断,则以治乱交替的历史进程作为宏观框架,囊括进化、退化、循环、变化、不变等诸多方面。在法治学说框架之内,韩非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展开了系统批判。他结合着当时的时代主题,别择古史,对德治、尚贤、禅让、革命、摄政、争霸、战争、鬼神迷信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判。并且,他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始终融合着对现实问题的批判、对社会理想的批判,并将其对百家学说的批判贯穿其中。在百家争鸣、相反相成、殊途同归的共生形态中,韩非的终极诉求、具体主张,无一不与诸子处于共通的论域之中。韩非围绕着专制君主、官僚集团、普通民众三个社会等级、三种社会角色,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臣民关系一并纳入了法治轨道,勾画了一个“以道为舍”的“至安之世”。但是,“革命”问题在他的学说中获得了合法的解释,因此,在君国一体的等级社会中,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由于暴力、权谋机诈等因素的影响,始终处于动态可变的状态；他所认同的理想民众,在“道理”层面具有“被统治”的必然合理性；他的法治学说对应着天下治平,代表着绝对秩序,但是,社会成员之间先天的不平等,以及由等级制度所带来的财富、智能、职业、权利、机遇等方面的后天不平等被凝固化,他并没有对统治阶层的过度膨胀作出有效的制约,对不同等级成员之间的流动也缺乏稳定有效的后天机制。因此,他的理想社会,若不是“小国寡民”形态,最终会因为法治框架内权利与义务的严重不对称,以及人口膨胀与资源分配机制的倒置而难以实现。韩非将人类社会的历史诠释为法治的历史,通过“法”而衔接在“道”上,通过“心—身—家—乡—邦—天下”的结构将个体的身心秩序、人类社会的秩序、宇宙的秩序纽结为一,安置在“道理论”的框架之内。但是,在韩非的学说中,本体、认识、实践三合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二合一。在这一框架内,“道”、“理”、“法”三态合一,历史认识与历史本体合二而一,“法治”既是人类社会乃至宇内万事万物的总规律,也是人类认识、实践活动的具体准则。因此,在韩非看来“法治”既是人类历史的内在理则,也是其外在规范,更是具体的历史事实。韩非的学说偏重于经验、理性,排除了鬼神迷信对人类社会的干预。但是,历史是治乱交替的过程,贯彻法治代表着天下治平,社会的动乱似乎是产生于法治框架之外的因素,带有某种不可知、人所无能为力的神秘性。他的学说中保留了天、命、数、“自然”等范畴,这就使得他的法治学说的有效性禁锢在“道理论”的框架之内,这一点韩非并未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白彤东[3]（2020）在《韩非子对古今之变的论说》文中研究表明先秦思想主流将历史与先圣先贤的言行当作规范性的来源,但韩非子却将其作为他政治理论的研究与解释的对象,这种对历史的态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更接近。他对尧舜之道的超越性的否定,来自于他的古今之变理论。他认为,古代人少物多,故民众不争,但人口自然增长带来了"今天"物质的相对匮乏,从而导致了人与人的争斗,而这种争斗不能靠人朴实的善性、或者古代的尧舜之道来解决。并且,他进一步指出,古代圣王缺乏物质回报,而当今的统治者不然,因此尧舜禅让并不代表着他们有很高的道德境界,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期待尧舜再世来解决当今的问题。但他的古代圣王与当今统治者的对比（前穷后富）似乎与古代人民与当今人民的对比（前富后穷）相矛盾,而本文将试图回应这个问题。韩非子的历史描述,与《庄子》、《墨子》的一些相关描述有乍看起来类似的地方。他对人类社会状态的描述,以及隐含的人性假设,与荀子、《老子》,乃至西方哲人洛克、霍布斯都有可比较的地方。通过对这些相关思想的比较和分疏,笔者希望进一步澄清和阐发韩非子的相关观点。最后,笔者会对韩非子的古今之变的观点进行批评,指出他对古代和"今天"社会的理解都有问题。特别是,在他批评儒家没有历史感的同时,他自己却给出了不再有历史演进的、永恒的"今日"世界之图景。这是他的政治哲学的一个重大缺陷,也应该为秦的政治实践的最终失败负有理论上的责任。
关立新[4]（2009）在《《韩非子》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韩非子》思想是先秦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以来,人们对《韩非子》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和法治论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议,本文即是在对各家已有看法的梳理的基础上,反复细读文本,对于《韩非子》的思想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以期还《韩非子》思想以本来的面目。全文在内容体系上分为三章:第一章为《韩非子》的哲学思想。文中对《韩非子》的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观进行了梳理,并对先秦时期各家的看法和主张给予了理论上的厘清与分类。《韩非子》的本体论明显体现出道本论的倾向,其中的《解老》、《喻老》两篇文章阐述了“道理相应”的唯物主义规律论和注重“参验”的认识论。他指出,热衷于宗教和迷信,不思变革和进取,就会招致亡国之祸,这显然是无神论和“因时制宜”的变易发展史观。第二章为《韩非子》的伦理思想。主要阐述了人性论、道德观、功利主义、公私观、基于利己自卫的人际交往原则以及韩非子的女性伦理观六个问题。韩非主张人性的自利自为,好利恶害,所以为他的法治论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的道德观比较复杂,一方面他反对儒家提倡的种种道德观念,另一方面他又承认有道德之人的存在及道德的正面价值,只是实行德治无法达到治世。功利主义一节首先对义利关系进行了梳理,肯定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合理性。公私观一节主要阐述了韩非所尚之法自然是公,所维护的君权与人民之私欲是对立的。他是专以赏罚为二柄,将民之私纳于公。韩非的主旨是去私。第五节主要谈了基于利己自卫的人际交往原则,第六节则重点论述了韩非的女性伦理观。第三章为《韩非子》的法治论。第一节是对儒家德治主义的否定,第二节是论法治是治理国家唯一的有效手段,第三节是法、术、势三位一体,第四节是论德法关系,第五节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第六节是基于法治的管理思想。结语部分对《韩非子》思想研究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对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做了简要说明。
喻中[5]（2017）在《以术行法:熊十力建构的“韩非学”》文中研究表明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也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具创造性的哲学家之一。熊十力建构的韩非学,代表了现代新儒家对先秦旧法家的认知。熊十力站在儒者的立场上,对韩非思想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与深刻的批判,他以"法术家"定义韩非,他把韩非的思想归结为"法术兼持"、"以术为先"、"抱法用势以治"等几个关键词。据此,熊十力建构的韩非学或韩非法理学,即为"以术行法"之学。全面而系统地厘清熊十力建构的韩非学,是深入理解韩非、法家学说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门径与重要参照。
康宁[6]（2017）在《《韩非子》三大类实词的词类活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清代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为底本,并结合陈维礼等人编写的《韩非子译注》和《古代汉语词典》,力求对《韩非子》中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活用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共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绪论,首先明确了词类活用的定义,与“兼类”有着明显区别,不可混淆。其次明确了词类活用的范围问题,主要论证了名词作状语不属于词类活用,使动、意动用法属于词类活用。再次梳理了《韩非子》词类活用的研究现状。最后是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内容及方法。第二部分为正文,包括三章内容。第一章列举三大类实词的活用类型。首先是三大类实词间的普通活用。即名词活用为一般动词,动词活用为名词,形容词活用为名词和一般动词。其次探讨了特殊活用,名词、动词、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以及名词、形容词的意动用法。第二章探究其活用条件。在普通活用中,名词、形容词活用为一般动词的条件相似,如构成“所字结构”、后面接宾语等。形容词、动词活用作名词的条件相似,如用作主语或宾语。对于使动、意动用法的条件,是在活用为动词的基础上继续探讨的。在《韩非子》中,以下三种情况影响下,会出现特殊活用。即受宾语的影响;并列结构影响;“相”或“自”后加形容词。第三章分析词类活用后的语义变化。这个部分我们分析三大词类普通活用后的语义变化、特殊活用后的语义变化。名词在特殊活用时发生了两个层次上的语义变化,一是动词义,二是附加义。而动词和形容词在特殊活用时,语义方面只发生了一个层次上的变化,即附加义。第三部分为结语,结语部分清晰地列举出《韩非子》中三大类实词词类活用的数量,并对整篇文章的研究内容进行总结。
林荣[7]（2010）在《《吕氏春秋》与百家合流》文中指出《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诸子学术走向合流和总结期的产物,既是先秦诸子学术、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章主要阐述了《吕氏春秋》产生的时代背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大发展,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社会大变革,新旧时代交替,这一系列因素刺激了当时思想文化的大繁荣。先秦诸子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是诸子学术的发轫期,这一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各方面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诸子学术开始产生。战国中期是诸子百家争鸣的高潮期,思想家辈出不穷,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思想图景。战国末期,历史的发展开始进入统一时期,政治上的统一趋势反映到思想上,诸子学术开始走向合流,出现了以一家为主兼容它家的荀子、韩非,综合各家学术的《吕氏春秋》,他们都为即将统一的国家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治国方略。第二章主要是对吕不韦的重新评价和《吕氏春秋》具体问题的考证。从吕不韦与《吕氏春秋》的关系和《吕氏春秋》的综合家定位两个方面对《吕氏春秋》做了整体的分析。吕不韦以商人的身份进行政治投机,一跃成为秦相国,在内政、外交、军事、思想诸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为秦的最终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吕不韦出于大一统形势的需要、政治斗争的需要和舆论宣传的需要组织门客编纂《吕氏春秋》。综合分析历来学者对《吕氏春秋》学派属性的研究,加之对《吕氏春秋》的研读,本文认为《吕氏春秋》是融合诸子百家学说自成一派的杂家,更确切的说是综合家,它以如何统一天下,更重要的是如何治理天下的政治举措作为自己的思想主旨,以为即将统一的秦帝国提供一整套的治国方略。第三章主要阐述《吕氏春秋》的“无为”思想是如何吸收、融合、批判、发扬之前诸子各家的思想而形成的。“无为”思想是一些先秦诸子共同提倡的思想主张,在经过了前期的草创后,战国末期,逐渐趋于发展完善。《吕氏春秋》批判的继承了之前诸子的“无为”思想主张,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对“无为”思想作了初步的总结和提升。本文主要分“法天地”思想的新高度、自然的“无为”、治国的“无为”和人生的“无为”四个方面作了具体的阐述。“法天地”思想不再是像老子、《管子》那样简单的提出来而已,“法天地”思想成为了通贯《吕氏春秋》全书的思想脉络,是全书写作的思想宗旨,通过考察天、地、人,更好的了解和把握天地自然、社会发展和人生的规律,构成《吕氏春秋》“无为”思想的体系构架。《吕氏春秋》在自然方面的“无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总结前人经验而来的《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二是遵循自然规律而行。《吕氏春秋》在治国“无为”方面主要吸收、改造了之前诸子的君主无为原则、“公天下”思想和禅让制度三个方面,并且从新的高度完善了这些思想主张。《吕氏春秋》在人生的“无为”方面主要吸收、改造了之前诸子的贵生、重己主张和节制情欲主张。第四章主要阐述《吕氏春秋》的德治为主法治为辅思想是如何吸收、融合、批判、发扬之前诸子各家的思想而形成的。《吕氏春秋》认为大一统的国家确立之后,最重要的不是有强大的军队,也不是严酷的刑罚,而是道德的力量,治理天下莫过于以德行义。《吕氏春秋》采纳并且发扬了孔子、孟子的观点,认为统治者实行德治,首先要以身作则立德;然后要实行德政以争取民众归附,在行德的前提下,用仁义治民,用爱利安民,用忠信引导民众,为民众除害造福。《吕氏春秋》在主张以德为主治国的前提下,也没有完全否定法律的作用,吸纳和发扬了前人的观点,从多方面论证了法律作为辅助治国手段的必要性。《吕氏春秋》在吸纳孔子、《黄帝四经》的德主刑辅主张,批判商鞅、慎到的单纯以法治国主张,改造荀子的“隆礼重法”主张,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治国方略。第五章主要阐述《吕氏春秋》的民本思想、任贤使能主张、社会历史观和义兵主张是如何吸收、融合、批判、发扬之前诸子各家的思想而形成的。民本思想的前提是重视民众,《吕氏春秋》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转变了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形成的“弱民”、“贫民”、“辱民”观念,进一步提升荀子的重民思想,阐明了民众对君主和国家的重要性。另外要注重对民众的教化,孔子提出统治者要以身作则教化民众,孟子倡导通过教育进行教化,《吕氏春秋》侧重强调了音乐的教化作用,但只通过音乐一种方式进行教化显然是不够的,应该再加上孔子和孟子的主张,三者相结合才能够更好的对民众进行教化。先秦时期的诸子虽然主张民本思想,重视民众的力量,但毕竟是处在君主制的时代,更多的还是为了加强君主的统治,所以他们的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使民众变得简单淳朴,以更好的被统治者驱使利用,这是时代的必然局限,《吕氏春秋》自然也不例外,其中还保留有一定的愚民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乱世,贤人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在这争霸的乱世中,各国君主都在努力招揽贤人为自己效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先秦大多数诸子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处在统一前夕的《吕氏春秋》为了秦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也是大力提倡任贤使能。君主治国是否应该重视贤能这一问题几乎先秦诸子都有所涉及,在这样的前提和基础上,根据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分析,《吕氏春秋》认为要完成大一统君主就要重视贤能,君主是否用贤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安危,贤能之臣是君主实现王霸之业的凭借。君主要礼待贤士,予以高官厚禄,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关于如何选拔人才,诸子各家都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吕氏春秋》采纳了庄子、荀子等的观点,详细阐述了选拔人才的几个标准,一是“八观六验”,二是“六戚四隐”。老子、庄子主张落后的历史观,认为社会越发展越混乱,主张回到以前的社会状态,违背了社会历史变化发展的规律。商鞅、韩非主张进步的历史观,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并以此推出治国也应因时而变,实行变法。《吕氏春秋》作为为即将统一的秦帝国提供的一套治国纲领,一方面承认社会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要结束当时的乱世,建立大一统的国家。但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吕氏春秋》编纂者们社会阶层的局限所在,又希望大一统的国家确立之后能够永远存在,社会历史会沿着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过程往前发展,发挥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面对春秋战国的乱世,诸子各家都提出了对战争的看法。《吕氏春秋》面对战国末期的乱世,提出了义兵主张,主张进行正义战争以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吕氏春秋》反对宋钘、尹文的偃兵主张,认为战争是不可止息的。《吕氏春秋》反对墨家的非攻、救守主张,认为如果出师是正义的,那么不论“攻伐”还是“救守”都是可以的;反之,则“攻伐”和“救守”都不可。《吕氏春秋》的义兵主张,有一定的理想化成分,但毕竟是对秦国传统的武力政策的修正。第六章主要阐述分析吕不韦和《吕氏春秋》在百家合流历史趋势下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吕不韦所处的时代,社会各领域的统一趋势愈发明显;秦国的国势日益强盛,已经具备了统一六国的基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吕不韦一方面继续推进秦的统一大业;另一方面也在着力研究大一统帝国确立之后的治国方略,于是组织门客集体编纂了一部融合各家学说的《吕氏春秋》。作为百家合流重要成果的《吕氏春秋》,不仅是先秦思想学术文化的总结之作,也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孙颖[8]（2009）在《韩非政治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着重考察韩非政治思想及其哲学。中国传统政治是一个独特的系统,有自身的哲学基础和具体的制度设置。本文将韩非政治思想视为该系统中一个重要部分,加以诠释。特别注意在相关范畴的关联中诠释韩非政治思想的基本范畴,如“法”、“术”、“势”、“公”、“私”等,力图在先秦的语境中准确地探求其内涵,并希望以此推进对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研究。韩非的政治思想有其哲学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他的道理观、人性观与历史观中。本文注重在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进程中考察上述观念。在“道”的问题上,《黄帝四经》所体现的“黄学”思想与老子思想,在关于“道”之本原性方面的看法是相同的,体现了黄、老对待“天命”问题的类似立场;同时“黄学”又不同于老子“以无为道”,而是以“虚”、“有”释“道”,更具客观性,韩非关于“道”的思想与黄学较为接近。受荀子的影响,韩非的“理”则颇具能动意味。关于韩非的人性论,近年有对传统“性恶说”、“非道德论”的理论质疑,本文认为以“欲”、“利”分解韩非“性恶论”的理由有其局限性,而韩非人性问题上的“非道德主义”则是其“法”、“术”、“势”一体化政治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不应被忽视。在历史观问题上,韩非强调时代的变化,其“今胜于古”的立场和独特的论证方式,表明他的历史观颇类似历史进化论,但并不是完全的历史进化论,因为他没有对历史未来的设定。只有理解韩非的历史观才能理解他在“古今之辩”中的立场以及“备变”思想。在上述哲学思想基础上,韩非展开了其政治哲学——关于理想政治的原则及其辩护的理论。在国家的问题上,他认识到当时的诸侯邦国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一现实,用客观的、唯物的方法揭示了国家这种政治实体与“权力”的关系,在“争于力霸”的诸侯国政治中,形成自己完整的国家政权观,即对外主张伸张国力,对内主张集权主义。韩非以“治”为政治理想,他思想中存在着一个“有治”的“理想国”,同时他又现实地面对以力相争的当下,“富国”、“强兵”就是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确定的政治目标。韩非的“法治”不是现代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法治”,但是作为先秦政治思想的一个流派,其中的理性成分也不可全部抹煞。“法治”问题是近代以来韩非研究中的中心话题之一,研究者往往从两个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作为“治术”的“法治”;与近代西方政治文明接轨的“民主法治”,是“专制”的对立范畴。这种分歧,揭示了中国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一个重要命题:现代法治民主是否可能从包括韩非在内的传统政治思想中接引出有益的资源?这本身表明了韩非政治哲学研究的意义。
曹美秀[9]（2007）在《论韩非对荀子人性论与治术的继承及转化》文中认为一、前言韩非师事儒家的荀子,却另辟蹊径成爲法家,其转变之机,颇堪探究,笔者以爲关键在於人性论与统治之术。论韩非对荀子思想之继承,今人多注意人性论方面,以爲韩非主张性恶论,如冯友兰、熊十力、陈啓天、劳思光、韦政通、徐复观等1,而此性恶论即承自其师荀子2。然笔者以爲荀子与韩非的人性论并非单纯地承袭而已,以荀子所云"性恶"加诸韩非,实
曲文[10]（2012）在《论韩非进化史论中的诸子共识及其对诸子学术的取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化史论是韩非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其主要观点是:社会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执政者应当根据所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而采取不同的执政政策。从学术史角度将韩非进化史论与诸子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韩非这一思想的形成,在肯定历史发展变化以及分期总结历史的思维方式上,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思想共识。此外,在韩非的"上古之世"论、三世风尚相异论以及"不期修古"等具体观点上,则体现了他对诸子学术的取舍。
二、析《五蠹》“故人重之”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析《五蠹》“故人重之”句（论文提纲范文）
（1）韩非与晚周学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和写作理路 |
| 上篇 |
| 第一章 晚周人性论与韩非相关认识 |
| 第一节 儒家性善、性恶论的思想纷争 |
| 第二节 晚周诸子人性“利害”论的共识 |
| 一、墨家的人性“自利”论 |
| 二、管子学派的人性“欲利恶害”论 |
| 三、商鞅学派的人性“趋利避害”论 |
| 第三节 韩非人性论的内涵和取向 |
| 一、韩非人性论的主旨内涵及论说理路 |
| 二、韩非对晚周诸子人性论的继承关系 |
| 第二章 韩非与名辩思潮 |
| 第一节 诸子刑名思想对韩非的影响 |
| 一、“形名”的政治指向 |
| 二、“正名”与“名正” |
| 三、参验论对儒、墨的扬弃与发展 |
| 第二节 辩言之风对韩非的影响 |
| 第三节 韩非对名辩思潮的终结 |
| 第三章 诸子史观与韩非进化史论 |
| 第一节 韩非进化史论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诸子史观的共识 |
| 一、“世异则事异” |
| 二、分期总结古史 |
| 三、“事异则备变” |
| 第三节 韩非进化史论对诸子的取舍 |
| 一、“上古之世”论 |
| 二、三世风尚相异论 |
| 三、对荀子“法后王”的否定 |
| 下篇 |
| 第四章 韩非法论与晚周诸子 |
| 第一节 韩非对商鞅法论的继承和发展 |
| 第二节 韩非对黄老“道法”的吸收和突破 |
| 第三节 对儒家“法”论的批判 |
| 一、儒家法论的思想倾向 |
| 二、韩非对儒家的批判 |
| 第五章 韩非术论与晚周诸子 |
| 第一节 申、韩术论的继承关系 |
| 一、申、韩术论概要 |
| 二、韩非术论对申不害的继承 |
| 三、申、韩术论的时代性 |
| 第二节 从逻辑链条看韩非术论归本于黄老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申、韩术论归本于黄老的逻辑链条 |
| 第六章 韩非与晚周诸子的“势”论 |
| 第一节 诸子“势”论 |
| 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 |
| 二、《慎子》 |
| 三、《管子》 |
| 四、《尹文子》 |
| 五、《商君书》 |
| 六、《荀子》 |
| 七、《吕氏春秋》 |
| 第二节 韩非势论形成的学术脉络 |
| 一、韩非势论的主要内容 |
| 二、《功名》——早期势论对慎到的继承 |
| 三、《难势》——完备的势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2）《韩非子》历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韩非生平及《韩非子》简介 |
| 二、近世以来韩非历史思想研究成果综述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先秦历史认识的演进过程 |
| 第一节 宗教性的历史认识：西周前期 |
| 一、周初的思想概况 |
| 二、周初的历史认识 |
| 第二节 历史认识的转型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 |
| 一、天人学说的变迁对历史认识的影响 |
| 二、民族观的转变与历史认识的关系 |
| 三、历史认识的新进展 |
| 第三节 义理的历史认识：春秋末期至战国末期 |
| 一、历史认识的义理框架：天道、人性与治道三合一的结构 |
| 二、先秦诸子历史思想的宏观框架略论 |
| 三、藏往识来、征信求实、以史蓄德等历史观念 |
| 第二章 韩非历史思想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韩非历史思想的哲学基础：“道理论” |
| 一、道物二分世界观框架内“道”、“理”、“物”三者的关系 |
| 二、“圣人”作为体道者的角色及其与“众人”的不对等关系 |
| 三、在经验层面对“道”的把握途径：因循与形名之说 |
| 第二节 韩非历史思想的人性基础 |
| 一、“计算之心”对普通人现实行为表现的影响 |
| 二、“因情而治”的社会治理方式与“计算之心”的内在冲突 |
| 三、“道理论”框架之内人性与法治的关系 |
| 第三节 韩非历史思想的直接依据：法术势合一的法家学说 |
| 一、“法”与“术”的区别 |
| 二、“法”与“术”融合为“法术” |
| 三、“势”与“法”的关系 |
| 第三章 韩非对宏观历史进程的认识 |
| 第一节 人类历史是一部施行“法治”的历史 |
| 一、“法治”的历史起点 |
| 二、“先圣创制,后圣绍述,治乱交替”的宏观历史进程 |
| 三、韩非的两种历史分期法 |
| 第二节 韩非对历史变动的认识 |
| 一、韩非的“古今观” |
| 二、韩非对历史发展方向的论断 |
| 三、韩非的“愚民论”与“反智论” |
| 第三节 “势”对于宏观历史进程的影响 |
| 一、探寻“势”与人类社会治乱的关系 |
| 二、“自然之势”与人类社会治乱的关系 |
| 三、“千世治而一乱”：反对极端的“贤治” |
| 第四章 韩非以法治作为依据对诸多历史问题的辩难 |
| 第一节 对德法关系的论辩,对“尚贤”之说的批判 |
| 一、韩非的道德伦理思想 |
| 二、韩非对德治的历史批判 |
| 三、韩非对尚贤之说的历史批判 |
| 第二节 禅让、革命、摄政及王霸之辨的法家诠释 |
| 一、韩非对“禅让”问题的批判 |
| 二、韩非对“革命”问题的辩难 |
| 三、韩非对“摄政”问题的解说 |
| 四、韩非的“霸王论” |
| 第三节 韩非的战争观与鬼神观 |
| 一、韩非对待战争的态度 |
| 二、韩非对待鬼神迷信的态度 |
| 第五章 韩非对未来社会的构想 |
| 第一节 由君主、官僚、普通民众构成的等级社会 |
| 一、理想化的君主 |
| 二、理想化的臣民 |
| 三、理想化的君臣、君民、臣民关系 |
| 第二节 韩非理想社会的宏观形态 |
| 一、韩非的“大同社会” |
| 二、简评韩非的理想社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着作 |
| 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韩非子对古今之变的论说（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历史在政治哲学中的地位 |
| 二、 先圣之“道”非道的原因;古今之变 |
| 三、 古今之变中民众与圣人描述之间的矛盾及解决 |
| 四、 对韩非子古今之变学说的批评 |
（4）《韩非子》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
| 第一章 《韩非子》的哲学思想 |
| 第一节 集各家所长的本体论 |
| 一、先秦时期的本体论 |
| 二、《韩非子》的本体论 |
| 第二节 参验务实的认识论 |
| 一、先秦时期的认识论 |
| 二、《韩非子》的认识论 |
| 三、《韩非子》认识论与诸子之比较 |
| 第三节 因时制宜的变易发展史观 |
| 一、先秦诸子的历史观 |
| 二、《韩非子》历史观的主要内容 |
| 三、《韩非子》历史观的价值 |
| 四、《韩非子》历史观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韩非子》的伦理思想 |
| 第一节 自利自为的人性论 |
| 一、关于《韩非子》人性论的争议 |
| 二、《韩非子》人性论的基本内容 |
| 三、对《韩非子》人性论的评价 |
| 第二节 自然的道德观 |
| 一、关于《韩非子》道德观的争论 |
| 二、《韩非子》对儒墨两家道德观的批判 |
| 三、《韩非子》的道德观的矛盾性 |
| 第三节 崇尚实用的功利主义 |
| 一、对先秦义利关系的梳理 |
| 二、通过建功立业实现功利主义 |
| 三、《韩非子》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 |
| 四、《韩非子》功利主义的贡献与局限 |
| 第四节 尚公去私的公私观 |
| 一、《韩非子》的公私观的基本内容 |
| 二、对《韩非子》公私观的不同理解 |
| 三、对《韩非子》公私观的评价 |
| 第五节 基于利己自卫的人际交往原则 |
| 一、《韩非子》的利己交往原则 |
| 二、防人之心的自卫意识 |
| 第六节 《韩非子》的女性伦理观 |
| 一、贵族女性固宠的斗争实质是争夺基本的生存权 |
| 二、普通女性扞卫自己的财产权 |
| 三、女性扞卫自己的性占有权和性自由 |
| 四、女性对子女的教育权被剥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韩非子》的法治论 |
| 第一节 对儒家德治主义的否定 |
| 一、以人性自为批人性善恶 |
| 二、以德化无用批道德教化 |
| 三、以道德虚伪批德治实践中的矛盾 |
| 第二节 论法是治理国家唯一的有效手段 |
| 一、《韩非子》对法治的呼吁和论证 |
|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建立 |
| 三、守法是韩非法治思想的核心 |
| 四、韩非法治主张的实质 |
| 第三节 法、术、势三位一体 |
| 一、法、术、势的三位一体 |
| 二、抱法、处势、行术 |
| 三、禁心、禁言、禁事的法治境界 |
| 第四节 论德法关系 |
| 一、韩非子对德法关系的看法 |
| 二、德治与法治之比较 |
| 三、德法关系之处理 |
| 第五节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
| 一、《韩非子》对传统教育方式的否定 |
| 二、《韩非子》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
| 三、对“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评价 |
| 第六节 基于法治的管理思想 |
| 一、《韩非子》的管理思想——自为与无为 |
| 二、《韩非子》的社会监督思想 |
| 三、自我管理与法治管理相结合 |
| 四、《韩非子》用人的管理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详细摘要 |
（5）以术行法:熊十力建构的“韩非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新儒家心镜上的旧法家 |
| 二、作为“法术家”的韩非 |
| (一) 法术兼持的韩非 |
| (二) “极权主义者” |
| (三) “民主之法治” |
| (四) 法家正统派 |
| (五) “秦始皇-韩非子”模式? |
| (六) 尚力哲学:在荀与韩之间 |
| (七) 韩非人性论批判 |
| (八) 儒者对韩非的态度 |
| 三、“以术为先”与“抱法以治” |
| (一) “以术为先” |
| (二) 术的误用 |
| (三) “四家要旨”与韩非之术 |
| (四) 韩非之术与儒者之术 |
| (五) 由术到法:韩非的法理学 |
| (六) 法概念与立法观 |
| (七) 抱法以治:韩非法治的要义 |
| 四、“抱法”还需“用势” |
| (一) 势的概念与性质 |
| (二) “用势”对古圣德行的排斥 |
| (三) “感几而狂动” |
| (四) 威势与严慈 |
| (五) 威严之势与真假仁义 |
| (六) 威势对告坐之法的依赖 |
| (七) 一孔政策 |
| 五、结语:认真对待熊十力建构的“韩非学” |
（6）《韩非子》三大类实词的词类活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一）“词类活用”研究现状 |
| （二）《韩非子》语法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意义 |
| 三、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韩非子》三大类实词的活用类型 |
| 一、普通活用 |
| （一）名词活用作一般动词 |
| （二）动词活用作名词 |
| （三）形容词活用作名词、一般动词 |
| 二、使动用法 |
| （一）名词的使动用法 |
| （二）动词的使动用法 |
| （三）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
| 三、意动用法 |
| （一）名词的意动用法 |
| （二）形容词的意动用法 |
| 第二章 《韩非子》三大类实词活用的条件 |
| 一、三大类实词普通活用的条件 |
| （一）与代词“所”构成“所字结构” |
| （二）后面接宾语 |
| （三）有连词“而”连接 |
| （四）名词前有副词或能愿动词修饰 |
| （五）名词前后有介词短语 |
| （六）形容词、动词用作主语或宾语 |
| 二、使动、意动用法的条件 |
| （一）受宾语影响 |
| （二）并列结构影响 |
| （三）“相”或“自”+形容词 |
| 第三章 《韩非子》三大类实词活用后的语义变化 |
| 一、普通活用后的语义变化 |
| （一）名词普通活用后的语义变化 |
| （二）动词普通活用后的语义变化 |
| （三）形容词普通活用后的语义变化 |
| 二、特殊活用后的语义变化 |
| （一）名词特殊活用后的语义变化 |
| （二）动词特殊活用后的语义变化 |
| （三）形容词特殊活用后的语义变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吕氏春秋》与百家合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顾 |
| 三、写作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吕氏春秋》产生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诸子学术的发轫期 |
| 一、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和发展 |
| 二、诸子学术的发轫期 |
| 第二节 战国中期——诸子百家争鸣高潮期 |
| 一、社会各领域的变革和发展 |
| 二、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 |
| 第三节 战国末期——诸子学术的合流和总结期 |
| 一、社会统一的历史大趋势 |
| 二、思想文化领域的合流大趋势 |
| 三、产生于秦的原因 |
| 第二章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
| 第一节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
| 一、吕不韦的政绩 |
| 二、吕不韦与秦王政的矛盾 |
| 三、吕不韦组织编纂《吕氏春秋》原因考 |
| 第二节 《吕氏春秋》与综合家 |
| 一、《吕氏春秋》的学派属性 |
| 二、《吕氏春秋》的思想主旨 |
| 第三章 《吕氏春秋》融合诸子百家考（上） |
| 第一节 “法天地”思想的新高度 |
| 第二节 自然的“无为” |
| 一、承前继后的《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 |
| 二、遵循自然规律而行 |
| 第三节 治国的“无为” |
| 一、君主无为原则 |
| 二、“公天下”思想 |
| 三、禅让制度 |
| 第四节 人生的“无为” |
| 一、贵生、重己主张 |
| 二、节制情欲 |
| 第四章 《吕氏春秋》融合诸子百家考（中） |
| 第一节 德治主张 |
| 一、君主首先要有德 |
| 二、以德争取民众归附 |
| 第二节 法治主张 |
| 一、随时代的变化发展而变法 |
| 二、君主治国要依靠权势 |
| 三、赏与罚孰轻孰重 |
| 四、实行法律不能偏私 |
| 第三节 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
| 一、孔子、《黄帝四经》的德主刑辅主张 |
| 二、商鞅、慎到、韩非等的以法治国主张 |
| 三、荀子的“隆礼重法”主张 |
| 四、《吕氏春秋》对上述观点的吸收和改造 |
| 第五章 《吕氏春秋》融合诸子百家考（下） |
| 第一节 民本思想 |
| 一、重视民众 |
| 二、注重民众的教化 |
| 三、愚民政策 |
| 第二节 任贤使能 |
| 一、重视贤能 |
| 二、选拔人才的标准 |
| 第三节 社会历史观 |
| 一、倒退史观 |
| 二、进步史观 |
| 三、《吕氏春秋》的社会历史观 |
| 第四节 义兵主张 |
| 一、反对宋钘、尹文的偃兵主张 |
| 二、反对墨家的非攻、救守主张 |
| 三、义兵主张 |
| 第六章 《吕氏春秋》与百家合流 |
| 第一节 吕不韦对百家合流的推动之功 |
| 一、学术中心由齐之秦的转移 |
| 二、吕不韦对百家合流的推动之功 |
| 第二节 《吕氏春秋》确立了新的大一统思想体系 |
| 一、《吕氏春秋》之前诸子各家的强烈排他性 |
| 二、《吕氏春秋》如何融合诸子各家之长 |
| 三、新的大一统思想学说的确立 |
| 第三节 先秦文化的总结 |
| 一、《吕氏春秋》丰富的内容组成 |
| 二、《吕氏春秋》保存了一些亡佚的先秦文献资料 |
| 第四节 《吕氏春秋》对后世的影响 |
| 一、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影响 |
| 二、对后世学术着作方式的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韩非政治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韩非的身世 |
| 二、韩非生活的时代及其面临的问题 |
| 三、韩非政治哲学研究的意义 |
| 第一章 韩非思想的基本范畴 |
| 第一节 法 |
| 一、“法”的释义 |
| 二、韩非的“法” |
| 第二节 术 |
| 一、“术”的释义 |
| 二、韩非思想中的“术治”问题 |
| 第三节 势 |
| 一、先秦语境中的“势” |
| 二、韩非思想中的“势治”问题 |
| 第四节 公与私 |
| 一、关于韩非公私问题的几种观点 |
| 二、“人主的公义”、“人主的大利”、“臣下的公义”、“臣下的私心”以及“情好” |
| 第二章 韩非思想的哲学基础 |
| 第一节 道理观 |
| 一、先秦“道”论 |
| 二、韩非关于“道”、“理”的思想 |
| 第二节 人性观 |
| 一、先秦人性问题的提出 |
| 二、韩非的性恶论 |
| 三、韩非的非道德主义与法术势一体的政治方略 |
| 第三节 历史观 |
| 一、韩非常变思想中的准历史进化论 |
| 二、韩非的古今观 |
| 三、备变与变法 |
| 第三章 韩非的国家意识和理想政治 |
| 第一节 韩非的国家意识 |
| 一、以权力看国家 |
| 二、力竞生存:邦国的丛林法则 |
| 三、“不分势”的集权政治(邦国的内部) |
| 第二节 韩非追求的政治秩序 |
| 一、《大体》篇中的理想国 |
| 二、力霸的政治目标 |
| 三、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富国强兵 |
| 第三节 政治视角中的“言”的问题 |
| 一、韩非对语言现象的认识 |
| 二、控制政治言论、掌握言论之“术” |
| 附录一 关于韩非“法治”问题的争论 |
| 附录二 《韩非子》文本及韩非思想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析《五蠹》“故人重之”句（论文参考文献）
- [1]韩非与晚周学术[D]. 曲文. 吉林大学, 2012(08)
- [2]《韩非子》历史思想研究[D]. 李玉诚. 山东大学, 2014(11)
- [3]韩非子对古今之变的论说[J]. 白彤东.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5)
- [4]《韩非子》思想研究[D]. 关立新. 黑龙江大学, 2009(11)
- [5]以术行法:熊十力建构的“韩非学”[J]. 喻中.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7(06)
- [6]《韩非子》三大类实词的词类活用研究[D]. 康宁. 沈阳师范大学, 2017(01)
- [7]《吕氏春秋》与百家合流[D]. 林荣. 吉林大学, 2010(05)
- [8]韩非政治哲学思想研究[D]. 孙颖. 华东师范大学, 2009(12)
- [9]论韩非对荀子人性论与治术的继承及转化[J]. 曹美秀. 诸子学刊, 2007(01)
- [10]论韩非进化史论中的诸子共识及其对诸子学术的取舍[J]. 曲文.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