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年来小冀与竹林的巨变及启示——关于小冀与竹林的调查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杨艳[1]（2018）在《云南贡山独龙江乡的扶贫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独龙族世居中缅边境,分布于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流域的河谷地带,人口约7000人,与缅甸北部毗邻,少数散杂居于维西、西藏察隅县等地,独龙江乡是其唯一聚居区。由于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恶劣、社会发育程度低,和其它少数民族相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致贫原因复杂,扶贫成本较高、脱贫难度也较大。作为“直过”、跨境和人口较少民族,独龙族贫困状况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是落实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帮扶政策的前沿阵地和云南省扶贫攻坚的重点,尤其“十二五”期间的“整乡推进整族帮扶”和当前的精准扶贫成效显着,被媒体誉为“独龙江模式”。“整乡推进整族帮扶”以后,独龙江乡修公路、建新居、通4G,迅速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的巨大跨越,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飞跃式的提高,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发育程度低的边境封闭山区,快速进入现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对于封闭的小型社会而言,历史变迁的动力不仅在于生活方式,其更广泛的意义在于文化与观念。在精准扶贫和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之下,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性的碰撞之中,独龙族的知识构成和价值观念已然发生了变化。新旧交替中,这里的人们正在经历一个现代适应的过程,适应不良的情况通过具体社会问题和两极走向的社会分层表现了出来,这是民族贫困地区迅速推进现代化的必然。物质变迁影响认知体系,认知改变又作用于经济结果。社会与观念变迁的特殊性给独龙江乡产业发展打上了极浓厚的乡土烙印,小农式生产在当地有着特殊的生命力。产业扶贫中,村民们在基层政府的带领下,探索了一条具本土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新小农”模式。伴随观念变迁,村民们选择自己最熟悉的草果种植,赋予本土元素以现代价值。基层政府以现代技术指导生产和管理,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虽然源于传统小农经济的局限性,“新小农”模式在运作中还存在不足,但仍是适宜本土情况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经过“直接过渡”后六十余年的帮扶,独龙江乡的“物质贫困”已经得到了解决。但观念的发展并未完全跟上物质跨越的步伐,突出表现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不适应,文化、教育、组织建设等方面亦较薄弱,“精神贫困”还未能完全得到解决。所以,未来的精准扶贫工作中,除继续完善“新小农”模式,创新旅游扶贫思路,建立现代特色产业体系;还应引导独龙族群众增强文化自觉,推动文化再生产;深化教育改革,继续加大基础和职业教育事业投入;落实素质教育与观念扶贫,激发群众发展的内生动力;完善基层组织建设,综合施策、共同发力,协调、发挥各帮扶政策的效能最大化。基于独龙族人口较少、聚居的特点,在国家的大力投入和支持下,独龙江乡扶贫政策的构建和落实具有很大的可控性和典型性。伴随精准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完善,通过扶农业、扶旅游、扶文化、扶智力、扶志向,定能将独龙江乡由过去的原始“秘境”,建设成为富裕、文明、和谐的现代美丽乡村,成就扶贫的“中国经验”。
李华欧[2]（2016）在《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上承明代下至民国,对于华夏文化的历史传承与经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特别是清代中原地区的农业技术革新、多元经济结构与社会和谐稳定,深刻影响着这个封建王朝的政权统治。清代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种类多样、手工业技术发达和集市贸易繁荣等几个方面。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彼此渗透,从农业经济的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清代中原地区的社会繁华和民众富庶的昌盛景象。中原地区能够形成如此特有的农业生态环境,与自然因素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清代以前黄河河道多次变迁,淮河水系和湖泊泽地的蓄水量,土壤成分、降雨量和气候波动等等,都与当地的农业耕作和农作物种类息息相关。尤其是清代一朝气候变化较大,前期处于短暂的寒冷期,中期气候相对温暖,后期又进入寒冷期。在这样气候波动频繁和地区环境差异的影响下,形成豫北山地丘陵和山前冲积平原农业区、豫东平原农业区、豫西山地丘陵农业区、南阳盆地农业区和豫南农业区等五大农业区。这些地区造就的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作物种类的特殊性,与达尔文提出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具有非常类似的基本特点。也就是每个地区都有相对适合的农作物,庄稼是否能够健康成长与地理环境、土壤成分、气候温度等因素密切相关。正是由于农作物种类与耕作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导致农业生产工具、生活方式和经济结构发生转变。另一方面,明末清初地方割据战争结束以后,清王朝开始高度重视农业生产。这时期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获得初步复苏并逐渐走向繁荣。清王朝实行更名田和地权改革,并招募流民、开垦荒田、与民休息等恢复农业经济生产的政治措施,耕地面积开始逐渐增加。清王朝还大力提倡兴修水利灌溉农田,促使土地肥沃禾苗吸水量充足,这给农业丰收提供先决条件。中原地区的农作物种类,与前代相比出现了明显变化。比如从国外引种的玉米、甘薯、马铃薯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花生和烟草等经济作物日益得到各级官府和民间的高度重视。这时期中原地区的农业技术、耕作方式和土壤改良技术逐渐提高,促使农作物品种更加丰富。尤其是农业生产水平提高以后,带动了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棉花、芝麻、蓝草、烟草等经济作物,在中原地区的种植与分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商品化趋势。此外,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也促进了农政管理进一步向制度化迈进。由于明末战争造成农业经济凋敝,庶民生活陷入极端的贫困境地。清代初年为了恢复农业生产,清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这使得清代经济开始走向复苏阶段。特别是清代中后期实行“摊丁入亩”、“地丁合一”的赋税制度,正是基于“耕者有其田”与“人地合一”的农业制度改革,促使农民们高度依赖土地,并奠定农业收获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清代中原地区的自然灾害多发,清王朝实施了不同形式的救灾措施,并按照受灾地区的等级划分,或者根据家庭经济状况蠲免漕粮和丁钱粮等赋税。比如顺治三年曾经按照水灾程度,减免过祥符和陈留等地的年度赋税;乾隆八年暂缓征收河南遭受水灾地区的亩钱粮;乾隆四十三年河南遭受自然灾害以后,政府开仓借给灾民一个月的口粮,甚至还租借给灾民银钱和耕牛等生产生活用品,这些政治措施有利于灾害地区早日恢复农业生产和庶民们的正常生活。这使得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稳步发展。由于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也给予工商业和手工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和亩产量提高,使中原农业资源进一步优化组合,为手工业迅速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清代中原地区的丝麻业、棉纺织业、酿酒业等手工业,比明代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使其它商品贸易走向繁荣。可以说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与社会发展,给商业繁荣提供了历史机遇。清王朝还通过保甲制度,加强对地方基层组织的控制力度。同时民间乡约也成为治理乡村的重要辅助手段。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特色,对于境内人口以及他们的生活观念都产生深远影响。清初和清末的经济危机,促成了官府、民间、宗族三级社会救助体系,对于缓解社会矛盾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作用。实际上这是中央、地方和民间构成的金字塔式的农业管理模式,并有效地促进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能够获得稳步发展,是建立在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结合的基础上。尽管清王朝非常关注农业生产和改善民生民瘼,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和经济措施,却仍然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甚至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并产生很多弊端,但其中的积极意义仍然值得人们客观总结。
卢小慧[3]（2014）在《南朝陵墓建筑石刻及相关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在我国古代,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其中丧葬制度是礼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陵墓建筑则是礼的物化,陵墓石刻属于古代陵寝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同时,帝王陵寝和陵寝制度都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不但反映意识形态上的礼制习俗,而且反映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后人全方位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细节的重要而生动的媒介。公元420年东晋王朝灭亡之后,在我国南方地区曾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这些王朝的时间都相对较短。最长不过五十余年,最短也仅有二十余年,是我国历史上朝代更迭较快的一段时期,这四个王朝总称为南朝,与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并称南北朝。本文以南京、丹阳地区的南朝陵墓地上建筑部分——石刻群为研究对象,运用现代建筑测绘手段对南朝陵墓石刻做实地调查、测绘,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发掘实物资料和各个时期的研究成果,运用实证的方法,对南朝陵墓石刻作一初步探究,希图填补我国六朝研究中的某些不足与空白,保存、弘扬我国古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文化安全。全文共分九章。第一章通过对江南基本经济区的初步形成、政治上的皇权禅让时代以及思想上的多元化来讨论江南地区的崛起,从而最终导致南朝陵寝制度开始出现不同于魏晋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南朝陵墓建筑石刻。第二章与第三章主要是对集中于丹阳地区的南齐陵墓建筑石刻而做的实地调查、测绘与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南朝陵墓建筑石刻进行分析。等级制是封建时代的本质特征之一,墓葬就是推理复原古代等级状况的一种材料。南朝陵墓神道石兽的造型、墓葬形制、墓葬的壁画内容,乃至“因（依）山为陵”的葬法都反映了当时的等级制,同时也说明了南朝统治者们企图以此重建和维护新的统治秩序。第四章与第五章主要是对丹阳、南京地区的南朝萧梁陵墓建筑石刻而做的实地调查、测绘与整理。与南齐相比,这一时期的陵墓石刻与墓葬有了显着的变化,并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佛教文化的兴盛。本文的第六章主要探讨了南朝陵墓石刻的排列顺序及其源流。曾经在秦汉盛行一时的阙在南朝陵墓石刻序列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石柱与石兽、石碑三种六件（或八件）组成了南朝陵墓建筑石刻的新组合,这种新组合不仅作为一种制度确立起来,并且预示着一种新秩序的建立。本文的第七章主要讨论了南朝陵墓建筑石刻中“因（依）山为陵”的相关问题。黄初二年（221年）魏文帝曹丕提出了墓葬方式为“因山为陵”,而这种丧葬方式实际源于古人的高山崇拜,最早采用这种葬制的是西汉第一代刘姓楚王——楚元王刘交陵。永嘉之乱后,大批青徐士人南迁,而移民又将“因（依）山为陵”葬法带到了江南地区,并在与当地文化的结合过程中得到新的发展。第八章主要讨论了南朝陵墓建筑石刻中风水术的相关问题。古人认为石头可以辟邪,佑及子孙,故而,除“因（依）山为陵”与“四神”观念外,石头也成为风水文化中的灵魂,并被作为南朝风水文化的标志。同时,自南朝开始,风水完成了官方化,并为后世王朝所继承。本文的第九章讨论了南朝陵墓石兽的名称与渊源等问题。对于南朝陵墓石兽的名称与渊源,历来学者多有探讨。尽管在很多方面继承了东汉以来的成就,但是在此基础上,南朝陵墓石兽更有了新的发展,并有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同时,就石兽的名称与渊源而言,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之所以有这些变化,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思想文化与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后,通过对各章的综合得出结论:南朝陵墓建筑石刻是北人南迁浪潮与江南地区二者有机整合在一起的成果之一,这种整合使得南朝陵墓建筑石刻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引人注目的艺术形象之一。虽经历四朝,但由于政治中心和礼仪典章制度的不变,从而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某一阶段的区域性制度形式,这种形式以其自身的制度化、造型的规范化、组合的简明化而区别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其他同类作品,进而成为它的一个鲜明特征。因此,南朝陵墓制度在中国丧葬制度史上不仅不属于衰落阶段,反而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王坤[4]（2013）在《20世纪中国年画的嬗变 ——兼论民间文化的自发性》文中指出本文旨在通过研究20世纪中国年画的嬗变，探析民间文化自身的独特规律以及自发性在民间文化中的作用与价值。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论、附录四部分组成。论文正文分为4个章节，将每个年画发展时期与章节分别进行了对应。首先是20世纪初的改良年画时期，即第一章“外在与内在互动过程中的年画改良”。这一时期的年画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文人想改变年画，但实际上，这也是对年画的一种强加；另一方面，是民众由于自我需要自发地要求改良年画。这与当时在中下层社会开展的启蒙运动直接相关。从根本上说，改良年画相对于传统年画的转变主要源自民众自发的需要，创作者也是为了满足这种来自民间的要求。第二个时期是30年代到40年代的新年画时期，即第二章“新年画之‘新’”。这一时期愈来愈多的外力开始影响民间年画的创作与销售，在当时的延安和解放区，出现了利用传统年画形式创作的“新年画”，其目的是为抗战和革命服务。新年画创作者的身份与从前也大不相同，几乎没有来自于民间的画师艺人，绝大多数创作者既是专业的美术工作者又是革命战士，所以，这一时期的年画自然而然被赋予新的政治内涵，带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到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新年画运动时期，即第三章“新年画运动”。年画被视为宣传工具，成了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这一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被放进很多政治理念，然后用它来引导人们，灌输思想，这也是对年画的一种强加。当时创作新年画的目的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虽然这些意图是好的，但是正因为混杂着这些多种多样的政治因素，使得新年画容易成为被动改造的行动结果。20世纪80年代至今年画进入新时期，即第四章“适应当下的新时期年画”。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一度被打压几近消亡的年画重新被重视，但却是昙花一现，很快就淹没在大众文化的潮流中。幸而有以“中国木版年画普查保护工程”为代表的各项国家政策的保护，使得多地年画的传承从几近断裂的境况中走出。然而，新时期的年画有一个重要特点，那便是进入市场，成为商品经济下的产物，这就导致年画远离民间反而亲近市场。这一时期年画的变异是为了投合商业需要而不是百姓的自我需要，年画的功能也相应发生了本质变化。
王俊霞[5]（2010）在《明清时期山陕商人相互关系研究》文中认为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商帮研究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其中,晋商研究和陕商研究均已取得很好的成绩。但是目前,关于晋商和陕商的研究都是分省的割裂式研究,这种研究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明清时期,晋商与陕商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和经营空间内,都是以“山陕商人”的联省商帮面目出现的,被称为“西商”或“山陕商人”。因此,明清时期,山陕商人不是孤立于彼此而独立发展的,他们之间存在着既复杂又微妙的相互关系。故而本文试图进行一次山陕商人的整体式研究,即以山陕商人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其中的联合关系,以期能够管中窥豹,了解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共同的成功经商规律。为了更有效地探求明清山陕商人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相互联合关系,本文首先在山陕商人联合的可能性分析中介绍了山陕商人的基本概况,即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在经营项目、商品来源地、商品销售市场、经商路线等方面存在着“交集”,这些交集使山陕商人出于规模经济的考虑,完全有可能走向联合。然后,本文从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分析了山陕商人联合的原因,从而认为,明清时期,山陕商人之间存在联合关系是成立的。继而,本文又通过讨论山陕商人联合的经济形式和组织形式,说明山陕商人之间的联合,在经济上和组织上是如何实现的。紧接着,本文分析了山陕商人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河南、湖北、山东、甘肃等地的联合情况。最后,本文分析了山陕商人之间的联合因难免存在的竞争,而表现出的分分合合的灵活性。通过对山陕商人联合中灵活性的分析,说明了山陕商人之间相互关系中的竞争方面,从而完成对明清时期山陕商人相互关系的整体分析。通过对山陕商人的整体研究,本文得出结论：明清时期,山陕商人之间存在着以联合为主的、既联合又竞争相互关系。在各章的研究中,本论文都综合运用历史分析与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全方位多角度对问题进行分析。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将山陕商人的相互关系,作为统一的研究对象,特别研究了山陕商人相互关系中联合关系的发生、发展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克服了单独研究晋商和单独研究陕商的局限性；对山陕商人的资本组织形式进行对比,特别研究了山陕商人的合伙制；对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全国所建的会馆进行了分省数量统计,并对其分布特点进行分析：从经商路线的角度入手,详细论述了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湖北、甘肃等省联合的基本情况。明清时期,山陕商人之间以联合为主的、既联合又竞争的相互关系,是中国商业史上最生动最有趣的经济现象之一,研究山陕商人的相互关系,不仅有利于打破学术研究的分割状态,而且,对两省经济的区域联合发展,也具有启发意义。
班红娟[6]（2010）在《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 ——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家意识是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对国家的态度、情感、认知以及信念、习俗、价值认同的复合存在形式。国家自身也是一种地域概念,它拥有一定的疆域和一定数量的人口,因此,一定意义上说,国家意识也是一种地域意识。国家文化包含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特质,对于国家内部各地域人口而言,对地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有助于对国家的态度、情感和认知的形成,离开对地域文化的情感和认同,国家意识往往也就成了空洞之物。本研究借用阐释人类学范式,以文本分析法和田野调查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百年来河南乡土教材的变迁为主线,透过乡土教材文本和本地人话语来阐释河南乡土教材兼具的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双重文化意义,分析作为补充教材的乡土教材中的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统一性,乡土教材如何既传承了地域文化,又建构了国家意识。清末,社会面临转型,国家被迫革新。乡土志是清政府应对生存危机不得不妥协而采取变革的产物。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清末乡土志更多的是为主流价值和国家主义服务的,凸显的是一种国家意识。清政府采取了通过乡土观强化国家观的程式,在培养乡土情的基础上养育人的爱国、爱朝情怀。乡土志的这种功能一直伴随其以后的发展历程。民国时期,在国民党只是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统一的状况下,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内战不断,各地地方自治、教育自治甚嚣尘上,乡村建设、乡村教育运动此起彼伏。虽然河南省教育厅对学校乡土教材的编辑进行了理想化的阐释,视乡土教材为培育民族精神的基础,但实际中,初等及中等教育的乡土教材编辑很不理想,起步晚,又逢战争,遂不得不搁浅。而在地方自治、教育自治的催生下,河南乡村教育及教育实验区中产生了一批乡土教材,这批乡土教材成为河南民国乡土教材的主体。其主要内容是对民众进行最基本的教育,如识字教育、卫生教育、生计教育等,也包括有公民教育。因此,民国河南乡土教材更多的是从地域状况出发,为河南民众最基本的生存生活需要而服务的一种教育工具,教材最主要的功能是教育民众、振兴乡村,实现教育自治与地方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这样一个新生的政权,迫切的是要国民树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意识。在国家政治形势的影响下,五十年代末的河南乡土教材及“文革”时期的自编教材具有浓厚的国家意识,政治性、国家政治文化潮流成为教材的主要内容,乡土教材在地域文化的框架中坚定地传达着国家政治主流话语。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双基”教育成为教育的主旋律,受此影响,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河南乡土教材成为学科知识的载体。进入21世纪,随着各地经济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各地发展中的一个重头戏,地域文化自觉意识渐强。河南地方政府致力于中原文化的复兴,河南乡土教材逐渐成为教育领域中地域文化宣扬的主阵地。适逢三级课程管理体制改革,乡土教材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在河南地方教材与校本教材中诞生了一批地域文化浓厚的乡土教材。但乡土教材并非地域文化的独角戏,地方与国家的不可分割,爱乡与爱国的浑然一体,决定了爱乡进而爱国是乡土教材的一贯使命。乡土教材本身蕴含的文化意义,以及其兼具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双重文化意义,决定了利用乡土教材进行德育的可能性。目前,河南一些乡土教材的开发就是在德育的旗帜下进行的,乡土教育被视为学校德育工作的一项创新。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的《走近红旗渠》乡土教材就是把地域文化与德育进行联姻的典范。但是,在现实中,乡土教材面临很多困境,这些困境制约着乡土教材文化功能的发挥。对于河南乡土教材而言,其开发及使用存在着不稳定和短期行为,评价方式也值得进一步商榷；分析制约河南乡土教材发展的因素,典型的莫过于经费的瓶颈和应试教育的影响。可以说,国家意识和地域文化是乡土教材的双重文化意义,河南乡土教材就是一曲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二重奏,透过河南乡土教材的历史变迁,我们看到,乡土教材既反映和传承地域文化,又有助于国家意识的建构。本研究进一步指出,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政治形态以及河南人对河南文化的认识对此有一定的影响。
倪冰莉[7]（2007）在《河南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出现了许多按老思路无法解决的新问题，如失地农民问题，农民土地权益受到侵害问题，农村分配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农村基层组织缺乏对农民的凝聚力等。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农业发展、农村的繁荣和稳定，也直接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在我国农村一直实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已不能对这些问题提供出路，相反我国许多发展集体经济的地方摆脱了这些问题，对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分割的局面下发展农村经济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也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指明了方向。我国农村最基本的现实情况就是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这种状况决定了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在这种背景下，农村要想摆脱贫困，一定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之路，即依靠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本地的条件发展经济。在对集体经济与传统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的概念进行了区分和界定后，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经济的概念，指出了现阶段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也即发展集体经济的必然性，以及发展集体经济的社会经济功能。归纳了六种中国现在发展较典型的集体经济模式，文章重点以河南省发展集体经济较好的地区为研究对象，总结出三种主要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指出了这三种模式各自发展的主要特点，并对其发展历程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产权和制度变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本发展状况、社会保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集体资产收益等指标均在河南省位居前列，通过分析找出它们共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以及不足之处，提出改善不足的相关政策建议，对于省内其他农村地区乃至全国建设新农村都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创新：一是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经济的概念；二是总结出河南发展集体经济的三种主要模式，深入分析了他们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三是对河南农村集体经济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鲁林林[8]（2007）在《新农村建设视野中的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途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人类社会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的增长不仅仅取决于物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更主要的是取决于人力资源。过去那种以投入自然资源、物力资源和劳动力数量为主，而不注重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增长方式已明显地不能推动经济高速发展。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长期以来，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我们在农业投资、农村建设、农民素质提高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亏欠，这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的现象，“三农”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党的十六届五中提出，要按“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因此农民的素质对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和质量至关重要。近二十几年以来，我国农民素质虽然从总体上有了质的提高，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农民以及我国城市人口的素质而言，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成为制约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瓶颈。对广大农业人口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成为实现我国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农村经济管理在全国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农业得到了巨大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与世界水平及我国发达省份相比，河南省农业生产力水平仍相当低。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农村人口多，而耕地面积连年递减，生产经营规模无法扩大，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众多。农民素质普遍低下造成其向非农产业转移困难重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因此，要提高河南省农业生产力水平，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就要加速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使传统农民变为现代农民，推动从事种植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农业的其它产业和服务业转移，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有条件的向小城镇和城市转移。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成为河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河南省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确保农业基础地位的迫切要求。本论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背景，在人力资源开发理论的指导下，深入分析在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大力进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并结合河南农村人力资源的现实状况，提出了河南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途径的设想。
赵醒[9]（2006）在《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叙录1949～2005》文中指出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举国关注文化研究的当今，尽占地利人和优势的中原之于中原文化研究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对中原文化进行研究的论着在建国以后出版、刊行了许多，狭义文化所包含的文、史、哲、民间文化和文化专题类论着在已过去的五十余年中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笔者主要以《全国总书目》、《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河南人民出版社图书总目录》和其他相关书目类文献为资料来源。共对302部1949～2005年间出版的中原文化研究论着进行研究和叙录。另有330部笔者仅收集到部分信息而未能亲见的论着，收入存录部分。 对中原文化进行研究的论着有着不同形式与内容，这也决定了它们不同的着述风格与目的。既有单册专着和多册丛书，也有工具书和非正式出版物，这些论着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出版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原文化的不同侧面在不同时代受到关注情况的变化。同时，这些论着内容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记录性的论着较研究型的论着为多，褒扬性的文字较批判性的文字为多。不同的内容决定了不同的风格和水准，除了相对严肃、价值极高的学术着述，也有相对浅易、普及知识的随笔之作。此外，不同的论着也有着不同的着述目的，既有出于学术追求、研究兴趣者，也有旨在普及知识、促进发展者。 已收录的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及相关信息也体现出了中原文化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从内容上看，各类相关研究论着中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一些“地域本位主义”倾向，强调本地域特色，而对与全体的联系重视不够；强调本地域优势，而对其他地域尊重不够；强调本地域目的，而对其他地域关怀不够；强调本地域“贡献”，而对文化创造的共同性认识不够。从风格上看，以功利实用为目的的论着多轻躁急切、主观人为、好大喜功、浮光掠影，但真正的学术研究要求的是沉静笃实、科学客观、点滴积渐、深入深刻；前者的大量出现与中原文化的研究并无更大积极意义，后者得不到充分关照反而会使中原文化的科学研究进程缓慢。
邢来宝,汪秀枝,李培才[10]（2000）在《二十年来小冀与竹林的巨变及启示——关于小冀与竹林的调查报告》文中提出小冀镇和竹林村巨变至少给人以四点共同的启示 :必须要有一个无私奉献、敢想敢干的带头人或领导集体 ;要发展就得抓住机遇、紧跟形势 ;人是关键 ,务必重视人才和教育 ;还应时刻搞好精神文明建设 ,树立良好的社会风范
二、二十年来小冀与竹林的巨变及启示——关于小冀与竹林的调查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二十年来小冀与竹林的巨变及启示——关于小冀与竹林的调查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云南贡山独龙江乡的扶贫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一)独龙族研究 |
| (二)民族地区扶贫研究 |
| (三)民族发展研究 |
| (四)现代小农经济研究 |
| 三、研究旨趣与创新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的技术路线 |
| (三)重难点与创新 |
| 四、理论关照与核心概念 |
| (一)运用的主要理论 |
| (二)发展的概念与内容界定 |
| 五、研究方法与田野过程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田野点选取 |
| (三)田野过程 |
| 第一章 独龙族与独龙江乡概况 |
| 一、独龙族的历史与文化 |
| (一)历史图景 |
| (二)文化素描 |
| 二、独龙江乡的自然生境与沿革 |
| (一)自然生境 |
| (二)区位沿革 |
| 第二章 独龙江乡扶贫历程与社会发展 |
| 一、早期帮扶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 |
| (一)“直接过渡”时期的帮扶工作 |
| (二)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的帮扶工作 |
| 二、“十二五”时期整体式扶贫与物质生活水平的飞跃 |
| (一)“整乡推进整族帮扶”政策的制定 |
| (二)“整乡推进整族帮扶”六大工程的实施与落实 |
| (三)整体式扶贫中存在的问题 |
| 三、精准扶贫与内生式发展的推进 |
| (一)精准扶贫方案的制定与执行 |
| (二)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监督与保障 |
| (三)落实精准扶贫中对象的精准 |
| (四)精准扶贫阶段的帮扶特点 |
| 第三章 扶贫与现代观念发展 |
| 一、扶贫：现代观念形成的背景 |
| (一)政府鼓励农民进入市场经济体系 |
| (二)现代生活带来生产资料的商品化 |
| 二、市场意识：现代观念的内容 |
| (一)经济要素进入知识结构 |
| (二)工具主义影响价值观念 |
| 三、碎片化：观念转变的特点 |
| (一)信息获得的碎片化 |
| (二)知识构成的碎片化 |
| 四、不适：观念发展与物质进程不同步的结果 |
| (一)观念发展不同步引起的具体社会问题 |
| (二)两极走向的社会分层趋势 |
| (三)出现不适是发展中的必然 |
| 第四章 扶贫与现代特色产业发展 |
| 一、独龙江乡产业扶贫的历程 |
| (一)有心栽花：旅游业发展缓慢 |
| (二)无心插柳：草果种植成为产业发展的致富之路 |
| (三)关键：基层政府的大力扶持 |
| 二、独龙江乡产业发展的“新小农”模式 |
| (一)“新小农”模式的概念 |
| (二)“新小农”模式的特点 |
| 三、“新小农”模式中的本土元素 |
| (一)“懒”与“闲暇” |
| (二)“北京时间”与“独龙时间” |
| (三)“头人”和“老县长” |
| 四、“新小农”模式中传统小农元素的现代价值 |
| (一)传统小农社区空间结构保留了生存“安全阀” |
| (二)小农“生存理性”价值取向降低了市场风险 |
| (三)小农式生态逻辑保证了生产的可持续性 |
| 五、“新小农”模式运作中的问题 |
| (一)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之难 |
| (二)源于传统小农经济的不足 |
| 第五章 全面推进精准扶贫的政策建议 |
| 一、扶农业：完善“新小农”模式 |
| (一)培养本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二)帮助小农户扩大种植规模 |
| (三)提供系统的生态农业技术支持 |
| (四)加大拓宽融资渠道的力度 |
| (五)面向市场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 |
| (六)全面推动特色种植品种的产业化经营 |
| 二、扶旅游：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创新旅游发展思路 |
| (一)新思路：整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文化元素 |
| (二)思路依据：“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 |
| (三)整合资源推动旅游扶贫的具体对策 |
| 三、扶文化：推动文化再生产 |
| (一)帮助群众在实践中增加本土文化认知 |
| (二)培养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意识 |
| (三)引导群众构建地方核心价值 |
| (四)推动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发展 |
| 四、扶智力：继续加大基础与职业教育事业投入 |
| (一)加大教育改革力度,推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 |
| (二)强化职业技能教育,创造就近就业条件 |
| 五、扶志向：落实素质教育和观念扶贫 |
| (一)丰富教育形式,落实素质教育 |
| (二)活用激励机制,激发内生动力 |
| (三)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 |
| 六、共同发力：实现各帮扶政策的最大效能 |
| (一)增强基层政府执行力,发挥政策的综合效能 |
| (二)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建立社会扶贫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2：调查问卷(节选) |
| 附录3：独龙江乡《村规民约》 |
| 附录4：微信截图授权 |
| 附录5：独龙江乡巴坡村贫困户名单 |
（2）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与研究现状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学术创新 |
| 第四节 研究时空范围 |
| 一、时间界限 |
| 二、地域范围 |
| 第一章 清代中原地区农业与生态环境 |
| 第一节 清代以前中原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变迁 |
| 一、中原地区地形与地貌 |
| 二、清代以前中原地区水系及其变迁 |
| 三、气候状况与变迁 |
| 第二节 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区的形成 |
| 一、清代中原地区的水系变迁 |
| 二、清代中原地区土壤状况 |
| 三、清代中原地区气候变迁状况 |
| 四、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区 |
| 第二章 清代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 |
| 第一节 农业生产的恢复 |
| 一、农田垦殖情况 |
| 二、农田水利的恢复和发展 |
| 三、畜牧业生产状况 |
| 第二节 农业生产结构的变迁 |
| 一、美洲作物引进后的继续发展 |
| 二、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 |
| 三、水稻种植的消长 |
| 第三节 农业生产技术的提升 |
| 一、耕作技术的提升 |
| 二、土壤改良技术 |
| 第三章 清代中原地区的农作物与土地形态 |
| 第一节 经济作物的分布 |
| 一、棉花 |
| 二、油料作物 |
| 三、染料作物 |
| 四、烟草 |
| 五、中草药 |
| 第二节 粮食作物的商品化趋势 |
| 一、促进粮食作物商品化的因素 |
| 二、粮食作物的商品化概貌 |
| 第三节 土地所有制形态 |
| 一、清代前中期的土地所有制形态 |
| 二、清代后期的土地所有制形态 |
| 第四章 清代中原地区的农政管理 |
| 第一节 农业制度 |
| 一、土地制度 |
| 二、赋税制度 |
| 三、仓储制度 |
| 第二节 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保障 |
| 一、实行更名田以及地权改革政策 |
| 二、实行招募流民、开垦荒田政策 |
| 三、实行蠲租赈灾政策 |
| 四、促进农田水利建设的政策 |
| 第三节 农业管理模式的探索进步 |
| 一、个体农业的经营管理 |
| 二、屯垦管理 |
| 三、农田水利的管理模式 |
| 第四节 农业灾荒与救灾机制 |
| 一、农业灾荒概况 |
| 二、救灾机制 |
| 第五章 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与工商业发展 |
| 第一节 农业区域经济与发展方式 |
| 一、豫东农业经济区的经济及发展方式 |
| 二、豫西农业经济区经济及发展方式 |
| 三、豫北农业经济区的经济及发展方式 |
| 四、豫南农业经济区和南阳盆地农业经济区的经济及发展方式 |
| 第二节 农业与手工业进步 |
| 一、丝麻业的兴衰 |
| 二、发达的棉纺织业 |
| 三、酿酒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农业与商品贸易繁荣 |
| 一、粮食贸易 |
| 二、棉花和棉布贸易 |
| 三、兴盛的市集贸易 |
| 第四节 农业经济与商业集市的发展 |
| 一、城市的繁荣 |
| 二、逐渐兴起的商业重镇 |
| 第六章 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农业生产与乡村治理 |
| 一、保甲制度与官府行政在乡村治理中的延伸 |
| 二、民间经营自治 |
| 第二节 农业经济与人口、生活观念的发展变化 |
| 一、清代人口的增长 |
| 二、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活观念的变化 |
| 第三节 农业经济危机与社会救助 |
| 一、官府救助 |
| 二、民间救助 |
| 三、宗族救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南朝陵墓建筑石刻及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江南地区的崛起 |
| 1.1 江南地位的变化 |
| 1.2 皇权禅让时代 |
| 1.3 思想的多元化 |
| 1.4 六朝陵寝制度演变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南朝陵墓建筑石刻测绘调查报告(一) |
| 2.1 南齐张庄(狮子湾)石刻 |
| 2.2 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石刻 |
| 2.3 齐武帝萧赜景安陵石刻 |
| 第三章 南朝陵墓建筑石刻测绘调查报告(二) |
| 3.1 金王陈南朝佚名石刻 |
| 3.2 烂石弄南朝佚名石刻 |
| 3.3 水经山南朝佚名石刻 |
| 3.4 南朝陵墓建筑石刻分析 |
| 第四章 南朝陵墓建筑石刻测绘调查报告(三) |
| 4.1 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刻 |
| 4.2 梁武帝萧衍修陵石刻 |
| 4.3 梁简文帝萧纲庄陵石刻 |
| 4.4 陵口石刻 |
| 4.5 三城巷(1)石刻 |
| 4.6 南京狮子冲石刻 |
| 4.7 南朝陵墓建筑石刻分析 |
| 第五章 南朝陵墓建筑石刻测绘调查报告(四) |
| 5.1 梁桂阳简王萧融墓石刻 |
| 5.2 梁安成康王萧秀墓石刻 |
| 5.3 梁鄱阳忠烈王萧恢墓石刻 |
| 5.4 梁始兴忠武王萧憺墓石刻 |
| 5.5 梁吴平忠侯萧景墓石刻 |
| 5.6 梁南康简王萧绩墓石刻 |
| 5.7 萧梁王侯墓神道石刻建筑分析 |
| 第六章 南朝陵墓石刻的排列顺序及其源流 |
| 6.1 消失的石阙与汉代墓葬神道 |
| 6.2 南朝陵墓石刻新秩序 |
| 6.3 新宗教与南朝陵墓建筑石刻 |
| 6.4 无以伦比的南朝陵墓石刻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因(依)山为陵”考 |
| 7.1 引言 |
| 7.2 南迁移民与“因(依)山为陵” |
| 7.3 山川崇拜与“因(依)山为陵” |
| 7.4 江南地区的地理环境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风水术兴盛 |
| 8.1 墓葬吉凶观念的形成 |
| 8.2 南朝的葬地风水要素 |
| 8.3 南朝风水术的社会环境 |
| 8.4 小结 |
| 第九章 南朝陵墓石兽图名录 |
| 9.1 众说纷纭话石兽 |
| 9.2 南朝陵墓石兽的特征 |
| 9.3 南朝陵墓石兽的名称 |
| 9.4 小结 |
| 结论 |
| 南朝陵墓建筑石刻图录: |
| 1、张庄(狮子湾)陵墓建筑石刻 |
| 2、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建筑石刻 |
| 3、齐武帝萧赜景安陵建筑石刻 |
| 4、金王陈佚名石刻 |
| 5、烂石弄佚名石刻 |
| 6、水经山佚名石刻 |
| 7、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刻 |
| 8、梁武帝萧衍修陵石刻 |
| 9、简文帝萧纲庄陵石刻 |
| 10、陵口石刻 |
| 11、三城巷(1)石刻 |
| 12、南京狮子冲石刻 |
| 13、萧融墓石刻 |
| 14、萧秀墓石刻 |
| 15、萧恢墓石刻 |
| 16、萧憺墓石刻 |
| 17、萧景墓石刻 |
| 18、萧绩墓石刻 |
| 参考书目 |
| 后记:十年一梦 |
| 附录 |
（4）20世纪中国年画的嬗变 ——兼论民间文化的自发性（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说明及学术史回顾与评述 |
| 1.2.1 二十世纪的中国年画研究 |
| 1.2.2 民间文化的自发性阐发 |
|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外在与内在互动过程中的年画改良（20 世纪初） |
| 1.1 社会变革与改良年画的兴起 |
| 1.1.1 清末以前的传统年画概况 |
| 1.1.2 生活巨变与审美转化之新变 |
| 1.1.3 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与改良新画的产生 |
| 1.2 来自民间需要的年画题材创新 |
| 1.2.1 民间视域中的时事反应 |
| 1.2.2 新思想、新观念的民间传播 |
| 1.2.3 求新求异的民间本能 |
| 1.3 “西风东渐”背景下的年画变革 |
| 1.3.1 西方艺术形式与媒材的引入与接受 |
| 1.3.2 新式印刷术催动年画变革 |
| 1.4 改良时期年画的制作与销售 |
| 1.4.1 民间创作者与接受者的主体能动性 |
| 1.4.2 自发中生发的自觉表达 |
| 1.4.3 销售范围、方式与数量的个案解读 |
| 第二章 新年画之“新”（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 |
| 2.1 社会动荡中的年画生产景况 |
| 2.1.1 从民众自发到官方要求的转变 |
| 2.1.2 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与延安新年画的双向辉映 |
| 2.2 符合理想的新年画创作 |
| 2.2.1 延安《讲话》与解放区的革命年画创作 |
| 2.2.2 接受者眼中的新年画之“新”与旧年画之“旧” |
| 第三章 新年画运动（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 |
| 3.1 为政治服务的新年画 |
| 3.1.1 《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 |
| 3.1.2 各种社会运动中的新年画创作 |
| 3.2 诱发对自发的牵制与调和 |
| 3.2.1 艺术构成的内在原发与外在强加 |
| 3.2.2 传统年画作坊、画师的生存状态 |
| 3.3 民间文化主体的内在惯习 |
| 3.3.1 新年画的强势推广与传统年画的生生不息 |
| 3.3.2 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审美错位 |
| 第四章 适应当下的新时期年画（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
| 4.1 文明转型期的民间文化 |
| 4.1.1 年画在 80 年代的短暂兴盛 |
| 4.1.2 经济形式、社会结构的转变与民间文化的生存困窘 |
| 4.2 投合商业需要的年画现状 |
| 4.2.1 适应现代生活的艺术语言新探索 |
| 4.2.2 市场化带来的裂变 |
| 4.3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年画 |
| 4.3.1 冯骥才先生与中国木版年画抢救工程 |
| 4.3.2 传统木版年画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
| 结语 |
| 附录 1·具有代表性的改良年画作品信息 |
| 附录 2·具有代表性的新年画作品信息 |
| 附录 3·与 20 世纪中国年画相关的文艺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学术成果 |
| 致谢 |
（5）明清时期山陕商人相互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山西商人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2 陕西商人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3 与本选题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相关问题界定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相关问题界定 |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5 论文的结构与框架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联合的可能性分析 |
| 2.1 明清山西商人经营概况 |
| 2.1.1 明清山西商人简介 |
| 2.1.2 明清山西商人的经营项目和在全国范围内的区域经营重点 |
| 2.2 明清陕西商人经营概况 |
| 2.2.1 明清陕西商人简介 |
| 2.2.2 明清陕西商人的经营项目和在全国范围内的区域经营重点 |
| 2.3 明清山陕商人联合的可能性分析 |
| 2.4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联合的实质性分析 |
| 3.1 明清山陕商人联合的历史原因 |
| 3.1.1 山陕两省的历史亲缘关系 |
| 3.1.2 明清山陕商人产生的共同历史原因 |
| 3.2 明清山陕商人联合的经济原因 |
| 3.2.1 明清山陕两省之间的商路 |
| 3.2.2 明清山陕两省之间的商业往来 |
| 3.3 明清山陕商人联合的文化原因 |
| 3.4 明清山陕商人联合的现实原因 |
| 3.4.1 明清中国十大商帮的兴起 |
| 3.4.2 明清山陕商人与其它各帮商人的竞争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联合的经济形式 |
| 4.1 明清山陕商人的相互联引 |
| 4.2 明清山陕商人的合伙制 |
| 4.2.1 明清陕西商人的合伙制 |
| 4.2.2 明清山西商人的合伙制 |
| 4.2.3 明清山陕商人的合伙制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联合的组织形式 |
| 5.1 明清分布全国的山陕会馆 |
| 5.1.1 明清山陕商人所建会馆在全国的分布 |
| 5.1.2 明清山陕会馆在全国的分布特点 |
| 5.2 明清山陕会馆的资金来源方式 |
| 5.2.1 在山陕商人中抽厘 |
| 5.2.2 对山陕商人的派捐 |
| 5.2.3 会馆固定资产的资本性收益 |
| 5.2.4 "会底银两"的资本性收益 |
| 5.2.5 收取山陕商人会费及对同籍商人的违规罚款 |
| 5.3 明清山陕会馆在山陕商人联合中的组织作用 |
| 5.3.1 联乡情,叙乡谊,强化山陕商人联合的向心力 |
| 5.3.2 通商情,协商事,加强山陕商人的对外竞争力 |
| 5.3.3 定行规,整秩序,减少山陕商人之间的内耗力 |
| 5.3.4 安故旅,慰亲人,化解山陕商人经商的分散力 |
| 5.3.5 壮声威,结同盟,壮大山陕商人的对外抵抗力 |
| 5.4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联合的空间分布和基本状况 |
| 6.1 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联合 |
| 6.1.1 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经商的原因 |
| 6.1.2 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区域分布 |
| 6.1.3 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营范围 |
| 6.1.4 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联合 |
| 6.2 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的联合 |
| 6.2.1 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经商的原因 |
| 6.2.2 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的区域分布 |
| 6.2.3 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的经营范围 |
| 6.2.4 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的联合 |
| 6.3 明清山陕商人在山东的联合 |
| 6.3.1 明清山陕商人在山东经商的原因 |
| 6.3.2 明清山陕商人在山东的区域分布 |
| 6.3.3 明清山陕商人在山东的经营范围 |
| 6.3.4 明清山陕商人在山东的联合 |
| 6.4 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联合 |
| 6.4.1 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区域分布 |
| 6.4.2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甘肃的联合 |
| 6.5 明清山陕商人在青海的联合 |
| 6.5.1 明清山陕商人在青海的区域分布 |
| 6.5.2 明清山陕商人在青海的联合 |
| 6.6 明清山陕商人在江南地区的联合 |
| 6.6.1 明清山陕商人在江南地区的经营范围 |
| 6.6.2 明清山陕商人在江南地区的联合 |
| 6.7 明清山陕商人在其它省份的联合 |
| 6.7.1 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南的联合 |
| 6.7.2 明清山陕商人在福建的联合 |
| 6.7.3 明清山陕商人在广东的联合 |
| 6.7.4 明清山陕商人在江西的联合 |
| 6.8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以联合为主的相互关系 |
| 7.1 明清山陕商人联合关系总体评述 |
| 7.2 明清山陕商人以联合为主的相互关系 |
| 7.2.1 明清山陕商人之间的联合关系 |
| 7.2.2 明清山陕商人之间的竞争关系 |
| 7.2.3 明清山陕商人之间的联合与竞争关系 |
| 7.3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联合的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 ——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主观上的情感倾向 |
| 二、客观上的迫切需要 |
| 三、个人成长过程的反思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一、河南地域文化及其变迁 |
| 二、乡土教材的教育人类学意义 |
| 三、兼具国家与地方双重文化意义的乡土教材 |
| 第三节 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 |
| 一、阐释人类学理论范式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地域文化" |
| 二、"国家意识" |
| 三、"乡土"与"乡土教材" |
| 第五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国家与地方文化的研究 |
| 二、中国乡土教育与乡土教材研究回顾 |
| 三、河南地域文化研究 |
| 四、河南乡土教材发展及相关研究回顾 |
| 五、前人研究的批判性借鉴 |
| 六、本研究的创新点与重难点 |
| 第六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进度安排 |
| 一、研究内容概要 |
| 二、研究进度 |
| 第一章 中国之中:河南地域文化及教育发展概述 |
| 第一节 九州之中:地理概貌与地理文化 |
| 一、居中的地理位置 |
| 二、数量巨大的人口 |
| 三、河南地理特征及对文化的影响 |
| 第二节 河南文化:厚重的中原文化 |
| 一、历史文化:河南人的集体记忆 |
| 二、农业文化:中原文化的底色 |
| 第三节 滚雪球:中原汉民族形成及发展 |
| 第四节 源远流长:河南教育发展概况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家危难 乡土任重:清末河南乡土志 |
| 第一节 乡土志的"名"与"实":地方志还是乡土教材 |
| 第二节 国难的产物:清末河南乡土志的产生 |
| 一、德日乡土教育思潮:国外教育思潮的影响 |
| 二、两个学制:国内改良的促成 |
| 三、奉命办学:河南新式教育的兴起 |
| 第三节 奉饬编志:清末河南乡土志的编纂 |
| 一、清末河南乡土志编纂基本概况 |
| 二、地方官员:河南乡土志编纂主导者 |
| 三、两册乡土志的考证:《洧川乡土志》与《范县乡土志》 |
| 第四节 国家意识的建构:清末河南乡土志内容解析 |
| 一、《乡土志例目》全文 |
| 二、十五例目:河南乡土志编纂体例 |
| 三、详略侧重不同:河南乡土志编纂内容整体分析 |
| 四、乡土志中的国家意识:以《淅川直隶厅乡土志八卷》为例 |
| 小结 |
| 第三章 地方自治 乡计民生:民国河南乡土教材 |
| 第一节 民国河南乡土教材发展基本概况 |
| 一、屡遭挫折:河南初等、中等教育乡土教材编辑状况 |
| 二、清末乡土志的延伸与革新:部分教师自编的乡土志 |
| 三、乡村教育及教育实验区的乡土教材:民国河南乡土教材主体 |
| 第二节 乡村教育中的乡土教材 |
| 一、近代乡村教育运动的兴起 |
| 二、河南乡村教育与乡土教材 |
| 三、新村自治与农事农俗:王拱璧的新村教育及其自编教材 |
| 四、民生教育与乡土活动:省立民众师范院与百泉乡村师范学院的乡土教材 |
| 五、乡土调查与民众读物:教育实验区民众教育的乡土教材 |
| 第三节 小学教材以乡土为基:开封教育实验区的乡土教材 |
| 一、李廉方"小学教材以乡土为基"思想的形成 |
| 二、实验区乡土教材的编辑 |
| 三、综合翔实的乡土知识:实验区乡土教材的内容 |
| 四、小学兼民众:实验区乡土教材的使用 |
| 五、为贫苦民众的教育:实验区教育的成效与启发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政治主流意识:新中国至"文革"期间的河南乡土教材 |
| 第一节 主流政治文化的代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河南乡土教材 |
| 一、由统一到下放:乡土教材开发的背景 |
| 二、教材编写与乡土活动相结合:乡土教材开发概况 |
| 三、"大跃进"精神与领袖情怀:乡土教材内容的主旨寄托 |
| 第二节 自编工农教材:"文革"期间特殊的乡土教材 |
| 一、复课闹革命:自编教材的背景 |
| 二、开门编书:自编教材的原则 |
| 三、"毛主席语录"下的乡土知识:自编教材的内容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意识下的地域文化自觉:改革开放之后的河南乡土教材 |
| 第一节 渐行渐远的"领袖":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乡土教材 |
| 第二节 乡土知识与爱国教育: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的河南乡土教材 |
| 一、国家教委政策的驱动:八十年代末乡土教材开发背景 |
| 二、爱国主义教育下的乡土教材:八十至九十年代乡土教材开发状况 |
| 三、乡土知识的载体:八十至九十年代乡土教材基本内容 |
| 第三节 地域文化自觉与爱国主义教育:二十一世纪的河南乡土教材 |
| 一、三级课程管理体制改革:乡土教材开发的国家政策驱动力 |
| 二、中原文化自觉:乡土教材开发的地域文化驱动力 |
| 三、多层级开发:乡土教材开发概况 |
| 四、地域文化自觉:乡土教材中的地域文化分析 |
| 五、爱国主义:乡土教材中的国家意识 |
| 第四节 二十一世纪河南乡土教材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一、各自为政的开发 |
| 二、使用及评价方式的不确定性 |
| 三、制约河南乡土教材发展的关键因素 |
| 小结 |
| 第六章 地域文化与德育:二十一世纪河南乡土教材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激情燃烧的岁月:红旗渠的修建及红旗渠精神 |
| 第二节 《走近红旗渠》乡土教材的诞生 |
| 一、领军人:Y校长 |
| 二、引子:一篇《红旗渠》课文 |
| 三、思索:乡土与德育的联姻 |
| 四、行动:乡土教材的开发历程 |
| 第三节 乡土与德育:《走近红旗渠》教材内容及乡土教育活动 |
| 一、《走近红旗渠》教材内容分析 |
| 二、校园乡土文化与学校乡土教育活动 |
| 三、德育基地:"红旗渠精神教育馆" |
| 第四节 课堂上的乡土文化与德育:一节乡土教材课 |
| 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与地方:河南乡土教材的文化意义阐释 |
| 第一节 河南乡土教材的国家意识分析 |
| 一、政策驱动行动:乡土教材开发中的国家意识 |
| 二、地域文化的国家解读:乡土教材内容中的国家意识 |
| 三、爱国之道 始自一乡:乡土教材功能中的国家意识 |
| 第二节 河南乡土教材与河南地域文化 |
| 一、中原文化的边缘化 |
| 二、乡土教材对地域文化的反映与传承 |
| 三、乡土教材与地域文化认同 |
| 第三节 乡土教材中国家意识建构与地域文化传承统一的文化分析 |
| 一、"家国同构"传统社会政治形态的影响 |
| 二、河南人眼中的河南文化 |
| 小结 |
| 结语 |
| 一、本论文的结论 |
| 二、研究的反思 |
| 三、后续研究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访谈提纲 |
| 附录二:调查问卷 |
| 附录三:河南省乡土教材简介(清末至今)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7）河南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动态 |
| 1.2.1 邓小关于集体经济“二次飞跃”的思想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国外研究动态 |
| 1.3 创新点与难点 |
| 1.4 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对新型集体经济概念的重新界定 |
| 2.1.1 新型集体经济与传统集体经济的区别 |
| 2.1.2 新型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的区别 |
| 2.2 农村发展集体经济的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交易费用理论 |
| 2.2.2 集体行动理论 |
| 2.2.3 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三章 发展集体经济的社会经济功能和完善的必然性 |
| 3.1 农村发展集体经济的社会经济功能 |
| 3.1.1 提供公共产品功能 |
| 3.1.2 促进农村信息化建设功能 |
| 3.1.3 促进农民增收的功能 |
| 3.1.4 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功能 |
| 3.1.5 推动农村城镇化建设功能 |
| 3.1.6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功能 |
| 3.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必然性 |
| 3.2.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局限性 |
| 3.2.2 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 |
| 3.2.3 农户小规模经营与农业现代化的矛盾 |
| 第四章 中国现有的农村集体经济典型模式 |
| 4.1 华西模式 |
| 4.2 苏南模式 |
| 4.3 温州模式 |
| 4.4 南岭模式 |
| 4.5 窦店模式 |
| 4.6 耿车模式 |
| 4.7 对典型模式的分析评价 |
| 4.7.1 地理区位优势 |
| 4.7.2 发展股份制经济 |
| 4.7.3 集体经济实力雄厚 |
| 第五章 河南省农村集体经济模式及其分析与评价 |
| 5.1 河南省农村集体经济模式 |
| 5.1.1 刘庄模式 |
| 5.1.2 南街模式 |
| 5.1.3 竹林模式 |
| 5.2 发展特点 |
| 5.2.1 工业企业成为集体经济的主导产业 |
| 5.2.2 农业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 |
| 5.2.3 领导的带头作用 |
| 5.2.4 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
| 5.2.5 人力资本显着提高 |
| 5.2.6 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系统 |
| 5.2.7 坚持思想道德教育 |
| 5.3 存在的问题 |
| 5.3.1 集体经济企业负担过重 |
| 5.3.2 农村集体经济的领导机制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
| 5.3.3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当地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
| 5.3.4 人才培养问题 |
| 5.4 河南模式发展的总趋势 |
| 第六章 发展河南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建议 |
| 6.1 加大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政策支持 |
| 6.1.1 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宣传，从政策上肯定其存在 |
| 6.1.2 对农村集体经济的企业贷款、税收等政策方面应给予支持 |
| 6.2 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主体的法人地位 |
| 6.2.1 确立农村集体经济的独立法人地位 |
| 6.2.2 集体产权明晰化 |
| 6.3 加大对农业的科研投入，鼓励私人对农业的科研投入 |
| 6.3.1 对农业科研单位的加大资金投入 |
| 6.3.2 鼓励私营农业科研单位的发展 |
| 6.4 寻求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
| 6.5 改革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 |
| 6.5.1 普及市场经济基本知识，增强农民的市场观念和风险意识 |
| 6.5.2 培养农业技术人员 |
| 6.5.3 开展农民职业教育 |
| 6.5.4 培养农民企业家 |
| 6.6 进一步理顺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体系 |
| 6.6.1 建立健全各级政府的农村集体资产指导、协调体系 |
| 6.6.2 建立健全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体系 |
| 6.6.3 建立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社会中介服务组织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新农村建设视野中的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途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新农村建设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关理论 |
| 1.1 新农村的内涵及建设意义 |
| 1.2 人力资源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 |
| 1.2.1 能动性 |
| 1.2.2 时效性 |
| 1.2.3 增值性 |
| 1.2.4 社会性 |
| 1.2.5 可变性 |
| 1.3 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的关键 |
| 1.3.1 国际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 |
| 1.3.2 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的联系及区别 |
| 1.4 人力资源开发及其形式 |
| 1.4.1 健康开发 |
| 1.4.2 教育开发 |
| 2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
| 2.1 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才能促进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
| 2.2 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才能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
| 2.3 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才能适应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
| 2.4 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才能逐渐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
| 3 新农村建设中河南农村人力资源现状分析 |
| 3.1 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庞大、剩余劳动力问题突出 |
| 3.2 农村人力资源文化、科技素质偏低 |
| 3.3 农村就业劳动力分布结构、配置状况不尽合理 |
| 3.4 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农村人力资源身体素质不高 |
| 3.5 市场经济意识淡薄,经营管理能力差 |
| 3.6 基层领导素质较低,难以带领农民致富 |
| 3.7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盲目性强,且缺乏针对性培训 |
| 3.8 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缺乏系统的整体规划和行动方案 |
| 3.9 文化生活不丰富,造成思想观念守旧 |
| 4 新农村建设中河南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途径的现实选择 |
| 4.1 发展农村教育 |
| 4.1.1 基础教育成本补偿重心上移至省级 |
| 4.1.2 有针对性地发展职业教育 |
| 4.1.3 农村教育形式多样化 |
| 4.2 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 |
| 4.2.1 培育农村人才市场体系 |
| 4.2.2 搞好劳动力转移 |
| 4.3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
| 4.4 建立农村人才评价机制与激励机制 |
| 4.4.1 建立人才评价机制 |
| 4.4.2 建立人才激励机制 |
| 4.5 提高农村基层领导素质 |
| 4.6 丰富农民业余文化生活,提高农民全面素养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叙录1949～200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章 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叙论 |
| 第一节 中原文化研究论着的主要形式 |
| 一、单册专着 |
| 二、多册丛书 |
| 三、工具书 |
| 四、非正式出版物 |
| 第二节 中原文化研究论着的主要内容 |
| 一、文学类 |
| 二、史学类 |
| 三、哲学类 |
| 四、民间文化类 |
| 五、文化专题类 |
| 第三节 中原文化研究论着的主要特点 |
| 第四节 中原文化研究论着的几点不足 |
| 第二章 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叙录 |
| 第一节 文学类 |
| 第二节 史学类 |
| 第三节 哲学类 |
| 第四节 民间文化类 |
| 第五节 文化专题类 |
| 第三章 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存目 |
| 参考书目 |
| 后记 |
（10）二十年来小冀与竹林的巨变及启示——关于小冀与竹林的调查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一、小冀镇和竹林镇二十年来的巨大变化 |
| 二、小冀镇和竹林镇巨变的启示 |
四、二十年来小冀与竹林的巨变及启示——关于小冀与竹林的调查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云南贡山独龙江乡的扶贫与发展研究[D]. 杨艳. 中南民族大学, 2018(05)
- [2]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D]. 李华欧. 郑州大学, 2016(08)
- [3]南朝陵墓建筑石刻及相关问题研究[D]. 卢小慧. 南京大学, 2014(05)
- [4]20世纪中国年画的嬗变 ——兼论民间文化的自发性[D]. 王坤. 天津大学, 2013(11)
- [5]明清时期山陕商人相互关系研究[D]. 王俊霞. 西北大学, 2010(09)
- [6]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 ——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D]. 班红娟. 中央民族大学, 2010(02)
- [7]河南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研究[D]. 倪冰莉. 郑州大学, 2007(04)
- [8]新农村建设视野中的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途径研究[D]. 鲁林林. 郑州大学, 2007(04)
- [9]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叙录1949～2005[D]. 赵醒. 郑州大学, 2006(12)
- [10]二十年来小冀与竹林的巨变及启示——关于小冀与竹林的调查报告[J]. 邢来宝,汪秀枝,李培才. 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