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高层近期的不安和动荡——是预算之争?还是大选前的较量?（论文文献综述）
宁威[1]（2018）在《民盟执政下缅甸民族整合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在民盟主导缅甸政治转型大背景下展开论述的,主要采用民族政治学相关理论对民盟执政以来的民族整合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分析,对本轮缅甸民族整合的现状、挑战、影响因素、趋势和对中缅关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全面探讨。本文由绪论、正文（共五章）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的由来及研究的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主要阐述民盟执政前缅甸民族整合历史进程与当前缅甸民族整合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界定了民族整合的定义与方式,为探讨民盟执政下缅甸民族整合问题打下理论基础。随后回顾了吴努、奈温、新军人政府时期和吴登盛政府推行的民族整合政策。吴努政府和奈温政府主要采取“同质化”治理方式,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政治一体化,不断剥夺少数民族的民族权利,遭到了少数民族的坚决反对,导致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民族武装对抗中央政府,使缅甸民族国家建设陷入困境。新军人政府时期和吴登盛政府时期,整合方式趋于平和,为民盟时期的民族整合打下了一定基础。在缅甸历届政府与少数民族的相互斗争与妥协之下,缅甸民族问题不断反复,导致当前民族整合主要面临着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意识不强、少数民族武装长期存在、罗兴伽人问题突显等。第二章主要论述民盟执政下民族整合措施及特点。在前几届政府民族整合的基础上,民盟政府的民族整合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继续推动民族整合向前发展,是民盟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昂山素季对其父亲昂山将军“彬龙精神”的继承、民盟对民族和解全面包容的态度、民盟将民族和解作为首要工作任务的决心、“民地武”对民盟政府民族和解政策的积极回应等都为缅甸实现民族和解创造了新机遇。民盟政府执政两年多以来,在推动民族整合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各方对民族整合期待也很高,但实际效果有限。从总体上看,缅甸民盟政府的民族整合呈现着整合主体二元化、整合取向多元化、整合路径双向化等新特点。第三章主要分析民盟执政下推动民族整合所面临的各种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影响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找出影响民族整合的关键变量。从政治方面来说,民主改革对民族整合具有双重影响,民主有利于消除缅甸各民族间矛盾与隔阂,但民主改革过快易引发民族矛盾爆发。长远来看,民主化是促进民族整合的利器,可以推动各民族权利平等,但在民主化过程中却会削弱权力核心引发动荡。缅甸是一个多中心的松散权力结构体系,其政治系统内存在着政府、军方、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党派和宗教团体等相对自治的组织。在各类组织相互竞争的背景下,政治权力博弈是民族关系的核心,也影响和阻碍着缅甸的民族整合。当前,民盟政府领导软弱,军方、“民地武”利用其地位无限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漠视国家公共利益,导致民族整合步履维艰,甚至削弱或破坏民主本身。从经济方面来说,民盟上台后,努力打造自由、公平的经济发展环境,进行了经济调整。但目前仍未能打破缅甸盘根错节的经济藩篱,抢夺资源控制权成为军方、政府、“民地武”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文化方面来看,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因素造成了缅甸民族间长期分裂,对国家内部分裂的担忧深深地烙进了缅甸文化之中。缅甸历史文化中各民族对彼此信任的缺失给民族整合带来极大的阻碍。从大国影响方面来说,美国、日本、欧盟等域外势力对该地区的拉拢、渗透日渐频繁,以输出“民主”为手段,以缅甸民族和解事务为跳板,进而插手缅甸事务。中国与东盟对缅甸的民族整合进程也格外关注。然而,西方插手缅甸民族和解问题的主要目的是扩大自身在缅甸的影响力,试图将缅甸民族问题国际化、复杂化,扰乱中国周边环境。东盟和中国希望缅甸能够顺利推进民族整合,以一个和平稳定的多民族国家身份积极融入地区安全秩序。第四章主要分析民盟执政下缅甸民族整合趋势及对缅甸民主国家建设影响。在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缅甸民族整合呈现出以下趋势:当前形势下解决缅甸民族问题的各方面条件仍不成熟,近年缅甸内外形势深刻变化使得该问题与缅内政外交、地缘政治等因素交织缠绕愈加复杂。和解氛围正艰难形成,对话机制正在建立;政府军与“民地武”之间的冲突绵延数十年至今,少数民族武装处境日益艰难,两极化发展趋向明显,一部分艰难融入主流社会,一部分在打压下由明转暗,有向恐怖主义发展的趋势;“罗兴伽人”问题使得缅甸民族对立情绪高涨,也使缅甸的国际环境遭受新的压力。民盟推行的民族整合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内在张力,但核心矛盾难以解决,民盟缺乏足够的实力来调停整合各方矛盾,导致民族整合推进缓慢,国家建设受到影响。第五章主要分析此轮民族整合对中缅关系的影响。民盟执政下,缅甸继续推动民族整合给缅甸局势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也使中缅关系出现了一些不确定因素。短期内,民盟执政下缅甸的民族整合措施暂未收到良好的效果,客观上还造成了缅北地区动荡、罗兴伽人问题突显等。但从长远来看,民盟全面包容的民族整合理念若实施得当,将有利于彻底实现缅甸的和平统一,促进中缅两国合作。因此,结合我“一带一路”倡议和“命运共同体”国际观,积极推进缅甸和平进程,共同构建地区安全环境是着眼宏观战略发展,谋求长远利益之举。在对策方面,首先要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认清发展稳定的缅甸更有利于中缅关系长足发展。以推动缅甸民族整合为契机,与缅甸新政府一起寻找中缅利益共同点,通过民族整合各项政策,将“民地武”吸收到合法国家体系,使其成为“负责任”的一员,避免其“恐怖主义化”成为新的“麻烦制造者”,并以此掀起中缅发展高潮,把中缅关系真正塑造为不同规模国家关系的典范。结论部分则是对全文结论和总体理论框架做出总结。
闫德华[2]（2015）在《缅甸政治转型以来的对外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0年11月大选后缅甸发生了重大转型,国家内政外交大政方针整体上发生了变化,外交成为缅甸转型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大选后的缅甸新政府的外交非常活跃。国际社会对缅甸的转型也抱有期待,西方国家、缅甸周边国家、中国都积极与缅甸发展关系,期待与缅甸关系提升到新的层次以适应缅甸转型带来的诸多变化。缅甸的转型还在继续,缅甸的外交变化也在进行。本论文试图分析归纳2011年以来缅甸对外关系的一系列变化；与2011年前的缅甸外交结合,分析归纳缅甸外交的相关因素与问题；对2015年缅甸大选后的外交走势中的相关因素与问题进行分析。缅甸自独立以来长期奉行中立主义外交以期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国家发展的核心利益。缅甸中立主义外交有一些阶段性特征,如不结盟中立主义、闭关锁国的中立主义、平衡外交的中立主义等,但缅甸中立主义外交的核心是一贯存在的。中立主义外交将缅甸定位于地区事务中的重要国家,自主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自主地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新政府组建以来,缅甸外交转型开始了积极拓展国际活动空间的中立主义,积极、平衡、中立,成为缅甸外交的特征；缅甸希望以国家大政方针的转型带动外交活动空间的拓展,以积极、平衡的中立外交促进国家政治的稳健发展和经济社会的重大跨越发展；促进缅甸国际形象和地位的提升。从缅甸外交的历史与2011年以来的现实来观察,缅甸外交有三个重要部分,即缅甸与西方国家的外交,与周边国家的外交,与中国的外交。每个部分在缅甸外交中的功能作用不同：与西方国家关系决定着缅甸所能够拓展的国际活动空间；与周边国家关系是缅甸外交的平台,在这一平台缅甸展示地区重要国家的形象发挥地区重要国家的作用,解决与周边国家的具体问题：与中国外交是缅甸外交的基本依托,在这一依托的基础上缅甸能够更好地发展与其他两个部分的外交。缅甸外交转型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全面、平衡、积极地促进三个部分的外交整体上有重大提升,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美国及其盟友与缅甸关系中自1988年以来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民主”与制裁）形成的一组矛盾,这一组矛盾在2011年以来有所缓和,西方国家与缅甸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部分解除对缅甸的制裁。但这一组矛盾在2011年以来并没有得到解决,依然是横亘在美国及其盟友与缅甸关系间的根本性障碍。这一组矛盾的焦点是对缅甸政治转型的评判：缅甸认为缅甸已经实现并完成了政治转型和民主化,要求美国及其盟友完全解除对缅甸的制裁,积极、全面地与缅甸发展关系；而美国则认为缅甸的“民主化”还远为完成,以制裁保持对缅甸的压力。这一组矛盾的实质是两国对缅甸转型认识的差距,缅甸希望以转型促进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全面发展国家间正常化关系,而美国等则希望以缅甸的转型为契机推动缅甸政权发生变化、完全成为其战略布局中的棋子。围绕缅甸新的大选问题,美国与缅甸关系自2014年5月以来有所降温。周边国家印度、泰国和东盟组织在2011年以来与缅甸关系的发展有三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上相互支持如东盟支持缅甸提前承担轮值主席国,二是经济合作深入推进如印度和泰国在缅甸的特区建设项目的推进,三是边境治理的加强如缅甸与泰国、印度在边境综合安全和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方面都有新的合作举措。周边国家与缅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有三个层面：一是印度、泰国等与缅甸民主派包括昂山素季保持联系,在缅甸“民主化”问题上,印度、泰国的态度虽然与美国有别但也积极关注缅甸的民主化问题；二是国际环境与局势的变化,如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国际金融等经济局势、美国的压力等都会对周边国家与缅甸发展关系产生影响；三是国内局势,如泰国政局2014年的变化就对两国关系造成了冲击。中国与缅甸在2011年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都积极巩固、提升相互关系以适应缅甸转型后的外交局势；在经济上两国重视推进重大项目的合作,中缅油气管道在2013年建成并试运营,但有的重大项目出现了波折如密松水电站等遭搁置、莱比塘铜矿项目一度停滞、互联互通的重大项目受挫；两国边境治理合作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军队间和执法部门间的合作得到加强。中国与缅甸关系的发展面临缅甸外交新格局、缅甸国内政治环境的压力与挑战,两国政府和执政党之间以增强沟通来保持相互关系的稳健发展。2011年以来缅甸外交发生了重大变化,缅甸外交出现了新的局面,但有一些重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缅甸的国家政治转型还在进行,缅甸的外交转型也还在进行,包括2015年大选对缅甸外交的影响。
程晓辰[3]（2020）在《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研究》文中提出政党是驱动国家机器运转的中枢力量,政党政治变化是透视一个国家政治状态的“显微镜”。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虚无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尘嚣日上,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右翼力量高歌猛进,而左翼力量则陷入到群体性迷失中。面对不利的发展形势,传统左翼政党不同程度的选择了向“右”转,社会民主党部分的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政治光谱上由左翼滑向了更温和的中左翼,与中右翼政党的同质化也越来越明显。共产主义政党则面临着比社会民主党更加不利的形势,一部分共产党选择解散党或者是改变党的名称和性质,完全转型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党,还有一部分共产党尽管保留了共产党的名称,但选择部分按照社会民主党的建党原则进行革新,出现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趋向。传统左翼政党向“右”转并向温和化转型是二十世纪末一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最显着趋势,其实质是削弱意识形态色彩并使得左翼政党在政治光谱上向“中间”移动,这给传统左翼政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政治身份认同模糊、阶级基础弱化、理论战略主张特色不足、组织力量碎片化加剧等,使左翼政党特别是共产主义政党的竞争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受到很大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到制度性、结构性、全面性危机中,持续衰退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就业形势、混沌焦灼的政治形势和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都使得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不断积聚,公民不满情绪日益增加,激进抗议运动频繁爆发,政党政治发展持续变动。我们应当看到,金融危机及其衍生危机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仍未彻底摆脱多重危机的“泥沼”,这对于左翼政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南欧国家处于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等多重危机直接冲击的第一线,其左翼政党的发展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危机后全球左翼政党的发展动向,特别是随着南欧地区新兴激进左翼政党的快速崛起,社会民主党的主流地位遭遇严重挑战,过去在左翼“一党独大”的状况已经难以复现,而共产主义政党则面临着更加被边缘化的窘况。可以说,传统左翼政党日渐势衰,新兴激进左翼政党迅速崛起是当前南欧左翼政党发展变化的最显着趋势。围绕着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进行研究的第一个核心问题是对其发展态势的宏观把握和规律性总结,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发展中呈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趋向是多维度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从温和到激进的流变。具体表现在:在政治组织力量上,持有激进立场的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快速崛起,左翼政治力量格局发生激变;在政治表达方式上,民众的不满情绪正日益通过频频爆发的激进抗议运动表达出来;在政治身份认同上,重新定义“左翼”、回到“左翼”已经成为南欧左翼政党变革的主要方向;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左翼民粹主义滥觞和列宁主义复归等都带来左翼政党指导思想的“极化”;在政治战略主张上,民粹主义、反建制主义、疑欧主义等多股政治思潮的兴起引发主流政治激荡变革。同时,就某一政党或不同类型政党来说,其转向激进的程度又是不同的,存在个体和类型的差异,因而这里的激进转向核心讨论的是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南欧左翼政党向“右”转、进行温和化改革,又在金融危机后逐渐向“左”转、强调回到“左翼”和转向激进的这样一个过程和趋向。围绕着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进行研究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厘凊激进转向的发生机理,找到引发这种转向的根源。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是金融危机及其衍生危机在南欧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系统反映。窥探“后危机”时代南欧左翼政党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风云诡谲的形势变化与左翼政党的起伏波澜是相一致的,社会矛盾的不断加深也导致公民不满情绪持续上升,并最终演化为一系列的激进抗议运动,使得南欧左翼运动的发展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公民选择诉诸更加激进化的政治表达方式,与其合法利益表达渠道长期以来被建制派精英垄断和阻塞不无关系,自由民主的选举制的制度运行已然与制度设计初衷相悖,因而其存在的形式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已经无法及时准确的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切,这是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政党政治产生激烈变动的根本原因。当然,新媒体工具的使用及其所形成的强大的技术控制力,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围绕着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进行研究的第三个核心问题是对激进转向实质的分析。金融危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是南欧左翼政党在多重危机下进行适应性变革与调整并在政党意识中的自觉表达。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出现的政治乱象（如频繁大选、频繁组阁、频频陷入政治僵局等）让普通民众对选举活动日益感到厌倦,对传统政党的不信任感也陡增,并将选票投向政治身份定位更加清晰、理论战略主张特色更加鲜明以及更擅于运用新媒体工具进行舆论造势和宣传的新兴政党,带来南欧国家政党政治格局和发展方向的大变动,这预示着南欧国家传统“准两党制”格局的崩解,也意味着西式民主衰退和新自由主义的神话破灭。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还加剧了南欧社会的深层撕裂,普通民众的金融恐慌和对政府出台紧缩政策的严重不满是激进抗议运动频频爆发的直接“导火索”,这引发了普通民众社会心理特征的急剧变化和社会思想意识的“左”转,而在选举政治下政党迎合选民意向成为一种必然。值得注意的是,南欧国家左翼政党所作出的调整与变革不仅是由于发展中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包含了对右翼力量联合攻击的策略应对。随着极右翼政党在南欧国家逐渐站位脚跟并日渐势大,以及中右翼与极右翼等右翼力量联合攻击趋势的增强,左翼政党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与日俱增,这也迫切要求南欧左翼政党必须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并做出积极的调整和变革,能够在“内忧外困”的不利形势下充分把握好金融危机后出现的战略机遇期,努力推动左翼的复兴和发展。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左翼向何处去始终是一个被广泛讨论和热议的话题,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势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左翼政党重回“左翼”、转向激进是新形势下左翼政党变革与调整的主要方向,但回到“左翼”也并不完全是回到过去的“左翼”,而是对“左翼”进行一个重新的界定和厘凊,使左翼政党的“左翼”身份特征鲜明、特色突出,更容易获得选民的支持和信赖,也更好的推动左翼政党迈向持续向好发展的轨道上去。总体而言,本文对金融危机后南欧激进左翼政党转向激进的研究是对其发展趋势的整体性、规律性、前瞻性的把握,也是以南欧左翼政党为蓝本对金融危机后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极化现象所进行的一个系统分析和案例研究。当然,南欧的政治发展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且每个国家和每个政党的发展都不尽相同,本文的研究也旨在洞察南欧左翼政治发展的方向,并准确把握当今世界政治形势变化,以期为促进中国与南欧国家交流合作,推动中国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王延敏[4]（2012）在《以色列政党政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初，致力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犹太精英建立了犹太复国主义政党，这是以色列政党政治的缘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犹太民族传统的“回乡观”与包含自由、民主、平等、民族、国家等现代理念和革命斗争精神的欧洲民族主义在现代反犹主义肆虐的环境下发酵的结果，是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重建民族家园的现代世俗民族主义运动。各犹太复国主义政党担负着犹太民族复兴的重大历史使命，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打拼，在巴勒斯坦恶劣的社会生态环境下建立起一个准国家的犹太社会，以色列政党政治的格局和传统基本形成。1948年以色列国家的建立为政党政治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政党政治则在以色列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以色列政党政治经历了从工党主导到工党和利库德两大政党集团竞争对峙再到大党不大、小党不小及“极化多元主义”格局的发展历程，与之相伴随的是以色列民主政治的发展。移民社会的多元性、周边关系的紧张性、犹太民族的宗教属性和以色列国家的犹太属性使以色列政党政治具有了许多不同与一般正常社会和国家的特征。以色列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多党制，党派林立、分化组合频繁且碎裂化格局越来越明显。移民社会的多元性是形成多党政治格局的长期起作用的社会因素，单一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则是长期起作用的结构性因素。1996年以来以色列政党格局更加碎裂化并呈现出大党不大、小党不小及“极化多元主义”的格局，其根本原因是经济结构变迁的结果，是近20年的社会转型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总理直选制度的实施是短暂起作用的结构性因素，只是起到了一个加速的作用。伴随以色列政党政治的演变，宗教政党政治经历了由弱变强，由虚变实，由最初的防御到最后的攻势地位的复杂的变化过程。宗教政党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干预超出了通常人们对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解。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既有历史文化的厚重影响，又是现实政治发展的逻辑结果和必需。宗教政党对公民自由权有着某种程度的制约，对政府执政效能的发挥也具有一定的阻滞影响，然而，作为议会民主政治生活中一以贯之发展下来的力量，作为绝大多数联合政府的重要组成部份，宗教政党对大党专权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对以民众政治参与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沙斯党在三大宗教党派中具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代表社会弱势群体——东方犹太人提出了要求政治、经济、社会平等的权利诉求，调动了该群体广泛、主动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本质上讲促进了以色列民主的深入发展。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最民主的国家，但在宗教与民主的关系上，以色列与周边的伊斯兰国家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阿以关系对以色列政党政治的影响是直接的、深刻的，成为以色列政党分野、分化和兴衰的重要因素。同时，以色列政党政治也影响并左右着阿以关系的发展方向和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各政党对中东和平进程态度的分歧，是导致其不稳定性、曲折性和长期性的重要因素。社会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以色列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阿拉伯公民与犹太人之间、东方犹太人与西方犹太人之间、宗教与世俗之间和新移民与老移民之间的四组矛盾是对以色列政党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矛盾。以色列政党政治反映了诸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运动，同时，也成为社会矛盾疏通缓解的重要通道。
宁彧[5]（2018）在《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9年7月,“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博尔诺州首府迈杜古里发动暴乱,随即遭政府镇压,领导人穆罕默德·优素福被法外处决。次年9月,新任领导人阿布巴卡尔·谢考以“复仇”的名义掀起“圣战”。从此,尼日利亚陷入了严重的安全危机中。人员伤亡惨重、经济损失巨大、难民问题突出成为“博科圣地”问题之于尼日利亚的真实写照。自2011年起,尼日利亚政府从未停止对“博科圣地”围剿,其中也伴随着数次效果不甚理想的和谈。2015年后随着问题外溢,在非盟主持下,地区合作逐步推动,多国联合部队成立。虽然取得了些许成效,但时至今日,“博科圣地”仍保持一定频次的恐怖袭击,威胁依旧。“博科圣地”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产物。尼日利亚独立后,西方制度明显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政局动荡不安,频繁的转型使尼日利亚政治异常敏感。第三共和国后,深感权力被分享的北方政治精英积极推行伊斯兰教法撕裂国家。不仅如此,少数族群问题与政治腐败问题更成为“博科圣地”抨击政府的借口。单一的石油经济结构、忽视地区间平衡、漠视民生,贫困与失业问题成为“博科圣地”壮大的土壤。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长期对立、伊斯兰教内部极端化倾向明显、萨拉菲主义兴起且为极端势力所利用,又成为“博科圣地”意识形态的基础。“博科圣地”有着特点鲜明的发展脉络。穆罕默德·优素福是“博科圣地”的开创者与推动者;阿布巴卡尔·谢考进一步将“博科圣地”推向了极端化的深渊,彻底蜕变为恐怖主义组织。在内外力互动作用下,“博科圣地”先后经历了多次大的分裂,穆罕默德·阿里与卡纳马基地、“优素福伊斯兰运动”与“安萨鲁”、穆罕默德·马尔万派、阿布·巴纳维的“伊斯兰国西非省”等都是“博科圣地”分裂与整合的产物,从而凸显了该组织内部意识形态与行动实践的差异。“博科圣地”具有清晰的体系建构特征。萨拉菲主义构成了“博科圣地”意识形态的核心,阿里、优素福、谢考,乃至巴纳维等人的不同阐释,对其既有继承,更有分歧。对文化、族群、现实利益等因素的解读又突出了其意识形态的特殊性。随着领导人的不同、斗争策略的转变、外部压力的强弱变化,“博科圣地”呈现出动态的组织结构特征。虽具有明显的“等级制”,但趋于“扁平化”。由于组织的分化或分裂,其外部形态又呈现“网络化”。“博科圣地”具有强烈的本土化特性,一是本土化成员占据主体,且由于领导人的族群身份,卡努里人组织中占据多数,但“博科圣地”问题并不等于卡努里族群问题。儿童兵与女性圣战者则是“博科圣地”人员组成的新特点。二是资金来源。来自国内的“合法”性收入、捐赠性收入在最初占据主导。但是,随着该组织的恐怖暴力化,其资金的犯罪性收入比例加大,且与外部的资金联系日益加深。尼日利亚国家发展中的南北经济差异、政治隔阂、危机管理问题与“博科圣地”互为影响。大量贫困失业人员、北方伊斯兰化等有利于该组织的发展壮大。尼日利亚政府应对软硬失当则进一步催生了“博科圣地”的极端化。该组织的长期存在对尼日利亚国家造成了严重伤害,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社会动荡、国家形象受损。不仅如此,它还挑战了地区安全,乃至国际社会。在地区安全层面,活跃于萨赫勒地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青年党”等极端组织与“博科圣地”的互动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而“博科圣地”的壮大进一步催生了“动荡弧”的发展演变。对于“博科圣地”问题,非盟、西共体、尼日利亚周边国家均积极应对,推动合作。其中,非盟完善了制度层面的设计,并推动多国联合部队扩充、部署;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有效遏制了“博科圣地”的肆意蔓延;西共体则提供了必要的援助。但是,地区国家的合作也由于各国的历史争端与现实分歧而面临一定挑战。在国际安全层面,“博科圣地”与“基地”组织总部、“伊斯兰国”的联系强化了其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身份;该组织对阿布贾联合国大楼的袭击、对域外国家公民的劫持、对西方国家的言语威胁、在国内制造屠城惨案与大规模人质事件等,无一不引起世界震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法国、美国等世界大国审慎应对,协助萨赫勒地区国家打击“博科圣地”。本文认为,“博科圣地”经过了从“内生”到“外溢”的发展过程,尼日利亚国家生态、政府危机治理、地区局势动荡、反恐合作不力与其产生、发展、壮大有着一定关系,但这并非是简单的直接因果关系,而是一种“互借”的复杂模式。从根本上看,“以暴易暴”并非长久之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维护政局稳定、平衡地区差异、重视民生问题,从发展的角度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才是彻底解决“博科圣地”,乃至撒哈拉以南非洲极端组织问题的关键所在。
吕香芝[6]（2013）在《打开缺口：美国对波兰政策研究（1980-1989）》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是美苏对抗的最后十年,也是决胜阶段。期间,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重要成员国——波兰正经历着政局的动荡不稳。这个国家既是苏联对抗美国的前沿阵地,又是苏东阵营内部最具有亲西方传统与反苏民族情绪的国家,是苏东社会主义链条上最不稳定的因素和最薄弱的环节。在此期间的美国三任总统卡特、里根和布什确定了以波兰为突破口,通过公开外交手段与隐蔽行动战略相结合,颠覆波兰共产党政权,进而瓦解整个苏东阵营的最终目标。美国对波兰的政策对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发挥了“加速器”的作用。根据近些年陆续解密的美、苏、波等当事国家文献档案资料,以及相关国家政要的回忆录、言论集、总统公开文件和口述史等等,对美国在整个80年代对波兰的政策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既可以弥补目前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又有助于总结苏东剧变的历史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回顾了1945-1980年美国对波兰的政策。总的来说,美国对波兰的政策经历了从遏制到区别对待的演变。1956年是美国对东欧苏联卫星国政策的转折点。此前,这些国家被认为是苏联“顺从的卫星国”,在外交上与苏联等同对待；此后,东欧国家出现的自由化趋向改变了美国的看法,随之开始调整政策,和平演变取代了全面遏制。波兰作为苏东阵营里的特殊国家,开了美国政策调整之先声。1956年波兰事件后,美国视其为“半独立的卫星国”和敌对阵营里值得培育的“自由的种子”,遂对其采取“区别对待”,以经济援助、贸易优惠等措施拉拢波兰,以达到最终将波兰拉入资本主义阵营,瓦解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目标。期间,由于美苏关系的波动,波兰在外交上紧随苏联,美波关系有过恶化,但整体上来讲,美国对波兰的政策是有别于其它东欧国家的。第二章：分析了1980-1981年波兰危机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本章在简要梳理波兰危机经过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美苏两个大国在此期间的反应与对策。苏联向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施加了全方位的、多渠道的压力,敦促其坚决果断地镇压反革命势力,恢复国家的秩序。美国卡特和里根政府的首要考虑是防止苏联出兵干涉,保障波兰的民主化进程不出现倒退。为此它一方面争取与盟国协调立场,发动公开的外交攻势,向苏联施加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以向波兰政府提供经济援助为诱饵,鼓励其行为保持克制,保证波兰国内的民主变革能够继续深入。总体上来说,受雅尔塔体系和波兰在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特殊地位所限,美国政府的行动能力大受影响。第三章：梳理了里根政府对波兰的政策,这是政府对政府层面上的政策考察。这一时期,里根政府对外政策的重心是处理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进行裁军谈判。因此,军管之后,对波兰的政策被放在了美国战略考虑的后台,附属于美国对苏联的政策。里根政府在宣布对波兰政府实施经济制裁的同时,又向其提出了解除制裁必须同时具备的三个条件：取消军管、释放所有被拘捕人员、与天主教会和反对派和解。在“渐进政策”的框架下,美国与波兰之间形成了“以取消个别经济制裁换取波兰逐步向满足上述三个条件迈进”的新关系模式,原来的制裁大棒变成了诱使波兰做出政治妥协的胡萝卜。1985年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美苏关系、波苏关系均发生变化,雅鲁泽尔斯基加快了国内政治改革,美国对波兰的政策开始超越“渐进”,以提供实质性的经济援助为诱饵推动波兰的政治多元化进程。总体上来看,这个阶段美波关系呈缓慢演进态势。第四章：考察了布什政府对波兰的政策,此部分同样侧重政府对政府层面上的政策考察。1989年1月布什上台时,正是苏东阵营局势最动荡迷离的关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迹象越来越清晰,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对其外交新思维的阐述也越来越频繁和直接。布什政府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把政策重心从与苏联之间进行军控谈判调整为关注东欧国家的政局演进,企图通过审慎地鼓励东欧国家的改革,把它们融合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中来。对白宫的外交政策设计师来讲,波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突破口。在波兰国内政局动荡不稳的进程中,布什政府加强与波兰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联系,引导“革新”走渐变的道路。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政权之后迅速扩散至整个东欧乃至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崩溃的过程中,布什政府逐步推进所谓“变革”的谨慎的外交方式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五章：分析了美国隐蔽行动战略在波兰的实施,这是就美国政府对波兰反对派的政策所进行的考察。由于军管之后波兰反对派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美国政府对反对派的支持主要通过隐蔽行动的方式来实现。与同期美国在阿富汗、尼加拉瓜和安哥拉等国家主要是向叛乱分子提供武器、雇佣军、军事顾问和炸药等传统的方式不同,在波兰,美国的隐蔽行动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以“推进民主运动”为旗号、以罗马教皇为合作伙伴,以波兰天主教会为政治渗透的渠道、以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为媒介、以“自由欧洲电台”为宣传武器、以华沙大使馆为活动中心,向团结工会提供巨额的物资和资金以及信息援助。这些隐蔽行动“拯救”了团结工会,维持了它的生存和复兴,进一步加剧了波兰国内的政局动荡,加速了波兰共产主义体制向西方所谓的民主的和平转型,而美国政府自己却不留下任何可能被人抓住的把柄。结论部分在前文分阶段论述美国对波兰外交政策的基础上,主要对美国此期的政策从整体上加以思考。80年代美国政府的公开外交于段与隐蔽行动战略密切配合,加剧了波兰的动荡形势,加速了该国的政局演变和制度的崩溃,进而引发了整个苏东阵营的连锁解体及制度崩溃的过程。这样,以波兰为缺口,美国的政策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中发挥了“加速器”的作用,这一作用不可低估。
王帅[7]（2017）在《两德统一的外交史研究（1989-1990年）》文中研究说明“德国问题”可谓东西方欧洲冷战场上最重大、最核心的议题。二战之后它基本上经历了 1941—1949年两个德国分裂局面的形成、1949—1963年围绕德国问题展开的斗争、以及1963—1985年德国问题的“缓和”及其困境几个大的历史阶段。从这段历史中德国人清楚地认识到,解决德国问题的所谓的自主权仅仅存在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子之下。不过,“缓和”时期种下的合作、协商等解决问题的方式给以后处理德国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示范路径。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为了继承和发扬安德罗波夫的改革思想并进一步根除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沉疴旧病、调整苏联因过度扩张而导致的国民经济结构的畸形、避免核战争带来的全盘皆输的风险,提出了对苏联从内政到外交实施全面改革的“改革与新思维”。“改革与新思维”在外交上的表现便是鼓励东欧等社会主义卫星国效仿苏联推进自由化改革并默认其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波兰与匈牙利的民主化改革加上联邦德国对“东方政策”的背离诱使了民主德国危机的全面爆发。德国问题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再次回归国际政治舞台。以“克服欧洲分裂”为目标的美国谨慎支持德国的重新统一;惧怕“德意志民族侵略性性格”的英国首相撒切尔不顾英国外交部的反对坚持公开反对统一;法国的立场则是矛盾的,私下里反统一因担心统一破坏既有的欧洲一体化建设,公开对统一的友好因担心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可能破坏法德互信。苏联仍然抱守传统的两德分裂政策,但戈尔巴乔夫无差别地鼓励东欧改革连同苏联自身无力帮助东德走出危机,使得苏联难再胜任“保持两德统一大门关闭”的守门人的角色。联邦总理科尔在极度微妙的国际与国内环境下出人意料地提出了旨在实现德国统一的“十点计划”。他凭借该计划树立了国内权威、进一步稀释了民主德国的主动权与稳定性、有力抵制了欧洲邻国的迟疑和反对、为联邦德国的进一步行动塑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十点计划”遭到了欧洲的联合抵制,美国坚定地站在联邦德国一边一面安抚苏联,一面对英法施压。德美协作构建了德国统一之路坚实的外部基础。科尔通过对波德边界的公开承诺以及对欧洲建设法国式路径的允诺最终得到了密特朗在统一问题上的中立。撒切尔拉拢密特朗组建英法反统一协约因此失败。与此同时,苏联面对科尔一步步将东德推向深渊的“大步子政策”,不论是在内政上还是在外交上都显得无能为力。1990年1月底四大国相继承认统一不可避免后,各方启动了对协商框架的研判。美国国务院主张的“2+4”框架无意中贴合了法、苏私下里的想法。与英国方面的接触使国务院坚定推行“2+4”框架路线而非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张的“1+1”事实统一路线。贝克对联邦德国推广这一框架时德国外交部仅仅表现出了兴趣但并未给出承诺。英、法迫于两德内部事实统一进程的推进迅速接受了六方框架并加入到了美国劝说德国接受六方框架的努力中,这又迫使德国总理府表示并不反对“2+4”框架。贝克的莫斯科之行顺利取得了戈尔巴乔夫对框架的支持。美国国务院及贝克在框架的形成中扮演了倡导者与推动者的角色。四大国随后一方面对“2+4”框架进行筹备,另一方面谋划统一后德国的安全身份、地理版图、以及以一种什么样的地区机制约束潜在的地区霸权。“2+4”框架的议程之争中,在德美协作以及两德事实统一的压力下,英法逐步倒向德美。联邦德国对苏联经济与政治要求的迎合促使莫斯科做出了谨小慎微的妥协,“2+4”谈判的四大议程（边界、政治军事、柏林、终结四大国权利与责任）问题得以确立。安全议题上,虽然美国内部的不同立场给了联邦德国、英国以及法国政策空间,但德美戴维营再协调推翻了德国外交部的“图青构想”（北约不能东扩）。东德大选的结果挤压了莫斯科的政治空间、华沙条约凝聚力的式微、国内的分离主义运动分散了精力、国内各派在安全议题上的分歧巨大使得苏联难以再出台统筹性立场等。联邦德国与美国分别从经济、政治、北约改制等方面促动苏联接受德美路线并最终在苏德高加索峰会取得了成功。边界议题上,出于国内选举政治考量的科尔不愿公开惹恼国内的保守派,并且确认波兰德国间的奥德-尼斯边界与德国统一是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波兰总理马佐维耶茨在国际舞台上发起的外交战得到了英法的支持,国内执政联盟的持续压力最终迫使科尔答应邀请波兰进入“2+4”谈判。边界问题上的争执实际上是波德两个民族实现历史和解的重要内涵。在以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来约束德国问题上,苏联的泛欧主义构想遭到了西方盟国的一致孤立。法美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的激烈竞争以法国的不彻底让步告终。这种不彻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答应美国召开北约峰会以共同就大西洋联盟的未来进行磋商;另一方面与德国一道加速欧共体进程建设并凸显欧共体的主要地位。这又为1991年底《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以及欧共体转型成为欧洲联盟奠定了坚实基础。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的争论也促使美国急切地推动北约转型,并冠之以说服苏联接受德国北约身份这一理由。受制于国内保守派的苏联在“2+4”层面虽然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不妥协,但盟国先后展开的多轮游说充分显现出盟国对苏的极大诚意以及盟国之间的牢不可破。德国主导的对苏经济援助以及美国主导的北约改制这双轨策略帮助戈尔巴乔夫与谢瓦尔德纳泽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战胜莫斯科的保守派并巩固了最高权威,科尔的访苏之行为两德的最终统一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四大国与两个德国在莫斯科签署了《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总的来说,“2+4”谈判的成功离不开柏林四国协调一致的立场,也离不开盟国对苏联利益的关切。
杨玥[8]（2013）在《从合作到冲突：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关系的演进看苏联解体》文中提出本文梳理了1985到1991年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从合作到冲突的关系演进，在分析两人关系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探析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进行的民主化改革以及苏联最终解体的历史。论文指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虽然充当了苏联解体的掘墓人，但从两人关系的演进中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的个人性格、苏联内部的党派斗争、苏联自身发展的历史惯性、外部因素等多层次因素都深刻影响到了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并进而影响到了苏联的改革进程，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王钶媃（Ong Ke Rou）[9]（2019）在《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来西亚族群关系是人类学与社会学传统且经典的研究课题,但以传播学的视角进行相关研究,尤其重视媒介化社会下马来人与华人之间族际交往的研究却并不多。严格来说,马来西亚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关系是一种共生状态,即冲突又和谐。外界认为的族群团结一致,其实对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笔者而言是一种客气却不敢逾越的互动关系。这引发了本研究对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一系列思考:何为冲突与和谐并存的族群共生状态?其上层建构与日常互动中的族际交往又有何规律与区别?民间族际互动如何解构族群冲突走向共生关系?本文基于以上考虑,紧密围绕“马来西亚马来人与华人的族际交往如何达到共生关系”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本研究是一项质性研究,笔者用了两年的时间进入田野调查,在学校、职场、网络等多个社区进行、实地观察,同时也选择了 80位不同年龄与性别等特征的马来人与华人,来作为主要的访谈对象,重点关注两族之间的接触、互动、交往与矛盾关系,具体考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族群认知与偏见、交往模式和规律,以及互动关系中和谐与冲突的动因和过程,通过对日常与网络社会的族际交往这一动态过程进行深入观察,挖掘隐藏在其中的内在关系逻辑。本项研究意欲回答两个主要的关键问题,其一是日常互动中族群间的隔阂与客气交往是何以造成与建立的?上层建构的族群关系如何影响日常族际交往?两族间存在一条不容挑战也不可逾越的线又怎样解释?其二是马来人和华人之间很有默契地不去挑战这条线,到底这条线是什么?其深层内容与交往规律为何?为什么存在这样的一条线?日常生活的这条线又如何对应上层建构的族群关系?从这两个问题出发,本研究将从三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首先是民间叙述中日常语态的族际交往是怎样的关系过程,其上层建构的矛盾冲突如何透过日常族际交往得到消解与重构?接着是媒介化社会语境下代际差异的族际交往有何异同,这变迁的族群关系如何走向阈限性族际边界与族别认同?最后则阐释族群间复杂而动态的共生关系如何形成并影响族群冲突的产生、建构、转换、消解与重构?研究发现,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冲突关系,是被上层政治精英作为阶级集团利益共同体所建构的,事实上日常互动中两族的交往模式消解了冲突并达成“互不侵犯”的相处之道。与此同时,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关系是嵌入与脱嵌于日常和网络社会的双重交往,即日常族际交往中是嵌入心理而行为脱嵌,而网络中的族群互动则是行为嵌入而心理脱嵌的。此外,从日常场域转向网络社会的族群交往将因时空压缩和时空延伸而得以消解上层建构的族群偏见,并将其重新编码让新一代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关系趋向融合。这促使笔者进一步思考,为何马来人与华人之间更多呈现出是一种“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总是保持着安全距离的共生关系?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容易在日常互动中被解构,但即便物理距离接近,心理距离上仍遥不可及,双方都不愿意跨过界限,就像彼此之间有一道墙,或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线,谁都不会轻易挑战这条线。研究分析认为,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隔阂,这条所谓的不可逾越的线,实际上就是一条族群交往中“隐形的安全线”。上层建构的是安全“虚线”,间歇性发生且影响力不足,而日常互动中的族群交往也消解了被建构的冲突关系。“虚线”虚无而虚假,但日常互动中的安全“实线”则实在而真实。实线与虚线相互交叠,显示出族群共生关系,马来人与华人之间体现出一种不愿主动挑战“安全线”的共处状态、相处之道与交往规范。“隐形的安全线”具有根本性、复杂性与流动性。其根本性在于上层建构了“他族寄生于我族”的优越感与认知偏差、我族因沉默的螺旋而产生了外显与内隐的族群尊严,以及媒介尤其媒体因“把关人”的议程和情绪设置,而将族群关系导向冲突或和谐。其二,安全线的复杂性体现在“离心与向心双倾向”相互牵制,及其因程度长短与选择高低而产生的四种交往维度。最后,安全线的流动性是基于族群交往转向网络社会时,其缺场交往的时空属性赋予了阈限身份,即随时切换族群身份与国族认同的可能性。于此同时,马来人与华人在族群认知中出现了传播断层,过去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将因受众的自主选择,而陷入失衡的螺旋,导致新生代一旦接触有别于既定印象的他族认知,则将产生传播休克。这种短暂的文化休克将出现四种反应:惊讶、不接受、努力接触与最终快速适应。研究分析也认为,安全线之所以流动性高,是因符号延异过程中漂浮的能指的任意性,尤其语言成了两族深交与绝交的重要因素。简单来说,安全线的根本性保证了两族之间的安全距离,而其复杂性与流动性导致共生状态得以长久延续。但这条安全线必须是隐形的,因为只有隐形才安全,才能消解上层刻意建构的族群矛盾,同时,隐形的安全线是日常互动中一种仪式化交往的社会规范。“隐形的安全线”虽然是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中的本土化概念,但却也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中尝试打破宏观与微观的二元对立,补充族群边界理论的内涵,重视交往在心理与行为上的“双重性”,以及高语境化的时空属性。全球化时代下,跨文化传播赋予了文化体之间更多碰撞与交流,而交往中“隐形的安全线”解释了多个文化体之间在日常与网络社会的不同互动,安全线虚实交叠恰恰体现上层与民间的跨文化对话,其复杂性与边界的流动性体现了两种文化的交流与适应过程。
马晓云[10]（2017）在《从“疑欧”到“脱欧”：英国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研究》文中认为“疑欧主义”是英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2016年6月,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欧”震惊世界。英国外交讲究实用主义,从“疑欧”到“脱欧”,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遵循的逻辑是:首先、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冲击下,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以及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降低了英国加强与欧洲关系的压力,促使它去寻求新的国际介入。其次、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主要涵盖三个方面:在防务领域,英国曾主导欧盟防务一体化的建设,然而英国的基本原则是把它视为是北约的补充,加之该政策机制自身的缺陷,成员国对防务能力承诺的投入不足,以及成员国建设观念之间的分歧,使英国的立场发生动摇。卡梅伦政府对欧盟集体防务的主导性战略是脱离介入。鉴于英国在欧洲防务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防务在“脱欧”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经济领域,英国国内对欧盟成员国地位成本与收益的评估,存在激烈的争论。尤其是近年来,欧盟在英国贸易份额中比例的下降,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地位的上升,同时,成员国地位阻碍了英国与欧盟之外国家和地区签订更自由的协定,使得这一争论更加突出。卡梅伦政府迫切需要削减财政赤字、恢复经济增长。然而,欧债危机大大降低了英国对欧出口,加剧了英国银行业对欧投资的风险,尤其是危机突显的欧元区国家国际竞争力的缺乏削弱了英国人对一体化的功利性支持,助长了英国国内“疑欧主义”情绪的发展,迫使卡梅伦对欧盟采取强硬的立场,使英欧分歧公开化。支持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是卡梅伦政府对欧经济政策的一大亮点。然而,TTIP通过“贸易转移”效应造成英欧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下降,进一步增强了其对欧盟的离心力。在政治领域,英国一贯反对向欧盟超国家组织让渡主权,反对欧盟朝联邦制方向发展。卡梅伦政府强烈反对欧盟为应对危机而加强政治一体化的努力。欧盟向财政一体化方向的发展与英国参与一体化的宗旨背道而驰,尤其是欧盟新签订的“财政契约”使欧盟内的权力从“法德轴心”向“德法轴心”转变,英国陷入孤立,坚定了它寻求调整英欧关系的决心。另外,由于欧盟拒绝给予伦敦金融城以特别保护,若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将必须接受欧盟不断趋紧的监管规则,例如:建立银行业联盟、征收金融交易税等,威胁其金融业的利益,使它不得不考虑退出欧盟。重要的是,卡梅伦否决欧盟修约并未缓解国内要求就欧盟成员国地位举行全民公投的政治压力。否决欧盟修约成为英欧关系的分水岭。综合经济、政治两方面因素考量,欧债危机无疑是英国“脱欧”的导火索,其中经济因素是基础性动因,而政治因素是重要的纽带。再次、基于对欧洲政策困境的认知,卡梅伦宣布将重新谈判英欧关系并举行“留/脱欧”全民公投。作为情势施动者,卡梅伦改变对欧政策传统旨在调和党内、党外和民众的诉求,缓和国内矛盾,稳固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同时,把“脱欧”作为筹码,迫使欧盟在英欧谈判中做出让步。随着英欧矛盾与分歧的进一步扩大,移民问题逐渐成为双方冲突的焦点。2016年2月,英欧重新谈判达成协议,欧盟对英国做出一定的让步。在此期间,欧洲的难民危机加剧了民众疑欧主义情绪和分离主义倾向,尤其是难民危机引发的恐怖主义威胁激起英国国内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成为民众选择“脱欧”的重要推动力。最后、卡梅伦政府的政策目标是“留欧”,然而,“脱欧”这一结果反映出政治精英阶层战略上的短视及其对国民情绪的误判,突显了在社会纬度,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浪潮在普通民众与精英阶层之间形成的鸿沟,公投“脱欧”实际上是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的政治反叛。从英国对欧政策的传统、历史、观念和情感等角度来看,英国“脱欧”是可以理解的;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英国“脱欧”的目的不是要抛开欧盟,而是要重新调整英国与欧盟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它是英国外交讲究实用主义的再次体现。从中、短期来看,“脱欧”这一政策后果带来的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必将对英国自身、欧盟、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实践乃至全球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长远来讲,目前还难以对“脱欧”的利弊做出进一步的评判。至于英欧关系的未来,双方最终能否达成“英国模式”的安排,让我们拭目以待。
二、美国高层近期的不安和动荡——是预算之争?还是大选前的较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高层近期的不安和动荡——是预算之争?还是大选前的较量?（论文提纲范文）
（1）民盟执政下缅甸民族整合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民盟执政前缅甸民族整合历史进程与主要问题 |
| 1.1 民族整合定义与基本方式 |
| 1.1.1 民族整合的定义 |
| 1.1.2 民族整合方式 |
| 1.2 独立后缅甸民族整合历史进程 |
| 1.2.1 吴努执政时期的民族整合(1948—1962) |
| 1.2.2 奈温执政时期的民族整合(1962—1988) |
| 1.2.3 新军人政权时期的民族整合(1988—2011) |
| 1.2.4 吴登盛政府时期的民族整合(2011—2015) |
| 1.3 缅甸民族整合面临的主要问题 |
| 1.3.1 缅甸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意识不强 |
| 1.3.2 少数民族武装长期存在 |
| 1.3.3 罗兴伽人问题突显 |
| 第二章 民盟执政下民族整合措施及特点 |
| 2.1 民盟政府面临的民族问题新形势 |
| 2.1.1 民盟执政为缅甸民族整合带来的机遇 |
| 2.1.2 民盟解决民族整合问题面临的挑战 |
| 2.2 民盟在民族整合中的新政实践 |
| 2.2.1 改组机构及人员 |
| 2.2.2 继续推进《全国停火协议》 |
| 2.2.3 召开“21世纪彬龙会议”及其困境 |
| 2.2.4 引入外部力量解决罗兴伽问题 |
| 2.3 民盟民族整合的特点 |
| 2.3.1 整合主体二元化 |
| 2.3.2 整合取向多样化 |
| 2.3.3 整合路径双向化 |
| 第三章 民盟时期影响民族整合的主要因素分析 |
| 3.1 政治整合方面的影响因素 |
| 3.1.1 缅甸民主改革对民族整合的双重影响 |
| 3.1.2 缅甸“普力夺社会”阻碍民族和解 |
| 3.2 经济整合方面的影响因素 |
| 3.2.1 民盟重和解轻经济政策的缺陷 |
| 3.2.2 经济藩篱问题依然严重 |
| 3.3 文化整合方面的影响因素 |
| 3.3.1 缅甸分离猜忌的文化传统 |
| 3.3.2 宗教矛盾迟滞民族整合脚步 |
| 3.4 外部力量对缅甸民族整合影响 |
| 3.4.1 美国对缅甸民族整合的影响 |
| 3.4.2 日本对缅甸民族整合的影响 |
| 3.4.3 印度对缅甸民族整合的影响 |
| 3.4.4 东盟对缅甸民族整合的推动与局限 |
| 第四章 民盟执政下缅甸民族整合发展趋势分析 |
| 4.1 和解氛围艰难形成 |
| 4.1.1 全面包容原则的确立 |
| 4.1.2 对话机制的形成 |
| 4.1.3 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内在张力稍有缓解 |
| 4.2 民地武呈现两极化发展之势 |
| 4.2.1 少数民族武装处境日益艰难 |
| 4.2.2 部分“民地武”艰难融入 |
| 4.2.3 部分“民地武”呈由明转暗趋势 |
| 4.3 罗兴伽人问题症结难除 |
| 4.3.1 民盟多管齐下治乱象 |
| 4.3.2 罗兴伽人问题症结难除 |
| 4.3.3 民族整合正义问题突显 |
| 4.4 整合进程缓慢导致国家建设凝滞 |
| 4.4.1 核心矛盾难以解决 |
| 4.4.2 和解进程缓慢影响国家建设 |
| 4.4.3 民族冲突频发导致民主岌岌可危 |
| 第五章 缅甸民族整合对中缅关系的影响 |
| 5.1 民盟执政下的中缅关系 |
| 5.1.1 中缅关系整体趋好但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 |
| 5.1.2 中缅关系面临的挑战 |
| 5.2 缅甸民族整合对中缅关系的影响 |
| 5.2.1 缅甸民族问题外溢对中缅战略合作的消极影响 |
| 5.2.2 缅甸民族整合对中缅关系未来发展的积极影响 |
| 5.3 应对缅甸民族整合新局势的对策思考 |
| 5.3.1 中国在缅国家利益分析 |
| 5.3.2 应对挑战的基本对策思考 |
| 第六章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2）缅甸政治转型以来的对外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现实意义 |
| 三、理论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史学着述对缅甸外交的分析 |
| 二、对缅甸独立后到2010年大选前的对外关系的研究 |
| 三、2011年以来缅甸的对外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线路和方法 |
| 一、研究线路 |
| 二、研究的重点与难点,主要观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缅甸政治转型及其外交变化 |
| 第一节 缅甸政治转型的进程及其外交目标 |
| 一、缅甸政治转型的进程 |
| (一) 2010年是缅甸政治转型的标志性年代 |
| (二) 2011年以来缅甸政治转型的重要进程 |
| (三) 缅甸政治转型的性质 |
| 二、缅甸政治转型中的主要议题 |
| (一) 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 |
| (二) 民族平等、团结和国家政治统一 |
| (三) 民生问题和经济发展目标 |
| 三、缅甸政治转型的外交目标 |
| (一) 摆脱国际政治压力实现与西方关系正常化 |
| (二) 解除经济制裁、封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
| (三) 全面改善国际环境融入国际社会 |
| 第二节 缅甸2010年以前的外交政策 |
| 一、吴努时期缅甸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 |
| (一) 吴努时期中立主义外交的内涵 |
| (二) 吴努时期缅甸中立外交的实践及其特点 |
| (三) 吴努时期缅甸中立外交的目标 |
| 二、奈温时期缅甸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 |
| (一) 缅甸重申中立主义的外交政策 |
| (二) 奈温时期缅甸中立外交的实践及其特点 |
| (三) 奈温时期缅甸外交的目标 |
| 三、1988-2010年缅甸的外交政策 |
| (一) 1988-2010年缅甸的外交政策 |
| (二) 1988-2010年缅甸的外交关系 |
| (三) 外交转型的努力 |
| 第三节 2011年以来缅甸的外交 |
| 一、2011年以来缅甸的外交成就 |
| (一) 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
| (二) 与周边国家关系继续加强 |
| (三) 对外经济关系的深化与拓展 |
| 二、2011年以来缅甸外交及其政策的特点 |
| (一) 2011年以来缅甸外交活动的特点 |
| (二) “平衡”“自主”外交政策思维的新体现 |
| (三) 内政转型与外交转型 |
| 三、缅甸外交政策的要素及其外交走势 |
| (一) 外交决策者：军人的主导地位及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 |
| (二) 国际格局与缅甸外交政策取向 |
| (三) 外交议题及其发展走势 |
| 第二章 缅甸与美国及其盟友关系 |
| 第一节 缅甸政治转型前美国对缅甸政策和两国关系 |
| 一、1950-1962年间缅甸与美国关系 |
| (一) 双方关系的主要特点 |
| (二) 美国对缅甸关系的政策及其出发点 |
| (三) 缅甸对美国关系的政策及其出发点 |
| 二、1962-1988年间缅甸与美国关系 |
| (一) 双方关系的主要表现 |
| (二) 美国对缅甸关系的政策及其出发点 |
| (三) 缅甸对美国关系的政策及其出发点 |
| 三、1988-2010年间缅甸与美国关系 |
| (一) 双方关系的主要阶段 |
| (二) 两国关系的特点 |
| (三) 美国对缅甸关系的政策及其出发点 |
| (四) 缅甸对美国的政策 |
| (五) 美国与缅甸关系的焦点 |
| 第二节 2011年以来美国对缅甸的关系和政策 |
| 一、缅甸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变化 |
| (一) 缅甸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 |
| (二) 缅甸对美国政策 |
| (三) 美国对缅甸政策 |
| 二、两国间的问题及发展走向 |
| (一) 缅甸的“民主化”问题 |
| (二) 美国的制裁等压力 |
| (三) 围绕“民主”与制裁的失落感 |
| 三、美国亚太战略及对缅甸关系 |
| (一) 美国亚太战略对缅甸美国关系的影响 |
| (二) 中国印度因素对缅甸美国关系的影响 |
| 第三节 缅甸与美国盟友关系及其相互政策 |
| 一、缅甸与欧盟外交 |
| (一) 1988-2010年缅甸与欧盟关系 |
| (二) 2011年以来缅甸与欧盟关系 |
| (三) 影响双边关系的主要因素 |
| 二、缅甸与日本关系 |
| (一) 1988-2010年缅甸与日本关系 |
| (二) 2011年以来缅甸与日本关系 |
| (三) 影响缅甸与日本关系的因素 |
| 第三章 2011年以来缅甸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关系 |
| 第一节 缅甸与东盟关系 |
| 一、2010年以前缅甸与东盟的关系 |
| (一) 1988年以前缅甸与东盟的关系 |
| (二) 1988-1997年缅甸与东盟关系 |
| (三) 1997-2010年缅甸与东盟关系 |
| 二、缅甸与东盟自2011年以来的关系 |
| (一) 双边关系 |
| (二) 多边关系 |
| (三) 缅甸政治转型为缅甸与东盟关系释放出的活力 |
| 三、缅甸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前景 |
| (一) 东盟发展与缅甸关系的核心要素 |
| (二) 缅甸发展与东盟关系的政策取向 |
| (三) 缅甸与东盟关系的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2011年以来缅甸与泰国关系 |
| 一、2010年以前缅甸与泰国的关系 |
| (一) 历史上缅甸与泰国关系 |
| (二) 1948—1962年缅甸与泰国关系 |
| (三) 1962—1988年缅甸与泰国关系 |
| (四) 1988-2010年缅甸与泰国关系 |
| 二、2011年以来缅甸与泰国关系 |
| (一) 政治关系的平稳发展 |
| (二) 经贸合作的加强 |
| (三) 缅甸政治转型对缅甸泰国关系的影响 |
| 三、缅甸与泰国关系的前景 |
| (一) 地理相邻对缅甸泰国关系的影响 |
| (二) 国家政治局势和政府(政权)变化 |
| (三) 国际环境 |
| 第三节 2011年以来缅甸与印度关系 |
| 一、缅甸与印度关系的发展历程 |
| (一) 缅甸印度历史上的长期交往 |
| (二) 1948-1988缅甸与印度的关系 |
| (三) 1988-2010年缅甸与印度的关系 |
| 二、2011年以来缅甸与印度的关系 |
| (一) 2011年以来缅甸与印度政治安全关系的发展 |
| (二) 2011年以来缅甸与印度经济关系的发展 |
| (三) 2011年以来两国关系的特点 |
| 三、缅甸与印度关系的发展趋势 |
| (一) 外交政策及其判断 |
| (二) 地缘因素 |
| (三) 国际环境 |
| 第四章 缅甸与中国关系 |
| 第一节 缅甸政治转型前与中国关系 |
| 一、独立后到1988年的双边关系 |
| (一) 1950-1962年间的中缅关系 |
| (二) 1962-1988年间的中缅关系 |
| 二、1988-2010年间缅甸与中国关系 |
| (一) 缅甸与中国关系的发展 |
| (二) 中国对缅甸关系的政策 |
| (三) 缅甸对中国关系的重点及政策 |
| 三、中缅关系的历史遗产 |
| (一) 形成了和平共处、相互友好、相互依托的关系 |
| (二) 呈现出阶段性调整的特征 |
| (三) 国家间关系的政治心理、民族心理 |
| 第二节 2011年以来缅甸与中国的关系 |
| 一、两国关系的发展特点 |
| (一)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
| (二) 互联互通与经济关系发展 |
| (三) 多边机制中协调配合的新发展 |
| 二、2011年以来中缅关系的政策 |
| (一) 政治关系的巩固与应变 |
| (二) 合作领域及其重点 |
| (三) 多边关系及多重变化 |
| (四) 中国的期待与担忧 |
| 三、缅甸发展与中国关系的重点和政策 |
| (一) 对中国的整体外交定位：战略依托 |
| (二) 国内需求及其对中国的政策 |
| (三) 国际活动的需求及其对中国的政策 |
| 第三节 中缅关系的前景 |
| 一、缅甸政治局势变化与中缅关系前景 |
| (一) 缅甸现政权的政治走势及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
| (二) 民主派政治力量的活动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
| (三) 缅甸政治中间力量的活动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
| 二、国际环境变化对中缅关系的影响 |
| (一) 缅美关系与中缅双边关系 |
| (二) 缅印关系对中缅关系的影响 |
| (三) 日本在缅甸的经济外交对中缅关系的影响 |
| 三、重大问题的走势对中缅关系的影响 |
| (一) 经济摩擦及常态化复杂化的可能性 |
| (二) 边境治理中的问题与挑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界定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发展的新变化 |
| 2.1 南欧左翼政党基本概况 |
| 2.1.1 南欧地区活跃的主要左翼政党 |
| 2.1.2 意识形态视域下南欧主要左翼政党子类型划分 |
| 2.2 选举向度下南欧左翼政党在金融危机后的发展现状 |
| 2.2.1 传统主流左翼政党日渐势衰 |
| 2.2.2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迅速崛起 |
| 2.2.3 共产主义政党逐渐被边缘化 |
| 2.2.4 其它左翼小党发展举步维艰 |
| 2.3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政治的发展动向 |
| 2.3.1 从稳定到动荡:激进左翼政党崛起后南欧左翼政治力量出现新格局 |
| 2.3.2 从温和到激进:左翼民粹主义兴起后南欧左翼政治生态面临新变化 |
| 2.3.3 从另类到主流:激进抗议运动浪潮后南欧左翼政治发展呈现新趋势 |
| 第3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表现 |
| 3.1 政治表达方式转向激进:社会抗议运动高涨推动民意立场持续左转 |
| 3.1.1 激进抗议运动持续兴起 |
| 3.1.2 公民政治参与变动无序 |
| 3.1.3 民意支持立场持续左转 |
| 3.2 政治身份认同转向激进: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崛起重塑左翼政党身份标识 |
| 3.2.1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从边缘走向中心 |
| 3.2.2 主流左翼政党政治地位发生动摇 |
| 3.2.3 主流左翼政党的重塑政治身份标识 |
| 3.3 政治意识形态转向激进:传统理念回归带来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显着提升 |
| 3.3.1 西班牙共产党的“新列宁主义观” |
| 3.3.2 希腊共产党的“再激进化”变革 |
| 3.3.3 葡萄牙共产党的“斗争传统”回归 |
| 3.4 政治战略主张转向激进:多股政治思潮兴起引发主流政治激荡变革 |
| 3.4.1 “民粹派”主张对新自由主义模式重新解构 |
| 3.4.2 “反建制派”呼吁结束传统建制派精英统治 |
| 3.4.3 “疑欧派”提出对欧盟治理模式的强烈批判 |
| 第4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根源探究 |
| 4.1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理论奠基 |
| 4.1.1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资本主义制度批判 |
| 4.1.2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激进民主理论探赜 |
| 4.1.3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生命政治话语建构 |
| 4.1.4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新共产主义观念” |
| 4.2 金融危机及其衍生危机的推波助澜 |
| 4.2.1 危机加剧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 |
| 4.2.2 危机造成社会矛盾问题愈加突出 |
| 4.2.3 危机促使左翼政党重拾信心希望 |
| 4.3 社会运动和思潮“左”转的直接回应 |
| 4.3.1 紧缩政策引发公民不满情绪持续上升 |
| 4.3.2 建制派精英垄断权力使公民利益表达渠道阻塞 |
| 4.3.3 激进抗议运动激发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
| 4.4 新媒体工具的话语垄断和技术控制 |
| 4.4.1 新媒体技术革新带来政治传播方式变革 |
| 4.4.2 新媒体工具应用形成对舆情的直接引导 |
| 4.4.3 新媒体政治发展实现对选民的技术控制 |
| 第5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实质 |
| 5.1 西式民主衰退和神话破灭后的替代性救赎 |
| 5.1.1 资本主义制度性困境的系统反映 |
| 5.1.2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危机与破产 |
| 5.1.3 西式民主衰退及其信任危机 |
| 5.1.4 民粹主义霸权的重构与替代 |
| 5.2 民意向“左”的社会心理特征在政党意识中的自觉表达 |
| 5.2.1 南欧社会深层撕裂与公民政治认同缺失 |
| 5.2.2 普通民众社会思想意识的“左”转 |
| 5.2.3 左翼政党迎合民意变化的必然选择 |
| 5.3 对右翼力量保守倾向的抗争与突围 |
| 5.3.1 南欧极右翼政党的迅速崛起 |
| 5.3.2 来自右翼保守力量的强势攻击 |
| 5.3.3 左翼政党对右翼的抗争与突围 |
| 第6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未来前景展望与启示 |
| 6.1 南欧左翼政党的“自我”和“他者”之鉴 |
| 6.1.1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对传统左翼政党陷入困境的分析与应对 |
| 6.1.2 传统主流左翼政党对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崛起的分析与应对 |
| 6.1.3 共产主义政党对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崛起的分析与应对 |
| 6.2 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未来前景 |
| 6.2.1 传统主流左翼政党发展遇阻,经历调整还有复兴可能 |
| 6.2.2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存在不足,持续勃兴面临现实挑战 |
| 6.2.3 共产主义政党内部分歧严重,坚持革新仍可把握机遇 |
| 6.3 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对中国共产党的启示 |
| 6.3.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夯实党的思想根基 |
| 6.3.2 把牢全媒体时代话语领导权,警惕错误思潮诱导 |
| 6.3.3 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渠道,及时回应民意变化 |
| 6.3.4 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营造和谐稳定环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数据统计表 |
| 附录二 :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历次大选选举结果统计表 |
| 附录三 :常用党团名称缩略语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以色列政党政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价值 |
| 二、 研究概况综述 |
| 三、 基本概念：多党制与比例代表制 |
| 四、 研究理论、方法与内容概要 |
| 五、 论文的创新点 |
| 六、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以色列政党政治的缘起 |
| 第一节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 |
| 一、 犹太民族坎坷历史的回溯 |
| 二、 哈斯卡拉运动——犹太启蒙运动 |
| 三、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
| 第二节 巴勒斯坦犹太人社会的构建和发展 |
| 一、 移民潮与伊休夫的建设和发展 |
| 二、 族群矛盾和教俗矛盾的缘起 |
| 第三节 巴勒斯坦工人党主导的多党政治格局的初步形成 |
| 一、 政党的建立及活动 |
| 二、 巴勒斯坦工人党主导地位的确立 |
| 第二章 工党主导的以色列政党政治时期 |
| 第一节 以色列国家的建立与政治构建 |
| 一、 联合国分治决议与以色列国宣告独立 |
| 二、 第一次中东战争 |
| 三、 政治制度的确立 |
| 第二节 以色列经济、社会环境 |
| 一、 移民潮 |
| 二、 经济发展状况 |
| 三、 国家框架下的族群矛盾和教俗矛盾 |
| 四、 持续的敌对与战争环境 |
| 第三节 以色列政党政治状况 |
| 一、 主要政党政治状况 |
| 二、 工党主导的政党政治格局的发展 |
| 三、 宗教政党的角色地位 |
| 第三章 两大集团政党竞争时期的政党政治 |
| 第一节 “政治地震”——利库德集团执政 |
| 一、 利库德政府的构建 |
| 二、 贝京政府的经济政策及所面对的经济形势 |
| 三、 对外政策的突破和困境 |
| 第二节 势均力敌——两大集团政党联合执政 |
| 一、 第十一届议会选举及全国联合政府的构建 |
| 二、 第十二届议会选举及第二届全国联合政府 |
| 三、 被占领土阿拉伯人起义——“因提法达” |
| 四、 内外政策及经济社会环境 |
| 第三节 再度出山——工党执政 |
| 一、 第十三届议会选举及工党再度执政 |
| 二、 以色列的内外政策及经济社会环境 |
| 三、 族群矛盾和教俗矛盾强有力地影响国家政治生活 |
| 第四节 政党政治状况 |
| 一、 竞争对峙格局下的两大集团政党政治状况 |
| 二、 频繁的离合分野及小党、新党的不断涌现 |
| 三、 宗教政党实力地位的加强 |
| 第四章 大党势衰、小党势增时期的政党政治 |
| 第一节 以色列选举制度的改革与实践 |
| 一、 总理直选法案的出台及主要内容 |
| 二、 总理直选法案的实施及影响 |
| 第二节 扑朔迷离的中东和平进程 |
| 一、 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和平进程的阻滞 |
| 二、 巴拉克政府积极推进和平进程 |
| 三、 中东和平“路线图” |
| 四、 沙龙政府的单边“脱离”计划 |
| 五、 前进党政府的和平道路 |
| 六、 内塔尼亚胡再度执政及巴以和平现状 |
| 第三节 以色列经济社会环境 |
| 一、 以色列经济发展状况 |
| 二、 族群矛盾和教俗矛盾的新发展 |
| 第四节 以色列政党政治状况 |
| 一、 大党势衰、小党势增的政治格局的形成 |
| 二、 宗教政党的实力地位 |
| 三、 沙斯党的独特社会地位 |
| 结语：以色列政党政治的特殊性 |
| 一、 以色列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 |
| 二、 宗教政党在以色列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
| 三、 阿以关系对以色列政党政治的影响 |
| 四、 政党政治框架下的族群矛盾和教俗矛盾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5）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博科圣地”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博科圣地”产生的政治族群背景 |
| 一、政治局面动荡不安 |
| 二、北方伊斯兰教法改革影响消极 |
| 三、少数族群问题突出 |
| 四、腐败问题怵目惊心 |
| 第二节 “博科圣地”产生的经济背景 |
| 一、频繁的经济调整 |
| 二、过分依赖石油资源 |
| 三、忽视地区均衡发展 |
| 四、无序的城市发展 |
| 第三节 “博科圣地”产生的宗教背景 |
| 一、伊斯兰教传播与丹·福迪奥圣战 |
| 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对立 |
| 三、伊斯兰教内部派别的矛盾 |
| 第二章 “博科圣地”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优素福与“博科圣地”初创(2002—2005) |
| 一、阿布巴卡尔·拉万引退与穆罕默德·优素福继任 |
| 二、谢里夫与优素福的“盟友关系” |
| 三、穆罕默德·阿里出走与卡纳马基地建立 |
| 四、国内小规模冲突爆发 |
| 第二节 优素福与“博科圣地”爆发(2005—2009) |
| 一、优素福回国与伊本·泰米叶清真寺建立 |
| 二、优素福与宗教界关系恶化 |
| 三、优素福与政府关系破裂 |
| 四、迈杜古里暴乱前兆 |
| 五、迈杜古里暴乱 |
| 六、政府执法问题出现 |
| 第三节 谢考继任与“博科圣地”“复仇”(2010—2015) |
| 一、谢考掌权与“复仇”旗号 |
| 二、政府首次和谈与组织分裂 |
| 三、“安萨鲁”成立 |
| 四、政治协商失败与冲突再度升级 |
| 第四节 谢考与“博科圣地”效忠“伊斯兰国”(2015年以后) |
| 一、巴加屠杀 |
| 二、地区合作与谢考效忠“伊斯兰国” |
| 三、军事压力与组织再次分裂 |
| 四、“博科圣地”的现状：蛰伏与偷袭交替 |
| 第三章 “博科圣地”的体系建构 |
| 第一节 “博科圣地”的意识形态 |
| 一、阿布巴卡尔·拉万与穆罕默德·阿里的教团型萨拉菲 |
| 二、穆罕默德·优素福的政治型萨拉菲 |
| 三、阿布巴卡尔·谢考与反政府武装型萨拉菲 |
| 四、“安萨鲁”与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向 |
| 第二节 “博科圣地”的组织结构 |
| 一、“博科圣地”领导人及更替 |
| 二、“博科圣地”组织结构演变 |
| 三、“博科圣地”当前的组织形态 |
| 第三节 “博科圣地”的人员构成 |
| 一、“博科圣地”中的本土人员 |
| 二、“博科圣地”中的外籍人员 |
| 三、“博科圣地”中的儿童兵与女性“圣战者” |
| 第四节 “博科圣地”的资金活动 |
| 一、“合法”性收入 |
| 二、犯罪性收入 |
| 三、捐赠性收入 |
| 四、“博科圣地”资金的国际联系 |
| 第四章 国家发展视野中的“博科圣地”问题 |
| 第一节 尼日利亚国内经济政治困境与“博科圣地” |
| 一、南北经济差异问题 |
| 二、南北政治隔阂问题 |
| 第二节 尼日利亚政府危机治理困境与“博科圣地” |
| 一、制度政策及效力局限性 |
| 二、军事应对及效果问题 |
| 三、政治手段及协调性问题 |
| 第三节 “博科圣地”对尼日利亚国家发展的影响 |
| 一、人员伤亡、人口劫掠及难民问题 |
| 二、国内经济损失 |
| 三、尼日利亚的割裂状态 |
| 四、尼日利亚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 |
| 五、“博科圣地”的地区乃至国际影响 |
| 第五章 地区安全视角下的“博科圣地”问题 |
| 第一节 萨赫勒“动荡弧”的背景及效应 |
| 一、萨赫勒“动荡弧”的背景 |
| 二、萨赫勒“动荡弧”的效应 |
| 第二节 萨赫勒“动荡弧”的单元互动 |
| 一、“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与“博科圣地”的关系 |
| 二、“青年党”与“博科圣地”的关系 |
| 三、“博科圣地”对萨赫勒“动荡弧”的支撑 |
| 第三节 地区层面的合作应对 |
| 一、非洲联盟在制度层面的完善 |
| 二、“新版”多国联合部队的形成、效果与存在的问题 |
| 三、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反应 |
| 第六章 国际安全视域中的“博科圣地”问题 |
| 第一节 “博科圣地”的国际恐怖主义特征 |
| 一、“博科圣地”与“基地”组织总部的关系 |
| 二、“博科圣地”与“伊斯兰国”的关系 |
| 第二节 “博科圣地”的“国际圣战”实践 |
| 一、暴力的表达 |
| 二、言语的威胁 |
| 第三节 国际社会的反恐应对 |
| 一、联合国的反应 |
| 二、欧盟的行动 |
| 三、法国、美国的部署及存在的问题 |
| 结论 |
| 附录 |
| 一、“博科圣地”大事记 |
| 二、中英文名词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打开缺口：美国对波兰政策研究（1980-198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框架结构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从遏制到区别对待：美国对波兰政策回顾(1945-1980) |
| 第一节 美国对东欧“演变”政策的确立及其发展 |
| 一、6·17事件考验美国的“解放”政策 |
| 二、波匈事件与“解放”政策的困境 |
| 三、“演变”政策的确立与延伸 |
| 第二节 美国对波兰政策的演变(1945-1980) |
| 一、“顺从的卫星国”与美国的全面遏制(1945-1956) |
| 二、“半独立的卫星国”与对波兰政策的调整(1956-1980) |
| 小结 |
| 第二章 波兰危机与美国的政策(1980.7-1981.12) |
| 第一节 波兰危机 |
| 一、危机爆发与团结工会的成立 |
| 二、团结工会的活动与波兰政府实施军管 |
| 第二节 苏联对危机的反应与对策 |
| 一、波兰在苏联阵营的地位 |
| 二、苏联对波兰危机的反应与对策 |
| 三、苏联没有出兵干涉的原因 |
| 四、苏联的意图与雅鲁泽尔斯基实施军管的动机 |
| 第三节 美国的反应与对策 |
| 一、卡特政府的反应与对策 |
| 二、里根政府的反应与对策 |
| 三、美国没有提前对军管做出反应的原因 |
| 小结 |
| 第三章 里根政府对波兰政府的政策(1981.12-1989.1) |
| 第一节 里根政府对军管的反应与对策 |
| 一、最初的反应 |
| 二、对波兰实施经济制裁及对美波关系的影响 |
| 三、经济制裁扩展到苏联与美国及其同盟的分歧 |
| 第二节 诱使波兰政府做出政治妥协 |
| 一、里根政府对东欧政策的确立 |
| 二、用取消经济制裁换取政治妥协 |
| 三、美苏关系的新缓和与戈尔巴乔夫对波兰政策的变化 |
| 四、波兰局势演进与里根政府调整对波政策 |
| 小结 |
| 第四章 布什政府与波兰政局演变(1989.1-1989.9) |
| 第一节 布什政府对东欧政策的确立 |
| 一、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评估 |
| 二、布什政府对东欧政策的确立 |
| 第二节 引导波兰政局演变 |
| 一、总统危机与布什出访波兰 |
| 二、波兰内阁危机与布什政府的反应 |
| 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隐蔽行动战略在波兰的实施 |
| 第一节 80年代美国对隐蔽行动的重视 |
| 一、隐蔽行动及隐蔽行动战略的内涵 |
| 二、80年代美国的隐蔽行动政策文件 |
| 第二节 利用天主教会进行政治渗透 |
| 一、美国对波兰天主教会的政策 |
| 二、与罗马教皇联手扶植团结工会 |
| 第三节 利用劳联-产联向团结工会提供援助 |
| 第四节 利用自由欧洲电台发动宣传战 |
| 一、美国政府发动宣传战 |
| 二、自由欧洲电台对波兰人民的影响 |
| 三、自由欧洲电台对团结工会的支持 |
| 第五节 华沙大使馆成为中情局开展活动的中心和关键基地 |
| 一、约翰·戴维斯确立的政策路线 |
| 二、大使馆对团结工会的支持 |
| 小结 |
| 结论 |
| 一、美国对波兰的政策目标、具体实施及实际效果 |
| 二、美国对波兰政策的特点 |
| 三、美国对波兰政策在苏东剧变及冷战结束中的地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7）两德统一的外交史研究（1989-1990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重难点及应对措施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德国问题历程回溯 |
| 第一节 德国问题的产生(1941-1949) |
| 第二节 东西方围绕德国问题的斗争(1949-1963) |
| 第三节 德国问题的“缓和”及其困境(1963-1985)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回归国际政治议程 |
| 第一节 “改革与新思维”下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 |
| 第二节 东欧剧变与民主德国危机 |
| 第三节 四大国的初步反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走向公认的“不可避免” |
| 第一节 “十点计划”的提出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德、美协作的开启与推进 |
| 第三节 欧洲阻止统一的努力 |
| 第四节 作为突破口的法国: 对欧洲一体化及边界问题的承诺 |
| 第五节 争取苏联: 加速民德衰亡与统一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设计统一框架 |
| 第一节 谈判框架的多边孕育 |
| 第二节 从贝克访苏到开放天空会议: “2+4”框架的确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谋划德国未来的大国博弈 |
| 第一节 “2+4”议程之争 |
| 第二节 安全议题: 华盛顿-波恩-莫斯科的三角互动 |
| 第三节 确立版图: 设定奥德-尼斯边界问题的解决路径 |
| 第四节 约束潜在的地区霸权: 新欧洲秩序的设想与竞争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从合作到冲突：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关系的演进看苏联解体（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意义 |
| 2.研究现状 |
| 3.研究方法与思路 |
| 4.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领袖与苏联的领袖群体 |
| 一、 领袖的定义及其分类 |
| 二、 苏联的干部更替机制 |
| 三、 苏联领袖群体的“退化” |
| 第二章 紧密配合——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合作（1985-1986） |
| 一、 关系的初建——“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
| 二、 合作的尝试——反酗酒运动 |
| 三、 合作的深化——莫斯科第一书记的选择 |
| 四、 全力的支持——苏共二十七大 |
| 第三章 走向竞争——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关系的转变（1987-1988） |
| 一、 合作的裂隙——“一月全会” |
| 二、 分裂的萌芽——“六月全会” |
| 三、 关系的破裂——“叶利钦事件” |
| 四、 冲突的开端——“两报之争”事件 |
| 五、 冲突的激化——第十九次代表会议 |
| （一） 彻底转向政治改革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 |
| （二） 叶利钦政治生涯的重启 |
| 第四章 全面对抗——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夺权斗争（1989-1990） |
| 一、 民主派的进攻——苏共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 |
| （一） 叶利钦当选莫斯科人民代表 |
| （二） “跨地区议员团”的成立及领导权之争 |
| （三） 叶利钦的初步胜利 |
| 二、 苏共放弃领导权——“二月全会” |
| （一） “二月全会”的背景 |
| （二） 总统制的建立 |
| （三） “二月全会”中的“合作”与“斗争” |
| 三、 苏联解体的前奏——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 |
| （一） 立陶宛事件 |
| （二） 叶利钦在政治乱局中的获利 |
| 四、 权力的争夺——俄罗斯联邦 |
| （一） 叶利钦在俄罗斯的胜利 |
| （二） 俄罗斯的《独立宣言》 |
| 五、 戈尔巴乔夫挽救危机的尝试——苏共二十八大 |
| （一） 妥协的苏共二十八大 |
| （二） 叶利钦的退党风波 |
| 第五章 最后决战——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最终较量（1991） |
| 一、 “500 天经济计划”中的合作与斗争 |
| 二、 中央与各共和国的权力之争——新联盟条约 |
| （一） 戈尔巴乔夫寄予厚望的“9+1”联合声明 |
| （二） 联盟条约中的纷争 |
| 三、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虚假的伙伴” |
| （一） 俄罗斯联邦大选前的局势 |
| （二） 苏共的内讧 |
| （三） 叶利钦——善变的对手 |
| 四、 叶利钦胜利的关键——“8·19事件” |
| （一） “8·19事件”的爆发 |
| （二） 戈尔巴乔夫与“8·19事件” |
| （三） “8·19事件”对叶利钦的意义 |
| 五、 苏联最终的解体 |
| （一） “8·19事件”之后苏共及联盟的危机 |
| （二） 叶利钦的最后一击 |
| 第六章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关系变化的原因分析 |
| 一、 个人性格因素 |
| （一） 对党派立场的选择 |
| （二） 对各自内外政策的影响 |
| 二、 苏联内部党派的斗争 |
| 三、 历史的因素 |
| （一） 家庭环境的影响 |
| （二） 斯大林统治时代的影响 |
| （三） 赫鲁晓夫时期的影响 |
| （四） 苏联旧体制下固有思维的影响 |
| 四、 外部因素的影响 |
| （一） 西方势力的“和平演变” |
| （二） 外部势力的经济干预 |
| （三） 国际舆论的影响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意识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问题 |
| 四、研究设计 |
| 第二章 回到历史:一种建构的族群刻板印象 |
| 一、游戏开局:族群关系的历史与变迁 |
| 1. 幕后玩家:族群身份意识与冲突的开端 |
| 2. 在线玩家:同一条宪法有两种社会契约 |
| 二、制定规则:上层建构族群认知偏差 |
| 1. 513族群冲突:50年前后的族群禁忌 |
| 2. 族群政策NEP:既定印象与交往距离 |
| 第三章 语言交流:族群互动中的符号延异 |
| 一、深交与绝交:日常交往中的语言 |
| 1. 巴刹语言:跟马来人深交的秘诀 |
| 2. 符号缩写:隔绝华人的族群边界 |
| 二、禁忌与学习:跨出舒适圈的语言 |
| 1. 语义差异:语言误解的交往禁忌 |
| 2. 学习中文:多语优势与跨族情谊 |
| 第四章 饮食习惯:文化图腾的自我与他者 |
| 一、认识他者的族群饮食 |
| 1. 海南鸡趴的单向交流 |
| 2. 海南面的演化与想象 |
| 二、自我隐喻的改良饮食 |
| 1. 椰浆饭的重新诠释 |
| 2. 华人糕饼的清真化 |
| 第五章 学习教育:交往规范中的敏感底线 |
| 一、华人社群的内卷化:学习中的自强不息或自困围城 |
| 1. 独中即是天井:失异族相处机会 |
| 2. 师长惊弓之鸟:族群间的不信任 |
| 二、马来社群的封闭性:教育中的扶弱政策或扶持拐杖 |
| 1. 马来文国语:不容挑战的族群尊严 |
| 2. 伊斯兰官教:贯彻生活的族群精神 |
| 第六章 职场交际:制度化关系中的相处惯性 |
| 一、基于生计的职场族群关系 |
| 1. 能量的资本计算:工作需求的交往 |
| 2. 人数多寡即权力:谁人多谁是老大 |
| 二、利益导向的职场族群关系 |
| 1. 政府构建公司“圆形监狱” |
| 2. 自我审视的狱卒“把关人” |
| 第七章 政治参与:族群边界安全距离的延续 |
| 一、意见表达:维持族群边界的交往方式 |
| 1. 全国大选的族群政治诉求 |
| 2. 井水不犯河水的相处模式 |
| 二、社会运动:打破族群边界的交往困境 |
| 1. 底层知识鸿沟:语言障碍限制沟通 |
| 2. 民间弱性参与:年轻人难动员参与 |
| 第八章 仪式互动:时空阈限下的身份转换 |
| 一、共此时:族群仪式互动中的情感体验 |
| 1. 文化共融:双佳节期间创新青包 |
| 2. 国族认同:球场飞扬的团结符号 |
| 二、过日子:亲密圈身份过渡的相处之道 |
| 1. 宗教适应:难懂的《可兰经》 |
| 2. 婆媳问题:学懂礼仪与饮食 |
| 第九章 虚拟交往:互联网时代族群关系的重构 |
| 一、网络社区中的缺场交往 |
| 1. 多语言论坛:志同道合却难以深交 |
| 2. 面子书使用:反哺建构新族群认知 |
| 二、空间流动中的亲密内爆 |
| 1. 媒介化社会中的身份转换 |
| 2. 身体不在场的选择性表露 |
| 第十章 隐形的安全线:一个概念的提出及其分析框架 |
| 一、一个本土化概念的提出 |
| 1. 虚实之间:建构的虚线与日常的实线 |
| 2. 似近若远:时空维度下族群双重交往 |
| 二、分析框架与进一步思考 |
| 1. 区别认知与关系的安全线 |
| 2. 分析代际间新旧的安全线 |
| 第十一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对象一览表 |
| 附录二: 已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从“疑欧”到“脱欧”：英国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来源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主要观点及创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战后英国对欧政策的演变及其特征 |
| 第一节 确定基调:战后英国对欧政策的演变 |
| 第二节 “新工党”政府对欧政策的调整 |
| 第三节 “疑欧主义”:战后英国对欧政策的特征及其根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卡梅伦联合政府对欧盟政策的背景和外交理念 |
| 第一节 卡梅伦联合政府的执政背景 |
| 第二节 英国国际角色定位的重要调整 |
| 第三节 自由保守主义:卡梅伦联合政府外交理念的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重新定位:卡梅伦政府与欧盟防务合作关系的调整 |
| 第一节 独特的角色:英国对欧洲防务合作方针的演变 |
| 第二节 脱离介入:卡梅伦政府对欧盟防务合作方针的调整 |
| 第三节 英国与法国防务合作的加强 |
| 第四节 对卡梅伦政府对欧盟集体防务政策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疑欧”的发展:卡梅伦政府对欧盟经济政策 |
| 第一节 关于欧盟成员国地位成本与收益的争议 |
| 第二节 欧债危机与英欧分歧的公开化 |
| 第三节 “疑欧”新动力:卡梅伦政府与美欧自贸协定谈判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疑欧”还是“脱欧”?卡梅伦政府与欧盟的政治关系 |
| 第一节 初露端倪:联合政府执政之初的对欧政策 |
| 第二节 英欧关系新危机:卡梅伦否决欧盟修约 |
| 第三节 “脱欧”还是筹码?卡梅伦“留/脱欧”全民公投策略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公投“脱欧”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公投“脱欧”:民粹主义的胜利? |
| 第二节 英欧关系的未来模式 |
| 第三节 英国“脱欧”与英美特殊关系 |
| 第四节 英国“脱欧”对中国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美国高层近期的不安和动荡——是预算之争?还是大选前的较量?（论文参考文献）
- [1]民盟执政下缅甸民族整合问题研究[D]. 宁威.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1)
- [2]缅甸政治转型以来的对外关系[D]. 闫德华. 云南大学, 2015(09)
- [3]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研究[D]. 程晓辰. 吉林大学, 2020(08)
- [4]以色列政党政治研究[D]. 王延敏. 南开大学, 2012(06)
- [5]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问题研究[D]. 宁彧. 云南大学, 2018(01)
- [6]打开缺口：美国对波兰政策研究（1980-1989）[D]. 吕香芝. 陕西师范大学, 2013(02)
- [7]两德统一的外交史研究（1989-1990年）[D]. 王帅. 南京大学, 2017(04)
- [8]从合作到冲突：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关系的演进看苏联解体[D]. 杨玥. 吉林大学, 2013(04)
- [9]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D]. 王钶媃（Ong Ke Rou）. 南京大学, 2019(02)
- [10]从“疑欧”到“脱欧”：英国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研究[D]. 马晓云. 南京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