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边疆民族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杨明洪,孙勇[1](2021)在《论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阶段性与保障条件——从边疆治理“元问题”说起》文中认为边疆治理"元问题"是研究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对这些"元问题"的理解需要从中国边疆治理的实践出发加以考察。边疆治理现代化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同构同步,边疆与国家腹地之间关系的一体互动。边疆治理的现代化虽起源于近代中国,但其真正得到大规模推进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全面社会改革,此为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起点。这一社会改革支撑国家对边疆的治理,使得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彻底从历史上的边疆治理窠臼中脱离出来,此框定了边疆治理的目标价值取向的人民性。边疆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与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呈现出强的相关关系和阶段性,画出了一道与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历史曲线。当前,边疆治理现代化面临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短板和弱项,更需要提供有力条件,强化保障措施。
青觉,岳清春[2](2021)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的新时代边疆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一种国家安全战略,不仅对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目标、内容及其路径进行了高度提炼,而且也为我国边疆治理事业的整体推进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价值遵循。本文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研究视角出发,在细致把握其内涵逻辑的基础上,对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边疆治理实践进行了全景式追溯,并基于当前我国边疆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安全挑战,对各类安全问题的宏观背景与形成机制展开具体论述,进而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要求与整体部署,提出既具有鲜明针对性、又相互依托为一体的政策实践体系,从而将边疆治理的各个具体环节,有机纳入到新时代国家繁荣稳定与长治久安的整体事业之中。
许菲[3](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指出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粟誉[4](2021)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 ——以西双版纳地区傣族为例》文中提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思潮、民族运动此起彼伏,中华民族趁着这波浪潮中完成了“从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的转变。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党的十九大以后,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和国家提出: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要任务。培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手段,以共同体形式把握中华民族整体,凝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之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固牢思想根基,为进一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行为助力。云南边疆地区因其历史因素与现实发展中都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当前,以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为发展要旨,云南省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和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中取得了新发展,云南省的区域位置和战略优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具优势。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比历史任何时期更有信心坚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研究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问题,既是立足于党和国家的宏观擘画和重大现实需求,更是准确把握新时代云南民族工作的新的历史使命,将云南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工作推向了新台阶。作为理论命题,该研究首先系统的考察了近代以来从“中华民族”至“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的奠定,阐述了由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层级推进的内涵,剖析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沿袭和区位特点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其次,从西方民族主义的历史演进和共同体的思想中包含的合理成分,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为手段内容,剖析新时期的民族工作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手段及培育为重要内容。作为实践课题,立足云南边疆的省情、民情,进一步聚焦通过西双版纳地区傣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实证研究,运用实证研究和SPSS 25.0、AHP层次分析法,阐述西双版纳地区傣族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现实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提出培育的实施路径。从取得的成绩来看,本地区的民族团结理论教育和基层党组织民族工作取得丰富成果。从现实问题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上还存在历史记忆淡薄、现代性认知不全面、教育内容和方法有效性不足问题。然而,存在以上现实症结的与边境敌对势力长期渗透分化、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多元一体”的民族身份认同的本位偏差、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的宣扬意识冲突。结合以上现实与AHP层次分析坚持方向性与层次性、历时性与共时性、实践性与价值性的基本原则,以强化“五个认同”教育,树立正确的民族、国家价值观;挖掘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以优良家风引导意识培育的情感取向;深化各民族团结教育,营造各民族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园三个方面主要内容,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向度四个层次推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实现深化对伟大祖国认同,维护云南边疆安全固牢思想基础;增强对中华民族认同,推进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建设;培育主人翁意识,自觉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奋斗的伟大目标而不断前进。
杨茜[5](2021)在《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边境地区处于国家领土的最边缘部分,是地缘冲突的缓冲区,构筑了重要的国家安全防线。同时,边境地区紧邻他国,是国家间对外开放、联系交往最前沿的区域。西南边境地区从西至东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是我国联系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最前沿区域。随着“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对外合作倡议的加快推进,西南边境地区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边境城镇作为边境居民的重要聚居地,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对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繁荣稳定至关重要。西南边境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特征以及历史经济基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城镇化进程缓慢。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革新,新时代背景下有助于推动西南边境地区城镇健康发展,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本文首先对边境新型城镇化的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概况进行了系统总结,在此基础上,界定了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边境地区等概念;其次,对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理论、城乡协调发展理论、地缘经济理论等理论的基本含义及其应用进行了解析;第三,构建综合评价指标,并采用熵值法结合专家赋值法测度2005-2018年西南边境地区11个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第四,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定量分析方法探究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时间演变特征;第四,采用Arc GIS空间分析、标准差椭圆分析、ESDA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对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分析。最后,利用地理探测器软件中的因子探测探究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驱动机制。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时间演变特征:1)总体来看,西南边境地区各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先增大后减小,然后又逐渐增大。2)分区域来看,云南边境地区、广西边境地区两个区域之间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差距逐渐增大。3)从两区域内各州市来看,云南边境地区各州市之间、广西边境地区各市之间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差距均逐渐缩小。4)云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差距大于广西边境地区。(2)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特征:1)总体来看,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高水平州市数量逐渐增加,低水平、较低水平州市数量逐渐减少,中等发展水平州市数量变化不大。2)从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来看,高水平区分布在滇西中缅边境的德宏州、滇南中老边境的西双版纳州、滇东南中越边境的红河州以及桂西南中越边境的崇左市、防城港市。低水平区分布在中缅边境段滇西北的怒江州以及中越边境段滇东南的文山州。3)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主要沿西北-东南方向发展。(3)从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关联类型演变来看:1)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全局空间自相关性不显着,整体上不存在空间集聚现象。2)西南边境地区各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虽然整体空间差异性不显着,但局部集聚特征明显。研究期内,西南边境地区各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H-H(高-高)、H-L(高-低)、L-H(低-高)集聚三种局域空间异质性集聚特征。(4)西南边境地区各个州市新型城镇化子系统时空演变特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州市如防城港市、红河州、德宏州、崇左市、西双版纳州等5个州市在主要子系统方面发展水平均较高。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较低的州市如怒江州、文山州等在六个子系统方面均处于低发展水平。(5)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驱动机制:1)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是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动力;2)市场经济发展为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基础动力;3)政府行政行为、国家政策是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加速器;4)自然资源禀赋对西南边境地区城镇发展产生基础性影响;5)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提供后续动力;6)交通基础设施是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6)提出了打造西南边境地区中心城镇,加强不同规模等级城镇间的交流合作;建立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系统,加强城镇间、城乡间的联系;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国家政策优势,提升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根据比较优势选择城镇发展战略,城镇间加强联系合作;加强沿边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促进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总体策略。
闫晓燕[6](2021)在《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国际分工的驱动,次区域合作蓬勃兴起,次区域合作理论也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新交叉方向和研究热点。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强化次区域合作成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亚洲开发银行牵头建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合作”)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趋近于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最优”;从经济贸易、基建水平、能源保障、非传统安全、民族团结、科教文卫事业等领域合作看,与澜湄次区域主体需求错配,趋近于一种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次区域合作的层次、范围、规模和水平迫切需要实现提升。中国倡导建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以下简称“澜湄合作”),可以看做是是次区域合作的提质升级版。自成立以来,澜湄合作进展良好,成效显着。作为一个崭新的合作机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行先试的典型引领方面,在中国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着力促进周边外交方面,显现出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热点地区,澜湄次区域不可避免地受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和冲击。在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由于地缘重要性、民族宗教复杂、国家实力悬殊、民粹主义盛行、发展理念差异、深度贫困及大国博弈的影响等,导致次区域各国一边互动活动增多、程度增强,不断获取澜湄合作的利益;一边又出于各方面考量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不同的决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在我国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中,除国家层面主导和助推之外,地方政府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云南省,地处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结合部,与流域内各国地缘区位临近、地域文化相通、边贸合作历史悠久、互联互通无缝衔接,具有先天地缘优势;而且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云南主动融入、积极参与澜湄合作,致力于实现“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和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参与次区域合作的积极性较高、能动性较强。鉴于次国家行为体融入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对于促进此区域合作具有现实意义和正外部性效应,通过次级政府府际合作和府际关系治理,不仅可以解决国家主体的功能不足或机制不畅问题,还能够实现地方政府自身发展利益,激活内生动力,借助外部推力,坚持重点带动、整体推进,对于拓展次级政府发展空间,推动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论文以澜湄合作为研究背景,围绕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的府际关系治理这一研究主题,以云南省参与澜湄合作的路径为实证内容,借助次区域合作理论、府际关系治理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地缘经济外部性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等,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假设分析法、因子模型构建法、演化博弈分析等方法,通过分析澜湄合作的外部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与发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次区域的现实情况(外交取向选边站驱稳、发展梯度倒逼合作力度驱强、经贸合作向多领域拓宽、制定主张地缘战略趋同),从微观机理、中观区域和宏观政策三个维度,对微观主体利益决策特征、博弈过程和驱动机理进行分析,厘清次区域主体利益诉求和决策特征,构建了一个次区域合作中府际关系治理驱动机制的微观机理分析框架—(APT—R)因子模型,并进行了多情境府际合作关系的模拟和验证,比较分析了三种策略扰动下的府际关系演化过程与机制运行效果,揭示府际合作实现的驱动机制与实现过程,从府际关系、策略扰动者利益承诺和策略随动者利益诉求三个方面揭示了驱动因素与驱动过程,表明了多主体、多领域、多层级的合作框架是澜湄机制的独特优势,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次区域合作研究的框架和方法论。为次区域合作中的府际治理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提供理论支撑。本文聚焦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实践热点问题,以次区域经济地域分工新趋势和不同阶段主体利益诉求变化为线索,通过分析阐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澜湄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云南融入澜湄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提出了如下观点:一是逆全球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诉求由外向型经济向多领域合作共赢转变;二是澜湄合作机制契合了这一府际合作需求变化,强调多边网络化合作、多领域共建共享和命运共同体等合作理念与机制,是次区域合作的更高版本;三是中国作为大国,推进澜湄合作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地缘博弈阻力,而云南在区位、文化、基础方面具有消除合作阻力的先天优势,因此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的结论,也为强化云南建设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在实际运用层面,对“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实施“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有助于将府际关系“问题区”向府际合作“试验区”转型。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强化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助推国家推进澜湄合作的进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论文在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视角拓展、模型机制构建等方面的创新如下。一是将云南融入澜湄合作这一实践问题纳入框架进行分析,并建立次区域合作的演化博弈模型,比较分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澜湄合作机制两种情境下的演化博弈过程与合作驱动机制,模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湄合作和云南融入澜湄合作三种情境的演化过程,从驱动机制、情景模拟的微观层面论证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次区域府际治理需要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的结论。二是将府际关系治理纳入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中,是次区域合作研究的视角拓展。构建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的分析框架,丰富并拓展了传统国家内部次级政府合作研究。梳理了云南参与湄公河流域区域合作的历史进程、作用瓶颈和强化辐射功能的对策,验证次区域府际关系研究框架的可行性和云南开展次级政府府际合作的路径,为拓展云南参与的路径,强化云南辐射功能提供对策建议与科学机制支撑。三是构建APT—R因子模型。通过分析演化,强化“云南功能”在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对云南辐射功能的强化赋权、拓展路径、参与领域进行了政策框架构建,针对服务国家推进“命运共同体”需求和云南功能短板的供需矛盾,提出拓展云南参与路径的5大领域和增强云南功能的5点建议,充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和开放功能,服务“一带一路”和澜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云南省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李世伟[7](2021)在《中国吉隆口岸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一国的边境口岸不仅是与邻国互联互通的重要平台,而且在促进沿边区域经济展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吉隆口岸作为中国西藏自治区(以下简称西藏)与尼泊尔之间规模最大的口岸,在中国建设面向南亚开放大通道和促进西藏沿边和内陆地区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吉隆口岸在历史上就是中尼两国间重要的通道,促进了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纷纷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经济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吉隆口岸经济发展迎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吉隆口岸在南亚大通道建设中的枢纽位置,决定了它的经济发展必然对于促进西藏经济发展、中尼两国经济合作意义重大。因此,吉隆口岸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国家与西藏的高度重视。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梳理、田野调查、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力求从不同维度的分析吉隆口岸经济发展以及它在促进中尼经济合作中的作用。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意义,并对国内外有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评述,同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内容和不足之处等;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基础,并进一步分析了概念和理论间的关系,以及吉隆口岸经济发展与中尼经济合作的关系;第二章主要以实地调研获得的大量资料为依托,分析了吉隆口岸的历史、布局及口岸经济的发展情况,同时总结归纳了吉隆口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第三章主要是在参考专家学者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第四章在对全国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口岸发展模式进行解析的前提下,根据吉隆口岸的现状与发展目标,提出吉隆口岸经济发展的模式和路径;第五章在前文的基础上,对如何促进吉隆口岸经济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随着面向南亚大通道建设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经济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宏观背景,吉隆口岸在带动西藏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促进中尼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将更加突出。因而,应更加重视吉隆口岸经济发展建设,从而在带动边境和内陆经济的同时,进一步加深中尼两国的经济合作,推动南亚大通道建设,造福两国人民。
陆曼[8](2020)在《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8年中美之间发生了剧烈的贸易摩擦,中美关系成为全球一大不确定因素,此外,受疫情影响,世界各经济主体发展形势不容乐观,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不断变化的复杂局面,中国适时提出努力构建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在构建国际循环经济格局中,加强与东北亚各国经济合作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优先选择,同时也将东北地区推到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其发展内涵已经发生变化。改革开放至今,东部大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了富起来的目标,但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发展仍滞后,所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是我国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在国内外经济局势发生变革之际,东北地区也要积极探索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战略,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构建东北亚区域合作新格局中打造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新前沿。这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和新的支点,不仅是东北地区实现振兴的选择,而且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不仅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布局,而且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我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毗邻而居,东北振兴战略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几乎在同一时间推出,两地在经济发展需求、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方面高度契合,如何将俄罗斯远东开发与东北振兴结合起来,一直是双方关注的重点。2009年9月,《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正式出台,这一纲要标志着两地的合作已由利益导向的优势互补转向了协同发展的战略对接阶段。2018年9月在东方经济论坛举办期间,两国针对《中俄两国在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2018—2024年)》达成一致。目前,双边战略对接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很多阻力因素,在当前世界格局变革之际,深入探求中俄区域发展战略对接新思路,打造东北对外开放新前沿,有着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同时也将为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决策参考价值。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关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格局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全方位振兴等问题的重要判断为理论依据,运用协同学、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对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内容主要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第二章对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的理论逻辑进行梳理。一是从协同学及地缘政治经济学视角对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的内涵进行阐释,二是区域经济协同度视角对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效应进行评价,并将这一理论框架具体应用到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中来。第三章是必要性及现实基础阐释。从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概况出发,指出必要性主要源于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困境、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以及东北亚区域合作新格局的实现路径;现实基础主要是基于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地缘优势突出、互补优势明显、发展理念契合、政治互信良好的基础上。第四章是战略对接的现状、问题、机遇与挑战。对战略对接合作现状进行梳理,并提出了存在的问题。从合作领域现状来看,战略对接已初见成效,但基础设施配套、贸易合作方式、制度差异、战略对接前景等问题制约了战略对接的深度发展。同时指出,当前战略对接还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格局下。第五章是战略对接效应的实证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所构成的经济复合系统的协同度随时间的递增而增强,但存在波动。其内部各子系统的有序度随着时间递增呈上升趋势,且中国东北地区经济有序度表现好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并从经济联系度及隶属度角度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第六章是战略对接的模式选择与机制构建。从目前战略对接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要以政府和企业内外联动为对接主体,以边境城市与中心城市互动为对接形式,以点轴开发、轴带式为空间布局的基本模式。机制方面:从决策、动力、规制三个角度出发,提出政府磋商、跨国管理、产业互动、智库交流、健全法律、监督反馈六种具体推进机制。第七章是战略对接的实施方案。在阐述战略对接原则及重点基础上提出战略对接的实现路径。以政府、、企业、民间三大主体为推力;以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贸易合作、能源共建、农业补充等实体领域合作为抓手;以财税政策改革、政策的协同服务、营商环境优化等规则建设为关键共同推进战略对接的进程。
李曦辉,雷聪[9](2020)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中国经验》文中指出一个国家如何在经济全面发展的同时兼顾少数民族群体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历史课题,也是一个时代命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通过70余年的探索,取得了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中国经验。这就是:将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思想基础,将奋力打赢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作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将融入"一带一路"作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将对口支援和民族团结进步作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独特举措。
吕昭河[10](2020)在《“地缘人口”理论探析——兼论我国西部边疆地区“地缘人口”战略》文中研究说明文章基于地缘关系在人口空间分析上的理论价值,以及人口的地缘关系在西部陆地边疆对外开发开放战略上的实践意义,提出了地缘人口概念,阐述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并由此展开了对地缘人口理论的探索性分析;解释了地缘人口在我国空间战略中重要意义,特别是打破西部边疆地区传统地缘劣势和不利边界效应,实现西部自主空间发展的战略意义;阐释了"一带一路"与西部地缘人口和新型空间人口建构的密切关系,得出了建构对外开发开放的西部边疆地区自主空间发展和全新空间发展格局的分析结论。
二、试论边疆民族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边疆民族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论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阶段性与保障条件——从边疆治理“元问题”说起(论文提纲范文)
一、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元问题”及其当代性 |
二、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及其特征 |
三、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阶段性及其特征 |
四、持续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条件和保障 |
(一)持续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条件 |
(二)持续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保障 |
五、结论 |
(2)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的新时代边疆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视角与内涵阐释 |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背景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知视角与内容指向 |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新时代我国边疆治理的内在要求 |
二、我国边疆治理的历史承继与时代发展 |
三、当前我国边疆地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安全挑战 |
(一)政治安全问题 |
(二)经济安全问题 |
(三)社会安全问题 |
(四)文化安全问题 |
(五)生态安全问题 |
四、新时代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协同推进边疆治理的对策建议 |
(一)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维护边疆政治安全 |
(二)推进国际国内双循环,维护边疆经济安全 |
(三)健全社会治理机制,维护边疆社会安全 |
(四)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维护边疆文化安全 |
(五)完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维护边疆生态安全 |
(3)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一)主要创新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小结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小结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小结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小结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附录四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4)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 ——以西双版纳地区傣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及研究价值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动态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评述 |
第三节 研究的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的主要创新与不足 |
一、主要创新点 |
二、存在的不足之处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 |
第一节 相关基础概念阐释 |
一、中华民族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四、云南边疆少数民族 |
第二节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理论 |
一、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与近代民族思潮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与民族理论思想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 |
第三节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性 |
一、人民幸福:实现边疆各族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要求 |
二、民族振兴:实现边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现实需求 |
三、国家富强:实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
第三章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西双版纳地区傣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现状与成因分析 |
第一节 西双版纳地区傣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实证研究设计与分析 |
一、调查点概述 |
二、实证问卷编制与研究假设 |
三、问卷的基本信息和信效度分析 |
四、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影响分析 |
第二节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问题的结构访谈 |
一、结构访谈的编制与主要对象 |
二、结构访谈的分析总结 |
第三节 西双版纳地区傣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现状与影响层次分析 |
一、西双版纳地区傣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现状 |
二、西双版纳地区傣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相关性分析 |
三、西双版纳地区傣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影响评价指标分析 |
第四节 西双版纳地区傣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一、版纳地区傣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存在的现实症结 |
二、版纳地区傣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成因分析 |
第四章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以西双版纳地区傣族为例 |
第一节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原则 |
一、坚持方向性与层次性的辩证统一 |
二、坚持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辩证统一 |
三、坚持实践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 |
第二节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主要目标 |
一、深化对伟大祖国认同,为维护云南边疆安全固牢思想基础 |
二、增强对中华民族认同,推进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建设 |
三、培育主人翁意识,自觉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奋斗 |
第三节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主要内容 |
一、强化“五个认同”教育,树立正确的民族、国家价值观 |
二、挖掘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以优良家风引导意识培育的情感取向 |
三、深化各民族团结教育,营造各民族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园 |
第四节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措施 |
一、政治向度: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认同 |
二、经济向度: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保障” |
三、文化向度: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涵儒” |
四、社会向度: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共同体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以西双版纳地区傣族为例 |
附录二:深度访谈提纲 |
致谢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5)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目的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目的 |
1.4.2 技术路线 |
1.5 研究区域概况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城镇化研究综述 |
2.1.1 国外城镇化研究综述 |
2.1.2 国内城镇化研究综述 |
2.2 边境地区城镇化研究综述 |
2.2.1 国外研究综述 |
2.2.2 国内研究综述 |
2.3 研究述评 |
第3章 相关概念和研究理论基础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3.1.1 城镇化 |
3.1.2 新型城镇化 |
3.1.3 边境地区 |
3.2 研究理论基础 |
3.2.1 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理论 |
3.2.2 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理论 |
3.2.3 城乡协调发展理论 |
3.2.4 地缘经济理论 |
第4章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 |
4.1 数据来源 |
4.2 指标体系构建 |
4.3 评价指标权重测算 |
4.3.1 评价指标权重测算方法 |
4.3.2 评价指标权重测算结果 |
4.4 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计算 |
第5章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进 |
5.1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时间演变 |
5.1.1 测度方法 |
5.1.2 结果分析 |
5.2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格局 |
5.3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空间走向 |
5.4 空间关联格局演变 |
5.4.1 全局空间自相关 |
5.4.2 局部空间自相关 |
5.5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子系统发展演变分析 |
第6章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驱动机制 |
6.1 研究方法 |
6.2 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
6.3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驱动因子分析 |
6.4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驱动机制 |
6.4.1 外向型经济发展是根本动力 |
6.4.2 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动力 |
6.4.3 政府行政提供政策保障 |
6.4.4 自然资源禀赋是内源动力 |
6.4.5 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后续动力 |
6.4.6 交通基础设施是联结纽带 |
第7章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选择 |
7.1 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总体策略 |
7.2 不同类型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 |
第8章 结语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6)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1.3.1 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1.3.2 府际治理研究进展 |
1.3.3 云南参与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内容 |
第2章 理论基础 |
2.1 次区域合作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2.1.2 合作特征 |
2.2 府际治理 |
2.2.1 理念演进 |
2.2.2 次区域府际治理实践路径 |
2.3 地域分工理论 |
2.3.1 中心—外围理论 |
2.3.2 地缘区位论 |
2.3.3 劳动地域分工和协作理论 |
2.3.4 经典博弈理论 |
第3章 次区域府际合作的驱动机制 |
3.1 府际关系的APT—R因子模型 |
3.1.1 发展引力(Attraction) |
3.1.2 梯度压力(Pressure) |
3.1.3 战略推力(Thrust) |
3.1.4 博弈阻力(Resistance) |
3.2 基于主体异质性的府际博弈分析 |
3.2.1 有限理性概念 |
3.2.2 群体策略选择 |
3.2.3 演化稳定策略 |
3.2.4 合作博弈机制 |
3.2.5 群体选择与直接互惠 |
第4章 云南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 |
4.1 澜湄合作机制演变 |
4.1.1 合作成效 |
4.1.2 存在问题 |
4.2 阶段特征 |
4.2.1 前期积累准备阶段(1950-1991 年) |
4.2.2 构建合作框架阶段(1992-2002 年) |
4.2.3 积极参与实践阶段(2003-2014 年) |
4.2.4 融入澜湄合作阶段(2015 年—今) |
4.3 重点合作区域 |
4.3.1 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 |
4.3.2 中缅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 |
4.3.3 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 |
4.3.4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 |
4.3.5 境外合作区 |
4.4 主要合作领域 |
4.4.1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4.4.2 产能合作成效显着 |
4.4.3 贸易畅通方兴未艾 |
4.4.4 资金融通格局初现 |
4.4.5 民心相通深入人心 |
4.5 问题与瓶颈 |
4.5.1 支持沿边地区开放的机制与功能不完善 |
4.5.2 边境贸易互补性不高 |
4.5.3 交通瓶颈 |
4.5.4 产能合作示范效应不显着 |
4.5.5 非公共安全隐患较大 |
第5章 基于APT—R因子的府际合作机制研究 |
5.1 次区域主体利益分析 |
5.1.1 泰国利益诉求 |
5.1.2 缅甸利益诉求 |
5.1.3 越南利益诉求 |
5.1.4 柬埔寨利益诉求 |
5.1.5 老挝利益诉求 |
5.1.6 中国及中国云南利益诉求 |
5.2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动力机制 |
5.2.1 合作发展引力(A) |
5.2.2 发展梯度压力(P) |
5.2.3 战略协同推力(T) |
5.2.4 地缘博弈阻力(R) |
第6章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情景模拟 |
6.1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情景分析 |
6.1.1 实施前稳态 |
6.1.2 策略扰动者 |
6.1.3 实现路径 |
6.1.4 模型设计 |
6.1.5 策略模拟 |
6.1.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6.2 澜湄合作机制情景分析 |
6.2.1 实施前稳态 |
6.2.2 策略扰动者 |
6.2.3 实现路径 |
6.2.4 模型改进 |
6.2.5 策略模拟 |
6.2.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6.3 强化云南辐射功能的情景分析 |
6.3.1 辐射中心策略 |
6.3.2 策略模拟 |
6.3.3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6.4 案例: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府际治理研究 |
6.4.1 府际关系情境分析 |
6.4.2 府际合作领域 |
6.4.3 府际治理政策设计 |
第7章 云南参与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路径与建议 |
7.1 府际合作路径 |
7.1.1 促进互联互通 |
7.1.2 促进跨境产能合作 |
7.1.3 支持次级政府府际合作 |
7.1.4 促进跨境旅游合作 |
7.1.5 促进贸易畅通 |
7.2 府际治理保障措施 |
7.2.1 要素流动保障 |
7.2.2 企业主导保障 |
7.2.3 政府推动保障 |
7.2.4 辐射功能保障 |
7.2.5 改革赋权保障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研究创新点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发表论文情况 |
参加课题研究情况 |
致谢 |
(7)中国吉隆口岸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图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口岸及其相关概念 |
二、边境贸易与国际贸易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边疆学理论 |
二、地缘经济学理论 |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
四、民族经济理论 |
五、国际贸易理论 |
第二章 吉隆口岸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第一节 吉隆口岸基本情况 |
一、吉隆口岸的基本情况 |
二、吉隆口岸经济运行现状 |
第二节 尼泊尔概况与吉隆口岸促进中尼经济合作情况 |
一、尼泊尔国家概况 |
二、吉隆口岸促进中尼经济合作情况 |
第三节 吉隆口岸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制约因素 |
一、自然地理条件方面 |
二、贸易额与贸易结构方面 |
三、口岸物流运输业方面 |
四、口岸加工业方面 |
五、口岸金融服务业方面 |
六、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
七、口岸招商引资方面 |
第三章 吉隆口岸经济发展实证分析 |
第一节 吉隆口岸经济发展规模评价 |
一、评价方法选取与数据来源 |
二、测度评价与结果分析 |
第二节 吉隆口岸经济与地方经济实证分析 |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二、进出口贸易额与吉隆县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
三、通关过货量与吉隆县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 |
四、出入境客运量与吉隆县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 |
第四章 口岸经济发展模式比较与选择 |
第一节 口岸经济发展模式 |
一、口岸经济发展的特征 |
二、口岸经济发展模式概括 |
第二节 吉隆口岸经济发展思路与模式选择 |
一、吉隆口岸的定位与发展思路 |
二、吉隆口岸经济发展模式选择 |
第五章 对策建议 |
第一节 完善政策法规,提高服务水平 |
一、完善政策与法规 |
二、健全对话协商机制 |
三、改善口岸环境 |
第二节 加强口岸建设,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互通 |
二、培育市场主体,优化贸易结构 |
三、发展优势产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致谢 |
(8)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
1.3.1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1.4.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第2章 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理论分析 |
2.1 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的协同学分析 |
2.1.1 战略对接的理论内涵及界定 |
2.1.2 协同视角下的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 |
2.2 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解释 |
2.2.1 地缘关系、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 |
2.2.2 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对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的影响 |
2.2.3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在东北地区地缘战略走向 |
2.3 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效应评价 |
2.3.1 跨国毗邻区域经济协同度 |
2.3.2 跨国毗邻区域经济复合系统评价体系构建 |
第3章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必要性及现实基础 |
3.1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必要性 |
3.1.1 中国东北提升开放水平的客观要求 |
3.1.2 远东地区摆脱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 |
3.1.3 东北亚区域合作新格局的实现路径 |
3.1.4 中俄两国实现自我发展的路径选择 |
3.2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现实基础 |
3.2.1 对接的前提:地缘关系紧密,口岸资源便利 |
3.2.2 对接的基石:互补优势明显,经济联系密切 |
3.2.3 对接的动力:发展理念契合,战略规划同步 |
3.2.4 对接的保障:政治互信良好,协调机制充分 |
第4章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现状、问题、机遇与挑战 |
4.1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现状 |
4.1.1 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 |
4.1.2 双边贸易联系日益紧密 |
4.1.3 能源领域实现良性互动 |
4.1.4 农业合作成为重要引擎 |
4.1.5 资金融通取得显着进展 |
4.2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问题 |
4.2.1 贸易结构以及合作方式的相关问题 |
4.2.2 口岸发展与基础设施配套相关问题 |
4.2.3 制度差异以及秩序混乱导致的问题 |
4.2.4 对接意愿与对接合作前景相关问题 |
4.2.5 政治互信与思想认识方面相关问题 |
4.3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机遇 |
4.3.1 俄罗斯“向东看”政策的战略机遇 |
4.3.2 黑龙江自贸区建设提供的发展机遇 |
4.3.3 高峰合作论坛定期举办的平台机遇 |
4.3.4 “一带一盟”推动的区域合作机遇 |
4.4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挑战 |
4.4.1 东北地区内部体制的挑战 |
4.4.2 远东地区内部发展的挑战 |
4.4.3 来自西方世界外部的挑战 |
第5章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效应的实证分析 |
5.1 战略对接效应评价体系构建 |
5.1.1 模型的构建 |
5.1.2 指标体系的选取 |
5.2 战略对接效应的测定分析 |
5.2.1 经济子系统有序度的测定 |
5.2.2 复合系统协同度的测定 |
5.2.3 发展度与拉动因子的测定 |
5.3 战略对接效应影响因素分析 |
5.3.1 经济联系强度与隶属度测算 |
5.3.2 结论 |
第6章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模式选择与机制构建 |
6.1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模式选择 |
6.1.1 对接主体联动:政府主导企业推动下的内外联动 |
6.1.2 对接形式多元:边境地区与中心城市的良性互动 |
6.1.3 对接空间开放:点轴开发形成轴带式的空间布局 |
6.2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机制构建 |
6.2.1 战略对接的决策机制 |
6.2.2 战略对接的动力机制 |
6.2.3 战略对接的规制机制 |
第7章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实施方案 |
7.1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基本架构 |
7.1.1 战略对接的原则 |
7.1.2 战略对接重点 |
7.2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实现路径 |
7.2.1 以多方主体为推力创新对接理念 |
7.2.2 以实体项目为抓手拓宽对接领域 |
7.2.3 以规则建设为关键强化对接保障 |
7.2.4 以战略机遇为突破推动全面对接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中国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一、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一)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党的领导在指导思想上保持一致 |
(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党的领导在奋斗目标上保持一致 |
(三)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党的领导在价值取向上保持一致 |
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组织化的各民族聚集体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基本形式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包含着相对同质的价值体系 |
三、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奋力打赢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 |
(一)把边疆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关键基础 |
(二)把保障就业和发展教育作为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根本保障 |
(三)把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作为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核心要求 |
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融入“一带一路” |
(一)“一带一路”构筑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
(二)“一带一路”赋予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
(三)“一带一路”拓展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新领域 |
(四)“一带一路”增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软实力 |
五、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独特举措:对口支援 |
(一)对口支援是纠正少数民族经济市场失灵的有效措施 |
(二)对口支援是缩小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差距的关键工具 |
(三)对口支援是提升少数民族经济自强能力的重要法宝 |
(10)“地缘人口”理论探析——兼论我国西部边疆地区“地缘人口”战略(论文提纲范文)
一、研究的背景 |
二、“地缘”:概念以及理论解释 |
三、“地缘人口”及其空间涵义 |
(一)“地缘人口”概念 |
(二)“地缘人口”的边界效应 |
四、“一带一路”与西部边疆地区“地缘人口” |
(一)西部的地缘地位 |
(二)“一带一路”与西部的边界效应 |
(三)“一带一路”与西部的“地缘人口”关系 |
五、研究结论与思考 |
四、试论边疆民族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论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阶段性与保障条件——从边疆治理“元问题”说起[J]. 杨明洪,孙勇. 云南社会科学, 2021(06)
- [2]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的新时代边疆治理研究[J]. 青觉,岳清春. 青海民族研究, 2021(03)
- [3]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4]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 ——以西双版纳地区傣族为例[D]. 粟誉.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5]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D]. 杨茜.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6]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D]. 闫晓燕.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7]中国吉隆口岸经济发展研究[D]. 李世伟. 西藏民族大学, 2021(08)
- [8]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研究[D]. 陆曼. 辽宁大学, 2020(07)
- [9]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中国经验[J]. 李曦辉,雷聪.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0(06)
- [10]“地缘人口”理论探析——兼论我国西部边疆地区“地缘人口”战略[J]. 吕昭河.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