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巨匠的光辉》值得一读（论文文献综述）
王鹏[1]（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指出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吴刚[2]（1987）在《《科学巨匠的光辉》值得一读》文中研究说明 西北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郝天魁写的《科学巨匠的光辉——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活动》一书,最近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据了解,以前象这样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活动的专著在甘肃至今尚未有过。《科学巨匠的光辉》全书材料详实,内容丰富,述理通俗,文字简练,不失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本好通俗读物,值得党政干部和广大党员、广大青年一读。《科学巨匠的光辉》一书共十七章,二十六万字。它从全过程和不同的方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
李燕[3]（2011）在《金善宝与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农业科技史的发展是与包括农业科学家在内的主体活动紧密相联系的。金善宝是我国现代卓著的农业教育家和科学家,是20世纪研究中国小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从金善宝与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视角研究中国现代农业及农业科技史,可以为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史的研究开辟新的视角、丰富研究内容、得到更多启示。金善宝1895年7月2日生于浙江诸暨。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1926年本科毕业于东南大学农艺系。1930-1932年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作物育种学习和研究。1933年回国,曾任浙江大学副教授,中央大学、江南大学教授兼农艺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南京农学院院长,华东农林部副部长,南京市副市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等。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金善宝是这一代农业科学家代表,他的活动经历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受到了社会历史条件影响,对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他的成长过程与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具有内在关联和规律性特征。金善宝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几十年,为我国培养了众多知名学者和卓越的农业科研人员。他为南京农业大学的发展发挥了特别的作用。金善宝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我国的小麦科学事业,他为我国的小麦育种研究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培养农业科技人才作出了卓越贡献。从云南小麦的发现和研究、中国小麦品种的分类和分布区域的研究、小麦新品种的选育与推广到小麦科学理论的总结与创新等,每前进一步,都树立了中国小麦科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他和他的同事们撰写的小麦论著及其它文章,公开发表的已达百余篇（部）。在实践中,他亲自选育的小麦品种“中大2419”,在我国20多个省（市、区）推广,种植时间长达40年之久,推广面积最高年份达7000余万亩。由他主持研究、育成的春小麦品种“京红号”、“中字号”,曾在我国部分春麦区和黄淮冬麦区大量种植。金善宝率先在我国小麦杂交育种中采用异地加代的方法,“南繁北育”、“异地加代”后来成为我国作物育种中普遍采用的方法。金善宝根据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在农业科技政策、农业科技管理、农业科技普及与推广等方面有着自己深切的体会、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在任中国农科院院长期间,为农科院科研条件的改善、为科技队伍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力所能及的工作,并对全国的农业科技工作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他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积极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为国家制定、调整农业发展战略和农业科技政策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做出了重要贡献。金善宝提倡并力行重视历史、立足现实的治学之道,开辟并推动了农业遗产研究、现代农学家研究等。金善宝灵活运用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科学研究方法,在长期的科技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农业科技价值、农业科技发展规律、科技创新及农科教相结合等思想观念,都是十分丰富而又珍贵的宝藏。金善宝是中国传统农学向现代农学转型过程中的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在一个世纪的生命中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他的一生,集中体现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随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超越自己,不断完善自身的过程。金善宝少年时代生活的艰辛和早年丧父的磨难,炼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童真,培养了金善宝对自然的依赖和热爱的感情；他自幼热爱劳动,培养了他勇于探索、勤于实践的精神；农民的疾苦和农业生产的落后,强烈地激发了他的求知和改善农村状况的愿望；而勤奋学习得到的扎实基础知识和他对影响农作物生长的诸多因素的观察记录,则是他日后大展宏图的“本钱”；他始终有着对祖国执着的热爱之情,以平凡而高尚的工作真正实践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那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敦厚正直、朴实无华的品质,是我国农业科技人员永远学习的楷模。金善宝几十年如一日,宵衣旰食,呕心沥血,为我国农业科研和农业教育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正如他自己所说,“也许,在你走过的路上,你所洒下的汗水和留下的足迹,就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成长的道路。”
解琪[4]（2021）在《乔治·斯坦纳的“老式批评”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是二十世纪西方颇具影响的人文主义批评大师。奠定其地位的则是他于1959年出版的《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在该书中斯坦纳正式提出了“老式批评”（Old Criticism）。本文将从“老式批评”的命名出发,思考“老式批评”与“新批评”的联系,并且将“老式批评”放置到其生成的历史场域中,试图厘清“老式批评”的本质及价值向度。本文由以下四章构成:第一章论述“老式批评”的具体含义,指出“老式批评”并不是公共意义上的老批评,而是带着乔治·斯坦纳独特个人气质的一种文学批评方式。紧接着剥离出其与“新批评”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指出“老式批评”之为“老式批评”的独特特征。第二章探讨“老式批评”的来源问题。将“老式批评”还原到二十世纪中叶的历史生态场域中,同时将之放置到乔治·斯坦纳个人的生命体验中,归纳出“老式批评”形成的原因。这些原因分别涉及到历史场域、个人体验、理论资源三个维度。第三章旨在解决“老式批评”的本质及价值向度的问题。首先是“老式批评”一贯坚持的谦卑的批评姿态,其实质是一种高贵的贵族姿态,这种贵族姿态又和斯坦纳本人的犹太身份息息相关,而这带着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其次是“老式批评”所重视的“经典”问题,“经典”其实指向的是批评的对象。这背后的原因已经触及到了20世纪经典的普遍衰落,对于经典的捍卫也折射出了斯坦纳身上那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倾向。最后是“老式批评”的价值向度问题,“老式批评”的批评旨归在于力图恢复文学作品的形而上学维度,实质上这是斯坦纳对“诗与哲学之争”的尝试性回答,或者说“老式批评”此举意在解决从古希腊而来且延续到后现代的“诗与哲学之争”。在后现代语境下,“诗”与“哲学”二者可以达到平衡,甚至当“哲学”进入“诗”时可以产生伟大的“诗”。第四章是“老式批评”的得失评议,认为“老式批评”既融合了同时代的诸多理论思潮,也超越了这些思潮;既建构了“批评的时代”,也重塑了文学批评的功能。然而“老式批评”仍旧有着难以摆脱的缺点。
冯雅[5]（2017）在《《水浒传》在日本的传播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一直以来都是文学研究界的重大课题,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历史及走向世界的过程。《水浒传》作为一部广为人知的中国古典名著,其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而要涉及《水浒传》在海外传播情况的研究,最先译介《水浒传》的日本,是必须首先提到的国家。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形式独特,其历史源远流长,从秦汉之交迄今至少已有两千多年。就形式而言,两国人员往来受大海阻碍,书籍成为接受文化的主要载体。本文是对《水浒传》在日本传播情况的综合论述,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日本《水浒传》的译介、再创作和研究情况及《水浒传》在日本通过绘本、游戏、影视剧和动漫的多元化传播情况进行历时性和专题性的归纳、总结、分析和讨论,探究中日文学交流的规律性和特殊性。本论文采用了既重理论研究,又重个案分析;既重宏观把握,又不失微观探索的写作方法,力争做到论点可靠,论证充实。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水浒传》传入日本的时间、途径和传入后出现的江户时期“水浒热”现象,以及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第二章选取《水浒传》训读本中最有代表性的平冈龙城的《标注训译水浒传》和幸田露伴的训译本《国译忠义水浒传全书》二书为研究对象,兼论被称为战后译界“两座巨峰”的吉川幸次郎和驹田信二的现代日译本。通过对《标注训译水浒传》和《国译忠义水浒传全书》两书训译方法、训译特点、训译异同性等方面的考察,来归纳各自在训译技巧上的得失。与此同时,结合明治、大正时期日本社会全面西化、文化上东西碰撞的特殊时代背景,从语义学、文体学角度来探讨平冈龙城和幸田露伴的两个训译本在充当《水浒传》在日传播媒介的价值所在。注重将《水浒传》的译介和研究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阶段相结合,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考察,使研究结论更具客观性和普遍性。第三章论述了《水浒传》传入后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及在其影响下产生的文学作品,以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接受研究和跨文化传播为基础,辅以文学翻译理论,文化理论等,重视原典材料,采用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注重理论分析与实际作品相结合的原则。重点讨论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三部作品,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吉川英治的《新·水浒传》和北方谦三的《水浒传》。第四章以专题性的形式梳理和客观介绍了日本的《水浒传》研究成果。笔者赴日访学期间,走访各大图书馆和相关研究机构及相关学者,将近年来日本的《水浒传》研究历史进行系统归纳,希望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为我国水浒研究提供一些参考。第五章论述了《水浒传》在日本的的多元化传播,从日本的绘画、戏剧、影视、动漫,电子游戏以及传统民俗活动中都能看到《水浒传》的存在。展示了日本人民对于《水浒传》的热爱,也展现了《水浒传》作为一部古典名著持久的文学魅力与生命力。任何文学作品只有经过传播,被接受者接受之后才算最终完成,《水浒传》传入日本后主要以翻译、改编、研究等方式进行传播,印刷品、舞台、影视等便构成了其主要传播媒介。从时间上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水浒传》的传播也会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水浒传》对日本文学的影响状况有时强,有时稍弱,而且每个时期的重点也各有不同。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社会和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和日本民族的精神需求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日本民族在长期的自我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岛国民族特点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所以无论中国文学对其影响多么巨大、强烈和持久,日本民族都会自然地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进行认真地鉴别、甄选最后再审慎地取舍。他们虽以《水浒传》为原典进行了一系列的翻译和再创作,但每部作品都印有日本的痕迹。同时为迎合大众情趣和市场运营对《水浒传》的翻改也五花八门,有的缺少对原著的尊重,使没有阅读过《水浒传》的日本读者产生偏误,这种传播内容已打破甚至是毁灭了原著的本貌,如何打破这种被动传播值得我们思考。
张颖[6]（2020）在《《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文中认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从“世界文学”到“中国文学”,再由“中国文学”到“世界文学”的繁杂转变过程,这个转变的发生是十分隐秘的。外国文学的译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翻译文学的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确立与发展的重要研究方法与手段。本文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专门刊载外国文学译介作品的期刊《译文》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等因素入手,梳理《译文》从创刊到停刊的发展历程,考察由《译文》月刊中译介作品所构成的世界文学样貌,探讨此样貌形成的历史、社会和文学等因素,进而研究《译文》对于中国新文学产生的价值与影响,并对《译文》杂志进行总体的、客观的评价。第一章从我国现代文学译介的发展历史入手,通过史实、史料对《译文》的创刊原因及社会背景进行考察。《译文》的诞生是中国“新文学”建立的需要,是近现代外国文学译介积累的发展,是“杂志潮”与“翻译年”共同推动下的产物,也是在“文化围剿”政策影响下文人的生存之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鲁迅、茅盾与黎烈文共创《译文》。虽然期间经历了一次“停刊”风波,《译文》仍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印记。第二章通过文本分析与统计的方法,从原作国别、原作家构成、译介作品体裁、文论译介以及译作主题五个方面对《译文》中刊载的352篇译介作品进行详细考察,描述《译文》所呈现出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文学的文学样貌。《译文》对苏俄文学的“突显”,对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对欧美文学的“遮蔽”,对日本文学的借鉴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文学在《译文》中的“消失”都展现着20世纪30年代各国文学在《译文》译者眼中的地位与层次。《译文》所选译的外国作家群体构成也异彩纷呈,有精英文学家、平民文学创作者,也有优秀的女性作家等等。他们对于政治和文学的见解不甚统一,各具特色的作家构成了《译文》译者眼中的世界文学作家版图。此外,《译文》摆脱了以文学创作为主的翻译选材模式,加入了大量文论的译介,生成了创作与文论共存的世界文学样貌,文论译介也是《译文》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从译介题材的角度对《译文》作品进行分类,考察《译文》译者眼中世界文学作品的流行主题。第三章以多元文化理论中的翻译操控论为基础,从意识形态、诗学、编译者以及赞助人四个方面对《译文》所呈现出的世界文学样貌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即考察其形成的原因与路径。袭卷世界的“红色”浪潮、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思想与人民大众“革新救国”的意识形态共同影响着《译文》中所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同时,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书写现实的小说的译介、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与改造社会的中国式追求都从诗学的角度影响着《译文》的世界文学译介选材。此外,具有时代特征的编译者构成了《译文》中世界文学样貌的内部影响因素。最后,笔者考察了充当“赞助人”的执政党、编辑出版方、共产党以及读者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操控着译者的译介选择。第四章讨论了《译文》及其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的价值,探讨《译文》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考察《译文》对于后世翻译文学及新文学创作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客观地分析了《译文》作为同人杂志所具有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相对排他的办刊思想、译者自身的外语局限以及因而所产生的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给《译文》一个客观的、全面的历史评价。
李玉花[7]（2018）在《约翰·辛格喜剧创作的美学特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具有世界声誉的一场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它产生了世界级的文坛巨匠和经典作品。然而在国内学界,约翰·辛格（John Synge,1871-1909）这位举世公认的戏剧才子、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的领军人物和阿贝剧院的创建者、管理者之一,却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在爱尔兰研究和英国戏剧研究领域的一大遗憾。辛格在爱尔兰文学发展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他的作品包含鲜明的爱尔兰性并对后世很多文坛巨匠产生过重要影响。每一部辛格戏剧上演时都曾引发都柏林文化圈的激烈讨论,“花花公子骚乱”的爆发更是成为了戏剧史上的大事件。其实,辛格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之所以引发如此巨大的争议,是由其作品蕴含的独一无二的美学特质造成的。《峡谷的阴影》、《圣泉》、《补锅匠的婚礼》和《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是辛格喜剧创作的主要成果,通过对这四部喜剧的整体性研究,从作家创作的美学渊源、喜剧的基本主题、主要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特点和艺术风格等几个不同视角出发,追根溯源,可以发掘出辛格式喜剧的独特审美特质。辛格的创作充分融合了继承自爱尔兰和欧洲的古代文学传统,这一切使他的喜剧具有本质上的现实主义特点;他也在现代欧洲学习到许多现代主义技巧,并在实际创作中将其与传统因素融会贯通,使自己的喜剧带有了独特的幽默、讽刺和狂欢、荒诞的意味。事实上,辛格式喜剧都有其现实生活的来源,它们取材于剧作家在爱尔兰西部收集到的真实素材,而《阿兰群岛》可以说是辛格喜剧中所有故事的开端。辛格的喜剧创作与他的身份背景和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在爱尔兰争取独立的年代,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喜剧虽看似荒诞,但都表达了现实的主题,带有鲜明的抵抗文学特色。这四部喜剧通过挖掘真实的现实,分别处理了当时社会上的女性问题、宗教问题、个人与社会问题、自我身份追寻和认同问题,表达了态度鲜明的反抗性与颠覆性。辛格式喜剧的主人公都是“反英雄”,他们是地位低下的女性、街边的乞丐、流浪汉或农民,是颠覆了“英雄原型”的小人物、被边缘化的平凡形象。辛格刻画了独立、自由、强大的凯尔特女性形象;其喜剧中被称为“疯子”和“傻瓜”的社会边缘人其实是大智若愚的智者;而辛格式喜剧人物的巅峰形象则是他着力刻画的历经挫折与起伏的反英雄。为了唤醒麻木的人群,辛格将故事变形,用反常规的手段呈现剧情,最后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典型的辛格式喜剧都是建构在难以置信的故事之上,剧中出现谎言推动故事发展、随后情节被暴力行动激化,剧情反转,最后以出人意料又合理可信的“反高潮”方式,留给观众一个未完成的开放式结局。辛格有意识地利用文学中的对照原则,设置了一系列的对立式人物、场景与事件,使得离奇、突兀的情节在结构上达到平衡,而对照的方式显然给观众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辛格式喜剧中出现的各种荒诞不经的情节、人物与事件往往令观众捧腹大笑;但是,欢快的气氛不久会出现意外转折,最终带给人们苦涩与阴郁之感——悲喜两种因素被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这样一来,戏剧中的真实细节为其作品主题的普遍性和深刻性提供了依据,而典型的喜剧性元素也为加深悲剧主题增加了力量。辛格采用了戏仿与狂欢化的手法,有意识地违反了均衡与统一的传统原则,在增加了文学讽刺意义的同时,也强化了读者的审美感受。他在舞台上“复活”了一种活生生的、本土特色鲜明的英爱方言,从而确立了自己喜剧中独树一帜的“爱尔兰性”。辛格式喜剧的典型审美特质是来自于社会现状的调查报告般的真实故事、发自于民间故事、魔法和神话中的幽默以及由此引发的讽刺和戏仿、潜藏于民间语言中的智慧与机智等多种因素的彼此结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喜剧情节、个人风格和本土语言,最终完美展现了“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张力”。总体而言,辛格式喜剧的主题是严肃的,但是表现这种严肃主题的人物、情节和手段却是奇妙而主观性极强的“辛格式”的典型方法。“辛格式的”（Syngian/Syngean）一词做为一个具体词汇来指称这种原创型的戏剧,它们深深根植于爱尔兰文学的传统,具有现实的社会价值,塑造了特殊的人物形象,同时在表现手法上采用了现实与现代、甚至是后现代技巧的融合。辛格的创作完全顺应了历史的洪流,以传统、本土的文学形式树立了自己独特、鲜明的旗帜,在保留艺术作品本身独具一格的审美特质的同时,使文学的社会功能得到最大化发挥,并以其牢固的、不灭的爱尔兰性最终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陈振娇[8]（2016）在《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文中提出亨利·劳森（Henry Lawson）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始于19世纪80年代,至1900年前后,其创作已成为早期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们最为推崇的经典作品。20世纪,澳大利亚文学批评风起云涌,在百年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范式更替中,劳森成了澳大利亚批评界绕不过的经典作家,他的作品也成了每个新批评范式反复解读的经典文本。本论文从文学体制研究的视角出发,考察一个多世纪来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与澳大利亚最著名的经典作家劳森之间的关系。澳大利亚的文学体制研究是一种崭新的文学批评/研究方法,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在“理论”之后探索出的一条文学研究新路径。文学体制包罗万象,其中最常见的有文学批评、政府政策、文学出版、文学教育、文学编辑和文学奖项等。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始于19世纪80年代,在130多年的历程中,各种文学批评范式先后登场。每一种文学批评范式都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形成,因而,每一种文学批评范式都会立足自己的文化政治和艺术标准,形成自己的评价体系,这些决定了它们各自的文学解读视角与方法。在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史上,一个世纪以来的众多流派无不把自己的经典作家作为自己话语建构过程中的试金石,以劳森为代表的早期澳大利亚经典作家在不断的被阐释中也完整地见证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发展和演进。本论文以20世纪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为框架,选取较具代表性的四种文学批评范式,深入考察其对于劳森的不同解读和评判,通过观察不同的文学批评流派对于劳森的态度,研究作为一种文学体制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与澳大利亚经典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本章在梳理文学经典形成理论的基础上,详述了20世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经典论争,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经典论争的局限以及文学体制理论在讨论文学经典问题上的合理性和重要意义。最后对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方法和内容进行简要说明。第二章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批评。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以A.G.斯蒂芬斯（A.G.Stephens）为代表的联邦民族主义文学批评家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劳森作品中的丛林具有独特的澳大利亚性,彰显了强烈的民族独立精神,呈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学景观,从而为劳森经典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一战到二战期间,以万斯·帕默（Vance Palmer）、拉塞尔·沃德（Russel Ward）和A.A.菲利浦斯（A.A.Phillips）为代表的激进民族主义批评家同样高度赞扬劳森,他们认为劳森倡导的伙伴情谊是澳大利亚民主精神的生动表现,包含了对平民的关注、团结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倾向。激进民族主义批评还高度赞赏劳森的现实主义艺术,视他的现实主义为“社会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先声。联邦民族主义批评与激进民族主义批评一致认为劳森的作品符合民族主义的时代价值与标准,这些评价为劳森经典地位的确立作出了贡献。文学出版和文学史在文学批评的影响下共同确立了劳森的文学经典地位,澳大利亚社会的共同关注确立了劳森在整个澳大利亚民族中的经典地位。第三章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新批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批评”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居主导地位,“新批评”把浪漫主义和精英主义等信条奉为文学批评的标准。G.A.威尔克斯（G.A.Wilkes）和文森特·巴克利（Vincent Buckley）等批评家对劳森口诛笔伐,指责他的诗歌背离欧洲文学传统、叙事手段不力、情感过于张扬,认为劳森的作品低于“新批评”的标准,因而竭力否认劳森的经典地位。但是,“新批评”后期的批评立场发生了变化,部分批评家从强调欧洲文学传统转变为强调形而上和伦理价值,并对澳大利亚传统文学进行重读。H.P.海瑟丁（H.P.Heseltine）在重读劳森时认为劳森对人类深层次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表现出了强烈关注,F.M.托德（F.M.Todd）则认为劳森的作品展现了高尚的伦理价值,传达了普世的人道主义精神。转变后的“新批评”不再批判劳森,其肯定态度进一步巩固了劳森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的经典地位。文学刊物、文学教科书和文学史等也在“新批评”的影响下,完成了劳森作品的学院化,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经典地位。第四章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新左翼”批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新左翼”批评异军突起。“新左翼”批评亮出了鲜明的反传统旗帜,努力颠覆由民族主义批评编织的澳大利亚文学传统。“新左翼”历史学家汉弗莱·麦奎因（Humphrey Mc Queen）猛烈抨击劳森,甚至斥之为法西斯主义者。在如此激烈的批判之下,劳森的经典地位遭受沉重打击。然而,“新左翼”的文学批评家对劳森的评价表现得截然不同,以麦克尔·怀尔丁（Michael Wilding）为代表的部分批评家对早期的“新左翼”批评立场进行了修正。他们认为,劳森有着明确的阶级观和阶级意识,清晰的工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新左翼”批评在与劳森的碰撞中实现了自我的修订,劳森的经典地位也在与“新左翼”的交集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在“新左翼”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派创作”继承和发扬了劳森传统,进一步证实了劳森的经典地位。第五章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批评。上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在这一背景下,女性主义批评得以形成。女性主义批评反对文学作品中的男性霸权,反对男作家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以玛丽琳·雷克（Marilyn Lake）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批评家激烈批判劳森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指责劳森所谓的伙伴情谊与民族主义的同谋关系。苏·罗利（Sue Rowley）等批评家指责劳森作品中的男性经济霸权思想,苏珊娜·福基娜（Suzanne Faulkiner）等指责劳森故意歪曲女性形象。不过,在一部分女性主义批评家批判劳森的同时,以卡萝尔·费里尔（Carole Ferrier）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女性主义批评家肯定了劳森为19世纪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运动作出的贡献,充分肯定了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最终,当代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批评在与劳森这样的文学经典的摩擦中实现自我调整,在这样的调整中,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批评不仅没有推翻劳森的经典地位,反而使之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女性作家对《赶牲畜人的妻子》（“The Drover’s Wife”）的大量改写延续并发扬了劳森传统,女性主义批评家将劳森提携迈尔斯·富兰克林（Miles Franklin）的经历视为一段佳话反复传诵,这些都在无形之中延续了劳森的经典地位。第六章结论。在澳大利亚文学中,劳森的经典地位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得以初步确立,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主义批评中得到巩固加强。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以“新批评”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理论在自我的话语构建中先是大胆批判劳森并挑战其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的经典地位,继而又在重读劳森的过程中先后实现自我修正,在这一过程中,劳森的声誉数度沉浮。20世纪劳森声誉的起落不仅印证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标准的变化,更隐藏着澳大利亚社会所秉持的文学立场的变化;在20世纪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和劳森的交集中,读者不难看出,作为一种潮流的文学批评范式,在面对经典作家时,或许一度会声嘶力竭地批判,但它的生命力常常取决于它是否能在自我修正中调整自己与经典的关系。在澳大利亚文学中,劳森作为经典作家的出现有其异常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更有很多其它的体制方面的因素,所以仅凭一种激进的批评思潮便想彻底推翻经典的想法无疑是单纯的,甚至是幼稚的。考察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视阈中的劳森无疑让我们对于文学经典与文学批评范式间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宫立[9]（2010）在《我把‘正业’看得很神圣 ——论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中提出樊骏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代学者的突出代表和典型,他是现代文学学科的政务官,在学科的总体建设方面下了“水磨工夫”,樊骏具有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意识,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要实现“从单纯的文学批评向综合的历史研究的转化”,“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和从今天的认识水平对历史进行新的审视结合起来,历史感和现实感并重,实现历史主义和当代性的统一”,努力实现现代文学学科的“不再年轻,走向成熟”,他总结并参与建构现代文学学科传统,重视学术新人的培养,倡议并捐款设立王瑶学术奖、勤英文学研究奖。他又是一名出色的事务官,他的老舍研究等作家研究也是学术界公认的。本文结合樊骏的学术人生的跋涉之路对樊骏的现代文学学科的贡献作了阐明。
齐昕[10]（2010）在《宗教复兴背景下的新俄罗斯小说》文中提出从苏联中后期开始,基于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基督教,特别是东正教的信仰开始恢复在俄罗斯的影响,并于九十年代初期苏联解体时期达到顶峰。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也因此染上奇特的宗教气质。作为俄罗斯精神传统的表述媒介,俄语文学,尤其是其中的小说创作在这一整个时期的表现尤为引人瞩目。本文以具体作家作品为依据,阐述了宗教复兴背景下新时期俄语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明确了其与俄罗斯经典文学传统的联系。本文题目为《宗教复兴背景下的新俄罗斯小说》。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绪论、正文、结语、参考文献。其中正文共计四章。绪论：苏联解体是整个二十世纪末期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由它带来的巨大惯性催生了这一时期许多重要的文化现象。作为俄罗斯思想最传统最强势的表达者,俄罗斯文学在解体后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多元化的发展趋向,并成为传播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思潮最为有效也是最具有俄罗斯风格的载体。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俄罗斯的作家们处于前所未有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大社会环境之中。他们的表现也极为生动有趣。根据作家们所持的创作立场,文章将他们大致分成三类：自由派、保守派、激进派。绪论对全文的写作动机、必要性,以及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做了必要的说明。第一章：在如今的俄罗斯,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信仰不再受到排挤和打压,宗教思想和宗教情绪都有空前自由的表述空间。东正教会也不再像帝俄时期那样与国家权力和官僚机构紧密联系,不再是强制性意识形态的来源。上述条件所构成的相对自由的环境使得新时期俄罗斯宗教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本章选择世俗知识分子出身的索尔仁尼琴和教会体系中的两位神父库拉耶夫和缅因为代表,对当代俄罗斯宗教思想做背景式叙述,为后文分析各位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具体作品进行思想上的铺垫,并顺带点明俄语文学与俄罗斯宗教思想的传统联系。第二章：作为自我认知的信徒,持自由派立场的作家在对待信仰的问题上显得超然、淡定。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这类作家贡献出了当代俄语文学中最具文学色彩的文本：身处信仰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们作品的思想深度；而超越于派系、立场的争论之外又使得他们有足够的精力来关注与信仰和人性所密切相关的本源性问题。本章主要论述了作家瓦尔拉莫夫的《乡间的房子》、《傻瓜》、《沉没的方舟》和女作家瓦西连科的《小傻瓜》等作品,详细阐释了这些作品所体现出的对本民族语言、文化、习俗和对故土的亲近,以及具有超越意识的自由宗教思想。第三章：本章主要论述以尼古拉耶娃、库切尔斯卡娅和谢尔巴科夫为代表的保守派作家的作品,这类作家基本可以被称为“体制内”的创作者。这里的“体制内”主要是针对教会和其所维护的教义来说的。尼古拉耶娃以“知情者”的身份接连推出《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何惧之有》等作品,向普通的世俗读者展示一个既隔绝又开放、既单纯又复杂的充满信仰与情感纠葛却也令人感到无限亲切的教会内部世界。库切尔斯卡娅的《现代修士行传》在体裁上是对古老的宗教文学体裁“修士行传”的直接继承。小说由上百篇短小的“寓言故事”构成,从各个方面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修士形象,直接描写了教会内部的生活,拉近了其与普通读者和民众间的距离。谢尔巴科夫在《身边的人》一书中将正教信仰和正教会在俄罗斯的复兴与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复兴紧密地联系在-起。在他看来,宗教信仰是俄罗斯民族的本能,而教会主导下的信仰世界具有无限的神力,俄罗斯人只有在上帝的指引之下才能重新站起来,成为强势的民族,创造强势的文化。第四章：享誉海内外的莫斯科女作家柳德米拉·乌莉茨卡娅的立场基本上是被俄罗斯当今为数不少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独立思想者所认同的。在本章中,她被当作是典型的激进派创作者来考察。从成名伊始,乌莉茨卡娅便表现出对“小人物”命运的强烈关注和明确的反官方教会立场。在《穷亲戚》等作品中,“小人物”们没有单纯地流于引人怜悯对象,乌氏的描述使得他们的边缘化地位带上受难的神圣色彩,他们成了“上帝选民”式的光辉人物,并为这个充满荒唐矛盾的世界立起一块高大的人格与信仰之碑。乌莉茨卡娅的反教会立场随着《我主之民》和《翻译达尼埃尔·施泰因》两部作品的出版达到高潮,也引来巨大争议。乌氏不仅对积极参与“俗务”、与官僚机构合作的教会表现出强烈的反感,还对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三位一体”等经典教义发出挑战。与此同时,她也对人在个人信仰、“国家官方信仰”和社会现实所构成的复杂环境中对自由的坚持做了最大限度的,甚至可以说是离经叛道的探讨。结语：毫无疑问,苏联解体后的这二十余年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个非常特殊时期。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自由市场化和私有化使得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国家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宗教,特别是东正教为主的基督教信仰也以空前的积极姿态参与到社会的意识形态生活中去。作为俄罗斯文化思想和社会情绪最传统,同时也是最为强势的表现手段,俄语文学创作在这个时期发出了新的声音,展现出了新的面貌。本文尽量撇开政治思想和社会功用等传统文学评论参数,从宗教信仰和社会情绪的表达的角度考察新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创作,使原先我们并不太熟悉的俄罗斯当代文学以更加鲜明的姿态站了出来,有力地证明了其在当今世界文学之林中的强势地位。
二、《科学巨匠的光辉》值得一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科学巨匠的光辉》值得一读（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制度与文学制度研究 |
| 二、文学评奖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 |
| 三、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设计 |
| 第一章 “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 |
| 一、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 |
| 二、文艺组织奖励机制的发挥 |
| 三、个人资助机制的产生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 |
| 一、“无果而终”的构想 |
| 二、“广开言路”的求索 |
| 第三节 “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 |
| 一、“墙外开花” |
| 二、“墙内凋敝” |
| 第二章 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 |
| 一、文学组织的恢复 |
| 二、文学刊物的复刊 |
| 三、文艺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 |
| 一、“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 |
| 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立 |
| 三、茅盾文学奖的创立 |
| 四、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初步建立 |
| 第三章 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 |
| 一、奖项设置的扩容与新创 |
| 二、评委组成的专业化与年轻化改革 |
| 三、评选机制的革新与奖评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 |
| 一、制度“拐点”出现的缘由 |
| 二、被僭越的评奖制度 |
| 三、“反向”的艺术高峰 |
| 第四章 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 |
| 一、公共生态与制度危机 |
| 二、自身存在与制度危机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 |
| 一、多元评价主体的共生 |
| 二、多元评价标准的交锋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 |
| 一、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 |
| 二、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 |
| 三、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 |
| 四、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3）金善宝与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述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与存在问题 |
| 第一章 金善宝生平及社会历史条件分析 |
| 第一节 金善宝生平及其主要活动经历 |
| 一、生平概述 |
| 二、主要活动经历 |
| 第二节 金善宝科技活动社会历史条件分析 |
| 一、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 |
| 二、农业生产实践的迫切需要 |
| 三、传统农业文化与中西科技文化的交流 |
| 第二章 金善宝与现代农业教育 |
| 第一节 金善宝现代农业教育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培育现代农业科技优秀人才 |
| 一、"科教兴国"理想的尝试 |
| 二、现代农业教育家的典范 |
| 三、建设现代农业科学家队伍 |
| 四、关爱年轻科研人员 |
| 第三节 金善宝在南京农业大学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
| 一、在南京农学院的办学实践 |
| 二、南京农学院新校址选择 |
| 三、为"南农"复校所做的努力 |
| 第三章 金善宝与小麦科学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小麦品种资源科学研究 |
| 一、云南小麦的发现与研究 |
| 二、中国小麦品种分类及其分布区域的研究 |
| 第二节 中国小麦新品种的选育和推广 |
| 一、现代中国小麦育种回顾 |
| 二、"中大2419"等小麦良种的育成与推广 |
| 三、"中字麦"系列优质小麦新品种的育成与推广 |
| 四、南繁北育、异地加代小麦育种方法创新 |
| 第三节 小麦科学理论的总结与创新 |
| 一、《中国小麦栽培学》研究与编写出版 |
| 二、中国小麦品种系谱与品种志研究 |
| 三、小麦生态研究 |
| 四、小麦科学其它相关著作和理论研究 |
| 第四章 金善宝与农业科技政策和管理 |
| 第一节 农业科技政策的研究和建议 |
| 一、农业科技政策的内涵和执行主体 |
| 二、强调农业科学研究的特殊地位 |
| 三、改善农业科研条件和落实科研人员政策 |
| 四、呼吁政府增加农业科技投入 |
| 第二节 农业科技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
| 一、重视农业科技的管理研究 |
| 二、提倡农业科技协作研究 |
| 三、提议建立专业与区域农业科研中心 |
| 四、农业科研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 |
| 第三节 农业科技推广与普及 |
| 一、农业科技要直接面向农业生产 |
| 二、农业科技的推广体系建设 |
| 第五章 金善宝与农业科学技术史研究 |
| 第一节 金善宝对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的研究与传承 |
| 一、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研究的高度重视 |
| 二、中国小麦史研究 |
| 三、中国现代农学家研究 |
| 第二节 金善宝与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建设与发展 |
| 一、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建立 |
| 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事业的发展 |
| 第六章 金善宝的科学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 |
| 一、理论联系实际 |
| 二、面向社会实践与科学问题确定科研选题 |
| 第二节 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 |
| 一、田野调查与科学实验 |
| 二、科学研究的历史方法 |
| 第七章 金善宝的现代农业科技思想 |
| 第一节 为农服务的农业科技价值思想 |
| 一、充分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 |
| 二、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发展的根本作用 |
| 第二节 系统辩证的农业科技发展规律思想 |
| 一、农业科技发展受外部因素的制约 |
| 二、农业科技发展受内部因素的制约 |
| 三、农业科技知识的积累 |
| 第三节 科技创新思想 |
| 一、求真务实 |
| 二、开拓创新 |
| 三、开放学习 |
| 第四节 农科教结合的教育理念 |
| 一、农科教结合教育理念的形成 |
| 二、农科教结合的办学思想与实践 |
| 第五节 中国农业哲学探索 |
| 一、农业科技史与农业哲学 |
| 二、《农业哲学基础》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 |
| 结语评价与启示 |
| 一、金善宝在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史上的历史地位 |
| 二、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金善宝年谱 |
| 附录二: 金善宝论文、论著、演讲文稿一览 |
| 附录三: 金善宝小麦科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成就 |
| 一、育成的小麦品种 |
| 二、育种资源与方法 |
| 三、小麦学术著作 |
| 四、学术荣誉和奖励 |
| 致谢 |
| 在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 |
（4）乔治·斯坦纳的“老式批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现状概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概述 |
| (二)国外研究现状概述 |
| 三 论文研究思路与框架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老式批评”释义 |
| 第一节 何为“老式批评”? |
| 一、“老式批评”的批评品格 |
| 二、“老式批评”的明确定义 |
| 第二节 “老式批评”与新批评的渊源 |
| 一、“老式批评”对新批评的批驳 |
| 二、“老式批评”对新批评的承接 |
| 第三节 “老式批评”理论的特征 |
| 一、斯坦纳的个人性 |
| 二、文学哲学性 |
| 三、经典的文学批评 |
| 四、批评姿态:谦卑与高贵 |
| 五、批评方法:比较诗学 |
| 第二章 “老式批评”的理论资源与外部动因 |
| 第一节 社会动因 |
| 一、文学批评面临的困境:知识与道德 |
| 二、“语言危机” |
| 第二节 斯坦纳的个人经历 |
| 一、肉身保存:“幸存者” |
| 二、精神状态:“漫游者” |
| 第三节 理论资源 |
| 一、“文本细读” |
| 二、马克思文艺理论批评 |
| 三、人文主义 |
| 四、利维斯的文学批评观 |
| 五、“新与老”共存 |
| 第三章 “老式批评”的本质及价值向度 |
| 第一节 批评主体的姿态:谦卑 |
| 一、“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下的文学批评 |
| 二、价值取向:谦卑与捍卫形而上 |
| 三、高贵的贵族姿态 |
| 第二节 批评对象的定位:经典 |
| 一、经典:批评对象的定位 |
| 二、布鲁姆与斯坦纳的对峙与协同 |
| 三、凭吊和哀歌 |
| 四、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
| 第三节 批评旨归的本质:平衡 |
| 一、当代之前:“诗与哲学之争”的历史 |
| 二、当代回响:“艺术终结”与“哲学终结” |
| 三、批评旨归的本质:寻求平衡 |
| 第四章 “老式批评”之价值评议 |
| 第一节 融合与超越 |
| 一、技术:“老式批评”与新批评 |
| 二、出路:“老式批评”与卢卡奇 |
| 三、“老式批评”的神秘面纱 |
| 第二节 建构 |
| 一、对文学批评功能的建构 |
| 二、对“批评的时代”的建构 |
| 三、对纯文学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水浒传》在日本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水浒传》东传日本 |
| 第一节 《水浒传》的传入 |
| 一、传入时间 |
| 二、传入途径 |
| 第二节 江户时期的“水浒热” |
| 一、和刻本、初译本、注解书的出现 |
| 二、《水浒传》与江户文学 |
| 第二章 《水浒传》的日译本研究 |
| 第一节 精训细译的平冈训译本 |
| 一、《标注训译水浒传》 |
| 二、平冈龙城的精训细译 |
| 第二节 雅俗折衷的露伴训译本 |
| 一、《国译忠义水浒传全书》 |
| 二、幸田露伴的雅俗折衷 |
| 第三节 走向现代的日译本 |
| 一、通俗易懂的吉川日译本 |
| 二、正统准确的驹田日译本 |
| 第三章 《水浒传》在日本的再创作 |
| 第一节 《水浒传》影响下的日本文学作品群 |
| 一、翻案作品 |
| 二、翻改作品 |
| 三、同名异实型作品 |
| 第二节 曲亭马琴与《南总里见八犬传》 |
| 一、曲亭马琴与《水浒传》 |
| 二、《南总里见八犬传》与《水浒传》 |
| 第三节 吉川英治与《新·水浒传》 |
| 一、吉川英治及其《新·水浒传》创作 |
| 二、《新·水浒传》与《水浒传》 |
| 第四节 北方谦三与《水浒传》 |
| 一、北方谦三及其《水浒传》的创作 |
| 二、北方版《水浒传》与《水浒传》 |
| 三、褒贬不一的北方版《水浒传》 |
| 第四章 日本的《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水浒传》的版本研究 |
| 一、对刘兴我刊本和藜光堂刊本的研究 |
| 二、对《英雄谱》的研究 |
| 三、对《文杏堂批评水浒传》的研究 |
| 四、对《钟伯敬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的研究 |
| 五、对容与堂本的研究 |
| 六、对李玄伯藏本的研究 |
| 七、幸田露伴的《水浒传》版本研究 |
| 第二节 《水浒传》的文本研究 |
| 一、对《水浒传》主题的研究 |
| 二、对《水浒传》人物形象的研究 |
| 第三节 对《水浒传》成书及作者的考证 |
| 一、关于《水浒传》成书的研究 |
| 二、《水浒传》作者的研究 |
| 第四节 对《水浒传》语言的研究 |
| 一、对《水浒传》的语言艺术的研究 |
| 二、对《水浒传》的语言学研究 |
| 第五章 《水浒传》在日本的多元化传播 |
| 第一节 绘本 |
| 一、19 世纪日本水浒绘本的流行 |
| 二、20 世纪日本水浒绘本的再创作 |
| 第二节 戏剧与影视剧 |
| 一、戏剧（歌舞伎） |
| 二、影视剧 |
| 第三节 动漫游戏中的《水浒传》 |
| 一、横山光辉版《水浒传》 |
| 二、对梁小龙版《漫画水浒传》的接受 |
| 三、《水浒传》动漫游戏与青少年亚文化 |
| 第四节《水浒传》在日本的其他传播样式 |
| 一、睡魔祭传播中的《水浒传》 |
| 二、刺青文化传播中的《水浒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日本与《水浒传》相关的研究论文目录（1951-2017） |
| 附录二 《水浒传》日译本一览表 |
| 附录三 日本所藏《水浒传》一览表 |
| 后记 |
（6）《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相关理论问题的界定与厘清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视野中的《译文》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窃火传薪”之旅 |
| 一、洋枪洋炮打开的“窃火”之旅 |
| 二、现代译介的开端:《新青年》 |
| 三、渐入“多元”的20世纪30年代外国文学译介 |
| 四、1930年代的翻译文学论争与论战 |
| 第二节 30年代方兴未艾的翻译出版业 |
| 一、“杂志浪潮”兴盛的30年代 |
| 二、30年代翻译出版的“沉浮” |
| 三、文学期刊中的翻译单元 |
| 第三节 《译文》的创办及活动 |
| 一、《译文》的发起与创办 |
| 二、理想与现实的融合之选 |
| 三、曲折中前行的《译文》:停刊与复刊 |
| 第二章 《译文》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 |
| 第一节 世界文学的国别（地区）样貌 |
| 一、被“突显”的苏俄文学 |
| 二、被“关注”的弱小民族文学 |
| 三、被“遮蔽”的欧美文学 |
| 四、被“中介化”的日本文学 |
| 五、被“消失”的亚洲其他国家（地区）文学 |
| 第二节 世界文学的作家样貌 |
| 一、精英与平民作家的完美融合 |
| 二、日渐崛起的女性作家 |
| 三、意识形态各异的作家群 |
| 第三节 世界文学的体裁样貌 |
| 一、异彩纷呈的小说 |
| 二、关注儿童的童话与警世的寓言 |
| 三、以苏俄为风向标的诗歌与戏剧 |
| 四、以西班牙内战为焦点的报告文学 |
| 第四节 世界文学的文论样貌 |
| 一、以苏俄和进步作家为代表的作家作品论 |
| 二、以法、德为基础的文学理论与思潮 |
| 三、向苏俄学习的文学创作论 |
| 第五节 30年代世界文学的流行主题样貌 |
| 一、压迫与反抗的时代主题 |
| 二、写实的战争主题 |
| 三、永恒的情感主题 |
| 第三章 《译文》中的世界文学样貌溯源 |
| 第一节 多种意识形态交织下的《译文》 |
| 一、袭卷30年代的“红色潮流”的促进 |
| 二、国民党反革命思想的制约 |
| 三、中共无产阶级革命战线的引导 |
| 四、“革新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诉求 |
| 第二节 多种诗学要素碰撞下的《译文》 |
| 一、在新旧作家作品中寻找“现实主义”的痕迹 |
| 二、书写现实的小说译介 |
| 三、满足“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 |
| 四、文学社会功用的中国式追求:改造社会 |
| 第三节 编译者与《译文》的世界文学样貌 |
| 一、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编译者 |
| 二、多重诉求的编译者 |
| 三、以鲁迅为编译中心的形成 |
| 第四节 赞助人与《译文》的世界文学样貌 |
| 一、执政党对于出版管制的影响 |
| 二、编辑、出版方的推动与制约 |
| 三、共产党的文化宣传策略的影响 |
| 四、以读者为主导的期刊发行 |
| 第四章 《译文》的价值、影响与时代局限性 |
| 第一节 跨时代的价值 |
| 一、记录新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发展史 |
| 二、树立开放与融合的文学主张 |
| 三、译介中展现出的学术价值 |
| 第二节 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追踪 |
| 一、为鲁迅研究提供丰富素材 |
| 二、成就新文学的人才储备 |
| 三、滋养新文学的翻译与创作 |
| 四、开创翻译杂志的先河与范式 |
| 五、《译文丛书》对《译文》的继承与发扬 |
| 第三节 带有时代烙印的局限性 |
| 一、同人杂志的局限 |
| 二、语言能力的局限 |
| 三、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译文》创刊号封面、插画、目录 |
| 附录二 《译文》译作统计(时间顺序) |
| 附录三 《译文》中译作统计(国别（地区）分类) |
| 附录四 《译文》中译介的小说 |
| 附录五 《译文》中译介的文论 |
| 附录六 《译文》中主要译者的译介统计 |
| 附录七 1930-1937年国内发行文学期刊及译作情况统计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著作情况 |
（7）约翰·辛格喜剧创作的美学特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辛格式喜剧”创作的美学渊源 |
| 第一节 民族文化渊源与时代氛围 |
| 第二节 欧洲艺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
| 第三节 辛格的散文作品与喜剧的亲缘关系 |
| 第二章 反抗“粗野的现实”:“辛格式喜剧”的基本冲突 |
| 第一节 女性的自我追求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
| 第二节 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碰撞 |
| 第三节 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 |
| 第四节 真实的自我与幻想的自我之间的冲突 |
| 第三章 反英雄:“辛格式喜剧”的独特人物 |
| 第一节 强大的凯尔特女性 |
| 第二节 大智若愚的边缘人 |
| 第三节 辛格式的“反英雄” |
| 第四章 变形与突降:“辛格式喜剧”的情节结构 |
| 第一节 难以置信的故事 |
| 第二节 反高潮与开放式结局 |
| 第三节 对照与平衡 |
| 第五章 悲喜之间的苦涩幽默:“辛格式喜剧”的表现手段 |
| 第一节 喜剧的形式与悲剧的核心 |
| 第二节 戏仿与狂欢 |
| 第三节 独特的爱尔兰音符 |
| 结语 |
| 附表一: 辛格及其作品中英文名对照表 |
| 附表二: 辛格年表(1871-1909) |
| 附表三: 辛格逝世后的相关情况(1910-2007)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8）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经典与经典形成 |
| 第二节 20世纪的经典论争 |
| 第三节 澳大利亚文学中的经典形成 |
| 第四节 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方法及内容 |
| 第二章 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批评 |
| 第一节 联邦民族主义批评眼中的先驱劳森 |
| 第二节 激进民族主义批评眼中的民主劳森 |
| 第三节 民族主义批评视阈中的现实主义劳森 |
| 第三章 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新批评” |
| 第一节 早期“新批评”眼中的浅薄劳森 |
| 第二节 早期“新批评”眼中的伤感劳森 |
| 第三节 后期“新批评”重读中的艺术劳森 |
| 第四章 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新左翼”批评 |
| 第一节“新左翼”史学批评眼中的反动劳森 |
| 第二节“新左翼”文学批评眼中的多元文化主义劳森 |
| 第三节“新左翼”文学批评视阈中的进步作家劳森 |
| 第五章 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批评 |
| 第一节 女性主义批评眼中的男权劳森 |
| 第二节 女性主义批评眼中的“厌女”劳森 |
| 第三节 女性主义批评重读中的先锋劳森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公开发表的论文及主持的项目 |
| 后记 |
（9）我把‘正业’看得很神圣 ——论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樊骏的人生(学术)跋涉之路 |
| 第二章 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意识 |
| 第一节 樊骏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要实现"将原本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学科,变成独立的、真正具有学术性质的学科"并完成"从单纯的文学批评向综合的历史研究的转化" |
| 第二节 樊骏提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和从今天的认识水平对历史进行新的审视结合起来,历史感和现实感并重,实现历史主义和当代性的统一",才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必由之路 |
| 第三节 樊骏提出"史料工作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在整个学科建设中理应占有举足轻重和‘粮草先行’"的位置,把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称为"宏大的系统工程,一门独立的复杂的学问" |
| 第四节 樊骏指出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和几代学者的艰难跋涉,"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 |
| 第五节 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意识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和意义 |
| 第三章 樊骏的作家研究 |
| 第一节 樊骏的老舍研究 |
| 第二节 樊骏的现代文学重点作家研究(老舍除外)——茅盾、鲁迅、巴金、丁玲研究 |
| 第三节 樊骏的现代文学其他作家研究——罗淑、马宗融、高长虹、陈荒煤、何其芳 |
| 第四章 樊骏总结并参与建构现代文学学科传统 |
| 第一节 樊骏与现代文学第一代学者 |
| 第二节 樊骏与现代文学学科同代学者 |
| 第三节 樊骏与现代文学学科第三代、第四代学者 |
| 第四节 樊骏与王瑶学术奖、勤英文学研究奖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樊骏著译目录 |
| 附录二 我看樊骏的老舍研究 |
| 附录三 见树又见林——读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
| 附录四 关于樊骏研究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五 樊骏未收入论文集的文章汇编(略) |
| 附录六 樊骏书信集(20多万字,略) |
| 附录七 樊骏年谱(5万多字,略) |
| 附录八 访谈学者谈樊骏先生(略) |
| 后记 |
（10）宗教复兴背景下的新俄罗斯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俄罗斯当代宗教思想及代表人物 |
| 1.1 概述 |
| 1.2 世俗知识分子中的典型宗教思想者:索尔仁尼琴 |
| 1.3 教会体系中的两位神父代表:库拉耶夫和缅因 |
| 第二章 自由派作家及作品 |
| 2.1 引言 |
| 2.2 阿·尼·瓦尔拉莫夫 |
| 2.2.1 《乡间的房子》中的本土立场 |
| 2.2.2 《傻瓜》中的典型"圣愚"形象 |
| 2.2.3 《沉没的方舟》及对分裂主义的批判 |
| 2.3 斯·府·瓦西连科 |
| 2.3.1 《小傻瓜》中的女性"圣愚"形象 |
| 第三章 保守派作家及作品 |
| 3.1 引言 |
| 3.2 奥·亚·尼古拉耶娃 |
| 3.2.1 《弥尼 提客勒 乌法珥新》中的当代教会世界 |
| 3.2.2 《何惧之有》对"圣诞寓言小说"的继承 |
| 3.3 玛·亚·库切尔斯卡娅和谢·安·谢尔巴科夫 |
| 3.3.1 作为典型宗教寓言小说的《现代修士行传》和《身边的人》 |
| 第四章 激进派作家及作品 |
| 4.1 引言 |
| 4.2 柳·叶·乌莉茨卡娅 |
| 4.2.1 《穷亲戚》中的"小人物"形象 |
| 4.2.2 《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中的个人自由主题 |
| 4.2.3 《我主之民》中的人与世界 |
| 4.2.4 《翻译达尼埃尔·施泰因》中的犹太"义者"形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四、《科学巨匠的光辉》值得一读（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
- [2]《科学巨匠的光辉》值得一读[J]. 吴刚. 党的建设, 1987(01)
- [3]金善宝与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研究[D]. 李燕. 南京农业大学, 2011(05)
- [4]乔治·斯坦纳的“老式批评”理论研究[D]. 解琪.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5]《水浒传》在日本的传播研究[D]. 冯雅.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8)
- [6]《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D]. 张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约翰·辛格喜剧创作的美学特质[D]. 李玉花. 南京师范大学, 2018(12)
- [8]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D]. 陈振娇. 苏州大学, 2016(03)
- [9]我把‘正业’看得很神圣 ——论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D]. 宫立. 汕头大学, 2010(05)
- [10]宗教复兴背景下的新俄罗斯小说[D]. 齐昕.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