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省人民政府政务大事记（论文文献综述）
贺永泰[1]（2011）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系统研究：1941-1954年》文中研究指明中共中央西北局（简称西北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西北地区建立的中央局。它是在西北地方党组织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萌芽于大革命时期,奠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其前身是陕甘宁边区党委——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和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1941年5月成立,1954年12月撤销,历时13年。西北局党的组织系统是其整个组织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由机构、组织和党员三个子系统构成。其中,机构包括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组织包括同级党组织和下属党组织。同级党组织是指非党组织系统的政府党团（组）、军事系统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是西北局党的组织系统的基础和细胞。在建国后西北局的建党工作中,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入党问题别具特色；在整风、土改和运动中整党是西北局基层党组织发展和巩固的根本途径。西北局成立前,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就在西北地区建立过一些民族工作机构,特别是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局成立后,在其工作机构中除了设立专门的民族工作委员会外,在其他重要部门,如统战部、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等部门内也设置了从事民族工作的分支机构；不仅如此,边区政府也设置了民族事务委员会,学校系统也建有专门的民族学院,所有这些合成一个民族工作系统。民族工作系统是西北局组织系统的最大特色,是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组织保证。陕甘宁边区时期,西北局提出并实践了回民自治。建国以后,西北局提出了西北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并领导实现了省级以下的民族区域自治。西北局的同级组织是政府、军事和民众团体三个系统。后三者虽然各有其隶属关系,但在工作中均接受西北局的领导,西北局通过大政方针和一系列的组织措施来实现对它们的领导。党政军民关系从领导上讲都是党内关系。但是,西北局成立前后,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民之间曾存在着党政民不分,军政民不团结、各自为政和对西北局闹独立性等不正常不协调的关系。为了理顺关系,1942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边区党政军民各系统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双拥”运动,使党政军民各组织得以协调而正常的运转。西北局是中共中央在西北地区的派出机构和代表机关,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负责中央政策在西北地区的贯彻执行。西北局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西北局与其他中央局之间,在组织上是相互独立的“块块”关系,各成系统；工作中是协作关系,相互支持、相互学习。西北局与其他中央局相比,既具有中央局的共性,又与众不同,有自己的特色。西北局作为中共中央组织机构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是中共在西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它的设立是中共中央的一种组织措施,其立废皆与党的“统一”领导直接相关；它的组织系统的演变反映了中国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变化,表征着中共历史方位的变化,说明中共的组织建制逐步向正常化轨道转化；它的组织系统及其组织行为为中共中央的政策在西北地区的执行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它在组织运作过程中创造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和民族自治两大民主形式。
范晓春[2]（2007）在《中国大行政区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疆域广大,如何通过行政区划来克服空间距离上的限制,建立中央与地方的良性关系,一直以来是执政者的重要工作,也始终考验着执政者的政治智慧。1949-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曾在省级以上正式设置过大行政区一级过渡性地方行政建制,并成为中共从革命到建设、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时期所独创的最高一级政区。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对1949-1954年间大行政区的来龙去脉、政党政权机构、权力运行、历史影响和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疏理,以廓清这一地方行政建制兴废的全过程,构建起这一历史现象的基本框架,并描述出其基本面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省级作为最高一级政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也曾频繁出现过形式各异的中央与省级之间的权力机构,以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临时性手段。1927年,中共选择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开始在中国局部区域建立自己领导的政权,进行军事割据。此后,中共统治的区域逐渐由小变大、由少变多,拓展成为由中共中央局“一元化”领导下的跨越数省、统一管辖、相对独立的几个大行政区域,并建立了相应的政权机关,从而形成了中共全面执政后设立的大行政区的雏形。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中共正式确定在省级以上设立大行政区,并经过近二年的摸索与实践,全国正式划分为6个大行政区。各大行政区设立后,其横向层面的政治组织——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社会团体等也都在原有的组织体系基础上得以继续存在或新设,并形成了一个集权于中共中央局的权力配置结构。在大行政区一级,由于中央局居于权力的核心,并通过一系列具体体制和机制继续实施“一元化”领导和控制,形成了横向上集权于中央局。在权力的纵向运行中,中央局和大行政区政权则居于单一制国家结构的中央与省、市、区之间,在中央的集权领导下又拥有着极大的自主权力。而当时的中央则主要通过国家权力和非国家权力渠道对其进行联系和控制。其中在非国家权力渠道方面,中共与各级政权相对应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层级组织,以通过自身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各级党组织对同级政权的核心领导,来确保中央对大行政区实施有效的领导与控制。1952年,大行政区在其完成中央政府“以简驭繁”,转分裂为统一的历史使命后面临着被撤销的命运。但出于政策延续性和国家局势稳定的考虑,中共选择了循序渐进的策略。也就是把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和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不再把其作为一级地方政权,而只是中央派驻各大区的代表机关。大行政区调整后,由于政权的性质由多重变为单一,其纵向上的职能权限受到大规模的削减,在横向上则更集权于中央局,其实也就是更集权于中央。大行政区调整后,尽管中央的权力得以明显加强,但中共全面执政后高层内部一些分歧和矛盾就显得突出了出来。为此,中共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背景下继续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分散主义”。而“高饶事件”的发生,则使中共加快了取消大行政区的步伐,并最终付诸于实施。大行政区撤销后,出于防止形成“独立王国”和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考虑,中央集权的程度亦随之不断加强,原来大行政区相对分权的模式逐渐被“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的“条条专政”模式所取代。大行政区的设立,尤其是中央局与大行政区政权的有机耦合,对中共在全面执政初期实现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恢复、思想文化的管理和控制都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并为此后进行全方位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计划经济体制铺平了道路。从中共领导与建设民族国家的角度讲,其作用还在于:有效地解决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所出现的日益严重的分裂问题,有力地促进了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充分保障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等方面。但是,大行政区的撤销由于受“高饶事件”的影响,显得较为仓促,至于中央局、分局亦随之迅即撤销则显然是一种“一刀切”的作法。为此,中共为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所出现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又不得不继续探索和试验了在省级以上创设相应的协调和控制机构。因此,在中国进行行政区划的调整应当与时势的发展相适应,对最高一级政区的调整需与整个行政区划体系的调整相适应,并且还应合理解决中共组织系统与行政区划系统的耦合问题。
杨火林[3]（2005）在《1949-1954年的中国政治体制》文中研究表明在强调学习人类政治文明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又能从自己的过去了解和学习什么呢?本文旨在勾勒 1949-1954 年即《共同纲领》时期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轮廓,揭示其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内在历史关联,以发掘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借鉴之处。 本文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各项过渡性政治设制及其相互关系和活动方式,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结构、政治组织和政治规范系统,即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其基本格局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为核心,以立法、行政、司法体制为主体,以干部管理体制为网络,以意识形态管理体制为推动力。这种体制的政权形式、行为规范和功能是新民主主义的,体制运行的典型特征是集权和分权相结合,但日益走向中央高度集权。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是短暂的,且处于草创阶段,其政治结构、政治规范有很多不定型、不完善、临时性的东西,带有明显的“过渡性体制”色彩。 本文认为,从 1952 年底开始,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转型,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它奠定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基础。无论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还是政治体制转型,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依托大量历史文献,主要对《共同纲领》时期一些政治设施的建立过程、一些运行规则以及中共领导和执政方式的调整与变化进行了描述,同时对政治体制进行了局部的、微观的比较,力图尽可能反映历史本质。 全文由十个部分组成。 导论。主要对本文研究对象和范围进行界定,并对国内研究状况、选题意义、研究方法作简要介绍。 第一章 新型政治体制的形成。重点考察 1949-1954 年中国政治体制的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政权体制,苏联政治体制的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方略,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建国程序,或多或少对这种新型政治体制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1949-1954 年的中国政治体制2第二章 立法体制。当时的立法主体可以用“一元两级分层”进行概括,分别拥有法律或事实上的立法权限。立法工作的根本原则和指导方针是新民主主义。围绕逐步建立人民民主法治,中共开始了转变领导方式的初步探索。第三章 行政体制。在打碎旧政权的基础上,通过逐步过渡的民主建政方式,新中国建立了各级政府机构:在中央,实行两级政府体制;在地方,则实行在大行政区下多种级制混合并存的行政建制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各级政府机构设置、职权都有法律依据。在执政条件下,中共对党政分开进行了积极探索。第四章 政党体制。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不同层面表现为三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政治上,是领导与接受领导的关系;在国家政权中,是多党共同组成民主联合政府的联合执政关系;在政党之间,是亲密合作的友党关系。这种独创的政党关系格局,奠定了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基础,又有别于此后的多党合作制。第五章 司法体制。在废除旧政权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及司法制度的基础上,新中国逐步建立起旨在保护人民、压迫反动派的审判组织和独立的检察体系,并结合群众运动和国家建设发展需要,开始了人民司法制度的创建。中共对司法工作采取了直接领导的原则与方式。第六章 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经过清理、整顿、改造和发展,中共初步构建了一个覆盖全国、异常庞大的意识形态工作网络体系,并依托党政两套意识形态管理机构,根据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通过一定管理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整合,初步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第七章 干部管理体制。随着各级政权建设的展开,中共逐步建立了党内和政府两套干部人事管理系统,并初步形成吸收录用、选拔、调配、培训、教育、审查等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在重新确立党管干部原则后,中共变革“一揽子”干部管理体制,开始实行分部分级干部管理体制。 第八章 体制权力运作的基本方式。主要对政治体制权力运行作
张勇[4]（2017）在《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文中提出在历史上,开封曾经是七朝古都,且自元、明、清、中华民国以至新中国建立初期都是河南的政治中心。但自清始,其省会地位曾发生过动摇。清初,迫于明末黄河决口造成的破坏,开封各级衙署被迫迁出。晚清时期,由于黄河水患,道光皇帝曾提出迁移河南省会之议。抗战时期,迫于日寇的威胁,河南省会被迫迁出开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全国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历史背景下,由于郑州市具有位于河南省适中位置、处于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矿产资源丰富等发展经济的优势,而开封则面临诸多发展瓶颈,比如资源匮乏、处于黄泛区中心位置、面临黄河水患威胁等。两市的发展前景反差巨大,为了发展河南地方经济、实现工业化,方便对全省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城市工作的领导,河南省地方领导向中央提出省会由开封迁郑州请求,并获得批准。河南省政府在1950年就开始将郑州市作为未来省会进行规划,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还未开始,国家没有大的建设任务,河南省以及郑州市只能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小规模建设。1952年9月19日郑州市被中央批准为河南省会,自1953年开始,省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对郑州市进行了更科学合理的规划,在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下,郑州市开始了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全面建设,为省会迁移做准备。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州。省会的迁移给开封市的经济以及群众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开封市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才克服了困难。郑州市为迎接省会迁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市政建设、整顿交通秩序、加强物资供应等,保证了河南省直机关顺利迁郑州。河南省委为省直机关的迁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对因省会迁移而产生的人事与组织关系变更,省委组织部也进行了适当地调整。省会迁走后,为了解决开封市的城市定位问题以及尽量减轻省会迁离对开封市经济的影响,河南省委决定将郑州地委专署由荥阳迁往开封市;在开封市的帮助下,郑州地委专署顺利入驻开封市,并改名为开封专区。河南省会迁移后留下的房产以及场地由开封市负责接收,开封市接收后作了相应处置,并在接收过程中积极维护本市利益。省会迁移郑州促进了该市的快速发展。其经济蒸蒸日上、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教育事业发展迅猛,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医疗卫生事业日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增强,从而使该市迅速成长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新省会郑州市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一五计划时期中央与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以及随省会迁来的大批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力量的充实。开封市失去了省会地位,其经济发展缓慢,教育事业萎缩,文化事业衰落,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数量增长迟缓、结构也趋向不合理。导致其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大批省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随省会迁离开封,极大地削弱了开封市城市发展的能力。一五期间,开封市属于非重点建设城市,其建设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同时开封市还必须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的发展。河南省会变迁对河南省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省会变迁改变了河南省的城市布局,形成了以郑州市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历史基础;同时省会变迁也导致了开封市经济发展滞缓。在文化方面,省会变迁使河南传统的文化中心发生转移,从而产生双面性作用,对河南省的文化传播产生影响。在教育方面,省会变迁也是导致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名校缺失的原因之一。总之,省会作为一个区域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它的变迁必将对该区域城市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我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型国家,故全国政治中心享有支配资源的绝对优势,然后依次是省级区域政治中心、地区级区域政治中心、县级区域政治中心等。每级行政中心在本辖区内享有支配资源的相对优势。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意味着城市发展资源集聚中心的转移。因此,成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往往各方面发展较快,而失去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则发展缓慢,或者从此衰落。同时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会对该区域整体城市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廉晓红[5]（2019）在《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文中指出中共党组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制度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的一个重要制度创造,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非党的组织和机构中得到贯彻执行的重要途径。中共党组的存在以及发展壮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重要抓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和制度保障。本文对中共党组制度的研究置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各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中,通过运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中共党组发展情况进行了宏观的历史考察和认真的梳理总结,积极探究中共党组独具特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中共党组发展可以分为提出确立、发展承续、全面建立、弱化撤销、曲折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等六个不同阶段的观点。在中共党组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本文力求厘清中共党组在这个时期发展的脉络,研究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在提出确立阶段,中共党组组织建设先于制度完善的特点非常突出,在中共四大正式提出中共党组的前身——中共党团的概念之前,中共党团就已经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成立了。在发展承续阶段,中共七大正式将中共党团更名为中共党组,开始了中共党组发展的新里程。在全面建立阶段,中共党组与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背景同频共振,为适应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掀起了全面建立的热潮。在弱化撤销阶段,受毛泽东几次重要批示的影响,中共党组从全面建立开始走向逐步弱化,最终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再无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而被迫全部撤销。在恢复发展阶段,中共党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构想的影响下,中共党组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党的十三大后经历了再次被撤销的命运,只不过这次撤销范围较小,局限在政府机关的范围之内。1989年政治风波结束后,党中央吸取教训,加强对中共党组的建设,中共党组又逐步走向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阶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中央加强了对中共党组制度的规范化建设,研究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这是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共党组制度规定,为中共党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共党组的发展有过坦途,更经历过挫折,有过全面建设的大好形势,更经历过被全面撤销的艰难境地。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共党组展现出了异乎顽强的生命力,朝气蓬勃地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彰显了中共党组制度本身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党组必将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完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高宏[6]（2020）在《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志广泛编纂,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理论和经验,本文以省级旅游志为研究对象,从编纂的角度考察了旅游志编修源流、背景和体例,对旅游志的内容、特点、价值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旅游志内容梳理的基础上回顾了当代旅游的发展变迁。当代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经四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代旅游业白手起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挫折但徘徊前行,拨乱反正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初,旅游业开始崭露头角,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被国家确定为支柱产业。为适应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国家不断调整管理体制,扩大对外开放,扩大旅游的空间和地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居民收入增加,旅游出行人数和旅游消费大幅度增长,旅游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旅游业资料的收集和汇编,总结旅游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反映旅游发展的历史进程已经成为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部署下,各级政府开始编修旅游志。旅游类志书的编纂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地方志在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旅游元素就是志书记述的一个重要方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旅游类专志开始产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志书也愈来愈丰富,出现了包括山志、水志、寺庙志、湖泊志、名胜志等诸多的旅游类志书,民国时期,名胜、古迹被纳入志书定例,逐步奠定了当代旅游志的基础。当代志书编纂过程中,旅游起初是作为部分区域志的篇章之一,随着旅游发展,逐步单独成志,并成为省级志书中一个重要的分志。首轮省级旅游志各地启动时间不一,发展极不平衡,纂修部门多,既有旅游部门,也有外事部门,还有外事部门和旅游部门联动修志。20世纪90年代后期,第二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开始部署,省级旅游志的续修也开始启动,但由于首轮志书进展不一,故仅有7个省份完成第二轮省级旅游志的编纂。两轮省级旅游志编纂过程中呈现出工作体制的一致性、机构人员的趋同性、工作程序的相似性、志书编纂和旅游业发展不对称等特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根据各省旅游的实际情况和资料情况,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拟定的相关规定,对志书结构进行设计和规划。篇目主要采用篇（编）、章、节三级,涉及旅游资源、旅游者、旅游设施、旅游服务、经营与管理等篇章。两轮志书基本都采用了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设序言、凡例、概述、卷目等,为全书之纲。省级旅游志的文体,在遵循传统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根据旅游志记述内容的情况,尤其景区景点景色的记述,略微有些创新和变通。两轮志书相比较,体例结构既有继承,也有变革和发展。篇章数量有所损益;篇目分类由“静”到“动”,与时俱进,更加科学;体裁运用更加丰富和合理;文风更加精炼、简洁和实用。省级旅游志主要记述了旅游资源与开发、旅游线路与规划、旅游类型、旅游市场、旅游服务施设、旅游管理等事象。在这些记述的内容中,展现了当代旅游业的发展和变迁:旅游活动类型更加丰富、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后起勃发、消遣性旅游幅度增大、自费旅游和自助旅游增加;旅游的时空极大拓展,客源地和目的地全球化,旅游时间更加灵活;旅游业的属性从外事接待逐步向经营接待型转变,最终形成旅游产业;旅游管理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机构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旅游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都得到极大的改善;旅游功能也更加多元。省级旅游志在多方面都具有价值,不仅是记录区域旅游发展的载体,也是经济和文化史料的重要来源;在旅游开发中,是旅游宣传的重要工具和信息来源,旅游规划与开发的重要参考,旅游商品开发的重要借鉴。对于旅游文化研究、旅游史研究、区域经济史研究意义重大。省级旅游志编纂成果丰硕,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在编纂组织时,存在组织机构的临设与调整、修志人员的不稳定性、内容不断调整和变化、编纂工作持续周期长等问题;在体例编排方面,篇目分类不够科学、篇目设置存在太“全”和太“简”等现象;在内容记述方面,存在遗漏、失真、地图运用不足、关联性不够等问题;在理论运用方面,对方志学理论和旅游学理论有待进一步融汇贯通。针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存在的问题,有待从资料收集、篇目设置、内容建构和理论创新四个方面进行着手,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在资料收集方面,加强微观资料、口述史料、网络资料和旧方志资料收集;在篇目的设置时,注意行业分工实际和发展、篇目标题客观简洁、篇目设置注意整体性和逻辑性;在内容建构上,凸显地域特色、彰显时代变化、突出专业性;在理论方面加强创新,尤其是加强对省级旅游志的续修理论的研究、正确处理旅游志和其他志之间的关系,力争早日构建形成旅游方志学。
侯桂红[7]（2009）在《人民政府时期专区专署制度研究（1949-1966年） ——以河北省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专区专署制度是一种派出政府制度。我国的派出政府制度源于西汉的部州制,此后唐、宋、元、明、清历代政府为解决中央集权、稳定政权等问题,将其更改名称并一直沿用。人民政府建立后,中共在稳定政权、加强有效管理的背景下,沿袭了派出政府制度,在省县之间设立派出政府——专署,指导、检查县的工作。专区专署制度于1949-1966年间历经三个阶段的探索和调整,形成定制。1967年专区专署演变为省县之间一级行政,改称地区革命委员会。1978年地革委又改称地区行署,并恢复为派出机构。1983年至今,我国实行地方行政体制改革,部分地区行署仍然存在。因此,专区专署制度是人民政府时期省县之间的派出政府制度的开端。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专区专署制度进行研究和阐述:1、专区专署的地位,1949-1966年,中央在法制上始终将专区专署定位为派出政府,并规定了专区专署的地位、全称、管理幅度、设置原则、专区等级等。但在1958-1960年实行市领导县体制期间,专区专署实际成为一级政府。2、专区专署的职能和组织机构,1949-1966年间,专署的主体职能是督导、检查县人民政府工作。其职能的实现是通过公文、会议、组织、巡查蹲点等形式或途径完成。专区党、政、群系统的组织机构,从1950年中央开始有统一规定,此后又陆续增设。实行的结果是,各地专署不仅实际具有一级政府的规模和结构,而且专署与其他各级地方政府一样存在机构臃肿、层次多、临时机构多等问题。3、专员公署的运作机制是以办公室为决策核心和枢纽,并建立专员分工负责、专署行政会议、公文报告、专署行政监督等一系列制度。通过这些制度,规范了专署的行政管理工作。但当时的专署运作存在手工业作坊式的管理;会议多且会期长,会议制度流于形式;公文多且质量低,办理缓慢,制度废弛;官僚主义严重等问题。4、专区专署的财务财政,1949-1957年和1961-1966年,专区没有建立一级财政,专署没有收入,其经费由省划拨。1958-1960年,中央建立专区一级财政,专区一级有了与其他地方政府一样的收入项目（税收、企业收入、其他收入）和支出项目（经建支出、行政管理支出、社会事业支出、其他支出）。5、专区专署制度时期,国家对专区各级干部没有专门人事制度规定,而是纳入各级干部系统统一进行管理。或者说是国家干部人事制度在专区层面的运行。这一时期,在干部新陈代谢更新（选拔录用、培训、退职、退休）、激励约束（考核、奖惩）、保障（工资、薪酬、福利）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但此时期的人事制度在制度上和实践操作上仍存在一些不健全和不合理现象。6、在党政一体化的格局下,专区地委通过网络化的组织体系,在专区政治中占有绝对权威地位,专署居于从属地位。此种关系弱化了专署的行政功能,降低了专署的权威,同时使地委机构行政化、疏于党务,削弱了地委应有的功能和地位。7、人民政府时期派出政府制度的产生、演变有一定的根源。它的存在既有利也有弊。同时,专区专署的运作折射了人民政府时期地方政府行政的诸多特点。
王珂[8]（2011）在《当代中国专区制度研究 ——以许昌专区为例》文中认为中国疆域辽阔,省县远隔,如何突破省县之间的空间界限、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理,是历代统治阶级进行行政区划探索的关键问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吸取已有行政区划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专区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实行。在全国建立的众多专区中,许昌专区是其中之一。许昌专区在建立和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齐全的政治组织系统和较为稳定的运行方式。文章以史为线,运用历史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对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对其地位、作用和局限性作出评价和总结,以达到了解专区发展历程,从而为分析和设置地方层级建制架构服务的目的。在中国古代史上,治所位于许昌的省县之间层级设置历时长久,因此,在当地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固的,并且在人们心中打下了深深历史印记的区域归属感、层级认同感和心理满足感,这为许昌专区的设立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历史依据。在历史上,河南省就是全国地域面积广大的省区之一,为克服省辖县的管理困难、加强省县之间的联系,国民政府时期,统治阶级就在河南许昌实行了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到了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根据战时管理的需要,也在此设置了行政督察区;建国后,许昌专区作为省县之间的一个层级被保留下来,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国后,随着政治经济建设的发展,许昌专区的地位经历了虚实之间的曲折转换。“文化大革命”之前,许昌专区一直作为虚设层级存在;1975年宪法颁布后,地区（此时专区已改称地区）在法律上拥有了正式地方层级建制的地位,实现了由虚级向实级的转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按照1978年宪法的规定,专区仍称为地区,而且其地位又由一级地方政府转变为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由实级变回到虚级。直到20世纪80年代,许昌地区撤销,许昌地区辖区许昌市升格为省县间的实设层级——地级市,许昌省县间行政层级才实现了由虚级向实级的彻底转变。在许昌专区的发展过程中,其政治组织系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适时调整,并变得日益庞大。许昌专区设置了几乎上下对口、门类组织齐全、各项功能完备的职能部门,其职权范围也随着职能部门的扩展而不断扩大。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许昌专区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序的运行程序和运行制度。许昌专区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决策、执行、监督、信息反馈等各个重要环节和干部人事制度、财政制度等各项制度,这些运行环节和运行制度相辅相成、互为共生,共同构筑了专区的运行。从经济地位、辖区范围、人口数量、地理位置、等级归类等方面来衡量,许昌专区在河南省的专区中处于较为突出的地位。许昌专区虽名义上为“虚”设层级,但它曾作为对县级行政建制进行管理的主要方式,在维护地方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协调省县关系、加强中央领导和管理等方面都做出了不亚于正式层级的贡献。因此,许昌专区的地位可以用名“虚”质“实”来概括。许昌专区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机构设置逐渐膨胀、政治文明程度相对较低、客观上增加了行政层级等弊端。从客观上来讲,在整个行政区划的发展过程中,专区出现一定的行政缺陷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抹杀它的地位和作用,更不能使之成为在短期内强行撤销目前尚存少数专区及其“发展成果”——地级市的理由。总之,行政区划的设置和改革,应从实际出发,适时进行。
易春秋[9]（2005）在《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以大量资料为基础,将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置于中国社会变动的历史背景中,以时间为线索,分为五个阶段对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对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历史评价,并提出了若干思考。 论文由绪论、正文（共五章）和结语组成。 绪论。阐述了本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研究现状,说明了研究方法、写作框架以及本论文的创新点。 第一章,国民经济恢复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49 年 10 月～1952 年底）。党和国家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学校教育和长期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在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和借鉴苏联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开展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教育,主要锋芒指向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普通中学中的重要地位。此时,加强了对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通过政治课和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结合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健全了学校内的共产党、青年团、学生会、少年儿童队组织,形成了以普遍开设政治课为主体,密切结合各项政治运动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 第二章,社会主义改造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3 年初～1956 年底）。新中国在恢复国民经济基础上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部《宪法》,着手实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此相适应,中学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举措,一方面加强了各科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但另一方面,也使政治课的地位日益弱化。此时,加强了时事政策教育,在实践中开辟了学生守则教育、劳动教育、榜样教育、校外教育等多种途径,逐步形成了在党支部领导下,由班主任、团、队、学生会等各方面配合的经常化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制度。 第三章,“左”倾政治运动冲击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7 年初～1960 年底）。这一时期,曾一度强调加强中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恢复政治课,颁布了建国以来第一部《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但 1957 年反右斗争开始后,紧接着进行的“大跃进”和“教育革命”、“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并逐渐占了上风。由于“左”倾政治运动的冲击,使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切围绕着运动转。在政治课教学上,以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代替了原来设置的政治课,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本章还阐述了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第四章,调整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1 年初～1963 年底）。以贯彻“八字方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为标志,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开始逐步扭转前一时期“左”的倾向,政治课也开始进行调整,并继续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此时期,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德育和智育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既切实贯彻教学为主的原则,又不放松德育。在德育工作中既重视政治教育、榜样教育、劳动实践,又加强了以学生守则为中心的道德品质教育,既继续发展并逐步完善校内各教育阵地的作用,又开始重视校外教育,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开始构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网。但是 1962 年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对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左”的影响,开始加强贯彻阶级教育,使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波折。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既伴随着正确的内容又交织着“左”的偏向。第五章,“反修防修”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4 初～1966 年 5 月）。1964 年春节,以毛泽东就教育问题发表的“春节谈话”为始,发表了一系列对教育问题的指示,其中很多内容对中国教育的改革有积极意义,但同时,讲话内容也包含一些“左”的因素。随着中苏分裂,美国采取反共的“和平演变”战略,毛泽东日益重视“反修防修”,并展开了一系列“反修防修”的运动,一时间,“反修防修”席卷教育领域,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改革教育制度。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提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同时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的影响下,使本已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日益加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更加强化。1964 年 7、8 月间,全国高、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的召开,阶级斗争教育成为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内容,中学思想政治教育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误之中。本章还阐述了以政治课为主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情况,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学解放军、学大庆运动的情况,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继续加强和校外教育、家庭教育的情况。
李永娜[10]（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文中认为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国家认同能把整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团结起来,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1949年到1956年是各民族人民对新中国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真诚地支持和拥护。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发展的新中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理论,又能为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发展到近代社会,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转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强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异常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始萌芽、生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在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相互交错,纷繁复杂,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政治参与冷漠、文化认同狭隘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殊性、文化特异性、政治归属性和利益整合性,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剿匪反霸工作,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创造性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疏通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更好地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改良农具和农牧业生产技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优惠照顾政策,为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夯实了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观需求和现实需要,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架设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并筑牢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产生了对新中国强烈的认同情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毫不动摇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经验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波澜壮阔,回顾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采取的有力举措,并总结其取得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团结。
二、省人民政府政务大事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省人民政府政务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系统研究：1941-1954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综述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问题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问题 |
| 注释 |
| 第一章 西北局的建立 |
| 第一节 西北局建立的基础 |
| 一、萌芽:大革命时期西北早期地方党组织的建立 |
| 二、基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西北地方党组织的发展 |
| 第二节 西北局的建立 |
| 一、西北局的前身 |
| 二、西北局的建立 |
| 三、西北局的撤销 |
| 注释 |
| 第二章 西北局党的组织系统 |
| 第一节 机构 |
| 一、领导机构 |
| 二、工作机构 |
| 第二节 党的组织 |
| 一、同级党组织 |
| 二、下属党组织 |
| 第三节 党员 |
| 一、党员队伍的发展 |
| 二、党组织的巩固 |
| 注释 |
| 第三章 西北局的民族工作系统与民族区域自治 |
| 第一节 西北局的民族工作系统及其工作 |
| 一、西北局成立前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机构 |
| 二、西北局的民族工作系统 |
| 第二节 西北局与西北民族区域自治 |
| 一、抗战时期西北局与边区"民族自治" |
| 二、建国初期西北局与西北民族区域自治 |
| 注释 |
| 第四章 西北局与同级政权、军事、民众团体的关系 |
| 第一节 西北局的领导方式 |
| 一、西北局与政权系统的不对称性 |
| 二、西北局对政权的领导方式 |
| 三、西北局对军事的领导方式 |
| 四、西北局对民众团体的领导方式 |
| 第二节 党政军民关系 |
| 一、党政军民间不正常的关系 |
| 二、关系的调整:整风运动与"双拥"运动 |
| 注释 |
| 第五章 西北局与中共中央及其派出机构的关系 |
| 第一节 西北局与中共中央的关系 |
| 一、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和代表机关 |
| 二、中共中央对西北局的直接指导 |
| 三、西北局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政策 |
| 第二节 西北局与其他中央局的关系 |
| 一、组织上的块块关系 |
| 二、工作上的协作关系 |
| 三、与众不同的组织特色 |
| 注释 |
| 结束语 西北局在中共组织史上的历史地位 |
| 一、西北局在中共组织史上的历史地位 |
| 二、研究展望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中国大行政区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意及研究情况 |
| 二、相关概念及研究范围 |
| 三、相关文献及研究方法 |
| 四、基本框架、学术价值及局限 |
| 第一章 大行政区的起源 |
| 第一节 中共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选择与局部执政格局的出现 |
| 一、中国近现代中央与省制之间的权力机构 |
| 二、中共武装夺取道路的选择及其局部执政的发端 |
| 三、苏区核心领导机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产生与发展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边区“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形成 |
| 一、边区与“特制”的形成及其局限 |
| 二、中共“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形成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各大战略区 |
| 一、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的东北解放区 |
| 二、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华北人民政府 |
| 三、其他战略大区的初步形成 |
| 第二章 大行政区的设立 |
| 第一节 全国执政前夕中共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初步构建 |
| 一、“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有步骤有重点的走向统一”方针的提出 |
| 二、中共中央集权、分权的制度化努力 |
| 第二节 设立大行政区政策的最终形成 |
| 第三节 各大行政区政权的组建 |
| 第四节 大行政区的领导群体 |
| 一、1949-1952 年大行政区领导群体之概况 |
| 二、1949-1952 年各大行政区领导群体状况分析 |
| 第五节 大行政区设立的历史原因 |
| 第三章 大行政区的政治组织系统（1949-1952） |
| 第一节 大行政区的核心政治结构：中共中央局 |
| 一、中共中央局的设废、性质与地位 |
| 二、中共中央局的职能权限 |
| 三、中共中央局的组织构成 |
| 第二节 大行政区的政权机构 |
| 一、权力机关：人民代表会议 |
| 二、行政机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 |
| 三、大行政区的司法系统 |
| 四、大行政区辖区内的武装力量 |
| 五、大行政区政权的人事安排 |
| 第三节 大行政区内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 |
| 一、大行政区内的民主党派 |
| 二、大行政区内的社会团体 |
| 第四章 大行政区的权力运行（1949-1952） |
| 第一节 中央局“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二节 大行政区政权的运行方式 |
| 第三节 大行政区与中央的关系 |
| 一、大行政区与中央关系的调整与规范 |
| 二、大行政区与其下辖政区的关系 |
| 三、大行政区与中央关系的特点 |
| 第五章 大行政区的调整 |
| 第一节 中共全面执政的巩固与大行政区的调整 |
| 一、“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 |
| 二、对大行政区的调整 |
| 第二节 大行政区调整的历史原因 |
| 第三节 大行政区调整后的变化分析 |
| 一、调整后的行政区划 |
| 二、调整后大行政区的政党、政权等机构变化情况 |
| 三、调整后大行政区的权力运行 |
| 四、调整后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第六章 大行政区的终结 |
| 第一节 社会全面改造背景下的中央继续集权 |
| 第二节 “高饶事件”与取消大行政区政策的出台 |
| 一、“高饶事件”发生中的大行政区因素 |
| 二、“高饶事件”处理过程中对“独立王国”和“宗派活动”的批判 |
| 三、撤销大行政区决策的出台 |
| 第三节 大行政区的撤销 |
| 一、中央局、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的撤销 |
| 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继续调整 |
| 结语 对大行政区的评价与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1949-1954年的中国政治体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第二节 国内主要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选题意义、研究方法与论文创新 |
| 第一章 新型政治体制的形成 |
| 第一节 中共局部执政时期的政权体制 |
|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建国方略 |
|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 第二章 立法体制 |
| 第一节 分权多层立法主体 |
|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的立法原则 |
| 第三节 中共对立法工作的领导 |
| 第三章 行政体制 |
| 第一节 中央人民政府的两级体制 |
| 第二节 大行政区制下的地方行政体制 |
| 第三节 中共对政府行政工作的领导 |
| 第四章 政党体制 |
| 第一节 多党合作联合执政的政治基础 |
| 第二节 民主党派参政的主要方式 |
| 第三节 中共对民主党派的领导 |
| 第五章 司法体制 |
| 第一节 人民司法组织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人民司法制度初步形成 |
| 第三节 中共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
| 第六章 意识形态管理体制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方针与任务 |
| 第二节 意识形态管理体系建设 |
| 第三节 中共意识形态管理方式 |
| 第七章 干部管理体制 |
| 第一节 党管干部原则的确立 |
| 第二节 中共干部管理的基本方法 |
| 第三节 分部分级管理干部体制的形成 |
| 第八章 体制权力运作的基本方式 |
| 第一节 权力的横向运行：“议行合一” |
| 第二节 权力的纵向运行：中央集权 |
| 第三节 政党与国家政权：全面执政 |
| 结束语 |
| 一、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与过渡性特点 |
| 二、向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转型 |
| 三、历史评价与启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回顾与分析 |
| (一) 有关中国城市史的研究 |
| (二) 国内有关中国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研究 |
| (三) 海外及港台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点 |
| 四、研究对象与概念说明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河南省会变迁动因 |
| 第一节 开封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清、民国开封省会地位的动摇 |
| 一、清初驻开封各级衙署的被迫迁出 |
| 二、晚清时期的迁省会之议 |
| 三、民国时期河南省会的迁移 |
| 第三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动因 |
|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的国内经济背景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行政区划调整及省级行政中心变迁 |
| 三、郑州成为河南省新省会的优势 |
| 四、开封发展的瓶颈 |
| 五、河南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契合 |
| 小结 |
| 第二章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与初步建设 |
| 第一节 郑州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 |
| 一、郑州市新省会的初步规划 |
| 二、苏联专家与新省会城市规划 |
| 第三节 新省会郑州市的初步建设 |
| 一、新省府工程 |
| 二、郑州市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相关建设机构的变化 |
| 三、郑州市的全面建设任务 |
| 四、迅速壮大的基本建设队伍 |
| 五、坚持勤俭节约的建设原则 |
| 第四节 城市扩建中的征地 |
| 一、郑州市留用土地以及建设征地概况 |
| 二、郑州市土地征用相关政策及调整 |
| 三、郑州市征地使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省内外积极支援新省会建设 |
| 一、郑州市各界的大力支援 |
| 二、郑州市群众积极为城市建设筹集资金 |
| 三、来自省内外的支援 |
| 小结 |
| 第三章 河南省会迁移过程及相关问题解决 |
| 第一节 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及政府应对 |
| 一、省会迁郑的部署 |
| 二、省会迁郑前开封市政府的调查工作 |
| 三、开封市受影响群众对省会迁移的反映 |
| 四、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 |
| 五、开封市政府应对民生经济困难的对策 |
| 第二节 郑州市迎接河南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一、省会迁郑筹备机构的成立 |
| 二、郑州市迎接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三、欢迎迁郑委员会对筹备工作的检查与督促 |
| 四、郑州市民众对筹备工作的积极响应 |
| 五、省会迁郑筹备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第三节 省会迁移中的组织工作与组织关系调整 |
| 一、河南省委的动员与组织工作 |
| 二、留汴与迁郑:省委及政府的人事组织调整 |
| 第四节 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 |
| 一、郑州专区由荥阳迁开封 |
| 二、开封专区的成立以及专市关系 |
| 三、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的影响 |
| 第五节 开封市政府接收迁郑单位移交房产场地及其处置 |
| 一、开封市政府对迁郑单位房产的接收 |
| 二、开封市对房产的处置与分配 |
| 三、房产及场地移交中的问题及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省会郑州市的崛起 |
| 第一节 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与技术工人成长 |
| 一、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 |
| 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 |
| 三、工人技术力量的成长 |
| 第二节 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 |
| 一、郑州市城市建设概况 |
| 二、郑州市快速发展的市政建设 |
| 三、郑州市政建设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与日俱进的教育事业 |
| 一、中等职业教育与技工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二、从无到有的高等教育 |
| 三、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及体育事业的发展 |
| 四、稳中有进的基础教育 |
| 五、郑州市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日趋繁荣的文化事业 |
| 一、省级文化科研机构迁郑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繁荣 |
| 二、文化娱乐基础设施的兴建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发展 |
| 第五节 日益改善的医疗卫生事业 |
| 一、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概况 |
| 二、郑州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 |
| 三、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六节 郑州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原因分析 |
| 一、职工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 |
| 二、职工住房条件的改善 |
| 三、人民幸福感增强 |
| 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开封省会地位丧失与发展的滞缓 |
| 第一节 发展滞缓的经济 |
| 一、开封市与郑州市工业经济发展比较 |
| 二、开封市与郑州市投资额对比 |
| 三、作为非重点建设城市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 |
| 四、发展缺乏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投资 |
| 第二节 总体萎缩的教育事业 |
| 一、发展迟缓的基础教育 |
| 二、停滞的职业教育 |
| 三、萎缩的高等教育 |
| 四、开封市教育发展滞后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文化发展走向衰落 |
| 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随省会迁郑州 |
| 二、文化娱乐设施发展的停滞 |
| 三、文艺表演团体的缩减 |
| 四、开封市文化发展衰落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卫生事业发展缓慢 |
| 一、发展滞缓的卫生事业 |
| 二、缩减的卫生事业经费 |
| 三、开封市卫生事业发展滞缓原因分析 |
| 第五节 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 |
| 一、开封市人口增减变化 |
| 二、开封市人口结构变化 |
| 三、开封市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六章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一、以郑州市为中心的老工业城市的发展 |
| 二、郑州市周围发展较快的中小城市 |
| 三、郑州市周边因资源而兴起的新兴省辖市 |
| 四、河南省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基地 |
| 五、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一、文化中心的转移及其双面性作用 |
| 二、高等教育发展滞缓、名校缺失的缘由之一 |
| 三、省会变迁对河南省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分析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国内外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历史考察 |
| 二、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关系 |
| 附录 |
| 附表一: 清代黄河决口次数与河南河患纪要表 |
| 附表二: 民国开封黄河水患情况 |
| 附表三: 省直机关迁郑影响情况综合调查表 1954年7月5日 |
| 附表四: 郑州市城市人口调查表 |
| 附表五: 郑州市幼儿教育以及基础教育基本情况（含3个表格） |
| 附录一: 省府迁郑后对救济工作的安排 |
| 附录二: 关于欢迎省会迁郑各项筹备工作的报告 |
| 附录三: 郑州市欢迎迁郑委员会的三次筹备工作检查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5）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共党组的前身——中共党团的提出与确立(1921—1927) |
| 第一节 党团制度的缘起与无产阶级政党组建党团 |
| 一、党团制度的起源 |
| 二、无产阶级政党组建党团 |
| 三、国民党党团 |
| 第二节 中共党团组织的出现与党团制度的正式确立 |
| 一、中共党团组织的出现与基本情况 |
| 二、中共党团制度的正式建立与法理确认 |
| 第三节 中共党团组织出现原因探究 |
| 一、苏联向中国进行革命输出的必然结果 |
| 二、适应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实践的必然选择 |
| 三、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奋斗目标不断谋求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 |
| 第四节 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功能作用 |
| 一、大力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
| 二、为党在农村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
| 三、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 |
| 第二章 中共党团的进一步发展与承续(1927—1945) |
| 第一节 八七会议前后中共党团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
| 一、中共党团干事会的成立 |
| 二、八七会议的召开与白色恐怖下的中共党团建设的推进 |
| 三、中央第17号通告对于党团和其他党群组织关系处理的规定 |
| 第二节 在土地革命风暴中的中共党团的发展 |
| 一、中共六大对党团制度的规范与强化 |
| 二、在处理苏维埃与党的关系中的中共党团 |
|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与第一个中共党团制度条例的出台 |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团的调整与加强 |
| 一、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党团组织建设政策的调整 |
| 二、皖南事变与中共设置党团政策的改变 |
| 三、抗日根据地内中共党团组织建设 |
| 四、中共七大党章将中共党团更名为中共党组 |
| 第三章 中共党组的全面建立(1945—1954) |
| 第一节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的发展 |
| 一、中共党组在解放区政府和群团组织中的逐步设立 |
| 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相关制度规定 |
| 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发展的特点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党组的全面设立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央政权系统中普遍设立中共党组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地方政权系统中设立中共党组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群众团体系统中设立中共党组 |
|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共党组建设特点 |
| 第四章 中共党组的逐步弱化与撤销(1954—1977) |
| 第一节 毛泽东的批示与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 |
| 一、毛泽东的批示对政务院党组运转机制的影响 |
| 二、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的更名与撤销 |
| 三、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与中共党组设置的变化 |
| 第二节 中共八大召开后中共党组的弱化 |
| 一、中共八大党章关于中共党组的规定 |
| 二、中央财经、政法等5个小组的成立 |
| 三、政府部门和群团组织党组改建为党委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党组的撤销 |
| 一、中央国家机关和群团组织中共党组的撤销 |
| 二、在中共九大党章中取消关于中共党组的规定 |
| 第五章 中共党组在曲折中继续发展(1977—2012) |
| 第一节 中共党组的重新恢复 |
| 一、十一大党章恢复对中共党组设置的规定 |
| 二、在政权系统和群团组织中中共党组的恢复设置 |
| 三、十二大党章对中共党组设置的系统规范 |
| 第二节 中共党组的再次撤销 |
|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体制改革 |
| 二、党的十三大的召开与中共党组的再次撤销 |
| 第三节 中共党组的重新建设与发展 |
| 一、1989 年政治风波与中共党组的重新建设 |
| 二、十四大党章对中共党组规定的修改 |
| 三、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首次提出 |
| 第六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党组的新发展(2012 年至今) |
| 第一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党组的守正创新 |
| 一、十八大党章中有关中共党组的规定 |
| 二、《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的出台 |
| 三、两个与中共党组相关规则办法的制定 |
| 四、中共党组、部门党委、机关党委等的区别 |
| 第二节 党的十九大后中共党组的创新发展 |
| 一、十九大党章中有关中共党组的规定 |
| 二、《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工作程序规定(试行)》的出台 |
| 三、《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的正式颁布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共党组发展的原因探究 |
| 一、为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供重要组织制度保障 |
| 二、新时代推进和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 |
| 三、适应了新时代中共党组制度自身规范建设的现实需要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共党组的作用发挥 |
| 一、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中的作用发挥 |
| 二、在重要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发挥 |
| 三、党组性质党委的作用发挥 |
| 四、在人民团体和文化组织中的作用发挥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概念界定 |
| 五、研究架构 |
| 第一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背景 |
| 第一节 当代旅游业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旅游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 |
| 第三节 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增长 |
| 小结 |
| 第二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概要 |
| 第一节 旅游志编纂溯源 |
| 第二节 首轮省级旅游志编纂 |
| 第三节 第二轮省级旅游志编纂 |
| 第四节 两轮省级旅游志编纂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省级旅游志体例安排 |
| 第一节 省级旅游志结构设计 |
| 第二节 省级旅游志的体裁 |
| 第三节 省级旅游志的文体 |
| 第四节 两轮省级旅游志体例比较 |
| 小结 |
| 第四章 省级旅游志记述的事象 |
| 第一节 旅游资源与开发 |
| 第二节 旅游线路与规划 |
| 第三节 旅游类型 |
| 第四节 旅游市场 |
| 第五节 旅游服务设施 |
| 第六节 旅游管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旅游志中旅游业的发展变迁 |
| 第一节 旅游活动类型的变化 |
| 第二节 旅游时空的拓展 |
| 第三节 旅游业属性的变迁 |
| 第四节 旅游管理规范化和法制化 |
| 第五节 旅游设施的发展 |
| 第六节 旅游功能多元化 |
| 小结 |
| 第六章 省级旅游志的价值 |
| 第一节 资料价值 |
| 第二节 应用价值 |
| 第三节 研究价值 |
| 小结 |
| 第七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组织工作问题 |
| 第二节 体例编排问题 |
| 第三节 内容记述问题 |
| 第四节 理论应用问题 |
| 小结 |
| 第八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优化建议 |
| 第一节 资料收集 |
| 第二节 篇目设置 |
| 第三节 内容建构 |
| 第四节 理论创新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 |
| 二、地方志 |
| 三、资料汇编 |
| 四、着述 |
| 五、期刊论文 |
| 六、硕博论文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7）人民政府时期专区专署制度研究（1949-1966年） ——以河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解题 |
| 二、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
| 三、专区专署制度问题的相关研究状况 |
| 四、基本内容与创新点 |
| 五、主要资料 |
| 第一章 专区专署制度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派出政府制度 |
| 一、汉代的部州制（前106-188 年） |
| 二、唐代的道制（627-785 年） |
| 三、宋代的路制（997-1279 年） |
| 四、元代的行省制（？-1287 年） |
| 五、明代的督抚制（1486-1616 年） |
| 第二节 省与县之间的派出政府制度 |
| 一、元代的（宣慰司）道制（元中后期-1368 年） |
| 二、明代的（守、巡）道制（永乐年间-1616 年） |
| 三、清代的道（员）制（1616-1911 年） |
| 四、国民政府的行政督察专员制（1936-1949 年） |
| 第二章 专区专署制度的建立与演变 |
| 第一节 1949—2008 年专区专署的地位 |
| 一、虚的专区专署（1949-1967 年） |
| 二、实的地区革命委员会（1967-1978 年） |
| 三、虚的地区行署（1978-1982 年） |
| 四、与地级市并存的地区行署（1982 年-至今） |
| 第二节 1949-1957 年专区专署制度的初步建立 |
| 一、制度规定 |
| 二、实际状态 |
| 第三节 1958-1960 年专区专署制度的发展 |
| 第四节 1961-1967 年专区专署制度的调整 |
| 第三章 专区专署的职能与机构 |
| 第一节 专署督导职能的履行 |
| 一、督导、检查的内容、途径或形式 |
| 二、督导、检查的基本实施过程 |
| 第二节 专区三大系统的组织及职能 |
| 一、地委的组织及职能 |
| 二、专署的组织及职能 |
| 三、群众团体组织 |
| 第三节 专区专署的组织机构分析 |
| 一、实际形成一级政府的规模和结构 |
| 二、机构、编制庞大 |
| 三、层次多 |
| 四、临时机构多，且多由专区领导兼职 |
| 第四章 专署的运作机制 |
| 第一节 专署办公室——行政决策的核心 |
| 一、专署办公室的作用 |
| 二、专署办公室的会议制度和工作方法 |
| 第二节 专署行政办公制度 |
| 一、专员分工负责 |
| 二、专署行政会议制度 |
| 三、专署行政公文制度 |
| 第三节 专署的监督机制 |
| 一、监察处 |
| 二、人民问事处 |
| 第四节 专署运作中的问题 |
| 一、手工业作坊式管理 |
| 二、会议多且会期长，会议制度流于形式 |
| 三、公文表报多且质量低下，办理缓慢，公文办理制度废弛 |
| 四、官僚主义严重 |
| 第五章 专区专署的财务财政 |
| 第一节 专区专署的财务 |
| 一、经费的来源 |
| 二、公用经费制度 |
| 第二节 1958-1960 年专区专署的财政 |
| 一、财政收入 |
| 二、财政支出 |
| 第三节 专区专署财务财政检查制度 |
| 一、财务财政检查制度 |
| 二、财务财政检查的实况 |
| 第四节 专署时期财务财政分析 |
| 一、财政法规不健全 |
| 二、破坏财务财政制度、违反财务财政纪律现象普遍 |
| 第六章 专区干部的人事制度 |
| 第一节 专区干部的管理与任免 |
| 一、专员、地委书记等专区高级干部 |
| 二、科、委、办、处、局、部长等专区中层干部 |
| 三、专区一般干部 |
| 四、专区干部任职实况 |
| 第二节 专区干部的调动、退职、退休 |
| 一、调动 |
| 二、退职、退休 |
| 第三节 专区干部的在职学习与离职轮训 |
| 一、学习内容 |
| 二、学习效果 |
| 第四节 专区干部的考察与奖惩 |
| 一、审查 |
| 二、鉴定 |
| 三、奖惩 |
| 第五节 专区干部的薪酬、工资与福利 |
| 一、包干供给制和职务等级工资制 |
| 二、专区干部的薪酬与工资 |
| 三、专区干部的福利与保障 |
| 四、干部薪酬、工资和福利制度的弊端 |
| 第七章 专署与地委 |
| 第一节 地委的地位与实际功能 |
| 一、大政方针和中央政策 |
| 二、政治（运动） |
| 三、人事与机要 |
| 四、协调 |
| 五、反制度或制度没规定的事项 |
| 第二节 地委发挥作用与功能的组织途径 |
| 一、地委组织系统 |
| 二、专署党组 |
| 三、地委职能部门 |
| 四、地委与专署的联络机制 |
| 第三节 专区党政不分的弊端 |
| 一、专署难以形成独立的工作系统，职能弱化 |
| 二、专区领导政出多门，专署工作效率低下 |
| 三、地委领导人形成专断作风 |
| 四、削弱地委的组织、思想与政治领导 |
| 结语：两个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 |
| 一、派出政府制度的根源、演变规律与得失 |
| （一） 产生的根源 |
| （二） 派出政府常常转变为一级政府的原因 |
| （三） 派出政府制度的得失利弊 |
| （四） 发展的趋势 |
| 二、人民政府行政的特点 |
| （一） 马克斯·韦伯关于法理型行政特点的阐述 |
| （二） 党政交叉体制导致的行政组织非科层化 |
| （三） 行政运作缺乏规则，呈现“人治”特征 |
| （四） 运动型运作模式 |
| 附录：有关专区专署制度的中央文件 |
| 参考文献 |
| 一、资料部分 |
| （一） 古籍 |
| （二） 官方文献 |
| （三） 地方志 |
| （四） 档案 |
| （五） 报刊 |
| （六） 其他 |
| 二、论着 |
| 三、论文 |
| （一） 期刊论文 |
| （二） 硕博学位论文 |
| 后记 |
（8）当代中国专区制度研究 ——以许昌专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概况 |
| 三、相关概念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文章框架及局限 |
| 导语 |
| 第一章 许昌省县间行政层级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历史上省县间补充性制度体系述略 |
| 一、清代以前地方层级沿革简述 |
| 二、州制、府制 |
| 三、道制 |
| 四、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督察专员制 |
| 第二节 许昌行政层级的简单回顾 |
| 一、颍川郡 |
| 二、许昌的府、州建制 |
| 三、民国时期许昌省县间建制 |
| 第二章 许昌专区的建立和地位演变 |
| 第一节 解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专区 |
| 一、专区的设立及发展概况 |
| 二、中共地委的发展 |
| 三、解放前的专署 |
| 第二节 许昌专区的建立 |
| 一、抗战胜利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许昌省县间组织机构 |
| 二、解放战争时期许昌的地委、专署及其运行 |
| 三、许昌专区的建立 |
| 第三节 许昌专区地位的演变 |
| 第三章 许昌专区的政治组织系统及其职能 |
| 第一节 党的系统 |
| 一、地委 |
| 二、纪律检查委员会 |
| 三、党组 |
| 第二节 行政系统 |
| 一、专署 |
| 二、公安、司法、检察机关 |
| 第三节 关于人大、政协 |
| 一、关于人大 |
| 二、关于政协 |
| 第四章 许昌专区的运行 |
| 第一节 决策 |
| 一、地委决策 |
| 二、专署决策 |
| 第二节 执行、监督以及信息反馈 |
| 一、执行 |
| 二、监督 |
| 三、信息反馈 |
| 四、专区运行的具体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专区运行的主要制度 |
| 一、干部人事制度 |
| 二、财政制度 |
| 三、其他制度 |
| 第五章 许昌专区的历史评价 |
| 第一节 地位 |
| 一、关于地位的评价 |
| 二、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
| 第二节 作用 |
| 一、解决管理困难 |
| 二、加强中央的领导和管理 |
| 三、配合正式层级推进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
| 四、历史影响 |
| 第三节 历史局限 |
| 一、机构设置及职能方面的局限 |
| 二、行政层级方面的局限 |
| 三、法律法规方面的局限 |
| 结语:省县间补充性制度体系的发展前景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研究方法、写作框架及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国民经济恢复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49 年10月～1952 年底） |
| 一、新中国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确立 |
| 二、通过政治课和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
| 三、政治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 四、发挥党、团组织和少先队、学生联合会等的作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改造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3 年初～1956 年底） |
| 一、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提出 |
| 二、学习苏联，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
| 三、时事政策教育 |
| 四、开辟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种途径 |
| 小结 |
| 第三章 “左”倾政治运动冲击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7 年初～1960 年底） |
| 一、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加强 |
| 二、“左”倾政治运动的强大冲击 |
| 三、政治课与各科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多途径展开 |
| 小结 |
| 第四章 调整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1 年初～1963 年底） |
| 一、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调整 |
| 二、调整中的波折 |
| 三、政治课的调整及各科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 四、多样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 |
| 小结 |
| 第五章 “反修防修”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4 年初～1966 年5 月） |
| 一、“反修防修”席卷中学教育领域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三、以政治课为主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 |
| 四、其他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历史评价 |
| 二、几点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述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1.3.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 1.3.3 社会认同理论 |
| 1.3.4 国家认同理论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渊源 |
| 2.1 王朝统治时期的华夷之辨 |
| 2.2 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 |
| 2.3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
| 3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条件 |
| 3.1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1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 |
| 3.1.2 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 |
| 3.1.3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 3.2 阻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不利因素 |
| 3.2.2 文化心态单一 |
| 3.2.3 政治参与冷漠 |
| 3.2.4 领土意识模糊 |
| 3.3 推动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有利因素 |
| 3.3.1 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 |
| 3.3.2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
| 3.3.3 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中国 |
| 4.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 |
| 4.1 剿匪斗争的开展 |
| 4.1.1 匪患的危害 |
| 4.1.2 匪患的肃清 |
| 4.2 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 |
| 4.2.1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 4.2.2 各级人民政府 |
| 4.2.3 各级民族工作机构 |
| 4.3 民族关系的疏通 |
| 4.3.1 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 |
| 4.3.2 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参观 |
| 4.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 |
| 4.4.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期探索 |
| 4.4.2 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成立 |
| 4.5 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
| 4.5.1 培养原则 |
| 4.5.2 培养途径 |
| 5.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济基础 |
| 5.1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 |
| 5.1.1 “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 |
| 5.1.2 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3 多方面扶助农牧业生产 |
| 5.2 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 |
| 5.2.1 基础设施的兴建 |
| 5.2.2 工业企业的建立 |
| 5.3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 |
| 5.3.1 贸易经营机构的设置 |
| 5.3.2 农牧土特产品的购销 |
| 5.3.3 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 |
| 5.4 实施少数民族地区财税优惠政策 |
| 5.4.1 财政优惠政策 |
| 5.4.2 税收优惠政策 |
| 6.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支撑 |
| 6.1 推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 6.1.1 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
| 6.1.2 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 6.1.3 营造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 |
| 6.2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
| 6.2.1 发展和提升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
| 6.2.2 传承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
| 6.3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
| 6.3.1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
| 6.3.2 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各类问题 |
| 6.4 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 |
| 6.4.1 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
| 6.4.2 推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
| 6.4.3 团结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 |
| 7.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验与启示 |
| 7.1 基本经验 |
| 7.2 现实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省人民政府政务大事记（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系统研究：1941-1954年[D]. 贺永泰. 复旦大学, 2011(12)
- [2]中国大行政区研究：1949-1954[D]. 范晓春. 中共中央党校, 2007(03)
- [3]1949-1954年的中国政治体制[D]. 杨火林. 中共中央党校, 2005(05)
- [4]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D]. 张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8)
- [5]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D]. 廉晓红.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6]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D]. 高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9)
- [7]人民政府时期专区专署制度研究（1949-1966年） ——以河北省为例[D]. 侯桂红. 首都师范大学, 2009(09)
- [8]当代中国专区制度研究 ——以许昌专区为例[D]. 王珂.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9]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易春秋. 中共中央党校, 2005(05)
- [10]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D]. 李永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