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特的见解——世界知名企业家的运算法则(论文文献综述)
戴亦兰[1](2019)在《初创企业动态能力、商业模式创新与绩效的直觉模糊测量及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创业活动越来越受到新兴经济国家政府所重视。中国正进行着全面深化改革,高度不确定性是当前国际环境和中国经济转型的显着特征,初创企业面临着机遇,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寿命不长、难于持续已经成为初创企业的代名词。如何促进初创企业的发展壮大成为学者与专家们讨论的热点。动态能力、商业模式创新植根于多变的环境,被学者们认为是价值创造和竞争优势的核心。本研究综合考虑现实背景与理论背景,针对动态能力、商业模式创新及绩效具有的模糊不确定性等特征,探寻初创企业动态能力、商业模式创新及绩效的科学测量方法。在测量的基础上,从动态能力观出发,探究动态能力、商业模式创新与绩效的关系及影响机理,不仅丰富和完善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并且在实践中为初创企业的成长提供新思路和具体指导。本文首先对动态能力、商业模式创新及绩效的内涵、测量维度、评价指标及测量方法等方面的相关理论研究和文献进行了深入分析,根据评价指标具有的模糊不确定性特征和现有测量方法存在的不足,运用直觉模糊集的理论与方法,构建了初创企业动态能力、商业模式创新及绩效的测量方法。该方法先对初创企业动态能力、商业模式创新及绩效评价的备选指标进行模糊评价,再使用直觉模糊集方法进行筛选,得到初创企业动态能力、商业模式创新及绩效评价的关键测量指标。然后,构建基于直觉模糊集的初创企业动态能力、商业模式创新及绩效的综合测量模型。并且运用提出的测量方法分别对五家初创企业的动态能力、商业模式创新及绩效进行全面可操作化测量的应用研究,验证了所提出的测量方法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在构建的初创企业动态能力、商业模式创新及绩效测量方法基础上,进一步以动态能力观为理论指导,研究了初创企业通过提升自身动态能力,从而转换为价值创造与价值回报,再影响绩效的作用关系,建立了初创企业的动态能力—商业模式创新—绩效的关系模型。最后,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207家初创企业有效样本的相关数据,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深入剖析了动态能力、商业模式创新与绩效的关系,验证了理论假设,得出主要结论如下:(1)动态能力和商业模式创新都对初创企业的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动态能力各维度对于初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存在较大差异。(2)动态能力各维度对价值创造创新有显着正向影响,但是对价值回报创新影响各维度差异较大。(3)商业模式创新在初创企业动态能力各维度与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动态能力中组织学习能力、组织创新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对初创企业绩效有直接正向影响,而资源重构能力与战略隔绝机制则通过影响商业模式的创新来对初创企业绩效产生间接正向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清晰地阐明了动态能力、商业模式创新的内涵并运用直觉模糊集进行了关键评价指标筛选和具体测度,构建了基于直觉模糊集的初创企业动态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评价指标筛选与测量方法,通过实例验证了新的测量方法的可行性与科学性。(2)结合直觉模糊集的运算法则与优势,构建了基于直觉模糊集的初创企业绩效关键评价指标筛选和测量方法。针对正向型和逆向型定量指标的差异性,分别用不同的算子进行了模型构建;并实现了将定量与定性类指标混合计算。直觉模糊集的应用很好地解决了评价者的不精确偏好、语言评价值的集成及指标权重的问题,并丰富了管理学中变量测量可操作化的研究。(3)提出了初创企业“能力—价值—绩效”的研究框架,揭示了初创企业的动态能力、商业模式创新对绩效的影响机理。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指导初创企业通过提升动态能力进行商业模式的创新,并以此来提升企业的绩效,参与市场竞争。
杨缨[2](2011)在《信任视角下社会资本的界定、测度与验证 ——以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文中提出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其研究结果对传统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造成重大的影响甚至冲击。但囿于传统的理论视角、方法论和数学工具,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分歧众多、莫衷一是,从而使得社会资本理论本身及其应用受到很大的质疑和限制。社会资本概念处于界定难、测度难、验证难的尴尬困境之中。本文认为社会资本理论所处的困境在于社会资本范畴本身没有找到它在人性中的内在根源,社会资本范畴的人性根源也不能在西方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个人理性中去寻找,而只能采取整体、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综合人的所有行为方式的内在联系,探寻出社会资本范畴的人性根源在于人的同情心。而同情心既是人类集体理性和情感理性的基础,又是人类集体理性和情感理性的产物。将社会资本理论应用于家族企业的研究目前虽然还比较少,但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结果。本文借助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方面来作为对社会资本理论的测度和验证方法,另一方面也希望本文的研究也能对家族企业研究起到一定的助益作用。本研究主体分为四部分:在第一部分(第三章)中:我们一方面用博弈论典型性地模拟了中国的历史演进,得出了中国人的信任方式的内在人性根源:同情心。另一方面,也用博弈论模拟了欧洲社会和印度社会的起始博弈,指出在这两种起始博弈模型的长期作用下人类社会的同情心将逐渐衰亡。本文还特别指出古典、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人理性其实是先行者优势博弈模型长期训练之下造就的古典欧洲人的理性范畴,这一理性范畴其实是不全面的。在第二部分(第四章)中:根据前文的理论和收集的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应用数学逻辑的推导方法,大致估算了家族企业法人的社会资本。在第三部分(第五章)中:根据前文的理论和数据,应用计量模型,验证了法人社会资本和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并就法人社会资本影响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的内在机制做了探讨。在第四部分(第六章和第七章)中:分别阐述了本文的社会学结论和经济学结论。特别是第七章的数学演算部分阐明并演示了本文创新的博弈演算方法,这一方法实际上应用于全文的博弈演算之中。本研究的结论:(1)趋利避害的本能只是人性的动物性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人性的塑造和演进主要取决于人类之间相互进行的博弈。而且趋利和避害是两个不同维度、不能通约的概念,因此对人性的阐述和研究必须主要依靠博弈论。而把人性简化到只有趋利一维、只有利己一种倾向的个体理性的理念,其实只是在先行者优势博弈模型下才是正确的。在别的博弈模型之中,利他倾向也是一种理性。(2)社会资本不是产生于人的个体理性之中,而是产生于人的集体理性、情感理性和道德理性之中,但却反过来对人的个体理性选择有所裨益的社会情感和经验积累。它的内在人性根源在于人的同情心。(3)由于社会资本的隐性特征,个人的社会资本往往难以测度,但在具有“三公”原则的股票市场上市的企业法人的社会资本可以进行测度。并可以通过家族企业法人的社会资本倒推家族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资本。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点:(1)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从人类功利层面的生产方式行为、情感层面的交往方式行为和精神层面的思维方式行为入手,分析了人类的工具理性、情感理性和道德理性,指出了社会资本的内在人性根源在于人的同情心。(2)方法论的创新:本文将博弈论引进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以期有利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科学化和精确化。同时,本文还创新了博弈论的演算方法,以期有利于经济学的进一步科学化和精确化。(3)观点的创新;见前文结论。
熊亮[3](2020)在《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文中研究说明现代社会,人们既处于资本逻辑的强制下,也处在机器体系的程式里,更处于现代性的流变中。何谓现代性的流变?现代性如何流变?现代性流向何方?众说纷纭、各家不一。从人类四次工业革命的角度来探究现代性逻辑预设、反思与批判以及未来去向,可以深刻地阐释现代性的诸多元素嬗变的来龙去脉,而四次工业革命的“机器”为探究现代性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向度。18世纪拉美特利提出“人是机器”,这是对神的挑战;今天有人又说“机器是人”,这是对人的挑战,现代性就是在人与机器的关系里孕育了历史进步观念、历史整体性、自然范畴、工具理性以及主体性等特征,也正是诸多的特征特质让人们感受到今天仍然生活在现代性的流变框架里。因此,一部现代性的流变史,就是一部人与机器的关系史,探究人与机器的关系,既可以追溯现代性的发育生成,也可以反思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更可以探索现代性的未来旨趣。从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一部名着谈起,拉美特利的重要着作《人是机器》掀起了近代工业革命的一个历史直觉:西方人从神学转向人学,从中世纪的圣经故事转向近代工业革命的人—机器—自然的故事,在工业革命驱动背后的机器革命,告示了一种世界观转化“人是上帝儿子”转化为“人是机器”。“人是机器”现代性起源的解读:一是英国工业革命发端是现代性起源的社会存在论本体论。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和建构的图景是现代性起源的社会物质基础和生产要素,涵盖了“物”的开发和激活、资本的嬗变和转型、土地要素的改变以及国际贸易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种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范式的显现。二是自然是现代性起源的工具理性。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倡导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历史性作用,一种新观念已经进入现代意识,动力这个概念不具有政治意义,它不是控制人们的能力,而是征服自然的能力,“机器”的实质就是反映人类对传统自然观念的颠覆,是改变并利用自然创造新事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制造新事物的能力。三是分工与交换是科学技术与商业进程作了最好的统一,在斯密看来,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即市场、人人皆商人”的商业社会,商业社会关键的要素就是科学技术能否普遍应用到社会,英国早期兴盛的成功奥秘就在于此。“人是机器”机器崇拜在这一时期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它不仅展现了人类通过对象化劳动创造的工具征服和改造自然,给人类带来丰裕的物品,也揭开了被神学所遮蔽的自然界和人,更是人类从附魅的神性自然转向了祛魅的机械自然观,人类逐渐追求理性、崇尚秩序以及构建制度,追求一种确定性、精准性以及因果关系的进步。近代工业革命,在机器崇拜的视域下孕育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一是物性,激活人的欲望。二是人的主体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分离。三是理性主义,追求确定性的方案。四是历史进步观念,历史发展的趋势。五是历史整体性,世界历史的进程。由于理工工具的过度膨胀以及人类主体性的无穷欲望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性的忧患,现代性的忧患也就引发人类对现代性的诊断,开启了一种机器异化的历史哲学沉思。卢梭基于科学技术与人类道德的角度来诊断现代性,提出自然人向文明人的过渡是一种历史化进程。人的秉性是自然的、是趋善的,科学技术、理性机器泯灭了人天然的善与爱,给人类带上“伪善的面具”,遮蔽了人类相互之间的猜疑、斗争和奴役,腐化了人的心灵与斗志,给人类带来了惩戒,消解了人类美德的民族性、独特性和魅力性,助长人的闲适与骄逸,给人类带来了惰性,造就了人类时间的多余、多事和多败,科学进步每前进一步,人类道德就堕落一步。科学技术发明的“机器”所打造的社会状态都是人类带着“伪善的面具”去追求带着“枷锁的自由”,人类的行为和道德被对象化的工具所异化,人类失去了道德至善的禀赋,理性工具是产生异化的根源之所在,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二律背反。在黑格尔看来,现代性二律背反的发生,既是合理的,又是需要扬弃的,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两大重要范畴,就是处理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市民精神与国家精神以及历史特殊性与普遍性。现代世界的核心特征市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背离,这种背离是在市民社会里产生的,而扬弃这种背离主要是靠思辨的精神来进行调和。在微观的市民社会领域中体现了二律背反的发生,如人性、欲望、财富、机器、劳动以及分工等范畴,在宏观的国家领域中也体现了二律背反的发生,如普遍精神、普遍利益、自由、必然等范畴,对于现代性的发生既要看到其合理性,又要扬弃其不合理的成分。马克思通过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异化劳动以及剩余价值论的分析,深刻地分析到机器大工业生产中技术与现代性的关系,更为深刻的则是技术背后的资本力量对现代性产生的作用。资本就是现代性的本质以及内在的规定,通过对资本这一范畴的深刻剖析,认识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矛盾关系,从而揭示现代性深刻的一对又一对二律背反范畴。从现代性本质的批判来看,《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中的五种对立关系: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对立、资本的私向化与社会化的对立、资本的技术向度与人本向度的对立、资本的主体间性的内在竞争与对立、资本追求剩余的秉性与文明发展的极限的对立等。从货币史、交换史、工业史以及世界交往史来视角来考察,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社会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经济危机爆发的周期性规律,同时也澄明了在现代性过程中资本的内在紧张与外在竞争必然要回答人与劳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技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以电力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马克思意义上的现代性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没有间断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进入了新的历史转折时期。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作为对象化工具—机器形态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在享受机器的便利同时,机器也在“酸蚀”着人类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这一时期对“机器”的现代性批判旨趣:一是工具理性的批判,工具理性把“机器”作为工具肆意破坏自然,将自然“被宰制”的对象,带来了深刻的自然危机;工具理性把一切都加以量化、价值化,使得人的需求唯一性,导致“单向度”的人;工具理性将一切事实纯粹化,导致目的的“无意义”,侵蚀着人的心智。二是“机器”世界观的异化:人生活在流水线上,每天都要从事同一单调的工序,但是又不能造成工序任何一环节的错误,使得人失去了创造性,造成人的心理紧张压抑的状态。三是消费的异化从马克思意义上的商品拜物教转向景观拜物教,景观打造的幻象催生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使得人们偏离消费本身。“机器”本身是可以创造物质财富的,但是过于追求“机器”,“机器”权力逐渐主导并限制着人的生活,使得人失去生活的意义目的。“机器”形态、性质在发生着变化,人与“机器”之间也随之发生变化,现代性发生着流变,然而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并没有停止。智能化科技革命迅速发展,认识论的转换发生了转换,由“人是机器”转向“机器是人”。进入“机器是人”时代,现代性的物性、主体性、理性主义、历史整体主义以及历史进步观念在经历着思维方式的转化,而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化构建了智能化时代的价值观。由于现代性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现代性场域里的唯物史范畴也在面临着质疑:生命、意识以及伦理道德是否只是人类独有的现象?分工、交换、无人车间是否在改变劳动价值论?自然是继续在被人征服,还是在与人日趋和谐?资本逻辑是在宰制人类,还是在造福人类?工具理性是导致目的的丧失,还是意义的再现?人的主体性是愈渐丧失,还是愈加巩固?异化理论是继续深化,还是走向终结?“机器是人”时代,现代性被筑堤愈加巩固,还是被掘墓走向终结?这有待于人类在智能化时代不断地验证,有待于人类在现代性的流变里反思着人类未来的三种抉择:人类被智能化机器圈养、人类战胜智能化机器以及人类与智能化机器共生。不可否认的是“机器是人”既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一连串的机遇,也给人类的命运带来挑战。“机器是人”时代既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一连串的机遇:一是生产过程的多样性、多元化以及闲暇性。二是交换形式的便捷性、跨时空性以及颠覆性。三是消费方式的瞬时性、多样性以及快捷性。四是分配结果的公平性、公开性以及公正性。五是人类自身的改造。高科技可以把自身作为技术手段,使人类能用技术手段来改造自己、完善自己,成为自我进化的新手段。“机器是人”也给人类的命运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一是人机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与机器鸿沟在缩小。二是机器越来越智能化,自我控制的能力越来越强,对人的依赖性越来愈小。三是机器取代人的体力劳动,未来将会取代人的脑力劳动,如果人类一旦将全部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交给机器,人类将一无是处,并且人的器官都将退化。四是人类对机器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失去了对自然和外部世界的关注,自然和外部世界成为机器主宰的对象,人类失去了对客体的反思。五是人类在智能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时间将智能手机、电脑作为“身体的部件”,越来越沉浸在虚拟空间里生活,人类失去交往的意义。六是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好奇心,无视道德规则的底线,践踏人类生命,如基因编辑婴儿,是对人类行为规范底线的践踏,在深层次的好奇心就是一种权力。现代性场域里人、机器、社会以及国家的理论观念在发生着嬗变,也引发了人类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面对现代性的流变,人类未来何处何从?德日进在《人类的未来》里提供了两种方案:“一种是基督教方案,唯有在统一世界内在深处的顶峰上最终出现的一个自主集合中心,才能从结构上和功能上在仍然分崩离析的人类群体内部充分激起,维持并释放出期待的促进共识力量,也就是真正的超级爱,要有真正的大我。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方案,使人类个体在人类起源与发展终结的地方隐约地看到集体思考和同情提升到某种状态,使每个个体从参与中得益,就足以激励人类个体并使其确定前进的方向。”在德日进的马克思主义方案里,可以看出个人进入到集体的思考和同情就是为了获得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今天人类社会处于马克思第二大形态“人对物的依赖”前提下,人类无法摆脱资本的逻辑和机器的体系,但是追求人类的历史进步、历史整体性、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以及自由精神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之所在。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对“机器是人”所引发对人类未来的思考。悲观者担忧人类会遭受对象化智能化机器的灭绝,人类会走向终结局面,乐观者认为智能化机器为人类减轻了劳动的负担,人类会实现全面解放。尽管如此,人类生产力还在发展,人类社会还在前进,人类探索自然、外部世界乃至发明创造智能化机器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国家治理制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方案,不仅为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指引了行动的方向,而且为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贡献了智慧,更为重要的是成为人类在现代性前进路上的“明灯”。
鲍新则[4](2019)在《论刑事违法性》文中研究指明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自苏俄刑法将这两个概念传入我国以来,都给予了其积极的评价意义,两者均为成立犯罪而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刑事违法性与所谓的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如出一辙,都强调定罪量刑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但这显然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危害性在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被视为是一个“坏孩子”,学界名流尝试以法益概念替代之,但法益概念的尴尬之处恰恰在于其位于犯罪构成理论之外却成为了排除犯罪体系之外的一个要素。刑法理论受到刑法典的制约,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表面含义,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将社会危害性视为排除犯罪的考虑因素,这是一个不容忽视和回避的事实。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是不定罪、不处罚,而刑事违法性在这一方面与罪刑法定原则遥相呼应,与此同时受二次性违法性理念的观照,刑事违法性也具备否定性的评价意义,即不定罪、不处罚的内在含义,只是刑事违法性是法内排除事由,而社会危害性是法外排除事由,进而刑事违法性又与刑法解释休戚与共,从而贯彻了整个刑法理论的框架和结构。现代刑法理论继承和发展了近代刑法理论的诸多理念、制度和技术,李斯特对形式违法和实质违法的划分也在某种程度上为现代刑法奠定了基础,苏俄刑法继承了形式违法的观念,却没有兼顾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近年来,德日刑法理论已在我国刑法学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势,罔顾域外理论的成果随意牵强附会或者不管三七二一而囫囵吞枣均是极端的治学态度。四书中有“极高明而道中庸”、亦有“叩其两端而竭焉”,这些看似传统而保守的治学态度却不失为当代刑法的突围方式,本文在秉承刑事违法性以刑法典定罪量刑为准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刑事违法性有法内通过刑法解释排除犯罪的功能,而这一定位其来有自,传承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在于不定罪、不处罚,看似矛盾的两种功能实则凸显了刑事违法性的否定性潜质,换言之,这是一个动态且发展的概念。诚然,这方面借鉴了大陆法系实质违法性的概念,但刑事违法性不同于大陆法系先形式后实质的人为幻想,而是入罪与出罪交织在一起,最后还须有赖专业司法人员的判断而得出结论,刑事违法性为其专业判断提供了一条路径和方法。第一章阐述了刑事违法性的发展史,这一概念源于《苏俄刑法典》有关犯罪的概念,刑事违法性不难理解是认定犯罪的准绳,但如此一来极易与犯罪构成理论相混淆,其实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理论是从不同视角审视犯罪行为,共同构筑了刑法学理论的基石。大陆法系国家三阶层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犯罪概念的代名词,这是一个认定犯罪的过程,而我国继承了苏维埃时期对于犯罪概念的定义,就法典而言是立法者的角度,就法的属性而言是统治阶层对法的认识,犯罪构成是司法者如何适用法典的思维方式,并且犯罪构成是一个理论产物。刑事违法性理论贯通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犯罪论体系之间的联系,我国古代虽然有以法治罪的传统,但最高统治者显然可以法外开恩或法外施刑,这都是对法治极大的破坏和颠覆。重刑主义是我国古代刑罚的主旋律,不仅刑罚的数目繁多,执行刑罚的手段也颇为残忍,汉代统治者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在汉文帝废除肉刑的同时无疑加重了身体刑的刑罚量,从而导致“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于此《春秋决狱》就是为减轻刑罚而对律例作出的解释。但历来认为《春秋决狱》混淆了道德和法律之间的界限,徒法不足以自行的观念却又深入人心,因此古代社会之“礼”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现代社会之“法”,只是“法”的前提是人人平等,而“礼”却公开宣扬人之间的不平等,即宗法等级血缘。因此,我国古代社会没有罪刑法定原则滋生的土壤,依法治罪只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表面含义,其根本精神在于不定罪、不处罚,比附原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没有法律依据如何适用法律裁决案件的特殊情形,比附原则也为类推解释埋下了恶果,即法无明文规定未必不是犯罪。苏俄的刑事违法性显然止步于其表面含义,在法律地位上也无法与社会危害性相抗衡,后者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但大陆法系国家对违法性概念的探究拓宽了其外延,在司法上也恪守了刑法是治理社会痼疾的最后一道防线。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不法”概念,并且认为只有犯罪才是真正的“不法”,此后大陆法系国家始终纠缠于“不法”和“违法”的殊同而论着迭出,但解释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现今“违法”已是“不法”的下属概念而普遍得到学界的认同,除此以外并不能在内容上严格区分两者的差别。黑格尔的“不法观”在哲学层面并不是侧重于认定犯罪行为,而是进一步阐释对犯罪人适用刑罚的合理性。黑格尔和康德在刑罚上均主张报应论思想,只是黑格尔在康德等量报应的基础上提出了等价报应的观念,并且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是对其自由意志的尊重,因为行为人在实施犯罪之际已然知晓一旦行迹败露便会受到法律的审判和制裁,而具有自由意志的行为人已经接受了将来可能面临的惩罚。现代刑法学大家李斯特受黑格尔法哲学观念的影响,在刑法上确立了形式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这一对概念,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何者为第一性现象和本质的联系。此后,耶赛克继承并发扬了李斯特对违法性的认识,但其指出违法性是一个无法得到证实的概念,因为它的用意是排除构成要件符合性,只有借助于违法性家族的具体阻却事由才能充分彰显违法性对阻却成立犯罪的作用。当代刑法学家罗克辛不仅创立了客观归责体系,其大有取代三阶层之势,而且进一步细化了有责性的属性,融刑事政策于犯罪论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论大厦。我国在研习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之时最难理解的部分便是有关违法性的内容,这对于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刑事违法性是苏俄刑法的产物,而违法性是大陆法系国家提出的概念,鲜有学者讨论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均在各自语言体系下形成了一套独立的制度,貌似井水不犯河水,但偏偏我国既有苏俄刑法的历史传统,又有学习法治先进国家的雄心壮志,这就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坎而不得不坦然面对的理论难题。“法益”概念原先是取代犯罪客体的外来名词,如今又成为了违法性的本质之一,与之相对的是“规范”概念对维护秩序的优先性,与此同时诞生了诸多针锋相对的概念,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等。我国对违法性概念继受和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上述概念和理论在我国刑法学界由陌生走向成熟,甚至引发了所谓的学派之争。但总的来说,我国刑法对刑事违法性概念本身欠缺深入的理解和发挥,对大陆法系的违法性概念也一知半解甚至以偏概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后者取代前者,鉴往知来不失为了解这两个概念的探究路径,至于孰优孰劣还受到我国现有刑法典的制约。第二章从我国《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的定义出发总结出犯罪的三大特征,即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传统教科书认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概念的本质特征,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及至应受刑罚惩罚性则语焉不详。随后又有观点认为,应该对犯罪概念采取二分法,即立法上强调社会危害性,而司法上推崇刑事违法性,至此应受刑罚惩罚性仍旧是可有可无的概念。殊不知,刑法区别于他法的关键之处恰恰在于应受刑罚惩罚性,因为刑罚由犯罪所触发,同时是惩处犯罪的手段和方法。刑法在适用过程中存在动态的平衡,严格划分立法和司法固然有利于认清刑法的样态,但这又何尝不是先入为主的征兆,理论与实践也是在静态层面上渐行渐远。刑事违法性是连接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的桥梁,在入罪方面应以刑事违法性为判断标准,准确适用刑法条文,反复论证犯罪行为和各罪构成要件之间的匹配程度,即使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还有《刑法》第13条“但书”的关照,如若社会危害性较小不妨不以犯罪论处,即使社会危害性相当还可以进一步考察是否有动用刑罚的必要,如此一来也将《刑法》第37条纳入其中,从而体现了慎用刑罚的现代法治精神。于此,必须理清这三个概念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改变原先对社会危害性随意出入人罪的偏见,重新发现或者说唤醒应受刑罚惩罚性应有的价值,不然行政处罚与刑罚有诸多重合之处,两者之间又何来“质”的区别。此外,刑事违法性与各罪构成要件之间又有诸多联系,大陆法系在这方面不乏新的创建和新的理论贡献,这些理论和观点应该引起我国刑法学界的注意和回应。法律语言固然有其特殊性,即所谓的法言法语,但这些语言归根结底还是日常语言的组成部分,法律脱离概念显然也无法构成体系,因此界定相关刑法概念与其适用范围是当务之急,但这其中不能忽视人对法律的创造和理解。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与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并非从内涵到外延完全一致的概念,所以有必要重新界定两者的适用范围和所要表达的意义和效果。概言之,犯罪构成是刑法总则特有的概念,它不是对具体罪名的拆分而是在一般意义上人如何认识和理解犯罪的路径与方法,至于构成要件则是一个刑法分则所独有的概念,在构成要件之前必须加上前置定语,即某罪的构成要件不然无法为人所理解和适用,每个个罪构成要件之间也略有差别,甚至还有经学理上增添的隐性要素,但这些内容的增删还是为了贯彻立法上刑法谦抑性的精神,严格控制刑法的适用范围,避免伤及无辜。刑事违法性是构成要件的先导,与其打造无懈可击的犯罪论体系,不妨深入考察构成要件的属性和功能。在观念上明确刑事违法性是判断刑事犯罪的唯一准绳,社会危害性不应凌驾于刑事违法性而扩张适用刑法,以此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应受刑罚惩罚性才是刑法真正的底色,只有刑罚具备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权限,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剥夺他人生命,它的严厉性正是体现在对人自由和生命的处罚,而这两方面是人之为人的基础和前提,唯有充分认识应受刑罚惩罚性的内涵,刑法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等倡导刑法应当宽容的精神才不至于流于形式,成为司法上呐喊的旗号而背地里依然坚信治乱世、用重典的惯性思维。因为实证主义已经表明“杀人立威”、“重刑治吏”法律效果有限,反倒在无意间传播了强权政治的意识形态,开启了法律虚无主义的思潮。在实践上坚持犯罪构成是理论构造,不同司法机关判断同一犯罪行为的出发点略有差异,但这其中理应兼顾刑事政策、排除犯罪事由等因素考量,重视刑事违法性所具有的法内出罪机制和社会危害性所特有的法外出罪机制,同时必须秉持刑法理论受到刑法典的制约,在司法上不宜以其他国家所设立的条款随意评价在我国领域内发生的犯罪行为,如若司法上的结论明显违背绝大多数人的常识,专业司法人员也认为该条款显失公正,这一现象足以引起立法机关的注意而启动修法程序,除此之外,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直接依据应是我国刑法典的明文规定,这也是刑事违法性积极的一面,限制或避免法外施刑。然而,大陆法系对违法性的研究对我国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即不断探究实质违法性的出罪可能性方案。刑事违法性还有法内出罪的可能性,其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换言之,刑事违法性也有消极的一面,在这方面大陆法系的违法性理论相较于我国刑事违法性的单一功能更为精致和深入。第三章按图索骥、探赜索隐对“非法”、“”违反……规定”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梳理,两者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同的含义,“非法”的言外之意即存在合法的情形或其他例外情形,“违反……规定”旨在揭示其违反的前置性规定,这也体现了刑法的二次性违法性特征。换言之,刑事违法性具有滞后性的特征。“非法”一词还有客观和主观之分,客观的非法行为其侧重点依然在于对构成要件的理解和运用,而主观的非法心理又依赖于客观行为而作出推测,因此只要行为人明示其行为之合法性便自然抵消行为的非法属性。现实世界并非非黑即白,生活中常常存在所谓的灰色地带。法律的漏洞或真空状态并不能掩饰这类行为的轨迹而使执法者熟视无睹,有些时候必须以现有法律对此作出相应的评价,但不能无的放矢,为了惩罚而扩大刑法的适用范围,从而随意解释刑法,这也是“非法”一词潜在的提示作用。“违反……规定”的初衷旨在提示刑法的前置性法律规范,但由于刑法典过于笼统的表达方式致使司法人员无法明确得知具体的前置性规定,现实中反而疏忽了对前置性规定的检视从而不排除出于他法而入于刑法的情形,原本起到限制作用的立法语言在实践中却无法操作和执行,这也进一步导致刑法的诸多理念止步于理论而不敢奢望对实践有所裨益。从刑法上而言,任何犯罪都是法定的,但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分类方式已经深入人心,自然犯着重于伦理道德方面的犯罪行为,法定犯又称为行政犯,该类犯罪全面贯彻了刑法的二次性违法性理论,即存在与刑法相对的行政违法或违规行为。但加罗法洛强调自然犯罪的利他情感是从惩罚的必要性以及生物研究的角度所作的分类,他是实证派犯罪学的集大成者,龙勃罗梭过度专注于犯罪人的生理特征,菲利极度重视社会环境对犯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加罗法洛综合了前人的实证结论辅之以犯罪是对人类情感的侵害而非对权利的破坏,因此针对非自然犯罪只能堵不能疏。自然犯只能与非自然犯相对,而行政犯又得力于德国学者对“行政刑法”这一概念的开拓,商品经济的崛起又催生了“经济犯”在当代刑法学研究中的热度,社会分类的细化势必导致刑法外延不断扩大从而诞生诸多新型领域的犯罪类型,眼下人工智能犯罪即如是。违法要素以人为参照对象亦有主观和客观之分,主观违法要素派生出目的犯、倾向犯和表现犯。目的犯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又可以分为断绝的结果犯和短缩的二行为犯,但无论如何辨析这类犯罪的行为方式终究需要考察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如若缺乏这类特定的犯罪目的则不能构成相应的犯罪。同时有些目的也是此罪与彼罪的关捩点。违法要素的关键在于欠缺这些要素则不构成犯罪,因此在司法上必须正视这些限制犯罪成立的要素,不能因为这些要素难以得到有效的证明而人为地降低了证明标准或者截短了构成要件,从中也不难发现违法要素并非是固定不变的静态条件,但它的动态发展也不是刑法可以恣意解释的缘由,刑法应当立足于严格解释,该规定赫然记录于法国刑法典之中。至于倾向犯和表现犯实无区分之必要,倾向犯主要是指猥亵类犯罪,表现犯专指与证人作证有关的犯罪,与其研究这两个神秘且鲜为人知的概念,不如直接单刀直入研究其项下的具体罪名,毕竟这两类犯罪尚无宏观研究之必要,而且这一分类与域外刑法典的罪名设置息息相关,盲目照搬国外的研究成果只会自寻烦恼甚至于穷尽本国刑法典而牵强附会,世界的眼光其最终的落脚点是中国的问题。客观违法要素是一个普遍散见于刑法典却没有得到理论足够重视的现实问题,这些要素不仅直接影响犯罪的成立,而且间接影响量刑之轻重。陈兴良教授早年提出了罪量要素,主要是指数额和情节,即这两个要素应当被视为成为犯罪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国外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论调引起了国内学者高度的关注,认为立法上的罪量要素是不得已之举,更有甚者认为唯有驱逐这些条件才能与法治发达国家等量齐观。罪量是司法上不容忽视的实在问题,罪量也是刑罚与行政处罚之间等量级的博弈,不同的立法模式导致对罪量因素的不同理解,国外立法例之轻罪在某种程度上均由我国行政处罚所替代,《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为数不少犯罪的表现方式与《刑法》如出一辙,而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处罚的效果不同,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社会评价和法律后果。以往的研究着重于对情节和数额的具体适用问题而忽视了这两要素影响犯罪成立的特殊地位,如果以违法性为切入点则不难发现没有达到罪量要求的行为同样不应当作为犯罪处理,或者不能对此适用加重处罚的条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刑法的张力,减少刑罚总量。第四章对大陆法系有关违法性概念的诸多理论进行了逐一的辨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国现有犯罪论体系没有客观违法性滋生的土壤,保安处分不是我国刑罚体系的组成部分,主观违法性强调行为附属于人的主体性特征,即行为是主体的产物,脱离主体则没有行为存在的空间,但法律上的主体概念本应指具体、实在的个人,但由于我国承认单位犯罪的主体属性又赋予了主体一定程度上抽象的意义。形式和实质是对违法性功能的具体阐释,这对我国刑事违法性理论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形式和实质的不同定位分别构筑了刑事违法性的观念、制度和技术,在观念上定罪量刑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准,反之,没有法律规定不得定罪量刑。在制度上存在法内排除犯罪事由,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最为典型,在技术上有主客观违法要素,从构成要件的角度视之是成立犯罪的条件,但从刑事违法性的角度来看,没有这些要素断然不构成犯罪。二次性违法性理论也体现了刑事违法性在理论上掣肘刑法扩张适用的现实司法环境,这些理论均揭示了刑法自身的否定性能量和消极作用,如何在司法上将刑法与前置性法律规范的匹配适用落到实处是未来刑事司法的努力方向之一。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最大的分歧在于违法性,而这一差异体现了对违法性的认识,我国的刑事违法性暗含了适用刑法的积极作用,而大陆法系的违法性却彰显了刑法自身的否定性能力,这也是我国刑事违法性概念不曾包含的内容和外延。但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却又自相矛盾,因为它的内容仰仗于违法阻却事由,并且将其一并置于犯罪论体系之内,而我国的排除犯罪事由在结构上位于犯罪构成理论之外,这一里一外便生发出大陆法系阶层论之逻辑性、位阶性等诸多优点。违法性理论在大陆法系国家不啻为阻却违法事由的代名词,显然各国有关阻却违法事由的构成要件大同小异,只是在处罚结果方面相去甚远,然而他国的理论得益于他国刑法典的特殊规定,我国刑法典没有与此相关的法律依据。此外,各国不同的诉讼模式又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违法性理论的隔阂,阻却违法事由是一套独立的制度设计,它必须可以在诉讼上得到证成,并且明确由谁证明,证明到何种程度,不能证明的法律后果是什么。第五章是有关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实践展开,首先肯定了这一理论的积极作用在于确立了定罪量刑的准绳和标尺;其次重申了该理论与罪刑法定原则一脉相承,充分阐释了不定罪、不处罚才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再次强调了“但书”规定不具有刑事违法性,而免予刑事处罚具有刑事违法性;最后归纳为自由刑才是刑罚的根本体现。刑罚的直接依据来源于对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否定与肯定之间存有内在的转化关系,从否定犯罪到否定之否定而肯定犯罪的成立经历了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实践展开,这相比于大陆法系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路程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换言之,从否定到肯定才真正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并且这一肯定其来有自,也与诉讼上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之后而符合各罪构成要件的证明标准休戚相关,这一理论不仅贯通了刑法自身的体系架构,并且触类旁通媾和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鸿沟。重新检视“但书”规定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实践的意义,明确“但书”规定也是一类独特的出罪事由,它既有法内依据同时兼有法外考量因素,这也突出了刑法明确性与灵活性之间的适度性空间。综上所述,刑事违法性具有一体两面的作用,但否定作用更甚于肯定作用,它往上承接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向下开启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应受刑罚惩罚性,以此区别于行政处罚,而不只流于意识形态上两者存在“质”的差别却又欲言又止“质”在何处。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内容主要涵盖法内出罪事由、类罪中的主客观违法要素以及“非法”和“违反……规定”的罪状表述,它的外延既与刑法的前置性法规相匹配,又在程序上为刑事诉讼活动指明方向,因此准确重识刑事违法性理论的价值也是本文的意义之所在,于此刑事违法性的概念由于存在动态发展的特点,唯有借鉴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达,具体指欠缺刑事违法要素的行为不应当作为犯罪处理,以及无法排除违法要素的行为以各罪的构成要件为准,且严格解释构成要件要素。
许林[5](2001)在《世界知名企业家的运算法则》文中提出 世界知名企业的发展壮大历程表明,企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的成功虽没有固定的模式可言,但也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因果关系,本文介绍的是世界知名企业家对企业经营的独特见解,以供国内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决策者借鉴。 一、惠普公司首任董事长西莱特的运算法则: 财富=人才=资本+知识 博士+汽车库=公司 1938年,西莱特在斯坦福大学工学院上学时,设计出一种电子管高频振动器,他与同窗好友帕卡特合伙创业,向
陈志[6](2004)在《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经济增长理论、知识经济理论、企业战略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中国科技型企业的演变历程、特征与环境、现状与问题、功能与效应,回答了中国科技型企业是如何产生的,什么是科技型企业,科技型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特质是什么,制约科技型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什么等重大问题。把核心竞争力理论研究应用于科技型企业这一特殊对象,给出了现阶段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定义:企业以长期积累的科技资源为基础,由其自发的技术创新机制与学习型的企业文化融合而成的,以企业品牌、核心技术(人才)、优势产业(专业)为主要表现的独特能力体系。 本研究从静态动态两方面剖析了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机理。通过静态剖析,揭示了其核心竞争力集中体现在核心技术、优势产业及企业品牌构成的核心竞争力平面上;通过动态剖析,提出其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过程更多的是以无形资产/资源为基础,以积累知识和创新文化为导体,以学习能力和知识共享为中枢,以资源和组织运作模式为保障,支撑核心技术、优势产业和企业品牌所构成的核心竞争力平面。 从纵横两个维度研究了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机制。横向是从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战略目标及环境分析出发,通过对其核心竞争力培育的阶段和(业务)层次分析,揭示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步骤:纵向是通过对其核心竞争力的识别、评价和提升的过程分析,揭示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应采取的手段(工具)和方法。在对42家科技型企业调研和数据分析基础上,构建了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给出了各项指标的具体含义,在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并存的条件下,应用模糊数学理论构建了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利用该模型对4家典型科技型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基本符合案例企业的发展实际。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评价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对该实务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改进研究。 将特定的提升战略选择与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过程、业务状态演化路径及运作模式这3个维度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与上述三维度在时序上关联、在层次上互动的阶段性战略方案。提出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战略选择依次是集中差异战略、相关多元化战略和协同战略;对应的提升模式采用弹簧木桶模式、战略联盟模式和虚拟企业模式。研究认为,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刚刚进入培育期,应选择集中差异化战略,在转型调整期选择弹簧木桶模式培育核心技术和优势产业,以科技特色形成产业优势进而实现市场优势。
胡心宇[7](2020)在《基于价值网理论河北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资本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河北省高度重视农业优势特色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经过多年发展,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仍然存在效率较低、结构不尽合理、品牌影响力较弱等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直接制约着产业整体发展。本文顺应商业模式革新及战略联盟发展要求,基于价值网理论改进战略分析工具,对河北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进行资本战略研究。资本是价值网进行价值创造的载体,价值网的构建为资本增值提供了竞争优势,并且将资本引入战略分析模型中,能使战略分析更加具有层次性。首先,总体分析河北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规模、产业典型及产业发展特点。其次,基于价值网理论对钻石模型这一战略分析工具进行改进,并将改进后模型的七个要素划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河北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进行综合、全面的资本战略分析,发现河北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存在核心龙头企业辐射带动能力较弱、相关及支持性产业存在发展短板等一系列问题。再次,根据资本战略分析结果,构建各资本要素对河北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影响力度评价体系,运用问卷调查法及三角模糊层次分析法,计算各资本要素对产业发展现状的影响力度。最后,根据各资本要素的影响力度排序,明确各资本战略优先顺序,确定战略实施重点,为河北省特色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社、政府等产业主体提出针对性的战略实施建议。本文研究结论如下:社会资本对河北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影响力度最大,且河北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与传统农业明显不同,因其具备相对的品牌优势、营销优势、效益优势,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资本相对充足,而社会资本成为其明显短板,由此而影响了特色农业产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高效发展。因此,河北省特色农业企业应以价值网理论为指导,将社会资本战略作为重中之重优先发展,扶持核心龙头企业,加快构建高水平的农业价值网。政府应大力扶持相关产业及支持性产业,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分工更细的专业化服务企业融入产业发展中。唯有如此,才能更好促进企业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有机融合与高效利用,从而促进河北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周晓东[8](2006)在《基于企业高管认知的企业战略变革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全球竞争的日益激烈,顾客需求的不断变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所处的环境不再是稳定和可预测的环境,而是复杂动态的环境。企业在复杂动态的环境中如何进行战略选择,是理论上和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但不论企业以何种战略思想为主导,战略变革始终是战略管理的常态,因而战略变革研究应当成为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同时,战略变革研究对处于大变革时期的我国企业来说也有十分现实的指导意义。 无论战略变革本质是什么,但企业战略首先是作为管理者,特别是高层管理者头脑中的思维而存在的。高层管理者的战略思维是战略的基本雏型,战略思维的冲突是战略变革的基本源泉。因此,从认知的角度研究高层管理者的战略及其变革思维,就是从根本上研究战略及其变革的源头,因而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全文共分八章。 第1章主要从传统战略理论隐含的环境稳定可预测假设出发,质疑传统战略理论在复杂动态环境中的有效性,提出企业战略变革的研究课题,并在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启发下进一步从高层管理者对战略及其变革的认知上提出本研究的视角。本章就认知及其模式、战略变革两个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介绍了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和框架。 第2章从传统战略理论、组织理论、经济学理论、复杂系统理论等多学科视角广泛地对战略变革理论进行了回顾;介绍了前期研究在实证方面所作的工作及其局限性;重点考察了基于认知视角的战略及其变革研究;并简要回顾了与战略变革相近的战略柔性、动态战略及战略创新理论。 第3章从一般角度分析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因素、过程与动力学机制,作为认知视角战略变革研究的前奏。从企业层面看,企业战略变革的基本动机是生存和赢得竞争优势的需要,影响战略变革的基本因素来自环境和组织两个方面,从认知视角上看战略变革存在三个层面的影响因素,即高层管理者、高层管理团队及组织本身。战略变革如同战略本身一样存在需求、规划、实施与评价等基本过程。战略变革动力学机制揭示了战略稳定与战略变革的矛盾运动关系,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企业战略的本质。 第4章首先根据组织认知研究的分析框架,提出战略变革认知视角研究的基本问题,即从认知结构、过程、风格三个方面研究个体、团体和组织三个层面上的战略变革问题。从个体即高层管理者的认知结构上,研究了高层管理者战略变革的信念构架,重点分析了影响战略变革的个体认知结构要素,即高层管理者的信念、价值观、潜在假设对战略及其变革的影响,不仅厘清了这些概念之间的逻
安兴兴[9](2018)在《基于核心素养视角下高三学生数学运算的调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发展核心素养成为当前中国基础教育的热点话题,“数学运算”是高中数学六大核心素养之一,为进一步了解当前高三学生数学运算核心素养的现状做研究,对此做一个调查。本次研究主要通过实际教学、调查法和文献研究等方法进行研究,根据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组对数学运算核心素养的定义,将数学核心素养中“数学运算核心素养”进行二级指标的划分,把“数学运算核心素养”划分为四个维度,即:运算对象、运算法则、运算思路、运算途径。参照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组对每个核心素养的划分(即高中毕业水平、高考水平、拓展水平)和喻平教授对数学核心素养的划分(即知识理解、知识迁移、知识创新),利用Angoff对每个维度进行四级水平的划分,从低水平到高水平依次为水平0、水平1、水平2、水平3。通过本次研究,旨在了解每一个维度中学生在每一个水平的具体表现,及每个水平占的比例有多少,是否具有较好数学核心素养水平。研究结果表明:(1)数学运算核心素养划分为四个维度及每个维度分为四个水平;(2)高三学生在数学运算核心素养上整体情况不理想,学生在运算对象、运算法则、运算思路维度上较好,在运算途径维度上非常不好;(3)文理科学生在数学运算核心素养上差异性显着,且理科生对数学运算核心素养的掌握明显高于文科生,原因在于文理科分科之后,对数学的要求不同;(4)男女生之间在数学运算核心素养上差异性不显着,虽然差异性不显着,但是从各数据表明男生在数学运算核心素养的各方面基本都比女生好。对此,建议高中教师在教学中,应该重视数学运算核心素养的培养,利用“三教”理念教学培养高中生数学核心素养。
张盼[10](2017)在《学术沙龙在文科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以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生教育作为教育的最高层次,有其区别于其他教育层次的诸多特点。其中,问题意识、探究精神、创新精神等的培养和提高,是研究生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更为密切的师生关系、更加浓厚的学术氛围、更加宽阔的学术视野以及更加深厚的学术涵养等,是研究生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特征。然而现实情况却并不尽如人意。当前的研究生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乃至出现了研究生教育本科化倾向、甚至高中化倾向,表现为:依然存在一些填鸭式机械化教育;研究生的课堂参与度、活跃度下降;研究生问题意识、探究精神、创新精神缺失;师生关系疏远、淡薄;学术氛围缺乏等等。因此,有必要改革研究生教育,使研究生教育体现出“研究”“创新”的特质。本文研究结合深圳大学高教所多年来的学术沙龙教育实践的案例,探讨学术沙龙对文科研究生教育的作用。文章首先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分析了沙龙的历史渊源及其现代的嬗变,并比较深入地分析了爱因斯坦的奥林匹亚科学院、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潘懋元的家庭学术沙龙三个着名的学术沙龙,展现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场景下的实际面貌,并提炼出学术沙龙所体现的“平等互动、民主开放、自由探究、尊重包容”等特征。接下来,从理论上、从一般意义上探讨了学术沙龙的教育意蕴,指出学术沙龙是实现教育“对话”的有机载体、学术沙龙是实现“协同效应”最大化的有效途径、学术沙龙是形成浓厚学术氛围的重要手段、学术沙龙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摇篮、学术沙龙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沃土等,并指出学术沙龙的教育意蕴在研究生教育、特别是文科研究生教育中能更好地体现。进而,文章以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学术沙龙实践为例,展开充分的研究和讨论。文章将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学术沙龙实践分为三种主要形式——跨学科学术沙龙;沙龙式课堂;师徒式沙龙,指出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学术沙龙实践体现出“全员性、全过程性、长期性、有效性”的特征,切切实实是一种行之有效、能拓宽视野、形成浓厚学术氛围、密切师生关系并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好方法。最后,文章进一步总结讨论,从六个方面阐述学术沙龙教育意蕴在文科研究生中的实现条件,分别是:沙龙化的教学组织形式、沙龙化的教学过程、沙龙化的师生关系、营造宽松和谐的育人氛围、营造浓郁学术氛围、教育组织的学术自由性等。总之,悉心培养高层次、高学养、大视野、大胸怀的文科研究生,充分提高和展现文科研究生的问题意识、探究精神、创新精神,努力营造浓郁的学术氛围,妥善经营亲密的师生关系,辛勤播撒伟大的教育情怀及人文关怀等,有助于全方位提高文科研究生教育质量。在教育中充分融渗进学术沙龙的特征,特别是将学术沙龙同文科研究生教育相融合,是一种提高文科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二、独特的见解——世界知名企业家的运算法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独特的见解——世界知名企业家的运算法则(论文提纲范文)
(1)初创企业动态能力、商业模式创新与绩效的直觉模糊测量及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思路及结构安排 |
1.4 本文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动态能力研究概述 |
2.1.1 动态能力的概念界定 |
2.1.2 动态能力的测量维度与方法 |
2.1.3 动态能力的研究视角 |
2.2 商业模式创新研究概述 |
2.2.1 商业模式创新的内涵 |
2.2.2 商业模式创新的测量维度与方法 |
2.2.3 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视角 |
2.3 绩效研究概述 |
2.3.1 绩效的概念 |
2.3.2 绩效的测量维度与方法 |
2.3.3 初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概述 |
2.4 初创企业动态能力、商业模式创新与绩效的关系 |
2.5 直觉模糊集及在指标评价测量中的应用 |
2.5.1 模糊集的定义 |
2.5.2 直觉模糊集的定义与运算法则 |
2.5.3 直觉模糊集在指标评价测量中的应用 |
2.6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基于直觉模糊集的初创企业动态能力测量方法及应用 |
3.1 初创企业动态能力测量备选指标体系的建立 |
3.2 基于直觉模糊集的初创企业动态能力关键指标筛选及权重处理 |
3.2.1 假设及记号 |
3.2.2 动态能力测量指标重要程度值的转化和群体集结 |
3.2.3 初创企业动态能力关键测量指标的筛选 |
3.2.4 初创企业动态能力关键测量指标权重处理 |
3.3 基于直觉模糊集的初创企业动态能力测量模型构建 |
3.3.1 动态能力关键测量指标评价值的处理 |
3.3.2 关键指标直觉模糊集形式评价值的计算 |
3.3.3 动态能力关键测量指标直觉模糊综合评价值的比较与排名 |
3.4 应用研究 |
3.4.1 实例企业及专家的选定 |
3.4.2 初创企业动态能力关键测量指标的选定 |
3.4.3 动态能力关键测量指标评价矩阵计算 |
3.4.4 初创企业动态能力测量的评分计算 |
3.4.5 初创企业动态能力测量的综合排名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基于直觉模糊集的初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测量方法及应用 |
4.1 初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测量备选指标体系的建立 |
4.2 基于直觉模糊集的初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关键测量指标筛选 |
4.2.1 假设及记号 |
4.2.2 商业模式创新测量指标权重值的转化和群体集结 |
4.2.3 初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关键测量指标的筛选 |
4.2.4 初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关键测量指标的权重计算 |
4.3 基于直觉模糊集的初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测量模型构建 |
4.3.1 商业模式创新测量指标评价值的处理 |
4.3.2 关键指标直觉模糊集形式评价值的计算 |
4.3.3 商业模式创新测量综合评价值的比较与排名 |
4.4 应用研究 |
4.4.1 初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测量指标获取 |
4.4.2 商业模式创新关键测量指标评价矩阵计算 |
4.4.3 商业模式创新的评分计算 |
4.4.4 初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测量的综合排名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基于直觉模糊集的初创企业绩效测量方法及应用 |
5.1 初创企业绩效测量备选指标体系的建立 |
5.2 基于直觉模糊集的初创企业绩效关键测量指标筛选 |
5.2.1 假设及记号 |
5.2.2 绩效指标测量权重值的转化和群体集结 |
5.2.3 初创企业绩效关键测量指标的筛选 |
5.2.4 初创企业绩效关键测量指标的权重计算 |
5.3 基于直觉模糊集的初创企业绩效测量模型构建 |
5.3.1 初创企业绩效测量定性指标评价值的处理 |
5.3.2 初创企业绩效测量定量指标评价值的处理 |
5.3.3 计算直觉模糊集形式的绩效测量指标评价值 |
5.3.4 绩效测量评价值的比较及排名 |
5.4 应用研究 |
5.4.1 初创企业绩效关键测量指标的获取 |
5.4.2 绩效指标评价矩阵计算 |
5.4.3 绩效的评分计算 |
5.4.4 初创企业绩效测量的综合排名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初创企业动态能力、商业模式创新与绩效的关系 |
6.1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
6.1.1 初创企业动态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 |
6.1.2 初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与绩效的关系 |
6.1.3 初创企业动态能力与绩效的关系 |
6.1.4 模型构建 |
6.2 研究设计 |
6.2.1 数据收集 |
6.2.2 变量测量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6.3.1 信度和效度分析 |
6.3.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6.3.3 实证研究结果 |
6.4 讨论与启示 |
6.4.1 结论与讨论 |
6.4.2 对于实践的启示 |
6.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2)信任视角下社会资本的界定、测度与验证 ——以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图表目录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研究的主要问题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1.4 研究框架和结构安排 |
1.5 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 |
2.1 引言 |
2.2 社会资本:一个新兴的研究范式 |
2.2.1 "资本"概念的扩展 |
2.2.2 对经济增长解释的完善 |
2.2.3 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 |
2.3 社会资本的属性特征和分析层次 |
2.3.1 社会资本的属性 |
2.3.2 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 |
2.4 社会资本的测度 |
2.5 社会资本的非均衡问题 |
2.6 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现有的研究 |
2.7 企业理论的社会资本逻辑 |
2.7.1 企业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 |
2.7.2 企业社会资本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 |
2.7.3 社会资本理论在企业研究中的应用 |
2.8 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分析:现有的研究 |
2.8.1 信任与家族企业的成长 |
2.8.2 家族企业的非正式治理与企业绩效 |
2.9 总结 |
3 信任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 |
3.1 信任方式的起源和中国人信任的特征 |
3.1.1 引言:中国文化真的是低信任度的文化吗 |
3.1.2 文献回顾:丰富的资料与矛盾的观点 |
3.1.3 博弈模型及分析 |
3.1.4 对人本身的信任还是对人本质异化物的信任 |
3.1.5 中国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家族制度 |
3.1.6 小概率事件和信任他人 |
3.2 信任、信用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 |
3.2.1 信任与信用 |
3.2.2 社会资本与交易成本 |
3.2.3 广义社会资本与狭义社会资本 |
3.2.4 信用与狭义社会资本 |
3.2.5 (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 |
3.3 案例分析——悬赏广告 |
4 社会资本的估算与测度——以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 |
4.1 人和法人的社会资本 |
4.1.1 个人和家族的社会资本 |
4.1.2 人和法人的社会资本 |
4.1.3 企业和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 |
4.2 社会资本的估算与测度 |
4.2.1 广义的社会资本的估算 |
4.2.2 狭义的社会资本的测度 |
4.2.3 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狭义的社会资本的测度 |
4.3 小结 |
5 验证:社会资本与企业经营绩效——以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 |
5.1 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的测量 |
5.2 社会资本影响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的内在机制 |
5.2.1 面对员工的经营 |
5.2.2 面对出资人的经营 |
5.2.3 面对交易伙伴的经营 |
5.2.4 面对政府的经营 |
5.2.5 面对社会的经营 |
5.3 狭义的社会资本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的定量关系 |
5.3.1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5.3.2 敏感性检验结果与分析 |
6 社会学结论和未来展望 |
6.1 研究的基本结论 |
6.1.1 基本结论 |
6.1.2 政策建议 |
6.2 研究的贡献与局限性 |
6.2.1 研究的贡献 |
6.2.2 研究的局限性 |
6.3 未来研究展望 |
6.3.1 理论层面 |
6.3.2 实证层面 |
7 数学演算与经济学结论 |
7.1 "近君子(2),远小人(0)"运算法则的说明 |
7.2 穷举法:博弈与人性 |
7.2.1 考虑风险的博弈模型 |
7.2.2 不考虑风险的博弈模型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3)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现代性流变及相关研究的意义 |
一、现代性、流变的概念及多维度 |
(一)现代性的多重涵义及维度 |
(二)流变的多重涵义及维度 |
(三)现代性的流变及其相关因素 |
二、现代性流变运动与“机器”变革的关系 |
三、现代性流变研究的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成果 |
(一)关于“人是机器”论断研究 |
(二)现代性与“机器”关系研究 |
(三)关于“机器是人”论断研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一)关于拉美特利“人是机器”的研究 |
(二)关于人与机器异化关系的研究 |
(三)关于“机器是人”的研究及相关理论探讨 |
(四)简评 |
第三节 内容与重点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的范围、重点和难点 |
(一)研究的范围 |
(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人是机器”,近代工业革命时代的一个历史直觉 |
第一节 罗吉尔.培根的质疑 |
一、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世界观 |
二、罗吉尔.培根的质疑 |
第二节 英国工业革命发端:现代性起源的社会存在本体论解读 |
一、“物”的开发和激活 |
二、资本的嬗变和转型 |
三、土地要素的改变 |
四、国际贸易的形成和发展 |
第三节 法国战斗唯物主义思想的投射 |
一、“彻底而又坚决”的无神论世界观 |
二、“从自然中把握自然”的机械自然观 |
第四节 拉美特利《人是机器》:由神学转向人为中心、自然为本 |
一、人为中心的属性及地位 |
二、自然为本源的法则及规律 |
第二章 “机器”的实质就是反映人类对传统自然观念的颠覆 |
第一节 弗朗西斯.培根关于新自然科学四种范畴的诠释 |
一、自然:被人改造的质料 |
二、自然性:主体把握客体的逻各斯范畴 |
三、自然法:统治宇宙万物的规则秩序 |
四、新自然科学:知识论的拷问确证 |
第二节 科学技术与自然的内在逻辑关系 |
一、科学技术与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 |
二、科学技术与创造物质财富的关系 |
三、科学技术与生产精神财富的关联 |
第三节 现代性起源的工具理性解读:自然 |
一、自然范畴的历史嬗变 |
二、工具理性范畴的现代性解读 |
三、征服自然的理想状态与现代性起源的关联 |
第三章 “人是机器”催生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
第一节 物化的机器与分工关系 |
一、劳动分工的缘由 |
二、劳动分工与机器的关系 |
三、劳动分工的结果及论断 |
第二节 英国早期兴盛:科学技术与商业进程作了最好的统一 |
一、早期英国踏上成功之路的秘诀:科学技术与商业的结合 |
二、工业革命的兴起与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 |
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动力要素:机器的发明和应用 |
第三节 机器崇拜时代的开始及现代性特征的生成 |
一、机器崇拜的缘由 |
二、机器崇拜的表现 |
三、现代性发育生成的特征原则 |
第四章 卢梭:从自然人到文明人——关于历史化的忧患 |
第一节 卢梭的忧患意识 |
一、忧患历史化的进程:由自然人向文明人的过渡 |
二、忧患历史化的工具:农业和冶金术的使用 |
三、忧患历史化的思维:理性对人的束缚与异化 |
四、忧患历史化的终点:自然的“回环闭合”运动 |
第二节 科学技术导致人性道德的异化 |
一、追问科学技术的溯源 |
二、科学技术与人类道德异化的表现 |
三、科学技术导致人类道德异化的结果 |
第三节 现代性的本质:二律背反 |
第五章 黑格尔的精神异化思想 |
第一节 黑格尔哲学中“异化”概念的产生及其内容 |
一、黑格尔哲学的自然异化 |
二、黑格尔哲学异化的历史过程 |
第二节 黑格尔晚期重要着作:《法哲学原理》中的现代性诊断 |
一、现代性的起点:市民社会的分析与批判 |
二、市民社会的自我超越与意志定在 |
三、现代性的诊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背离 |
第三节 现代性二律背反的发生,既是合理的,又是需要扬弃的 |
一、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的合理性 |
二、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的扬弃 |
第六章 马克思的人机异化理论 |
第一节 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的生成:从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到劳动异化 |
一、异化的开端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批判精神 |
二、异化劳动与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成熟 |
第二节 剩余价值理论深刻解剖了人机关系的本质 |
一、机器在生产力发展过程的作用 |
二、机器与资本范畴的关系 |
三、机器、劳动以及人的关系 |
四、人机关系的异化问题 |
五、人机关系与私有制的批判 |
第三节 现代性:《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
一、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对立 |
二、资本的私向化与社会化的对立 |
三、资本的技术向度与人本向度的对立 |
四、资本的主体间性的内在竞争与对立 |
五、资本追求剩余的秉性与文明发展的极限的对立 |
第四节 马克思之后对“机器”的现代性诊断与反思 |
第七章 21世纪智能化科技革命 |
第一节 20世纪图灵测试一种大胆的设想:“机器是人” |
一、人工智能发端的前奏:两大测试实验 |
二、人工智能“三阶段说”及其特征 |
第二节 21世纪智能化科技革命的经济哲学表征 |
一、人工智能与工业产业的再升级 |
二、人工智能与新型的社会分工 |
三、人工智能与重新定义世界的思维方式 |
第八章 由“机器是人”引发唯物史观的三个重大问题 |
第一节 “机器是人”提出的第一个形上学问题:生命的原理与机器的原理能否重叠? |
一、智能化机器具有生命吗? |
二、智能化机器会有意识吗? |
三、智能化机器要伦理道德吗? |
第二节 “机器是人”提出的第二个形上学问题: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消失了吗? |
一、智能化机器取代人劳动的表现与担忧 |
二、智能化时代“无人工厂”与劳动价值论 |
三、智能化时代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会消失吗? |
第三节 “机器是人”提出的第三个形上学问题: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过时了吗? |
一、异化理论及其在智能化时代的嬗变 |
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过时了吗? |
第九章 现代性场域里智能化机器与人的关系反思 |
第一节 现代性场域里智能化机器与人关系的延异 |
一、智能化机器显现人类遗忘缺陷的记忆 |
二、智能化机器“检查”一切具体的资源 |
三、智能化机器的外化表现得以澄明并被解蔽 |
第二节 现代性场域里智能化机器与人关系的断裂 |
一、智能化机器使得主体性人的理性能力完全“短路” |
二、智能化机器与人在时空发生断裂的表现 |
三、智能化机器与人对真理的认知 |
第三节 现代性场域里智能化机器与人关系的重塑 |
第十章 “机器是人”命题背后关于人类的遭遇、人类的命运以及人类的未来忧思 |
第一节 智能化时代现代性的转换、遭遇、发展及隐忧 |
一、历史进步与历史整体性观念 |
二、自然是继续被人征服,还是与人日趋和谐? |
三、资本逻辑是在宰制人类,还是造福于人类? |
四、工具理性是目的的丧失,还是意义的再现? |
五、人的主体性是愈渐丧失,还是愈加巩固? |
第二节 人类面对智能化机器未来的三种抉择 |
一、人类被智能化机器“圈养” |
二、人类“战胜”智能化机器 |
三、人类与智能化机器“共生” |
第三节 “机器是人”视野中的人类未来 |
结语 |
一、现代性流变的总体轮廓:概念范畴的反思 |
二、现代性流变的核心轴线:人机关系的嬗变 |
三、现代性流变的风险危机:终结论的沉思 |
四、现代性流变的未来去向:人类面临的选择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4)论刑事违法性(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论文结构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第一章 刑事违法性的发展史 |
第一节 刑事违法性概念的滥觞 |
一、刑事违法性:一个概念的提出 |
二、刑事违法性:一个空洞的法治符号 |
三、中国古代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阙如 |
第二节 违法性概念的起源和流变 |
一、黑格尔的不法观 |
二、违法性的扩张史 |
第三节 我国对违法性概念的继受和发展 |
一、域外刑法理论对我国的影响 |
二、法益侵害的违法性本质观 |
三、规范违反的违法性本质观 |
第二章 刑事违法性外部关系论 |
第一节 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 |
一、立法的考察 |
二、司法的考察 |
三、社会危害性不应凌驾于刑事违法性之上 |
第二节 刑事违法性与应受惩罚性的关系 |
一、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 |
二、罪刑关系 |
三、可罚的违法性没有抵消刑事违法性 |
第三节 刑事违法性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
一、犯罪构成的属性 |
二、犯罪论体系的多样性 |
三、犯罪构成是确立刑事违法性的判断依据 |
第三章 刑法分则中的违法要素 |
第一节 “非法”一词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 |
第二节 “违反……规定”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 |
一、《刑法》第96条规定 |
二、刑法典中的“规定” |
三、犯罪分类对刑事违法性的影响 |
第三节 其他违法性要素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 |
一、主观要素 |
二、客观要素 |
三、检视罪量要素的存废 |
第四章 对违法性及其相关概念的批判 |
第一节 违法性没有主客之分 |
一、客观违法性是理论之需 |
二、形式和实质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
三、主观违法性是司法实务必须考量的因素 |
第二节 二次性违法性理论的有限性 |
一、二次性违法性理论的出罪功能 |
二、二次性违法理论立足于违法的相对性 |
三、二次性违法理论的前置性法规 |
第三节 违法性和阻却违法事由之间的鸿沟 |
一、阻却违法事由具有独立性 |
二、诉讼模式决定违法性的证明责任 |
三、违法性理论是阻却违法事由的存在根据 |
第五章 刑事违法性的实践展开 |
第一节 我国刑事违法性与大陆法系违法性的殊同 |
一、规范与价值的矛盾 |
二、内容受到形式的限制 |
第二节 刑事违法性是成立犯罪的标准 |
一、刑事司法的依据是刑事违法性 |
二、刑事违法性和罪刑法定原则相辅相成 |
三、出罪事由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
第三节 “但书”规定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
一、“但书”出罪的事由 |
二、“但书”的出罪机制 |
三、“但书”与超法规阻却事由的关系 |
第四节 免予刑事处罚具有刑事违法性 |
一、刑事责任源于刑事违法性 |
二、反观非刑处置的联想 |
三、自由刑是刑事违法性的主要表现形式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科研成果 |
后记 |
(6)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 中国企业改革与核心竞争力 |
1.4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内容、技术路线 |
第二章 中国科技型企业的形成与发展 |
2.1 科技型企业的形成 |
2.2 科技型企业的特征与环境 |
2.3 科技型企业的现状与问题 |
2.4 科技型企业的功能与效应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理论分析 |
3.1 核心竞争力的经济学理论解析--经济增长理论 |
3.2 核心竞争力的管理学理论解析--企业战略理论 |
3.3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理论剖析 |
3.4 核心竞争力的理论评述 |
3.5 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和表现 |
3.6 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剖析 |
3.7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识别与培育 |
4.1 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识别的理论与标准 |
4.2 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识别的方法研究 |
4.3 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及其关系分析 |
4.4 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研究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研究 |
5.1 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5.2 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实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5.3 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实务评价方法及其运用 |
5.4 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改进研究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策略研究 |
6.1 提升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思路与方案选择 |
6.2 提升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模式分析与构建 |
6.3 提升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
6.4 案例链接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 |
(7)基于价值网理论河北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资本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方法 |
1.4 本文创新点 |
1.5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框架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综述 |
2.1 关于价值网理论的研究 |
2.1.1 价值网内涵研究 |
2.1.2 价值链到价值网发展研究 |
2.1.3 价值网模型研究 |
2.2 关于资本的研究 |
2.2.1 资本本质研究 |
2.2.2 资本形态研究 |
2.3 关于战略的研究 |
2.3.1 战略管理研究 |
2.3.2 资本战略研究 |
2.4 关于农业优势特色产业的研究 |
2.5 关于钻石模型的改进研究 |
2.6 文献评述 |
第3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 |
3.1 农业企业价值网 |
3.1.1 农业企业 |
3.1.2 农业企业价值网五要素 |
3.1.3 农业企业价值网构成 |
3.2 资本战略 |
3.2.1 资本战略内涵 |
3.2.2 资本战略类型 |
3.3 战略分析工具选择 |
3.3.1 钻石模型 |
3.3.2 钻石模型与价值网、资本的契合点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河北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现状 |
4.1 产业规模 |
4.2 产业典型 |
4.2.1 特色食用菌产业 |
4.2.2 特色中药材产业 |
4.2.3 鲜食玉米产业 |
4.2.4 奶类产业 |
4.3 产业发展特点 |
4.3.1 产品质量稳步提升 |
4.3.2 品牌建设能力不断增强 |
4.3.3 产业集群建设向好 |
4.3.4 促进农民增收作用明显 |
4.3.5 特色优势区域布局趋向合理 |
4.3.6 市场网络逐渐完善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河北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资本战略分析 |
5.1 基于价值网理论改进钻石模型 |
5.1.1 模型改进原则 |
5.1.2 钻石模型改进分析 |
5.1.3 改进后钻石模型 |
5.2 基于改进后钻石模型进行资本战略分析 |
5.2.1 物质资本 |
5.2.2 人力资本 |
5.2.3 社会资本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资本要素对河北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影响力度评价 |
6.1 三角模糊层次分析法 |
6.1.1 基础理论 |
6.1.2 三角模糊层次分析法步骤 |
6.1.3 影响力度计算 |
6.2 基于资本战略分析结果构建影响力度评价体系 |
6.3 问卷调查数据来源分析 |
6.4 计算各资本及内部要素对产业发展影响力度 |
6.4.1 准则层层次排序 |
6.4.2 物质资本内各要素影响力度 |
6.4.3 人力资本内各要素影响力度 |
6.4.4 社会资本内各要素影响力度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河北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资本战略实施重点及建议 |
7.1 确定战略优先顺序及战略实施重点 |
7.1.1 资本战略实施重点 |
7.1.2 社会资本战略实施重点 |
7.1.3 物质资本战略实施重点 |
7.1.4 人力资本战略实施重点 |
7.2 社会资本战略实施建议 |
7.2.1 全力扶持核心龙头企业 |
7.2.2 构建专业化服务体系 |
7.2.3 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 |
7.2.4 实施特色农业品牌战略 |
7.3 物质资本战略实施建议 |
7.3.1 建设保障产业投入稳定增长的投融资服务体系 |
7.3.2 加强互联网电子平台建设 |
7.3.3 提升特色农业科技水平 |
7.4 人力资本战略实施建议 |
7.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科研成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附录 |
(8)基于企业高管认知的企业战略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问题提出及其研究意义 |
1.1.1 研究动机 |
1.1.2 基于认知视角研究的意义 |
1.2 基本概念 |
1.2.1 认知及其模式 |
1.2.2 战略变革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框架 |
2 战略变革研究综述 |
2.1 战略变革的多学科研究视角 |
2.1.1 从十大战略学派看战略变革思想 |
2.1.2 战略变革的组织理论分析 |
2.1.3 战略变革的经济学视角 |
2.1.4 战略决策理论视角 |
2.1.5 战略的复杂系统视角 |
2.2 战略变革实证研究 |
2.2.1 环境因素对战略变革影响的实证研究 |
2.2.2 组织因素对战略变革影响的实证研究 |
2.2.3 战略变革对组织业绩影响的实证研究 |
2.3 组织情景、管理者认知与战略变革的关系 |
2.3.1 环境情景和管理者认知 |
2.3.2 组织情景和管理者认知 |
2.3.3 管理者认知、管理行为与战略内容变化 |
2.3.4 战略变革、组织绩效与组织学习 |
2.4 战略变革相关理论问题 |
2.4.1 战略柔性 |
2.4.2 动态战略 |
2.4.3 战略创新 |
2.5 本章小结 |
3 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因素、过程与动力学机制 |
3.1 战略变革的基本动机 |
3.1.1 生存和发展的要求 |
3.1.2 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基本要求 |
3.2 战略变革影响因素分析 |
3.2.1 影响战略变革的因素 |
3.2.2 影响战略变革的认知要素三层面 |
3.3 战略变革过程的认知分析 |
3.3.1 战略变革需求 |
3.3.2 战略变革规划 |
3.3.3 战略变革实施 |
3.3.4 战略变革评价 |
3.4 战略变革的动力学分析:战略的动态本质 |
3.4.1 战略稳定及其决定力量 |
3.4.2 战略变革的动力 |
3.4.3 战略的矛盾运动本质 |
3.5 本章小结 |
4 企业高层管理战略变革的信念构架研究 |
4.1 组织认知研究的分析框架 |
4.2 影响战略变革的认知结构要素 |
4.2.1 高层管理者的信念、价值观、潜在假设及其逻辑关系 |
4.2.2 描述管理者潜在假设的工具:图式、脚本与认知图 |
4.2.3 信念的层次关系:分类结构 |
4.2.4 其它认知结构要素 |
4.3 个体认知结构理论及其对战略变革的启示 |
5 高层管理战略变革认知过程影响因素研究 |
5.1 战略问题识别与方案构建的认知过程分析模型 |
5.2 影响高层管理者战略变革问题解释的认知过程要素 |
5.2.1 有限能力模型 |
5.2.2 认知简化模型 |
5.2.3 决策过程偏向:表现形式及其原因 |
5.2.4 承诺及其承诺扩大 |
5.2.5 归因理论及其对战略变革认知过程的影响 |
5.3 本章小结 |
6 企业高层管理战略变革的认知行为特征研究 |
6.1 认知风格理论:模型及其度量 |
6.1.1 认知风格概念、理论起源及其发展 |
6.1.2 认知风格一般模型 |
6.1.3 基于信息加工的认知风格维度 |
6.1.4 认知风格度量 |
6.2 高层管理者的决策风格 |
6.2.1 决策风格 |
6.2.2 意会知识及其在战略变革决策中的作用和地位 |
6.3 本章小结 |
7 企业高层管理战略变革思维与选择模型 |
7.1 团队认知与冲突 |
7.1.1 团队认知及其演化 |
7.1.2 高层管理团队冲突动态分析模型 |
7.2 企业高层管理战略变革思维模型 |
7.2.1 高层管理者战略变革认知分析框架 |
7.2.2 基于团队认知冲突与演化的高层管理战略变革模型 |
7.2.3 企业高层管理战略变革思维框架 |
7.3 企业高层管理战略变革选择模型 |
7.3.1 企业高层管理战略变革选择分析模型 |
7.3.2 企业战略变革目标的选择 |
7.3.3 企业战略变革方式的选择 |
7.3.4 企业战略变革路径的选择 |
7.4 案例分析: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的战略变革 |
8 问题与展望 |
8.1 总结 |
8.2 存在的问题 |
8.3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9)基于核心素养视角下高三学生数学运算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问题提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的意义 |
2 文献综述 |
2.1 国外研究 |
2.2 国内研究 |
2.3 文献综述小结 |
3 研究的设计与过程 |
3.1 样本选择 |
3.2 研究过程及框架 |
3.3 研究内容 |
3.4 研究方法 |
3.5 研究工具 |
4 研究结果 |
4.1 数学运算核心素养的维度划分和水平划分 |
4.2 高三学生数学运算核心素养各维度上的整体情况 |
4.3 高三学生数学运算核心素养文理科之间差异性分析 |
4.4 高三学生数学运算核心素养性别之间差异性分析 |
5 研究结论 |
5.1 高中数学运算划分为四个维度及每个维度分为四个水平 |
5.2 高三学生在各维度上的表现水平不理想 |
5.3 高三文理科学生之间在数学运算核心素养上差异性显着 |
5.4 高三男女学生之间在数学运算核心素养上差异不显着 |
6 建议 |
6.1 建议高中阶段应重视学生数学运算核心素养的培养 |
6.2 利用“三教”理念教学培养数学核心素养 |
参考文献 |
附件一 |
致谢 |
(10)学术沙龙在文科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以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序言 |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概念界定 |
(一)沙龙 |
(二)学术沙龙 |
(三)研究生教育 |
(四)文科研究生教育 |
三、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概况 |
(二)国内研究概况 |
四、研究基本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基本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沙龙渊源及其嬗变 |
一、沙龙的历史渊源 |
(一)沙龙的兴起 |
(二)沙龙的发展 |
二、沙龙的中国渊源与改造 |
(一)沙龙的中国渊源 |
(二)西方沙龙在中国的发展与嬗变 |
三、着名学术沙龙举隅 |
(一)爱因斯坦之奥林匹亚科学院 |
(二)林徽因之“太太客厅” |
(三)潘懋元先生的家庭学术沙龙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学术沙龙的教育意蕴 |
一、学术沙龙是实现教育“对话”的有机载体 |
(一)学术沙龙代表一种教育教学态度 |
(二)学术沙龙作为一种教育教学方式 |
二、学术沙龙是实现“协同效应”最大化的有效途径 |
(一)多学科间的协同效应 |
(二)师生间的协同效应 |
(三)同学间的协同效应 |
三、学术沙龙是形成浓厚学术氛围的重要手段 |
(一)师生共同体 |
(二)同学之间的同伴效应 |
(三)探究精神 |
四、学术沙龙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沃土 |
(一)思维能力 |
(二)倾听能力 |
(三)表达能力 |
(四)社交能力 |
(五)创新能力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学术沙龙之于文科研究生教育的实践----以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为例 |
一、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跨学科学术沙龙”断录 |
二、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沙龙式课堂”断录 |
三、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师徒式沙龙”断录 |
四、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生教育实践之意义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学术沙龙教育意蕴在文科研究生教育中的实现条件 |
一、沙龙化教学组织形式 |
二、沙龙化教学过程 |
(一)重视探究精神的培养 |
(二)注重讨论和实践 |
(三)以问题为中心 |
(四)德智并重 |
三、沙龙化师生关系 |
四、营造宽松和谐的育人氛围 |
五、营造浓郁学术氛围 |
六、教育组织的学术自由性 |
(一)组织机构相对独立 |
(二)教师的聘任有一定自由度 |
(三)学生的招生数量有一定自由度 |
(四)课程设置与安排独立自主 |
(五)教学活动安排自由度大 |
(六)对学生的考核方法和成绩评定有自主权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附录(四) |
附录(五) |
致谢 |
四、独特的见解——世界知名企业家的运算法则(论文参考文献)
- [1]初创企业动态能力、商业模式创新与绩效的直觉模糊测量及关系研究[D]. 戴亦兰.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
- [2]信任视角下社会资本的界定、测度与验证 ——以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D]. 杨缨. 浙江大学, 2011(05)
- [3]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D]. 熊亮.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4]论刑事违法性[D]. 鲍新则.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5]世界知名企业家的运算法则[J]. 许林. 经济工作导刊, 2001(08)
- [6]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D]. 陈志. 中国农业大学, 2004(03)
- [7]基于价值网理论河北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资本战略研究[D]. 胡心宇. 河北工程大学, 2020(08)
- [8]基于企业高管认知的企业战略变革研究[D]. 周晓东. 浙江大学, 2006(03)
- [9]基于核心素养视角下高三学生数学运算的调查研究[D]. 安兴兴. 贵州师范大学, 2018(01)
- [10]学术沙龙在文科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以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为例[D]. 张盼. 深圳大学,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