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1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建设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唐梅玲[1]（2018）在《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是指,制定针对精准扶贫内容并能体现行政法基本价值的法律规则,对扶贫参与主体设定良好的权利（权力）和义务（责任）,设立专门的扶贫管理机构,对精准扶贫成效进行持续的评估、管理和交流等活动,并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规范和监督手段实现精准扶贫的目的。总体来说,目前的精准扶贫是政府在一种资源相对短缺的背景下所实施的大规模的行政改革。5年来,在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我国实现了贫困人口的较大规模持续减少,中国减贫成绩被称为“奇迹”。然而,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基层政府和乡村精英“寻租”、贪污挪用、渎职失职,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这些问题暴露出我国精准扶贫制度面临法治困境,体制缺陷,程序机制不畅等问题。以行政法视域审视精准扶贫,其主要面临着以下困境:首先,对精准扶贫主体而言,当下政策推进下的精准扶贫面临体制性障碍,扶贫行政机关间关系尚未理顺、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不够、未有效发挥企业参与扶贫的作用;其次,考察精准扶贫范围,存在行政机关扶贫范围与市场机制扶贫范围界限不明;行政机关扶贫范围与社会组织、贫困户扶贫范围界限模糊;再次,关于精准扶贫的方式,存在扶贫方式未能满足合法性需求、扶贫方式未能满足服务性需求、传统扶贫方式与现代扶贫方式之间相互冲突等诸多不足;复次,在精准扶贫的程序方面,缺乏规范的扶贫信息公开程序,科学的民主决策程序,扶贫行政机关未合理适用扶贫听证程序,缺失扶贫教示程序;最后,关于精准扶贫救济,扶贫领域未合理适用信访制度,扶贫领域调解制度不健全,扶贫领域未规范推进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救济制度。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础理论在于:首先,分析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必要性,即行政法为何要回应精准扶贫,行政法如何对精准扶贫进行回应?其次,公益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公众参与原则与效率原则构成了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最后,给付行政理论、反贫困理论、人权保障理论以及合作治理理论构成了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合理性基础。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主体需要重点因应这些问题:一是,从精准扶贫主体来看,为突破困境,有必要引入“合作扶贫理念”,从政府、市场、社会三维角度重塑多元主体合作扶贫治理格局。具体来说,厘清精准扶贫行政法主体,理顺扶贫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重塑法律规范授权企业参与扶贫主体制度,健全法律规范授权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主体制度,从而明确精准扶贫究竟“谁来扶”的问题。就精准扶贫范围而言,首先,应确定其合理性基础,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并且有利于规范扶贫行政机关职责、公平合理地配置扶贫资源。其次,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扶贫范围的制度实践及经验。最后,须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具体内容:一方面,明确精准扶贫范围需遵循适当性原则、效率原则;另一方面,也要确定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标准,即信息标准、公共安全责任标准、专业技术标准以及扶贫效率标准,分别为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基础标准、目的标准、工具标准以及评价标准。就精准扶贫方式而言,传统扶贫方式需转型,现代扶贫方式之确立,有行政法保障之必要,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扶贫方式的行政法制度,优化我国精准扶贫方式的行政法措施。首先,明晰运用行政法统合扶贫方式之思路。其次,通过主体上赋权,程序上激励以及救济上激励的路径,引入激励型扶贫行政方式;最后,通过规范行政指导,优化行政资助,完备行政奖励的路径,来完善既有扶贫方式。唯有如此,才能找到与扶贫目标相匹配的扶贫方式,以期实现有效脱贫。对扶贫方式的分析实质上回答了精准扶贫领域“怎样扶”的问题。就精准扶贫程序而言,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实质上通过程序路径监督扶贫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以及确保精准扶贫行政效率,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日本、德国扶贫程序的行政法制度。具体通过健全精准扶贫信息公开程序,合理适用精准扶贫听证程序,优化精准扶贫教示程序,规范精准扶贫民主科学决策程序,来解决“如何监督扶贫行政主体”的问题。就精准扶贫救济而言,首先,考察精准扶贫行政法之救济,梳理对精准扶贫救济制度认识误区;其次,对于现行的行政救济方式能否直接适用于精准扶贫领域,以及如何完善需要再认识;最后,对于如何优化精准扶贫救济制度,需要规范扶贫领域信访制度,健全扶贫领域调解制度,完善扶贫领域行政复议制度,改善扶贫领域行政诉讼制度。对救济方式的研究主要回答“扶贫对象如何获得救济”的问题。为从源头上确保精准扶贫行政的合法性,首先,从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和立法模式三个方面理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的总体思路。接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主要内容和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说明。最后,通过健全以权利保障为中心的扶贫基本法律体系,制定扶贫基本法,完善扶贫法律支撑体系,规范扶贫法律保障机制,对扶贫立法的配套制度进行了设计。
朱远来[2]（2012）在《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新疆哈萨克族和哈萨克族地区正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变化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观念和适应新生产生活方式的新的行为方式。这就需要教育充分发挥出文化功能,肩负起传播新观念、塑造培育现代化人的神圣责任、由此推动科技发展、经济振兴、文化繁荣与社会进步。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要切实解决好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特别是要解决好教育发展问题。因为,发展民族教育是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素质,振兴民族经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逐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大计本研究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整合运用民族学、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生态学和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建构对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发展研究和分析的框架,通过对所选取的哈萨克族聚居地区有代表性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伊犁师范学院等所属不同办学类型和层次学校教育的田野调查,结合当前哈萨克族教育发展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实背景,借助历时与共时的比较,为正确制定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相关规划提供明确有针对性的实证依据,为当前哈萨克民族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最佳的教育选择和设计行之有效的未来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研究结论可为后继的研究以及教育政策的关怀提供一定的（文献）参考与咨询,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新疆民族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全文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目的与意义、相关研究的状况及动态、研究依据的主要理论与方法以及论文的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新疆哈萨克族教育发展的自然、社会生态环境。在叙述新疆哈萨克族形成发展简史、经济社会及人口分布等基本概况的基础上,借助教育生态学理论,探讨了哈萨克族教育所依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与教育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作用机制,从传统游牧经济及其生产生活方式、牧民定居及人口的国际迁移等方面对哈萨克族教育与其所依存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提出了优化社会生态环境的思考和建议；第三部分,新疆哈萨克族教育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在借鉴教育人类学和教育生态学有关理论方法的基础上,选取了哈萨克文化生态环境中宗教和民俗两个方面的内容,探讨分析了它们与哈萨克族教育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第四部分,新中国成立前新疆哈萨克族教育发展的历史回顾。从新疆清末民初,盛世才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等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回顾了哈萨克族经堂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与现代学校教育形成发展的主要历程；第五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哈萨克族教育的发展历程。分别从社会主义改造和初步建设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两个历史阶段回顾了新疆哈萨克族教育的发展历程,重点就新时期以来新疆哈萨克族义务教育和“两基”工作,牧区教育以及双语教育的改革发展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与分析；第六部分,新形势下新疆哈萨克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个案研究—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为例。详细描述了新疆哈萨克地区一个哈萨克族作为主体民族的国家级贫困县-尼勒克县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过对该县“两基”达标和巩固提高工作情况、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实施中小学布局调整、民汉合校以来学前教育,双语教育的改革发展情况的调查分析,反映出了当前西部大开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新疆哈萨克族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获得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困难与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建议；第七部分,当代哈萨克文化和教育的重镇—伊犁师范学院。通过对所选取的全国唯一的以培养哈萨克族师资和各类人才为主的全日制普通高校-伊犁师范学院办学历史与现状的细致描述,结合当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边疆基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实际,就伊犁师范学院如何实现弘扬与传承哈萨克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培养少数民族高素质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办学目标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分析,针对新形势下新疆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促进学院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思路与建议；第八部分,结语。对照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哈萨克族现代教育自身发展中所具有的规律与特点,无一不与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自然、社会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在当前新疆大力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过程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经济等因素造成的哈萨克地区教育基础设施落后,经费投入不足,总体水平不高,区域发展不够均衡,软硬件建设和发展不协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困难；政府大力推行的中小学布局调整、民汉合校工程,适应了新时期社会事业改革发展的需要,在不断提升整体办学水平,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教育教学管理,提高规模办学效益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这对缩小民、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差距,加快推进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培养和增强各族师生的相互理解和认同感,促进民族团结,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满足了广大农牧民群众渴望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愿望,得到了广大农牧民群众的高度认同与支持。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重点要抓好农牧区学前双语幼儿园的建设工作,把普及农牧区学前双语幼儿园作为新疆大力推进双语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的突破口；作为当代哈萨克文化和教育重镇的伊犁师范学院必须认真研判形势,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确立“地方院校,立足地方,服务地方”总体定位的基础上面向区内,为区域基础教育服务,做优做强传统教师教育专业,同时主动适应区域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社会管理服务现代化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抢抓机遇,着力推进学院从传统师范教育为主体向现代教师教育和非教师教育并重转型,并逐步向综合性大学方向迈进。学院要继续运用人才优势和学科优势,服务于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特别是要在传承与弘扬哈萨克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韩颖[3]（2011）在《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了其发展演变的深刻历史背景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按照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阶段性,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救灾捐赠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时期: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时期（1979-1988年）、救灾捐赠的改革探索时期（1989-1999年）和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时期（2000年以来）。本文由导论、正文（四章）和结束语（第五章）组成。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本课题的选题意义、相关核心概念、研究现状、主要研究方法、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以及论文的基本框架结构。第一章,1949-1978年中国救灾捐赠工作回顾。通过已掌握的材料,对1949-1978年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情况,以及党和政府开展的救灾捐赠活动进行归纳梳理,总结1949-1978年间中国救灾捐赠的特点。第二章,1979-1988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笔者认为,这一阶段救灾捐赠还处于初步恢复和摸索阶段,“左”的思想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依然存在。一方面,党和政府对救灾工作进行恢复、调整,开始尝试恢复国内救灾捐赠工作,但救灾捐赠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开始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在救灾外援的接收、入境、运输、检验检疫、发放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些固定做法和规定,但对救灾外援的态度还比较保守、谨慎、出现犹豫反复,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将灾情、救灾和接受救灾外援与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混在一起考虑,还不够开放、理性和务实。第三章,1989-1999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探索和改革。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体制的转轨,救灾捐赠开始真正步入改革探索阶段。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的成立、减灾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救灾工作实行分级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民政部开始初步探索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和救灾对口支援模式,并逐步规范、完善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和制度规定,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标志着国家以法律形式对扶贫济困捐赠行为的肯定、保护、规范和鼓励,为救灾捐赠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奠定了救灾捐赠工作法制化的基础。第四章,2000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主要介绍了2000年后中国救灾捐赠在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国际救灾援助以及立法工作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笔者认为,经历了2003年防治“非典”、2008年初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5?12”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4·14”玉树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灾害等救灾捐赠实践,经常性社会捐助、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国际救灾援助及立法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救灾捐赠在组织、发动、接收、运输、分配、统计、信息公开、监督等环节的具体操作流程逐步规范、完善,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规范的运行模式,逐步确立了“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的救灾捐赠工作机制。结束语（第五章）,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述评。分析了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取得的重大进展及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经验启示。在对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考察过程中,本文着重对该课题研究的几个薄弱环节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系统考察了中国在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经常性社会捐助、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和救灾捐赠立法等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及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并总结其经验教训。
完颜邓邓[4]（2017）在《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目标。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又明确提出要“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组成部分,是传统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形态。当今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实现传统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转变,能够扩展公共文化资源的传播范围,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是借助新技术构建覆盖全社会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理性选择。由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过程中对数字化设施设备的建设、公民数字素养的教育培训以及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教化作用,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进程不仅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而且有助于消除数字鸿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沿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展开。界定相关概念,阐释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基础,分析在当前社会经济环境下促进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意义及相关制度建设,调查我国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现状,分析造成不均等的现实原因,借鉴国外经验,构建我国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保障体系并提出其运行策略。论文的主要观点如下:（1）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应该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文化权益理论要求政府为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服务过程应重视公众参与,以公众需求为导向,对公众开展教育培训活动以提高服务的利用率。依据公平正义理论,实现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需要首先建立制度,提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发展水平,服务中应将那些获取服务困难的群体作为重点,均等化是动态变化的、是相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要求强化政府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职能,满足所有公民的数字文化需求,建立公民需求表达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2）在国家级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及若干地方性数字文化项目的推动下,我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水平与数字服务供给能力进一步提高,区域、城乡与群体差距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本文运用所构建的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实施不同地域、城乡、群体间的评价,发现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能力薄弱,这些地区为特殊群体提供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明显不足,整体上与东部发达地区、城市存在显着差距。造成非均等问题的关键因素是制度安排的非均等或相关制度的缺失,包括国家长期区域有别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同地区当地政府财政能力的差异、公共文化行业缺乏专门的法律支持、电信普遍服务与信息无障碍发展缓慢等。由于均等化的实现依靠公众的需求与利用,公民自身的经济条件差距、数字素养与文化素养的差距等微观因素对非均等造成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为此,实现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必须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3）通过对国外实践的调查分析,表明国外经验对于我国推进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具有借鉴意义。主要有:完善制度体系是实现均等化的根本保障、普及信息基础设施与提高公民数字素养是均等化的基本前提、应用信息无障碍技术是促进均等化的重要手段、均衡服务对象是实现均等化的必然路径、发展社会合作是实现均等化的必要助力。（4）按照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统筹兼顾与重点保障、动态发展原则,构建由目标、对象、责任主体、方式四要素构成的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保障体系,为我国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责任主体与供给者推进均等化提供一种模式。根据我国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非均等的现实问题,将偏远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与特殊群体作为重点对象,将提高对这些地区与群体的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作为目标,政府部门、公共文化机构、社会力量都是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参与主体,负有不同的责任,确立标准、实施评价是促进均等化的有效方式。（5）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保障体系的运行需要从制度环境、服务供给、技术应用、人文与素养四个层面加以推进。制度环境层面,构建以均等化为导向的法律政策体系;细化服务标准,评估实施效果;确立服务均等化评价标准,评估均等化程度。服务供给层面,改变服务的单一供给方式,发展多元供给主体;明确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实施分众化供给。技术应用层面,改造数字服务网站,实现无障碍化;推动辅助技术产品的开发与应用。人文与素养层面,构建均等化组织文化,培育服务人员的人文精神;加强对公众素养的教育培训,提高服务的利用率。
宗树兴[5]（2010）在《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立法和实施研究》文中提出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后,中国义务教育才真正走上了法制化之途。在随后的近20年间,中国政府和人民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追求,克服了难以置信的困难,终于实现了这一宏伟目标,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1986《义务教育法》立法和实施研究,就是以《义务教育法》的提出、酝酿、形成、制定、执行和修订的过程为对象进行梳理,对这一立法和实施过程给以历史性描述和研究。此举既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义务教育制度,解决当今义务教育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有利于促进教育法治的整体建设并丰富教育史和教育法学学科内涵。本论文主要解决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是义务教育立法的原因和演化过程;二是义务教育立法如何影响了义务教育进程,即二者的互动关系。研究依照时间顺序,以《义务教育法》的立法背景、立法准备、立法过程、执行过程为线索,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为背景,描述和分析党政机构、社会团体、个体等对这一立法活动的贡献,着重梳理了各个阶段与义务教育立法相关的政策和法律体系的演变过程。论文（不含前言）分为五个部分:第一,1986年《义务教育法》出台前的教育法制状况（1949-1976）;第二,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立法准备阶段（1976-1985）;第三,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出台过程;第四,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与补充完善（1986-至今）;第五,1986年《义务教育法》与中国教育法治化的未来。本研究在方法设计上遵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历史法,以史料为基础,突出了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录。首先,把义务教育立法和实施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现象之一来分析研究,它由经济基础以及人们的社会实践决定、实现和承载。其次,将义务教育立法置于集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历史演化、法制环境、个人和团体影响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前提下,运用社会学方法,对这一社会现象（法律现象）进行细致分析,最终形成一个构成论框架,避免孤立地叙述这一立法和实施现象。再次,将义务教育立法紧密地与义务教育的发展结合起来,去找寻义务教育立法和实施与义务教育事业的关系,即从义务教育立法与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相互激荡、回应的角度去把握这一立法现象。1986年义务教育立法和实施研究,既考虑了我国义务教育立法的独特性:是中国的教育立法而非他国;是教育立法,遵循教育规律而非其他领域规律;又注意了法理学分析与国际比较研究。在这种共性与特性的互动中,寻找这一教育立法和实施历史事件背后的规律,从而对现实发挥借鉴作用。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986年《义务教育法》立法是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探索之后,在总结义务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并创制的。该法创制前,我国普及教育事业经历了发展混乱和无法可依以及人治造成的低迷时期,从惨痛教训中逐步认识到义务教育立法和教育法制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我国初等义务教育普及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而义务教育的质量和层次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使得我国义务教育事业走上了快速、健康、良性的发展道路。立法的过程既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教育事业特别是义务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同时还是教育法制化建设的需要。在执法实践中,我国又逐步完善和修订这一法律,使之更好地发挥其保护和促进公民义务教育权利实现的作用。在立法过程中,尽量做到了立法程序完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集思广益、民主参与的精神,但也存在立法之前的调查研究不够,国家行政机关作为法律主要制定者的不妥,议案草拟和审议过程中缺乏底层的参与者,配套条款公布的不及时,监督机制的缺失等问题。在立法内容上,《义务教育法》体现了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立法内容具有前瞻性、原则性和简约性。存在的问题是立法的重心过低,对于各级人民政府权力约束表现为单向性。在执法过程中,《义务教育法》调动了地方办学积极性,推动了义务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但是,经费问题成为困扰义务教育诸多方面实施效果的主要障碍,义务教育的投资、管理和统筹层次低成为《义务教育法》实施质量的障碍。综合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订立、实施与修改完善过程以及对该法的分析,并比较中外义务教育法制化路径,对于未来包括《义务教育法》在内的教育法制建设,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要突出全国人大立法的重要地位,更多地采用人大立法;尽量提升教育立法的层次,并从数量上减少、重要性方面降低行政部门《意见》、《规定》、《纲要》等低层次法规的作用;努力营造民主氛围,尽可能地为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职位的人大代表提供表达观点和意见的舞台;逐步培养人们,特别是基层民众参与教育立法的意识,并创设其参与机制;要完善立法前的科学调查,完善草案的审议程序和法案的监督程序;适当借鉴欧美国家的立法思路,避免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立足现实,注意责、权、利的平衡。以便创制更为完备的义务教育法律,保护和促进我国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
徐纯[6]（2017）在《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文中认为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国家审计制度,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2015年12月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关于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指出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完善审计制度,健全有利于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的审计管理体制。2016年5月17日,审计署在《“十三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审计制度,加大审计力度,创新审计方式,提升审计能力,提高审计效率,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更好地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中,多次强调要完善国家审计制度,这既是对过去三十多年审计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审计监督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发挥更大作用的深切期待和更高的要求。我国国家审计机关自1983年成立以来,在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推动民主法治建设、维护财政经济秩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推进改革发展、强化权力监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为我国国家审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也对国家审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际,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国家审计制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成为了当今的重要课题。古人有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总是可以给人以启迪和明鉴。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审计史也是一部国家的兴衰史,是一部国家治理发展史,是一部不同利益博弈、不同思想交锋、不同文化碰撞、不同制度更替的历史（刘家义,2015）。通过梳理我国国家审计制度自1983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阐明国家审计制度演进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为进一步完善现代国家审计制度提供分析依据。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文献资料不多,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国家审计制度的某一具体领域,如绩效审计制度、环境审计制度、预算审计制度等;或者集中于国家审计制度的某一具体内容,如国家审计制度的文化变迁、审计对象的变迁、审计目的的变迁等,;亦或是集中于对国家审计制度变迁某一具体方面的研究,如审计制度变迁的表现、制度变迁的动因或者制度变迁的路径。为了进一步促进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的完善,并为审计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因此有必要全面详细地梳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发展脉络。基于内容分析法,本文以1995年至2015年审计署发布的《关于上一年度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下文简称“政府审计工作报告”）、1984年至2016年历任审计长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下文简称“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2003年至2016年审计署发布的审计结果公告等文本资料为研究切入点,梳理和把握从1983年我国现代国家审计制度建立至今的发展变化情况,透过这些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内容的发展演变来折射国家审计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从而使内容描述获得了一定的历史价值。本文既从原理上阐明国家审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动因,又通过历史考察阐明国家审计制度演进的一般过程及变化发展规律,从而为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依据,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分为九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介绍本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阐述本文的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制定了研究框架和各章写作安排。本章是本文的整体规划。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阐述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和内容分析法的相关研究,发现关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以及审计制度变迁的路径三个方面;关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性分析、比较分析、情感分析、趋势分析和可读性分析五个方面。本章通过文献综述,发现研究机会,这是本文的研究前提。第三章:理论基础。本章首先对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免疫系统理论、国家良治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辨析后,提出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然后,结合近代制度学派制度变迁理论、新制度学派制度变迁理论、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以及我国制度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探究了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第四章: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章构建了由国家审计体制和国家审计机制两部分内容组成的国家审计制度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国家审计功能、国家审计根本目标和国家审计组织体制,探讨了国家审计体制。从审计组织方式、审计实施方式、审计评价方式、审计结论作出、审计报告方式、审计成果运用和审计人员管理等七个方面分析了国家审计机制。通过构建该理论框架,为后文进一步研究国家审计制度的变迁奠定基础。第五章: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本章基于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为研究切入点,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以上报告及公告进行词频分析、关键词分析、语义网分析、聚类分析、情感分析以及主题分析,全面细致地梳理和把握了从1983年我国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确立至今的发展变化情况,透过这些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内容的发展演变折射国家审计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第六章: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分析。本章运用中文可读性公式分别计算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的的可读性得分,并与相关审计信息接收者的受教育程度相配比,在此基础上综合评价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的可读性水平,检验国家审计信息的传递效率和效果。第七章: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本章基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探讨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其中,根本原因是国家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和协调,直接原因是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以及技术环境的变化促进了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提升。第八章: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政策建议。本章从创新国家审计的对象和内容、创新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完善审计结果报告及公告制度、完善审计结果落实制度四方面提出了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具体政策建议。第九章: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本章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研究局限性进行了总结,并对国家审计制度和内容分析法的后续研究方向和领域进行了展望。从主要方面归纳,本文的创新点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创造性地将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国家审计研究目前,国外学者将内容分析法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在国内,内容分析法也已被逐步运用于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图书情报学、管理学等领域,但还没有专家学者将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审计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国家审计研究。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研究国家审计-制度的变迁问题,一方面拓展了内容分析法的运用范围,另一方面,为研究国%审计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方法。可读性分析是内容分析法的重要内容。本文创造性地运用中文可读性公式研究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水平。目前,我国学者针对中文可读性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外国学者发明的可读性公式,如Flesch公式、Lix指数等,研究中英文教材、文学作品、新闻报道以及上市公司年报、内部控制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的可读性问题。但不足之处在于直接借用英文可读性公式来测量中文文本,由于中英文句子结构和文字构造都不尽相同,这不免会造成削足适履的尴尬情形。本文基于台湾学者宋曜廷（2013）和刘忆年（2015）开发的中文可读性公式,综合研究了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问题,拓展了国家审计的研究空间。此外,本文还开发了研究国家审计报告的情感词典。Tim&Bill（2011）通过研究1994年至2008年间上市公司年度报表,发现根据《哈佛词典》的释义,在报告中有四分之三被认定为是消极词汇的词语在财务领域并不是消极词汇。同样地,在《辞海》或者《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定义为消极的词汇在审计研究领域也不一定是消极词汇。基于此,本文开发出了一份适用于审计报告研究领域的情感词典,包含审计报告中常用的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以便更好地衡量审计信息所传递的情感内容。二、构建了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国家审计制度理论分析框架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审计制度的相关研究不少,但是系统地研究并构建国家审计制度分析体系的文献极少。厘清国家审计制度的内涵,并建立研究架构是分析国家审计制度及其变迁的根本。本文认为,国家审计制度是国家公共利益关系中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的,是国家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国家与相关利益关系人的利益冲突、维护国家公共利益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国家审计制度分析框架包含国家审计体制和国家审计机制两部分内容。国家审计体制包含国家审计的地位、功能、根本目标和组织体制等内容,国家审计机制包含审计组织方式、实施方式、评价方式、结论作出、报告方式、成果运用、人员管理等。基于这一国家审计制度分析框架,本文对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进行了编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容分析。三、创新性地阐释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目前学术界广泛接受的关于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理论主要有: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免疫系统理论、国家良治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等。通过对上述理论的辨析和探讨,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本文提出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国家通过治理体制及机制配置和运行权力,规定和调整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关系,以及国家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国家审计就是国家、社会、个人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是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的过程。在国家代表和集中的利益关系中普遍存在着利益冲突的现象,利益冲突是利益主体间的动态博弈过程,主要通过协商、调整、合作、互动等方式解决。国家审计就是为协商和调整国家代表的利益关系中的利益冲突而建立的制度安排。信息不对称问题是由公共利益关系中的相关利益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的,是国家审计产生的重要基础。
黄家周[7]（2015）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么红杰[8]（2012）在《内蒙古科技规划研究（1958-2008）》文中研究说明科技发展规划,是政府对未来科技活动进行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体现了政府对科技发展前景及科技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战略预期。从1958年内蒙古自治区科学工作委员会成立以来,内蒙古一直不间断地分阶段进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研究制定工作。与国家已经制订和实施了8个专门的科技发展规划基本保持一致,内蒙古至今制定和实施了4个科技发展五年计划,3个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对不同时期科技事业的健康稳步发展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回顾自治区成立以来内蒙古科技规划编制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历程,大体上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自治区成立到改革开放（1947—1978）,以“奠定基础,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为目标,迅速建立起了强大的科研基础和完善的科研体系,这期间自治区编制了《内蒙古自治区三年规划八年设想（1960-1967）纲要》；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1963-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改革开放后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呈现着不同的发展特征。第一阶段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和“面向、依靠”的战略方针,努力破除经济与科技脱节的旧体制,先后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七五（1986-1990）”科技发展纲要》；《内蒙古自治区“八五”（1991-1995）科技发展规划》。第二个阶段通过实施“科教兴区”战略,确立“创新、产业化”指导方针,调整科技基础结构,建设区域创新体系。1996年,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条例》；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建设创新型省区的战略目标,出台了《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内蒙古的决定》、《内蒙古自治区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若干政策》。第三个阶段通过探索具有自治区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努力建设创新型内蒙古,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转变。2006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关于进一步加快科技发展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内蒙古,把向建设创新型内蒙古努力作为面向未来的总体策略。按照“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一方针,自治区编制了《内蒙古自治区中长期（2006-2020）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五十年来,在国家宏观科技政策的大背景下,内蒙古自治区科技事业顺应经济发展背景、科技发展面对的主要矛盾、科技发展目标任务以及科技工作指导方针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的变化,不断深入认识和正确把握区情,始终以制订、完善、实施科技规划作为科技战略发展的载体,引领科技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努力实现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由“促进”到“支撑”,由“推动”到“引领”的历史性转变。但在科技规划实施过程中,内蒙古仍然存在重设计决策、轻执行评估；重行政指令、轻市场指导；重省市级层面的科技战略、轻旗县级层面等问题。特别是在科技规划实施绩效评估过程中,由于涉及面广、评价原则、方法较难把握、没有专项资金支持等原因,虽然内蒙古在科技发展规划的编制方面投入了大量人、财、物力,但对于科技发展规划后续的执行、执行过程中的评估、评估之后的改进和动态更新与修正,以及何时以何种方式来终结则关注不够,尤其是缺少对科技规划整体实施效果的评估,使得花费了很大精力制订的规划在指导科技实践和进步方面发挥的效力有限。本文在查阅大量资料、内部辑刊等史料的基础上,开创性地综合回顾与总结了内蒙古科技规划五十年的发展历程,这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政策史也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对研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政策史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同时,本文通过借鉴其他区域科技政策绩效评估的理论与方法,基于DEA方法对内蒙古科技规划进行绩效评价,建立内蒙古科技规划绩效评估的可行性路径选择与方法模型,为决策层今后树立开展科技规划绩效评价的理念提供了科学论证和方法选择。根据绩效评价结果,进而提出通过加强科技评估制度建设,明确评估在管理中的作用；建立健全科技评估规章制度和系列评估专业规范,加强评估方法的研究；加强科技评估环境建设,系统地研究科技评估的组织管理等措施加快内蒙古科技规划评价体系构建步伐的建议。
谭贵华[9]（2012）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法律制度完善研究》文中认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改革以来所确立并至今仍在坚持实行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尽管历经30余年的改革发展，该体制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和完善，并被实践证明仍是符合农业生产特点以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但亦须正视的是，其所处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及所服务的核心目标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在运行中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对此，学界虽然予以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并且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达到了极为深入的程度，但这方面的探讨也还存在一些缺陷，除了以“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为主题展开的直接特别是系统性研究较少外，其中尤为明显的不足是，这些研究更多是从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视角展开，而从法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对欠缺，尤其是从法学视角展开的系统性研究可谓尚付阙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改革主要是靠党和国家的政策来推动的；在此过程中，法律制度供给严重不足，这使得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缺乏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尽管在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家适时制定了一系列直接和间接涉及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法律法规，为其稳定和完善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法制保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方面的法律制度供给仍不同程度地存有不足。对此，虽不应抹杀政策所具有的功用，但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今天，更需要重视法治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深化改革和完善提供保障，一方面将行之有效的政策适时地上升为法律规定，另一方面根据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创制推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法律制度，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法律与政策的良性互动。本文即是针对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既有研究的不足并基于以上认知，站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立场，通过综合运用历史、规范、实证、比较等分析方法，在对我国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形成与确立，以及其确立后的制度变迁历程加以全面、系统爬梳的基础上，立足新时期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所处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对其当前所存在的突出法律问题予以重点剖析，进而提出尽可能具体的完善对策。全文除绪论和结论，主体部分由以下5章构成。第一章——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形成与确立，乃是要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尤其是中央出台的政策立法文件的梳理，力图清晰地揭示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是如何逐步形成的，以及该体制最初被正式确立时体现的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就总体而言，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乃是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实施农业集体化以来所形成的高度统一经营体制尤其是人民公社体制的扬弃，并且在其最初确立时体现的是“家庭（联产）承包经营+集体统一经营”的制度架构。具体而言，一方面，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摈弃了以往具有高度集中管理特点乃至是以各种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一经营主体的经营形式；另一方面，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又传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土地改革基础上通过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形成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一些重要构成要素，如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可以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在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双层经营”格局中不断调适的，只是由于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集体统一经营长期占据着绝对地位，直至问题积累日深并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才得以在正式层面确立起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第二章——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确立后的制度变迁及现存法律问题，旨在通过对国家所出台的相关政策立法文件的梳理和解读，系统揭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正式确立后历经30余年的改革发展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形成了哪些较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法制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予以揭示。就总体来看，一方面，决策层基于实际情势的变化对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不断予以修正，如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取代“家庭联产承包为主”，并形成了至今延用的正式表达，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另一方面，决策层亦充分肯定并切实支持统一经营方式的机制创新，如今在实践中总体上形成了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组织依托的三种较为典型的统一经营机制。与此同时，随着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提出，国家逐步重视依靠法律治理农业和农村，并出台了一系列直接和间接涉及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立法，为其稳定和完善提供极为重要的法治保障。不过，尽管这方面的改革及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官方既有对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内涵的界定与实际情况不甚契合，尤其是统一经营的内涵有待拓展和予以更加正式和科学的界定；旨在落实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政策进而健全家庭承包经营机制的法律制度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旨在培育和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组织发展进而健全统一经营机制的法律制度供给亦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第三章——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总体分析，旨在通过结合前两章对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历史回顾、现状审视，就我国当前乃至今后改革与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在一个较为宏观的层面上展开分析，以期更为清晰地勾勒出在探索健全该项体制以及完善相应法律制度安排时可为之努力的方向以及需要遵循的基本准则，与此同时，亦为本文后两章的基本逻辑架构及相应阐述的展开作出铺垫。本章的基本结论是：其一，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总体上应当界定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并与以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或是多样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为载体的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意味着：一方面，需要在坚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完善相关立法让农民享有长期稳定、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另一方面，健全农村统一经营机制及其法律制度不应狭隘地理解为仅重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完善其相关法制；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多元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进而以此为依托提高农民组织化和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程度，亦是落实农村统一经营机制的重要途径。其二，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深化改革总体上需要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协调农民权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在坚持市场化导向改革的基础上协调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在重视法治的保障作用的基础上协调法治保障与政策导向的关系。第四章——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法律制度的完善，乃是从具体法律制度完善的角度对前文梳理得出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现存法律问题予以回应。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核心无疑是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而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关键又在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基于此认知，本章着重分析提出可采取以下措施来完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法律制度：进一步健全有关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农村承包地调整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法律制度以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应在予以适当规制的基础上，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和放宽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限制；通过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及登记的基本立法、统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及登记机构、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登记的法律效力、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及登记程序和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法律制度等，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及登记法律制度。第五章——农村统一经营法律制度的完善，亦是从具体法律制度完善的视角对前文所揭示的农村统一经营现存法律问题予以回应。经济组织制度建设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是其他各项基本经营制度发挥功能的极为必要的组织载体和制度保障。有鉴于此，并结合农村统一经营机制的创新发展方向，前文选择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经济组织制度建设的视角梳理了农村统一经营法律制度所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章着重分析提出了以下对策：其一，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及相关法律制度。具体而言，适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专门和基本法律，重新认识和清晰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以及尽快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法人）地位。其二，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立法及相关法律制度。一是拓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态法定化立法，重点在于明确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和以农村资金互助社为代表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法律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健全相应的法律运行机制；二是进一步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立法及相关法律制度，如增加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法律规定，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营法律机制以更好地保障社员和交易相对人的利益，以及建立健全扶持政策的法制化实施机制。其三，完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参与农业经营的相关法律制度。关键在于通过完善立法以合理引导和规范龙头企业参与农业经营的形式和范围，以及建立健全龙头企业扶持政策的法制化实施机制。
金德谷[10]（2016）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文中提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是党中央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事关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在边疆民族地区先后推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计划”、“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或发展工程,同时出台了与国家战略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到边疆民族地区投资兴业,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筹集了资金。国家和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投入资金,推动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加快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当前,学界从经济学、税收学等学科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成果较多,却较少从民族学视角入手,分析和讨论税收如何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个案,在实地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考察税收在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取得的成效。此外,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笔者还将重点关注边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关系状况。本文认为,税收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促进作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通常凭借两种途径：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相关的税收政策,使之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发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税收收入作为国家资源再分配的工具,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城市建设、重点项目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等领域的动力来源和物质支撑,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凭借税收的途径促进了边疆民族的发展,增强了边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推动并构建了和谐的民族关系。除绪论外,本文共分六个章节。在本文绪论部分,笔者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相关概念和理论以及田野调查点概况。第一章为“满洲里市税收概况”。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简述满洲里市征税的历史,此后,运用税收学的分析方法对当前满洲里市国税和地税数据及其特征进行分析状况。比如运用宏观税负分析,得出满洲里的税负在合理区间运行；运用税收弹性分析,表明满洲里的税收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从税种结构来看,满洲里的税收主要来源包括营业税、增值税等；从产业结构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而从企业经济类型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囊括了国有企业和股份公司。在本章的后半部分,笔者还借助个案访谈材料,对满洲里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税收情况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状况进行比较,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税收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影响。在第二章中,重点探讨了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核心,那么,税收如何促进满洲里的经济发展?本章以税收三大支柱：对外贸易、旅游业和工业为主要分析对象,同时分析了税收对满洲里畜牧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对外贸易在满洲里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为满洲里财政收入贡献占60%。国家出台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在边疆民族地区鼓励发展边境贸易,对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采取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政策,之后调整为财政转移支付,扶持边贸企业发展。此外,对边民互市规定货值范围内的生活用品采取免关税的政策,激活了边贸市场,促进满洲里对外贸易的发展。旅游业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国家将西部地区旅游景点和景区经营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税收优惠政策范围,享受企业所得税15%的优惠政策,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出台扶持旅游业发展政策,比如对农家乐、牧户游等旅游项目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对旅游包机业务返还50%的营业税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旅游业发展。工业发展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满洲里市政府根据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税收政策制定了鼓励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工业发展减免企业所得税,企业设备抵扣税收等,促进了满洲里的工业发展。2005年1月,内蒙古比全国提前一年取消了牧业税,这对满洲里的畜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调整营业税的起征点方面,满洲里市政府从2009年的5000元提高到2011年的2万元,鼓励各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从而促进满洲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总体而言,满洲里市的各项税收政策和措施,较快地促进了满洲里市的经济发展。在第三章中,笔者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当税收收入纳入财政收入之后,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途径,把税收资金（财政收人）投入到边疆民族地区的重点项目和城市建设、民族教育和医疗卫生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促进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边民生活质量提高及文化发展。根据每年财政投入社会建设的资金分析,满洲里政府在社会各领域建设的资金投入是逐年增加的,而且重视民生事业发展,2013年,其民生领域的支出甚至占到财政总支出近40%。在社会保障与就业领域,满洲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高,从2004年的130元提高到2014年的540元。同时当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逐年增加。在就业方面,国家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失业人员,享受税收抵扣,促进当地失业人员再就业。2004年到2014年满洲里的城镇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反映了满洲里就业发展良好。边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反映满洲里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提高,可支配收入从2009年到2014年提高了1.67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从2005年到2014年提高了4.53倍。此外,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建设文化基础设施,举办节庆活动,出台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文化发展。在第四章中,重点从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出发,探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的关系。少数民族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上。政府通过投入财政资金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鼓励少数民族孕妇去医院住院生产,满洲里市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较快。此外,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到满洲里就业,这样外来少数民族的流入,带来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通过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笔者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原因。在生计方式变迁方面,历史上满洲里牧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从事游牧生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提供较好的工资待遇,很多牧民放弃游牧生计,选择到城市企业工作。国家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商家发展民族服饰,不仅弘扬了民族文化,还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增收。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少数民族重大节日活动,比如蒙古族祭敖包、回族古尔邦节等节日屠宰牲畜免除屠宰税,之后又逐步取消了屠宰税,这对少数民族饮食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此外,在住房方面,政府财政投入建设公租房、廉租房,对少数民族棚户区改造,及其购买第一套住房享受契税低税率优惠,带来了少数民族住房的发展。在交通方面,政府投资修巷道、硬化道路,方便少数民族出行。这些措施提升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使得当地的民族关系得以和谐发展。第五章主要讨论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税收促进满洲里整体的社会发展,边民受益,从而增强了边民国家认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比邻国呈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这也增强我国边民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在日常生活中,边民对于未来生活的选择往往有着非常理性的认知,“用脚投票”选择他们认为税收环境、发展环境更好的国家发展。在不同场域中,不管是少数民族、汉族的民族区分,还是中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的国籍区分,边民往往会选择那种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身份来认同。在本文最后一个部分,笔者对税收在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行思考。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讨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税收功能、特点和影响,分析满洲里税收与经济的数量关系,分析税收杠杆与满洲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内在关联,以及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讨论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税收如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
二、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1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建设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1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建设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范围限定 |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五、本论文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面临的困境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主体面临困境 |
| 一、扶贫行政机关间关系尚未理顺 |
| 二、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不足 |
| 三、未有效发挥企业参与扶贫的作用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范围面临困境 |
| 一、扶贫行政机关与市场扶贫范围界限不明 |
| 二、扶贫行政机关与社会组织、贫困户扶贫范围界限模糊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方式面临困境 |
| 一、扶贫方式未满足合法性需求 |
| 二、扶贫方式未满足服务性需求 |
| 三、传统扶贫方式与现代扶贫方式冲突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程序面临困境 |
| 一、扶贫信息公开程序不规范 |
| 二、扶贫听证程序未合理适用 |
| 三、扶贫教示程序缺失 |
| 四、扶贫决策程序不健全 |
| 第五节 精准扶贫救济面临困境 |
| 一、扶贫信访制度不规范 |
| 二、扶贫调解制度不健全 |
| 三、扶贫行政复议救济制度不完善 |
| 四、扶贫行政诉讼制度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
| 第二章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之界定 |
| 一、“精准扶贫”的语义 |
| 二、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 |
| 第二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必要性 |
| 一、规范和控制扶贫公共行政权力的需要 |
| 二、行政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 |
| 三、提升脱贫质量的内在需要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领域的行政法回应 |
| 一、行政法为何要回应精准扶贫 |
| 二、行政法如何对精准扶贫进行回应 |
| 第四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本原则 |
| 一、公益性原则 |
| 二、协调性原则 |
| 三、公众参与原则 |
| 四、效率原则 |
| 第五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理论依据 |
| 一、给付行政理论 |
| 二、反贫困理论 |
| 三、人权保障理论 |
| 四、合作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主体之行政法健全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主体之行政法界定 |
| 一、精准扶贫行政主体含义 |
| 二、精准扶贫行政主体之特点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主体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主体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主体行政法保障的启示 |
| 第三节 “合作扶贫理念”下精准扶贫主体制度之完善 |
| 一、以“合作扶贫理念”健全精准扶贫主体制度 |
| 二、厘清精准扶贫行政法主体 |
| 三、理顺扶贫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 |
| 四、重塑法律规范授权企业参与扶贫主体制度 |
| 五、健全法律规范授权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主体制度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范围之行政法厘定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范围的行政法保障之界定 |
| 一、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范围概念之界定 |
| 二、厘清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之必要性 |
| 第二节 明确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合理性基础 |
| 一、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 |
| 二、有利于规范扶贫行政主体职责 |
| 三、有助于公平合理地配置扶贫资源 |
| 第三节 域外扶贫制度的保障范围 |
| 一、域外扶贫范围的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范围制度的启示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路径 |
| 一、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遵循的原则 |
| 二、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标准 |
| 第五章 精准扶贫方式之行政法优化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方式行政法之思考 |
| 一、传统扶贫方式需转型 |
| 二、现代扶贫方式之确立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方式行政法保障之必要性 |
| 一、精准扶贫方式应当符合比例原则 |
| 二、精准扶贫方式需遵循程序制约机制 |
| 第三节 域外扶贫方式的行政法制度 |
| 一、域外扶贫方式的实践 |
| 二、域外扶贫方式的启示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方式的行政法优化 |
| 一、运用行政法统合扶贫方式之思路 |
| 二、构建激励型扶贫方式 |
| 三、完善既有扶贫方式 |
| 第六章 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 |
| 第一节 明确精准扶贫行政程序之作用 |
| 一、监督扶贫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 |
| 二、确保精准扶贫行政效率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程序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程序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反贫困程序实践的启示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路径 |
| 一、健全扶贫信息公开程序 |
| 二、合理适用扶贫听证程序 |
| 三、优化扶贫教示程序 |
| 四、规范扶贫民主科学决策程序 |
| 第七章 精准扶贫救济之行政法优化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救济之行政法再思考 |
| 一、精准扶贫救济制度的认识误区 |
| 二、正确认识和积极运用精准扶贫救济制度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启示 |
| 第三节 扶贫救济之行政法建构思路 |
| 一、规范扶贫信访救济制度 |
| 二、健全扶贫调解救济制度 |
| 三、完善扶贫行政复议救济制度 |
| 四、改善扶贫行政诉讼救济制度 |
| 第八章 精准扶贫的立法建议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总体思路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建议说明 |
| 三、扶贫立法的配套制度设计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一、研究的缘由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研究目的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关于哈萨克族教育研究现状 |
| 二、国外关于哈萨克教育的研究 |
| 三、文献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理论与方法 |
| 一、研究理论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第一章 新疆哈萨克族教育发展的自然、社会生态环境 |
| 第一节 新疆哈萨克族概况 |
| 一、哈萨克族与哈萨克先民 |
| 二、哈萨克族的人口与分布 |
| 三、经济生活 |
| 第二节 哈萨克族教育发展的自然、社会生态环境 |
| 一、哈萨克族教育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 |
| 二、哈萨克族教育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 第二章 新疆哈萨克族教育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 |
| 第一节 文化生态环境理论概述 |
| 一、文化与教育 |
| 二、文化生态环境理论 |
| 第二节 宗教与哈萨克族教育 |
| 一、宗教的本质与教育 |
| 二、哈萨克族原始宗教与教育 |
| 三、伊斯兰教与哈萨克族教育 |
| 第三节 哈萨克族民俗与教育 |
| 一、民俗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
| 二、哈萨克民俗的教育功能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前新疆哈萨克族教育发展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清末民国初年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的兴起 |
| 一、清末新疆近代学校教育的兴起 |
| 二、新疆哈萨克经文宗教教育向现代学校教育的转变 |
| 第二节 盛世才统治时期新疆哈萨克现代教育的发展 |
| 一、盛世才统治时期的教育方针、政策与措施 |
| 二、盛世才统治时期哈萨克族各级各类教育的新发展 |
| 三、师资培训和教材建设 |
| 第三节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新疆哈萨克族教育 |
| 一、三区政府时期的教育政策和措施 |
| 二、三区政府时期哈萨克族教育的恢复与发展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哈萨克族教育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改造和初步建设时期的新疆哈萨克族教育 |
| 一、新疆哈萨克族教育的特点、性质和任务 |
| 二、哈萨克族教育的整顿与改造 |
| 三、社会主义初步建设时期的哈萨克族教育 |
|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哈萨克族教育 |
| 五、民族语言文字与教材建设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新疆哈萨克族教育 |
| 一、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历史回顾 |
| 二、新时期以来的新疆哈萨克族义务教育和“两基”工作 |
| 三、新时期以来的新疆哈萨克族牧区教育 |
| 四、新时期以来的新疆哈萨克族双语教育 第五章 新形势下新疆哈萨克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个案研究—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为例 |
| 第一节 尼勒克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认识 |
| 一、尼勒克县的自然生态环境 |
| 二、近年来尼勒克县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尼勒克县基础教育发展的实证描述 |
| 一、尼勒克县“两基”攻坚达标工作情况 |
| 二、尼勒克县“两基”巩固提高工作情况 |
| 三、尼勒克县基础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
| 第三节 对尼勒克县实施中小学布局调整、民汉合校后教育改革与发展情况的调查 |
| 一、尼勒克县实施中小学布局调整、民汉合校的现实背景 |
| 二、尼勒克县实施中小学布局调整、民汉合校的现状 |
| 三、实施学校布局调整、民汉合校中尼勒克县学前教育的迅速发展与面临的问题和出路 |
| 四、实施学校布局调整、民汉合校对尼勒克县双语教学工作产生的影响与变化 |
| 五、尼勒克县中等职业教育的现状及今后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第六章 当代哈萨克文化和教育的重镇—伊犁师范学院 |
| 第一节 伊犁师范学院的历史沿革—传承与发展 |
| 第二节 伊犁师范学院的发展现状 |
| 一、发展现状 |
| 二、伊犁师范学院最具办学特色的院系--人文学院发展现状扫描 |
| 第三节 连心牵手促发展—对伊犁师范学院对口支援工作现状的考察 |
| 一、对口支援的基本情况 |
| 二、对口支援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 |
| 三、对口支援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
| 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 |
| 第四节 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对伊犁师范学院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
| 一、伊犁师范学院的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二、今后发展的主要思路与建议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1：访谈录辑要 附录2：尼勒克县学前双语幼儿园布局图 附录3：2011年秋季少数民族农村双语幼儿园免费教育教学用书发货结算专用表 附录4：“国培计划”初中数学02班课程培训总结报告 附录5：“国培计划”--网络课堂培训学习情况调查问卷 附录6：访谈提纲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和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1949-1978年中国救灾捐赠回顾 |
| 第一节 1949-1978年的自然灾害状况 |
| 一、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 二、党对自然灾害认识的变化 |
| 三、初步提出救灾工作方针 |
| 第二节 1949-1978年的救灾捐赠活动 |
| 一、“一碗米”、“一两米”等一系列节约捐输救灾运动 |
| 二、社会募集救济款物 |
| 三、群众互助互济 |
| 第三节 1949-1978年救灾捐赠评析 |
| 一、以生产自救自助为主，有限开展救灾捐赠 |
| 二、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灾民以有力支持 |
| 三、强调国内互助，排斥救灾外援 |
| 四、募捐活动具有一定的零散性、偶然性、被动性 |
| 五、救灾捐赠具体政策较笼统，缺乏规范性 |
| 小结 |
| 第二章 1979-1988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 |
|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救灾工作的调整 |
| 一、重新明确民政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
| 二、调整救灾工作方针 |
| 三、科学认识自然灾害 |
| 四、开展救灾理论研究 |
| 第二节 国内救灾捐赠的初步恢复 |
| 一、救灾与扶贫相结合的新思路 |
| 二、救灾与扶贫募捐工作的初步实践 |
| 第三节 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调整和反复 |
| 一、首次被动接受救灾外援 |
| 二、缩紧外援口径，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出现反复 |
| 三、通过联合国救灾署向国际社会提出救灾援助要求 |
| 四、规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口径 |
| 小结 |
| 第三章 1989-1999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探索和改革 |
| 第一节 1989-1999年救灾捐赠改革探索的背景 |
| 一、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成立 |
| 二、减灾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
| 三、救灾工作实行分级管理体制改革 |
| 第二节 经常性社会捐助的初步探索 |
| 一、经常性社会捐助的源起 |
| 二、初步探索和实践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 |
| 第三节 救灾对口支援模式的探索和建立 |
| 一、对口支援政策溯源 |
| 二、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探索和实践 |
| 第四节 国际救灾援助政策的逐步确立和完善 |
| 一、明确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立场 |
| 二、逐步完善国际救灾援助相关规定 |
| 第五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实施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制定的背景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关于救灾捐赠的规定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 |
| 小结 |
| 第四章 2000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 |
| 第一节 救灾捐赠面临机遇和挑战 |
| 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 |
| 二、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实现小康 |
| 三、救灾工作方针的新变化 |
| 四、特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 第二节 2000年以来救灾捐赠典型案例 |
| 一、2003年防治非典型肺炎捐赠活动 |
| 二、2008年初应对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捐赠活动 |
| 三、“5·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 |
| 四、2010 年玉树“4·14”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灾害捐赠活动 |
| 第三节 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的形成和创新 |
| 一、加快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 |
| 二、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的创新模式——“慈善超市” |
| 三、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的正式形成 |
| 第四节 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调整和发展 |
| 一、适时调整救灾捐赠对口支援方案 |
| 二、“5·12”汶川地震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重大发展 |
| 第五节 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的探索和实践 |
| 一、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
| 二、救灾捐赠工作规程的制定和应急机制的完善 |
| 第六节 救灾捐赠激励机制的探索和建立 |
| 一、表彰奖励 |
| 二、税收激励 |
| 第七节 参与国际救灾援助的新变化 |
| 一、主动、规范、多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 |
| 二、积极开展印度洋海啸等对外救灾援助 |
| 三、多渠道、多层次参与国际救灾减灾交流合作 |
| 第八节 救灾捐赠立法进程加快 |
| 一、出台《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 |
| 二、修订、颁布《救灾捐赠管理办法》 |
| 三、制定一系列指导救灾捐赠的政策规章 |
| 小结 |
| 第五章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基本评价 |
| 第一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的成就 |
| 一、救灾捐赠规范化、制度化显着加强 |
| 二、救灾捐赠法制化取得初步成效 |
| 三、救灾捐赠社会化逐步形成 |
| 四、救灾捐赠对外开放不断深入 |
| 五、救灾捐赠内容、渠道不断拓宽 |
| 六、救灾捐赠规模、水平快速增长 |
| 七、救灾捐赠社会效果凸显 |
| 第二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层次低，法律体系不完备 |
| 二、政府行政干预功能过强，非政府组织参与不够 |
| 三、对救灾捐赠的优惠政策和鼓励力度不足 |
| 四、募捐主体与受赠主体存在混淆 |
| 五、救灾捐赠信息公开缺乏规范性 |
| 六、救灾捐赠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到位 |
| 第三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发展演进的经验启示 |
| 一、完善救灾捐赠法律体系，以法制化推动救灾捐赠的科学发展 |
| 二、扩大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继续推进救灾捐赠社会化 |
| 三、完善救灾捐赠激励措施，提升公众捐赠热情 |
| 四、明确募捐主体资格，理顺政府角色，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 |
| 五、规范救灾捐赠信息公开披露机制 |
| 六、建立一体化监管网络，推进捐赠文明 |
| 七、加强社会主义慈善捐赠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综述 |
| 1.2.2 国内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析 |
| 1.3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 |
| 2 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与内涵 |
| 2.1.1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
| 2.1.2 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 |
| 2.2 理论依据 |
| 2.2.1 文化权益理论 |
| 2.2.2 公平正义理论 |
| 2.2.3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3 制度背景 |
| 2.3.1 信息公平获取制度 |
| 2.3.2 公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 |
| 2.3.3 数字包容制度 |
| 2.4 现实意义 |
| 2.4.1 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
| 2.4.2 消弭数字鸿沟 |
| 2.4.3 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 |
| 3 我国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现状 |
| 3.1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概况 |
| 3.2 推进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的举措与成效 |
| 3.2.1 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与标准 |
| 3.2.2 财政投入向欠发达地区倾斜 |
| 3.2.3 服务覆盖面向农村基层、偏远地区延伸 |
| 3.2.4 针对特殊群体需求整合资源 |
| 3.3 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现状调查——以文化共享工程为例 |
| 3.3.1 调查设计 |
| 3.3.2 不同地区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现状 |
| 3.3.3 基层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现状 |
| 3.3.4 特殊群体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现状 |
| 3.3.5 调查总结 |
| 4 影响我国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现实因素 |
| 4.1 制度因素 |
| 4.1.1 国家现行法律政策 |
| 4.1.2 公共文化服务行业的制度 |
| 4.2 经济因素 |
| 4.2.1 地区经济发展与财政投入差距 |
| 4.2.2 不同群体自身的经济条件差异 |
| 4.3 文化因素 |
| 4.3.1 公共数字文化的发展水平 |
| 4.3.2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单位的均等化组织文化 |
| 4.4 技术因素 |
| 4.4.1 信息及通信技术 |
| 4.4.2 信息无障碍技术 |
| 4.5 素质因素 |
| 4.5.1 公众文化素养 |
| 4.5.2 公众数字素养 |
| 5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国外借鉴 |
| 5.1 法律政策与标准规范 |
| 5.1.1 政府的法律政策与标准规范 |
| 5.1.2 行业的法律政策与标准规范 |
| 5.1.3 公共文化机构的政策规划 |
| 5.2 信息基础设施与设备 |
| 5.2.1 农村与偏远地区的服务网点和宽带网络建设 |
| 5.2.2 无障碍网站建设 |
| 5.2.3 辅助技术产品开发 |
| 5.2.4 辅助技术产品应用 |
| 5.3 数字资源建设 |
| 5.3.1 多样性资源建设 |
| 5.3.2 专题资源建设 |
| 5.4 数字服务 |
| 5.4.0 公民数字素养教育服务 |
| 5.4.1 面向农村、偏远地区的宣传推广与服务推送 |
| 5.4.2 为特殊群体推出个性化服务项目 |
| 5.5 国外提供的借鉴 |
| 5.5.1 完善制度体系是实现均等化的根本保障 |
| 5.5.2 普及信息基础设施与提高公民数字素养是均等化的基本前提 |
| 5.5.3 应用信息无障碍技术是促进均等化的重要手段 |
| 5.5.4 均衡服务对象是实现均等化的必然路径 |
| 5.5.5 发展社会合作是实现均等化的必要助力 |
| 6 我国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保障体系构建 |
| 6.1 保障体系的构建原则 |
| 6.1.1 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原则 |
| 6.1.2 统筹兼顾与重点保障原则 |
| 6.1.3 动态发展原则 |
| 6.2 保障体系的构成要素 |
| 6.2.1 目标与对象 |
| 6.2.2 责任主体 |
| 6.2.3 保障方式 |
| 6.3 保障体系模型 |
| 6.4 保障体系的实例分析 |
| 6.4.1 广东省保障体系的构建举措 |
| 6.4.2 广东省保障体系的不足与优化方案 |
| 7 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保障体系的运行 |
| 7.1 制度环境层面 |
| 7.1.1 构建以均等化为导向的法律政策体系 |
| 7.1.2 细化服务标准,评估实施效果 |
| 7.1.3 确立均等化评价标准,评估均等化程度 |
| 7.2 服务供给层面 |
| 7.2.1 发展服务的多元供给主体 |
| 7.2.2 明确群体差异化需求,实施分众化供给 |
| 7.3 技术应用层面 |
| 7.3.1 改造数字服务网站,实现无障碍化 |
| 7.3.2 推动辅助技术产品的开发与应用 |
| 7.4 人文与素养层面 |
| 7.4.1 构建均等化组织文化,培育人文精神 |
| 7.4.2 加强数字素养教育培训,提高服务利用率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的科研成果及奖励 |
| 致谢 |
（5）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立法和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1.1 研究目的 |
| 1.1.1 有利于义务教育制度的完善 |
| 1.1.2 有利于当今义务教育诸多问题的解决 |
| 1.1.3 有利于教育法治建设 |
| 1.1.4 本研究的学科定位和学术价值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义务教育法规文献汇编 |
| 1.3.2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的相关卷本中有关义务教育政策法规的研究部分 |
| 1.3.3 教育政策法规研究以及有关单项政策法规的研究文献 |
| 1.3.4 各种教育年鉴和统计资料 |
| 1.3.5 一些有关义务教育的专着中已有部分关于义务教育立法的研究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历史法 |
| 1.5.2 比较法 |
| 1.6 本研究的特点和创新之处 |
| 1.6.1 本研究的特点和难点 |
| 1.6.2 研究内容的创新 |
| 1.6.3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2章 1986 年《义务教育法》出台前的教育法制状况（1949-1976） |
| 2.1 解放前夕中国普及教育数量和质量亟需提高的现实需要 |
| 2.2 毛泽东与普及教育事业相关的教育思想的起伏变化 |
| 2.2.1 全国解放前后毛泽东关于教育事业较为理性的论述 |
| 2.2.3 大跃进前后毛泽东加快教育发展的非理性观点 |
| 2.2.4 大跃进至文革毛泽东非理性教育思想的延续 |
| 2.2.5 文革中毛泽东非理性教育思想的加剧 |
| 2.3 中央层次与普及教育相关方针政策的起伏 |
| 2.3.1 解放初期至大跃进之前积极稳妥的普及教育政策 |
| 2.3.2 大跃进期间普及教育政策的冒进 |
| 2.3.3 大跃进至文革前义务教育政策的局部调整 |
| 2.3.4 文革期间普及教育政策的跌宕起伏 |
| 2.4 前30 年普及教育政策法规实施效果的波动 |
| 2.4.1 建国后至大跃进之前普及教育事业稳步发展 |
| 2.4.2 反右倾至大跃进期间普及教育事业的冒进 |
| 2.4.3 大跃进至文革之前普及教育事业的适当收缩 |
| 2.4.4 文革期间普及教育事业遭到重创 |
| 2.5 前30 年普及教育政策法规制定与实施的经验和教训 |
| 2.5.1 前30 年中国普及教育政策法规制定与实施的经验 |
| 2.5.2 前30 年中国普及教育政策法规制定与实施的失误 |
| 第3章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立法准备阶段（1976-1985） |
| 3.1 文革后中国社会初步变革的大环境 |
| 3.1.1 思想领域的大解放 |
| 3.1.2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农村普及教育奠定了物质基础 |
| 3.1.3 领导制度改革为义务教育立法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
| 3.1.4 法制环境好转为义务教育立法奠定了制度基础 |
| 3.2 邓小平教育思想为普及教育事业奠基 |
| 3.2.1 邓小平与普及教育相关的教育思想 |
| 3.2.2 邓小平的教育思想对普及教育事业的影响 |
| 3.3 中小学的拨乱反正工作 |
| 3.3.1 中小学教育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 |
| 3.3.2 中小学的各类平反工作 |
| 3.3.3 中小学教育教学秩序的恢复与发展 |
| 3.4 普及小学教育若干政策法规的出台 |
| 3.4.1 中央层次各类普及小学教育的政策法规 |
| 3.4.2 地方层次各级各类普及小学教育的政策法规 |
| 3.4.3 各地多措并举促进小学教育的普及 |
| 3.4.4 案例分析1980 年代初河北农村中小学教育体制改革的有益探索 |
| 第4章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出台过程 |
| 4.1 中国社会改革进程进一步发展的有利环境 |
| 4.1.1 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 |
| 4.1.2 科技体制的改革 |
| 4.1.3 教育体制的改革 |
| 4.2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直接推动普九立法工作 |
| 4.2.1 《决定》对普九目标和保障条件的规定 |
| 4.2.2 《决定》明确提出普九立法任务 |
| 4.2.3 《决定》实施后义务教育事业的诸多变化 |
| 4.3 义务教育立法工作的起步 |
| 4.3.1 地方义务教育法规的先行奠基 |
| 4.3.2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立法准备 |
| 4.3.3 国家教育委员会起草立法 |
|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 |
| 4.4.1 李鹏就义务教育法草案向全国人大的报告 |
| 4.4.2 《义务教育法》的通过 |
| 第5章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与补充完善（1986-至今） |
| 5.1 新闻媒体的宣传 |
| 5.1.1 各大报刊的社论和《义务教育法》宣传提纲 |
| 5.1.2 政界对《义务教育法》的肯定 |
| 5.2 全国人大和中央部委的推动 |
| 5.2.1 全国人大的普九调研 |
| 5.2.2 表彰普及教育先进 |
| 5.2.3 中央部委下发普九系列法规 |
| 5.3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地方实施 |
| 5.3.1 地方各界的普九宣传 |
| 5.3.2 义务教育地方法规相继出台 |
| 5.3.3 执行《义务教育法》取得辉煌成就 |
| 5.3.4 《义务教育法》执行中出现的问题 |
| 5.3.5 国家采取的应对措施 |
| 5.4 2006 年新《义务教育法》的出台 |
| 5.4.1 2006 年《义务教育法》的酝酿与出台 |
| 5.4.2 2006 年《义务教育法》的主要变化 |
| 5.4.3 2006 年《义务教育法》的执行 |
| 第6章 1986 年《义务教育法》与中国教育法治化的未来 |
| 6.1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立法路径 |
| 6.1.1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立法背景分析 |
| 6.1.2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立法程序分析 |
| 6.1.3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立法内容分析 |
| 6.1.4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执行效果分析 |
| 6.2 中外义务教育事业法制化路径的异同比较 |
| 6.2.1 中外义务教育事业法制化路径的共性 |
| 6.2.2 中外义务教育事业法制化路径的差异性 |
| 6.3 对未来中国教育法治化建设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文献综述 |
| 一、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 |
| 二、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 |
| 三、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路径 |
| 第二节 内容分析法文献综述 |
| 一、描述性分析文献综述 |
| 二、比较分析文献综述 |
| 三、情感分析文献综述 |
| 四、趋势分析文献综述 |
| 五、可读性分析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 |
| 一、公共受托责任理论 |
| 二、免疫系统理论 |
| 三、国家良治理论 |
| 四、新公共管理理论 |
| 五、理论评述 |
| 第二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相关理论 |
| 一、制度变迁理论 |
| 二、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 |
| 三、理论评述 |
| 第三节 内容分析法相关理论 |
| 一、内容分析法的功能和应用目的 |
| 二、内容分析法的认识论基础 |
| 第四章 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体制分析 |
| 一、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 |
| 二、国家审计功能 |
| 三、国家审计的根本目标 |
| 四、国家审计组织体制 |
| 第二节 国家审计机制分析 |
| 一、审计组织方式 |
| 二、审计实施方式 |
| 三、审计评价方式 |
| 四、审计结论作出 |
| 五、审计报告方式 |
| 六、审计成果运用 |
| 七、审计人员管理 |
| 第五章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内容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目的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第四节 确定分析单位 |
| 第五节 类目构建与编码 |
| 第六节 编码中的效度和信度检验 |
| 一、效度检验 |
| 二、信度检验 |
| 第七节 数据分析结果 |
| 一、词频分析 |
| 二、关键词分析 |
| 三、语义网分析 |
| 四、聚类分析 |
| 五、情感分析 |
| 六、主题分析 |
| 第六章 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分析 |
| 第一节 可读性测量方法的选取 |
| 第二节 可读性指标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审计报告及公告信息接收者受教育程度 |
|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平均受教育程度 |
| 二、国务院领导平均受教育程度 |
|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平均受教育程度 |
| 四、社会公众平均受教育程度 |
| 第四节 研究结论与分析 |
| 一、审计信息接收者平均受教育年数 |
| 二、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可读性分析 |
| 三、全国审计工作会议报告可读性分析 |
| 四、审计结果公告可读性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利益冲突与协调 |
| 一、国家审计制度利益冲突与协调的功能体现 |
| 二、国家审计制度变迁体现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因 |
| 一、经济环境变迁拓展了国家审计的范围 |
| 二、政治环境变迁丰富了国家审计的内容 |
| 三、法律环境变迁增强了国家审计的权威性 |
| 四、文化环境变迁更新了国家审计理念 |
| 五、技术环境变迁创新了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创新国家审计的对象和内容 |
| 一、明确审计监督全覆盖的对象和内容 |
| 二、定期评估并更新审计对象和内容 |
| 三、关注民营资本的运营管理情况 |
| 四、构建对监管者再监督的有效机制 |
| 第二节 创新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 |
| 一、合理加大专项审计调查的比重 |
| 二、适当增加统一组织大型审计项目的数量 |
| 三、探索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的路径 |
| 四、全面推进数字化审计 |
| 第三节 完善审计结果报告及公告制度 |
| 一、明确区分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和审计结果公告的内容范围 |
| 二、扩充政府审计工作报告的内容 |
| 三、控制审计结果公告中正面评价的词汇数量 |
| 四、进一步提高审计结果公告的可读性水平 |
| 第四节 完善审计结果落实制度 |
| 一、完善审计决定执行机制 |
| 二、完善审计建议采纳机制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局限 |
| 第三节 未来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本课题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关系相关问题探析 |
| 2.1 有关概念阐释 |
| 2.1.1 文化和文化建设 |
| 2.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1.3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
| 2.2.1 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 |
| 2.2.2 精神文化生产理论 |
| 2.2.3 文化领导权思想 |
| 2.2.4 文化软实力思想 |
| 2.3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
| 2.3.1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 2.3.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
| 2.4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 |
| 2.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2 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3 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和氛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5 民族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相辅相成 |
| 2.5.1 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2.5.2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以民族文化建设为条件 |
| 第3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 |
| 3.1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1.1 广西民族地区的总体概况 |
| 3.1.2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2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发轫期 |
| 3.2.1 广西对“五四”运动的声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2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3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4 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爱国民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3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开拓期 |
| 3.3.1 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征程 |
| 3.3.2 “文革”十年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经曲折 |
| 3.3.3 思想大解放开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局面 |
| 3.4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面推进期 |
| 3.4.1 广西系列文化建设工程与转型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4.2 广西“双学”活动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桂宣传 |
| 3.4.3 “四个广西”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 |
| 3.4.4 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与“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 |
| 3.4.5 “广西精神”的凝练与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提出 |
| 3.4.6 党的十八大后广西的理论宣传与“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系列活动 |
| 第4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
| 4.1 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增强引领群众能力 |
| 4.1.1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贯穿于广西革命和建设的始终 |
| 4.1.2 多渠道培养民族干部增强其引领民族群众的能力 |
| 4.2 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
| 4.2.1 重视有民族特点的报刊图书的宣传功能 |
| 4.2.2 发挥民族文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
| 4.2.3 善用传统大众媒体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 |
| 4.2.4 发挥现代传媒打造理论传播新模式的作用 |
| 4.3 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 |
| 4.3.1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3.2 社会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4 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作用 |
| 4.4.1 广西先进人物教育示范功能的发挥 |
| 4.4.2 广西妇女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4.3 广西青年学生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5 强化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 |
| 4.5.1 民族团结教育是广西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法宝 |
| 4.5.2 新世纪新阶段广西强化民族团结教育的新举措 |
| 4.6 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推进自身实践创新 |
| 4.6.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4.6.2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5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主要特点 |
| 5.1 明确的目标任务 |
| 5.1.1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宣传马克思主义 |
| 5.1.2 结合满足民族群众利益需求选择科学理论大众化的路径 |
| 5.2 鲜明的民族特点 |
| 5.2.1 以民族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为宣传重点对象 |
| 5.2.2 以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重要内容 |
| 5.2.3 运用民族文化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载体 |
| 5.3 多层面的保障措施 |
| 5.3.1 物质保障 |
| 5.3.2 组织保障 |
| 5.3.3 人力保障 |
| 5.3.4 制度保障 |
| 5.4 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 |
| 5.4.1 多样化态势 |
| 5.4.2 综合化态势 |
| 第6章 完善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思考 |
| 6.1 阻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
| 6.1.1 主要问题 |
| 6.1.2 制约因素 |
| 6.2 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 |
| 6.2.1 发展民族教育提升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效 |
| 6.2.2 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并充实民族教育内容 |
| 6.2.3 根据民族地区特点丰富民族教育形式 |
| 6.3 改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
| 6.3.1 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 6.3.2 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 |
| 6.3.3 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 |
| 6.3.4 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及培育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 |
| 6.4 利用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6.4.1 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
| 6.4.2 深入挖掘和弘扬广西红色文化 |
| 6.4.3 广泛宣传和践行广西精神 |
| 6.5 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 |
| 6.5.1 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 |
| 6.5.2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保障制度 |
| 6.5.3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机制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着及科研情况 |
（8）内蒙古科技规划研究（1958-200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理论层面 |
| 1.1.2 现实层面 |
| 1.2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我国宏观科技政策的研究综述 |
| 1.3.2 科技政策理论研究综述 |
| 1.3.3 区域科技政策研究综述 |
| 1.3.4 科技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研究综述 |
| 1.3.5 少数民族科技政策研究综述 |
| 1.3.6 内蒙古科技规划、政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的创新与特色 |
| 第二章 建国初期,内蒙古开始全面规划科技事业 |
| 2.1 国家确定集中科技资源解决经济建设关键问题的政策 |
| 2.1.1 “十二年”科技规划 |
| 2.1.2 《科研工作十四条》和《十年规划》 |
| 2.2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科学发展规划《三年规划八年设想(1960——1967)纲要》 |
| 2.3 内蒙古自治区《1961——1962年科技发展纲要》和《1963---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 |
| 第三章 内蒙古科技事业迎来“科学的春天”,科技规划更加注重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
| 3.1 国家以经济为导向的科技战略确立 |
| 3.1.1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 |
| 3.1.2 以经济为导向的科技战略的确立——迎接新的世界产业革命的挑战 |
| 3.1.3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
| 3.2 内蒙古科技事业从瘫痪到恢复 |
| 3.2.1 建国以来自治区召开的第一次科学大会 |
| 3.2.2 自治区科技工作进入全面快速恢复发展时期 |
| 第四章 科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内蒙古面向经济建设纵深部署三个层次科技计划 |
| 4.1 国家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加速科技进步 |
| 4.1.1 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 |
| 4.1.2 “科教兴国”战略确立 |
| 4.2 内蒙古开始实施“八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科技三项改革稳步推进 |
| 4.2.1 内蒙古科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 |
| 4.2.2 科研机构事业费管理和科技三项费用的拨款制度改革政策 |
| 4.2.3 技术市场管理体系基本形成,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成果丰硕 |
| 4.2.4 农村牧区科技综合服务体系初步建立 |
| 4.2.5 民办科技机构崭露头角,成为科技改革新的“生力军” |
| 4.3 内蒙古面向经济建设纵深部署3个层次科技计划 |
| 4.3.1 星火计划与振兴农村经济 |
| 4.3.2 火炬计划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
| 4.3.3 攻关计划 |
| 4.3.4 其它相关配套科技计划与政策 |
| 第五章 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内蒙古 |
| 5.1 国家确立以创新为主线的科技政策 |
| 5.1.1 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 |
| 5.1.2 科技人才体系不断完善 |
| 5.2 科技计划集中集成,六大领域重点突破,自治区全面推进“科教兴区”战略 |
| 5.3 建立新型科研结构和区域创新体系 |
| 5.3.1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总体框架及科研结构调整实施方案的出台 |
| 5.3.2 科研机构转制攻坚战 |
| 5.3.3 全区技术创新大会 |
| 5.3.4 构建区域技术创新体系 |
| 5.4 新世纪之初科技基础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
| 5.4.1 科技生产力布局136程 |
| 5.4.2 科技计划5226体系 |
| 5.4.3 建设创新型内蒙古,从“科教兴区”到“科技强区”转变 |
| 5.4.4 科技政策规划体系 |
| 5.4.5 科技投资结构 |
| 第六章 内蒙古科技发展的经验与反思 |
| 6.1 内蒙古科技事业五十年(1958-2008)的发展 |
| 6.2 值得借鉴的几条经验 |
| 6.2.1 以科技规划引领科技战略发展,不断优化科技发展环境 |
| 6.2.2 加快原始创新步伐,充分发挥传统特色产业先发优势 |
| 6.2.3 通过技术进步重大项目推进,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 |
| 6.2.4 全力打造特色创新平台,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取得显着成效 |
| 6.2.5 强化高层次引进和培养,实现科技资源的跨区域配置 |
| 6.3 有待反思的几个问题 |
| 6.3.1 科技政策与宏观政策关联度大,宏观政策的偏差易致科技政策的盲动 |
| 6.3.2 科技投入水平低,科技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受到制约 |
| 6.3.3 研究开发能力仍然不高,关键技术自给率低 |
| 6.3.4 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不强,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受制约 |
| 6.3.5 人才队伍整体水平不高,严重制约创新能力的发挥 |
| 6.3.6 科技创新制度与环境不健全影响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
| 6.4 今后的发展思路及对策建议 |
| 6.4.1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科技投入宏观体系 |
| 6.4.2 在加大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全面开展研发平台和产业化载体的升级工作 |
| 6.4.3 推动激励自主创新各项政策的落实,加快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
| 6.4.4 强化人才引进与培养,提高科技人才队伍整体水平 |
| 6.4.5 加强国际国内科技合作 |
| 6.4.6 以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大科技观，整体推动科技资源向农村牧区延伸 |
| 第七章 内蒙古科技规划绩效评价 |
| 7.1 科技评价综述 |
| 7.1.1 科技评价的范畴和主要方法 |
| 7.1.2 我国科技评价的发展 |
| 7.2 内蒙古科技评价现状 |
| 7.3 以“十一五”为例,基于DEA方法对内蒙古科技规划进行绩效评价 |
| 7.3.1 决策单元的界定与评价指标的选择 |
| 7.3.2 样本归集 |
| 7.3.3 样本运算及分析 |
| 7.4 内蒙古科技规划评价体系构建的建议 |
| 7.4.1 加强科技评估制度建设,明确评估在管理中的作用 |
| 7.4.2 加强对评估方法的研究,建立健全科技评估专业规范 |
| 7.4.3 系统研究科技评估的组织管理,统筹科技评估环境建设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法律制度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 本文研究的意义及目的 |
| 二、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研究现状综述 |
| （二） 现有研究的特点及不足 |
| 三、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逻辑架构 |
| （一）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二） 本文的逻辑架构 |
| 四、 关于本文的几点说明 第一章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形成与确立 |
| 一、 土地改革时期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
| （一） 土地私有基础上的农民家庭经营的延续和转变 |
| （二） 土地私有基础上的农村集体统一经营的萌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初步兴起 |
| 二、 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
| （一） 农业合作化：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纵深发展 |
| （二）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的集体统一经营的确立——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
| （三） 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经营体制下农民家庭经营的式微 |
| 三、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
| （一） 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 |
| （二） 人民公社体制的整顿与调整——从单一公社所有制到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 |
| （三） 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家庭经营的进一步式微 |
| 四、 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与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确立 |
| （一） 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兴起与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 |
| （二）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确立 第二章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确立后的制度变迁及现存法律问题 |
| 一、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确立后的制度变迁 |
| （一）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内涵表述的演变 |
| （二） 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变迁 |
| （三） 农村统一经营制度的变迁 |
| 二、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现存法律问题 |
| （一）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表述所存在的问题 |
| （二） 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法律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
| （三） 农村统一经营法律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第三章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总体分析 |
| 一、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内涵的重新认知与界定 |
| （一） 关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内涵解读 |
| （二） 关于农村统一经营的内涵拓展 |
| （三）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界定 |
| 二、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准则 |
| （一） 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协调农民权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
| （二） 在坚持市场化导向改革的基础上协调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 |
| （三） 在重视法治的保障作用的基础上协调法治保障与政策导向的关系 |
| 三、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法律运行机制的总体完善思路 |
| （一） 关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法律制度的完善思路 |
| （二） 关于农村统一经营法律制度的完善思路 第四章 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一、 关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一） 农村土地承包期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二） 农村承包地调整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三）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二、 关于拓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的法律制度的健全 |
| （一）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许可及其适当限制 |
| （二）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限制的适当放宽 |
| 三、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及登记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一）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及登记的基本立法 |
| （二） 统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及登记机构 |
| （三） 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登记的法律效力 |
| （四）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及登记程序 |
| （五） 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制度 第五章 农村统一经营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一） 适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专门和基本法律 |
| （二） 重新认识和清晰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 |
| （三） 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法人）地位 |
| 二、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立法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 |
| （一） 拓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态法定化立法 |
| （二） 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立法及相关法律制度 |
| 三、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参与农业经营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一） 合理引导和规范龙头企业参与农业经营的形式和范围 |
| （二） 建立健全龙头企业扶持政策的法制化实施机制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和理论 |
| 第四节 田野调查点的概况 |
| 第一章 满洲里市税收概况 |
| 第一节 满洲里税收史简述 |
| 第二节 满洲里市的地税 |
| 第三节 满洲里市的国税 |
| 第四节 不同历史时期的满洲里市税收对比分析 |
| 第五节 地税、国税的财政贡献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二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对外贸易发展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工业发展 |
| 第四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畜牧业、批发零售业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与扶持民族企业发展 |
| 第三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促进边疆城市重点项目建设 |
| 第二节 税收支持民族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稳定民族地区城市社会保障与就业 |
| 第四节 税收保障边民生活质量提高与文化发展 |
| 第四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 |
| 第一节 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与生计变迁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发展 |
| 第三节 民族认同与民族关系发展 |
| 第四节 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发展 |
| 第五章 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 |
| 第一节 边民互动中的国家认同 |
| 第二节 税收环境与“用脚投票”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身份认同与家园选择 |
| 第六章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
| 第一节 边疆民族地区税收的功能、特点及影响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第四节 税收杠杆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 |
| 第六节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税收与边疆城市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1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建设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D]. 唐梅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2]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发展研究[D]. 朱远来. 中央民族大学, 2012(10)
- [3]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D]. 韩颖.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4]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D]. 完颜邓邓. 武汉大学, 2017(07)
- [5]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立法和实施研究[D]. 宗树兴. 河北大学, 2010(07)
- [6]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D]. 徐纯. 武汉大学, 2017(06)
- [7]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
- [8]内蒙古科技规划研究（1958-2008）[D]. 么红杰.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2(07)
- [9]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法律制度完善研究[D]. 谭贵华. 西南政法大学, 2012(07)
- [10]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D]. 金德谷.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