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监察监督与发展经济的辩证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连振隆[1]（2017）在《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的权力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工人阶级维护和保障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顶层设计,是中国人民独立当家作主、全面执政治国的制度安排。围绕构建科学高效的中共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这一主题,本文主要研究了它的理论依据、实践依据、现实内容、存在问题及其对策建议。总体来看,中共权力结构是中共各个权力要素在空间上并存与时间上继起的动态整体,以党管军队、党管政法、党管干部、党管媒体为强力支撑,以党内关系、党政关系、党军关系和党群关系为基本内容,以各级党委为同一层级其它党组织的权力圆心,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为权力核心,以定期任职制、中央集权制为权力接点,以权力授予机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等为权力经络,共同构成了内外相连、上下互动、纵横交错的塔体结构。它吸纳了现代政治权力结构的基本内核,植根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史土壤,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共党人的创造改进,其实质早已超出单纯的党内自组织结构,而是聚合为中共领导权力与立法、行政、军事、司法等国家权力之间的协同治理体系,以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展示了它在中国大地所焕发出的最有权威、最有气势、最有效率的领导力和创造力!中共权力结构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时代选择,拓展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实践创造,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中共权力结构的理论依据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和中共领袖人物对中共权力的论述两个部分。本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主要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重要观点;关于中共领袖人物的论述,主要论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五位领袖关于中共权力的观点。当然,他们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观点,主要是从他们的实践需要出发所作的实务性阐发,故中共权力结构的理论依据只能从他们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中去挖掘。中共权力结构经历了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具体地规定了中共权力结构一脉相承又各有特色的实践内容。中共权力结构中始终具有生命力的实践经验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力理论被实践证明具有真理性的当代存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力实践被历史检验而具有科学性的中国智慧。中共权力结构的现实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权力组合关系,二是权力运行机制。关于中共权力组合关系,包括纵向、横向两个向度的组合关系。纵向权力组合关系就是党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所依次承载的中央领导权力、地方领导权力和基层领导权力;横向权力组合关系包括党内权力和党领导国家的权力两个部分。其中,党内横向权力可再分为党的政治领导权力、思想领导权力、组织领导权力、统战领导权力、军事领导权力、政法领导权力和纪律监督权力等七个方面;党领导国家的权力可再分为党对人大的领导权力、党对政府的领导权力、党对司法的领导权力等几个方面。关于中共权力运行机制,与党内权力和党领导国家的权力相对应,包括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和党领导国家的权力运行机制两部分。这两部分的运行机制都可再分为权力授受机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等主要机制。从权力载体看,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和党领导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在形式上是相互平行的;但从权力位阶看,基于党委领导党组、机关党组成员对应兼任机关行政领导班子成员的权力组合模式,使党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实质上规定了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的内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中共权力结构总体上是科学的、合理的;中共全面深化改革的执政方略,同时说明中共权力结构的运行机制还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表现为:在权力授受机制方面,存在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届中频繁调整、地方党委书记授权过于集中等问题;在权力决策机制方面,存在党管干部原则的个人化、德才兼备标准的片面化、公平竞争机制的唯亲化、领导晋升路径的线性化等问题;在权力监督机制方面,存在地方纪委聚焦重点不够、监督主体协同监督不力、关键岗位权力制约不足等问题;在权力保障机制方面,存在党委政法领导体制与现代法治体系难以完全对接的问题。针对上述具体问题,本文分别提出优化对策:一是在优化权力授受机制方面,提出调整党代会纵向权力授权顺序为“先中央后地方”、改进地方党委会权力配置为“一正三副N常委”模式等建议;在优化权力决策机制方面,提出健全人事决策机制、评价考核标准、公平竞争机制、能上能下机制等方面的建议;在优化权力监督机制方面,提出建立健全综合监督机构、纪委领导体制、权力制衡机制、党委巡视机制等建议;在优化权力保障机制方面,提出整合党管政法的协同体系、完善党管政法的监督机制等对策建议。
宋婧琳[2]（2019）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巡视工作制度化发展的开端。同时,它也是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特殊历史时期,初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形成的制度成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既需要保证自身的革命性与纯洁性,也需要保障党组织内部的有效协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共产党不仅需要以科学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身,同时也必须在具体实践中探索建立一套符合实际的、行之有效的监督保障机制。即是说,党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探索建立的。它虽然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古代传统监察制度的制衡监督思想,但却在主体、目标和本质上与中国古代巡视监察制度不同,即:它不是统治阶级维稳的产物,不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目标,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革命性。具体而言,它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其政党体系内部建立的,旨在通过提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先进性、凝聚力、战斗力,更好地实现并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与政党监督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将之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历经了初步形成、波折发展、自我调整等三个探索阶段。其间,党依据不同阶段的具体革命实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党的中心任务变化,调整了巡视布局、任务安排、制度规范,推动党的巡视工作初步走上了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探究这一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整体建构与实践特点,应着眼于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的对比审视。一方面,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由于自身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受到了来自本土政治文化和国民党腐败溃烂教训的双重影响,其建构与实践一定程度上带有历史的、现实的“烙印”。另一方面,它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本土政治文化、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成果,其间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因此既带有“苏联色彩”,又具有鲜活的本土性。即:在制度建构与实践的探索过程中,党初步从主体、体系、任务、落实和规范等五个层面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党内巡视系统。客观上讲,彼时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建构并不完善、实践条件也不充分,以至于在制度落实过程中遇到诸多瓶颈,体现出许多问题与不足,例如被交通通讯条件限制、受党内左倾思想和“唯成分论”不良影响等。然而,由于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它必须承担起联系中央与地方、党与基层群众的重要革命和组织任务,也的确在党极其艰难的岁月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恢复和沟通央地党组织联系、协助党的方针政策落实、改组和重建地方党部、发展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协助各地方开展革命与群团运动等历史作用。可以说,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波折探索和实践,既为党内巡视制度本身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初步推动作用,也为党逐步摆脱苏联控制、整顿党内不良风气和思想、走独立自主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发展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建立、探索、调整,到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的不断完善、发展,都是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宝贵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决心带领中国人民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决心和勇气。这一系列的探索经验,对现今执政党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群关系改善和腐败治理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回顾和研究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确立基础、整体发展、建构与实践特点、历史作用、经验教训等问题,既有利于在还原历史原貌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规律与具体方法,也有利于以史为鉴反观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内巡视制度的建构与实践,反思其时代任务、探寻其发展方向、创新其实践方法,以便进一步在新的国内外情势中逐步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
杜俊奇[3]（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马兰[4]（2019）在《我国监察权属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深度强化国家的治理能力,中国监察体制在经由监察试点工作总结,积累改革经验后,通过宪法变更国家组织结构,构建出中国特色的监察制度。三大反腐力量重组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对行使国家公权力的人员进行监察活动,监察行为不再是单纯的政府部门对行政行为自我监督,监察对象范围得到扩充,监察内容进一步明晰,监察处置方式做到有法可依。组织结构上,中央权力组织框架由原先的全国人大下的政府、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中央军委的结构设计,改建为全国人大下的政府、全国监察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中央军委。监察委行使的公权力,不再是单纯的行政监察权,而是与行政权、司法审判权、检察权相并立的国家权力。我国监察权由立法权产生并对其负责;从行政权中脱离,以行政权的存在为监察基础,同时反作用于行政权,通过监察保障行政效能;与审判权、检察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我国目前在监察权研究方面首要面临的是“监察权”这一属性的存在及内涵问题,学界针对监察委所行使的公权力定性尚未达成共识,监察委所行使的权力是为行政权、行政监察权、监督权还是新型国家权力,对此争议颇多。实际操作上,仍有许多微观问题,诸如监察权的运行、与其他部门相互配合等,然而这些问题都归根于监察权的定性。本文主要阐述的是我国监察权的定性研究,试图分析此权力如何产生,因何能够提升我国国家治理能力,梳理“监察权”与业已成立的其他国家权力如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的区别,探究其是否为我国新生的具有国家权力属性的代表。
李艳丰[5]（2019）在《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毛泽东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巨人,无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他的反对者都必须承认,他兼具文韬武略,百年难得一见。人们对他的文章、诗词、书法等皆推崇备至。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指导思想,并被继承与发展。然而由于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引发了巨大的争论,把毛泽东不重视制度建设作为解释其晚年失误的一个原因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这就使得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一种误解:毛泽东的一生在党的制度建设上并没有什么建树。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很少提及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更有历史虚无主义者以此为突破口,断章取义地大肆攻击毛泽东“要人治,不要法治”,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等等。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毛泽东在其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始终在探索党的制度建设,始终致力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学说中国化,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正是在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成功地进行了制度建设,才能够组建坚强的党和强大的人民军队,才能够夺取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也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指导和制度保障。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打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毛泽东开始进行党的制度改革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以讲,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成果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为后来党的制度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还原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并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本文从五个方面对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进行研究。其一,探求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源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学说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基础。列宁在此基础上,结合俄国革命实际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成为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思想进入了社会主义新阶段。毛泽东在继承他们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开始了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中国化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其二,梳理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发展,从成熟再到新的发展,从曲折发展到走进误区,都与中国革命发展历程紧密相连。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针对革命任务的需要和客观革命环境,对党的制度建设提出了丰富的思想,对推进的党的制度建设,推进革命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曲折发展和失误时期,依然提出过一些建设性的思想。其三,阐述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在党的建设实践中注重制度化安排,形成了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思想、党的组织建设制度思想、党的干部制度建设思想、党的监督制度建设思想以及其他相关制度建设思想等相对完整和严密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体系。其四,解析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内在运行机理。主要涉及毛泽东对党的制度的属性判断（人治还是法治）,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性善还是性恶）,制度建设的公平抉择（程序还是实质）,制度运行的关键（平衡与失衡）等。其五,对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进行评价和反思以及启示探讨。文中客观评价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意义,认为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中国化的先河,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文章还总结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可见,毛泽东不仅拥有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而且其思想内容很丰富,指导作用很大,地位很重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
张银霞[6]（2017）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现代社会,百分之九十的国家实行政党政治;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现代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或参政党都一般地存在严格性程度不同的纪律规矩的约束,政党的重要成员必须拥护本党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和政党政治发展历史上,与其他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体制外生型的革命政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和执行严格的纪律尤其是极为严格的政治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政治特色和独特组织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强纪律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并就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取得了哪些成就?有哪些经验教训?当前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现状如何?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是当前需要重点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研究以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纪律建设问题为研究对象,抓住党章依据和纪律建设的主线,综合运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关于纪律建设的思想理论观点,考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程,具体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执纪机构的沿革和职能变迁及执纪实践,总结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主要特点,查找当前纪律建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就如何进一步推进纪律建设提出可行性对策。就本研究的内容结构而言,除绪论外,主要包括四部分、六章内容:绪论:简要说明论文研究的缘起及研究意义,界定规矩、纪律、纪律建设、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和纪律体系等相关概念,梳理评述国内外相关文献,说明论文研究的思路、方法、路径、资料来源及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一部分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思想文化资源和理论依据,即第一章。内容涉及中国传统的纲纪法规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科学论述及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关于纪律建设的思考。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中国传统的纲纪法规文化,为纪律建设提供文化资源借鉴;提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纪律建设的理论,为纪律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梳理和归纳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关于纪律建设的思想观点,为纪律建设提供思想指导。第二部分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考察,包括第二章至第四章。主要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进程,并总结每一时期纪律建设成效、阶段性经验和特点,汲取其中的挫折教训。第三部分即第五章,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全过程的基本经验与主要特点。基于68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考察,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有:纪律建设始终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纪律建设思想为指导;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始终把纪律建设作为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把构建科学的纪律体系作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前提;注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专门机关和队伍;把党纪教育与严惩违纪行为作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手段。通过纵向历史研究,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主要特点,即纪律建设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紧密联系;注重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有机结合;注重正面教育和警示教育有机结合;注重处理“高标准”和“守底线”之间的辩证关系;把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放在纪律建设的首位。第四部分即第六章,基于以上理论、历史和经验的分析进行现实思考,提出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对策建议,主要是:在立纪方面,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党纪体系;在知纪方面,加强党纪教育,强化党员干部的纪律规矩意识;在守纪方面,领导干部带头遵规守纪,发挥表率作用;在执纪方面,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职能,切实增强纪律的执行力。
吕永祥[7]（2019）在《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当前全面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国家监察委员会面临着在腐败存量日益减少的情况下通过有效预防腐败来遏制腐败增量这一重要任务,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研究是一个兼具理论前沿性和实践重要性的研究议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执政为民、秉公用权为目标的政党,她在使用公共权力维护社会秩序和增进社会公共福祉的同时,还必须同公权力腐败这种公权私用的现象作长期和坚决的斗争。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是我国反腐败战略的两大支柱,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政权对公权力腐败的成因和廉政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预防腐败在我国反腐败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成为我国反腐败的重要方针。预防腐败是比惩治腐败具有更高复杂性和前瞻性的反腐败战略,对反腐败机构的专业化水平和综合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原本分散的预防腐败机构及其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为国家监察委员会有效预防公权力腐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何结合自己的机构属性和职能设置来有效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预防腐败战略,仍旧是摆在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一新成立的国家反腐败机构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既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深化,也亟待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和回应。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反腐败机构,预防公权力腐败是其一项重要任务。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理论逻辑是,通过消除公权力腐败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构成要件来切断公权力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基于此,本文在厘清公权力腐败和预防腐败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借鉴制度预防腐败理论等国内外廉政理论资源,从“公共权力—腐败动机—腐败机会→腐败行为”这一解释公权力腐败发生机理的主流范式出发,结合我国反腐败政策文件对预防腐败战略的相关规定以及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设置,尝试性地构建“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制度建设→预防腐败”这一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职能的理论分析框架。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采取政策试点的改革方法,其政策运行过程先后经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政策试点、国家监察委员会试点的政策扩散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正式形成三个发展阶段。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标志性成果,对我国提升预防腐败的有效性具有积极的作用。通过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和之后的两种国家监察机关乃至两种预防腐败体系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提升预防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整合分散的预防腐败职能,构建集中统一的预防腐败体系,对于我国更加有效地预防权力腐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预防腐败实践的角度看,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一个兼具预防腐败职能和惩治腐败职能的综合性国家反腐败机构,是我国预防腐败战略的主要执行者。随着预防腐败局、行政监察机关等原预防腐败机构被整合至国家监察委员会之中,国家监察委员会在我国预防腐败体系中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国家监察委员会在贯彻执行我国的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的预防腐败战略的同时,结合《监察法》赋予的对公职人员开展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对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廉政建设中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等监察职能,形成了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制度建设三管齐下的预防腐败模式。机构是履行职能的载体,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履行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提出监察建议等监察职能都有相应的内设机构和外派机构作为支撑,意在通过开展预防性监督和发现性监督防范公共权力滥用,通过开展廉政教育抑制公职人员的腐败动机,通过制度建设减少公职人员的腐败机会,从而释放出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治理效能。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承认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实践工作取得显着成效的同时,还应客观地看到,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家监察委员会在预防公权力腐败时还会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结合纪检监察机关的调研材料、相关统计数据等经验材料和理论分析来看,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履行预防腐败职能的过程中亟需解决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和运用监察建议推动被监督单位加强廉政制度建设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等问题。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国家监察委员会要将其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预防腐败的效能,就需要在借鉴中国香港等高度廉洁地区的预防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和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三大目标,从多措并举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效性、构建主体协调、分类施教和高度参与的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和积极运用监察建议督促被监督单位提升廉政制度质量及其执行力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预防腐败的有效性。虽然公权力腐败行为与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战略之间的较量和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和复杂的过程,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党和人大的领导之下,加强与其他预防腐败主体的协调配合,不断提升履行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监察建议三项预防腐败职能的有效性,综合运用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之间的互补效应,就能够在公权力腐败和预防腐败行动之间的长期博弈中不断取得胜利。
朱庆跃[8]（2012）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文中提出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向鑫[9]（2019）在《脱贫攻坚视阈下党的利益协调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利益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因,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利益协调作为现代政党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能,既是巩固执政党执政基础的重要手段,也是检验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人民谋利益为民族谋复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主体多元化、贫富差距拉大、利益矛盾和社会风险加剧,如何正确处理好不同阶层成员的利益关系,使人民群众都有满意的获得感,成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也是我们党遇到的现实挑战。脱贫攻坚过程中出现的诸种问题,从深层次分析来看,可理解为利益问题。党和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促进利益共享和利益均衡,促使2020年我国现行贫困线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让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民心基础和执政道义。利益协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中心”、利益共享和公平正义的原则,通过把握主体要素（谁来协调）、客体要素（协调谁）、价值要素（为何协调）、环境要素（在哪协调）和过程要素（如何协调）之间的关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利益协调内在的对立统一性,从分析、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利益协调观和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协调观中为新时代的利益协调提供理论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是在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扶危济困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理论以及积极吸收、辩证借鉴国际减贫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时代实践。以利益协调为切入点认识和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战略,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中国经验,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要求,也是促进社会结构转型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利益协调先后经历了（1978年——1985年）以体制改革推动的大规模扶贫救济阶段、（1986年——1993年）以区域瞄准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阶段、（1994年——2000年）“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下专项推进的扶贫攻坚阶段、（2000年——2011年）以整村推进为主的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2012年——2020年）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阶段,取得了世界性成就,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脱贫攻坚与利益协调的全球贫困治理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采取了多种协调手段,正确处理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各种利益关系,积累了利益协调相关经验。当前,我们还面临主体因素（党作为利益协调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足、多元利益协调主体融合难、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客体因素（贫困群体制衡主义、贫困户对扶贫的心理依赖）、价值因素（“零和博弈”思维、权益共谋心理、利益扩张心理、传统私德观、乡村公共精神削弱）、环境因素（利益协调与农村社会、政治格局融合难）、过程因素（贫困群体利益诉求表达低效、党员干部利益协调方式不当、利益协调绩效评估机制不健全、利益保障机制较滞后）等现实挑战,制约着脱贫攻坚下中国共产党利益协调的有序推进。如何改进脱贫攻坚下中国共产党利益协调,成为新时代我们党必须面临和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我们必须坚持党对扶贫攻坚战略实施过程中实现利益协调的全面领导,着力形成“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利益协调的合力效应;建立中国共产党利益协调的问责机制、容错纠错机制、监督机制,促进利益协调方式的科学化、规范化;加强党组织对基层协商治理的领导,促进党的利益协调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增强利益协调的实效性;竭力构建“表达—分配—评估—保障”的系统化运行机制,促进利益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杨涛[10]（2014）在《公权腐败的人性与社会根源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腐败是个毒瘤，是当今世界各国都必须面对、解决的一个难题，它直接影响到执政党地位的稳固和国家的兴衰。我们党对反腐败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指出，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伟大中国梦,必须要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个重大课题。能否认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而腐败产生的根源错综复杂，为了能更深刻地把握腐败问题的成因，有必要从哲学角度加以思考，深入探讨腐败产生的根源，从理论高度认识把握腐败产生的规律，结合实际提出解决对策，这样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遏制腐败。论文首先界定了公权的本质以及公权腐败导致的社会危害。从政治哲学而非政治学的高度梳理了哲学史上契约论思想家对于公权的界定，从理论层面指出现代国家观念与传统国家的区别。公共权力产生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再来自于上帝或者天命，而是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在明晰了公权及政府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边界之后，从合法权力的逾越以获取私人利益的角度定义了“公权腐败”，并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界定了腐败的类型，有针对性地提出当下中国公权腐败所具有的特征及其对于国家、社会、人民的严重危害。在此基础上，论文分别从人性与社会两个角度对于公权腐败产生的根源进行理论分析。首先，回顾中国古代经典思想中对于人性的讨论，先秦是中国思想的源头，因此人性分析以先秦为主，重点分析了告子、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论思想，认为告子主要从人性的自然本性出发，从经验的层面探讨人的本性；而孟子则上升到了道德形而上学的高度，指出现实中的善行所具有的形而上的根基；进而比较了荀子与孟子之间的异同，阐述了荀子的性恶论。其次，探讨了西方现代的人性思想。指出西方学者对于人性的讨论就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前提下进行的，其目的是为了探讨现代国家的政治结构及其基本功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因此，西方人性观一方面关注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问题，这是国家统治的正当性之根；另一方面关注人的理性与感性问题，这决定了治理得以可能的方式与保障。本文分别从自然法、自然权利、理性、感性几个角度阐述西方现代哲学家的人性观，这四个方面各个两两交织，构成了现代人性观的错综复杂的全景模式。综观古今中外的人性理论可以看出，为自我保存，人性中包含自利的诉求，有“自然欲望”的一面。当这种“欲望”处在合理的范围和方向时，人性是“善”的。但当这种欲望损害到他人和集体利益时，就体现为“恶”，就会表现为“贪欲”，而这种贪欲与权力相结合就会产生腐败，所以这种利己的“欲望”正是腐败产生的主观动机和内在基础。论文对于公权腐败的社会根源探讨，主要选取了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几个因素，对于诸因素与腐败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理论分析。第一，政治与腐败的关系。指出作为一个系统，权力的过于集中和缺乏制衡会导致系统的不稳定；第二，经济与腐败的关系。指出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市场经济的不完善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特定的路径；上述路径使腐败得以可能的微观机制在于权力寻租，这是腐败得以产生的客观根源；而转轨时期的经济体制之所以出现腐败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公共权力的异化。第三，文化与腐败的关系。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文化以及作为受资本主义影响的文化三个维度，全面立体的对腐败的文化根源进行分析。第四，法律与腐败的关系。指出法律制度自身存在的漏洞，以及制度跨文化移植与既有制度的不匹配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空间。作为核心理论部分，论文从人性与社会的辩证关系角度综合考察了公权腐败产生的根源，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治理思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与人性理论，指出人性与自然欲望、作为实践的人类活动以及人类社会密切相关。在人类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之后，对人性的考察就不可能脱离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只有通过对私有财产的现实矛盾运动进行考察，才能深刻的理解人性问题与腐败问题，而社会领域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则是这一矛盾运动的现实表现。同时本文梳理与反思了国内外治理腐败的措施与成效，并结合这些反腐措施，指出反腐败必须认识到腐败的根源，必须从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入手，综合发挥自律和他律的作用，实现由单一向度的“治人”向人与社会联动治理转变，从人性与社会的辩证关系视角下解决公权腐败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文章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人性与社会的辩证关系角度综合考虑公权腐败产生的根源。腐败是人的腐败，从人性角度研究腐败，更带有根源性意义；同时人又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也要受到社会的影响。这种研究角度比较少。第二，以自由为切入点理解人性，将人性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具体为人性的自律与他律的关系。进一步探讨了扼制腐败“自律”和“他律”的关系。第三，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腐败的影响，从社会与政府关系的角度加深了对腐败社会根源的理解。第四，立足人性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人性和社会视角提出了公权腐败的治理对策。
二、试论监察监督与发展经济的辩证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监察监督与发展经济的辩证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本研究相关概念解析 |
| 三、学术界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权力论述 |
| 一、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三、列 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 |
| 四、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 |
| 第二节 毛泽东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一、毛泽东对党内权力的论述 |
| 二、毛泽东关于党领导国家的权力论述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袖对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一、邓小平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二、江泽民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三、胡锦涛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 四、习近平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践过程 |
| 第一节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践 |
| 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组合关系的实践 |
| 二、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行机制的实践 |
| 第二节 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践 |
| 一、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组合关系的实践 |
| 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行机制的实践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践 |
| 一、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组合关系的实践 |
| 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行机制的实践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的现实组合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主要内容 |
| 一、党的权力结构的纵向组合关系 |
| 二、党的权力结构的横向组合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基本特征 |
| 一、综合性 |
| 二、客观性 |
| 三、系统性 |
| 四、制衡性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合理性分析 |
| 一、党的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合理性标准 |
| 二、党的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合理性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权力机构的主要运行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运行机制的主要内容 |
| 一、党内权力运行机制 |
| 二、党领导国家的权力运行机制 |
| 三、两类权力运行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运行机制的评价标准 |
| 一、民本准则 |
| 二、核心准则 |
| 三、协同准则 |
| 四、效率准则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行机制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力授受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力决策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力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四、中国共产党权力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优化中国共产党主要权力运行机制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优化中国共产党权力授受机制的对策建议 |
| 一、实现党的核心权力授受机制的系统化、定型化 |
| 二、调整党代会纵向权力授受顺序为先中央后地方 |
| 三、改进地方党委权力配置“一正三副N常”模式 |
| 第二节 优化中国共产党权力决策机制的对策建议 |
| 一、构建党管干部与民主选举相结合的人事决策机制 |
| 二、构建客观条件与主体德才相结合的评价考核标准 |
| 三、构建控选授职与竞争择优相结合的公平竞争机制 |
| 四、构建螺旋递进与刚性虚化相结合的能上能下机制 |
| 第三节 优化中国共产党权力监督机制的对策建议 |
| 一、建立健全一体两面、全域覆盖的综合监督机构 |
| 二、建立健全中央统筹、地方垂直的纪委领导体制 |
| 三、完善审批公开、程序公正的权力制衡机制 |
| 四、强化队伍精干、措施精准的党委巡视机制 |
| 第四节 优化中国共产党权力保障机制的对策建议 |
| 一、提升政法统筹能力，整合党管政法的协同体系 |
| 二、规范司法监督程序，完善党管政法的监督机制 |
| 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发挥党管政法的领导作用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1.2 国内研究述评 |
| 1.2.1 整体研究概貌 |
| 1.2.2 历史维度的相关研究 |
| 1.2.3 理论维度的相关研究 |
| 1.2.4 实践维度的相关研究 |
| 1.3 国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基本思路与内容安排 |
| 1.4.2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
| 1.5 相关概念辨析 |
| 1.5.1 时期界定：土地革命时期 |
| 1.5.2 基础概念：监督与监察、巡视与巡察 |
| 1.5.3 重点概念：执政党建设、党内监督、党内巡视、行政监察 |
| 1.5.4 身份概念：监察员、巡视员与特派员 |
| 1.5.5 制度界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 |
| 1.6 研究的创新点、难点与局限性 |
| 第二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确立基础 |
| 2.1 思想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党建思想 |
| 2.1.2 列宁的党建思想 |
| 2.1.3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党建思想 |
| 2.2 传统文化根基 |
| 2.2.1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 |
| 2.2.2 中国传统监察制度 |
| 2.2.3 中国传统社会心理 |
| 2.3 革命斗争需要 |
| 2.3.1 白色恐怖下中共各级党组织遭遇重创 |
| 2.3.2 部分党组织与党员出现思想与行动上的混乱 |
| 2.3.3 党内人才匮乏,基层干部选拔体制不够畅通 |
| 2.4 组织实践基础 |
| 2.4.1 党内巡视工作的早期实践经验累积 |
| 2.4.2 联共(布)对中共巡视工作的指导 |
| 2.4.3 土地革命前中共组织与群众基础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发展历程 |
| 3.1 初步形成：从八七会议到中共六大 |
| 3.1.1 历史背景：机遇与挑战并存 |
| 3.1.2 中心任务：重建、联络并改组党部 |
| 3.1.3 机构部署：建立三大中央派出机关 |
| 3.1.4 具体实践：央地巡视工作初步互动 |
| 3.2 波折发展：从中共六大到遵义会议 |
| 3.2.1 历史背景：波折忧患中前进 |
| 3.2.2 中心任务：服务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建设 |
| 3.2.3 战略方针：初步建构央地巡视互动体系 |
| 3.2.4 具体实践：推进巡视探索并颁布巡视条例 |
| 3.3 自我调整：从遵义会议到洛川会议 |
| 3.3.1 历史背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党内纠偏 |
| 3.3.2 中心任务：服务反围剿和党的军队建设 |
| 3.3.3 系统优化：巡视渗透各领域并提升地方主动性 |
| 3.3.4 具体实践：扩大巡视力度并创新巡视方式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主要特点 |
| 4.1 大体上沿用中国传统监察制度的建构框架与原则 |
| 4.1.1 将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区划作为巡视布局与实践的基础 |
| 4.1.2 重视巡视机构及其人员的相对独立性与职能多样性 |
| 4.1.3 以法规、条例等方式来规范巡视工作 |
| 4.2 吸取了国民党党政腐败与监察失灵的惨痛教训 |
| 4.2.1 反对独裁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 |
| 4.2.2 警惕制度失灵,重视党内巡视的有效运行 |
| 4.2.3 整顿官僚腐化,强调革命队伍的纯洁性 |
| 4.3 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带有“苏联监察制度色彩” |
| 4.3.1 重视监察工作的制度化发展及其地位提升 |
| 4.3.2 将党内外监督方式统一于巡视制度设计 |
| 4.3.3 受到斯大林时期苏联监察制度“左”的偏执影响 |
| 4.4 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初步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党内巡视系统 |
| 4.4.1 主体层面：意识到必须坚持党对巡视制度的领导 |
| 4.4.2 体系层面：尝试由“自上而下”转向“上下联动” |
| 4.4.3 任务层面：依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调整巡视部署 |
| 4.4.4 落实层面：调研地方实际,开展“活泼的”巡视 |
| 4.4.5 规范层面：总结实践经验,颁布并修订《巡视条例》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作用 |
| 5.1 危急关头协助各级党组织的重建与恢复工作 |
| 5.1.1 恢复央地联系并传达上级指示与精神 |
| 5.1.2 协助改组地方党部并指导地方实际工作 |
| 5.1.3 选拔和培养党的优秀人才 |
| 5.1.4 筹备党的秘密组织和人民军队 |
| 5.2 提升了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决策的科学性 |
| 5.2.1 通过巡视调研,综合考察各地党组织的工作环境 |
| 5.2.2 探索并推动了党内集中和党内民主的统一 |
| 5.2.3 总结反思巡视问题,逐步规范巡视工作 |
| 5.2.4 纠偏地方党组织错误思想并平反冤假错案 |
| 5.3 巩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协助建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5.3.1 推广革命军与当地农民结合的经验 |
| 5.3.2 争取广大群众,“打入党员群众的实际” |
| 5.3.3 发动群众组建工农学会,开展群团运动 |
| 5.3.4 领导群众开展革命、建设、起义,建构民族统一战线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局限 |
| 6.1 整体建构上,党内巡视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建立” |
| 6.1.1 不同层级党部巡视体系建构与落实差异较大 |
| 6.1.2 党内领导方式没有完全转变,巡视规范落实程度较低 |
| 6.1.3 部分地区巡视人员短缺、能力欠缺、作风不良 |
| 6.2 实践过程中,受到党内左倾思想、“唯成分论”等不良影响 |
| 6.2.1 选人用人“唯成分”,削弱党员革命积极性 |
| 6.2.2 巡视工作犯“盲动”错误,党组织遭到破坏 |
| 6.2.3 错误批判党员干部,党内人才流失 |
| 6.3 制度体系内,党内巡视系统的联动和监管程度较弱 |
| 6.3.1 战争、交通、通讯、资金等因素限制了央地互动效果 |
| 6.3.2 将集中凌驾于民主之上,削弱了地方主动性 |
| 6.3.3 某些地方巡视态度不端正、工作不作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
| 7.1 找准定位：坚定党内巡视制度的三个“立场” |
| 7.1.1 鲜明政治立场：坚定党对巡视工作的领导 |
| 7.1.2 人民本位立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现实诉求的实现 |
| 7.1.3 战略发展立场：服务不同历史阶段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
| 7.2 科学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展开巡视工作 |
| 7.2.1 重视开展实事求是、全面深刻的调查研究 |
| 7.2.2 把握工作的“度”,警惕思想与行动上的偏执 |
| 7.2.3 总结巡视经验与教训,推进巡视工作与具体实际相结合 |
| 7.3 制度优化：进一步提升其规范性、协作性和生命力 |
| 7.3.1 党内巡视制度与法制相结合,推进其规范化建设 |
| 7.3.2 促成两个“联动”,推进巡视巡察全覆盖 |
| 7.3.3 批判借鉴古今中外优秀巡视制度成果,提升制度生命力 |
| 7.4 实践推进：明确巡视重点与主体权责,创新巡视方法 |
| 7.4.1 明确当前阶段巡视任务与重心,加大政治巡视 |
| 7.4.2 明确巡视主体权责与激励,优化主体结构 |
| 7.4.3 创新巡视工作方法,拓展全媒体参与渠道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3）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一)实践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学界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对决策层关于统一战线相关文献的解读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实证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内容与框架 |
| 六、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若干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与构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阐释 |
| (一)“公职人员”的概念 |
| (二)“党外”的概念 |
| 二、党外公职人员来源与构成 |
| (一)我国政治体制中“党外公职人员”的来源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分类构成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培养选拔、任用与管理 |
| 一、党外公职人员培养选拔政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任用政策的历史沿革 |
| (一)建国初期的任用政策 |
| (二)改革开放后的任用政策 |
| (三)进入21世纪后的任用政策 |
| (四)新时代选拔任用的政策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管理 |
| (一)对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引导 |
| (二)优化党外干部管理结构。 |
| (三)选好配强民主党派领导班子 |
| (四)选好选准主委。 |
| 四、党外公职人员从政优势 |
| (一)政治优势 |
| (二)智力资源优势 |
| (三)利益表达优势 |
| (四)社会活动优势 |
| 五、党外公职人员不同时期在体制内的作用 |
| (一)建国初期 |
| (二)改革开放初期 |
| (三)新时期 |
| 六、党外公职人员使用现状 |
| (一)中央越来越重视,阵营越来越壮大 |
| (二)实职正职比例增大,切实保障有职有权 |
| 七、制约党外公职人员培养使用的因素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内容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二、社会公众与媒体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三、民主党派对担任公职的党内成员内部监督 |
| 四、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第四节 民主党派党内监督概述与成效分析 |
| 一、内部监督内容 |
| 二、内部监督实践 |
| 三、内部监督成效 |
| 四、在内部监督中对腐败问题的处置 |
| 五、内部监督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制度基础和法理依据 |
| 一、制度基础 |
| (一)人民代表大会政体制度 |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党制度 |
| 二、法理依据 |
| (一)根本法依据 |
| (二)专门法依据 |
| (三)行业法依据 |
| (四)有关法规依据 |
| 第六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重要意义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必然要求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我国民主监督的重要补充 |
| 三、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要求 |
| 四、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要求 |
| 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国家监察法的内在要求 |
| 第二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与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 |
| 一、民主革命时期,监督雏形显现 |
| 二、建国初期,监督方针确立 |
| 三、整风反右时期,监督出现挫折 |
| 四、“文革”时期,监督遭受破坏 |
| 五、改革开放时期,监督恢复完善 |
| 六、“十八大”后,监督成熟定型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成效 |
| 一、思想认识不断深化 |
| 二、监督机制逐步完善 |
| 三、监督效果初步显现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存在的问题与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问题 |
| (一)监督意识不够清晰,监督观念亟待提高 |
| (二)监督机制存在缺陷,监督体系亟待完善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特殊性给监督带来的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界别分布具有特殊性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管理体制具有特殊性 |
| (三)党外公职人员任职情况具有特殊性 |
| (四)党外公职人员廉政意识具有特殊性 |
| (五)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倾向具有特殊性 |
| (六)政治参与呈现多元化、差异性 |
| 三、特殊领域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难点 |
| (一)宗教界 |
| (二)工商联 |
| (三)村委会 |
| 第三章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与特点分析 |
| 一、不同层级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特点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共同点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不同点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共同点 |
| (一)个人私欲恶性膨胀 |
| (二)公共权力发生异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不同点 |
| (一)内外监督不力 |
| (二)外部环境影响 |
| 第四章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意义与成效 |
| 第一节 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意义 |
| 一、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反腐败斗争的现实意义 |
| (一)为反腐彻底性提供了有力的体制机制保证 |
| (二)为反腐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机制保证 |
| (三)为反腐持续性提供了有力的法理机制保证 |
| 二、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 |
| (一)强化了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领导 |
| (二)实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全面覆盖 |
| (三)法定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权力来源 |
| (四)创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方法路径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尚需进一步强化和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 |
| (一)提升政治站位,以大作为彰显监督的权威性 |
| (二)遵循五条原则,以科学性增强监督的实效性 |
| 第二节 监察法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和惩治的效用 |
| 一、监察法对全面深入开展反腐败的积极意义 |
| (一)保证了监察机关的独立性 |
| (二)实现了监察范围的全覆盖 |
| (三)界定了监察职能和监察权限 |
| (四)创新了以“留置”措施取代“两规”、“两指”措施 |
| (五)强化了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
| 二、监察法对于预防和惩治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特殊作用 |
| (一)统领推进作用 |
| (二)警示威慑作用 |
| (三)法治保障作用 |
| 三、监察法尚需进一步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与惩处的操作性 |
| 第五章 加强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性思考 |
| 第一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
| 二、坚持问题导向 |
| 三、坚持立体监督 |
| 四、坚持务实管用 |
| 五、坚持理论创新 |
| 六、坚持用权公开 |
| 第二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路径 |
| 一、加强民主党派队伍建设 |
| 二、加强廉政宣传教育 |
| 三、加强制度机制建设 |
| 四、加强日常监督管理 |
| 五、加强党派本体内部监督 |
| 六、加强反腐统筹协调 |
| 七、加强社会舆论制约 |
| 第三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工作机制 |
| 一、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机制 |
| 二、专项巡察监督机制 |
| 三、谈心谈话机制 |
| 四、失察责任追究机制 |
| 五、廉政诫勉机制 |
| 六、重要情况报告与通报机制 |
| 七、法治制约权力机制 |
| 八、自律约束权力机制 |
| 第四节 对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对村委会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大学习宣传监察法力度,形成“不敢腐”的强大法律震慑 |
| (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关紧“不能腐”的权力制约制度笼子 |
| (三)注重思想政治建设,营造“不想腐”的廉政勤政氛围 |
| 二、对宗教界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依法进行政治监督,精准贯彻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 |
| (二)依法进行财务监督,对宗教界财务实行规范化管理 |
| (三)依法进行组织监督,确保各宗教团体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高素质宗教界代表人士手中 |
| (四)依法进行思想监督,增进宗教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
| 三、对工商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强私企腐败监督,填补党和国家反腐综治体系空白点 |
| (二)精准做好考察评价,把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入口关节点 |
| (三)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聚焦严控政商交往活动廉政风险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正文数据表格 |
| 附录二 关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情况的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关于对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专题调研提纲 |
| 附录四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
| 后记 |
（4）我国监察权属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我国当代监察权产生背景 |
| (一)历史背景——我国监察制度演变 |
| 1.应时萌芽 |
| 2.框架成型 |
| 3.转化发展 |
| (二)社会背景——我国监察体制改革 |
| 1.整合监督力量 |
| 2.提升反腐力度 |
| (三)理论背景——社会制度现代化及组织内成分平衡需求 |
| 1.现代性制度要求 |
| 2.社会结构变迁进化与权力 |
| 3.组织权变设计 |
| 二、监察权与立法权 |
| (一)我国立法权的权威性地位 |
| 1.国家立法权与执行权 |
| 2.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需求 |
| (二)权力组织设计中监察权对立法权的从属关系 |
| 1.监察主体由权力主体选举 |
| 2.监察机关及活动合法性获得 |
| 3.监察权对立法权的负责方式 |
| 三、监察权与行政权 |
| (一)我国当代监察权与行政权的区别 |
| 1.监察权与行政权的区别及脱离 |
| 2.监察权与行政监察权区别 |
| (二)监察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
| 1.权力控制的辩证关系 |
| 2.监察权与行政权的辩证关系 |
| 四、我国监察权与司法审判权 |
| (一)监察权与审判权的区别 |
| 1.监察权与审判权的一般区别 |
| 2.监察权在审判过程中的角色分析 |
| (二)司法活动中的职权区别 |
| 1.监察机关的职权活动——处置 |
| 2.人民法院的司法职权活动——审判 |
| (三)互相制约的法律关系 |
| 1.审判机关的制约 |
| 2.监察机关的制约 |
| 五、监察权与检察权 |
| (一)监察权与检察权的区别分析 |
| 1.职权内容的区别 |
| 2.司法程序方面的区别 |
| 3.监察机关与法律监督机关的制约关系 |
| (二)监察权与检察权的配合衔接关系 |
| 1.监察案件强制措施的衔接问题 |
| 2.监察犯罪案件的移送审查问题 |
| 3.监察案件的立案程序衔接问题 |
| 4.监察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据线索衔接问题 |
| 六、新型国家权力——监察权 |
| (一)监察权属性概述 |
| 1.监察权属性内涵 |
| 2.监察权属性与相关概念区分 |
| (二)国家监察权力属性基本观点 |
| 1.组合产生 |
| 2.宪定权 |
| 3.政治权 |
| (三)我国当代监察特征及一般属性 |
| 1.公权力核心的动态性 |
| 2.调查权优先性 |
| (四)“党政合一”的关系走向 |
| 1.域外政党在政府行政过程中的角色 |
| 2.我国政党领导下的监察权对政府行政的控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监察调查员访谈记录报告 |
（5）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缘起及选题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重、难点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三、研究综述 |
| (一) 研究概况 |
| (二) 研究评析 |
| (三) 关于研究本身的几点思考 |
| 第一章 概念的界定与理论来源 |
| 一、概念的定义与界限 |
| (一) 制度的概念 |
| (二) 党的制度相关概念 |
| (三) 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相关概念 |
| (四) 毛泽东思想语境中的制度概念 |
| (五) 党的制度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 |
| 二、在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前应该厘清的几个问题 |
| (一)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地位不应否定 |
| (二)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研究对象 |
| (三)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与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关系 |
| (四)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与党的其他建设思想的关系 |
| 三、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一) 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二) 关于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三) 关于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四) 关于党内选举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五) 关于党内监督制度思想的理论来源 |
| (六) 关于党对政权的领导制度思想的理论来源 |
| 第二章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形成过程 |
| 一、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萌芽时期(1918-1927) |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早期酝酿向具体实践过渡 |
| (二) 节点:创立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完成 |
| (三) 特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开始萌发 |
| 二、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1927-1935) |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发动工农向武装斗争过渡 |
| (二) 节点:三湾改编与古田会议 |
| (三) 特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建设思想发展突出 |
| 三、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形成时期(1935-1949) |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指导地方向指导全党过渡 |
| (二) 节点:遵义会议与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
| (三) 特征:革命党制度建设思想体系框架基本建构完成 |
| 四、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成熟时期(1949-1956) |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
| (二) 节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
| (三) 特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全面成熟 |
| 五、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曲折发展时期(1956-1976) |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总结借鉴向全面自主过渡 |
| (二) 节点:中国共产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
| (三) 特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在曲折中发展 |
| 第三章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基本内容 |
| 一、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思想 |
| (一) 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思想 |
| (二) 中央对地方领导制度思想 |
| (三) 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制度思想 |
| (四) 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制度思想 |
| (五) 多党合作制度思想 |
| (六) 党对军队领导制度思想 |
| 二、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思想 |
| (一) 毛泽东对党的组织制度的探索 |
| (二) 毛泽东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思想 |
| (三) 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 三、党的干部制度思想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的干部制度的探索 |
| (二) 毛泽东党的干部制度思想内容 |
| (三) 党的干部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 四、党的监督制度思想 |
| (一) 毛泽东对党的监督制度的探索 |
| (二) 毛泽东党的监督制度思想内容 |
| (三) 党的监督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 五、党的管理制度建设思想 |
| (一) 毛泽东对党的管理制度的探索 |
| (二) 毛泽东党的管理制度思想内容 |
| (三) 党的管理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 六、党的宣传制度建设思想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的宣传制度的探索 |
| (二) 毛泽东党的宣传制度思想的内容 |
| (三) 党的宣传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 第四章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解析 |
| 一、毛泽东制度建党思想中的制度属性探讨 |
| (一) 制度属性的质疑与评判标准 |
| (二)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特征 |
| (三) 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建设思想的特例 |
| 二、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 |
| (一) 人性善恶与制度设计 |
| (二) 毛泽东对人性的看法 |
| (三) 制度设计的路径选择 |
| 三、制度建设的技术抉择 |
| (一) “人民主体”的实质正义追求 |
| (二) “群众路线”的程序正义保障 |
| (三) 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与偏离 |
| 四、制度调整的关键把握 |
| (一) 三个选择 |
| (二) 三对关系 |
| (三) 四个要点 |
| 第五章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意义与启示 |
| 一、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意义 |
| (一)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制度建党中国化先河 |
| (二) 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 |
| (三) 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总体性框架 |
| 二、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 要把党的制度建设摆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位置 |
| (二) 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就必须解决制度缺位和制度虚设问题 |
| (三) 要根据实际情况以创新精神不断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的进程 |
| (四) 要把党的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部分 |
| (五) 要把党的制度建设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有机统一起来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于研究成果 |
（6）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之处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党的纪律建设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一) 党的纪律建设研究的缘起 |
| (二) 党的纪律建设研究的意义 |
| 二、党的纪律建设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一) 国(境)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研究 |
| (二) 国内关于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研究 |
| 三、党的纪律建设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规矩和纪律的概念 |
| (二) 中国共产党纪律体系的概念 |
| (三)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概念 |
| 四、研究思路、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路径 |
| (三) 资料来源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思想文化资源和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对中国传统的纲纪法规文化的批判继承 |
| 一、中国传统的纲纪法规文化的主要内容 |
| 二、中国优秀传统纲纪法规文化向党规党纪的创造性转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纪律建设的科学论述 |
| 二、列宁对纪律建设的科学论述和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思想理论指导 |
| 一、毛泽东纪律建设思想 |
| 二、邓小平纪律建设理论 |
| 三、江泽民的纪律建设思想 |
| 四、胡锦涛的纪律建设思想 |
| 五、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的重要论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发展和挫折 |
| 第一节 新中国头七年执政党纪律建设的继承发展 |
| 一、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团结制定新的纪律规范 |
| 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建立 |
| 三、执政党执纪实践的初步探索 |
| 第二节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曲折发展 |
| 一、以八大党章为依据制定各项纪律 |
| 二、党的监察机构的重建和监察工作的加强 |
| 三、开展以整风肃纪为重点的执纪实践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和党的纪律建设的严重挫折 |
| 一、党的纪律遭受严重破坏 |
| 二、党的各级监察机构被撤销 |
| 三、党的执纪实践偏离正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恢复与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纪律体系的重建和执行 |
| 一、以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十二大党章为标志建立党纪体系 |
| 二、恢复重建纪检监察机构,发挥纪检监察整体效能 |
| 三、按照整党整风的工作要求,狠抓党风党纪建设 |
| 第二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党的纪律建设的加强和发展 |
| 一、首次颁行纪律处分条例和廉洁从政准则 |
| 二、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和党政监督体制改革 |
| 三、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开展党的执纪实践 |
| 第三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党的纪律建设的科学发展 |
| 一、修订纪律处分条例和廉洁从政准则 |
| 二、调整纪检监察体制,加强基层纪检监察机构建设 |
| 三、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促进执纪实践,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全面强化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建设的新理念新思路 |
| 一、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纪律建设”的新概念 |
| 二、坚持尊崇党章,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 三、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 |
| 四、强调严明政治纪律,维护党中央权威 |
| 五、着力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纪律建设 |
| 六、着力把纪律建设成果固化为制度 |
| 第二节 “两准则、一条例”实现党纪体系的新发展 |
| 一、十八大党章关于纪律建设的新规定 |
| 二、首次颁布廉洁自律准则和修订纪律处分条例 |
| 三、制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细化“六大纪律” |
| 四、制定相关党内法规,让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 |
| 第三节 全面深化纪律检查体制的改革 |
| 一、强化党内纪律监督,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 |
| 二、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倒逼执纪机构责任担当 |
| 三、注重转变执纪方式,聚焦监督执纪问责 |
| 第四节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开展监督执纪问责实践 |
| 一、始终把纪律要求挺在前,持续开展专题教育实践活动 |
| 二、制定党内监督条例,突出纪律监督实践 |
| 三、制定党内问责条例,倒逼监督执纪落实 |
| 四、打虎拍蝇猎狐,统筹国内外反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与主要特点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始终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纪律建设思想为指导 |
| 二、党的纪律建设必须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 |
| 三、必须始终把纪律建设作为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
| 四、必须把构建科学的纪律体系作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前提 |
| 五、必须注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专门机关和队伍 |
| 六、必须把党纪教育与严惩违纪行为作为党的纪律建设的两个重要手段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主要特点 |
| 一、党的纪律建设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紧密联系 |
| 二、党的纪律建设注重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 |
| 三、党的纪律建设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有机结合 |
| 四、始终注重正面教育和警示教育有机结合 |
| 五、始终注重处理“高标准”和“守底线”之间的辩证关系 |
| 六、始终把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放在纪律建设的首位 |
| 第六章 新形势下强化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思考 |
| 第一节 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一、立纪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二、知纪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三、守纪问题及原因分析 |
| 四、执纪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新形势下强化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对策 |
| 一、立纪环节: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党纪体系 |
| 二、知纪环节:加强党纪教育,强化党员干部的纪律规矩意识 |
| 三、守纪环节:领导干部带头遵规守纪,发挥表率作用 |
| 四、执纪环节: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职能,切实增强纪律的执行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7）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价值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相关研究 |
| (二)预防腐败相关研究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与预防腐败交叉性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 |
| 四、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可能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的厘定 |
| (一)腐败与公权力腐败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与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 |
| (三)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 |
| 二、理论基础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理论 |
| (二)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 |
| (三)制度预防腐败理论 |
| 三、理论分析框架 |
| (一)切断公权力腐败发生链条：预防腐败的理论逻辑 |
| (二)权力—动机—机会→腐败行为：公权力腐败发生机理 |
| (三)监督—教育—制度→预防腐败：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及其对预防腐败的积极作用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政策试点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试点的政策扩散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正式形成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对预防腐败的积极作用 |
| (一)提升预防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
| (二)整合分散的预防腐败职能 |
| (三)构建集中统一的预防腐败体系 |
| 第三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职能设置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监督职能 |
| (一)监督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首要职能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督职能的履职机构及其履职方式 |
| (三)以事前监督防范公权力滥用：权力监督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廉政教育职能 |
| (一)廉政教育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能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廉政教育职能的履职机构及其履职方式 |
| (三)以廉政教育抑制腐败动机：廉政教育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监察建议职能 |
| (一)监察建议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能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建议职能的履职机构及其履职方式 |
| (三)以制度建设减少腐败机会：监察建议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 |
| 第四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履行预防腐败职能亟需解决的问题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 |
| (一)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的表现 |
| (二)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的原因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 |
| (一)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的表现 |
| (二)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的效果不够理想的原因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运用监察建议的有效性亟待提升 |
| (一)运用监察建议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的表现 |
| (二)运用监察建议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的原因 |
| 第五章 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有效性的实践路径 |
| 一、多措并举提升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效性 |
| (一)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提名和考察权限 |
| (二)提高国家监察委员会财政经费供给的独立性 |
| (三)保障国家监察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 |
| 二、构建主体协调、分类施教与高度参与的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 |
| (一)加强对廉政教育主体的内部整合与外部协调 |
| (二)对不同类型的廉政教育对象分类施教 |
| (三)以创新廉政教育方式提高教育对象的参与度 |
| 三、运用监察建议督促被监督单位提高廉政制度质量及其执行力 |
| (一)以科学化的监察建议帮助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弥补制度缺陷 |
| (二)将制度执行不力作为提出监察建议的一种主要情形 |
| (三)逐步运用监察建议开展制度廉洁性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意义 |
| 一、 论文相关的几个概念和关键词的释义 |
| 二、 论文研究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
| 三、 论文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腐败”内涵的研究 |
| 二、 关于“腐败”本质和表现形式的研究 |
| 三、 关于“腐败”根源和功能的研究 |
| 四、 关于腐败的遏制与根除的研究 |
| 五、 关于特权与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的关系研究 |
|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败思想研究 |
| 七、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 |
| 八、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的研究 |
| 九、 关于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 |
| 一、 论文研究的实施方案 |
| 二、 论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三、 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二、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上篇 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一章 1921-1927 年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 |
| 第一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外部环境 |
| 二、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及其评价 |
| 一、 开启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章 1927-1937 年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转变中的密切层外部环境系统状况 |
| 二、 党内“左”、右倾错误削弱了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反腐败的“免疫力”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正确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正确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三章 1937-1945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成熟 |
| 第一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特点并存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的“杂质”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成熟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四章 1945-1949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的构建与调适 |
| 第一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急促替换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出现的弊端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完善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小结：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正向性”发展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 |
| （二）、政治社会化：从轻视到重视、规范到人格的转化 |
| （三）、政治制度：从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 |
| （四）、政治关系：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 |
| （五）、政治行为：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 |
| （四）、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 |
| 中篇 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五章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49-195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六章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的调构 |
| 第一节 1956-196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探索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所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曲折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七章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调构 |
| 第一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失误化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正确倾向对失误化反腐路径的尝试性纠错 |
| 一、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上，力求实行由“庸俗化”向“科学化”的转变 |
| 二、 在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上，力求实行由“外部保障” 向“内涵发展”的转变 |
| 三、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上，力求实行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
| 四、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上，力求实行由“斗争清除”到“教育整顿”的转变 |
| 五、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上，力求实行由“群众运动”到“群众路线”的转变 |
| 小结：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逆态化”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 |
| （三）、政治制度：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 |
| （四）、政治关系：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 |
| （五）、政治行为：从有序到无序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化判断 |
| （四）、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378 |
| 下篇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八章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78-199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改革开放新局面开创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转轨期下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九章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 |
| 第一节 1992-200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滋生的错误化倾向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调适性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十章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深度化调构 |
| 第一节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发展条件下权力运行体系内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2002 年以来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深度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深度化调构状况 |
| 二、 评价 |
| 小结：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深度化”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 |
| （三）、政治制度：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 |
| （四）、政治关系：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 |
| （五）、政治行为：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 |
| 二 非完全耦合的原因探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的种类和体制原因的复杂性 |
| （二）、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 |
|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启示 |
| 一、 历史规律 |
| （一）、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 |
| （二）、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 |
| （三）、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 |
| （四）、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
| 二、 现实启示 |
| （一）、要把进一步深化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视为有效而彻底地反腐败的基本途径 |
| （二）、要科学把握和分析当下变迁化政治生态环境的特质和性质，从而理性地选择反腐败的路径 |
| （三）、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下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的复杂多样性，务必将反腐败斗争视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脱贫攻坚视阈下党的利益协调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理论分析及必要性 |
| 第一节 利益协调理论分析 |
| 一、利益协调的概念 |
| 二、利益协调的原理 |
| 三、利益协调:政党的内在职能 |
| 四、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协调理论 |
| 第二节 脱贫攻坚理论分析 |
| 一、贫困理论 |
| 二、传统扶危济困文化 |
| 三、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理论 |
| 第三节 脱贫攻坚视阈下党利益协调的必要性 |
| 一、全球贫困治理的时代趋势 |
| 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
| 三、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内在要求 |
| 四、促进社会结构转型的客观要求 |
| 第二章 利益协调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扶贫救济阶段党的利益协调(1978 年——1985 年) |
| 一、以土地经营制度改革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 |
| 二、制定农村经济政策促进农民脱贫致富 |
| 三、以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
| 四、以工代赈扶贫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 |
| 第二节 扶贫开发阶段党的利益协调(1986 年——1993 年) |
| 一、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 |
| 二、建立专项区域帮扶计划 |
| 三、确立贫困县为扶贫瞄准单位 |
| 第三节 扶贫攻坚阶段党的利益协调(1994 年——2000 年) |
| 一、以政府为主导推动综合扶贫攻坚 |
| 二、以多元互促模式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
| 三、重新确定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 |
| 第四节 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党的利益协调(2001 年——2010 年) |
| 一、在专项、行业、社会“三位一体”中形成大扶贫格局 |
| 二、在“一体两翼”战略中建立农户参与式扶贫 |
| 三、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 四、在“两轮驱动”中提高贫困人口生活保障 |
| 第五节 新时代精准扶贫阶段党的利益协调(2011 年——2020 年) |
| 一、主要措施 |
| 二、主要特征 |
| 三、主要成绩 |
| 四、主要经验 |
| 第三章 利益协调的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主体因素:利益协调主体单一化 |
| 一、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足 |
| 二、多元利益协调主体融合难 |
| 三、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存在利益矛盾 |
| 第二节 价值因素:共享式利益协调难度增大 |
| 一、“工具理性”思维 |
| 二、传统私德观 |
| 第三节 客体因素:贫困群体对利益的争夺 |
| 一、贫困群体制衡主义 |
| 二、贫困户虚荣心理 |
| 第四节 环境因素:与农村格局的融合较难 |
| 一、与农村社会格局的结合较难 |
| 二、与农村政治格局的融合较难 |
| 第五节 过程因素:利益协调过程运转不畅 |
| 一、利益表达低效 |
| 三、利益协调方式不当 |
| 四、利益评估机制不健全 |
| 五、利益保障机制较滞后 |
| 第四章 利益协调的路径指向 |
| 第一节 着力形成“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的利益协调合力 |
| 一、充分加强党总览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
| 二、强化政府责任,引领市场、社会协同发力 |
| 第二节 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 |
| 一、形塑党员干部“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力观 |
| 二、增强党员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 |
| 三、树立贫困群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公德观 |
| 第三节 加强利益协调制度建设 |
| 一、问责机制 |
| 二、容错纠错机制 |
| 三、监督机制 |
| 第四节 促进利益协调与农村基层社会的良性互动 |
| 一、加强党组织对新乡贤的领导 |
| 二、增强党组织对基层协商治理的领导 |
| 三、切实践行群众路线 |
| 第五节 竭力构建“表达—分配—评估—保障”的系统运行机制 |
| 一、健全多元、规范的利益表达机制 |
| 二、完善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
| 三、塑造多元、动态的考核评估机制 |
| 四、建构人人共享的社会保障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公权腐败的人性与社会根源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1 国外公权腐败研究文献述评 |
| 1.2.2 国内公权腐败研究文献述评 |
| 1.3 研究的思路、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公权腐败及危害 |
| 2.1 公权的本质 |
| 2.1.1 历史上的公权 |
| 2.1.2 现代视野中的公权 |
| 2.2 公权腐败及类型 |
| 2.2.1 公权腐败概念 |
| 2.2.2 公权腐败的类型 |
| 2.3 转型期公权腐败的特征 |
| 2.3.1 腐败数量不断加大 |
| 2.3.2 腐败程度逐渐加深 |
| 2.3.3 腐败领域不断拓展 |
| 2.4 公权腐败的危害 |
| 2.4.1 危害政权稳定 |
| 2.4.2 扰乱经济秩序 |
| 2.4.3 破坏社会和谐 |
| 2.4.4 侵蚀人的信念 |
| 第3章 公权腐败产生的人性根源 |
| 3.1 中国古代人性理论 |
| 3.1.1 告子的人性无善无恶论 |
| 3.1.2 孟子的性善论 |
| 3.1.3 荀子的性恶论 |
| 3.2 西方现代人性论统观 |
| 3.2.1 现代性与自然法权 |
| 3.2.2 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人性基础 |
| 3.3 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 |
| 3.3.1 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动与受动的统一 |
| 3.3.2 人与人的关系：社会性存在 |
| 3.3.3 人与自身的关系：自由自觉的劳动 |
| 3.4 腐败根源的人性角度透视 |
| 第4章 公权腐败产生的社会根源 |
| 4.1 政治方面 |
| 4.1.1 系统论视野下的权力观 |
| 4.1.2 政治权力的失控 |
| 4.2 经济方面 |
| 4.2.1 经济转轨滋生腐败的路径分析 |
| 4.2.2 经济转轨滋生腐败机会的微观机制 |
| 4.2.3 经济转轨滋生腐败的深层根源 |
| 4.3 文化方面 |
| 4.3.1 传统文化方面的分析 |
| 4.3.2 资本拜物教的冲击 |
| 4.3.3 道德观念的错位 |
| 4.4 法制方面 |
| 4.4.1 法律方面 |
| 4.4.2 制度方面 |
| 第5章 公权腐败与人性和社会因素的辩证关系 |
| 5.1 人性因素与公权腐败程度的关系 |
| 5.1.1 经济人性与公权腐败 |
| 5.1.2 人的全面发展与公权腐败 |
| 5.2 社会因素与公权腐败程度的关系 |
| 5.2.1 社会有机体与公权腐败 |
| 5.2.2 社会控制与公权腐败 |
| 5.3 人性和社会因素与公权腐败治理 |
| 5.3.1 人性自律与公权腐败治理 |
| 5.3.2 社会他律与公权腐败治理 |
| 第6章 国内外公权腐败治理及其经验反思 |
| 6.1 当代中国公权腐败的治理及成效分析 |
| 6.1.1 建党以来的反腐倡廉历程 |
| 6.1.2 反腐成效分析 |
| 6.2 国（境）外治理公权腐败的经验借鉴 |
| 6.2.1 健全的制约体制 |
| 6.2.2 严格的社会监督 |
| 6.2.3 独立的反腐机构 |
| 6.2.4 完善的法律体系 |
| 第7章 人性与社会关系视角下公权腐败的治理对策 |
| 7.1 人性视角下公权腐败的治理 |
| 7.1.1 构建人性自律的客观环境 |
| 7.1.2 创建人性自律的主观条件 |
| 7.2 社会视角下公权腐败的治理 |
| 7.2.1 惩治层面的建设 |
| 7.2.2 监督层面的建设 |
| 7.2.3 执行层面的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四、试论监察监督与发展经济的辩证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研究[D]. 连振隆. 兰州大学, 2017(01)
- [2]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研究[D]. 宋婧琳.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1)
- [3]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4]我国监察权属性研究[D]. 马兰.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5]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D]. 李艳丰. 湘潭大学, 2019(12)
- [6]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D]. 张银霞. 武汉大学, 2017(06)
- [7]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D]. 吕永祥. 吉林大学, 2019(10)
- [8]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3)
- [9]脱贫攻坚视阈下党的利益协调路径研究[D]. 向鑫.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公权腐败的人性与社会根源探究[D]. 杨涛. 吉林大学, 20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