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论文文献综述）
冯彦明[1]（2021）在《七问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对当前经济学研究的反思》文中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在正确地理解和解读对象世界的基础上修正和统一人的认识和行为,以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但遗憾的是,被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之明珠的经济学（当前主要是西方经济学）虽然学派林立,获奖不断,但不仅看不到有利于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希望,甚至还使人类日益陷入生存和物欲的低级循环而无法自拔。文章据此对当前的经济学研究提出了七个疑问,以期引起经济学家反思: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灵魂何在?经济学仅仅是用来解释问题的吗?经济学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具有实用性?经济学研究和表述只能是西方范式吗?经济学与其他各学科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经济研究成果（文献）有无最优规模?
杨春学[2]（2021）在《欧美经济思想史的意识形态谱系——基于自由主义类型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主旨在于提炼自由主义的共识,分析和比较自由主义的三种具体历史形态,用它们来识别历代主流经济学派在意识形态类型上的差异;展示这些意识形态类型在经济学中的表现形式,包括与之对应的政策倾向、理论结构及其特设。这些学派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辩护者,脱胎于各自时代的历史困境。它们的理论既受相应的自由主义类型的影响,本身又是构成这种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以古典自由主义作为经济哲学基础,喊着"自由放任"的口号,赞美私有财产、自由竞争和有限政府,为资本冲破阻碍其自由发展的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而摇旗呐喊。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派,举着实现"积极自由"的旗帜,力图改革自由资本主义,解决自由巿场内生的贫富悬殊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则力图回归"消极自由",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广泛的干预,倡导最小政府,力主"重塑自由巿场"。这些学派都曾对西方社会的政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有其自身的限度,既因为经济理论与政治实践存在天然的差距,也因为理论自身存在内在缺陷。
黄少安[3]（2021）在《现实需要如何推动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文中研究说明经济科学的发展是由现实的需要决定的,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原理。中国学习和传播什么经济学、运用什么经济学、创新了什么经济学理论,根本上是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客观需要决定的。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成立新中国,以及在建国初期特定约束条件下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只有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最恰当、最贴切的理论依据和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依据还是经过发展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期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为了富国富民、经世济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后,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多被借鉴运用也是客观需要。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面临许多重要问题,呼唤着经济学的创新。
卢建昊[4]（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认为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方行明,黄书雷[5]（2020）在《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的不足及其产生的误导——行为经济学的悖论与“托宾诅咒”》文中提出本文揭示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的不足。其方法上的不足与其理论和思想上的不足是联系在一起的。其理论基础建立在人们的错误认知（非理性行为）之上,而这些错误认知也是其推翻经济学的理由,但是,错误认知是推翻不了经济学理论的,通过科学知识和经济学教育,或者经其本人理性回归,这些错误认知是可以消除的,而一旦这些错误认知或非理性行为不存在了,其学说根基和理论体系就站不住脚了。其研究方法有两种:行为实验和调查法（问卷调查）,前者过于心理直观随意,没有考虑到人在实际行动中将更加理性和谨慎,后者不严谨、不规范,因此建立在这些研究方法上的行为经济学实质上非科学。本文还揭示行为经济学的悖论。这一悖论的存在决定着行为经济学只能做一些初步的调查研究,而不能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跟踪研究,不敢接受实践的检验,一旦进入到深入的研究和实践检验,其假设、理论基础将不能成立,因而陷入自我否定的困境。因此,行为经济学家只是提出一些非理性现象,并对其默认,甚至支持和强化,而不是像真正的心理专家、心理医生那样旨在治愈人们的心理疾病和非理性行为,于是,误导越来越深,出现"托宾诅咒"的"罪孽深重"问题。
韦森[6]（2020）在《观念的转变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从《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与《改变中国》两书说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性的制度变革,已经孕育了过去4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过去40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现在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运行体制?当下这种经济体制的实质、优长和问题是什么?在现行经济体制安排下的经济高速增长能否持续?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将向何处去?所有这些都是整个社会没有深刻反思的问题。回顾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过程,无论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农业经营制度的变迁和民营经济的成长,还是现代金融体系、现代政府宏观管理体系、现代公司制度的生成与变迁,抑或对外开放在中国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生成与发展中的作用,无不一再证明,在经济改革的试错过程中不断转变观念和提高理论认识,才是经济改革的原动力;建立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秩序,才是未来中国当走的路。
王滢波[7]（2020）在《数字经济：收益递增与非均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学家应该放弃对于市场的完美幻想。市场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但并不完美。市场失灵不仅仅体现在科斯所谓的外部性上,它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总会造成严重的垄断和贫富差距,原因正在于市场是收益递增,而非收益递减的。政府的职能边界也不应仅仅限定在明晰产权上。收益递增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源。垄断和增长是同时出现的,没有垄断就没有超额利润,就没有资本积累,也就没有创新和发展。收益递减从来只是技术中性前提下的一种假设,而非现实。自由竞争从来就不存在,均衡更是水中镜花。传统的均衡经济学研究的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即在技术水平不变和自然资源不可再生的条件下如何最大化产出,本质上是一种存量和静态经济范式。这两个约束条件才是导致收益递减的前提。但事实上,这两个约束条件都只是假设,并非事实。一方面技术进步在持续加速,另一方面随着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稀缺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限制越来越低。均衡经济学隐含的一个结论是经济的增长是有天花板的,一定会受到自然资源禀赋的限制。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将经济理解为信息处理系统,那么其增长可能是没有尽头的。随着技术的发展,甚至我们未来可以再造原子,我们将面临一个没有增长极限的经济体系。这也就意味着均衡经济学的两个约束条件都不再成立。约束条件的变化也意味着收益递减并不成立,收益递增才是真实世界的规律。斯密其实已经观察到了收益递增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只是他没有理顺其中的逻辑关系。斯密指出,技术进步和分工会导致收益递增和垄断,他同时也指出,分工是效率的来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显然,收益递增、垄断和增长是同时出现的,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我们可以帮助斯密厘清其中的逻辑链条:即分工和技术进步导致垄断,垄断产生利润,利润促进创新,创新促进增长。这才是斯密分工理论背后的核心逻辑所在,其背后隐含的逻辑是市场并不完美。然而,对于市场的信仰使得斯密陷入了两难。他自己显然也没有意识到他这两个观点之间的矛盾所在。马歇尔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有意识地摒弃了斯密理论中和市场有效性相矛盾的分工和收益递增理论,但同时他也放弃了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他完全忽视了技术进步与分工,建立了一套静止的没有增长的均衡理论。在马歇尔收益递减的均衡世界里,没有利润,没有分工,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垄断,也就没有创新和增长。自从马歇尔均衡理论建立以来,经济学家唯一的任务就是证明市场的有效性,因为市场能够自行解决一切问题,是最完美的资源配置手段。科斯提出了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但却指出错不在市场,而在于产权的不明晰。只要产权明晰,市场仍然可以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凯恩斯事实上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市场并不会自发实现均衡,但是他仍然关注的是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避免因为预期变动导致生产的大起大落,而非核心的增长问题。直到杨小凯才重新延续了斯密有关分工的理论脉络,经济增长的问题才重新回到经济学家的视野。然而,遗憾的是,他虽然承认收益递增,但却不敢质疑均衡理论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思潮,他只看到了收益递增会导致垄断,却没有意识到分工导致的收益递增才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而是建立各种莫须有的约束因素,试图在马歇尔的均衡框架中来解释收益递增问题。市场从来不完美,自由主义也非解决一切问题的良药,然而要承认这一点却需要极大的勇气。经济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经济增长表现为信息处理能力的上升。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最大的差别在于信息处理方式的不同,也就是人脑和电脑的差别,或者说是原子和比特的差别,具体而言,可总结为以下三点:发展速度从线性到指数,技术打破了自然资源对于增长的限制;资源从稀缺到冗余,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从分隔走向连接,外部性越来越高,边际收益越来越高。全球经济正在向数字经济迁移,数字经济的占比越来越高。传统经济的数字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传统的GDP统计方式大大低估了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数字技术不仅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竞争力和经济增长驱动力,而且正在成为比肩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新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动力,使得经济持续加速增长。收益递减成立的前提是技术外生以及实物资源不可再生所导致的不可再生性。最初的收益递减来自于对于农业的观察,土地的肥力是有限的,随着人力投资的增加,土地的产出一定是边际收益下降的。但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出现打破了实物资源对于增长的限制,使得收益递减不再成立,具体而言可归为以下三个原因:1.技术打破了自然资源对于产能的限制;2.技术的边际成本趋近零;3.技术具有更强的外部性,边际收益为正。显然,经济中存在着两个相反的趋势,一个是不可再生的原子经济所导致的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一个是比特经济所导致的边际收益递增的趋势。当技术进步缓慢,收益严重依赖于土地等天然资源时,经济就会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例如传统的农业、建筑业、矿业,这正是马歇尔观察到的现象;相反,当技术进步突破了自然资源的局限,当土地等实物资源在整体收益中占比越来越低时,经济就会呈现出收益递增的趋势,例如数字经济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现象。未来,如果技术进步发展到能够再造原子的程度,那么不可再生性也将不复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因素就会完全消失,那也意味着经济发展不再受到自然资源的约束,增长的空间将被完全打开,收益递增将越来越普遍。收益递增意味着不存在所谓最优的均衡状态,马歇尔均衡不再成立。由于技术不存在不可再生性,边际成本会持续下降,边际收益则会持续上升。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点不复存在,最优产量和最优市场份额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均衡也不再存在。收益递增意味着赢者通吃,规模越大,价格越低。通过创新和技术的快速迭代建立不可逾越的竞争优势,并快速占领市场已经成为厂商唯一的竞争策略。打破这种循环的唯一途径是更高维度的创新。经济更多地呈现出创新-垄断-更高维度的创新-破坏性颠覆的动态迭代过程,而非静态的均衡过程。技术进步加速也大大降低了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收益递增意味着增长带来更多增长,技术进步和创新速度不断加快,经济增长呈现持续加速的态势。随着诸如人工智能等技术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经济的周期性正在下降,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大大下降。只有在经济停滞,技术进步缓慢的背景下,经济才会呈现明显的周期性。凯恩斯所谓的投资和储蓄的均衡,预期导致消费倾向的下降只适用于没有技术进步的“短期”。凯恩斯对此从不否认,正如其所说,“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的”,但是技术的加速进步已经将其认为的所谓“长期”变为了“短期”,技术进步已经成为了对抗经济衰退的最重要工具,传统的货币和财政工具更像是在技术停滞状态下为了避免因预期波动导致经济衰退而打的强心针,虽然短期看似有效,但从来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来都是供给创造需求,而非相反。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收益递增意味着收入差距呈现“马太效应”,而非均衡经济学所谓的“涓流效应”。库兹涅兹所谓的人均收入倒U型曲线只是人类贫富差距扩大浪潮中一个美丽的意外。技术一方面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不平等,而且日甚一日。收益递增也意味着纯粹的自由竞争并不存在,先发优势至关重要。最初微弱的优势很快就会变成严重的路径依赖,后发国家要想完成对先发国家的超越,只能依靠更高维度的创新和产业政策。鉴于创新的不确定性,强力产业政策和幼稚产业保护可能是后发国家迫不得已的选择。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高速发展证明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随着科技进步的加速,国家之间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贸易冲突和摩擦会持续加剧。技术进步导致收益递增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但是对于收益递增的研究仍处于萌芽期,面临着不少困难,具体可归结为以下三点:1.思维惯性。技术的加速发展只是最近几十年的现象,人们在心理上还处于传统思维的惯性作用下,没有充分认识到技术进步正在持续加速,收益递增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而是仍然将技术视为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因素,很多人对于技术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依然充满怀疑;2.机械物理学范式的束缚和数学方法上的困难。均衡经济学诞生的时期,牛顿物理学大行其道,将经济学发展成为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成为经济学发展的唯一目标,而只有均衡系统才能实现精确性和可预测性,因此收益递减成为均衡经济学大厦最坚实的基础,而收益递增则面临数学方法上的困难。虽然很多经济学家都观察到了收益递增现象,但是收益递增会导致一个不可预测的复杂系统,无法用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表达,构造一个类似于收益递减理论的完美体系。收益递增使得经济系统更加类似于自然界的进化选择,具有不可预测性,也使得诸多经济学家望而生畏;3.自由主义信仰的约束。虽然有些经济学家承认收益递增,但却不敢推翻马歇尔的均衡范式,原因在于市场的有效性和被奉为圭臬的自由主义信仰息息相关。收益递增意味着不存在理论上的最优状态,哲学观上要突破自由主义的僵硬框架,追求建立更具弹性的社会和经济机制。绝对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将导致灾难。绝对的平等就是最大的不平等。绝对的自由主义会导致绝对的贫富差距,从而孕育出对于极度平均主义的渴望,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前提。绝对的平均主义会导致绝对的贫困,触发绝对的自由主义,这正是计划经济崩溃的根源。对于完美状态的追求往往会走向反面。接受不完美才能长治久安。可行的目标是追求建立更具弹性的经济体制,使得资源能够根据需要在市场和政府中间更加灵活地进行调配。研究范式上应该突破机械物理论的束缚,打破单一的数学逻辑,寻求生物演化逻辑的支持,以复杂系统的视角来看待和研究经济。
黄蕾[8]（2020）在《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研究》文中认为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的兴起,关于性别的不同行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力问题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同时,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也在不断深入中,很多学者注意到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关于“女性”角色思考的缺失,因此,性别研究的视角被恰逢其时地引入到新的经济理论的讨论中,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由此产生。朱莉·纳尔逊（Julie Nelson）和玛丽安娜·费伯（Marianne Ferber）于1993年出版的《超越经济人:女性主义理论和经济学》（Beyond Economic Man:Feminist Theory and Economics）被视为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研究的“宣言”和“里程碑”。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是对新古典正统经济学潜在假设、道德立场、传统经济模型认识的挑战,旨在研究女性在经济、生理、社会和文化上受到的压迫,并希望寻找方法来结束这种压迫,寻求权利上的平等。作为非正统经济学中的重要流派,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强调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应该给予男女两性的经济活动以客观、公平的分析和评价,不能只站在男性或者女性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经济行为,因为世界是多元复杂的,不能因为那些复杂的社会因素如情感、意志、风俗、传统、宗教、性别等无法用数理方法进行分析就忽视它们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模型和数理可以分析出一般趋势,却不能回答和解决具体存在的现实问题。全文共分为六章,基于对以上内容的认知展开,主要关注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历史渊源、研究方法、核心理论、政策主张以及不足之处。其中第一章为导论,阐明了本文选题的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并对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进行文献研究;提出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章阐述了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起源,包括兴起的背景、思想渊源以及兴起的过程,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芭芭拉·伯格曼（Barbara Bergmann）和朱莉·纳尔逊,以及重点关注经济政策的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艾尔萨·麦凯（Ailsa McKay）。第三章为理论研究的第一部分,对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归纳和总结,分析了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研究方法。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章节,通过对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研究对象、相关概念的定义、研究主体内容、对新家庭经济学的批判和主要理论模型的梳理,简述了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核心理论。第五章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政策主张,概括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见,以及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在社会保障政策上的观点。第六章对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进行评价,肯定了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为非正统经济学作出的贡献;同时也深刻反思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不足,展望了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的重点,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通过对新古典范式的批判,形成了带有自己学科特点的核心理论。
吴凯[9]（2020）在《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作为20世纪英国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多布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尤其是辩证理性成为了其毕生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主要坐标系。在市场社会主义研究中,他全方位运用和展现了辩证思想,从而使其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呈现出辩证理性的特征。具体看来,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整体演进,立足现实实践,面向未来思考,不将其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概念。社会形态的变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和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历史始终处在不断演进、依次嬗递的逻辑与规律中。其次,科学理性地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科学社会主义不以人的主观愿望抽象谈论发展,而是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根本上保证了劳动阶级解放的社会条件。再次,以整体视角研究社会发展。某一个社会构成要素不能决定社会发展命运,要坚持市场与计划的结合,反对经济决定论,重视人民主体作用,以全方位视角考察社会发展。最后,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最高命题。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谋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强大动力。从历史演变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一词正式被经济学家广泛使用应该是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在美国学者约翰·加尔布雷斯、本杰明·沃德和阿伯拉姆·伯格森的经济学着作中,市场社会主义开始作为象征着一种新型经济模式的术语出现。直至20世纪80年代,英国学者戴维·米勒详细论述了这一术语包括的内涵和外延,市场社会主义得到了普遍认同并开始了广泛的使用。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人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和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基于不同的立场和思想理念,不同学者运用相异的研究方法,从各种角度出发,对苏联和东欧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分析研究,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寻找方向和目标,并设计出了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在这一理论争鸣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公有与私有等方面的理论文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选择可借鉴的重要思想财富。如果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发展看作是对高度集中模式的否定,逐渐接受运用市场机制主导经济发展的过程,莫里斯·多布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进展轨迹和变革精神。他以辩证理性的方法和思想阐述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从最初支持中央计划局严密控制生产和消费,集中管理全部经济活动,到50年代中后期开始转向国家应该赋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推崇一种相对分散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试图建立一个在规模、目标和法定权威等方面都更加合理的国家。多布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并不需要泾渭分明的严格区分,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理论并不是抽象的空中楼阁,而是始终要以社会历史发展为生长土壤,这体现了多布坚守“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认识框架,始终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当作自己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哲学立场。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第一,介绍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缘起。主要有四大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近代经济学传统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理论上看,多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解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看法,采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阶级分析等基本理论范畴。同时多布深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提倡将经济研究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从实践上看,多布多次去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因而熟知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他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相互平衡的发展模式对当时的许多不发达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说明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他的思想是从比较与分析的角度出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为理论视角,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演进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途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前进的首要动力。任何一种生产力都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框架内。生产力能否有效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产关系的性质。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有过突出的历史贡献,具有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资本主义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对资本无限增殖的追求导致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无产阶级始终处于被压迫之中,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严重破坏了生产力。无论资本主义发生怎样地变化,都不能改变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批判资本主义的目的在于追求符合历史进步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正是在扬弃资本主义后的逻辑指向。市场社会主义不论表现出哪一种理论形态,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构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理论只有应用到实践中才能找到体现价值的根基,从二者结合的角度,在经济和政治改革两方面探讨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辩证发展和实践过程。批判性地考察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结合改革实践提升理论内涵,这正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路。第三,论述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的能动性、计划与市场的辩证性、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前瞻性。通过提炼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观点,彰显其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世界上不存在一种纯粹的经济学理论,任何一个学者都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之下。基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立场,代表着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自觉地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为资本家和富人服务,不断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则会促成工人阶级反抗意识的兴起,导致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最终生产出资本主义自身的掘墓人。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理性批判后,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经济秩序,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市场社会主义经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核心问题是如何将计划与市场有效地结合起来,这为多布辩证理性地思考经济运行提供了理论空间。兰格模式、分权模式、工人自治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同时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运行机制。通过挖掘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和理论观点,为当代社会经济运行提供有益思考。正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索中,现代化国家治理的主体、职能、价值成为了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论域。反思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国家职能如何合理有效地发挥、怎样理解国家治理的价值和逻辑,在当代依然是一项非常紧迫的政治议题。第四,评价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通过对《资本论》科学价值的考察中,多布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使其在当代焕发出了新的理论生命力。通过与兰格模式的比较,凸显出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对理论演绎与经济现实发展双重问题的关注,使得多布实现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第三国际正统经济学框架的突破,以对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关系的理性探讨形式表现出来。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地辩证考察,引领了英国经济史研究的新发展,同时也为多布经济学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维度。本文着眼于多布对社会发展辩证理性地思考,通过对多布以人为本的理念的阐释,体现出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本文还力图凸显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提出的国家治理这一理念的前瞻性,并从哲学角度揭示多布市场社会主义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在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历史和逻辑关系中,多布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始终以发展的视角和整体性的眼光看待社会的运行结构和秩序。通过总结多布市场社会主义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能够充分说明多布将社会主义作为自身的政治理想,是理性思考的客观结论,同时,也能够为当代的社会主义全面有序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傅辰晨[10]（2020）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计划经济思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人对计划经济并不陌生。从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底,中国逐步建立起计划经济制度。但是,中国与计划经济的渊源并不始于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讨论计划经济的热潮,讨论热潮迅速发展成当时的思想主潮。计划经济思潮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因此,计划经济思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计划经济思潮出现于中国是历史的必然。晚清以降,中国逐渐失去独立的主权,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古老的中华文明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上下求索,希望找到适合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1928年,苏联宣布实行计划经济,展开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29年,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迅速引燃,资本主义各国政府无法再墨守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陈规,开始对经济进行干预。这些现象似乎都昭示着国家强制力在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的计划经济思潮就是在这样地批判市场经济、推崇国家干预政策的氛围中产生。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九·一八”事变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中国必须通过加速实现工业化来强盛国力和抵御外侮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乃至政客的共识。当时的中国广积贫弱,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应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有计划地发展经济,来达到发达国家资本和实现工业化的目的。但是,究竟什么样的经济形式是计划经济?这在当时并没有确切的答案。时人所论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不确定的词,它可以指代苏联的五年制计划经济,也可以指代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政策,还可以指代法西斯国家的经济统制。在这种模糊认识的影响下,知识界围绕计划经济的本质和适用的社会体制各抒已见,产生了丰富的、政治倾向差异明显的讨论内容。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知识界思考与解读计划经济产生了直接、明显的影响。与欧美等国经济不断衰退形成鲜明对比,苏联经济高速发展显得“一枝独秀”。中国知识界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经历了从现象讨论到模式讨论的过程。苏联“一五”“二五”计划提前完成后,中国知识界肯定了苏联前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效果,并逐渐开始关注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苏联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敌对和包围中,为抵御外侮,苏联始终把国防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中国知识界注意到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并给予充分肯定。在认同与肯定热潮中,知识界也曾出现过一些微弱的声音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进行批判。当今,我们已经了解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完美,甚至存在严重问题。但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能认识到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问题,提出带有批判色彩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1929年的经济危机证实了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弊端做出的分析。为应对经济危机,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台经济干预政策,西方国家逐步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清晰地体现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思潮中。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政策、法西斯国家的经济统制被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解读为“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即计划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实施方式。当然,也有知识分子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认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无法兼容。无论时人如何理解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该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经济干预政策的关注与讨论都反映出大危机背景下政府对经济作用力的加强。随着对计划经济认识的深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讨论中国应如何借鉴或利用计划经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普遍认为,中国不具备实行自由主义经济的基础,应该借鉴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但是,受政治、经济环境限制,中国又无法照搬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中国应寻找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计划经济的方式。这不仅是知识界达成的共识,更是主要政党认可的救国方案。国民党方面,其机关报曾撰文赞扬苏联的计划经济,蒋介石也曾直接主张效仿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对计划经济的认识更加深刻,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人都曾提出过计划经济构想,并在边区进行了相关的经济实践。对计划经济寄予厚望的中国知识界涌现出多个计划经济流派,本文归纳出四种具有代表意义的计划经济流派,即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流派、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流派、混合制计划经济流派和“法西斯蒂”计划经济流派。受不同政治倾向、指导思想的影响,这些流派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经济主张,虽然各流派的思想、主张难以摆脱认识的局限性,但也出现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中国知识界紧紧抓住计划经济这根“救命稻草”,积极论证其实施的经济基础,适用的所有制形式,体现出对本国经济发展前途的关注。政治经济体制会随着政权地推翻与建立发生重大变化,也许会得以延续,也许会被颠覆,思想的发展却具有延续性和韧性,难以被完全割裂。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转轨,不是建立在毫无根基的沙丘之上。新中国成立之前,计划经济在中国已经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新中国成立前的经济思潮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将实施计划经济、发展国营事业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可以说,计划经济思潮的出现,为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扫平了舆论障碍,建立了意识形态保障。在计划经济思潮的影响下进行的相关经济实践,又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转轨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二、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论文提纲范文）
（1）七问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对当前经济学研究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1 一问经济学及经济学家的灵魂何在 |
| 2 二问经济学仅仅是用来解释问题的吗？ |
| 3 三问经济学是否具有普适性 |
| 4 四问经济学可否实用 |
| 5 五问经济学的规范化问题 |
| 6 六问经济学可以孤立存在与发展吗？ |
| 7 七问经济学研究有无最优规模 |
（2）欧美经济思想史的意识形态谱系——基于自由主义类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意识形态与学说分类 |
| (一)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 |
| (二)基于思想“血缘”关系的分类图解 |
| (三)基于“意识形态”的分类 |
| (四)经济学中不同类型自由主义的分类和识别问题 |
| 二、自由主义及其三种历史形态 |
| (一)概说 |
| (二)自由主义的共识 |
| (三)古典自由主义 |
| (四)新自由主义 |
| (五)新古典自由主义 |
| 三、《国富论》:设置为参照点的解释 |
| 四、古典经济学(1750—1870)与“自由放任” |
| (一)自由放任 |
| (二)重农主义 |
| (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
| 1. 边沁:功利主义与“幸福计算” |
| 2. 马尔萨斯:人口论与贫困陷阱 |
| 3. 李嘉图:地租理论、比较优势原则和自由贸易 |
| 4. 萨伊定律 |
| 5. 约翰·穆勒:综合与折衷主义 |
| 五、新古典经济学(1871—1930)与“自由放任” |
| (一)英国学派 |
| (二)洛桑学派 |
| (三)奥地利学派 |
| 1. 门格尔与方法论个人主义 |
| 2. 庞巴维克 |
| 六、“积极自由”与凯恩斯主义阵营 |
| (一)“自由放任”的终结与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 |
| (二)凯恩斯 |
| (三)新古典-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 |
| (四)后凯恩斯主义 |
| (五)新凯恩斯主义 |
| (六)最新的趋势:“新兴的新古典综合”? |
| 七、“消极自由”与自由市场经济学阵营 |
| (一)芝加哥学派 |
| 1. 弗里德曼与货币主义 |
| 2. 卢卡斯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
| 3. 科斯与产权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一个分支) |
| (二)布坎南与公共选择学派 |
| (三)新奥地利学派 |
| 1.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温和派 |
| 2. 以米塞斯为代表的激进派 |
| (四)弗莱堡学派(4)(freiburg school):一种变异的新古典自由主义? |
| 八、重商主义:国家主义经济学 |
| 九、国家主义与德国历史经济学派 |
| 十、余论 |
| (一)理念与实践的距离问题 |
| (二)理念的阴暗面 |
| (三)执念与政策方案的倾向 |
（3）现实需要如何推动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无产阶级革命和新中国制度选择及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理论依据 |
| 二、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指导地位的理论依据并有所创新 |
| 三、富国富民的渴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发展和运用 |
| (一)老一辈经济学家忧国忧民，在中国传播西方经济学并且开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先河 |
| (二)老一辈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以前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 |
| (三)改革开放以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广泛传播和运用 |
| 1.学习和传播。 |
| 2.西方经济学的运用。 |
| 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新需要呼唤中国经济学的重大创新 |
| 五、现实中不利于经济科学创新发展的因素 |
（4）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提出问题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分析范围 |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 4.3 MPC-75项目 |
| 4.4 三步走战略 |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 4.4.2. MD-90 |
| 4.4.3. AE-100 项目 |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 7.1.1. 新舟60 |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 7.3 大飞机论证 |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 7.3.2. 第一次论证 |
| 7.3.3. 第二次论证 |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 7.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的不足及其产生的误导——行为经济学的悖论与“托宾诅咒”（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行为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错误 |
| 三、行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缺陷 |
| (一)调查问卷的设计不专业 |
| (二)不需做的调查、似是而非的问题 |
| (三)虚无的假设、难以回答的提问 |
| (四)调查的样本欠规范、学风不严谨 |
| 四、货币幻觉及其“罪孽深重” |
| (一)货币幻觉与“托宾诅咒” |
| 1. 研究方法不严谨 |
| 2. 缺少进一步的跟踪调查 |
| 3. 专注于问卷调查和实验室实验，缺乏现实中的考察 |
| (二)货币幻觉引申的误导及行为经济学的悖论 |
| 五、行为经济学的公平观、幸福感的误导 |
| 六、分数幻觉的误导 |
（6）观念的转变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从《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与《改变中国》两书说起（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 言 |
| 二、在经济改革的试错过程中不断转变观念和提高理论认识是改革的原动力 |
| 三、中国经济改革既是自发社会秩序的成长和扩展过程,也是整个社会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断转变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创新 |
| 四、中国经济改革是在对外开放中向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学习,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过程 |
| (一)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现代金融体系 |
| (二)向西方国家学习政府对现代市场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手段、机制和方法 |
| (三)向西方国家学习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制度 |
| (四)对外开放和自主制度创新 |
| 1.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 |
| 2.外商直接投资 |
| 3.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高科技园区和自贸区的建设与发展 |
| 五、观念的变迁与深化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将会走向何方? |
（7）数字经济：收益递增与非均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目的和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基本框架 |
| 三、主要观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拓展研究方向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本文创新之处 |
| 三、今后拓展研究方向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收益递减理论综述 |
| 第二节 收益递增理论综述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从原子到比特–传统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差别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的定义和范围 |
| 一、经济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 |
| 二、数字经济是基于比特的信息处理系统 |
| 第二节 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差别 |
| 一、从线性到指数–技术进步持续加速 |
| 二、从不可复制走向无限复制-边际成本趋向零 |
| 三、从分隔走向连接-外部性导致的边际收益越来越高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主流的经济形态 |
| 一、全球经济正在向数字经济迁移 |
| 二、传统的GDP统计方法大大低估了数字经济的贡献度 |
| 三、企业大力投资于数字经济 |
| 四、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比肩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新生产资料 |
| 第四章 收益递减还是收益递增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第二节 数字经济中收益递增成为普遍现象 |
| 第三节 技术进步是收益递增的原因 |
| 一、技术打破了自然资源对于产能的限制 |
| 二、边际成本趋近零,边际收益递增 |
| 第四节 收益递增始于何时 |
| 第五节 收益递增是增长的源泉 |
| 第五章 均衡还是非均衡? |
| 第一节 收益递增意味着以马歇尔范式为代表的微观均衡不再成立 |
| 一、技术进步加速使得马歇尔均衡不再成立 |
| 二、收益递增导致数字经济呈现显着的非均衡性 -- “赢者通吃” |
| 三、更高维度的创新成为打破原有收益递增循环的唯一手段 |
| 第二节 收益递增意味着长期停滞理论可能不再成立 |
| 一、收益递增意味着增长持续加速 |
| 二、技术进步大大降低了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 |
| 第三节 收益递增意味着强烈的马太效应而非涓流效应 |
| 第四节 收益递增意味着完全的自由竞争从来不存在 |
| 一、路径依赖意味着必须不遗余力创新,占领科技制高点,取得先发优势 |
| 二、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只有依靠高维创新和改变规则才能打破既定的路径依赖 |
| 第六章 建立新的经济学范式已经刻不容缓 |
| 第一节 当前收益递增理论研究面对的难题 |
| 一、思维惯性 |
| 二、机械物理学范式的束缚和数学上的困难 |
| 三、自由主义哲学传统的束缚 |
| 第二节 哲学观上要突破自由主义的僵硬框架,建立更具弹性的机制 |
| 第三节 研究范式上要突破机械物理论的范式 |
| 第四节 研究目标要从静态最优化转向动态非均衡增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相关科研成果 |
| 后记 |
（8）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研究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方法以及创新点 |
| 一、研究的思路 |
| 二、研究的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起源 |
| 第一节 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兴起的背景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思想背景 |
| 第二节 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思想渊源 |
| 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
| 三、激进女性主义 |
| 四、后现代女性主义 |
| 第三节 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兴起的过程 |
| 一、“国际女性主义经济学协会”的成立和《女性主义经济学》创刊 |
| 二、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发展过程 |
| 第四节 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代表人物 |
| 一、芭芭拉·伯格曼 |
| 二、朱莉·纳尔逊 |
| 三、艾尔萨·麦凯 |
| 四、其他女性主义经济学家 |
| 第三章 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
| 第一节 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认识论 |
| 第二节 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方法论 |
| 一、社会供给 |
| 二、有意识的主观性 |
| 三、借鉴批判现实主义 |
| 第三节 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研究方法 |
| 一、参与性行动研究 |
| 二、定性研究 |
| 三、借鉴“扎根理论” |
| 第四章 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研究对象和核心理论 |
| 第一节 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研究对象 |
| 一、女性 |
| 二、性少数群体 |
| 三、儿童 |
| 四、时间 |
| 五、文化 |
| 六、贫困 |
| 七、教育 |
| 八、就业 |
| 第二节 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中的重要概念 |
| 一、关怀劳动 |
| 二、性别平等 |
| 三、性别道德理性 |
| 四、另一种经济 |
| 第三节 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主体内容 |
| 一、女性角色的演变 |
| 二、歧视研究 |
| 三、同工同酬 |
| 四、无酬劳动 |
| 第四节 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对新家庭经济学的批判 |
| 一、婚姻模型 |
| 二、人力资本模型 |
| 三、议价能力理论 |
| 第五节 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主要理论模型 |
| 一、玻璃天花板模型 |
| 二、四重多维度模型 |
|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
| 四、监管距离模型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政策主张 |
| 第一节 警惕政策制定中出现偏见 |
| 一、通货紧缩偏见 |
| 二、男性养家糊口偏见 |
| 三、商品化偏见 |
| 四、风险偏见 |
| 第二节 社会保障政策 |
| 一、衡量和评估原则 |
| 二、应对金融压力的措施 |
| 三、具体主张 |
| 第六章 对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评价 |
| 第一节 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贡献 |
| 一、对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主题的扩展 |
| 二、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教学法 |
| 三、小结:对经济学的建议 |
| 第二节 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的不足 |
| 第三节 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未来的发展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四、核心理念 |
| 五、莫里斯·多布的学术历程 |
| 第一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
| 1.1 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守 |
| 1.1.1 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 |
| 1.1.2 以阶级分析为基本方法 |
| 1.1.3 《资本论》理论价值再考察 |
| 1.2 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反思 |
| 1.2.1 对列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客观评价 |
| 1.2.2 以经济计划性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
| 1.3 融合近代经济学传统 |
| 1.3.1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吸收和批判 |
| 1.3.2 传承与发展经验主义传统 |
| 1.4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总体理论环境 |
| 1.4.1 人民阵线运动的时代契机 |
| 1.4.2 共产主义小组的政治功用 |
| 1.4.3 1956年危机的历史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 |
| 2.1 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
| 2.1.1 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动力 |
| 2.1.2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
| 2.1.3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指向 |
| 2.2 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视角 |
| 2.2.1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理念或商业形式 |
| 2.2.2 资本主义所有制与收入分配制度 |
| 2.2.3 资本主义经济复苏的暂时性 |
| 2.3 以经济与政治双重演进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途径 |
| 2.3.1 市场作为社会形态的一种表征 |
| 2.3.2 政府与市场的理性组合模式 |
| 2.3.3 苏东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的能动性 |
| 3.1 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
| 3.1.1 作为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 |
| 3.1.2 作为哲学立场的意识形态 |
| 3.2 阶级意识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结构的反映 |
| 3.2.1 阶级意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
| 3.2.2 阶级斗争对于阶级意识发展的促进 |
| 3.2.3 社会主义对于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增强 |
| 3.3 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性批判 |
| 3.3.1 商业化模式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掩饰 |
| 3.3.2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展现 |
| 3.3.3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后果 |
| 小结 |
| 第四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计划与市场的辩证性 |
| 4.1 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的哲学基础 |
| 4.1.1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
| 4.1.2 否定之否定原则 |
| 4.2 对社会主义经济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辩护 |
| 4.2.1 深刻反思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历史意义 |
| 4.2.2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范畴 |
| 4.2.3 集中管理与分散决策是组织经济活动的合理设想 |
| 4.3 对计划与市场辩证关系的重新审视 |
| 4.3.1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必须认真总结 |
| 4.3.2 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是现实可行的 |
| 4.3.3 落后国家要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 |
| 小结 |
| 第五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前瞻性 |
| 5.1 现代化国家治理职能的主要内涵 |
| 5.1.1 坚持国家的治理主体地位 |
| 5.1.2 坚持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相结合 |
| 5.2 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增强 |
| 5.2.1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能力悖论 |
| 5.2.2 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中国家能力的弱化与重构 |
| 5.2.3 工人自治作为改善国家治理效果的可行模式 |
| 5.3 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多维价值 |
| 5.3.1 以人为本的主体价值 |
| 5.3.2 提升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客体价值 |
| 5.3.3 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协同价值 |
| 小结 |
| 第六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和评价 |
| 6.1 丰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
| 6.2 深化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理性认识 |
| 6.3 整体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 |
| 6.4 科学阐释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规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联系方式 |
（10）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计划经济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对象界定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现状述评 |
| 六、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知识界计划经济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大萧条与西方国家的应对 |
| 一、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政策 |
| 二、法西斯统制经济 |
| 第二节 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影响 |
| 一、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确立 |
| 二、苏联“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 |
| 第三节 中国的经济状况及发展需求 |
| 一、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
| 二、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天不足 |
| 三、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需要 |
| 章节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知识界计划经济思潮兴起的思想背景 |
| 第一节 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
| 一、基尔特社会主义 |
| 二、国家社会主义 |
| 三、单税社会主义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 一、受日本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 二、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 第三节 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影响 |
| 一、中国传统的土地公有思想 |
| 二、中国传统的养民观念 |
| 三、中国传统的“黜奢崇俭”的消费思想 |
| 章节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知识界对计划经济思潮中重要概念的理解与辨析 |
| 第一节 对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异同的认识 |
| 一、明确区分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 |
| 二、认为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无明显区别 |
| 三、承认两者的区别,但不以名称为区分 |
| 第二节 关于计划经济适用性的认识 |
| 一、对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之间关系的思想历程回顾 |
| 二、计划经济仅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 |
| 三、计划经济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 |
| 四、计划经济用以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批判 |
| 章节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知识界关于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认识和讨论 |
| 第一节 关于苏联计划经济基本情况的讨论 |
| 一、关于苏联前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情况 |
| 二、关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二节 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评价 |
| 一、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认同与肯定 |
| 二、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质疑与批判 |
| 章节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知识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的认识和讨论 |
| 第一节 对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形成原因的讨论 |
| 第二节 对资本主义国家能否实行“经济计划”的讨论 |
| 一、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实行“经济计划” |
| 二、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实行“经济计划” |
| 第三节 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计划”实现形式的讨论 |
| 一、产业合理化运动 |
| 二、经济的干预政策及统制政策 |
| 章节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知识界关于如何实行计划经济的讨论 |
| 第一节 计划经济对国共两党的不同影响 |
| 一、国民党的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 |
| 二、共产党的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 |
| 第二节 中国计划经济思潮中的主要流派 |
| 一、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流派 |
| 二、以张闻天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流派 |
| 三、混合制计划经济流派 |
| 四、“法西斯蒂”统制经济流派 |
| 章节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论文参考文献）
- [1]七问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对当前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 冯彦明. 天津商业大学学报, 2021(05)
- [2]欧美经济思想史的意识形态谱系——基于自由主义类型的分析[J]. 杨春学. 经济思想史学刊, 2021(03)
- [3]现实需要如何推动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J]. 黄少安. 经济学动态, 2021(05)
- [4]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5]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的不足及其产生的误导——行为经济学的悖论与“托宾诅咒”[J]. 方行明,黄书雷. 经济问题探索, 2020(09)
- [6]观念的转变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从《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与《改变中国》两书说起[J]. 韦森. 文史哲, 2020(04)
- [7]数字经济：收益递增与非均衡[D]. 王滢波.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11)
- [8]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潮研究[D]. 黄蕾. 云南大学, 2020
- [9]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吴凯. 山西大学, 2020(12)
- [10]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计划经济思潮研究[D]. 傅辰晨. 山东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