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辩护士——阿尔文·汉森的“福利国家”剖视（论文文献综述）
黄仲熊[1]（1965）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辩护士——阿尔文·汉森的“福利国家”剖视》文中研究指明 一、漢森打着"福利國家"的幌子为美國國家垄断資本主义政策效劳自从第二次大战以来,靠战爭大发横财的美国垄断资本集团越来越加紧利用国家机器作为攫取最大限度利润的工具,从而更加深了美国政治上的反动性和经济上的腐朽性。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结为一体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压榨掠夺政策,日益激起了国內外劳动人民的反抗。美国统治集团为了麻痺国內劳动群众的斗爭意志,缓和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高潮,极力玩弄欺骗手法。垄断资本集团的政治代理人如杜勒斯、肯尼迪之流居然恬不知恥地宣扬,通过政府的"福利措施"（改进所得稅、增加社会保險等）,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比社会主义"更优越"的"全民福利国家"!
崔萌[2]（2013）在《建构与误读：1950至1970年代《人民日报》话语中的美国形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时期的1950至1970年代,《人民日报》通过报纸的涉美新闻报道,建构并塑造起一种关于美国的“刻板形象”（Stereotype）。这一时期《人民日报》所建构的这种美国形象,体现了当时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对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态度与看法,其中所隐含的官方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也潜移默化的为国内公众所普遍接受,内化为其观察和审视中国与世界的一套政治价值观,这种政治价值观进而又成为影响国内民众政治实践和政治行为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力不容低估。本文主要研究这一时期《人民日报》涉美报道的主要内容及其所建构的美国形象,并透视其中的宣传机制、宣传内容、宣传技巧与宣传效果。第一章主要介绍《人民日报》的媒体功能定位、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以及1950至1970年代《人民日报》涉美报道的国内外政治背景。第二章讨论《人民日报》话语对美国外交形象的塑造,主要涉及《人民日报》如何将美国扶植西德和日本的政策建构为美国复活两国的军国主义,以及报纸对战后美国推行的非殖民化政策的误读。第三章讨论《人民日报》话语中的美国国内政治,内容主要涉及《人民日报》对美国的政党选举制度、美国宪法、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及美国政府对美国共产党的态度的解读,并讨论这种解读背后所折射出的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第四章分三节探讨《人民日报》对美国经济与社会福利的批判,以及这种批判所反映出的中共的经济政策价值取向及其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第五章内容主要涉及《人民日报》话语中的美国文化与社会生活领域的诸多层面。第六章对《人民日报》美国形象建构中的误读原因作出分析,并对该报涉美报道的宣传技巧和方法进行梳理和总结,同时指出《人民日报》涉美报道宣传对国内民众的思想、行为所产生的效果,以及报纸的宣传对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万国威[3]（2016）在《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理论反思与战略转型》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当前的学术体系中,"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一直存在着概念上的争议,而其本质则反映出了有关社会福利制度角色定位与未来路径的认知差异。本研究在系统梳理早期社会福利制度的形成机制、现行社会福利制度的转型机遇与未来社会福利制度的战略走向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反思。研究认为,我国补缺型社会福利制度在早期形成过程中具有制度合理性,其在经济基础、改革初衷、东亚福利和学理取向等四个因素的影响下而生成,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制度的历史任务已然完成,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迎来了转型的机遇,而其战略转型则要充分考虑目标建设、改革进程、福利文化和学理发展等多方面的逻辑主线,并需要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逐步优化其发展路径。
王彦伟[4]（2013）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对近代和当代中国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按照历史的脉络对其作了系统梳理。同时，以全面展现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近代和当代中国的传播为基础，对“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不能拯救近代中国”、“为什么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合当今中国”等相关问题作了深入回答。本文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主要有：截止到二战爆发前夕，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从19世纪30年代英国宪章运动到1848年欧洲大革命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萌芽阶段，从欧洲大革命结束到19世纪80年代费边主义产生是其初步发展阶段，从费边主义产生到二战爆发是其最终形成阶段。二战前，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来源是相当广泛的，主要包括英国宪章运动时期的改良主义社会主义思潮、1848年欧洲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英国工联主义、法国蒲鲁东主义、德国拉萨尔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英国费边主义、法国可能主义、伯恩施坦主义、考茨基主义、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英国麦克唐纳社会主义、瑞典汉森的“人民之家”思想以及拉斯基的社会改良理论等；其中，伯恩施坦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麦克唐纳社会主义以及拉斯基的社会改良理论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中国人最早接触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到维新变法时，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但是，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乃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仍然几乎全部来自日本和欧美；其中，来自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又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当时日本和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都已经严重地社会民主主义化了，所以，近代中国最早接受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也都不自觉地受到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五四以后，来自俄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的主流；受此影响，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共产主义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逐步向科学社会主义靠拢。但是，以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保守派和以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则在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伯恩施坦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麦克唐纳社会主义和拉斯基的社会改良理论则是对他们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民主主义派别。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主要对近代中国的四个政治派别产生了较大影响，它们分别是以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保守派，以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及其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民国成立前后，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打着“三无主义”的旗号，贩卖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观点；20世纪20年代以后，江亢虎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主张，其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更加浓厚。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和美国；在两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梁启超提出了社会改良主义主张。张东荪与张君劢为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二人的社会主义思想一开始就饱含社会民主主义因素；从1934年中国国家社会党成立到1947年中国民主社会党分裂的十几年间，两人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更加青睐，各自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堪称近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或民主社会主义者）。中国国家社会党与中国民主社会党是以张君劢、张东荪等人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从政治纲领和政治活动来看，两党算得上近代中国最为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五四以后，孙中山越来越越倾向于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但他始终没有完全摆脱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没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除孙中山外，马君武、朱执信、叶夏生、钱智修、邓实、宋教仁、冯自由、林云陔、胡汉民、戴季陶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近代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大都脱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过程中，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正是在这个过渡时期，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内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便是他们的突出代表。二战后，尤其是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后，社会民主主义换用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名称。整个冷战时期，民主社会主义成了社会党国际各成员党的意识形态总称，在指导思想、政治纲领、经济政策、社会事务、国际政策等方面都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苏东剧变时期开始，社会党国际与各国社会民主党逐步以“社会民主主义”替换了“民主社会主义”；然而，苏东剧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二战之前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变化。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序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大陆一统天下，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十分有限，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之中。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与西方社会民主党之间既有敌视与对立的一面，也有友好与接触的一面；其中前者是主流，而后者是支流。中苏论战时期，反对和批判修正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首要任务；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加速了我们党“左”倾思想路线的滋长，并在文化大革命的酝酿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不过，反对和批判民主社会主义也给我们党和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它使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更加注重独立自主。改革开放以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我国的影响重新出现。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以及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建立了党际关系，并保持友好往来；在这一氛围的影响下，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我国逐渐受到热捧，最有代表性的是出现了对瑞典模式的介绍和宣传，即所谓的“瑞典热”。苏东剧变前后，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出现了短暂曲折；因此，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逐步恢复，进入21世纪，两党关系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受此影响，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不断加深。中共十七大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引发了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胜利，也证明了社会民主主义等其它各种主义或道路都是不能拯救旧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不能拯救近代中国的两个重要原因是：近代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不愿向人民群众妥协，从而使中国缺乏社会民主主义扎根、成长的土壤和环境；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所依托的阶级力量弱小。改革开放以来，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影响不断加深，但民主社会主义在根本上是不适合当今中国国情的，我们决不能全盘接受民主社会主义，坚决反对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对推动近代和当代中国的历史进步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还应当积极借鉴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功经验，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秦援晋[5]（2010）在《文化金融学初探》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文化眼光检讨人的金融行为和社会的金融伦理、法律、制度,力图探索一种当前全球金融界急需的素朴刚健的金融伦理,并就金融法律与制度的重构提出思路。以往研究金融的视角,主要有三个,即从金融运行规律的视角、从金融技术的视角和从金融监管的视角。过去以上视角上的研究,甚有成绩；但对金融的观察,如果限于以上视角,却显得不够。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并由全球金融自由化管道所传播而成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加昭示了另一个视角的重要性。这就是文化伦理的视角。本文即从这个视角切入研究,初步建立了一个文化金融学体系。要真正弄清个人的金融行为与社会的金融伦理、法律、制度背后的文化问题,局限于金融学之内的知识是难成其功的。本文认为,对金融进行人性的、历史的、当前情势的三维焦点的考察,首先形成个性化的文化见识,才可能成就一个具有系统性的学术领域：文化金融学。所以,文章从对“人”的探讨开始,构成全文的第一部分。在这个部分中,通过质疑“经济人”概念的简约性和虚构性,揭示了人作为伦理本位的本质特征。这与当前经济学的前沿性理念：活动于市场上的人绝不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人,具有内在的相通。由此出发,作者采用现实与历史的照应、欧美与中国的对比这个比较文化学研究方法,对金融的事实秩序和金融的价值秩序进行了系统的描述,揭示文化对金融的价值秩序的塑型作用。那么,支撑金融价值秩序的文化因素有哪些呢?文章提出了正义、诚信、节制、责任这四个基本的文化元素,它们如水中之盐一样支持着金融的伦理、法律和制度。文章从金融历史与现实关联性视角,选取了富有意义的案例,指出：但凡文化元素缺失,则金融必定陷入病态,或按美欧学术界的习惯概念,称为“恶金融”,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当代的格林斯潘时期与十八世纪法国“约翰.罗”体系时期就有着惊人的相似,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都曾专门研究过这个著名的约翰.罗体系,当今一些美国学者特意又把约翰.罗体系重述出来,以便于与格林斯潘时期作对比。本文也在相关之处专门研究了约翰.罗的案例,以及其它历史案例,指出：金融中的关键文化元素,即正义性的缺失,是“恶金融”之源；也是当今我们身处其中的金融危机之源。是为文章的第二部分。紧接以上的哲学的与历史的视野相结合的分析,按照分析的结论,文章转入对二十世纪金融的文化批评。二十世纪金融中的著名事件和制度巨变,都没有即身而终,在全球化时代,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给我们提出了问题,文章便自然而然地就这些问题进行伦理文化上的阐释。是为文章的第三部分。通过以上的人性、历史、当代情势的三维聚焦的分析,作者对二十世纪危机型金融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文化批评,就金融文化重构初步提出了设想,而其核心是,重构素朴刚健的金融伦理。本文的研究方法,既不同于流行的实证分析,也不同于由现成的概念出发的规范分析；它更接近于马克思的方法：为了免受现实中繁茂芜杂的事实存在的干扰,依靠抽象思维能力把复杂的现实形态还原为最初的简单形态进行分析,这个简单形态既是逻辑的起点又是历史的起点,从这种简单形态出发又一步步回到现实形态,并对现实做出结论。文章在相关之处特意批评了当代英美分析哲学把事实与价值割裂为二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对多年来的金融研究是有不利影响的,表现在把金融研究局限于所谓的事实判断,而把价值判断开除了；可是离开了价值判断,事实判断也就走到形下学的纯技巧之路上去了。也正因如此,那些直接服务于工商业资金循环的信贷风险分析技术与那些货币自性繁殖的投机技术,便不分价值序列地排列在一起。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巨量的现金流从产业链上漏出,进入虚拟金融,狂热地参加货币自性繁殖的投机博利,对此却没有一个系统性价值理论可以进行有力的价值追问。本文初步探索得到的金融文化学原理,对于认识、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金融有其价值,至少它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关于重建素朴刚健的金融伦理的思考,也将有助于人们探索后危机时代的全球金融走向。
谭镇洲[6]（2017）在《新常态下的政商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2002年起,新常态一词在欧美国家出现,主要形容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2014年5月,习近平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向世界描述中国经济的一系列新表现。政商关系新常态也是其中一项新表现。其核心的因素就是经济运行机制,包括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增长模式,也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转型的成败。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从比较优势的竞争转向政府规制的竞争。所以研究在现阶段经济和反腐高压新常态下的政商关系,对我国经济的良好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论文通过美日政商对比研究,将政商关系的模式分为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这两种模式,通过美日对比发现最优化的模式就是市场主导型,随后分析美日经济实力强大下的政商关系可以给我国政商关系发展提供的借鉴,并对我国现阶段政商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存在的问题有政府、企业和市场多方的不足。论文通过分析寻租、合作博弈模型对政商关系进行对比研究,将政商合作作为完善政商关系的基础。在对"僵尸企业"的成因分析中得出目前政商关系中的缺陷以及改革的方向。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来完善新常态下的政商关系中各自的定位。政府主要是促进职能转型、坚持政企分开、拓宽融资渠道和培育多方组织来完善政商关系;企业完善政商关系的角度是承担社会责任、塑造企业文化和确保市场主体地位;市场最重要的是发挥其决定性作用,确保其职责和权利。通过多方作用力来搭建新常态下的政商关系。
高丽茹,万国威[7]（2016）在《中国儿童福利制度:时代演进、现实框架和改革路径》文中指出近年来,困境儿童如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单亲儿童等被侵害现象不断增多,使得有关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的讨论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广义儿童福利概念作为分析视角,系统的梳理了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的时代演进、现实框架和改革路径,以期对现有儿童福利制度的建构方向进行理论上的反思。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在经历了探索时期（1949—1965）、停滞时期（1966—1985）、重建时期（1986—2005）和转型时期（2006至今）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后,儿童福利政策、儿童福利机构和儿童福利项目已经初步构建起来,并业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法律和资金保障体系。但未来中国仍然需要在服务提升、责任优化和改革衔接等三个方面深化对儿童福利制度更加有效的构建,通过对既有制度框架的补充完善,进一步增强儿童福利制度抵御风险的能力。
张灏[8]（2018）在《绿色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科技风险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人类社会科技飞速的进步,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由于人类活动频次的增强和活动区域的扩展,人类的决策与行为对人类自身、人类社会及自然界的影响力也逐步加大,由此产生的各种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威胁逐渐增强。科技作为推动当代生产力发展的主导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在不断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负面效应,由科技应用而引发的风险问题也日益凸显。科技使人类改造自然与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其具有的各种特性也带来了许多风险,需要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参与科技活动治理。自上世纪50年代后,关于风险问题的研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形成了有关的风险理论与风险学说,一般说来,科技风险可以分为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内部风险是科技自身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人类认识与控制能力有限性等因素所造成的风险。这些风险使科技治理增加困难,甚至导致创新失败的可能。内部风险的受体主要是科技活动的直接主体。外部风险是科技治理与应用等过程中,科技活动或人工物对已有物（如生态环境、有限资源等）、人自身以及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危害（如科技活动主体不愿承担相应的风险或转嫁各类风险,导致风险分配不正义而成为影响社会与世界稳定的风险源）。外部风险受体除了直接参与活动的主体外,还有各类非直接参与的主体,以及自然生态等非人主体。科技风险的存在就需要治理。科技风险治理具有复杂性。不同行动者对科技风险的识别具有差异性。而且长期以来,有些风险无法进行归责。科技与社会的相互融合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使当代科技正成为当代社会最大的风险源之一。当前由科技应用引发的风险问题已然成为当代人文社会学科的主题之一,如何进行有效的防范和控制,将科技风险的危害降至最低,成为事关人类发展的重要议题。从现阶段科技风险研究领域来看,全社会对于科技风险的关注程度明显不足,相关基础理论还不够完善,难以有效地指导科技风险治理的具体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下,通过对科技风险的成因、属性及主要内容等进行分析和说明,积极探索在风险社会下治理科技风险的新型模式,尽可能地降低科技所带来的风险和危害,促进人类社会能够持续和稳定的发展进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当代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的选题是在总结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在绿色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引领下,综合当代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科技风险做出新的界定,由于科技的高度复杂性和其本身固有的不确定性而使科技在其应用过程中或应用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能被人们充分认识,并且任何专家都不能完全准确地预测、计算和控制的潜在的、不确定的危害。我们需要把握科技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更大隐蔽性、更强危害性、更快的扩散性、连锁反应性和生成的渐进性等特征,就科技风险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以及成因进行详细的分析,努力克服或降低人类主体性的过分张扬、工业社会中科技的工具理性的片面夸大、市场经济中急功近利的利益驱动,以及对科技盲目崇拜的价值观和科技道德的滑坡等导致科技风险增大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关于科技风险的治理,主要从内部和外部对科技风险进行有效的治理,根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对社会和公众在科技成果的应用方面要加强法制控制、道德控制、科技控制、完善科技风险评估机制、全球协同治理科技风险等一系列的控制措施和手段,期望达到更有效的控制科技风险的目的。本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如下:生态危机引起了人类对工业文明社会的反省,加快人类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念与经济增长方式,使之朝着绿色的路径发展。只有以绿色发展观作为指导建设现代科技风险治理的创新机制,才能完成这一任务。科技风险治理创新机制有利于防范和控制科技风险,加快社会架构的调整,将绿色社会从理论变为现实。为此首先界定什么是科技风险:科技风险就是指在科技价值实现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可能对社会造成巨大损害的负面效应。科技所带来的风险表现为多种形式,包括生物、信息、核能等新材料和新能源在实际消费和享受过程中所存在的显性危害、隐性危害和潜在危害。科技风险主要分为狭义风险和广义风险。科技既能够把自然力转化为绿色环保、高效能的产品,减少环境污染,让人类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与使用价值,也会给人类带来科技风险,带来灾难。任何一个社会工业文明的发展都不可避免的会遭遇到科技风险。为了治理科技风险,我们需要树立绿色发展观,绿色发展观念的产生,是当代社会发展观念创新的结果,彰显了由科学发展观直至五项发展观念的改变,不但是意识领域创新的体现,还是实践形成的结果,这给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行的道路和方向,也就是利用绿色发展带动生态文明建设,以达到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目标。以绿色发展观审视我国科技风险治理,我们看到,以绿色发展观审视我国科技风险治理,在承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同时发现科技不仅会带来风险,而且其自身本身也存在风险。传统的治理方式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不能回应来自当前各方面所提出的挑战。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促进科技进步的现实转向:坚持绿色发展:指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代际之间的和谐与自由。坚持绿色发展,解决如何引导科技发挥积极动力。在以绿色发展观为指导治理我国的科技风险,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达到“他山之玉,可以攻玉”的目的。在以绿色发展观指导探讨中国科技风险治理的对策时,我们初步提出了基本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以及主要对策。我们认为,风险是科技的内在属性之一,虽然科技风险不可能完全消除,但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可以将科技风险的负效应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监督,最终促使科技为人类社会造福。坚持绿色发展观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重要体现,也是经济大国的重要担当。我们应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实现美丽中国做出应有的努力!
刘疆[9]（2005）在《为何星火难以燎原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1919年～1947年）》文中认为自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美国以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美国的发展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尽管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使共产主义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欧、亚大陆,但北美大陆上的共产党人却始终无法掀起一场巨大的“红色风暴”。美国共产主义政党自1919年成立后,不但没有动员起美国人民参与到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中,反而自身都难以在美国社会立足。在美国共产主义政党建党80多年的历史上,它所推动的共产主义运动长期处于衰弱状态,仅仅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和40年代中期有过短暂的兴盛。 对于美国社会在“共产主义”威胁面前所具有的强大“免疫”功能和抵御能力,众多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具体分析和广泛探讨。本文在总结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对1919年～1947年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在美国难以发展的更深层根源。 全文除绪言和结语外,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论述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初10年的艰难发展历程。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美国社会党内的一批左翼人士分裂出来组建了共产主义政党。他们决心仿效俄国布尔什维克,通过社会革命在美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然而,美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因司法部的打击而陷入困境。随后,受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共产国际在政策上的错误指导以及美国共产党人缺乏斗争经验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在整个20年代都处于低谷之中。无论是在政治领域中开展的统一战线运动,还是在劳联内部从事的工会工作,美国共产党人的努力都无所成就。 第二章主要论述大萧条时期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缓慢发展。1929年美国爆发的经济大危机为美国共产党争取群众、开展革命运动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然而,共产党人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所推行的“极左”路线却并未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各主要工作领域,共产党人付出的重大努力只换来少许成果。在争取失业者的过程中,共产党既无法鼓动起他们参加革命的热情,也无力将他们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它在这一时期所推行的双重工会运动也因得不到大部分工人的支持而陷于失败;虽然通过深入南方为黑人群众的利益进行斗争,美国共产党扩大了在黑人社区的影响,但加入共产主义运动行列的黑人群众仍寥寥无几。总体上看,绝大多数美国公众没有因危机带来的困境而丧失对两大资产阶级政党的信任,他们仍然选择了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追随共产党人建立新的苏维埃社会。到新政初期,美国共产党依然没有改变在社会中的孤立境地,组织力量和社会影响力仍十分有限。
张立[10]（2002）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产业安全问题》文中指出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世界各国为了追逐更大的自身利益向外进行利益扩张形成的一种国际利益关系态势。在这一利益扩张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并奠定了当今国际经济交往规则和制度的基本框架，从而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外来挑战。同时，我国国内也正处于生产力水平尚远不及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过渡期内，国内现有的一些不尽合理的体制和政策又进一步制约着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和我国产业安全度的上升。于是，来自我国内外部的这种双重制度非均衡现象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下影响到我国应得的经济利益能够顺利实现的根源所在。这里的“制度”包括了支配人们的一切规则、行为准则或以及直接影响人们经济生活的权利和义务的“集合”如公共政策安排等。从制度的这一涵义上讲，产业安全问题的发生和处理，就是一个客观的由非均衡向均衡状态转变的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在我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条件下，这一过程包括了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政策调整两个不同的层次。就侧重于维护我国产业安全而言，经济政策调整的内容主要应包括对我国引进外资政策、外贸政策、对外投资政策、对幼稚产业战略产业的扶持政策、以大集团战略为核心的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技术政策等进行创新，经济体制转型的内容则主要应包括对我国现有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的民族企业的企业制度进行创新。尽管存在着上述政策调节和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并非就必定会发生。因为多种不同的制度变迁模式的存在也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此外，制度变迁还存在着路径依赖特征。再考虑到产业安全问题具有整体性和外部性特点，因而确定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制度变迁模式应当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强制型制度变迁（宏观政策调整）与以民族企业为主导的诱致型制度（微观制度转型）变迁相结合的一条制度创新之路。从发展的角度看，产业安全政策还具有很强的动态性特征。回顾我国产业安全政策的演变历程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因此，产业安全政策的制定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与时俱进。
二、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辩护士——阿尔文·汉森的“福利国家”剖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辩护士——阿尔文·汉森的“福利国家”剖视（论文提纲范文）
（2）建构与误读：1950至1970年代《人民日报》话语中的美国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学术意义 |
| 二、范围界定及研究方法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基本内容与创新 |
| 第一章 《人民日报》的定位及其涉美报道的政治背景 |
| 第一节 中共的新闻理论与《人民日报》的媒体功能定位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观(1949-1978) |
| 第三节 中美对立：《人民日报》涉美报道的政治背景 |
| 第二章 《人民日报》话语中的美国对外关系 |
| 第一节 复活法西斯军国主义 |
| 一、复辟西德军国主义 |
| 二、扶持日本军国主义 |
| 第二节 美国——殖民主义侵略者 |
| 一、战后美国非殖民化政策实践简述 |
| 二、美国：最凶恶的殖民主义侵略者 |
| 三、误读与问题 |
| 第三章 《人民日报》话语中的美国国内政治 |
| 第一节 虚伪的政党选举制度 |
| 一、《人民日报》话语中的美国选举制度 |
| 二、误读与问题 |
| 第二节 欺骗性的宪法 |
| 第三节 作为阶级斗争的黑人民权运动 |
| 一、20世纪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简况 |
| 二、《人民日报》话语中的黑人民权运动 |
| 三、《人民日报》对黑人民权运动的误读 |
| 第四节 践踏公民自由,迫害美国共产党 |
| 一、战后美国公民自由权利简况 |
| 二、迫害美共,践踏自由 |
| 三、误读与问题 |
| 第四章 《人民日报》话语中的美国经济与社会福利 |
| 第一节 日薄西山的美国经济 |
| 一、战后美国经济周期回顾 |
| 二、危机与衰退：《人民日报》话语中的美国经济 |
| 三、误读与问题 |
| 第二节 《人民日报》对战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认知 |
| 一、批判“人民资本主义” |
| 二、《人民日报》话语中的美国股票市场与信贷消费 |
| 三、反动庸俗的西方经济学 |
| 第三节 1950至1970年代《人民日报》话语中的美国社会福利 |
| 一、当代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简况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美国福利制度的合理性 |
| 三、以己度人,误读美国社会福利 |
| 四、曲解美国福利实况,对美国福利政策作道德批判 |
| 第五章 《人民日报》话语中的美国社会与文化 |
| 第一节 贫富悬殊,民生困苦 |
| 第二节 环境污染,资源破坏 |
| 第三节 教育衰败 |
| 第四节 文化沙漠,灵魂饥荒 |
| 第五节 社会怪象 |
| 第六章 《人民日报》美国形象的误读原因、宣传技巧与宣传效果 |
| 第一节 误读原因 |
| 一、对外封闭的环境 |
| 二、“透镜”选择的片面化和简单化 |
| 三、“左”的思想路线 |
| 第二节 宣传技巧 |
| 一、标签与措辞 |
| 二、置换与重复 |
| 三、选择性报道 |
| 四、感性修辞 |
| 五、意见领袖代言 |
| 第三节 宣传效果 |
| 一、对外效果 |
| 二、对内效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第三节 论文的写作框架、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上篇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影响 |
| 第一章 二战前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 |
| 第一节 历史演变 |
| 第二节 主要思想来源 |
| 第三节 主要流派 |
| 第二章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传播和影响 |
| 第一节 洋务运动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传入 |
| 第二节 从维新变法到五四运动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传入 |
| 第三节 五四运动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传播和影响 |
| 第三章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对近代中国各政治派别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 |
| 第四节 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 |
| 下篇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影响 |
| 第四章 二战后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 |
| 第一节 社会民主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变 |
| 第二节 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论点 |
| 第三节 民主社会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回归”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前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新中国的影响 |
| 第一节 敌视与对立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与西方社会民主党关系的主旋律 |
| 第二节 友好与接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与西方社会民主党关系的小插曲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反对和批判修正主义的双重结果 |
| 第六章 改革开放以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影响的重新出现 |
| 第二节 苏东剧变时期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 |
| 第三节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 |
| 第四节 进入 21 世纪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 |
| 结语 历史客观地认识社会民主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第一节 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在近代中国走不通 |
| 第二节 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合当代中国国情 |
| 第三节 借鉴民主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文化金融学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确定选题的缘起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对金融学的历史与现实的认知 |
| 1.1.3 笔者的文化定见与思想来源 |
| 1.2 以往三种研究视角的述评 |
| 1.2.1 从金融的内在运动规律的视角 |
| 1.2.2 从金融技术的视角 |
| 1.2.3 从金融监管的视角 |
| 1.3 文化金融学的若干规定性 |
| 1.3.1 文化金融学的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路径 |
| 第2章 作为伦理主体的人 |
| 2.1 "我思,故我在" |
| 2.1.1 人对人本身的好奇心 |
| 2.1.2 人对环境世界的好奇心 |
| 2.2 渗原理 |
| 2.2.1 什么是互渗原理 |
| 2.2.2 恩格斯之前对互渗原理的认知 |
| 2.2.3 恩格斯与恩格斯之后的认知 |
| 2.3 人性的内核 |
| 2.3.1 对人性内核认识的简史 |
| 2.3.2 善意志 |
| 2.4 天演与伦理 |
| 2.4.1 被搁置的善 |
| 2.4.2 达尔文主义困境 |
| 2.5 权利意识模型分析 |
| 2.5.1 鲁滨逊·克罗索模型 |
| 2.5.2 "孤立国"模型 |
| 2.5.3 金融的心理学本质是"增值期待" |
| 第3章 金融的事实秩序与价值秩序 |
| 3.1 社会秩序是怎样形成的 |
| 3.2 金融秩序原理引论 |
| 3.3 对金融的事实观照 |
| 3.3.1 实质金融的秩序 |
| 3.3.2 虚拟金融的秩序 |
| 3.4 对金融的价值观照 |
| 3.4.1 由"适中"带来的金融价值秩序 |
| 3.4.2 由"德性"带来的金融价值秩序 |
| 第4章 金融四大文化元素的哲学阐释 |
| 4.1 必要的说明 |
| 4.2 义理论的两种形态 |
| 4.2.1 想形态的正义理论 |
| 4.2.2 非理想形态的正义理论 |
| 4.3 金融行为中的正义 |
| 4.3.1 个体金融行为的正义 |
| 4.3.2 国家金融行为的正义 |
| 4.4 金融制度中的正义 |
| 4.4.1 信用制度的正义 |
| 4.4.2 货币制度的正义 |
| 4.4.3 银行制度的正义 |
| 4.5 正义所涵盖的诚信、节制、责任 |
| 4.5.1 正义与其他美德 |
| 4.5.2 金融与诚信 |
| 4.5.3 金融与节制 |
| 4.5.4 金融与责任 |
| 第5章 二十世纪危机型金融的文化批评 |
| 5.1 美国式资本主义与金融市场 |
| 5.1.1 资本市场对美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 |
| 5.1.2 美国金融体系的制度基础 |
| 5.1.3 汉密尔顿与麦迪逊-杰斐逊之争 |
| 5.1.4 汉-杰之争对美国金融发展的影响:历史的分析 |
| 5.2 关于1929-1933年大萧条之文化批评 |
| 5.2.1 热情的工作和坚定的信心催生金融创新,带来经济繁荣 |
| 5.2.2 诚信缺失、投机肆虐导致繁荣的瑕疵 |
| 5.2.3 泛滥的流动性和投资欣快症放大股市泡沫 |
| 5.2.4 所有的经济繁荣都会到顶并以逐渐衰退结束 |
| 5.2.5 "黑色星期四":信任不复存在 |
| 5.2.6 美国的大萧条通过债务链条传递到欧洲,形成世界性危机 |
| 5.2.7 政府要承担起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责任 |
| 5.3 关于日本泡沫经济的文化批评 |
| 5.3.1 日本泡沫经济概述 |
| 5.3.2 本经济泡沫形成的原因 |
| 5.3.3 官定利率的提高刺破经济泡沫 |
| 5.3.4 追求资产升值的短期暴利带来了整个国家经济的长期萧条 |
| 5.3.5 货币政策的失误是导致泡沫经济的政策原因 |
| 5.3.6 日本泡沫经济中的黑金政治:非正义的政府行为 |
| 5.3.7 日本版的金融危机及其启示 |
| 5.3.8 泡沫经济后遗症:日本国民如何重找自信 |
| 5.3.9 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对日本的影响 |
| 5.3.10 汲取日本教训,中国莫重蹈日本覆辙 |
| 5.4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批评 |
| 5.4.1 亚洲金融危机概述 |
| 5.4.2 东亚经济的成就与潜在的问题 |
| 5.4.3 失败的泰铢与无节制的国外借贷 |
| 5.4.4 以投机正义论为理据的金融大鳄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灾难 |
| 5.4.5 香港维持联系汇率制的成本与收益 |
| 5.4.6 缺乏世界责任意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 5.4.7 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中国树立起负责任大国形象 |
| 5.5 关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文化批评 |
| 5.5.1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环球金融危机概述 |
| 5.5.2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应对本轮危机负责 |
| 5.5.3 监管机构要为金融危机负责 |
| 5.5.4 投机正义论毁了华尔街,也威胁到美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 |
| 5.5.5 金融中间商的非诚信与金融衍生工具的无节制 |
| 5.5.6 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分析 |
| 5.5.7 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与警示 |
| 5.5.8 对美国版救市方案的文化金融学批评 |
| 5.5.9 美国金融霸权——辉煌渐行渐远 |
| 结束语 |
| 附录:方法论专题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6）新常态下的政商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章节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政府的职能 |
| 2.2 企业的职能 |
| 2.3 政商关系 |
| 2.4 新常态下的政商关系 |
| 第三章 美日政商关系比较研究 |
| 3.1 美国政商关系研究 |
| 3.2 日本政商关系研究 |
| 3.3 美日政商关系模式分析 |
| 第四章 我国政商关系发展研究 |
| 4.1 我国政商关系模式发展历程 |
| 4.2 现阶段我国政商关系模式的现状分析 |
| 4.3 现阶段政商关系发展的核心问题 |
| 第五章 新常态下我国政商关系的研究 |
| 5.1 政商关系的主体行为分析 |
| 5.2 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 |
| 5.3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僵尸企业"成因分析为例 |
| 5.4 新常态下我国政商关系的完善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7）中国儿童福利制度:时代演进、现实框架和改革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一、社会福利与儿童福利的概念争议 |
| 二、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的时代演进 |
| 三、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的现实框架 |
| 四、中国儿童福利制度改革路径 |
（8）绿色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科技风险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科技风险治理的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课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述评 |
| 1.2.1 绿色发展 |
| 1.2.2 科技风险 |
| 1.3 研究方法及重点与难点 |
| 1.3.1 论文研究方法 |
| 1.3.2 本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第2章 我国科技风险问题的产生及其后果 |
| 2.1 科技风险与特征 |
| 2.1.1 科技风险的界定与分类 |
| 2.1.2 科技风险的特征 |
| 2.2 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构成风险的可能性 |
| 2.2.1 科技风险问题的明确 |
| 2.2.2 科技风险问题产生的根源 |
| 2.2.3 科技本身具有不确定性 |
| 2.2.4 科技中社会因素的渗透进一步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 |
| 2.3 我国科技发展中的风险因素及特征 |
| 2.3.1 生态资源风险 |
| 2.3.2 生命生存风险 |
| 2.3.3 社会风险 |
| 第3章 绿色发展观的兴起 |
| 3.1 绿色发展观的生态内涵及基本特征 |
| 3.1.1 生态内涵 |
| 3.1.2 基本特征 |
| 3.2 绿色发展观的理论缘起 |
| 3.2.1 中国传统文化中“见素抱朴”观 |
| 3.2.2 西方文化中的“自然”观 |
| 3.2.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观 |
| 3.3 绿色发展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
| 3.3.1 社会进步的现实困境 |
| 3.3.2 全球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 |
| 3.3.3 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 |
| 3.4 绿色发展观的现实评价 |
| 3.4.1 从文明形态的角度来看 |
| 3.4.2 从发展模式的视角来看 |
| 3.4.3 从发展愿景的角度来看 |
| 第4章 以绿色发展观审视我国科技风险的治理 |
| 4.1 在防控科技风险上容易发生的可能性 |
| 4.1.1 偏离以人为本理念的可能性 |
| 4.1.2 偏离全面发展理念的可能性 |
| 4.1.3 偏离协调发展理念的可能性 |
| 4.1.4 偏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可能性 |
| 4.2 我国在科技风险防控策略上存在的问题 |
| 4.2.1 观念缺失 |
| 4.2.2 科研逻辑缺失 |
| 4.2.3 内在属性缺失 |
| 4.2.4 工具缺失 |
| 4.2.5 政策缺失 |
| 4.3 传统治理方式面临的挑战 |
| 4.3.1 责任主体分配不明晰 |
| 4.3.2 公众风险意识不清醒 |
| 4.3.3 科技理性工具化与政策选择失衡 |
| 4.4 绿色发展对科技风险治理的行为逻辑与实现机理 |
| 4.4.1 绿色发展观对科技风险治理的意义 |
| 4.4.2 治理的行为逻辑与实现机理 |
| 第5章 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我们的重新思考 |
| 5.1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 5.1.1 美国科技风险治理经验 |
| 5.1.2 英国科技风险治理经验 |
| 5.1.3 日韩科技风险治理经验 |
| 5.1.4 其他国家科技治理的发展历程及其治理 |
| 5.2 对中国科技风险治理的启示 |
| 5.2.1 从社会参与者层面来讲 |
| 5.2.2 从政府治理的层面来讲 |
| 5.2.3 从各组织因素差异层面来讲 |
| 第6章 中国科技风险治理应对策略探讨 |
| 6.1 基本思路与基本原则 |
| 6.1.1 对中国当代科技风险治理的基本思路 |
| 6.1.2 基本原则 |
| 6.1.3 策略选择 |
| 6.2 主要对策 |
| 6.2.1 全面认识绿色发展战略 |
| 6.2.2 政府职能由主导向引导转变 |
| 6.2.3 市场导向机制的完善 |
| 6.2.4 公众参与和协商制度的设立 |
| 6.3 保障机制 |
| 6.3.1 切实推进绿色产业链建设 |
| 6.3.2 强化绿色配套保障措施的建设 |
| 6.3.3 建立绿色成果共享机制 |
| 结语 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为何星火难以燎原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1919年～1947年）（论文提纲范文）
| 导言 |
| 第一章 命运多舛的“幼年期”(1919年～1929年) |
| 一、引子：影响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因素 |
| 二、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缘起 |
| 三、“红色恐惧” |
| 四、衰弱的工会运动 |
| 五、统一战线工作的失利：农工党运动和拉福莱特运动 |
| 六、“美国例外论”VS“第三时期”路线：挑战共产国际的失败 |
| 第二章 良好的机遇、失望的结果(1929年～1935年) |
| 一、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机遇：经济大危机 |
| 二、失业者：革命的先锋? |
| 三、失败的双重工会运动 |
| 四、深入南方：走近黑人群众 |
| 第三章 共产党人的“春天”——人民阵线运动(1935年～1939年) |
| 一、兴盛的开端：人民阵线政策的提出 |
| 二、失败的联合：共产党与社会党 |
| 三、从“劳联”到“产联”：成功的跨越 |
| 四、建立黑人联合阵线 |
| 五、“民主阵线”：美国人民阵线运动的延伸 |
| 第四章 冰火两重天：大战时期的沉浮(1939年～1945年) |
| 一、危险的转变：从反法西斯主义者到孤立主义者 |
| 二、柳暗花明 |
| 三、“白劳德时期”的结束：美国共产党的解散与重建 |
| 第五章 夕阳近黄昏(1945年～1947年) |
| 一、冷战阴影 |
| 二、“第三党运动”：反冷战政策的失败 |
| 三、无法避免的代价：产联与共产党的决裂 |
| 四、衰落的序幕 |
| 第六章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根源探析 |
| 一、为什么美国工人不选择共产主义革命? |
| 二、“共产主义”在美国社会不受欢迎 |
| 三、共产国际对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预和影响 |
| 四、脱离美国现实生活所导致的教条主义 |
| 结语 |
| 附录 |
| 1、1919年～1947年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大事年表 |
| 2、1919年～1947年美国共产主义政党各次代表大会时间表 |
| 3、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时间表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10）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产业安全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第一章 经济全球化概述 |
|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与动因 |
|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和前景 |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与产业安全问题的提出 |
| 第二章 产业安全的内涵及其衡量 |
| 第一节 产业安全存在的现实性 |
| 第二节 产业安全的内涵 |
| 第三节 衡量产业安全的指标体系及其方法 |
| 第三章 维护产业安全的国际经验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维护产业安全的国际经验 |
| 第二节 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维护产业的经验及教训 |
| 第三节 维护产业安全的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第四章 我国产业安全的问题与根源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产业安全的现状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新制度经济学的简介与评析 |
| 第三节 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根源—制度非均衡分析 |
| 第五章 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宏观制度均衡与公共政策研究 |
| 第一节 公共政策与产业安全 |
| 第二节 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公共政策与市场机制的协调问题 |
| 第三节 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若干公共政策探讨 |
| 第四节 我国产业安全政策的动态调整 |
| 第六章 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微观制度均衡研究 |
| 第一节 企业制度及企业理论的一般研究 |
| 第二节 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企业制度均衡研究 |
| 第三节 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企业协调制度研究 |
| 第七章 经济全球化的回应：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制度变迁之路 |
|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机制和传统规则的挑战 |
| 第二节 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制度变迁模式选择 |
| 第八章 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农业 |
| 第二节 钢铁工业 |
| 第三节 轿车产业 |
| 第四节 电信服务业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辩护士——阿尔文·汉森的“福利国家”剖视（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辩护士——阿尔文·汉森的“福利国家”剖视[J]. 黄仲熊.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1965(01)
- [2]建构与误读：1950至1970年代《人民日报》话语中的美国形象[D]. 崔萌. 首都师范大学, 2013(11)
- [3]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理论反思与战略转型[J]. 万国威. 中国行政管理, 2016(01)
- [4]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研究[D]. 王彦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5]文化金融学初探[D]. 秦援晋. 辽宁大学, 2010(10)
- [6]新常态下的政商关系研究[D]. 谭镇洲. 天津工业大学, 2017(09)
- [7]中国儿童福利制度:时代演进、现实框架和改革路径[J]. 高丽茹,万国威. 河北学刊, 2016(02)
- [8]绿色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科技风险治理研究[D]. 张灏.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9]为何星火难以燎原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1919年～1947年）[D]. 刘疆. 华东师范大学, 2005(05)
- [10]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产业安全问题[D]. 张立. 四川大学, 20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