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火掩盖不住罪恶——济南“10.30”特大放火杀人案侦破纪实（论文文献综述）
胡贝克[1]（2020）在《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伦理是人际关系的产物,伦理学是研究人的道德行为的学问,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伦理学视角下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文学和伦理学对人的共同关注构成了两个学科的交叉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模式。以伦理为批评视角的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旨在通过文本中道德人物面对利益采取的道德行为及其后果,折射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对伦理的认知和道德行为的选择,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文学的“德治”支持,并在为惊悚小说正名的同时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文学的学术研究。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探讨惊悚小说如何通过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及其利益不受侵害的伦理叙事形成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该选题研究重在小说人物的善恶行为及其相应后果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观点和以人的行为后果论善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观点,阐释其揭露和抨击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阴暗面的社会批判和人的本质弱点批判精神,探讨其伦理取向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德治借鉴意义及其对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促进作用。该选题研究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为认知视角,将惊悚小说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背景下,从相关伦理学观点出发,探讨人的善恶行为根源和善恶评价准则,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以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伦理叙事对象而形成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将小说人物置于具体社会环境中分析其伦理取向以及人在本质上存在的弱点;既肯定了惊悚小说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找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论文除绪论和结论部分外,在主体部分对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总体论述基础上,分别从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利益形成的人际伦理、性别伦理、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三个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并借助相关文学理论分析了惊悚小说作品形式的创新和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生成机制。绪论分别对研究问题的缘起、国内外研究现况、研究内容及其意义与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做了陈述与论证。选题研究认为,惊悚小说的兴起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背景、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形成、大众读者和专业作家群体的形成、西方伦理学发展史及其现代转向、其他类型小说对惊悚小说的影响具有直接关系。该选题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出发,探讨了惊悚小说作品中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物的人性和以“反主流伦理”思维模式下惊悚小说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探讨了该选题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教诲意义和促进当代大众文化时代通俗文学发展与批评的学术意义。第一章分别从贵族阶级伦理和中产阶级的焦虑、性别伦理与职业精英伦理叙事、惊悚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三个方面入手,从总体上论述了惊悚小说的基本伦理取向。研究结果发现,惊悚小说的“反主流”伦理叙事体现出马基雅维里“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和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后果论善恶的价值判断准则,而惊悚小说作品中崇尚的“善”仅聚焦于特定社会阶层的范畴内,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幸福论”的伦理学观相去甚远。第二章分别从财产与伦理、惊悚小说的利益关系叙事、小说的私有财产观三个方面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基于新贵族和中产阶级所崇尚的伦理价值观。研究结果表明,惊悚小说通过不同作品、从不同角度、以“悬疑”和“惊悚”为主要艺术形式,揭示出新贵族和中产阶级对财产和地位的文化焦虑;小说对人物基于贵族财产的道德行为书写形象化地表达出惊悚小说对善恶的判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第三章从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取向对维持贵族阶级伦理秩序的意义。在分析性别伦理起源的基础上,该议题研究以作品中不同类型的性别人物为例,揭示出贵族阶级男性至上的传统性别伦理取向,论述了男权社会中性别伦理的非公平性,结论是:“性”的差异位于生理的自然属性层面,“性别”则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后者是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叙事所关注的主要层面;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既有神学伦理学的根源,又有历史和经济的影响因素;作品中男性人物的身份决定家庭财产所有权的性别伦理叙事印证了恩格斯基于家庭关系的性别伦理观;而性别越界现象的性别伦理叙事则体现出惊悚小说的“反传统”态度,表达出惊悚小说倡导男女平等的性别伦理取向。第四章分析了维多利亚时期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背景下惊悚小说对法律精英和医学精英维护社会公正的职业伦理取向。惊悚小说既从正面肯定了其维护社会公正的积极作用,又从反面讽刺和抨击了其违背职业伦理及其对社会公正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以逆向思维的方式批判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所谓的“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的理念,进而构建起惊悚小说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第五章从惊悚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的创新及其逆主流传统的伦理取向内涵创新。研究中发现,“悬疑”和“惊悚”是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创新的集中体现。此外,故事人物同时又是故事叙述者的叙事方式、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性和小说开篇对主题思想的直白表述方式等也均为惊悚小说在作品形式层面的创新;与现实传统伦理观相悖的思维模式和叙事模式形成的深层内涵以及“行善者”与“作恶者”并非泾渭分明的“模糊地带”,体现出惊悚小说在人性反思的内容层面上的创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是惊悚小说作品研究的有力支柱:前者揭示出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的伦理互映关系;后者从惊悚小说文本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出发,阐释了该类型小说通过不同“类别”的小说人物划分开始,最终形成了惊悚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在伦理层面上的整体性。形式创新形成了该类型小说的文艺美学价值,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内涵则构成了政治伦理的美学价值。新颖的文本形式与伦理内涵的独特表达方式相结合是形成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决定性因素。结论部分在各章分别就不同层面的伦理取向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惊悚小说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伦理取向虽然与主流伦理相悖,但在法制基础上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人和睦相处、稳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体现出惊悚小说对构建和谐社会而形成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教化作用。该结论从伦理层面推翻了早期批评界对惊悚小说的负面评价,形成了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的发展与研究的学术意义,同时又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形成了以史为鉴的社会实践意义。惊悚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发现,艾布拉姆斯将“文本”与“世界”设定为单向关系是有一定缺陷的,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两者的关系应是双向的,因而对其做了修正,其修正的意义在于惊悚小说创作源于维多利亚现实世界,而后又以作品的文本形式影响现实世界。该选题研究在充分肯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时,发现惊悚小说又存在某些层面上的局限性:第一,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视而不见,而仅将特定社会阶层作为其伦理反思的场域,其维护的也仅是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伦理秩序和利益,对构建人类和谐社会而言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二,惊悚小说对贵族财产的来源描写甚少,似乎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财产都是以合法手段获得的;第三,惊悚小说的幸福观并非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而是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内,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善”幸福观相去甚远,因而在伦理的普遍性层面上形成了惊悚小说幸福观的局限性。尽管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总体而论,惊悚小说中惩恶扬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的正向价值还是其主要层面。
吴强[2]（2019）在《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属于公安文学的范畴,但又是区别于单纯讲述警察日常生活、工作际遇、情感故事的小说类型,本文从该类小说的历史渊源出发,完成了其概念界说。同时厘清了西方“侦探小说”、日本“推理小说”与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时代和社会差异性,揭示出公安刑侦小说是当代中国新文学观下的一种兼具通俗小说审美方式和政治思想指涉的新的小说类型,强调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侦探小说”这一命名所依托的国家性质、主流意识、法律基础、社会矛盾、主体构成都已不复存在,而在新的国家语境下,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在主题建构、人物塑造、思想表达等方面有着与侦探小说相异的风格和特征。本文以对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文本分析为基础,以西方侦探小说、古典公案小说和日本推理小说为参照,对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发展流变进行系统梳理,并进一步分析阐释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叙事特征、主题建构、人物形象,在此基础上客观评价该类型小说存在的模式化书写问题。论文总体结构包括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共七个部分。前言部分,从中国当代刑侦小说的概念界定入手,浅析了该类小说的研究价值、研究现状,确定了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为论文展开提供依据和论证基础。第一章归纳总结了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发展流变过程,主要按照不同分期,做出了如下阐述:十七年时期是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发轫期,形成了新的文学范式;新时期该类小说处于复苏、重建阶段,实现了创作理念的丰富与拓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该类小说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完成了世俗化、商业化的转型;新世纪之后,新媒体与大数据催生了该类小说题材的“多元繁荣”。通过对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发展脉络的梳理,发现其多于一般通俗文学的文学价值与功用: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在新的国家语境下,承载着宣传公安工作的责任与使命,借鉴前苏联反特小说的范式,创造了“刑侦+反特”小说的繁荣,宣教作用明显,同时,此期产生了大批从事公安文学创作的作家,为该类小说提供了良好的发展之基;进入新时期,复苏与重建中的公安刑侦小说突破单一主题的案件类型描写,通过对“伤痕”的描摹和深刻的“反思”,关注“人”的回归与“法”的进入,从而在更广的层面上展示了作品积淀的思想厚度与艺术深度;随着大众文化的初步繁荣,公安小说基于社会现实基础的发展转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对于该类小说的阅读需要,并且为该类作品出版和期刊的发展贡献了经济效益,但无疑这种“大众化”倾向也促成了作者、出版商对利益的追逐,导致枉顾艺术价值和艺术现实而粗制滥造、盲目复制流行现象的出现。第二章从中国公安刑侦小说其固有的故事内核的理性构建和情节的“因果阐释”入手,分析了侦探∕刑侦小说情节构成上的独特性,当其他现实主义小说还在“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因果”单一模式中推进时,刑侦小说却已在“理性”的指挥下,开启了“谜团”与“因果”的双重情节建构。同时也分析了侦探∕刑侦小说的悬念因为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而具有神秘色彩的创作特点,因为刑侦小说的叙事触角探入了犯罪学、刑侦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各种开放性维度,所以造成了“距离化”叙事的审美效果,而距离并不仅仅是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的客观安排,而是源于人类精神内部的自我分裂所导致的间距,以及这种间距的自我映射,这种映射通过犯罪心理小说的叙事逻辑的整合表现为文本内部时间的自我叠合。中国公安刑侦小说还开启了犯罪“空间隐喻”的构建,现实空间和隐喻空间在小说中的内在并峙和深度嵌合,设置了一种玄妙而新奇的“空间距离”,这个距离既体现在“侦探”与“犯罪”之间,也体现在“叙述”与“阅读”之间,通过进入人类精神的深处与犯罪“真相”的遭遇,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深度参与。还通过对刑侦小说中“死亡”谜题的破解与“死亡”叙事,分析出隐藏在意象后的美学意义。第三章独辟蹊径地进行了对于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主题建构的研究,从“国家”意识、“社会矛盾多元主题”、“情与法”及“权与法”这四个维度,分析了该类小说所构筑的内涵丰富的叙事主题空间。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在“扞卫国家安全”这一主题中开启了以“刑侦+反特”“刑侦+剿匪”为代表的、多样的复合模式,形成了宏大叙事的“国家”意识域。而后随着社会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变化,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将视角投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对社会和时代的反映,表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流向。又展现了“情与法”的迷惘及“权与法”的困惑,揭示了其社会批判性特征。第四章对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剖析,尤其是通过警察形象和罪犯形象的塑造技巧、形象特征等对比,总结了该类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对传统西方侦探、日本推理小说的突破。同时还分析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涵盖女警察、女罪犯和女受害人）,通过归类小说中对女性扞卫生命权利和情感权利的描摹,揭示罪案对“当下”的女性们在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扭曲,从而凸显在罪案面前,女性的生命权、生存权的价值,进而对小说所展现的人生、人性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五章批判性地探讨了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模式化书写问题,指出模式化书写是基于传统西方探案小说和古典章回小说的一种延续,进而显现出在情节设置固定性、叙事视角单一性、人物特征鲜明性的特点。又从时代需要、文化策略、大众审美期待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模式化书写的成因,客观评析该现象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意识根源,同时又深入分析了当下这种书写所面临的困境,再以成功小说的案例分析了实现突围的途径。
蒋巍[3]（2010）在《世纪大冲撞——多难兴邦:撬动历史的杠杆》文中指出"灾难史和文明史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蒋巍用宏阔而敏锐的目光,扫视了自上世纪末到新世纪以来国内外诸多大灾大难以及由此引发的重大国家行动、社会事件、文化思潮,在深入广泛的"田野调查"和"时事观察"的基础上,向读者奉献出了这部"断代史"式的纪实文学作品,警示世人要居安思危,常怀忧患。
李超杰,谢玉纯[4]（2008）在《惊天绑架案》文中研究指明一安徽省最北部的梨乡县城。一处新开发的小区豪宅前。外墙上已装上了四台空调,第五台正在安装中。一名空调安装工站在竹梯上,用冲击钻在往墙上打眼。他西装革履,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三十多岁,外表英俊。在小区的道路上,他边走边打量小区内的住户,目光果然落在了这栋最豪华的三层上。
方远,许树强[5]（1995）在《大火掩盖不住罪恶——济南“10.30”特大放火杀人案侦破纪实》文中研究表明泉城济南.八一立交桥海关大楼悠扬的钟声响了,时间进入1994年10月30日.都市的喧哗随着钟声渐渐散去,夜幕下的泉城沉浸在一片静谧之中.
邓海燕[6]（2019）在《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文中认为1937年以后,日本殖民者的野心不断扩张,对东北的殖民统治越发残酷,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加紧对新闻出版行业的控制,整个伪满后期面临“出版难,杂志少”的景况。1941年由满洲杂志社创刊的《麒麟》,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发行完整、传播广泛、接近大众等特点,很快赢得市场,成为拥有十万读者的“东亚第一刊”,成为伪满畅销的一本大众文化杂志。杂志一面大量刊载娱乐性趣味性的通俗作品,有意疏离政治和时局,以办国民“自己”的杂志为办刊宗旨;一面又替伪政府做宣传唱赞歌,为日伪当局效力,履行国策杂志的使命,具有复杂的意识形态性,这是伪满后期能够继续刊行的杂志所共同呈现出的特点,也是杂志的一种生存策略,不适合用简单的是非论来判断,要结合具体文本分析其显与隐的表达,这也是本论文所持的客观态度,力求公允,呈现杂志原本的文化样态。本研究在走访调研、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文献的量化整理和细密的耙梳,进行系统的归纳和分类汇总,考察杂志特殊的生存背景和大众文化的特质,从而揭示殖民语境中杂志编辑人、写作者及伪满的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本文共分为五章。绪论中介绍了当下《麒麟》研究的现状,根据杂志自身的特点,确定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进入研究,并对殖民语境、《麒麟》的大众文化及特点进行界定,保证论文写作的合理性。第一章具体阐述了《麒麟》杂志特殊的殖民生存场域,从政治、教育和文化三方面展开论述,日本残酷的政治统治、奴化的教育思想和专制文化政策迫使期刊杂志只能倾向通俗的、娱乐的、有趣的、历史的文艺作品,规避现实,粉饰太平,这样的大众通俗文学作品是能够被统治者接受的,有利于市民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伪满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麒麟》的大众文化现象,也是不难理解的生存之道。第二章是从《麒麟》杂志传媒的外围生存境况和杂志自身的内部特点考察其刊行策略。先历时性考察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外围生态,梳理伪满后期在物资紧缺、资金不足、文化专制的杂志生态环境下,杂志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之道,而不得已选择走向大众文化之路;然后对杂志自身特点进行共时性的分析,从杂志刊行思想、读者定位、市场化运作等角度进行梳理,从而确立《麒麟》杂志大众文化的策略性定位的观点。第三章是从杂志文本的文体形式上阐释《麒麟》的大众文化建构。本章基于伪满时期苛刻的文化监管制度和汉语出版物少难以满足大众读者阅读需求的背景,是匮乏的文化市场推动了通俗趣味性读物在内容策略上不自觉的倾向于通俗小说、文化杂谈、民间歌谣、弹词鼓词等纷繁多彩的大众性文体形式,《麒麟》呈现出以“慰安民众”为办刊宗旨的大众文化形态。第四章着重从文本内部讨论《麒麟》杂志的大众文化形态建构的问题。文中从都市文化、女性文化、流行文化等视角出发,分析文本中的都市空间符号、女性的生存现状、文本的娱乐性消遣精神、侦探悬疑的大众化取向等大众化特征,探析杂志文本的内在变化:现代的、都会的、消费的、时尚的走向为一种潮流;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的参差融汇也是一种潮流,而且两者难以切分,扭结在一起流动向前。由此,《麒麟》通过形式与内容的双重探索与实践,进行其对于大众文化的构建。第五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探寻大众文化杂志《麒麟》所呈现的文化图景的意义所在,本研究认为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体现出意识形态宣传和大众文化建设方面的复杂作用,客观的总结其既有被利用的亲日、媚日的奴性话语,也有反侵略的隐性表达,即便是杂志的大众文化建构中的负能量,也要回溯到特定时空和语境中,认识其存在的意义,并从多个角度考察其正负能量。结语总结全文,简要阐明《麒麟》杂志研究的意义,并说明本论文研究的局限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空间。
闫召华[7]（2012）在《口供中心主义评析 ——以我国口供规则实施问题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没有哪一种证据形式能像口供一样，深刻地反映出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紧张关系，折射出一国的民主、文明、法治状况，并制造出如此多的学术争论。我国古代就存在“罪从供定”、“无供不录案”的诉讼文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直都是被恫吓、刑讯的对象。新中国建立以来，口供的法律地位虽然发生了一些理性的转变，但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仍具有浓厚的“口供情结”，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工作多围绕口供而展开，并将口供作为定案处理的主要依据，形成了口供中心主义的诉讼方式。口供中心主义虽然能保证绝大多数案件的正确及（短期内的）高效处理，但却异化了诉讼构造，加大了无供定案的道德风险，并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冤假错案不断，进而侵犯个体权利，损害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因此，对口供规则实施状况的关注，对口供中心主义存在及其成因、利弊的客观解释，对具有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口供规则的思索，都将助益于解决我国口供规则的“失灵”问题，而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刑讯逼供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以及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稳步推进的宏大背景下，对口供中心主义刨根问底式的研究无疑具有更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分为六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为史论部分，系统地归纳了我国口供规则的历史变迁，以及1949年以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口供运用实践，探寻了口供主义传统的各种发展形式及这些形式间的内在联系。自夏商至明清，我国古代口供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四个特点：“据供定罪”原则贯穿始终；由重多方供词到重被告人单方“辞服”；作为例外的无供定罪在范围上随各朝对口供的依赖程度不同而变动不居；主旋律是对刑讯的依赖与限制。而在古代的“推鞫”或“听狱”实践中，口供更是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赃证”仅仅是获取和推核口供的辅助手段，孤供可以定罪，而无供情况下则通常只能办成“悬案”或“疑案”。相应地，作为取供中的“合法暴行”，最不可妄加的拷掠成了断狱中最不能离开的审讯手段。就其成因而言，有限的可知论、伦理秩序和“狱无淹滞”的价值诉求、反逻辑的自由心证及非对抗的刑事司法等则为口供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而非专业知识的司法、以核查招状为主的覆审制度、刑事科学技术的不受重视、片言折狱的司法理想、深入“官”心的酷吏文化和贱民意识等也都在巩固口供至上的地位上发挥了或显或隐、或大或小的影响。从清末到民国，虽然刑讯逐渐丧失了合法性，口供的法律地位也被降低，但顽固的法律传统、不彻底的立法、混乱的社会状况决定了，口供“证据之王”的角色并未受到撼动。第二章为规范分析部分，主要围绕革命及“继续革命时代”的口供政策、1979年口供法则的形成及其思想来源、现行口供法则的基本内容及评价等三个方面对党的口供政策和新中国的口供法则作了图景式的勾勒。“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是党贯彻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适应革命及继续革命时代的特殊时局和司法形势而做出的重要决策，在打击敌对分子，团结革命力量，惩罚犯罪，维护政权稳定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种强烈的时代印记也同时注定了这些政策无法克服的深刻局限，更何况，这些政策在执行上也总是出现或左或右的错误。1979年口供法则是对党的口供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当然，传统的法律文化、西方的法律文化以及革命主义政治文化对于我国口供法则的形成均发挥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和塑造力，我们不应该从单一的角度理解这一复杂过程。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形势的变化对我国的口供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但1996年大幅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几乎在口供立法上未做任何改动。为了弥补立法不足，最高人民法院等通过法律解释的形式对口供法则进行了细化和补充。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构筑起来的口供规则体系主要由四个方面内容：即以强制为主的取供机制、非法供述的排除规则、对口供证明力的模糊限制及相对自由的审查判断。第三章旨在通过实证，展现出我国刑事诉讼内外口供获取与运用的真实面相。为此，笔者以问卷调查、卷宗分析、小规模座谈等方式对口供法则的实施状况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调研。调研结果表明：首先，在侦查阶段，口供负载着多重功能。在印证证明模式和客观真实观之下，侦查人员已经习惯于“由供到证”的侦查方式，已经习惯于将拿下口供作为案件侦破的标志，因此，讯问成为了整个侦查工作的基础和核心，认罪案件在所有刑事案件中占有极高的比例。即使对个别拒不“交代罪行”的嫌疑人，侦查人员也不会轻易放弃直接获取口供或者实现“由证到供”的努力，为此，会尝试各种讯问辅助方法，乃至刑讯、欺骗、诱导等直接或间接强制手段；其次，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检察人员对侦查阶段获取的供述普遍抱有信任的态度，多数检察官甚至不怀疑刑讯逼取的口供的可靠性，在审查逮捕或审查起诉中以核查讯问笔录和提审被追诉者为中心，把口供作为决定逮捕或起诉与否的主要依据，没有口供决定逮捕或起诉的案件以及有口供而不捕不诉的案件比例极低。再次，在审判阶段，法官习惯于将侦查阶段获取的供述直接转化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没有口供不敢定罪。被告人翻供的案件虽然占有一定的比例，但翻供很少被法庭采信。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尤其是缺乏可操作性的运行机制和配套制度的保障，非法供述的排除也难以实现。此外，口供依赖在我国不仅是一种刑事司法现象，更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普通民众对被告人的口供也有一种潜在的偏爱和信赖，对刑讯逼供和非法供述有很高的容忍度。第四章重在研讨口供运用实践背离口供规则的原因，深入揭示作为口供中心主义支撑的逻辑与经验。“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口供必须补强”以及“无供可以定案”等规则之所以被规避或搁置，的确有程序设计本身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降低口供地位的立法努力，以及理论界对口供中心主义的“口诛笔伐”，都没有触动口供中心主义背后根深蒂固的实践逻辑。其一，有罪推定作为封建法律思想的遗毒依然存在。有罪推定强化了被告人作为证据来源的意义，滋生了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现象，并构成了非法供述排除的观念障碍。其二，口供中心主义的办案方式直接形成于公安司法人员的如下办案经验：“拿下口供，突破案件”，“不打不招，打了必招”，“否认就是抗拒，辩解就是狡辩”，“不怕只有口供，就怕没有口供”等。其三，口供中心主义背后功利主义的结果主义价值论和“公共利益”优位观仍然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口供中心主义是刑事诉讼的参与人个体之间以及其与现存的法律、政策、道德、惯例等因素综合博弈的结果，是公安司法人员在该特定情境中的“帕累托最优解”。其四，对侦查机关而言，口供中心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一方面是过高的证明要求、“命案必破”的目标和限期破案、挂牌督办以及将破案率同奖惩挂钩的绩效考核制度，另一方面则是证据（线索）获取能力的不足、有限的侦查资源、和日益多样化、智能化的犯罪手段。如果不能改变上述实践逻辑，就不能企盼轻易实现口供中心主义的转变。最后，口供中心主义办案方式的长期存在与刑讯作为取供方式仍然具有一定的制度基础以及异化的司法体制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制度化的刑讯逼供，口供中心主义不可能长期存在，而如果存在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侦查取证中的口供中心主义就不可能延续到审判阶段。第五章是对口供中心主义的利弊分析。口供中心主义的诉讼理念及办案方式弊端重重，招致了学界如潮的诘责和批判，口供中心主义几乎已成刑讯、冤狱、有罪推定等诸多刑事诉讼中恶陋观念与问题的代名词，“口供中心主义害死人”在人云亦云之下也已成通说定论。但笔者认为，口供中心主义之所以在“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禁止刑讯逼供”、“排除非法供述”等已被确立为法律原则的背景下仍然“阴魂不散”，在口供运用领域以“同情掩盖违法现象”之所以会成为“公开的秘密和不正常的常态”，就是因为口供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当前社会对刑事诉讼功能的合理期许，真实记载和反映了当下人们的共同价值和利益理念及整个社会对口供问题的主流信念。口供中心主义虽然导致冤假错案不断，但不影响绝大多数案件的正确处理；虽然会增加错误成本，忽略了“道德成本”和“过程利益”，但却可以节约直接诉讼成本；虽然会限制被追诉者的个体权利，但却利于保护“集体人权”。当然，整体上看，不管在法律效果还是在社会效果上口供中心主义都是弊大于利。第六章为策论部分，主要反思在目前的“国情、民心和理念”之下，要克服口供中心主义的弊害，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应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转变口供中心主义的理念和方式，首先应当明确“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基本立场，即不因刑讯逼供的泛滥和口供可能的虚伪性就否定口供特殊的证明价值，而应该思考，如何在文明、合法的前提下，更为有效地获取与使用口供，充分发挥其在认定案件事实、推进诉讼程序中的重要作用；其次，选择改革路径时应当遵守三项原则，即注重实效，尊重规律和符合实际。尤其是第三项原则，直接关乎改革的成败。就口供制度的改革而言，最大的“实际”体现在：国家权力结构等体制性因素的制约，口供中心主义的深层逻辑难以在短期内改变，证据获取能力及侦查水平的提高也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最后，应从程序法、证据法及配套制度上整体推进口供制度的变革，即在程序法上从鼓励如实回答、遏制非法取供、激励自愿供述等三个方面逐步构建激励型取供机制，在证据法上以确保不轻信口供为主旨，通过完善口供补强、自愿性的审查判断、非法供述的排除、无供案件的证明模式、庭审翻供的处理等规则逐步规范口供的运用，并以转变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导向为中心采取一些配套的改革措施。
周莹[8]（2020）在《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新闻标题是人们接触新闻的第一窗口。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新闻愈发成为了人们获取新闻信息最便捷快速的渠道。其中,“今日头条”作为当代在线用户数量最多的门户网站,在传播新闻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本文利用爬虫技术抓取了2019年3月至2019年5月的今日头条客户端新闻标题作为研究语料。分别从词汇、语法、修辞、语用等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在词汇方面,统计了今日头条新闻标题中的高频词,分类分析后我们发现标题中名词、动词使用最为广泛。在语法方面,新闻标题主要有单句式、组合式、成分缺省式这三类句型结构,在句类的选择上,以陈述句和疑问句为主。在修辞方面,从标题的词语层面的修辞、辞格层面的修辞这两个部分对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进行探讨。最后,从语用角度结合关联理论具体分析语料,我们发现标题创作是制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关键在于激发读者结合语境取得最佳关联。
陶海洋[9]（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研究指明《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田中初[10]（2005）在《当代中国灾难新闻研究 ——以新闻实践中的政治控制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灾难是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事件,因此,与之相关的新闻报道是新闻传播中的一类重要题材。观照当代中国的灾难新闻,有一个特征有别的流变过程,而主导其变化的主要因素就是政府和新闻媒体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政府的政治控制和新闻专业控制在不同时代的新闻实践中如何发挥作用。 本文以国家-社会理论为分析框架,根据社会结构特征把当代中国分为总体性社会和分化性社会两个阶段。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政治控制和专业控制就有不同的作用方式和结果,因而灾难新闻也会有不同的表征。在总体性社会中,新闻的功能主要是为了宣传,新闻从业者对新闻的这种功能也经历了一个从认同到内化的过程。此外,出于政治合法性以及灾难应对模式的特点,灾难新闻的负面报道正面做也就成了一种越来越固定的模式,以致到文革时期甚至出现极端片面的灾难新闻,作为专业要求的客观性原则也就在灾难新闻中日渐式微。在分化性社会中,灾难应对的模式出现了变化,公众的知情权需求增长,新闻的功能出现了多元,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意识开始生长,政府的政治控制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从而在灾难新闻中开始出现专业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在对政治控制的主动适应、客观报道的“局域”呈现、专业方法的追求、奉献意识和社会责任的强调等等。 梳理当代中国灾难新闻流变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与新闻媒体之间冲突的一面,但也同样可以看到相互依存的一面。这种对立和统一,是一切矛盾的事物共有的特征,而正是这种矛盾促成的运动,才会使事物朝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的正面临一个各种灾难事件的高发期,如何使灾难应对更加有序、有效,是政府和新闻媒体的共同目标。基于此,政府和新闻媒体应该以公众利益为共同出发点,在灾难新闻实践中建构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即:政府给予新闻媒体制度化的新闻空间,新闻媒体给予政府专业化的信息服务。
二、大火掩盖不住罪恶——济南“10.30”特大放火杀人案侦破纪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火掩盖不住罪恶——济南“10.30”特大放火杀人案侦破纪实（论文提纲范文）
（1）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缘起 |
| 第二节 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选题研究的内容、意义与方法 |
| 第四节 理论框架:文学伦理学批评 |
| 第一章 惊悚小说的总体伦理取向 |
| 第一节 贵族伦理秩序与中产阶级的焦虑 |
| 第二节 性别伦理和职业精英伦理叙事 |
| 第三节 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 |
| 第二章 贵族阶级财产引发的伦理取向 |
| 第一节 贵族财产的伦理叙事 |
| 第二节 贵族阶级的私有财产伦理观 |
| 第三节 贵族财产层面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
| 第三章 惊悚小说的性别伦理取向 |
| 第一节 贵族家庭成员的性别伦理观 |
| 第二节 男性人物的性别伦理取向 |
| 第三节 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
| 第四章 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 第一节 法律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 第二节 医学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 第三节 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反思 |
| 第五章 作品形式与伦理取向的关系 |
| 第一节 伦理叙事的形式美学创新 |
| 第二节 政治伦理美学价值的生成 |
| 第三节 艺术创新与伦理取向的形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致谢 |
（2）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概念界说 |
| 二、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研究现状 |
| 三、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中国公安刑侦小说的当代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十七年”:一种新范式的产生 |
| 一、新的国家语境下的书写 |
| 二、创作之基:公安工作的要求 |
| 三、苏联反特小说的范式作用 |
| 四、公安刑侦小说作家群体的形成 |
| 第二节 新时期:公安刑侦小说的复苏与重建 |
| 一、断裂与重生的更迭图景 |
| 二、创作理念的丰富与拓展 |
| 三、深沉的批判现实的精神 |
| 第三节 20世纪九十年代:公安刑侦小说的转型 |
| 一、公安刑侦小说向世俗化、商业化转变 |
| 二、公安刑侦小说转变的现实土壤 |
| 三、新社会环境下的犯罪类型书写 |
| 第四节 新世纪:公安刑侦小说的多元发展 |
| 一、网络媒介下的新兴创作队伍 |
| 二、刑侦小说“自我形态”的回归 |
| 三、国际视野下的创作狂欢 |
| 第二章 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叙事特征 |
| 第一节 理性逻辑下的故事内核与情节构成 |
| 一、故事内核的理性构建 |
| 二、情节的“因果阐释” |
| 第二节 悬念设置与“距离化”叙事 |
| 一、侦探∕刑侦小说的悬念 |
| 二、侦探∕刑侦小说的“距离化”叙事 |
| 第三节 犯罪“空间隐喻”的构建 |
| 第四节 “死亡”意象及其美学意义 |
| 一、侦探∕刑侦小说中的“死亡”谜题 |
| 二、侦探∕刑侦小说中的“死亡”叙事 |
| 第三章 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主题建构 |
| 第一节 公安刑侦小说的“国家安全”主题 |
| 一、“国家安全”主题的提出 |
| 二、“国家安全”主题的凸显 |
| 三、“国家安全”主题的延伸 |
| 第二节 时代变迁下的多主题建构 |
| 一、经济变革期的另类社会图景 |
| 二、直面社会矛盾的真实写作 |
| 第三节 情法权的主题变奏 |
| 一、“情与法”的迷惘 |
| 二、“权与法”的共生 |
| 第四章 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
| 第一节 公安刑侦小说中的警察形象 |
| 一、公安刑侦小说中警察形象的演变 |
| 二、“英雄化”叙事的必然与尴尬 |
| 三、侦探与警察:殊途同归的“英雄化”想象 |
| 第二节 公安刑侦小说中的罪犯形象 |
| 一、政治罪犯的“符号化”表征 |
| 二、趋利心理下的多重表象 |
| 三、错位的歧义人生 |
| 四、人生困境下的无奈选择 |
| 第三节 公安刑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
| 一、激烈生活场景中的女性意识觉醒 |
| 二、情感纠葛中的折翼天使 |
| 三、暴力阴影下的复仇与毁灭 |
| 第五章 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模式化书写 |
| 第一节 侦探小说的模式化传统 |
| 一、线性模式:利于悬念设置的叙事传统 |
| 二、审美心理:惩恶扬善的情感表达传统 |
| 第二节 公安刑侦小说的模式化特征 |
| 一、要素设置:固定性 |
| 二、叙事视角:单一性 |
| 三、人物特征:鲜明性 |
| 第三节 模式化书写的成因 |
| 一、时代需要 |
| 二、文化策略 |
| 三、大众审美期待 |
| 第四节 模式化书写的困境与突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麒麟》杂志研究的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殖民语境:《麒麟》的生产场域 |
| 第一节 “改朝换代”: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 |
| 一、炮制伪满洲国 |
| 二、所谓的友邦、盟邦、亲邦 |
| 三、殖民“暴力”的效应 |
| 第二节 切断民族之根:奴化的殖民教育 |
| 一、“王道主义”教育方针 |
| 二、让日语成为“国语” |
| 三、推行殖民学制 |
| 四、强制落实奴化教育思想 |
| 第三节 专制与霸权:日伪政权的文化统治 |
| 一、霸道的伪满文化统治机构 |
| 二、细化专制的文化统治策略 |
| 第二章 “大众文化”:《麒麟》杂志的策略性定位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生态 |
| 一、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杂志 |
| 二、从小众文艺期刊到大众文化杂志 |
| 第二节 “大众文化”杂志《麒麟》 |
| 一、《麒麟》办刊思想的演变 |
| 二、“大众”读者定位 |
| 三、版面风格和栏目设置的大众化 |
| 四、《麒麟》杂志的市场化运作 |
| 第三章 文学样式的大众性 |
| 第一节 娱乐化的通俗小说 |
| 一、占据《麒麟》文学主体的通俗小说 |
| 二、徘徊在章回体和新文学之间的通俗小说 |
| 第二节 “传承文化使命”的散文 |
| 一、彰显民族文化的节日习俗散文 |
| 二、传承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散文 |
| 三、包罗万象的其他散文 |
| 第三节 书写底层大众生活的民间歌谣 |
| 一、情歌:离情别绪相思苦 |
| 二、生活歌:婚姻家庭中女性的悲情 |
| 第四节 雅俗互动的弹词与话剧 |
| 一、走向通俗:新文学的弹词改编尝试 |
| 二、雅俗相遇:演绎话本故事的现代话剧 |
| 第五节 由通俗小说改编的鼓词 |
| 一、鼓词《啼笑因缘》的诞生 |
| 二、从视觉艺术到视听艺术的转化 |
| 三、讲究音韵的俗白式语言风格 |
| 第四章 文本内涵的大众性 |
| 第一节 现代都市的空间符号与悖论叙事 |
| 一、时尚消费空间:咖啡店、吃茶店、舞厅 |
| 二、日常活动空间:公园、办公室 |
| 三、流动行进空间:火车、电车 |
| 四、都市书写的悖论 |
| 第二节 摩登与传统:大众视野中的女性想象 |
| 一、尚美女性:讲究衣着打扮的流行时尚 |
| 二、职场女性:独立自信的时代风尚 |
| 三、家庭主妇:渗透“贤妻良母”思想 |
| 第三节 娱乐性和模式化的精神消遣品 |
| 一、矛盾纠葛的感情故事 |
| 二、以死告终的爱情悲剧 |
| 三、历经风雨的完美结局 |
| 四、花样无穷的情感套路 |
| 第四节 侦探、悬疑与大众取向 |
| 一、构设类型化的悬疑焦点 |
| 二、迎合大众的小说取向 |
| 第五节 儿童文学产品的大众化特征 |
| 一、儿童文化产品的类型及特征 |
| 二、善与美的精神引导 |
| 三、潜藏的意识形态性 |
| 第五章 作为策略的大众:《麒麟》文化图景的意义 |
| 第一节 奴性话语: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 |
| 一、从“看”和“说”入手的大众亲日引控 |
| 二、调门越来越高的大众媚日教唆 |
| 三、利用文学树立大众的“良民”榜样 |
| 第二节 隐性话语:中国人民反侵略意志的曲折表达 |
| 一、建立同构关系,认同中暗示处境、吐露心声 |
| 二、描绘二元意象,对比中透露情感倾向 |
| 三、文本间存在矛盾,真意从深潜处释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口供中心主义评析 ——以我国口供规则实施问题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我国口供的实践历史 |
| 第一节 据供定罪：制度变迁中的变与不变 |
| 一、 朝代更替中的口供制度沿革 |
| 二、 我国古代口供制度产生与发展的特点 |
| 第二节 1949 年以前的口供主义：案例与观念 |
| 一、 以口供为中心的事实认定 |
| 二、 以刑讯为中心的取供方式 |
| 三、 抹不去的传统：清末修律后的口供实践 |
| 第三节 口供何以中心：一些初步解释 |
| 一、 有限的可知论 |
| 二、 伦理秩序和“狱无淹滞”的价值诉求 |
| 三、 反逻辑的自由心证 |
| 四、 非对抗的刑事司法 |
| 第二章 “重视而不轻信”：我国口供角色的政策立法 |
| 第一节 革命及“继续革命时代”的口供政策 |
| 一、 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 |
| 二、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
| 第二节 1979 年口供规则的形成及思想来源 |
| 一、 西方法律文化的形塑 |
| 二、 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
| 三、 革命主义政治文化的改造 |
| 第三节 现行口供规则的基本内容及评价 |
| 一、 以强制为主的取供机制 |
| 二、 非法供述的绝对排除 |
| 三、 口供证明力的模糊限制 |
| 四、 口供相对自由的审查判断 |
| 第三章 口供中心主义：我国口供运用的客观现实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 |
| 一、 问卷调查 |
| 二、 卷宗分析及其他方法 |
| 三、 研究所限 |
| 第二节 侦查与口供 |
| 一、 口供案件的比例 |
| 二、 如何实现高认罪率 |
| 三、 为何片面追求口供 |
| 第三节 刑事检察与口供 |
| 一、 口供案件的证据审查 |
| 二、 翻供、拒供、漏供及其影响 |
| 三、 审查意见书中的证据种类 |
| 第四节 审判与口供 |
| 一、 当庭认罪、辩解与翻供 |
| 二、 非法供述的排除 |
| 三、 口供对判决的实际影响 |
| 第五节 民众的口供依赖 |
| 一、 作为社会心理的口供依赖 |
| 二、 民众眼中的刑讯逼供 |
| 三、 非法供述的社会容忍度 |
| 第四章 实践反对立法：口供中心主义背后的逻辑与经验 |
| 第一节 有罪推定的司法观念 |
| 一、 有罪推定、推定有罪与无罪推定 |
| 二、 有罪推定观念的“思想考古” |
| 三、 有罪推定与口供中心主义 |
| 第二节 经验主义司法 |
| 一、 经验主义司法：两种进路 |
| 二、 经验主义司法与口供中心主义 |
| 第三节 功利主义与自利行为 |
| 一、 “口供中心”的功利主义逻辑 |
| 二、 口供中心主义中的自利行为 |
| 第四节 客观真实观与证据获取能力 |
| 一、 客观真实：口供中心主义中的证明理想 |
| 二、 证据（线索）获取能力：口供中心主义的一种现实解释 |
| 第五节 从口供制度到司法体制 |
| 一、 刑讯逼供的制度基础 |
| 二、 异化的司法体制 |
| 第五章 得失之间：口供中心主义的利弊分析 |
| 第一节 口供中心主义与实体正义 |
| 一、 导致冤假错案不断 |
| 二、 不影响绝大多数案件的正确处理 |
| 第二节 口供中心主义与诉讼效益 |
| 一、 节约直接诉讼成本 |
| 二、 增加错误成本 |
| 三、 忽视“道德成本”和“过程利益” |
| 第三节 口供中心主义与人权保障 |
| 一、 “眷恋”集体人权 |
| 二、 限制或剥夺被追诉者权利 |
| 第六章 理想与现实之间：口供中心主义之变革 |
| 第一节 实务部门的实践努力及效果 |
| 一、 侦查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
| 二、 讯问方式的完善和内外监督 |
| 三、 “零口供”规则 |
| 四、 地方性口供规则 |
| 第二节 学界的改革方案及立法选择 |
| 一、 口供定位之争 |
| 二、 学界的立法建议稿及其论证 |
| 三、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的口供制度 |
| 第三节 可能的出路 |
| 一、 应有立场 |
| 二、 改革面临的现实制约 |
| 三、 具体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现状与意义 |
| 1.3.1 研究现状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基础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语料来源 |
| 1.5.1 建立小型语料库 |
| 1.5.2 依据爬虫程序,滚动抓取标题 |
| 1.5.3 标题信息处理 |
| 第二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汇语法特点 |
| 2.1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频特点 |
| 2.1.1 词频统计 |
| 2.1.2 词频分布分析 |
| 2.2 标题词汇的语义特点 |
| 第三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法特点 |
| 3.1 句法结构形式 |
| 3.1.1 单句式结构 |
| 3.1.2 组合式结构 |
| 3.1.3 成分缺省结构 |
| 3.2 句类特点 |
| 3.2.1 陈述句标题 |
| 3.2.2 疑问句标题 |
| 3.2.3 感叹句标题 |
| 3.2.4 祈使句标题 |
| 第四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 |
| 4.1 引言 |
| 4.2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 |
| 4.2.1 词语修辞 |
| 4.2.2 辞格修辞 |
| 第五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用特点 |
| 5.1 关联理论与网络新闻标题 |
| 5.2 网络新闻标题的“明示—推理”交际 |
| 5.2.1 明示行为 |
| 5.2.2 推理过程 |
| 5.3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境效应 |
| 5.3.1 认知语境假设 |
| 5.3.2 语境效果 |
| 5.4 网络新闻标题的最佳关联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主要研究过程和结论 |
| 6.2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6.3 后续研究的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发展教育论 |
| 二、 振兴实业论 |
| 三、 改革政治论 |
| 四、 传统文化论 |
| 五、 外交形势论 |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无奈的抉择 |
| 三、 冷静的纠偏 |
| 四、 未尽的结局 |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 四、 启示 |
| 附表十五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当代中国灾难新闻研究 ——以新闻实践中的政治控制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序章 政治控制:灾难新闻的一种分析视角 |
| 引言 |
| 第一节 关键词的框定 |
| 一、灾难新闻:一组相关的概念 |
| 二、政治控制:在灾难新闻中的凸显 |
| 三、新闻实践:政治逻辑和专业逻辑的共生 |
| 第二节 国家-社会理论框架中的政治控制和新闻实践 |
| 一、政治控制的变动 |
| 二、新闻实践的变动 |
| 第三节 本研究的其他说明 |
| 一、研究综述 |
| 二、研究企图 |
| 三、资料说明 |
| 第一章 总体性社会:灾难新闻的政治控制如何可能 |
| 第一节 政治合法性:控制灾难新闻的政治基础 |
| 一、作为体现公共管理和政治统治的“灾难 |
| 二、作为获取政治合法性的“灾难” |
| 三、作为体现全能政府的“灾难” |
| 第二节 党的新闻事业:政治控制灾难新闻的实现基础 |
| 一、党报理论:灾难新闻的观念指导 |
| 二、管理体系:新闻实践的控制方式 |
| 第三节 从认同到内化:新闻从业者对政治控制的反应 |
| 一、党的新闻队伍的整合 |
| 二、绝对政治控制与新闻主体意识的消逝 |
| 第二章 从正常到非常:总体性社会中灾难新闻的流变 |
| 第一节 正面控制:1957年之前的灾难新闻 |
| 一、正面报道为主模式的形成 |
| 二、正面报道为主与客观报道空间 |
| 三、灾难新闻批评报道的典型事例 |
| 第二节 暂时的负面控制:1957年之后的灾难新闻 |
| 一、三年困难时期:灾难信息的流动 |
| 二、指示何以失效:“广东大雨如实报道”的考实 |
| 三、文革时期:极端片面的灾难新闻报道 |
| 第三章 变与不变:分化性社会中灾难新闻的政治控制 |
| 第一节 灾难信息:公众的需要和可能 |
| 一、灾难信息:公众的一种主动需要 |
| 二、多元渠道:获得灾难信息的可能 |
| 三、灾难流言:公众传播与信息变异 |
| 第二节 主体回归:灾难新闻观念重构 |
| 一、新闻改革背景下的灾难新闻观念反思 |
| 二、灾难新闻与新闻从业者主体意识的成长 |
| 第三节 变与不变:分化性社会中的政治控制 |
| 一、控制变化:灾难事件中的政府和媒体 |
| 二、政治控制:继续强调的基础和理由 |
| 第四节 分层多元:灾难新闻政治控制的安排 |
| 一、控制对象上体现出层次的区别 |
| 二、法规和文件对灾难新闻的常态化控制 |
| 三、主管部门对灾难新闻的动态化控制 |
| 第四章 专业追求:分化性社会中灾难新闻的趋向 |
| 第一节 路径依赖:灾难新闻的惯性延续 |
| 一、地方政府控制灾难信息 |
| 二、对新闻实践的影响 |
| 第二节 临场发挥:对政治控制的主动适应 |
| 一、新闻生产中的主动发挥 |
| 二、对政府官员的资源借用 |
| 第三节 客观报道:在灾难新闻中的“局域呈现” |
| 一、直面灾民:灾情的如实体现 |
| 二、监督官员:灾难的必要反思 |
| 第四节 专业方法:灾难新闻的深度呈现 |
| 一、灾难新闻的解释性报道 |
| 二、灾难新闻的调查性报道 |
| 三、灾难新闻的精确性报道 |
| 第五节 社会责任:面对灾难的角色认知 |
| 一、奉献品质的倡扬 |
| 二、伦理道德的警觉 |
| 结语 新合作:灾难事件中的政府和新闻媒体 |
| 第一节 合作:政府和媒体应对灾难的必然选择 |
| 第二节 政府:尊重公众知情权的基础上提供制度化的新闻空间 |
| 第三节 媒体: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基础上提供专业化的新闻服务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论文独创性声明 |
|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
四、大火掩盖不住罪恶——济南“10.30”特大放火杀人案侦破纪实（论文参考文献）
- [1]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D]. 胡贝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2]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研究[D]. 吴强. 吉林大学, 2019(02)
- [3]世纪大冲撞——多难兴邦:撬动历史的杠杆[J]. 蒋巍. 中国作家, 2010(08)
- [4]惊天绑架案[J]. 李超杰,谢玉纯. 安徽文学, 2008(Z1)
- [5]大火掩盖不住罪恶——济南“10.30”特大放火杀人案侦破纪实[J]. 方远,许树强. 公安月刊, 1995(01)
- [6]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D]. 邓海燕.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
- [7]口供中心主义评析 ——以我国口供规则实施问题为视角[D]. 闫召华. 西南政法大学, 2012(07)
- [8]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D]. 周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9]《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10]当代中国灾难新闻研究 ——以新闻实践中的政治控制为视角[D]. 田中初. 复旦大学, 2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