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入进行“三讲”教育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余柏青[1](2019)在《《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文中提出《历史教学》创办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历史学刊物。至2010年12月,该杂志已出版613期。它以基础性、思想性和学术性为指导原则,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和务实的办刊风格。自创刊以来,它为繁荣国家历史教学及史学研究,建立史学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推动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交流等,均作出突出贡献。此前,学界只是零星地、局部地研究《历史教学》,还没有系统地、深入地对其进行研究。为丰富中学历史教学内容,拓宽中学历史教学研究领域,强化历史教学、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研究三者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揭示中学历史教学与相关学术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对《历史教学》60年的发展进行了整体研究。《历史教学》是在以下四个背景下创办起来的: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指导,京津地区的几位历史学者敏锐地感觉到历史教师对唯物史观的迫切需求,因此创办一种专供历史教师阅读的刊物,《历史教学》应运而生。第二,知识分子心态使然。新中国成立使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期望,他们经历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动紧跟政治,渴望跟上时代的变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三,《历史教学》创刊申请得到了天津军政委员会批准,在办刊过程中又得到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部长黄松龄的大力支持;第四,李光璧、傅尚文、杨生茂等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份同人刊物《历史教学》就此诞生,并且很快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成为中学历史教学杂志领域的一面旗帜。《历史教学》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中学历史教师、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专业师生、历史教学研究工作者、教研员等。据不完全统计,5901位署名作者在《历史教学》共发表了10546篇作品。《历史教学》的作者群体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而稿源又集中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教学》编辑部等三个单位。其组织架构可以从下列四个时期来进行分析:1951年1月创刊到1954年8月属于同人办刊时期。1954年9月到1959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1959至1966年、1979年复刊后至1985年,这两个时期属于天津市教育局管理。1986年开始至2010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1951年1月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的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分同人办刊、政府改造、曲折发展三个阶段。同人办刊阶段,知识分子办刊主动紧跟政治形势,在“教”与“学”方面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特点。政府改造以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成立第三编辑室,专门负责编辑《历史教学》。该时期的“大家小文章”“问题解答”等学术性研究文章,“看似写来不难”“结果非高手莫办”,至今都传为美谈。1959年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曲折发展时期。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教学》被迫停刊。1979年1月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到1985年是《历史教学》的复刊阶段。该阶段主要是教学和史学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学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逐步得到恢复;1986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特色重建时期。这个阶段重建教学特色后,学术研究文章发表对杂志发展而言存在着两难处境。1991年4月到2001年3月是《历史教学》继续偏重教学与学术“滑坡”时期。前期,杂志研究突出以能力为核心的考试测量与评价,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培养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途径。后期,由于杂志管理失控,编辑出现许多乱象,学术论文弱化的趋势明显。在同类刊物崛起及网络迅猛发展的双重冲击下,《历史教学》逐渐失去其竞争优势。2001年3月到2010年12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和“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又分为平稳过渡、“黄金”发展、分刊后继续发展三个阶段。2001年3月到2002年1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阶段,它呈现“不温不火”状态;2002年2月至2006年12月是《历史教学》发展的“黄金”阶段。杂志编辑部组织对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教材进行讨论,将受众群体聚焦到《历史教学》平台;发表与中学历史教学关系密切的研究性学习案例和“听课随笔”,以引领中学历史教学;发表中青年专家访谈录,使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有机结合。2007年1月以后分中学版和高校版,《历史教学》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历史教学》从创刊以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变化及其对出版物的影响。在1957-1978年,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历史教学》紧跟国家政策形势的变化,导致杂志的内容有时出现偏离历史教学与研究的轨道。一本杂志能坚持办刊多年,而且现在还在良性健康地发展,这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比较少见。一方面,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将同人刊物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之中,由国家提供办刊经费,这是一本杂志赖以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杂志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杂志在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它不完全是市场反映的结果,杂志的发展主要依靠党和国家的支持。研究《历史教学》不但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变化特点,而且要从中透视在中国政治变化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们的心态及思想变化动态。《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发展历史,终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教学文章要抓教改典型,抓教学的前沿问题,使杂志发挥引领作用。《历史教学》兼顾历史研究与学术研究,采用高校版与中学版的办法解决学术研究与教学研究并重的问题。中学版是《历史教学》的根基和发行量的基本保证,保持中学版的内容和质量是这本杂志能够存活的关键所在。历史教学社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并,严重制约着杂志的发展。《历史教学》被某所大学收入麾下,或是转移到经济效益较好的出版社。无论哪种归宿,对《历史教学》都是福音。
浦晗[2](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指出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着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张鹏[3](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历史演进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置于党的建设过程进行考察,综合运用历史和文本的研究方法,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集中教育进行历史细分,划分为20世纪80-90年代的集中教育、21世纪初期的集中教育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集中教育等三个历史阶段,并按照历史演进的逻辑对每一个历史阶段进行系统梳理,重点突出党的集中教育的时代特征和时代使命,在此基础上,系统勾勒四十年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的演化轨迹,历史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的发展脉络,进而整体透视党的集中教育的成功因素、基本特征和基本经验启示。第一章,绪论。主要从选题背景、选题意义、概念界定、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点、重难点和不足等五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的基础性问题进行交代,为本研究深入开展和有序推进奠定知识性基础。第二章,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理论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成体系化的理论存在。本节立足于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的理论发展史,重点回溯了马克思恩格斯集中教育理论、列宁集中教育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理论。这些为本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准备。第三章,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历史回顾。本节立足于国家改革开发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历史大时代背景,对这一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三查三整”、整风整党、1957年整风、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等教育活动进行了深入分析,还原了这一阶段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的实践进程,刻画出这一阶段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的演进方式。第四章,20世纪80-90年代党的集中教育活动演进。本节立足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转型的大时代背景,对这一时期的整党、“三讲”教育活动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进行了深入分析,还原了这一阶段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的实践进程,勾勒了这一阶段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的演进脉络。第五章,21世纪初期党的集中教育活动演进。本节立足于21世纪头十年中国所处的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时代背景,对这一阶段党内先后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创先争优活动等三次集中教育活动进行了剖析,勾画了这一时期党的集中教育实践路线图。第六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演进。本节立足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背景,对这一时期中央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行深入剖析,动态把握这一阶段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的演化轨迹。第七章,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经验透视。本节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集中教育的历史长镜头,对这一长时段党的集中教育进行透视,重点剖析了党的集中教育取得成功的因素,考察了党的集中教育所表征出来的新特点,基于此得出了党的集中教育的经验和启示。
宋秋英[4](2011)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问题研究 ——以教与学的关系范畴为基点》文中研究表明“教学论本土化”是百年来中国学者在“教育学本土化”旗帜下针对异域教学(理)论被盲目照搬和简单移植现象而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当全球化势如潮水般涌来之际,他们逐渐清醒地意识到在教育理论视界与课堂实践场域中“师夷长技以自强”、“会通中外以超胜”的必要性,纷纷从多维层面、多元路径谋寻适合本土的教学良策,力求植根于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土壤来检视异域教学智理的养料,以期将萌动蓄发的种苗培育成高大挺拔的乔木,使之无论在当下还是未来的生态林中均能主动吸纳、勃发潜能、互生互融、充分舒展。基于这美好的育化理想,一代代教育界人士在学术征途中悉心钻研、孜孜不倦、矢志不渝,亦把“中国特色教学论的构建与发展”作为他们不朽的历史夙愿、不懈的学术追求、不变的现实情结和不息的时代心声。纵观西方教学(理)论东渐入华的各个历史阶段,从德国赫尔巴特“以教师为中心”到美国杜威“以儿童为中心”再到苏联凯洛夫“以教为本”乃至今日美国之“以学为本”无不先后于华夏风靡云蒸,对中国教育研究与改革均具有重要的启迪与促进作用。期间,并非“全然妄自菲薄、唯洋人之马首是瞻”的教育界造就了一代代倡教兴学的学术群体,但由于种种历史误缘错会,群体中尚缺乏在教与学关系论域上的共同语言和执着诉求,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本国特色的、被广泛认同的教与学关系范畴。同时,教育界在引介过程中既忽视了对这些异域理论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思想基础进行系统分析与整体把握,又省却了从本国社会境脉、文化传统等层面对之加以合理批判与适度统整,故而在不同时期“单向度”教育立场的指导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生搬硬抄、简单类推、盲目套用等现象。“非古即今”、“非中即西”、“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客观上造成了20世纪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常常既以否定过往的教育实践为开端又以难尽人意而告终,并继之被下一场改革运动所否定,也导致了本国教学理论和实践中教与学孰重孰轻、师与生孰主孰客、知与能孰先孰后、文与道孰本孰末等诸多问题的“钟摆效应”。面对当前以“全球视野、本土行动”为改革主旨的世界教育发展潮流,如何使历经百年沧桑的教学论本土化研究在今后引进与借鉴异域思想的同时避免盲信其话语,在着力解决本土教学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扩展自己的言说内容和理解方式、升华新的理念并在国际学术博弈中阐发自己的见解、展现特有的风采,成为21世纪中国教学论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教与学的关系乃是教学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之一,它直接影响着师与生、知与能、文与道的关系模式,被国内外一些学者视为教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本课题以教与学的关系范畴为基点,按照“历史分析——文化诠释——未来构想”的谋篇线索,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理论与实践三个维度系统地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客观需要”的必然性问题、“中国教学论本土化往昔境遇”的曾然性问题、“中国教学论本土化当代态势”的今然性问题以及“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理想指向与发展路径”的应然性问题,倡导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达成教学论研究的古今相承、中外融汇、实践创生、国际对话,希冀凸显其境转意迁的社会价值与时代意义。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课题缘起、价值考辨、理论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尤其指明本课题通过对中国古代传统教学思想、近现代教学理念以及“东渐入华”的异域教学(理)论加以适度的历史分析与合理的文化诠释,不仅探讨“何为化”的基本内涵,而且关注“为何化”的深层缘由和“化为何”的事实描述,识别出我国教学论学科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期进行辩证性扬弃、选择性吸收和创造性转化。正文部分包括四章。第一章首先对“全球化”、“教学论本土化”、“教育学本土化”、“教与学的关系”等相关议题进行了系统的文献综述;接着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出发,以廓清“本土化”的词源释义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存在与现实内涵为起点,指出全球化与本土化以“化”为媒介在相互对峙的“全球”与“本土”之间架起了融通的桥梁且它们的共同旨趣在于“化解”自身中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进而生成“非类”并获得新的发展;继之从文化哲学中“倡导文化自觉”、“主张回归生活世界”、“推崇师与生之间生命互动互往”等合理内核出发,不仅阐明既重视世界性因素又强调民族性因素的本土化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剖析了教与学关系理念的中国式建构是顺应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发展的必然需要。第二章和第三章从“探索规律与谋求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通过追溯近代以来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教学论之教与学关系范畴的学术流变及其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不同的历史阶段中被屡次改易、重新定义、深度影响的发展进程即考察其“化”于本土的曾然之境与今然之态,不仅呈现出百年来日、德、英、美、苏等异域教学(理)论在中国被引介、汲取以及涵化的实然境遇,而且阐析传播至中国的欧陆“重教”学术话语和英美“重学”学术话语影响中国教与学关系构建的实然状况。第四章首先从“强调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比较哲学视角出发,在简述教学论概念之源流汇的基础上阐析教学论学科应以本国特有教学文化场域中的现实问题为基本研究对象,在承传与借鉴以往教学思维成果和异域理论滋养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本国教学过程中具有情境性、人文性的多种多样的教学活动和千变万化的教学现象来把握本国特定文化浸润下、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教学本质与规律;接着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应然阐释,并提出“重教”或“重学”的教学文化并非中国教学论本土化进程中教与学关系的中国式应然指向,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与民性的教与学关系乃是当前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为了进一步扩展对教与学关系的理解以及对教学生命与教学环境关系的认识,本章还从生态哲学的系统观、整体观出发,阐析了教与学关系的中国式应然指向乃是创建以师生生命的发展为要旨、以主体与环境和谐互动为要素、以教与学关系阶段演进为要领的教学文化,希冀形成“无为而教”、“学而有为”、“师生两忘”的教学生态系统。结语部分首先重申教学论既不会是文化无涉的普适性科学原理,也不能是价值中立的抽象化学科知识,而应是隐含着特定教学文化意义与生活价值取向的阐释与解读;接着强调以中国式教与学关系的应然建构为旨归的新型教学文化不仅有利于创设一种生命化、生活化、生成化、联动化的课堂生态氛围,持续关注教与学的品质提升以及师与生在课堂环境中的和谐发展与互融共促,还有利于促进当代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研究层次的提升,为世界教学论的发展开辟新的空间,更有利于沿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改造不良因子,进而促发国人担当起遏制自我中心、人际淡漠、唯利是图等不良社会风气的公共责任,同时促动世人协力扭转全球范围内人类中心主义所导致的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臭氧层破坏、核泄漏频发等生态危机。
郝正春[5](2011)在《经验、技术与权力:晋中新区之土改运作 ——以实验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48-1950)》文中认为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为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所做的探索与努力,是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一个必经革命步骤。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提出了相宜的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并努力付诸实践。其中,新区土改在1927年以来的中共土地运动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既是中共建构政权、发展经济的一个新的起点又是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为名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最后历程,亦是涉及人口最多、动员范围最广、政策比较严密、运作过程相对平稳的一个土地革命阶段。然而,中国幅员广阔,乡村社会地域特征异常突出,其历史条件、社会生态差别极大,故各地土地改革的进程与特征不尽相同。通过对不同时段、不同地域土地改革进行深入研究,将能更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共土地改革运动的立体图像和丰富内涵,亦能更加客观地体察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和曲折及中共为此所做的努力。晋中新区土改即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依据晋中特殊社会生态领导农民进行的一场土地革命,是新区土改中的一个特例,其间经历了诸多繁难和曲折,而这些亦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之繁难与曲折的一个缩影。本文即以土改实验村为中心,以“经验、技术与权力”这样一个视角,在运用历史档案、报刊文献、地方志等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及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态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对晋中新区土改运作的各个层面是如何使国家与社会关系由隔膜而渐次达到融合的经验历程及其间所经历的曲折和繁难进行历史考察,从而更立体地展现这一时段丰富的社会图像和时代特征,并从更深层次上揭示土地改革乃至整个中国革命进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围绕研究主题,本文以土改前晋中新区社会生态作为分析起点,对晋中新区土改中的各个层面如土改政策的生成与发展、乡村民众的社会动员、乡村土改的权力机构、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财富再分配、土改干部群体等进行了历史考察和实证分析。土改前晋中新区社会生态因各种政治力量在该区域的角逐呈现出异常复杂的面相。在该区域,既有传统封建关系的遗存、又有中共“五四指示”后短暂的土地调剂,更有阎锡山实行“兵农合一”、“三自传训”制度的深层影响,这就使该区域乡村社会生态异常复杂。晋中地区解放后,中共即在该区域逐步开展了土地改革,其遵行的政策之生成,一方面综合参照了过去老区及其它新区土改政策的经验,一方面则充分考虑了晋中新区特殊的社会生态,并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得以发展与完善。然而,中共政策施行并非一帆风顺,各社会阶层基于过往生存经验而呈现的各种思想状态和行为方式对土改形成了种种阻滞,这不得不使中共在运用既往动员组织民众的经验与技术的同时,探寻更为有效的技术以达到自己的动员目标。在动员民众基础上,中共亦汲取经验,运用各种组织技术,在乡村组织了贫农团和农民协会以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权力渗透,其间亦颇多曲折。对土改而言,其核心工作就是阶级划分和财富再分配。无论阶级划分还是财富再分配,中共都制定了可供参照的标准和政策,但在具体实践运作中民众以往不断积淀的生存经验与现实需求使之运用各种技术对土改工作进行对抗与抵制,这与中共权力建构的理想相距甚大。为了达成目标,中共不断动员组织其权力的践行者——土改干部,并对他们施以技术训练与理论教育以提升其自身素质与行政能力,以克服干部数量与质量的局限,期望他们在权力构建中发挥关键性的对接作用。但身处国家与社会中间的干部在权力实践过程中又往往受自身经验技术或政策体制的制约而陷入种种行为困境之中。由此可见,晋中新区的土改历程并非一路坦途。通过“经验、技术与权力”这样一个三维视角将能更加全面立体地展现这一历程的曲折与复杂。当下,中国农村问题乃至其它社会问题的解决均牵涉国家、民众及政策践行者的三维互动场景,其间仍不可避免会遭遇各种困难与曲折,虽然并非历史的翻版,但历史的经验构建历程会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与启示。而“经验、技术与权力”这样一个三维视角亦有益于对各种现实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张天明[6](2016)在《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百年沉浮(1912-2014)》文中指出中国传统教学思想是中国教学论的文化根基。对这一文化根基的研究,是基于文化传承进行的与时俱进的诠释和探索,是中国教学论发展的基础研究。而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是指从学术史角度对“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进行的梳理与审视,是中国传统教学思想学术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我国教学改革立足“本土根基”的实践需要,是中国特色教学理论构建与形成的应然选择,是中华民族教学自信培育与提升的重要途径。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百年中的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只是进行了较为零星地探讨。为此,有必要从学术史视角对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百年研究的变化沉浮展开系统梳理,总结其中的利弊得失,以便为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的未来研究和现代转换提供基础与参考。百年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经历了三大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12-1949年的“沉寂与兴起”时期。该时期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在“全盘西化”、“文化本位”、残酷战争等因素影响下先后经历了沉寂、兴起、微弱延续三个阶段。该时期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于三个维度:一是专题研究初步兴起。传统教学目的研究阐释了“闻道”和“育人”,但较为零散;传统教学原则方法研究整体相对繁荣,学法研究初步显现;有关传统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时机、考试等其他思想研究有所涉及,但论述不多。二是比较类研究处于“表层对比”层次。虽出现了许多比较类的研究,但主要是追求民族教学自信下思想本身的对比。三是研究视角上史观多样。研究开始运用了实证史观、进化史观、实用史观、唯物史观等史学观点,不过,史观之外的其他视角非常缺乏。虽然该时期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如下问题不得不让人思考: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基本藏匿于教育思想研究之中;研究主要在教育史领域中展开,而极少进入教学论的学科视域;研究多为解读性研究,缺乏真正的实践教学运用;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与外国教学理论研究呈现出难以融合样态。第二个时期为1949-1976年的“缓行与异变”时期。该时期的研究在“全盘苏化”、“中国化”、“革命化”等因素影响下先后经历了冷落、缓行、异变三个阶段。整个研究时期,相关论着不多,进展缓慢。该时期出现了学而不厌、启发教学、师生关系、闻道与行道、教学活动史等方面的研究专文,首部传统学习思想研究专着问世,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初步独立。但是,该时期传统教学思想批判性“研究”铺天盖地,比较类研究集中于儒家教学思想与法家教学思想之间的对比。经过对这段时期的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该时期的研究在发展态势上处于踟蹰状态,研究总体“下沉”,但以潜隐的方式继续前行;研究性质逐步走向了异变,在文革时期达到高峰;研究主体的整体学术心态呈现出鲜明的“纠结”特征。第三个时期为1977-2014年的“恢复与发展”时期。该时期研究在“拨乱反正”、“国学热”、“本土化”等因素影响下逐步从恢复走向发展,进而达到相对兴盛。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研究总体上走向独立化与体系化,出版了多部传统教学思想的相关学术着作;二是专题研究“百花齐放”。传统教学目的研究兼有整体与细微,开始延伸到“自然”层面;传统教学过程研究出现多种阶段论,其本质观也渐受重视;传统教学内容研究深入细化,出现总体概述和纵向梳理,阴阳学教学内容受到重视;传统教学原则与教学方法研究全面繁荣,古代读书法备受关注;教学艺术日渐受到重视,出现了禅宗教学艺术的专门研究;教学主体研究上,教师研究集中于社会地位和德能素质,师生关系研究主题和视角有所拓展。此外,其他方面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三是比较类研究涉及更多主题与人物,开始深入到文化内层。该时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看上去非常繁荣,但这种“繁荣”却令人担忧:其研究论着数量的飙升只是相对于以往研究绝对性的数字增长,这些论着在研究内容上内含大量重复,其所谓内容之丰富并非完全真实,而是具有一定的虚假性,且其研究话语的表达西方化,缺少中国自身话语的运用。纵观百年,我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呈现出“高-低-高”的起伏态势,研究从“教育藏匿”走向“教学独立”,研究从重于“教学”走向偏重学习,研究从重于事实叙述转向重视问题评论,研究从思想本身走向文化内层。百年里,我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重复性研究较多,许多主题未能拓展细化;研究地位边缘化,传统教学思想长期缺乏应有的重视;研究材料挖掘不够,原始材料与外延材料忽缺;研究视角与方法依然狭窄,难以对传统教学思想做到客观审视;研究话语他者化和政治化,非科学性显着。鉴于此,我国传统教学思想未来研究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努力:注重已有成果的学术梳理,挖掘原始典籍之教学本意,构建中国特色的教学话语,加强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多维运用,强调中外教学思想的融合创生。
冯茜[7](2015)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武装的党,从建党之初就一直致力于依靠理论武装的方式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和领导水平,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优势和优良的党建传统。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机遇期,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和诸多前所未有的时代挑战。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的不断涌现对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提高党员干部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能力,从而保持政治忠诚、立场坚定、理论自觉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更使得用先进理论武装各级党员干部,提升理论教育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成为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战略性任务。基于此,论文以党员干部理论教育为研究主题,以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历程为切入点和分析点,以期从对历史的梳理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把握规律,从而对新形势下加强党员干部理论教育提出探索性建议。全文共分为六大部分,第一章导论部分对论文研究的问题及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进行概括,对理论教育、干部、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基本概念、范畴和战略地位进行界定和说明,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文献综述。第二章对共产党人关于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思想认识发展及深化历程进行梳理,主要提炼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理论教育的重要论述,列宁、斯大林关于党员干部教育工作和队伍建设的系列观点,以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针对党员干部队伍的发展和教育所作出的重要阐述,以期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工作的加强提供理论指导和思想支撑。第三章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的历史演变,将总体过程分为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两大历史阶段,其中具体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起步及全面展开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的演变发展历程,对各个阶段干部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及其变化进行梳理。第四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发展特点和整体经验进行分析总结。本章在第三章的基础之上,以指导思想、工作原则、教育对象、制度建设、教育渠道等为视角探究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发展特点并对规律性经验进行总结。第五章分析了当前在党员干部理论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党员干部理论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主要从教育对象、教学过程、组织管理、质量评估等角度分析了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幻和严峻形势分析党员干部理论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第六章针对新形势下加强党员干部理论教育提出探索性建议:就党员干部自身而言,应加强干部队伍的学风建设;就干部教育的组织和培训机构而言,应着力于优化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师资队伍,从严治校、营造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良好环境,整合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培训资源,建立健全党员干部理论教育质量评估机制;就理论教育者主体而言,应在具体教学中贯彻“服务大局,按需施教”的教学理念,深入和完善教学内容,探索党员干部理论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提高教学过程的科学化水平。
朱保东[8](2015)在《抗战时期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以《共产党人》为中心》文中提出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由小到大逐渐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和党组织规模都得到快速扩大。但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党的建设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弱小的,区域性的政党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广大群众性,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抗战救国”这一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探索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这一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为此,党积极探索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文化理论水平的途径和方法,对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水平,达到了从思想上巩固党的目的。在抓好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党在党内法规体系、干部队伍和党支部建设等方面也进行了探索,促进了党的组织建设中国化的深入发展。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党在宣传工作中国化方面也进行了探讨和实践。党的宣传工作质量和水平逐渐得到提高,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为鼓舞全国军民坚持长期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党把群众工作和改进党风,大生产运动紧密相结合,把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和困难作为群众工作的切入点和落脚点,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刘后德[9](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李全平[10](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表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二、深入进行“三讲”教育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深入进行“三讲”教育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研究概况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创办背景和组织架构及运行机制 |
第一节 《历史教学》的创办背景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教育政策 |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需要 |
三、天津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的支持 |
四、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 |
第二节 《历史教学》的组织架构 |
一、同人办刊时期的组织架构 |
二、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三、天津市教育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四、天津市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第三节 《历史教学》的运行机制 |
一、编辑出版责任机制 |
二、稿源与作者群体 |
三、印刷、发行及价格 |
第二章 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1951.1-1966.6) |
第一节 同人办刊时期的“教”与“学” |
一、主动紧跟政治形势 |
二、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教” |
三、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学” |
第二节 学习苏联与坚持特色 |
一、政府接管后的办刊方针 |
二、1956 年版教材的特点及讨论 |
三、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法 |
四、“大家小文章”与问题解答 |
第三节 国家政策影响下的曲折发展 |
一、曲折发展时期的中学历史教学 |
二、曲折发展时期的学术研究 |
第三章 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1-1991.3) |
第一节 复刊时期的拨乱反正 |
一、历史教学逐渐恢复到正常轨道 |
二、及时反映史学界的研究动态 |
第二节 教学特色的重建与学术文章水准 |
一、教学特色的重建 |
二、重建特色的两难处境 |
第四章 偏重教学和学术“滑坡”(1991.4-2001.5) |
第一节 高考的能力立意与能力培养的教学 |
一、教学大纲与教材内容的渐趋稳定 |
二、以能力立意的考试测量与评价体系形成 |
三、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 |
第二节 学术论文弱化与编辑乱象 |
一、论文质量下降的表现及原因 |
二、编辑出现乱象的表现及原因 |
第五章 平稳过渡和“黄金”时代(2001.6-2010.12) |
第一节 平稳过渡时的“不温不火” |
一、初步探讨中学历史课程的设计 |
二、继续配合人教社的教材修订 |
三、对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初步探索 |
第二节 独立办刊形成特色 |
一、2003 年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 |
二、21世纪初历史课程设置与编写教材专题讨论 |
三、研究性学习与“聂马之争” |
四、有重大影响的中青年着名学者访谈录 |
第三节 分版后的发展趋势 |
一、中学版和高校版的特点 |
二、专家引领中学教学研究 |
三、提倡以“教学设计”取代教案 |
四、研究高考试题引领高中教学 |
第六章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及发展策略 |
第一节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一、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 |
二、《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
第二节 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发展策略 |
一、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原因 |
二、发展的现实隐忧及策略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相关论文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2)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南戏学术史的存在事实与研究的学理依据 |
二 南戏学术史的研究现状与治史范式 |
三 南戏学术史的叙史范畴 |
第一编 学术之“势”:南戏在现代学术整体中的进路与呈现 |
第一章 传统至现代的滥觞:从“一个失去的环节”到近代研究范式的初建 |
第一节 蓄意的空白:古代南戏研究巡礼 |
一 双重的枷锁:视为“小道”的戏曲与“重北轻南”的曲学思维 |
二 空白的生成:片面、破碎而单一的古代南戏学术史 |
第二节 剧变与契机:学术语境的现代转型与南戏研究的近代化转向 |
一 调试与顺化:经学的退席与晚近的学术转关 |
二 价值的重估:“小说界革命”与民间通史文艺社会价值的凸显 |
三 社会到学术: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民间文艺学理价值的发掘 |
四 底色与分化:民俗学背景中生成的近代南戏研究 |
第三节 学人与学科:第一代戏曲学人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初建 |
一 大家之师:吴梅的曲体研究与现代南戏学谱的编织 |
二 以治经法以治曲:姚华的曲本考订与南戏辑佚之风的肇始 |
三 史述与“现代性”:王国维的戏曲史书写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生成 |
第二章 剧学中的意义凸显: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与研究的专门化 |
第一节 双向的体认:戏曲艺术成就的世界认同与学术价值的专学化 |
一 “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与通俗文艺研究的深入 |
二 海外演出的热潮与传统戏曲的世界性认同 |
三 现代戏曲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与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 |
第二节 内向的搜求:剧目曲文的辑佚与的南戏学科肌理的构建 |
一 从青木正儿到郑振铎:姚华之后的践行者 |
二 钱南扬、赵景深与冯沅君:南戏辑佚三大家 |
三 宗志黄与“休休”:学案中遗落的重要缺页 |
第三节 外向的理路:“印度戏剧输入说”的生发与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一 默转潜移的学术语境:晚近佛学的复兴到中印比较文艺研究的兴起 |
二 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文化移动论”的建构至“印度水路”的描绘 |
三 专门化的另一条路径:“输入说”的衍化与现代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第三章 “一元”与“多元”:二十世纪下半叶研究的转型与重构 |
第一节 政治与文艺:戏剧及其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二次蜕变 |
一 政治主体性的逐渐渗透: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左联的文艺理论实践 |
二 被立定的方向:《讲话》的发表与文艺对政治范畴的体认 |
三 转变的酝酿:戏曲创作与批评方式的变革与第二次的研究转向 |
第二节 “坚守”与“失落”的临界:《琵琶记》大讨论的因果及学史意义 |
一 “讨论”的起因:遗产价值的阐述与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求 |
二 对学术主体性的坚守:“大讨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 |
三 无力抗争的学术失落:从短暂的高峰向政治一元化的滑落 |
第三节 对传统的追忆与解构:新时期的学科发展与理念更迭 |
一 历史的回溯:传统、系谱与学术共同体 |
二 后现代的逻辑:交叉、解构与多元化 |
第二编 史述之“度”:南戏学术概念及范畴的历史言说 |
第四章 “格局”与“视角”:史着中的南戏书写 |
第一节 “格局”的映现:文学史中的南戏 |
一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确立的过程与最初的标尺 |
二 政治修辞与模式固化:“十七年”及之后文学史中的南戏 |
第二节 “视野”的表达:戏曲史中的南戏 |
一 从青木正儿到周贻白:“文”史与“剧”史的胶着与渐进 |
二 专题与视角:通史的分野与多元化的视阈 |
第五章 自我范畴的确认:关于南戏史的研究 |
第一节 南戏形成之时间:史料解读方式变化而导致的差异与“前移” |
一 “古于北曲”的模糊推定 |
二 “徐说”与“祝说”的择取 |
三 “酝酿期”的折衷与兼容 |
四 “宣和、淳熙之前”的推移与假设 |
第二节 南戏源起之地点:“一点”与“多点”的争执 |
一 “温州源起说”的渊源及确立 |
二 “多点起源说”的提出与争议 |
第三节 南戏艺术之源头:众说纷纭的迷雾 |
一 宋杂剧说 |
二 诸宫调说 |
三 傀儡戏说 |
四 民间剧曲说 |
五 宗教仪式说 |
第四节 南戏的发展与流变:一度失去的“中间” |
一 元代南戏研究的误区与纠正 |
二 南戏声腔流变研究的停滞与发展 |
第五节 南戏历史的下限:界断的难明与合法性的质疑 |
一 以元明代季更迭为界限 |
二 以创作主体的身份为依据 |
三 以昆剧的兴起为标志 |
四 “演进期”的界限代替 |
第六章 “史述”与“名定”:“史述”中的称谓释读与南戏学科概念的嬗递 |
第一节 碎片下的逻辑:古人对南戏名称的记载及其背后的概念认知 |
第二节 分蘖式的关联:南戏名称的近代审视与南戏概念的立体化重构 |
第三节 整合中的正名:辨证中的概念群集与南戏学科意义的完全形成 |
第三编 审视之“维”:现代南戏研究的空间与层次 |
第七章 研究的“基本面”:作为文献的南戏 |
第一节 剧本文献的发现与南戏史研究的深入 |
一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流回及其文献价值 |
二 南戏地方戏文本的发掘与新的研究视点 |
第二节 曲谱、曲选的发掘与南戏辑佚的进展 |
一 《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戏文辑佚的阶段性完成 |
二 明曲选的整理、刊行与新时期的南戏辑佚 |
第三节 文物形态的泛起与研究领域的再延伸 |
一 现代文史研究中的文物传统与戏曲文物学的先声 |
二 刘念兹等人的田野工作与南戏文物概念的成型 |
三 文物视阈下南戏研究领域的延展及分化 |
第八章 表演的形态与场域:作为舞台艺术的南戏 |
第一节 传统曲学的末梢:以“曲唱”为主体的音乐研究 |
一 吴梅的曲律研究与古典曲学“音乐性”的传承 |
二 从“曲律”到《曲体研究》:吴梅的学脉与南戏曲体研究的系统化 |
第二节 从“场上”到“舞台”:现代剧场理论的介入与“舞台艺术”概念的成型 |
一 学人的剧场实践与现代南戏“演剧”研究的萌生 |
二 “排场”与“作场”:传统知识体系中南戏演出形制的解读 |
三 西方剧场艺术视阈下“舞台艺术”概念的确立及研究的发展 |
第九章 “日常”与“非日常”的空间:作为社会结构与行为的南戏 |
第一节 向上的路标:上层建筑“机能”的解读与社会结构中的南戏 |
第二节 向下的指针:南戏研究向“民间立场”的回归与内化 |
一 溯源与回归:“民间性”话语的内置与研究理念的民俗学回摆 |
二 田仲一成笔下的祭祀与演剧:南戏与乡村组织及民俗行为的同质化 |
余论:南戏学术史的形态与研究的“走出去”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课题 |
附录一 :南戏研究发展年谱(1913-2012) |
附录二 :百年南戏研究文献索引(1913-2012) |
后记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及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及其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研究的重点、难点 |
1.4.3 论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集中教育概念界定 |
2.1.1 党内教育 |
2.1.2 党内集中教育 |
2.1.3 党内集中教育的基本要素 |
2.1.4 党内集中教育的基本要求 |
2.2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集中教育的理论 |
2.2.1 关于集中教育的阵地理论 |
2.2.2 关于理论掌握群众的理论 |
2.2.3 关于集中教育转化的理论 |
2.3 列宁关于集中教育的理论 |
2.3.1 关于教育阵地理论的发展 |
2.3.2 关于教育的灌输理论 |
2.3.3 关于集中教育的方法论 |
2.4 毛泽东关于集中教育的理论 |
2.4.1 关于干部教育的理论 |
2.4.2 关于思想教育的理论 |
2.4.3 关于作风教育的理论 |
2.4.4 关于集中教育方法的理论 |
2.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教育理论 |
2.5.1 邓小平关于集中教育的理论 |
2.5.2 江泽民关于集中教育的理论 |
2.5.3 胡锦涛关于集中教育的理论 |
2.5.4 习近平关于集中教育理论 |
2.6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的研究意义 |
2.6.1 开展集中教育的必要性 |
2.6.2 开展集中教育的可能性 |
2.6.3 开展集中教育的原则 |
2.6.4 开展集中教育的方法 |
第3章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历史回顾 |
3.1 延安整风运动 |
3.1.1 坚持理想信仰 |
3.1.2 推进历程 |
3.1.3 延安整风运动深刻的影响 |
3.2 三查三整 |
3.2.1 土地革命顺利进行 |
3.2.2 三查三整的方法和过程 |
3.2.3 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相结合 |
3.3 建国初期整风整党运动 |
3.3.1 新形势与新任务 |
3.3.2 整风的原则 |
3.3.3 整风运动成效 |
3.4 1957 年整风运动 |
3.4.1 开展整风运动原因 |
3.4.2 整风运动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
3.4.3 整风运动的失误带来的启示 |
3.5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3.5.1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 |
3.5.2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程 |
3.5.3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历史影响 |
第4章 20 世纪80-90 年代党的集中教育活动演进 |
4.1 整党教育活动 |
4.1.1 历史遗留问题倒逼 |
4.1.2 整党目标的精准性 |
4.1.3 全面恢复党的肌能 |
4.2 “三讲”教育活动 |
4.2.1 适应中国社会转型的选择 |
4.2.2 “三讲”教育的核心是讲政治 |
4.2.3 “三讲”教育路线图 |
4.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 |
4.3.1 加强农村党的建设的现实要求 |
4.3.2 着眼于农村党员干部思想武装 |
4.3.3 极大提升了农村党员干部能力 |
第5章 21世纪初期党的集中教育活动演进 |
5.1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
5.1.1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的历史选择 |
5.1.2 核心是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
5.1.3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有序推进 |
5.2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
5.2.1 关于发展理念的党内教育课 |
5.2.2 把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关键词 |
5.2.3 全党践行科学发展观能力全面提升 |
5.3 创先争优活动 |
5.3.1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继续 |
5.3.2 创先争优活动的核心要义 |
5.3.3 营造了创先争优的社会风气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演进 |
6.1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
6.1.1 着力化解党的四风问题 |
6.1.2 全面践行为民务实清廉的作风主题 |
6.1.3 党的作风建设的一场深刻革命 |
6.2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
6.2.1 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的新部署 |
6.2.2 核心内容是“严”与“实” |
6.2.3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顶层设计 |
6.3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
6.3.1 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部署 |
6.3.2 “学”与“做”的内在逻辑 |
6.3.3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
6.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
6.4.1 “初心”就是谋幸福,谋复兴 |
6.4.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
第7章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经验透视 |
7.1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成功因素分析 |
7.1.1 中央统筹领导党的集中教育实践活动 |
7.1.2 试点先行完善党的集中教育实践活动方案 |
7.1.3 科学设定党的集中教育实践活动的目标要求 |
7.1.4 动态跟踪指导党的集中教育实践活动 |
7.2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基本特征 |
7.2.1 贯穿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 |
7.2.2 分批分类开展党的集中教育活动 |
7.2.3 领导带头推动党的集中教育活动走向深入 |
7.2.4 上下联动有序推进党的集中教育实践活动 |
7.3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历史地位 |
7.3.1 在思想建党方面发挥极大的作用 |
7.3.2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
7.3.3 党内集中教育加强了党内的团结 |
7.4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经验总结与启示 |
7.4.1 集中教育是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武装全党的重要法宝 |
7.4.2 集中教育是确保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路径 |
7.4.3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教育活动必须长期坚持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4)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问题研究 ——以教与学的关系范畴为基点(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课题缘起 |
二、价值考辨 |
三、理论基础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化"之必然择需 |
第一节 主要概念的文献述要、相关议题及欠缺分析 |
一、全球化 |
二、教学论本土化 |
三、教育学本土化 |
四、教与学的关系 |
第二节 "本土化"词源释义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存在与现实内涵 |
一、"本土化"词源释义 |
二、全球化背景下本土化的必然存在与现实内涵 |
第三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必然性分析及其内在意蕴 |
一、从世界教学论发展史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必然之择 |
二、本土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发展的必然之需 |
第二章 "化"之曾然境况 |
第一节 引介"重教"的日德理论: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意识萌生 |
一、日德教授法的传入 |
二、本土化的意识萌生 |
第二节 借鉴"重学"的英美理论: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思想认同 |
一、英美教学法的传入 |
二、本土化的思想认同 |
第三节 形变"重教"的苏联理论: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基本确立 |
一、苏联教学论的传入 |
二、本土化的基本确立 |
第四节 自创"重学"的本国理论: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畸形样式 |
一、断绝异域理论传入 |
二、本土化的畸形样式 |
第三章 "化"之今然势态 |
第一节 广纳诸类教与学关系论: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多维拓展 |
一、东西洋理论的传入 |
二、本土化的多维拓展 |
第二节 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进程中的困境分析 |
一、"倾向于教"的教学论话语与"倾向于学"的课程论话语的纷争之困 |
二、"倾向于学"的现代教学模式取代"倾向于教"的传统教学模式之困 |
第四章 "化"之应然探析 |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应然之探 |
一、"教学论"概念的源与流及其汇于中国之简述 |
二、中国"教学论"应然表述及其本土化应然阐释 |
第二节 中国教与学关系范畴的本土化研究应然之析 |
一、中国教与学之应然关系的核心理念 |
二、中国教与学之应然关系的主要特征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5)经验、技术与权力:晋中新区之土改运作 ——以实验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48-1950)(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土改前的晋中新区之社会生态 |
第一节 传统封建经济关系 |
第二节 阎锡山时期的"土地村公有"与"兵农合一" |
第三节 阎锡山时期的"自白转生"与"三自传训" |
第四节 "兵农合一"典型村之社会生态考察 |
第二章 晋中新区土改政策之考察 |
第一节 老区土改之政策经验 |
第二节 新区土改之政策经验 |
第三节 晋中新区土改政策的生成与发展 |
第三章 乡村民众的社会动员 |
第一节 土改初期各阶层的思想动态 |
第二节 民众动员的政策依据 |
第三节 民众动员的技术运作 |
第四章 乡村土改的权力机构 |
第一节 昙花一现的贫农团 |
第二节 乡村权力的执导:农民协会 |
第五章 阶级划分:身份与权力的重塑 |
第一节 阶级划分的标准 |
第二节 阶级划分的技术运作 |
第三节 权力与权威的演示:斗地主 |
第六章 乡村财富的再分配 |
第一节 土地分配的政策与策略考量 |
第二节 土地分配之运作过程 |
第三节 土地之外之财富再分配 |
第七章 "经验"制造的主导者:土改干部群体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土改干部之动员与配置 |
第二节 土改干部之训练与学习 |
第三节 土改干部之纪律规束与行为困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图表索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百年沉浮(1912-2014)(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论文选题的缘由 |
(一) 中国传统教学思想学术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 |
(二) 我国教学改革立足“本土根基”的实践需要 |
(三) 中国特色教学理论构建与形成的应然选择 |
(四) 中华民族教学自信培育与提升的重要途径 |
二、研究的基本现状 |
(一)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的发展概况 |
(二)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的内容梳理 |
(三)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存在的问题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沉寂与兴起:1912-1949年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 |
一、研究的发展脉络:沉寂--兴起--微弱延续 |
(一) 清朝晚期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开端 |
(二) 1912-1927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沉寂 |
(三) 1928-1942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兴起 |
(四) 1943-1949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微弱延续 |
二、研究的主要进展:专题研究初兴·表层对比·史观多样 |
(一) 传统教学目的研究:零散性地阐释“闻道”和“育人” |
(二) 传统教学原则方法研究:整体相对繁荣与学法研究初步显现 |
(三) “边缘化”教学专题研究:简要探讨中潜含着较大发展空间 |
(四) 比较类研究:追求民族教学自信下的“表层对比” |
(五) 研究视角:史观解读的多样与其他视角的缺乏 |
三、研究初步兴起之反思 |
(一)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基本藏匿于教育思想研究之中 |
(二)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主要在教育史领域中展开 |
(三)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大多为解读性研究 |
(四) 传统教学思想与外国教学理论研究难以融合 |
第三章 缓行与异变:1949-1976年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 |
一、研究的发展脉络 |
(一) 1949-1955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冷落 |
(二) 1956-1965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缓行 |
(三) 1966-1976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异变 |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专题研究细化·首着问世·儒法比较 |
(一) “元素性”研究状况:从“整体观照”走向“专题细化” |
(二) 研究初步独立的标志:首部传统学习思想研究专着问世 |
(三) 研究异变集中表现:传统教学思想批判性“研究”铺天盖地 |
(四) 比较类研究之转向:儒与法教学思想比较“研究”最受关注 |
三、研究缓行异变之省思 |
(一) 研究发展之基本态势:踟蹰 |
(二) 研究性质之变化状况:异变 |
(三) 研究主体之学术心态:纠结 |
第四章 恢复与发展:1977-2014年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 |
一、研究的发展脉络:恢复--发展--兴盛 |
(一) 1977-1983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恢复 |
(二) 1984-1996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发展 |
(三) 1997-2014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兴盛 |
二、研究的主要进展:独立化·百花齐放·文化内层 |
(一) 研究走向独立化与体系化,多部研究着作诞生 |
(二) 教学目的研究兼顾整体与细微,延伸到“自然”层面 |
(三) 教学过程研究出现多种阶段论,教学本质观引起注意 |
(四) 教学内容研究深入细化,出现纵向梳理和阴阳学研究 |
(五) 教学原则与方法研究全面繁荣,读书法备受关注 |
(六) 教学艺术日渐受到重视,出现禅宗教学艺术专门研究 |
(七) 教学主体关系研究视角拓展,教师地位和德能颇受重视 |
(八) 比较类研究涉及更多主题与人物,开始深入文化内层 |
三、研究兴盛繁荣之忧思 |
(一) 总体繁荣景象之简要描绘 |
(二) 数量飙升之思:绝对与相对 |
(三) 内容丰富之思:真实与虚假 |
(四) 研究话语之思:西方与中国 |
第五章 特点与趋势:百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总体论析 |
一、纵向观照:百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嬗变的主要特点 |
(一) 研究呈现出“高-低-高”的起伏态势 |
(二) 研究从“教育藏匿”走向“教学独立” |
(三) 研究从重于事实叙述转向重视问题评论 |
(四) 研究从重于“教学”走向偏重学习 |
(五) 研究从“思想本身”走向“文化内层” |
二、横向反思:百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 重复性研究普遍,许多主题未能深入细化 |
(二) 研究地位边缘化,长期缺乏应有的重视 |
(三) 研究材料挖掘不够,原始和外延材料忽缺 |
(四) 研究视角与方法依然狭窄,难以客观审视 |
(五) 研究话语他者化与政治化,非科学性显着 |
三、未来展望:我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发展的应然趋势 |
(一) 清思待进------注重已有成果的学术梳理 |
(二) 返璞归真------努力挖掘材料的教学本意 |
(三) 话语重构------构建中国特色的教学话语 |
(四) 立体透视------加强视角方法的多维运用 |
(五) 融合创生------强调中外思想的有机结合 |
主要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7)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第二章 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思想资源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思想 |
(一) 无产阶级理论教育的目的 |
(二) 无产阶级理论教育的内容特征 |
(三) 无产阶级理论教育的路径 |
二、列宁斯大林关于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思想 |
(一) 党员干部教育的重要定位 |
(二) 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内容要求 |
(三) 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实践路径 |
三、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党员干部教育的思想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思想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思想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思想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思想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思想 |
第三章 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的历史演变 |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分析 |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分析 |
(二)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分析 |
(三) “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分析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分析 |
(一) 改革开放起步及全面展开时期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分析 |
(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分析 |
(三)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分析 |
(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分析 |
第四章 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发展特点及经验总结 |
一、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发展特点 |
(一) 指导思想由抽象上升到具体 |
(二) 工作原则由局部向整体推进 |
(三) 教育对象逐步实现全员覆盖 |
(四) 制度建设稳步实现规范式发展 |
(五) 教育渠道形成集中式管理格局 |
(六) 教材建设体现时代性和导向性 |
二、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经验总结 |
(一) 坚守教育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 |
(二) 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 |
(三) 贯彻分级分层分类的教育方针 |
(四) 始终以理论创新成果为中心内容 |
(五)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开展集中性教育活动 |
(六) 充分运用最新传播媒介进行理论宣传 |
附件 |
第五章 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时代挑战 |
一、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存在的问题 |
(一) 教育对象学习动力不足 |
(二) 教学过程科学化水平不高 |
(三) 组织管理工作规范性不够 |
(四) 质量评估工作可操作性不强 |
二、党员干部理论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 |
(一) 党员干部理论教育面临的国际境遇 |
(二) 党员干部理论教育面临的国内环境 |
(三) 党员干部理论教育面临的党内形势 |
第六章 新形势下加强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对策建议 |
一、加强党员干部学风建设 |
(一) 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
(二) 坚持“自信、自觉、自省”的学习品格 |
(三) 发扬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 |
二、完善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保障机制 |
(一) 加强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师资建设 |
(二) 营造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良好环境 |
(三) 整合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培训资源 |
三、完善党员干部理论教育教学过程 |
(一) 贯彻“服务大局、按需施教”的教学理念 |
(二) 增强教育内容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融合 |
(三) 探索教育方式方法的时代创新 |
(四) 建立健全教育质量评估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8)抗战时期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以《共产党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缘由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相关研究动态 |
1.2.2 国外相关研究动态 |
1.3 选题的界定 |
1.3.1 研究时间的界定 |
1.3.2 党的建设内容的界定 |
1.4 研究资料来源、研究方法 |
1.4.1 研究资料来源 |
1.4.2 研究方法 |
第2章 抗战时期中共党内的新变化与《共产党人》创刊 |
2.1 逐步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探索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无产阶级政党 |
2.2 党内面临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任务 |
2.3 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和规模在抗战初期得到迅速增加和扩大 |
2.4 党的巩固和发展从注重党员数量向质量转变 |
第3章 《共产党人》和抗战时期党的思想建设 |
3.1 加强干部学习,提升党员干部的文化理论水平 |
3.2 加强对知识分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 |
3.3 提升党员理论修养,加强党员党性教育 |
3.4 注重增强新党员、党的青年工作者的党性修养 |
第4章《共产党人》和抗战时期党的组织建设 |
4.1 完善和发展:党的组织机构和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和壮大 |
4.1.1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调整 |
4.1.2 党中央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工作机构的发展完善 |
4.1.3 开辟抗日根据地,奠定党大量发展的基础 |
4.2 培养与巩固:党的组织建设中国化的深入发展 |
4.2.1 开始注重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党内法规文件 |
4.2.2 党积极探索培养适合抗战形势和了解中国国情的人才队伍 |
4.2.3 正确处理好新老干部的关系,加强干部的身体保健工作 |
4.2.4 认真审查干部党员,保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 |
4.2.5 用铁的纪律巩固党的发展 |
4.2.6 加强党的支部建设,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 |
4.3 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大后方党的组织工作基本方针 |
4.3.1 建立和恢复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党组织 |
4.3.2 彻底改组大后方的党组织和扩大党外的活动 |
4.3.3 根据革命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敌后抗日根据地党的组织形式 |
第5章 《共产党人》和抗战时期党的作风建设 |
5.1“抗战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根本目标 |
5.1.1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党领导的群众团体组织蓬勃发展 |
5.1.2 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革命根据地 |
5.2 扩大与巩固:党的群众工作在各抗日根据地深入发展 |
5.2.1 在抗日根据地内帮助农民解决部分土地问题 |
5.2.2 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 |
5.2.3 广泛开展群众的社会文化教育工作 |
5.2.4 广泛发动青年、妇女和工人等群团开展群众运动 |
5.3 生产与整风:党的群众工作与大生产运动和党风建设紧密相结合 |
5.3.1 群众运动的开展和大生产运动相结合 |
5.3.2 党的群众工作和改进党的作风密切相结合 |
第6章《共产党人》与抗战时期党的宣传工作 |
6.1 注重宣传抗战到底,激发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 |
6.2 侧重于提高宣传工作质量和水平 |
6.2.1 健全党的宣传机构 |
6.2.2 注重党的宣传干部的培养 |
6.2.3 重视党报、党刊的喉舌作用 |
6.3 开展对敌伪军宣传战,加强对抗日军民的宣传鼓动工作 |
6.3.1 党加强对敌军的宣传战 |
6.3.2 党注重对伪军的宣传战 |
6.3.3 党开展对国民党的宣传战 |
6.3.4 党加强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宣传鼓动工作 |
第7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小结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一、重评秦始皇 |
二、为孔子正名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小结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小结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深入进行“三讲”教育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D]. 余柏青.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2]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历史演进研究[D]. 张鹏. 吉林大学, 2019(02)
- [4]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问题研究 ——以教与学的关系范畴为基点[D]. 宋秋英. 首都师范大学, 2011(09)
- [5]经验、技术与权力:晋中新区之土改运作 ——以实验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48-1950)[D]. 郝正春. 山西大学, 2011(05)
- [6]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百年沉浮(1912-2014)[D]. 张天明.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7]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研究[D]. 冯茜. 武汉大学, 2015(07)
- [8]抗战时期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以《共产党人》为中心[D]. 朱保东. 清华大学, 2015(03)
- [9]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10]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