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1924—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的思想原因（论文文献综述）
刘杰[1]（2015）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文中提出公债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收入形式为中国近代政府所长期使用。晚清政府以“息借商款”形式为财政筹募资金开创了中国近代政府发行公债的滥觞。此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多次以公债作为调节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近代政府公债的运行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撑。由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完备的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政府大多数时候摒弃“公募法”,采取间接募集法由金融机构特别是华资银行业来负责公债的发行、承募及偿还。以近代金融史长时段演变轨迹来管窥近代公债的发行历程,银行业与公债演进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近代政府公债无论是对于政府财政本身功能的拓展还是对银行的经营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是“公债”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就债论债”居多且多以政府层面和财政角度出发去阐释,对于“公债与金融”这一主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本文更加关注于近代公债“观念”——“行为实践”——“制度变迁”的演进轨迹,力图通过“经营公债”的视角窥视近代银行业在公债发行、整理、政策调整之中的具体行为以及引起的制度变迁。具体则是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分析,从银行业视角,来进一步观察公债政策乃至制度的建立与调适的过程。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角度继而审视近代银政关系以及近代国家信用构建的历史镜像。从“公债”知识传播与观念源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及其制度内涵自清末西学传播热潮之中传入中国。“公债”知识经历了古今词义转换与中外对接历史过程。公债知识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对晚清政商界人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公债与金融演变轨迹上看,外债与外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均早于内债与华资银行。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清末政府举借外债进一步刺激了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随着晚清政府公债的实践与新式华资银行的成立,早期华资银行正式启动了对政府公债的经营。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的具体实践受到了国家公债政策、银政制度安排以及近代证券交易市场发展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公债制度以及金融环境的改善,华资银行业在民国时期政府公债承销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债对银行业的影响可以从其对银行业的发展作用角度进行考察。实证分析证明公债对近代银行业资力以及盈利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对银行数量的变动并不构成直接影响。在具体经营过程之中,华资银行在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之上与政府展开了复合型博弈。同时经营公债对其本身业务制度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近代商业性质银行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发展与政府公债亦存在密切的关联。公债成为了国家创立中央银行重要的原始资本来源。中央银行亦获得政府授权经理公债、公开买卖公债以及参与对公债的保管等具体事务。受限于近代中国特殊的金融发展环境,从效应上看,近代中央银行以公债调控金融市场的具体实效较为有限。公债风险是近代华资银行经营公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计量实证进一步表明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银行业对公债经营的风险应对主要是从投资的选择以及内控制度的构建着手。为合理规避公债风险,银行业在调整自身经营、对政府债务政策发声、谋求信用保障之余,其自身亦进行了多层组织搭建与制度设计。近代华资银行业在经营公债之中还积极参与了政府三次公债整理。其中银行公会是公债整理的重要力量,银行公会积极协助银行业与政府进行交涉、同时联络商人团体共同参与公债整理并谋划公债基金的稳固,在公债整理之中发挥着联动作用。从制度变迁角度看,近代华资银行在经营公债过程中直接促进了近代公债法制建设以及国家公债基金制度的建立与演进。银行与政府协商博弈建立了新的公债管理组织,在制度创新上集中体现在银政“债权共同体”的构建。从债权信用角度上看,银行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存在紧密关系,对推进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的构建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自始终在于对信用秩序的追求。而在其具体经营公债过程之中推进了中国近代国家信用的构建与金融制度的变迁。
王荷池[2]（2018）在《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研究（1840-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京素有“天下文枢”、“东南第一学”的美誉,教育水平一直位于中国前列,南京城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因此,以“南京近代教育建筑”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代表性。目前针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研究以个案居多,呈现独立、分散的状态,本文首次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南京近代教育建筑,以期对当今教育建筑遗产保护提供历史线索,为当今的校园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本文以史学研究为主,史论分析为辅,史、论结合。在爬梳剔抉国内外大量原始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研究,引入社会学、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系统性地呈现了南京教育建筑的近代化历程,整体梳理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剖析其发展特征,并揭示其背后的发展动因。本文通过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发展演变的分析,揭示了近代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内在过程和发展规律,探讨了近代教育理念的变迁如何影响教育建筑空间的发展。通过翔实的建筑案例分析,深入剖析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技术特征。本文研究内容由八章组成,各章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系。第一章为绪论,明确了研究对象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思路,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第二章为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产生背景与发展概况,对研究分期、分类的缘由进行阐述,提纲挈领地总结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特征,描述了目前现状。第三至六章为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研究,以南京教育建筑的近代化进程为主线,从纵横两个剖面展开:纵剖面根据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发展特点将1840—1949年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晚清时期（1840—1911年）、民国前期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11—1937年）、日占时期（1937—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期（1945—1949年）,以时间为序梳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发展脉络;横剖面依本土与殖民两条线索,分别探讨了四个历史时期中的本土学校与教会学校的建筑本体特征、校园规划建设特征以及相应的学校建设策略、规章制度等,并总结出各历史时期教育建筑的发展动因。纵横两个剖面的研究形成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阶段性特征的翔实考证与历史发展脉络的全景式呈现。第七章为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成因探讨,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去认识教育建筑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发展动因,以期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第八章为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并对后续研究作出展望。
邓燕[3]（2019）在《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文中提出本文从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变迁的视角,纵向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不同历史时期时代主题对历史知识资源的利用及其相互关系,时代主题影响到各时期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实践。爱国与启蒙、救亡图存和争取民族独立是贯穿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在时代主题影响下,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观念经过了转型、变革、多元化和趋向整合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认识取决于对“历史”和“教育”两者功能和相互关系的现实定位。晚清时期,在改革与革命、爱国与启蒙的时代主题下,“国族主义”成为影响历史教育观念变革的核心因素。史学传统垂训和资治功能在新时期表现出转型特征,清政府、改革派和革命派从不同的角度建构“国族”和促进“群觉”,政事教育、爱国观念传播、启蒙与进步、国族意识培养等成为历史教育观的内涵。民初,塑造共和国民成为历史教育目标的重要内容,历史教育目标呈现出社会本位和学生本位取向,历史教育从“历史”和受教育者本身获得其主体性,更为客观化。民主、共和、平等、科学、民治、实用主义、世界主义等成为影响历史教材内容、历史教学组织形式的思想资源。形塑国民革命记忆是国民革命背景下历史教育观念的主题。革命建国下,随着国家意识的强化,革命的主体及国家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使得社会各政治派别和民众历史意识勃发。对“革命”内涵的界定及其历史演变主题的关注反映出各党派和民众最为集中的历史知识诉求。国民党国民政府以革命的历史宣示自身正统地位,塑造历史与三民主义的内在联系。抗战救亡背景下强化民族国家认同和推进抗战动员,是国人对于历史教育使命的认识和实践。民族主义成为支配当时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观念,历史教育观念趋向整合,它或重新具备道德训诫色彩、或鼓励忠勇武德、或提倡伟人教育,其虽多元化但统一于民族国家认同的旗帜下。各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层面的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念呈现互动图景,探讨两者相互影响的机制,尤有必要。从人类历史经验中挖掘、重塑、融汇创新得来的特定价值或实践经验,与社会政治主题相互生发。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动员方式得以形塑。某些普适性的价值也通过历史教育进一步传播。古往今来,时代主题对于再现历史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深刻影响到历史话语和历史实践。历史教育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受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主题的影响,某些观念成为支配某一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因素。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历史变迁呈现出特定阶段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不同认识。
田湘波[4]（2004）在《中国国民党党政体制剖析1927-1937》文中指出本论文把训政前期的党政体制这个中国政治作为研究对象，其目的在于把握党政体制及其运作机制的本质特征和模式。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提出了“党政体制”这个关键概念，把训政前期的国民党政党制度及其党政运作机制作为党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党政体制”的含义是指以党政组织为中心的各种党政具体制度和党政行为规范的总和，即为使党政机器正常运转所采取的组织形式、权限划分、工作方式等具体制度和规范，如党政领导制度、中央与地方的党政制度、政策制定程序制度等。 训政前期的党政体制是由广州、武汉时期的党政体制发展而来，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有关党政组织架构及其运转的制度规定为训政前期的党政体制的确立打下了基础。不过，训政前期的党政体制是一种变态的党政体制。分析训政前期党政权力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时，可发现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中央和地方党政体制是两种不同的党政体制，中央党政是一体的，地方党政是略有分际的，但由于地方党部软弱和瘫痪，地方政府的嚣张，致使地方党政的矛盾和纠纷频频发生，最终导致地方党政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其二，国民党控制了中央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民意等机关，对地方政府的操纵却不能运用自如；其三，国民党依靠军队来维持其统治，党军是一体的，军队中的党员数达六成以上。这说明，一方面，现实的党政体制与理想的党政体制有别，另一方面，国民党的党治体制是一种弱势的党治体制，或者叫作弱势的一党专政。此外，从党务经费的来源看，主要是靠财政拨款，这也是一个党政体制问题;中央党务经费较充足，地方党务经费严重不足。在方法上，本论文除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外，还采用文献汇集法、制度研究法和主体行为分析法、规范与实证结合法、实例方法等研究途径。 本论文的结论是:正因为政党政治在中国行不通，孙中山才引进苏共的党政体制，这是一种历史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从形式上看，这种党政体制没有多大变化;从实质上看，它却发生了严重脱变，它一种党治政体。在一党制度下，政府、民众团体、舆论控制等都带有严重的政治化色彩。从总体上看，训政前期的党政体制在党政权力的纵横结构、党的执政方式及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方面都与民治下的党政体制都不同，它具有独裁性、自私性的特征。到抗战那个特殊时期，训政前期这种党政体制就发展成为一种高度集权的战时体制。
谈笑[5]（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指出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陶海洋[6]（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王雪超[7]（2013）在《民国政治中的中国青年党（1923-149）》文中研究指明中国青年党是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的一个重要党派,成立于五四后,1949年随国民党去台,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的政党政治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拟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结合青年党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探讨青年党与民国政党政治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青年党“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现代国家建构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之一。但是,由于中国是在没有形成现代化社会力量与新兴阶级力量的情况下,被迫卷入现代化潮流的。这就决定：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缺乏一个社会主导力量。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潮流中,传统儒家意识形态也逐渐崩溃。缺乏社会主导力量与信仰危机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双重困境。20世纪20年代意识形态型政党的兴起,使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摆脱了上述困境。由少年中国学会演变而来的青年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新改组的中国国民党成为意识形态政党的典型代表。由于不同的现代国家建构设计与途径,这些政党之间时而竞争时而合作,在复杂的分合演变中推动中国政党政治的演进。1924-1927年,青年党与国共两党为争夺现代国家建构的领导角色,在意识形态、组织建设以及军事力量方面展开竞争,最终国民党暂时取得领导者角色,实现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中国政党政治由此进入下一阶段。1928—1937年,青年党在国共两党的夹缝中求生存。国民党的压迫与青年党内部高层的斗争,特别是军事力量培植的功亏一篑,导致青年党不得不进行政党转型——放弃革命而改走宪政,即被迫放弃现代民族国家领导角色的竞争,转而与国民党合作,通过国民党设计的合法平台参与中国民主国家的建构。中国共产党在遭遇挫折后,逐渐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成为与国民党竞争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领导角色的最有力对手,以国共两党为主体框架的中国政党政治格局基本形成。1937—1945年,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后,青年党改善与国共两党关系,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参与民族国家的建构；一方面继续以国防参议会及后的国民参政会等合法平台,掀起国统区的两次宪政运动,积极推动中国民主国家的建构。在此过程中,青年党与其他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并肩作战,在国共之外形成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即第三方面,中国政党政治由此继续演进,形成了以国共为主、第三方面并存的新格局。1945—1949年,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即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的问题。此时,国共两党成为现代国家建构领导角色的强势竞争对手,第三方面则成为影响国共孰胜孰负的一个重要政治变量。此时,青年党在组织分裂与国民党分化策略的影响下,逐渐脱离第三方面。内战爆发后,在非国即共的政治抉择面前,青年党出于历史与现实政治的考量,投奔国民党,企图通过与国民党的合作实现自己的现代国家建构理想。内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新的领导者,并逐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中国特色政党政治新格局。国民党则失去大陆政权,青年党也只能以政治出局的命运结束了自己在大陆的历史。现代国家建构包含民族国家建构与民主国家建构两个维度,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发展逻辑即在优先实现民族国家建构的同时,必须处理好与民主国家建构的关系,争取做到两个维度协同推进。因此,以群体出现的中国政党必须在首先争取成为现代国家建构领导角色,同时要处理好现代国家建构两个维度的关系。纵观青年党的发展演变历程,由于意识形态凝聚力不够、组织动员能力不强、社会基础薄弱,特别是军事力量培植的功亏一篑,导致其失去了竞争现代国家建构领导角色的地位。无法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领导者,不仅意味着其民族国家建构的设计无从实现,就是其民主国家建构的设计也失去了依托空间。因此,青年党的发展、演变与政治命运,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发展逻辑合理推进的结果。同样,该逻辑同样可以解释国共两党的发展演变与政治命运。推而广之,民国政党政治演进也是该逻辑支配下的合理产物。
赵轩[8]（2019）在《在传统文脉与新思潮之间的中国早期电影批评（1897-193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关注1897-1932年间中国电影批评的思潮起伏,研究时段是从中国电影批评最早发端一直延续到左翼影评集体亮相之前。在这一历史时期,西方文化的进入,促成了中国思想界急于融入世界潮流的社会功利倾向;在“文明等级论”的影响下,国人开始对中国既有之文化资源进行重估;而亡国灭种、救亡图存的现实焦虑,也不断激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本文即着力观照上述思潮影响下的中国早期电影批评,研究内容将涉及文化整合、民族意识、威权政治、社会功利多个视阈间的渗透与震荡。电影舶来中国之时,适逢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晚清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多种西方思潮纷至沓来。但各色思潮在老旧中国落地的过程几近必然地交织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蛮横与中国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懦弱,这令救亡图存成为此时最重要的社会议题。较之西方,中国的现代性启蒙有两点不同,一是“救亡压倒启蒙”,使得思想界过度关注物质追求与权力宰制,显现出较强的社会功利色彩;二是“启蒙成了唯一的救亡”,使得国人在潜意识中认同了“文明等级论”等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简单地将东西文化比附于新旧文化,进而促成了极端的“西化”倾向。这为中国早期电影批评思潮渲染了精神底色。同时,基于救亡图存而不断显现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对“文以载道”等传统文脉的无意识固守,也均参与到了上述思潮的流变过程。基于此,本文具体分成以下几个板块。绪论——系统阐述本文的选题意义、前期研究成果,以及1897-1932年间中国电影批评的基本特征。第一章——早期电影批评中的传统回响。在梳理早期电影批评的思想史语境的基础上,着力于探讨早期电影批评对传统文艺观念的承继与变奏,具体着眼于“影戏话”等早期批评文本所显现出的传统诗话“缘情遣兴”之思维,以及潜隐于现代性震撼体验之后的“文以载道”的批评观。第二章——早期电影批评对西方文化的“镜鉴”。主要关注早期电影批评中论证影戏源流中土的“西学中源”意识、影戏说的“中体西用”意识,以及卢梦殊主编《银星》杂志鼓吹之“新英雄主义”影剧观对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借鉴和改造。第三章——早期电影批评中的民族意识。着力于梳理“国片复兴”运动、“民族主义电影”运动、辱华电影抗议事件中所渗透之力避欧化、国民性批判以及民族国家（nation）作为“想象的共同体”通过大众传媒达成民族认同的过程。第四章——早期电影批评中的社会功利思维。关注早期电影评论中对电影的娱乐属性与教化属性的交锋,涉及商业娱乐电影、教育电影运动以及电检制度创设伊始电影评论围绕上述话题所做的讨论,对于类型叙事、电影宣教以及国民党文艺政策做思潮上的厘清。结语——总结全文。指出本文始终观照文化整合、民族意识、权威政治、社会功利多个视阈间的渗透与震荡,对影人批评、学人批评、报人批评和大众批评等各种批评模式的话语取向做出归纳,对商业话语、政治话语、精英话语以及市民话语在多个问题上的表述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区分,以期勾勒一段历史思潮的真实面貌。在上述板块的讨论中,仰仗于当前大量民国期刊电子数据库的广泛建立,本文借助更为快捷和相对完备的史料搜集,重新考证了“影戏源流中土”理念的滥觞、电影“第八艺术论”的译介过程、《银星》杂志“新英雄主义”影剧观的理论渊源、《电影月刊》“民族主义电影运动”的外部政治环境,清华“丄社事件”的前后因由。同时,本文从思潮史的角度审视早期“影戏话”对传统“诗话”思维的承继,“国片复兴运动”对晚清以降“实业救国”理念的延续,以及“高台教化”文艺理念在“电影教育运动”中的显影与变奏。进而,本文以新史料的挖掘与新视角的选取体现了创新意识,并希望借助上述问题的厘清对中国早期电影批评思潮研究做出有益的尝试。
董志鹏[9]（2017）在《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与变迁》文中研究指明社团的兴起是近代社会组织方式演变和进化的重要特征。社团做为一种社会的子单元,具有重组和整合社会结构的功能,完善社团法制因此成为了近代中国政府实现社会控制、重塑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通过对近代社团法制的纵贯考察,分析其体系构建过程和发展变化的总体历史脉络,有助于解读近代政府通过社团法制推动社会进化和实现社会动员的意图及其成效,管窥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的发展演进。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团在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基础上发展而成,王朝体制下国家根据民间结社的不同性质予以差别对待,对政治性结社活动制定刑律严厉镇压,而对于经济文化类社团则在维持治安的前提下采取放任态度。晚清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中,传统的社会组织开始解体,近代社团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新的社会力量。清政府末期开始通过法制手段将社团纳入统治体系中,其结社法律与社团章程组合的立法设计确定了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基本框架。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北京政府在前清基础上拓展了社团法制的规模,“结社自由”成为了宪法性的公理,同时职业团体也更大范围地纳入到法律规制之下,社团法制体系在前清的大致框架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社团的组织活动也一时呈现出蓬勃的气象。但是,北京政府在承认结社自由的法理同时,对于一般性结社行为仍基于专制统治的历史惯性采取压制,形成了约法理念与法律实践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局动荡加之治理能力有限,政府的法制权威受到了社团的挑战,围绕社团的法律地位、组织权限等问题,社团法制的发展过程中存在激烈的官民博弈,并常常以政府妥协为最终结果。总体而言,民国北京政府推行的社团法制偏重于对传统的维持和承认,在管理和规范社团方面表现出较大被动性,这种维持现状的策略在民间社会的发展中难以继续。1920年代,以工人为代表的基层民众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治安警察法》等限制结社权的法规受到了强烈质疑,北京政府与民众间围绕结社权利的矛盾日趋尖锐,并随着南方革命的发展而激化。在北京政府刻意压制民众结社同时,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国民党政权则通过组织党化的民众团体聚合民众力量,进而发动国民革命并夺取了政权。在“党治”理论指导下,国民党制定了带有浓厚革命色彩的社团法规,试图通过主动干预使民众组织化,实现对民众的控制和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党化的民众团体在国民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革命的进展,社团活动逐渐失去约束,社团法制呈现出崩坏之象,秩序陷入混乱。“清党”后的国民党政府被迫停止民众团体的活动,调整社团政策,并对社团法制加以重建,南北政府两种对立的社团法制架构开始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融合成为新的体系。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人民团体”整体的设计,辅以对职业团体和社会文化团体的法律规制,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法制框架,并经多年立法实践形成了大规模的系统性法制结构。这个系统以党政二元并行的双轨管理为运行机制,以社团组织制度和法规为具体构成,以社团整合和规范为主要功能,从法理上提供了一种社会重组的可能性,表达了国民党政权试图通过社团来打造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国家实体的强烈愿望。由于南京国民政府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复杂险恶的国内外形势,必须最大限度动员民间社会力量加以应对,其政治主导性造成了法制的不稳定,兼之法制体系自身的复杂性,国民党构建社团法制体系的意图与法制体系的实际运转效果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有很多弊病。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社团法制体系的控制色彩日渐浓厚,并在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形成了带有军管色彩的社团统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试图将社团法制转回到正常轨道,但是由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种种不利局面而始终未能完成,其整合民众的努力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历程体现了全球化视域下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在全球竞争环境中,传统的简约治理已经不能胜任,为了应对强大的外敌,近代国家必须通过对社会的重新组织来聚合和动员民间力量。中国近代的不同政权对于社团始终抱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控制意图,政府通过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以有限的权利让度将大量的社会资源纳入到政府的治理体制下,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然而,发展和控制两种意图本质上具有矛盾性,民间社团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其脱离政府控制的自主意识,以官方意识为主导的法制体系终将由于内在的不协调而面临方向性的抉择。尽管近代的社团法制体系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覆亡、“法统”终结而成为了历史,但做为近代中国统合社会力量、直面国际竞争的有益尝试,社团法制体系构建和变迁的历程仍然具有筚路蓝缕的开拓意义。
蔡豫[10]（2017）在《“以党治国”在地方层级的实践—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研究（1924-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民党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政党,在中国开创“以党治国”的先河,对此后政局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学术界过往比较重视国民党中央的活动,对国民党地方党部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本文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入手,考察国民党在地方层级的治理思想、组织活动、党员构成、党政关系等方面。通过这些研究可以揭示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期间,尤其是在抗战前相对稳定的十年里,其核心统治地区的地方党组织的运作模式与政治生态。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参考文献、附录等几部分组成。正文部分由六章组成。第一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国共合作和浙江政局两个方面入手,分析浙江国民党组织产生的背景;第二部分叙述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建立的过程及其初期的发展状况。第二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孙中山逝世导致了国民党内权威丧失开篇,以国民党内上层分化对其下级浙江省党部的影响入手,论述浙江省党部如何走向分裂;第二部分着重分析国民党在浙江如何一步步从“容共”走向“清党”,进而造成浙江省党部领导层的全面洗牌和基层党务的彻底瘫痪。第三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清党”后浙江省党部机关的嬗递,厘清其发展脉络并分析省党部频繁更替现象背后的政治逻辑;第二部分从蒋介石通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独揽大权的态势出发,分析蒋在浙江的人马如何通过党员总登记、党员训练、划分基层党组织等一系列措施整治党务,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第三部分主要分析浙江国民党组织在改组后的组织形态,其中包括省党部的组织架构、领导层人事布局以及基层党员的职业构成。第四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国民党的宣传舆论政策着手,分析省党部如何钳制言论及镇压异己思想;第二部分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入手,分析省党部如何干涉学校教育,控制学生思想;本章通过对上述两个领域的论述,指出国民党有别于此前所有统治集团的特点不仅在于党权对社会的渗透和笼罩,也表现在对文化的干涉以及对思想的禁锢。第五章从浙江省政府与省党部的结构性矛盾切入,以党政双方围绕“二五减租”的分歧与冲突为例,揭示国民党所宣扬的“以党治国”理念如何在地方“党政分开”的政策下消解、变形。第六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源起以及国民党对民族主义的态度;第二部分着重分析国民党作为标榜民族主义的政党,其下属的浙江省党部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所持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措施。本文的结论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治理浙江党务期间所实行的政策有一部分值得肯定之处,但其总体上是一种专制统治,目的旨在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地位。浙江省党部对浙江的治理总体上可概括为“有限党治”,即一种党政不能合一,党权受到限制,不能充分施政,程度较低的“党治”形式。而浙江省党部推崇的“以党治国”方针其实是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与苏联一党制下的全能主义政治模式的某种糅合。这样一种政党体制和国家治理模式由国民党所开创,继而成为20世纪上半叶塑造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关键因素。
二、试论1924—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的思想原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1924—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的思想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评述 |
| 三、本文思路、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近代公债知识的引介、传播与华资银行早期公债经营 |
| 一、“公债”新知的引介与传播 |
| (一) 近代以前“公债”涵义及其存在形态 |
| (二) 清末西学中“公债”概念的输入与对接 |
| 二、清末民国政商界对公债与金融关系的认知与实践 |
| (一) 早期洋务派倡导“国际金融市场举债观” |
| (二) 盛宣怀等谋划建立国内公债经理机构 |
| (三) 民国时期新式银行家公债经营理念 |
| 三、晚清国内公债的肇始与华资银行早期公债经营 |
| (一) 晚清政府外债与外资银行业在华的发展 |
| (二) 清末民初华资银行的建立与公债经营的初步展开 |
| 第二章 近代银行业经营政府公债的实践 |
| 一、近代银行经营政府公债的环境 |
| (一) 国家公债制度安排以及政策环境 |
| (二) 近代公债市场的发展及交易网络的构建 |
| 二、民国前期政府公债发行及银行业承购(1912-1937) |
| (一) 北京政府公债发行与银行业承购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公债发行与银行业承购 |
| 三、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对国家财政、金融的影响 |
| (一) 扩大了国家财政募债方式及其募债范围 |
| (二) 促进近代国家财政信用的构建与演进 |
| (三) 推进华商证券市场发展及其制度演进 |
| 第三章 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的效应与业务制度的扩展 |
| 一、近代政府公债与银行业发展效应的计量实证分析 |
| (一) 近代华资银行业数量与资力概况 |
| (二) 基于公债与银行关系的回归分析及历史解释 |
| 二、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复合型博弈：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的效应分析 |
| (一) 丰富银行业务范围与扩大获利渠道 |
| (二) 行业利益与政治的互动与博弈：以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公债运行为中心 |
| 三、经营公债与近代银行业务制度的扩展 |
| (一) 公债与近代银行发钞、领券制度 |
| (二) 公债与近代商业银行抵押放款制度 |
| (三) 公债与近代商业银行储蓄、公债贴现制度 |
| 第四章 近代中央银行与政府公债经营及其影响 |
| 一、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与政府公债的关系 |
| 二、近代中央银行与政府公债的经营 |
| (一) 中央银行获得授权经理政府公债 |
| (二) 中央银行参与买卖政府公债 |
| (三) 中央银行参与公债的保管、调换以及还本付息 |
| 三、近代中央银行经营公债的影响分析 |
| 第五章 近代银行业对公债风险的规避与内控制度初步构建 |
| 一、近代银行业对经营公债风险的认识 |
| (一) 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风险的计量分析 |
| (二) 对公债风险认识与研究的不断深入 |
| 二、近代银行业对经营公债风险的规避 |
| (一) 调整投资方向,分散公债风险 |
| (二) 反对借新债还旧债,协商公债承销 |
| (三) 谋求政府信用承诺与保证,筹划公债基金的建立及稳固 |
| 三、多层组织网络的搭建与风险控制制度设计 |
| (一) 银行同业协同经营公债,组织规避风险的联合 |
| (二) 搭建银政共管公债基金管理制度 |
| 第六章 近代银行业与政府公债整理及制度演进 |
| 一、近代政府三次公债整理与银行业的互动 |
| (一) 近代华资银行业与北京政府公债整理 |
| (二) 银行业与南京国民政府两次公债整理 |
| 二、近代银行业同业组织与政府公债整理：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中心 |
| (一) 积极谋划、参与三次公债整理 |
| (二) 多方谋求整理公债基金稳固 |
| (三) 搭建各界与行业公债整理互信渠道 |
| 三、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制度的演进 |
| (一) 银行业与近代政府公债法制建设 |
| (二) 银行业与近代政府公债基金管理制度的演进 |
| (三) 近代国家与民间债权共同体的构建 |
| 结语 |
| 一、近代政府公债与银行业变迁的历史性审视 |
| 二、国家信用、债信秩序与制度变迁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研究（18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本文的创新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范畴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 二、时空范畴界定 |
| 三、相关概念解释 |
| 第三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 |
| 二、南京近代建筑史的研究 |
| 三、近代教育建筑的研究 |
| 四、涉及到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研究 |
| 五、研究现状的不足以及待发展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二、研究框架与结构 |
| 第二章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产生背景与发展概略 |
| 第一节 序幕：1840年以前中国境内的教会学校 |
| 第二节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产生背景 |
| 一、晚清时期清政府的教育变革 |
| 二、晚清时期南京的教育变革 |
| 三、晚清时期南京城市的近代化转型 |
| 第三节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发展概略及现状 |
| 一、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发展分期 |
| 二、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分类 |
| 三、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空间分布 |
| 四、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特征 |
| 五、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现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1840—1911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 第一节 晚清南京的社会背景和学堂建设的关联因素 |
| 一、晚清南京的社会背景 |
| 二、清政府的教育变革促成新式学堂的开办 |
| 三、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教会学堂的出现 |
| 四、西方建筑文化的传入 |
| 五、主导学堂建设者：清政府官员、西方教会 |
| 第二节 划时代的变革——本土新式学堂的创办 |
| 一、新式教育目标下的学校建设需求 |
| 二、清政府制订新式学制引导学堂建设 |
| 三、新式学堂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传统书院的局部改造 |
| 五、洋务学堂的建设 |
| 六、维新学堂的建设 |
| 七、新政学堂的建设 |
| 八、各类新式学堂的建筑技术 |
| 九、典型案例分析：江南水师学堂——本土新式学堂的起步 |
| 第三节 中国主权之外的“文化飞地”——西方教会创办的学堂 |
| 一、西方教会传教策略的转变：从“布道”到“办学” |
| 二、西方教会移植西方学校的建设模式 |
| 三、教会学堂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初、中等教会学堂的建设 |
| 五、高等教会学堂的创立 |
| 六、教会学堂的建筑技术 |
| 七、典型案例分析：汇文书院——晚清时期南京规模最大的教会学堂 |
| 第四节 晚清南京的本土学堂与教会学堂对比研究 |
| 一、学堂数量比较 |
| 二、学堂建设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1911—1937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 第一节 南京的社会状况和学校建设的关联因素 |
| 一、南京的社会状况 |
| 二、教育业的改革与发展 |
| 三、建筑业的发展与兴盛 |
| 四、学校建设的新生力量：专业建筑师参与校园建设 |
| 第二节 本土学校的发展与兴盛 |
| 一、民国教育目标下的学校建设需求 |
| 二、政府推行的学制及学校建设规则 |
| 三、各类学校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初、中等学校的建设 |
| 五、高等学校的建设 |
| 六、军事学校的建设 |
| 七、各类学校的建筑技术 |
| 八、典型案例分析：从“三江师范学堂”到“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大学近代化历程的典范 |
| 第三节 教会学校的扩张与发展 |
| 一、西方教会的办学重心转向高等教育 |
| 二、教会学校建设理念的发展流变：中西合璧成为主流 |
| 三、教会学校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初、中等教会学校的建设 |
| 五、高等教会学校的建设 |
| 六、教会学校的建筑技术 |
| 七、典例案例分析：金陵大学——开启中西合璧之先河 |
| 八、典例案例分析：金陵女子大学——中国古典建筑复兴之作 |
| 第四节 本土学校与教会学校对比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1937—1945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 第一节 南京的社会状况与学校状况 |
| 一、南京沦陷前大量学校停办和内迁 |
| 二、日占时期南京的社会状况 |
| 三、日占时期南京的学校状况 |
| 第二节 日占时期南京推行的办学策略和学校建设规则 |
| 一、南京推行的办学策略 |
| 二、教育制度对学校建设的管控 |
| 三、城市规划与建设规则对学校建设的管控 |
| 四、教育制度和建设规则的实施状况 |
| 第三节 日占时期各类学校的建造实况 |
| 一、学校营建特征与空间分布 |
| 二、中国人开办的初、中等学校 |
| 三、中国人开办的高等学校 |
| 四、中国人开办的军事学校 |
| 五、西方教会开办的临时补习班和少量初、中等学校 |
| 六、日本人开办的少量初、中等学校和军事学校 |
| 七、典型案例分析：日占时期的南京市立第一中学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1945—1949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 第一节 抗战后南京的社会状况与学校状况 |
| 一、抗战后南京的社会状况 |
| 二、国民政府接收改组日治时期的学校 |
| 三、内迁学校的复校与整顿 |
| 四、新中国对南京学校的接管与改造 |
| 第二节 本土学校原校舍的修缮与新一轮建设 |
| 一、抗战后的学校建设需求 |
| 二、国民政府对教育制度及建设规则的修订 |
| 三、抗战后本土学校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初、中等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校园更新 |
| 五、高等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校园更新 |
| 六、军事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校园更新 |
| 七、各类学校的建筑技术 |
| 八、典型案例分析：国立中央大学校分部丁家桥校区的建设 |
| 第三节 教会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添建 |
| 一、二战后西方教会从复兴—应变—撤退的办学历程 |
| 二、教会学校的复校与整顿 |
| 三、初、中等教会学校的修缮与添建 |
| 四、高等教会学校的修缮 |
| 第四节 本土学校与教会学校对比研究 |
| 一、学校数量比较 |
| 二、校园建设特征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成因探讨 |
| 第一节 内在变革：社会意识形态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影响 |
| 一、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教育目标更迭对应的教育建筑变迁 |
| 二、国家制度法规对教育建筑的引导与管控 |
| 第二节 外来影响：中西文化交流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影响 |
| 一、中西教育建筑的发展历史比较 |
| 二、中西教育建筑在南京的交汇 |
| 三、中西文化“从碰撞到交融”的过程所对应的校园形态 |
| 四、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了南京教育建筑的近代化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 |
| 一、中国近代动荡的社会背景使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
| 二、南京近代教育和城市规划的发展使南京近代学校的空间分布由集中式向均衡式转变,由城墙内向城墙外扩张 |
| 三、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发展受制于教育业和建筑业的双重影响,近代教育理念决定了近代教育建筑的空间形制 |
| 三、近代建筑技术的发展是近代教育建筑得以建造实施的基础与前提 |
| 第二节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南京市公布的近代教育建筑遗产名录 |
| 附录二：南京市现存的近代教育建筑调查表 |
| 附录三：1840—1949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统计表 |
| 附录四：与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相关的学制和建设规则 |
| 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3）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 |
| 第二节 论文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取向 |
| 一、关于“时代主题”概念 |
| 二、关于“历史教育”概念 |
| 三、关于“历史教育观念” |
| 第三节 相关学术史回顾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创新点和意义 |
| 第一章 建构国族：20世纪初历史教育观念的转型 |
| 第一节 经史为本与王朝新政：中体西用的历史教育观念 |
| 一、政事学：史为资治 |
| 二、考治求兴：清政府历史教育中的进化逻辑 |
| 第二节 改革派与西方史政视域下的现代国家政治启蒙 |
| 第三节 革命派与“民族主义”历史意识的塑造 |
| 第四节 国族意识与促进群觉：历史教育重心的变化 |
| 第二章 塑造国民：再造共和与民初历史教育观念的变革 |
| 第一节 民初教育思潮的激荡与历史教育观念的革新 |
| 第二节 共和基础：“民史”教育与科学、民主等价值渗透 |
| 一、学生本位、社会本位：“民史”教育与科学观念 |
| 二、平民主义与历史教育内容的生活化 |
| 三、文化史观：“民主”与“平等”的历史编纂视角 |
| 第三节 共和国民资格：历史教育中“公民教育”的价值发现 |
| 一、历史教育与“爱国”观念建构 |
| 二、历史教育与共和国民的养成 |
| 三、历史教育与“世界意识”的培养 |
| 第三章 形塑革命记忆：国民革命与历史教育观念的多元竞争 |
| 第一节 重建国家主体性：国家主义教育思潮与历史教育 |
| 第二节 革命与阐释：历史意识及史观竞争 |
| 一、唯物史观与革命的历史意识塑造 |
| 二、历史阐释的竞争——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 |
| 第三节 中外革命经验与改编：通俗史学与多样政治诉求 |
| 一、革命史的塑造与社会运动史的传播 |
| 二、“弱小民族”叙事与民族独立历史意识的表达 |
| 第四节 革命与正统：三民主义与历史的内在统一性塑造 |
| 第四章 强化民族国家认同：抗战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整合倾向(上) |
| 第一节 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民族主义与历史教育 |
| 一、民族主义：现实需要与历史教育的强化 |
| 二、对他国历史教育观念和实践的借鉴 |
| 三、历史教育与民族性 |
| 四、侧重本国史：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宣扬 |
| 第二节 民族目标认同——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 |
| 一、阐扬国荣：民族复兴目标下的学校历史教育 |
| 二、纪念国耻：历史创伤与民族复兴意识的激发 |
| 三、树国榜样：民族独立运动、复兴史的宣传教育 |
| 四、殊途同归：“民族解放”与中共革命史塑造 |
| 第三节 国族认同——历史教育与边疆的再建构 |
| 一、历史教育视角：成为问题的边疆 |
| 二、专门化课程：“边疆”与“民族”的历史建构 |
| 三、求同抑异：在地化的边疆历史教育观 |
| 第五章 推进抗战动员：抗战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整合倾向(下) |
| 第四节 国防动员与历史教育 |
| 一、国防动员：“备战历史教育” |
| 二、坚持抗战：反帝反投降的历史教育观 |
| 第五节 民众动员与历史意识塑造 |
| 一、民众认知需求维度：民众历史意识引导 |
| 二、民众知识普及维度：社会化历史教育的形式和途径 |
| 三、民众政治觉醒维度：群众史观与“人民”为主体的叙事 |
| 四、民众使命意识维度：“人民代表民族”与中共的历史意识塑造 |
| 五、互动中的塑造：历史哲学化与民众历史认知需求 |
| 第六章 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互动微观考察—以英雄人物教育观演变为例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教科书中历史人物编写概况 |
| 第二节 “人的隐退”：民初历史教育观念的一种趋向 |
| 第三节 抗战动员与英雄、伟人教育观的凸显 |
| 第四节 英雄人物叙事策略与社会、政治诱因 |
| 余论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历史教育的价值诉求 |
| 第一节 作为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教育 |
| 第二节 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的历史教育 |
| 第三节 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念变迁 |
| 一、时代主题变迁与历史教育观念的特征 |
| 二、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变迁的评价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4）中国国民党党政体制剖析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已有研究成果及相关材料的分析 |
| 1.3 研究计划 |
| 第二章 改组:党政体制的确立及其特征 |
| 2.1 中国国民党的组织 |
| 2.2 国民政府的组织 |
| 2.3 党治原则的贯彻 |
| 2.4 党政体制的制度设计 |
| 2.5 地方党政体制及其党政联系 |
| 第三章 脱变:党政组织构架 |
| 3.1 党组织网络的特征 |
| 3.2 党的组织原则实行事实上的集权制 |
| 3.3 名义上的任期制实质上的终身制 |
| 3.4 党内派系林立与党政体制运作 |
| 3.5 中央组织的原则特质 |
| 第四章 独裁政体和一党制下的党政联系 |
| 4.1 独裁政治 |
| 4.2 一党制之下的其他非法党派 |
| 4.3 以中政会为党政联系的主管道 |
| 第五章 党在政体运作中的地位与功能 |
| 5.1 党总揽政权为政纲政策之发源 |
| 5.2 直接通过党政立法机关使党的方针政策法律化 |
| 5.3 党政实行职能一体制 |
| 第六章 考试、司法、监察和军事制度中的党政体制 |
| 6.1 公务员制中的党政体制 |
| 6.2 司法制度中的党政体制 |
| 6.3 监察制度中的党政体制 |
| 6.4 军事制度中的党政体制 |
| 第七章 民众团体和民意机关中的党政体制 |
| 7.1 民众团体中的党政体制 |
| 7.2 民意机关中的党政体制 |
| 7.3 党群关系恶化 |
| 第八章 纵向党政体制 |
| 8.1 中央党部与地方政府关系中的党政体制 |
| 8.2 地方立法机关 |
| 8.3 地方党政体制的制度规定 |
| 8.4 地方党政相对独立的体制 |
| 8.5 地方党政联系的管道 |
| 第九章 地方党政矛盾 |
| 9.1 地方党政矛盾的表现 |
| 9.2 地方党政矛盾的原由 |
| 9.3 调节党政矛盾的措施 |
| 第十章 党费制度中党政体制 |
| 10.1 党务经费的原则 |
| 10.2 党务经费的作用 |
| 10.3 党务经费的来源 |
| 10.4 负责党务经费的专责机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5）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定义及研究意义 |
| 一、定义及有关概念解释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前政府涉外经济契约有关研究 |
| 二、1949年后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 |
|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中方主体 |
| 二、外方主体 |
|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 |
| 一、借款法律关系 |
| 二、建设工程法律关系 |
| 三、合伙法律关系 |
| 四、买卖法律关系 |
| 五、租赁法律关系 |
| 六、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
| 七、其他类型法律关系 |
|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特性 |
| 一、公私混合主体 |
| 二、私法性的内容 |
| 三、公法性的内容 |
| 四、契约涉外因素 |
| 五、国际经济因素 |
| 第二章 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之比较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契约与条约 |
| 二、准条约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 |
| 三、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条约体系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理比较 |
| 一、法的形式比较 |
| 二、法律关系比较 |
| 三、法的实施比较 |
| 第三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晚清产生发展成型期(1840年至1912年) |
| 一、1840年至1870年 |
| 二、1870年至1894年 |
| 三、1894年至1912年 |
|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泡沫期(1912年至1927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消亡期(1927年至1949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四章 近代条约体系下外国银行之地位 |
|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地位 |
| 一、“治外法权银行”概念 |
| 二、外国在华银行与条约制度 |
| 三、约束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特殊地位的取得 |
| 一、晚清的金融商业政策 |
| 二、晚清及民国的银行货币制度 |
| 第三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优势地位 |
| 一、法律地位优势 |
| 二、经营实力优势 |
| 三、优势地位的丧失 |
| 第五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影响 |
| 一、国际强权的基石 |
| 二、国际争霸的魅影 |
| 三、外交开路的投资 |
| 四、政治优先于经济 |
|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制约 |
| 一、国际条约的直接制约 |
| 二、外交承认与契约继承 |
| 三、交战状态与契约终止 |
| 四、外交敌对与契约履行 |
| 第六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订立 |
| 第一节 影响契约订立的因素、订约人员及交涉方式 |
| 一、影响订约的因素 |
| 二、参与订约的人员 |
| 三、订约交涉的方式 |
| 第二节 中方订约程序——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
| 一、中方决策的特点 |
| 二、中方决策的过程 |
| 第三节 外方订约程序——以市场决策为中心 |
| 一、外方决策的特点 |
| 二、外方决策的过程 |
| 第四节 中外交易程序——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
| 一、询盘 |
| 二、发盘 |
| 三、还盘 |
| 四、接受 |
| 第七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演变 |
| 一、定义 |
| 二、形式演变 |
| 第二节 契约结构 |
| 一、契约首部 |
| 二、契约尾部 |
| 三、契约附件 |
| 四、契约正文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财务条款 |
| 二、管理条款 |
| 三、格式条款 |
| 第八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分类与特性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三、特性 |
| 第二节 契约产生背景与演变历史 |
| 一、舰炮与条约奠定的基石 |
| 二、早期国际工程建设草案 |
| 三、政治斗争与国际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性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技术及商务条款 |
| 四、附件和补充条款 |
| 第九章 近代中外间合资合作经营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类别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商务技术条款 |
| 第十章 案例研究——以华美银行契约为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举办银行的思潮 |
| 二、清政府内部争议 |
| 三、主要参与人物 |
| 四、“轰传世界”的华美银行协议 |
| 第二节 中美双方往来经过 |
| 一、中美合作的缘起 |
| 二、美方在中国的活动 |
| 三、中方赴美谈判 |
| 四、中外媒体有关报道 |
| 第三节 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与契约订立 |
| 一、清政府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
| 二、美国政府的局外人态度 |
| 三、广泛的外国反对力量 |
| 四、失败的内部及客观原因 |
| 第四节 事件后续 |
| 结语 |
| 一、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一种法律关系 |
| 二、同一法律现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解读 |
| 三、政府涉外经济活动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
| 四、终止履行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方式与结果 |
| 五、客观看待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公法性质 |
| 六、倒影民族资本处境的一面镜子 |
| 附录 |
| 一、1887年华美银行事件稀见史料 |
| (一) 李鸿章致美国国务卿巴夏的信 |
| (二) 《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英文件 |
| (三) 李鸿章致美国费城商人黄腾派克的两封信 |
| (四) 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致米建威的信 |
| (五)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为马建常(马相伯)开具的介绍信 |
| 二、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目录表 |
| (一) 说明 |
| 参考书目 |
| 一、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 |
| 二、报刊 |
| 三、历史政治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四、法律经济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五、外人论着 |
| (一)中文 |
| (二)英文 |
| 后记 |
（6）《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发展教育论 |
| 二、 振兴实业论 |
| 三、 改革政治论 |
| 四、 传统文化论 |
| 五、 外交形势论 |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无奈的抉择 |
| 三、 冷静的纠偏 |
| 四、 未尽的结局 |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 四、 启示 |
| 附表十五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民国政治中的中国青年党（1923-1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 |
| 三、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危机”与“新生”：中国青年党之创建 |
| 第一节 危机、新况——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危机与五四新知识分子的觉醒 |
| 一、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发展逻辑 |
| 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双重困境 |
| 三、意识形态型政党产生的“人”因素——五四知识分子 |
| 第二节 主义之争——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矛盾初显 |
| 一、松散的学生社团——少年中国学会 |
| 二、主义之争渐起 |
| 三、少年中国学会的分化与分裂 |
| 第三节 组党抗共——巴黎建党与青、共之争 |
| 一、青年党的创建 |
| 二、青、共早期的“战与合” |
| 第二章 “崛起”与“扩张”：与国共起竞争(1924—1927) |
| 第一节 “醒狮呐吼”——与国共意识形态“交锋” |
| 一、论战硝烟 |
| 二、青、共正式决裂 |
| 第二节 “谁有青年,谁有将来”——与国共的组织发展之争 |
| 一、社、团纷立 |
| 二、争夺“学权” |
| 三、组织系统的初步建构 |
| 第三节 “军事谋略”——军阀与青年党的“武装梦” |
| 一、青年党对“军阀”初始观感 |
| 二、生存危机下的“军阀策略” |
| 第三章 “外压”与“内乱”：危机中的政党转型(1928—1937) |
| 第一节 外压渐重——国民党“党治”与青年党反“党治” |
| 一、青、国两党的短暂蜜月 |
| 二、新革命党计划 |
| 三、公开反“党治” |
| 第二节 乱起萧墙——青年党的内部矛盾与党务停顿 |
| 一、组织发展的“小春天” |
| 二、东北“自立”计划 |
| 三、内讧与党务停顿 |
| 第三节 政党转型——放弃革命,改走宪政 |
| 一、反党治,倡宪政 |
| 二、联络国民党 |
| 第四章 “抗战”与“宪政”：抗战中的左右逢源(1937—1945) |
| 第一节 共御外侮——与国共两党关系的再调整 |
| 一、拥蒋抗战 |
| 二、青年党的“有限合法”地位 |
| 三、接近中共 |
| 第二节 投机面相——相持阶段的两面适应与三方布置 |
| 一、抗战后的时局转变 |
| 二、附逆汪伪 |
| 三、立足川康 |
| 第三节 民主先锋——宪政运动中的青年党 |
| 一、“宪政”潮起(1939—1940) |
| 二、由“单干”到“并肩作战”(1940—1944) |
| 三、意在政权：推动第二波“宪政潮” |
| 第五章 “希望”与“失意”：宪政梦与政治出局(1945—1949) |
| 第一节 “走向分裂”——战后青年党的发展与隐患 |
| 一、隐患成显疾：组织分裂 |
| 二、与民盟渐行渐远 |
| 第二节 “新局旧梦”——1946年政协会议中青年党的政党政治诉求 |
| 一、名额“风波” |
| 二、青年党的政党政治诉求 |
| 三、中立中的“动摇” |
| 第三节 “黯然落幕”——青年党的政治抉择与退场 |
| 一、内战爆发后的窘境 |
| 二、宪政心不灭：参加行宪“国民大会”和国民政府改组 |
| 三、“行宪国大”的权位分配纠纷 |
| 四、颓势难挽：青年党的政治退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在传统文脉与新思潮之间的中国早期电影批评（1897-193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启蒙与电影的传入 |
| 二、1932年之前中国电影批评的特征 |
| 三、范式和视角 |
| 第一章 早期电影批评中的传统回响 |
| 第一节 近现代思潮迭起中的早期电影批评 |
| 一、现代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介入 |
| 二、对“人”的关注:个体性与群体性 |
| 三、对制度的探讨:政治与功利色彩 |
| 第二节 “缘情遣兴”在早期影评中的在场 |
| 一、从传统“诗话”到“影戏话” |
| 二、“考证故实”:光影叙事的冲动 |
| 三、“随性闲谈”:日常生活的在场 |
| 第三节 “民智教化”在早期影评中的延续 |
| 一、惊叹:观影的奇观体验 |
| 二、电影作为现代性的物化表征 |
| 三、“启发民智、教化民众”理念的血脉相续 |
| 第二章 早期电影批评对西方文化的镜鉴 |
| 第一节 西学中源:“影戏源流中土”的偏执论证 |
| 一、“影戏源流中土”的文本表述 |
| 二、“西学中源”说的历史衍变 |
| 三、“影戏源流中土”的文化心理机制 |
| 第二节 中体西用:“影戏论”的体用之道 |
| 一、电影的艺术“家数” |
| 二、“影戏论”的技巧批评实践 |
| 三、“影戏论”的文化底色 |
| 第三节 群己之辩:“新英雄主义”影剧观的在地化历程 |
| 一、“新英雄主义”溯源:从罗曼·罗兰到《银星》 |
| 二、“新英雄主义”之新:革命与领袖 |
| 三、“新英雄主义”的功用:平民、阶级与群己观 |
| 第三章 早期电影批评中的民族主义思潮 |
| 第一节 “国片复兴运动”与作为公共事业的电影 |
| 一、“复兴国片”与实业救国 |
| 二、“到民间去”:语焉不详的平民化 |
| 三、步入公共领域的电影与儒商精神 |
| 第二节 抗议“辱华电影”与众声喧哗间的多方话语角力 |
| 一、国族形象:自我表述的冲动 |
| 二、文化渗透:表述中国的冲动 |
| 三、话语共谋:多方角力的公共事件 |
| 第三节 “民族主义电影运动”与“国民性”改造 |
| 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与《电影月刊》 |
| 二、改造“国民性”的一次尝试 |
| 三、“民族主义电影运动”的当下性省思 |
| 第四章 早期电影批评中的社会功利思维 |
| 第一节 电影娱乐思潮:正当娱乐、类型意识与叙事机制 |
| 一、正当娱乐:从清华“丄社事件”说起 |
| 二、类型意识:商业导向与话语征用 |
| 三、叙事机制:滑稽穿插与教化字幕 |
| 第二节 电影教育思潮:直观教育、社会教育与寓教于乐 |
| 一、直观教育:作为教学方式的电影 |
| 二、社会教育:电影的普及传播 |
| 三、寓教于乐:文化统制的话语策略 |
| 第三节 电影检查思潮:必要、权属与主体定位 |
| 一、电影检查之必要:社会教化、行业准入与民族主义情绪 |
| 二、电影检查的权属机制:行政权力、统一电检与派系纷争 |
| 三、电影检查的主体定位:体恤商艰、艺术眼光与意识管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与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趣 |
| 二、概念界说 |
| 三、研究现状 |
| 1、结社权法制的研究 |
| 2、社团单行法的研究 |
| 3、社团法制的综合性研究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四民社会”基础上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雏形 |
| 一、传统社会中的结社禁律 |
| 1、传统“四民社会”中的社团 |
| 2、清代中前期的结社禁律 |
| 二、晚清近代社团对结社禁律的挑战 |
| 1、结社观念的复兴 |
| 2、戊戌学会与结社禁律的困境 |
| 三、清末新政时期社团法制的初创 |
| 1、社团章程的出台 |
| 2、《结社集会律》的制定 |
| 第二章 民国初年社团法制体系的曲折发展 |
| 一、“结社自由”的法律保障与限制 |
| 1、结社自由的宪法化 |
| 2、结社行为的法律限制 |
| 二、前清“法定团体”的权利与地位 |
| 1、商会与政府的权益之争 |
| 2、其他法定团体法律地位的调整和变化 |
| 三、新型法定团体的产生 |
| 1、新式行业的法定团体 |
| 2、新旧之间的中间团体——工商同业公会 |
| 第三章 南北对峙时期社团法制的分立 |
| 一、社团重心的下移与北京政府社团法制权威的动摇 |
| 1、社团活动的新动向 |
| 2、法定团体的法外行动 |
| 3、民众团体的兴起对《治安警察法》的挑战 |
| 二、“民众势力的组织”与南方国民党政府社团法制的革命化 |
| 1、广州政府初期的社团法制 |
| 2、革命方针下民众团体政策的变化 |
| 3、革命团体的相关法制 |
| 三、社团冲突与社团法制的破坏 |
| 1、党化革命团体的发展 |
| 2、国民革命时期社团法制的崩坏 |
| 3、社团法制失灵的原因试析 |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党政二元社团法制体系的形成 |
| 一、社团整理与法制重建 |
| 1、社团理论和政策的重构 |
| 2、社团法制的重建 |
| 二、党政二元社团法制体系的结构 |
| 1、党政并行的社团管理机制 |
| 2、党部主导的社团组织制度 |
| 3、政府颁行的多层次社团法规 |
| 三、党政二元社团法制体系的功能及其趋向 |
| 1、社团法制对社团事务的深度介入和干预 |
| 2、社团单行法规对社团的整合和规范 |
| 3、社团法制体系功能的统制趋向 |
| 四、党政二元社团法制体系的特征 |
| 1、社团法制体系的阶段性变化 |
| 2、社团法制体系的明显缺陷 |
| 第五章 战时社团法制体系的“非常化”及其战后结局 |
| 一、“非常时期”的社团法制体系 |
| 1、社团法制体系结构的一元化趋势 |
| 2、社团法制体系功能的统制化 |
| 3、社团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 |
| 二、战后社团法制正常化的努力及其失败 |
| 1、“宪政”导向下社团法制体系的调整 |
| 2、社团法制体系的终结 |
| 结语 |
| 一、政府权能的扩张:社团法制的政治性功能 |
| 二、法制形式与法治精神:社团法制的义务本位 |
| 参考文献 |
| 报纸期刊 |
| 档案史料 |
| 专着、文集 |
| 学位论文 |
| 期刊论文 |
| 后记 |
（10）“以党治国”在地方层级的实践—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研究（1924-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 |
| (二)境外学者的研究 |
| (三)问题与展望 |
|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国共合作与浙江国民党组织的兴起 |
| 一、“联俄容共”与国民党“一大” |
| (一)“联俄容共”的开端 |
| (二)孙中山的策略与“以党治国” |
| (三)国民党“一大”与国共合作局面的正式形成 |
| 二、国民革命前的浙江政局 |
| (一)从浙人治浙到北洋入浙 |
| (二)江浙战争与孙传芳入浙 |
| 三、国民党组织在浙江的初期活动 |
| (一)浙江临时省党部的成立 |
| (二)浙江国民党组织在初期的发展与困境 |
| 第二章 国民革命期间浙江省党部的演变 |
| 一、国民党“二大”前后浙江党部的矛盾与分裂 |
| (一)孙中山逝世与国民党的分化 |
| (二)浙江省党部的分裂 |
| (三)沈定一与西山会议派合流 |
| 二、国共合作破裂与浙江“清党”运动 |
| (一)北伐胜利进军与浙江的响应 |
| (二)北伐军入浙前后国共裂痕的显现 |
| (三)蒋介石厉行“清党”与浙江党务的瘫痪 |
| 第三章 、党务重组与组织形态的确立 |
| 一、“四·一二”后省党部机关的嬗递 |
| (一)改组委员会与清党委员会时期 |
| (二)“非法改组”时期 |
| (三)临时执行委员会时期 |
| (四)指导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治党理念 |
| (五)中央权力斗争在“核心地区”的投射 |
| 二、党员总登记 |
| (一)登记的目的 |
| (二)登记条例的出台及其实质 |
| (三)浙江指委会对登记的执行情况 |
| 三、党员训练 |
| (一)训练的目标与内容 |
| (二)训练实施情况 |
| 三、区党部与区分部的设置 |
| (一)指委会对基层党组织的认识 |
| (二)相关法规与实施情况 |
| 四、改组后的组织形态 |
| (一)执委会的成立与组织架构的定型 |
| (二)党员的吸收与构成 |
| 第四章 国民党对浙江基层的渗透 |
| 一、省党部对浙江宣传舆论的掌控 |
| (一)宣传系统的初创 |
| (二)舆论干预的升级 |
| (三)省党部宣传体系的定型 |
| 二、党化教育 |
| (一)党义教师及党义课程的选定 |
| (二)党化教育的实施 |
| 第五章 浙江的党政关系 |
| 一、省党部与省府的结构性矛盾 |
| 二、省党部与省政府围绕“二五减租”的矛盾与冲突 |
| (一)浙江农村社会形态与“二五减租”的出台 |
| (二)省政府废除“二五减租”与省党部的应对 |
| (三)南京介入与事态的平息 |
| 第六章 民族主义与浙江省党部 |
| 一、民族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兴起 |
| (一)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 |
| (二)国民党与民族主义 |
| 二、日本侵华与省党部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省党部对日本两次出兵山东的反应 |
| (二)日本加速侵华与省党部的应对 |
| (三)涉日舆论背后的政治逻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后记 |
四、试论1924—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的思想原因（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D]. 刘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 [2]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研究（1840-1949）[D]. 王荷池. 东南大学, 2018(01)
- [3]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D]. 邓燕.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4]中国国民党党政体制剖析1927-1937[D]. 田湘波. 湖南师范大学, 2004(04)
- [5]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6]《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7]民国政治中的中国青年党（1923-149）[D]. 王雪超. 南开大学, 2013(07)
- [8]在传统文脉与新思潮之间的中国早期电影批评（1897-1932）[D]. 赵轩. 上海大学, 2019(02)
- [9]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与变迁[D]. 董志鹏.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6)
- [10]“以党治国”在地方层级的实践—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研究（1924-1937）[D]. 蔡豫.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