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元前中朝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沈娜[2]（2021）在《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贸易与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各种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但与“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整体成就相比,该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并没有实现整体性推进。如何在已有进展的基础上,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开花结果,真正让东北亚区域内的国家实现多方参与、共同受益、战略对接,共同推动东北亚区域形成开放、共赢的合作网络,成为新时代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研究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问题,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东北融入“一带一路”倡议,这既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又是实现中国东南、中、西、东北均衡发展的战略举措,还是推动中国东北地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对外开放格局的国内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出发点,论文基于区域合作的视角,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问题进行研究,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参与,东北亚边境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层面的实际进展,以及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阻碍因素及推进路径。论文旨在解决四个核心问题:第一,揭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第二,厘清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理定位;第三,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在边境次区域层面和东北亚整体区域层面的推进进程与合作状况;第四,思考“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路径。论文首先从内在动力、实现条件和层次性三个层面,阐述了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之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平台,它体现了平等性、开放性、创新性、非地缘战略性和目标非一致性等特点,凸显了以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特色。论文重点阐述了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认为它有助于提高区域内的互联互通水平、巩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也有助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和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以此为出发点,论文明确了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定位,即东北亚区域是在欧亚大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东翼之轴,它并非“一带一路”建设的边缘区,更不应该游离于“一带一路”建设之外。论文分析了东北亚区域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并具体分析了韩国和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过程以及蒙古国和俄罗斯是如何将各自的发展规划渐进地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战略对接的。而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具体推进问题,论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重塑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形态,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呈现出边境地区相互开放、国家之间战略对接、区域层面互利合作的不同层面的关系互动形式,基于此种认识,论文主要阐述了两个层面的区域合作问题:一是分析中国与东北亚国家间在陆上边境层面的互联互通。指出在边境开放的形势下,边境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屏障功能”向“中介功能”转变,“一带一路”倡议首先突破了边界的屏障,而建立起跨境交流的平台,从而促进了边境地区的次区域合作的发展。二是在东北亚区域层面将国家间的战略对接以及形成的中俄蒙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区域推进的主要着眼点,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合作形式的灵活与创新,在对东北亚区域双边和多边合作状况的阐述中展现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成就。同时,论文总结了中日韩自贸区的规划过程与推进情况,阐述了该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基础,以及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未来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促进作用。论文还从合作理念、合作内容、合作路径三个层面,论证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之间能否实现包容性的问题。论文从区域合作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的阻碍因素。首先是区域外的美国通过强化与盟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分化手段,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扯断线”式的破坏或“分割片”式的阻断;其次是区域内“一带一路”发展的局部覆盖性问题,与冷战后东北亚区域所存在的“离散性”结构相关联,很难形成整体性的区域合作;第三是东北亚区域内的边境次区域合作也存在着困境,在推进中受到东北亚区域整体局势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的存在,论文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路径:发挥次国家政府在助力东北亚区域边境层面合作中的优势及作用;探索朝鲜加入“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的路径;寻求协调区域内大国关系的具体方式;探寻稳定与发展中国与区域外美国之间关系的路径等。东北亚区域是大国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区域,在这一区域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区域合作和区域稳定都有重要的意义。未来,东北亚区域也可以继续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等方面的建设,为构建东北亚区域的命运共同体创造条件。
康丽娜[3]（2021）在《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且地处欧亚大陆的通衢之地和各大文明交汇之处,毗邻中国、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地区大国或形势动荡之地。近年来,随着中亚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着愈发重要的地位,世界各主要行为体高度重视并积极扩大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自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先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中亚地区的关注急剧上升,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我国在中亚各国的政治体制、外交政策、军事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对历史、文化等议题的研究非常有限。一直以来,有关中亚文明史的研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薄弱领域。本文从历史学角度出发,采用文明史的研究路径和区域史的叙述框架进行写作。从理论分析来看,本文的研究立足于中国自己的世界史学派——文明交往理论,从而有助于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话语权。因此,本文以布哈拉汗国（以下简称“汗国”）为研究主体,围绕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四个方面,对近代中亚地区内、外交往的背景、历程及影响进行系统论述,进而深入探讨中亚近代文明的形成原因、发展规律和演变特点。布哈拉汗国史是研究中亚近代文明史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文明交往的视角出发,主要论述布哈拉汗国的历史演变,并试图揭示中亚近代文明形成和演变的动因、规律和特点。全文由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说明选题背景和意义,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目标与方法,指出创新之处与重难点,并对文明交往与中亚近代文明史的特点加以阐释。第一章概述了汗国的文明交往变迁史。布哈拉汗国国祚400余年,历经昔班尼王朝、扎尼王朝和曼格特王朝的更迭,其历史进程与中亚近代史基本同步。16世纪初,在成吉思汗后裔昔班尼的统帅下,乌兹别克游牧民南下河中地区建立布哈拉汗国。自19世纪开始,封闭且落后的汗国在曼格特王朝的统治下逐渐成为英俄在亚洲争霸的焦点。最终,俄国于1868年彻底征服汗国,使之沦为自己的附属国。总之,布哈拉汗国经历了兴盛、发展、衰落、沦为俄国附属国的历史变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中亚近代史的演变规律。第二章分析了汗国制度文明交往的特点及演变。本章主要从政治军事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三个方面来解读汗国制度文明的特点。汗国的制度文明经历了继承、融合、形成和完善的演变过程,以传统伊斯兰国家的制度为根基,借鉴游牧帝国的管理体制,因地制宜,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推动中亚近代制度文明的建设。第三章论述了汗国物质文明交往的曲折性和进步性。首先阐述了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因,然后分别探讨了农业经济的转型、工商业及贸易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等问题。一直以来,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往贯穿于整个中亚文明史进程,是中亚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力。另外,俄国的统治也是包括布哈拉汗国在内整个近代中亚社会经济变革与发展的催化剂,致使汗国的社会经济发生根本性变革。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汗国社会经济领域的渗透,导致汗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宗法制和自然经济体系逐渐瓦解。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讲,汗国的社会经济实现了跳跃式发展。但就本质而论,这种发展是以俄国殖民掠夺为前提的。第四章阐述了汗国多元宗教文化的融会与变迁。布哈拉汗国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其主导文化是以苏非主义为特征的伊斯兰文化。自古以来,中亚地处欧亚文明的核心地带。在中亚文明交往史上,中亚地区曾多次遭受异族入侵,甚至还有的民族在这里建立过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这种频繁的入侵与外族统治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诸多不同文明在中亚的交往。因此,在保持自身文明特色的同时,中亚文明还不断学习、吸收和融会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文化是文明交往的重要标尺。随着近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布哈拉汗国的文化也随之衰败。然而,从微观层面来讲,由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汗国的文化变迁既有发展与繁荣,也有停滞与衰败。第五章探讨了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和进程。首先简要介绍了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然后重要论述了汗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演变,从平等外交过渡到不平等外交再到附属关系的彻底转变。最后讨论了布哈拉汗国与周边的希瓦汗国、浩罕汗国、波斯、印度和奥斯曼帝国的广泛交往。总之,布哈拉汗国的对外交往具有明显的地缘特点,暴力与和平两种形式交替展开。汗国的对外交往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也更加丰富了中亚近代文明史的内容。结语部分对全篇进行总结,从文明交往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布哈拉汗国历史演变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地缘、宗教和国家四大因素。生产力是人类文明交往的根本动力。中亚地区没有适宜发展社会经济的环境和条件,落后的生产力导致布哈拉汗国最终被俄国所占领,其历史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一个重要地区。以布哈拉汗国为代表的近代中亚地方政权依旧受制于地缘因素,其历史演变始终与大国命运息息相关。中亚地区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代中亚的宗教中心,布哈拉汗国的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性始终贯穿于其历史进程中。一直以来,中亚地区少有形成长期稳定且人口众多的大国,近代诸汗国并存的局面从整体上削弱了中亚的实力。再者,布哈拉汗国的历史演变对中亚文明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宗教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较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了中亚传统的伊斯兰文明体系;从民族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是今天乌兹别克民族的文明生根之地;从对外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体现了中亚文明交往的多元融合属性。
闫悦[4]（2021）在《15-18世纪中朝弓角贸易研究》文中指出
龙沛[5]（2021）在《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文中研究说明公元前66年至公元628年间,以地中海盆地为核心的罗马—拜占庭帝国与以伊朗高原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核心的帕提亚—萨珊帝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周期性相互攻伐,即所谓的“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从广义上延伸,可以指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期间罗马人（晚期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人（帕提亚帝国和萨珊帝国）为争夺西亚地区进行的长达七个世纪的政治、军事、宗教和文化较量。双方交往的方式以战争为主,但战争背后牵涉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在各个领域和层次的全方位对抗。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到高加索和阿拉伯沙漠诸王国、部落乃至非洲诸王国,两大帝国内外众多国家和族群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的行为体数量和交往复杂性远远超出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本身。罗马波斯战争贯穿双方国家地缘安全战略、宗教意识形态、经济贸易利益、文化同化与抗拒的全方位博弈。罗马波斯战争成为古代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涉及国家和族群最多的战争,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从宏观历史背景和古代地中海—西亚文明圈的交往发展趋势来看,罗马波斯战争是古典时代后期罗马人和波斯人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双向对冲扩张的结果。罗马波斯双方均渴望完全继承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遗产,尤其是塞琉古王朝在西亚的政治遗产,因而双方冲突不可避免。塞琉古王朝作为希腊化世界疆域最辽阔的国家,其鼎盛时期将整个西亚地区和中亚一部分囊括其中,塞琉古帝国的疆域构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化遗产中最大的一部分,也继承了原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部分亚洲疆土。因此,罗马人和帕提亚人都把征服塞琉古王朝的西亚属地作为复兴亚历山大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必要手段。塞琉古王朝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地区大力经营,客观上为后来罗马人和帕提亚人在西亚地区的统治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帕提亚帝国在塞琉古王朝东都塞琉西亚对岸营建新都泰西封,并与萨珊帝国接续统治六百余年。罗马—拜占庭帝国则将塞琉古王朝故都——叙利亚的安条克作为其在东方的统治中心。因此,罗马波斯战争首先是双方争夺并维护塞琉古王朝西亚遗产的战争,塞琉古王朝也正是在罗马和帕提亚的东西夹击下走向衰亡。罗马和帕提亚在西亚和东地中海的扩张于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历时百余年,至公元前1世纪中叶双方在西亚正式接触。通过对东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双向扩张,罗马共和国和帕提亚帝国最终将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基本瓜分完毕。最终罗马共和国控制小亚细亚、黎凡特和埃及,而帕提亚帝国控制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地区,近东地区形成罗马—帕提亚两极格局。此时双方若要继续原先的扩张方向,就必然与对方爆发冲突,这便是持续六百余年罗马波斯战争的开始。罗马波斯战争总体根源为双方对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霸权的争夺,但双方各自在不同时期的战略态势、文化秉性、意识形态和国家实力决定了双方在战争中战略目标、战术手段及交往方式的不同,但总体上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罗马波斯战争既具有长时段、高烈度和长周期的特点,又具有间歇性、突发性和妥协性特征。双方长达7个世纪的较量对两大帝国内外各民族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欧亚草原和沙漠游牧部落通过深度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加快了其文明化进程,并最终改写西亚和地中海地区文明秩序。但两国交界处的高加索和西亚诸小国由于处于两大帝国夹缝中均未逃脱被肢解和灭亡的命运。罗马波斯战争对两大帝国本身既是双方国运的生死较量,又是统治者个人野心和帝国理想的主观驱动。在罗马波斯战争期间,两国由于综合国力大体势均力敌且理想战略纵深重合,罗马与波斯任何一方建立绝对安全疆界的努力均从根本上损害对方的安全,导致双方在西亚长期形成二元对抗僵局和两极安全困境。罗马波斯战争作为古代世界扩日持久、勾连东西的文明大战,对现代西方和东方文明对彼此的历史认知产生了许多潜在的深刻影响。在文明理想和统治者意志层面上,罗马人恢复亚历山大大帝事业的理想和波斯人恢复居鲁士大帝事业的宏愿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形成战略对冲,双方均不具备凌驾于对方的绝对政治和军事优势,仅在不同时期先后占据相对优势。双方综合国力对比在7个世纪内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复杂变化,但总体在西亚和东地中海保持战略均势,双方对对方领土的征服成果均不能持久。罗马波斯战争后期,随着两大帝国交界处的缓冲国和附庸国相继被瓜分和吞并（亚美尼亚、加萨尼和莱赫米王国等）,两国战争烈度在7世纪初达到最高峰,且均一度将对方逼至绝境。与此同时,阿拉伯沙漠各部落由于长期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其政治组织、军事技术和文明程度迅速提高,终于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催化下诞生了中东地区最后一个一神教——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统一国家——麦地那乌玛政权。罗马人和波斯人在7世纪初的生死大战之后国家实力消耗殆尽,而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因长期处于战争前线经济凋敝、民怨沸腾,两国在阿拉伯沙漠边缘构建的附庸国体系也于此时彻底瓦解,遂使得阿拉伯人大征服的门户洞开。罗马波斯战争是希腊罗马文明和波斯文明在古代的终极对决,见证了古代世界帝国的发展极限。罗马波斯战争和欧洲民族大迁徙、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了古典时代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到来。
张晓明[6]（2021）在《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朝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经营辽东地区,并“带控”包括大宁、努尔干都司在内的广大东北区域。有明一代,辽东都司辖境虽有盈缩,但其核心地理范围变化不大,即南濒海,东南附朝鲜半岛,东北环群山,西接草原、沙地,为中原重要门户。辽东地区因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与日本隔海相望,其社会变迁进程与邻邦牵涉颇多。所以,辽东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亦是维系东亚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保障。国家制度与边疆秩序共同作用于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之间的关系,双方交往实践亦对区域社会以及国家发展产生影响。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较早确立了宗藩关系。包含贸易在内的对外活动均被纳入朝贡体系。朝鲜使臣赴明买卖方式、内容以及数量均有定例。但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仍有鲜明的边疆特色。明代历史文献卷帙浩繁,日本、韩国等汉籍资料不断刊印,为明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史中“封贡”“事大”“使臣”“贸易”“中华观”“跨境民族”等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然而,对外关系史内容宽泛、表述复杂,致使学界围绕典型历史问题是认同“传统秩序”,还是维护“民族荣誉”各抒己见,甚至争论不休。政治、文化交往的主观性和灵活性较强,经济交流则比较具体,且易于量化。本文通过梳理明代辽东地区中朝贸易活动,以期展现对外关系发展的客观态势及影响因素。明代之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经济交流已有数千年历史。人们利用自然条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现状,通过相互学习改善生产方式与生活水平。所以,贸易交换并非如浮萍般依附政治关系而存在。贸易为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社会交流的重要内容。辽东地区作为中原与朝鲜半岛物货相通的重要桥梁,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皆重视该区域的贸易活动。明代,辽东边疆营建与中朝宗藩关系确立是明廷政治生活中的紧要内容。其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受之影响并发挥了独特作用。洪武、永乐两朝确立了辽东都司静态辖区与动态管控地带。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构建宗藩关系的过程中,辽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活动以官贸为主导,民间贸易群体难以逾越地理的瓯脱地带以及政治上的交往禁令。洪熙、宣德以后中朝宗藩关系稳定,贸易体系随之确立。正统至正德年间,中朝社会生产能力逐渐恢复,双方经济交流意愿不断加强,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明代中后期,明朝几度实施“新政”,中朝“礼治”外交得以重塑。明廷加强了对中朝官、私贸易的管控。然而,辽东边政持续恶化,边臣在处理涉朝事务时向使臣征索财物已成惯例。朝鲜使臣在辽东地区购买违禁物品或转输超额物资相对容易。嘉靖至万历前期,辽东地区东南部得到开发,社会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民间贸易活跃。女真族南下过程中与朝鲜半岛交集增多,贡贸、边市贸以及潜贸促进了女真农业经济的发展。明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使辽东地区中朝贸易物品种类丰富,白银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购买高价物品及上层人情打点等活动。明后期,中朝社会动荡与边疆危机迭起,特别是壬辰战争的爆发使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突破了朝贡体系的束缚,区域贸易活动居主导地位。壬辰战争期间,明廷耗费巨额人力、物力驰援朝鲜战场,辽东地区资源输出量居于前列。明廷与朝鲜为解决筹集、运输物资等困境,出台诸多战时经济政策,如以布贸粮,许商帮军。中江以其地利优势成为官、商、民买卖与转运物资的集中之地,中江关市得以建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人员互动频繁,物资交换异常活跃。壬辰战争结束后,中朝统治秩序恢复,贸易活动亦回归常态。明清易代之际,中朝贸易活动对女真社会发展、辽东政局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后金占领辽东地区之前,朝鲜官民仍可在辽进行贸易活动。辽东贡路受阻后,一方面,朝鲜通过水路继续向明朝贡;一方面,与驻守皮岛东江集团贸换物资。后金政权日益巩固,明廷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逐渐松散,辽东不同区域同朝鲜间的贸易规模、途径、物品等均有所扩大。有明一代,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通过奉表、传诏、献礼等方式维系了紧密的宗藩礼制。辽东地区依托地缘优势与朝鲜半岛之间贸易往来不断。所以,明代辽东地区贸易活动有着明显的历史痕迹和传统。同时,明朝承元启清,作为传统社会后段建立的汉族政权,其统治下的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显然繁荣于前代又受制于当代。明朝的强大国力为以“封贡”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保障,宗藩体系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贸易内容呈多元化发展态势。明廷统治辽东期间,各种贸易活动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受到明朝对外制度和边疆政策的双重支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对双方宗藩关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区域社会秩序变迁等影响深远。
王晶[7]（2021）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成为世界各国竞逐的角力场。新时代的中国海洋文化复兴之路究竟该以何作为科学的价值引领?近代以来,国内大部分研究者在探讨海洋问题时,总是习惯性地沿用西方海洋文明的评价标准与话语逻辑,这表明中国学术界在海洋研究领域缺乏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质疑否定中国拥有属于自己的海洋文化或海洋文明,并依循西方海洋文化或西方海洋文明范式来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甚至还以此来指导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事实上,中国海洋文化有其自身发展历程与独特文化基因,深入挖掘其底蕴、梳理其源流、探寻其从发轫之初一直延续至今的价值基因,既是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亟需面对的问题,也是树立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的时代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合浦海上古丝路文化底蕴深厚”,合浦及其特殊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所孕育的合浦海洋文化,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起点,为其提供了典型样本。合浦海洋文化是指自西汉为加强岭南地区政治军事统治而设立合浦郡以来,在海陆一体特殊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地理条件下,汉民族、岭南地区少数民族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各民族之间通过内河、近海、陆路等途径,在交通贸易、生产交流、文化交往等具体历史活动中所形成的以开放包容、和合交往为核心价值的一种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合浦海洋文化海陆一体的开放包容、和合交往核心价值,是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海外文化汇聚合浦交融而成,合浦当地出土的各种古代器物是这种文化融合的主要标志。同时根据这些古代器物可以推断,“合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辐射至东南亚、南亚各地区与各民族。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研究合浦海洋文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或文明的一般原理,审视汉代合浦郡在海陆一体特殊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地理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融合。为此,在论述展开的过程中,按照“器物—符号—价值”的研究范式,综合运用语料库分析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的方法、跨学科研究与跨地域研究相结合等方法,通过梳理源流、勾勒轮廓、抽象符号、挖掘价值、凝练精髓、总结规律,重新探讨合浦海洋文化过去已经贡献什么、现在及未来能够贡献什么等问题,以此揭示合浦海洋文化所蕴涵的深厚历史底蕴、文化底蕴与价值底蕴。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研究合浦海洋文化,不仅在于论证中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末就已经逐步发展出海洋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学术上尝试突破西方海洋文明的评价标准与话语逻辑,主要在三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学术观点方面,提出合浦是中国海上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与海陆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合浦的海陆一体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始源标识、合浦海洋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原发标识与“丝路精神”的创始标识、合浦海洋文化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了海陆一体的开放包容、和合交往核心价值等新观点;二是学术思想方面,探讨构建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基本理论与评价体系作为科学评价体系、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挖掘合浦海洋文化所蕴涵的深厚历史底蕴、文化底蕴与价值底蕴、基于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探讨其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及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海陆一体始源价值基因的基础性意义;三是研究方法方面,形成了“器物—符号—价值”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范式。综上,通过深入挖掘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探讨其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揭示其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起点所蕴涵的价值基因,由此对以合浦海洋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文化进行话语重构与价值重塑,从而树立中国海洋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海洋软实力,为当前的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价值基础与理论支撑。
张斐雯[8]（2021）在《唐宋时期朝鲜半岛入华宾贡进士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宾贡进士是我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群体。唐宋时期是中华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吸引了众多域外学子来华求学,唐穆宗长庆初年（821）,朝廷针对海外有才学者选拔宾贡进士,更是开启了域外学子以科举进入中国官场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同朝鲜半岛山水相邻,唇齿相依,在远古时期就已有交往,此后一直未有断绝。在数千年的交往岁月中,朝鲜半岛的发展深受中华文化影响,慕华之风盛行,来华求学人员众多,所以在唐宋时期,无论是参与宾贡进士选拔,还是宾贡及第的人数都位于各国之首。本文在第一章对中国同朝鲜半岛交往历史进行追溯,密切的交往为唐宋时期朝鲜半岛入华宾贡进士的出现创造条件。第二章对唐代新罗入华宾贡进士进行论述。中国自隋代开始就有了吸纳外国留学生的先例,唐代出现的宾贡进士大部分就是从这些留学生中选拔出来的。在对其来华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现有资料整理出,新罗来唐宾贡进士知其姓名者39人,并对其派遣性质以及任官情况进行探讨。第三章对宋代高丽入华宾贡进士进行论述。唐宋虽都进行宾贡进士选拔,但随着我国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在报考标准、考试方式、考试内容、试卷批改及放榜方式上都有所变化。在对其来华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现有资料整理出,高丽来华宾贡进士共48人,有详细记载的10人,并对其派遣性质以及任官情况进行探讨。第四章结合唐宋时期朝鲜半岛入华宾贡进士的具体情况,对其来华人数、频次、持续时间进行比较,认为其出现不同的原因在于唐宋时期同朝鲜半岛关系的变化及朝鲜半岛本国科举制度的建立;又对其在华及第后的授官情况进行比较,认为唐宋不同的国力,导致两朝文化自信程度不同,从而在对外交往的心态上也存在差异。第五章唐宋时期朝鲜半岛入华宾贡进士的出现对朝鲜半岛和中国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他们的出现有助于朝鲜半岛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对推翻朝鲜半岛原有选官制度—骨品制,建立并完善科举制也具有推动作用。同时他们作为文明交往的载体,对中国了解朝鲜半岛,丰富中华文化,以及传播儒家文化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毛和荣[9]（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中认为目的通过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系统梳理,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征、历史影响、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通过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及传播学分析,以及中国-阿尔及利亚中医中心（中阿中医中心）建设过程回顾及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实践分析,揭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为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更好“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方法1.通过查阅地方志、卫生志、文化志、医学史、学术论着、政策文件等文献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蕲春、荆州、神农架等地,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证。2.通过深度访谈荆楚中医药文化专家、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医疗援外项目负责人、医疗援外翻译、医生等,获取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对外交流传播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弥补纯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提出有针对性论点和建议提供参考。3.通过河南、江西、荆楚等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比较研究及荆楚本地各次区域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对比,归纳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色、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为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发展与对外交流传播提供借鉴。4.通过中阿中医中心这个重要平台建设的过程回顾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透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规律,剖析“一带一路”战略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逻辑关联。5.通过将预设的理论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实践相结合,剖析相关理论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为当下及未来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思考。结果1.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经历了孕育发展期（远古时代-商朝）、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发展徘徊期（民国-解放前）、恢复发展期（解放后-20世纪末）、全面发展期（21世纪以来）。荆楚中医药文化在每个时期都产生了较重要的历史影响。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经历了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发展滞缓期（民国-改革开放前）、全面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每个阶段都留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传播学特征。3.“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中阿中医中心的建设进程。中阿中医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面临体制不畅、缺乏长远规划、存在潜在传播风险等现实困境。从传播学视角看,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反馈与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五大要素又自成体系,构成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结论1.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荆楚中医药文化反过来也为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荆楚中医药文化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特色,集中体现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汇通南北、开拓创新、内涵丰富等特征,同时存在地域、科目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对相关问题给予关切和处理,以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良性和全面发展。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进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史上,李时珍中医药文化特别是《本草纲目》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以自发为主。随着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3.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证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仅与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战略规划、政策支持,特别是中医药临床疗效等因素息息相关。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五大要素自成体系,五大要素体系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对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5.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还取决于各级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顶层设计,取决于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身内涵尤其是其普适价值的挖掘和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另外,培养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在中医药学、外语、跨文化交际、国际政治、当地法律、传播学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亦显得尤为重要。
刘伟坤[10]（2021）在《7-11世纪鸭绿江流域民族变迁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公元7—11世纪鸭绿江流域民族变迁问题为研究对象,力求从宏观上把握东北古代民族形成、发展之历程,在此基础上,探讨不同时期渤海、女真等少数民族迁徙的原因、特征及其规律。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叙述全文的写作缘起、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定义概念、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点。梳理了各时段鸭绿江流域民族变迁问题的研究成果,发现研究不足,提出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第二章高句丽对鸭绿江流域的开发与治理。运用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的历史观,考察鸭绿江流域的民族变迁,并结合历史地理、生态环境等因素分析鸭绿江流域作为人类早期栖息、繁衍地的优势。考证鸭绿江名称在历史流变过程中的舛误,辨析出现错误的原因,指出《通典》、《旧唐书》、《新唐书》、《大清一统志》等史书记载的问题,依《汉书·地理志》记载,秦汉时期鸭绿江称盐难水,秃鲁江称马訾水。同时利用考古材料和史籍记载,系统梳理鸭绿江流域早期民族构成与分布以及高句丽民族在鸭绿江流域形成发展的历程。第三章唐朝对鸭绿江流域的开发与治理。梳理了唐朝灭亡高句丽后,高句丽遗民的迁徙与反叛,探讨安东都护府的设置、迁徙、职能演变以及对高句丽遗民的治理。查阅《旧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史料,结合《三国史记》“李积奏报”内容考证安东都护初置时鸭绿江流域的治理机构为屋城州都督府和国内城都督府。同时在研究安东都护府治理效果时发现,唐朝对高句丽遗民的治理经历了“华人参治”到“羁縻统治”的过程,但效果并不理想,造成高句丽遗民向新罗、靺鞨的逃散,分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唐朝自身和当时所处环境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四章渤海国治理下的鸭绿江流域。渤海建国初期,民族成分复杂,包括粟末靺鞨、白山靺鞨、伯咄、安车骨、拂涅等部族,还包括部分高句丽遗民,渤海族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研究渤海国的历史发现,渤海在大武艺时期,确曾进入过辽东地区,时间段限在安史之乱后至辽太祖经略鸭绿江前二十年。渤海强盛时,鸭绿江流域除鸭绿江口外大部分囊括在西京鸭渌府范围内,结合石刻资料和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等记载,考证出渤海西京鸭渌府治所就在今临江市。第五章辽朝对鸭绿江流域的治理。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契丹族强大后逐渐控制鸭绿江流域,先后灭渤海、迁东丹,设鸭绿江女真大王府、征高丽。在梳理渤海、女真民族迁徙过程基础上,辨析定安国、兀惹、燕颇三者关系,发现定安国位置有所变动,存在由鸭绿江下游向上游的迁移。利用《辽史》、《高丽史》、《契丹国志》以及《耶律仁先墓志》等资料考证鸭绿江女真的范围以及鸭绿江女真大王府设立的时间。从辽丽之间“保州”、“鸭绿江东数百里地”纷争的角度,分析辽丽之间的和战关系。公元7-11世纪,鸭绿江流域民族变迁是东北亚历史舞台上一场长时段、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活动,波及地域之大,涉及民族之多在中国移民史上也很罕见,从宏观上把握这段历史,有助于东北民族史的整体研究。
二、公元前中朝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公元前中朝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 小结 |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与性质研究 |
| (二)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研究 |
| (三)“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功能与作用研究 |
| (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研究 |
| (五)文献评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一)论文的创新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区域合作理论与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 |
| 一、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 |
| (一)区域合作的内在动力 |
| (二)区域合作的实现条件 |
| (三)区域合作的层次性 |
| 二、区域合作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倡议 |
| (一)“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平台 |
| (二)“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区域合作的特点 |
| (三)“一带一路”倡议凸显以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 |
| 三、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 |
| (一)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动因 |
| (二)东北亚区域是“一带一路”推进的东翼支轴 |
| (三)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多层次性 |
| 第二章 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参与 |
| 一、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差异 |
| (一)蒙古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二)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三)韩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四)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五)朝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二、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参与方式 |
| (一)韩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参与 |
| (二)中日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 |
| (三)蒙古国和俄罗斯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战略对接 |
| 三、国家的广泛参与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基础 |
| (一)国家边界的开放性 |
| (二)主权国家的政策选择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关键 |
| 第三章 东北亚边境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 |
| 一、边境区域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前沿 |
| (一)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 |
| (二)边境地区是互联互通的开拓场域 |
| (三)边境地区是“一带一路”的窗口 |
| 二、东北亚边境区域开放与合作的进展 |
| (一)东北亚边境区域的总体建设状况 |
| (二)中国对蒙古国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 (三)中国对俄罗斯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 (四)中国对朝鲜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 三、次区域合作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促进 |
| (一)次区域合作是对边界效应的一种回应 |
| (二)中俄跨境次区域合作的推进 |
| (三)大图们江次区域合作的推进 |
| 第四章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层面的整体推进 |
|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立与发展 |
|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立 |
| (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发展 |
| (三)中蒙俄经济走廊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作用 |
| 二、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
| (一)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规划与推进 |
| (二)中日韩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基础 |
| (三)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衔接 |
|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的包容性 |
| (一)合作理念的包容性 |
| (二)合作内容的包容性 |
| (三)合作路径的包容性 |
| 第五章 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阻碍因素分析 |
| 一、区域外国家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阻碍 |
| (一)美国作为区域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二)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阻碍 |
| (三)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的消极影响 |
| 二、东北亚区域整体的区域合作尚未形成 |
| (一)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盲点 |
| (二)东北亚区域缺乏整体性区域合作对“一带一路”推进的制约 |
| 三、边境地区的次区域合作还不成熟 |
| (一)东北亚边境次区域合作的困境 |
| (二)边境次区域合作困境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影响 |
| 第六章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未来推进路径 |
| 一、发挥次国家政府在东北亚边境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 |
| (一)次国家政府助力东北亚边境地区合作的优势 |
| (二)次国家政府助力东北亚边境地区合作的路径 |
| 二、努力将朝鲜纳入到“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当中 |
| (一)将朝鲜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的重要意义 |
| (二)促进朝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 |
| 三、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协调好区域内的大国关系 |
| (一)协调区域内大国间关系的必要性 |
| (二)协调区域内大国间关系的方向与路径 |
| 四、稳定中美关系,减弱区域外大国的阻碍作用 |
| (一)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有助于“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 |
| (二)稳定与发展中美关系的实现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重难点 |
| 五、文明交往与中亚近代文明史的特点 |
| 第一章 布哈拉汗国的文明交往变迁史 |
| 第一节 乌兹别克人的南迁与昔班尼王朝的建立 |
| 一、乌兹别克人南下与帖木儿王朝衰败 |
| 二、汗国的创立与前期统治 |
| 三、阿布杜拉二世统治的兴盛 |
| 第二节 扎尼王朝的统治与战争交往 |
| 一、王朝建立与伊玛姆库利的统治 |
| 二、阿布杜拉齐兹汗与汗国分裂 |
| 三、乌拜杜拉汗统治与部落贵族间斗争 |
| 四、王朝衰微与纳迪尔沙入侵 |
| 第三节 曼格特王朝与俄国保护国的形成 |
| 一、曼格特部落与新政权的稳固 |
| 二、沙赫穆拉德时期的繁荣与19 世纪初的汗国 |
| 三、纳斯鲁拉强化集权与对外征战 |
| 四、1868 年俄国占领与统治 |
| 五、1917—1920 年汗国历史的终结 |
| 小结 |
| 第二章 布哈拉汗国制度文明交往的特点及演变 |
| 第一节 政治军事制度的特点 |
| 一、汗位继承与分封制 |
| 二、帖木儿帝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延续 |
| 三、宗教阶层的显着地位 |
| 四、俄国政治代办处的设置 |
| 五、军事管理体系的完善 |
| 第二节 法律制度的变化 |
| 一、伊斯兰教法和部落习惯法并行适用 |
| 二、伊斯兰国家司法体系的地方化 |
| 三、俄国统治后的司法改革 |
| 第三节 经济制度的演变 |
| 一、土地制度的演变 |
| 二、赋役制度的完善 |
| 三、货币政策的变化 |
| 四、水资源管理体系的改善 |
| 五、经济自主权的丧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布哈拉汗国物质文明交往的曲折性和进步性 |
| 第一节 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因 |
| 一、乌兹别克人与河中居民的广泛交往 |
| 二、政权稳固问题与统治者政策变化 |
| 三、俄国统治与工业文明的冲击 |
| 第二节 农业经济的转型 |
| 一、生态环境与农业发展 |
| 二、传统发达的农耕业 |
| 三、畜牧业的发展变化 |
| 四、棉花种植业的兴衰 |
| 第三节 工商业及贸易的发展 |
| 一、手工业的兴衰 |
| 二、贸易发展的多元化 |
| 三、资本输入与俄国企业的建立 |
| 第四节 社会生活的变化 |
| 一、人口分布与游牧民定居 |
| 二、城市发展与市民阶层壮大 |
| 三、社会分层与民众暴动频繁 |
| 四、俄国移民的到来及其影响 |
| 五、交通和医疗条件的改善 |
| 小结 |
| 第四章 布哈拉汗国多元宗教文化的融会与变迁 |
| 第一节 汗国伊斯兰文化的特点 |
| 一、苏非主义的地域性 |
| 二、文化发展的宗教属性 |
| 三、地区教育中心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多元文化的变迁 |
| 一、建筑步入衰微 |
| 二、文学转向现实题材 |
| 三、艺术趋向本土化 |
| 四、多语言融合与借用 |
| 第三节 俄国对汗国宗教文化转型的影响 |
| 一、斯拉夫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
| 二、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觉醒 |
| 三、社会改革新思潮与扎吉德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布哈拉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和进程 |
| 第一节 对外交往的背景 |
| 第二节 与俄国关系的演变 |
| 一、政治往来与外交关系变化 |
| 二、贸易关系的实质性转变 |
| 三、俄国征服中亚的背景和原因 |
| 第三节 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广泛交往 |
| 一、与周边汗国的领土争夺与经贸往来 |
| 二、与波斯的战争交往和文化融合 |
| 三、与印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
| 四、与奥斯曼帝国的和平交往与宗教联系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布哈拉汗国历史演变的主要因素 |
| 二、布哈拉汗国对中亚文明交往产生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地图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史料 |
| 三、研究现状 |
| 四、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从亚历山大到庞培:罗马波斯战争的原因和背景 |
| 第一节 塞琉古秩序在西亚的解体与帕提亚帝国的西扩 |
| 第二节 从爱琴海到黎凡特:罗马共和国的东扩进程 |
| 第三节 米特里达梯战争与罗马—帕提亚近东两极格局的形成 |
| 第二章 晚期罗马共和国与帕提亚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亚美尼亚问题的肇始与罗马—帕提亚的初步交锋 |
| 第二节 初次罗马—帕提亚战争:克拉苏东征始末 |
| 第三节 卡莱战役后续及帕克如斯西征 |
| 第四节 安东尼的帕提亚远征及其影响 |
| 第五节 晚期罗马共和国与帕提亚帝国战争的特点 |
| 第三章 早期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奥古斯都至克劳迪时期罗马—帕提亚关系回顾 |
| 第二节 尼禄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与亚美尼亚安息王朝的建立 |
| 第三节 图拉真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及其历史影响 |
| 第四节 哈德良和安东尼·庇护时期的罗马—帕提亚关系演变 |
| 第五节 马可·奥勒留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及安东尼瘟疫 |
| 第六节 塞维鲁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与罗马波斯边界的东移 |
| 第七节 卡拉卡拉东征与尼西比斯会战 |
| 第四章 晚期罗马帝国与萨珊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阿达希尔一世时期的罗马波斯战争、内外政策与国际局势 |
| 第二节 沙普尔一世与罗马帝国的三次战争考察 |
| 第三节 奥勒良至卡鲁斯时期罗马波斯内政及相互关系的变化 |
| 第四节 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化与4 世纪罗马波斯关系的转型 |
| 第五节 沙普尔二世与罗马帝国的战争 |
| 第六节 亚美尼亚的瓜分与4 世纪末罗马波斯和平的确立 |
| 第五章 早期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罗马—波斯的“5 世纪和平”解析 |
| 第二节 “阿纳斯塔修斯战争”始末 |
| 第三节 查士丁尼与库斯洛一世时期的罗马波斯战争 |
| 第四节 “高加索战争”的爆发与公元 591 年和平协定的签署 |
| 第五节 古代世界的最后大战:公元602-628 年的罗马波斯战争 |
| 第六章 地缘政治、国际体系与文明交往:罗马波斯战争的理论解读 |
| 第一节 “罗马波斯战争”中的地理结构、疆土安全与国家战略 |
| 第二节 国际体系:罗马波斯战争中核心、中间、外围行为体的互动 |
| 第三节 从希腊化到伊斯兰:文明交往视角下的罗马波斯战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地缘关系及交往历史 |
| (一)先秦时期辽东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经济交流 |
| 1.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文化交通 |
| 2.先秦时期辽东地区的开发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二)秦汉至隋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1.秦汉至南北朝时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政权更迭与人口迁徙 |
| 2.隋唐五代时期辽东地区民族发展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三)辽、金、元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往来 |
| 1.辽朝与高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及贸易往来 |
| 2.金朝的建立与高丽的贸易关系 |
| 3.元朝与高丽的政治关系与贡物索取 |
| 二、明代前期至中期辽东政局与区域间的贸易体系 |
| (一)明朝对辽东地区的治理与明初辽东社会概貌 |
| 1.辽东都司的建立与防御体系的发展 |
| 2.明初辽东地区的社会概貌 |
| (二)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初建与辽东地区的贸易形态 |
| 1.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的初建 |
| 2.洪武至永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形态 |
| 3.宣德年间辽东防御体系的调整与贸易体系的确立 |
| (三)明中期辽东社会与区域贸易的发展 |
| 1.辽东都司的边政与社会发展 |
| 2.朝贡制度下中朝贸易的新进展 |
| 3.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贸易的繁荣 |
| 三、明代中后期的礼治外交与辽东地区中朝贸易 |
| (一)嘉靖至万历前期的中朝关系 |
| 1.嘉靖时期重塑的礼治外交 |
| 2.壬辰战争爆发前中朝“礼治”外交格局的延续 |
| (二)礼治外交影响下的中朝贸易 |
| 1.官方贸易的衰退 |
| 2.朝鲜使臣贸易的盛行 |
| 3.贸易中的交换媒介与货币 |
| (三)明代中后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状况 |
| 1.辽东地区的使臣贸易 |
| 2.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 四、万历时期辽东的边疆危机与中朝贸易 |
| (一)壬辰战争以前辽东地区的中朝经济交流 |
| 1.隆庆至万历初期辽东经济的短暂复苏 |
| 2.万历前期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 (二)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对朝援助与贸易 |
| 1.壬辰战争的爆发与辽东地区的援助 |
| 2.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的新突破 |
| (三)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及中朝贸易的衰落 |
| 1.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 |
| 2.传统外交秩序恢复与中朝贸易的萎缩 |
| 五、明清易代与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 |
| (一)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 |
| 1.后金政权的建立及对辽东的占领 |
| 2.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变化 |
| (二)东江集团与朝鲜之间的经济往来 |
| 1.明末辽东地区的海上贸易群体 |
| 2.东江集团与朝鲜的陆路贸易 |
| 3.东江集团与朝鲜的海上贸易 |
| (三)清朝入关前对朝鲜的征伐与贸易 |
| 1.后金在辽东地区的统治及对朝鲜外交策略 |
| 2.清朝入关前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体系 |
| 3.后金与朝鲜的贸易物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7）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的核心概念与发展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与文明的论述 |
| 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与文明的产生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的论述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的核心概念 |
| 一、海洋概念 |
| 二、文化及其相关概念 |
| 三、海洋文化及其相关概念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的构成 |
| 一、海洋文化的主体 |
| 二、海洋文化的客体 |
| 三、海洋文化的中介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的发展理论 |
| 一、海洋文化的发展路径 |
| 二、海洋文化的发展动力 |
| 三、海洋文化的发展趋势 |
| 第二章 合浦海洋文化的历史底蕴 |
| 第一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发展历程 |
| 一、合浦海洋文化的兴起 |
| 二、合浦海洋文化的繁荣 |
| 三、合浦海洋文化的延续 |
| 第二节 合浦海洋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 |
| 一、合浦地理位置的海陆一体特征 |
| 二、合浦是中国海上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 |
| 三、合浦是海陆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 |
| 第三节 合浦海洋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辐射影响 |
| 一、与东南亚、南亚诸国深植经济文化交往厚谊 |
| 二、向东南亚、南亚诸国传播和合交往理念 |
| 第三章 合浦海洋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
| 第一节 合浦器物文化符号的主要标志 |
| 一、蚕桑丝绸业是汉民族生产方式的器物文化符号 |
| 二、玻璃烧制技术是海外生产技术的器物文化符号 |
| 三、羽纹铜凤灯是生活用具的器物文化符号 |
| 四、南珠与奇石异物是海上贸易的器物文化符号 |
| 五、钵生莲花器是佛教传播的器物文化符号 |
| 六、宝石珠饰形制是审美价值的器物文化符号 |
| 七、叠涩穹窿顶墓是丧葬习俗的器物文化符号 |
| 第二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融合符号 |
| 一、海陆一体是合浦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符号 |
| 二、辐射影响是合浦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海外文化的融合符号 |
| 第三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符号 |
| 一、合浦海洋文化作为开放包容的价值符号 |
| 二、合浦海洋文化作为和合交往的价值符号 |
| 第四章 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与学术意义 |
| 第一节 合浦海洋文化之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精髓 |
| 一、合浦的海陆一体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始源标识 |
| 二、合浦海洋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原发标识 |
| 三、合浦海洋文化是“丝路精神”的创始标识 |
| 第二节 合浦海洋文化核心价值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 |
| 一、对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批判 |
| 二、对中国海洋文化失觉的反思 |
| 三、合浦海洋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核心价值的根本区别 |
| 第五章 合浦海洋文化的理论与现实双重展望 |
| 第一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理论展望 |
| 一、树立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 |
| 二、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发展理念 |
| 第二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现实展望 |
| 一、为中国海洋文化夯实发展基础 |
| 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
| 三、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唐宋时期朝鲜半岛入华宾贡进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来源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之处 |
| (五)论文不足之处及解决方案 |
| (六)相关词语概念界定 |
| 一、唐宋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往概况 |
| (一)唐以前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往 |
| (二)唐代与新罗的交往 |
| (三)宋代与高丽的交往 |
| 二、唐代入华的新罗宾贡进士 |
| (一)宾贡进士出现背景 |
| (二)唐代来自新罗的宾贡进士 |
| 三、宋代入华的高丽宾贡进士 |
| (一)宋代宾贡进士选拔方式变化 |
| (二)宋代来自高丽的宾贡进士 |
| 四、唐宋时期朝鲜半岛入华宾贡进士情况之比较 |
| (一)入华人数、频次及持续时间比较 |
| (二)唐宋政府对朝鲜半岛入华宾贡进士的授官情况比较 |
| 五、朝鲜半岛入华宾贡进士的历史影响 |
| (一)推动朝鲜半岛文学进一步发展 |
| (二)加速新罗骨品制的瓦解 |
| (三)推动科举制度在朝鲜半岛的建立与完善 |
| (四)加深中国历代朝廷对朝鲜半岛的了解 |
| (五)推动中国儒家文化向外传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绪论 |
| 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中医药文化的当代价值凸显 |
| 1.1.2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受到各方重视 |
| 1.1.3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
| 1.1.4 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助推“一带一路”倡议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有助于推动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深入研究 |
| 1.2.2 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
| 1.2.3 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
| 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2.1 研究对象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荆楚文化 |
| 2.2.2 中医药文化 |
| 2.2.3 荆楚中医药文化 |
| 2.2.4 “一带一路” |
| 2.2.5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4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 4.1 研究内容 |
| 4.2 基本框架 |
| 5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5.1 研究重点 |
| 5.2 研究难点 |
| 5.3 创新之处 |
| 第二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特征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历史影响 |
| 2.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孕育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1.1 孕育发展期(远古-商朝) |
| 2.1.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定型期与历史影响 |
| 2.2.1 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 |
| 2.2.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快速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3.1 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 |
| 2.3.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4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4.1 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 |
| 2.4.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5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高峰期与历史影响 |
| 2.5.1 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 |
| 2.5.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6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徘徊期与历史影响 |
| 2.6.1 发展徘徊期(1912 年-1949 年) |
| 2.6.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7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恢复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7.1 恢复发展期(1949 年-20 世纪末) |
| 2.7.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8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8.1 全面发展期(21 世纪以来) |
| 2.8.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与发展规律 |
| 3.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 |
| 3.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规律 |
| 4 本章小结 |
| 第三部分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基础 |
| 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 |
| 1.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的提出 |
| 1.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 1.3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要义 |
| 1.4 中医药文化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
| 2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 |
| 2.1 文化对外传播的内涵要义 |
| 2.2 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价值 |
| 2.3 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 |
| 2.4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第四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与启示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传播学分析 |
| 1.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孕育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1.1 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 |
| 1.1.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黄金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2.1 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 |
| 1.2.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3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发展滞缓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3.1 发展滞缓期(1912 年-1978 年) |
| 1.3.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4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全面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4.1 全面发展期(1978 年以来) |
| 1.4.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经验启示 |
| 3 本章小结 |
| 第五部分 案例分析:中阿中医中心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1 中阿中医中心建立背景 |
| 1.1 历史基础 |
| 1.1.1 中医药医疗实践基础 |
| 1.1.2 中医药文化传播基础 |
| 1.2 现实因素 |
| 1.2.1 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 |
| 1.2.2 中医药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
| 2 中阿中医中心建设概况 |
| 2.1 建设过程 |
| 2.2 建设模式 |
| 2.3 建设成效 |
| 2.4 建设困境 |
| 3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分析 |
| 3.1 传播主体分析 |
| 3.2 传播内容分析 |
| 3.3 传播媒介分析 |
| 3.4 传播受众分析 |
| 3.5 传播效果分析 |
| 4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反思 |
| 5 本章小结 |
| 第六部分 构建“一带一路”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1 “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意义 |
| 1.1 坚定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彰显荆楚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 |
| 1.2 增强荆楚中医药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
| 1.3 服务“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
| 2 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
| 2.1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对接 |
| 2.2 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挖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普适价值 |
| 2.3 增强多元传播要素的协同效应,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3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大事记 |
| 附录三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大事记 |
| 附录四 专家官员访谈录 |
| 4-1 温长路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2 吕文亮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3 巴元明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4 周仲瑜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5 胡峰队长访谈录(节选) |
| 4-6 王莎主任电话访谈录(节选) |
| 4-7 胡海涛老师访谈录(节选) |
| 附录五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编(译)着作 |
| 致谢 |
（10）7-11世纪鸭绿江流域民族变迁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价值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高句丽对鸭绿江流域的开发与治理 |
| 第一节 鸭绿江流域自然地理与名称流变 |
| 一、自然地理 |
| 二、水文和气候 |
| 三、名称流变 |
| 第二节 鸭绿江流域的早期人类 |
| 一、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 |
| 二、先秦时期的民族及分布 |
| 三、秦汉时期的民族迁徙 |
| 第三节 高句丽对鸭绿江流域的开发与治理 |
| 一、高句丽民族国家的形成 |
| 二、迁都国内城 |
| 三、高句丽对鸭绿江流域的治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唐朝治理下的鸭绿江流域 |
| 第一节 唐朝鸭绿江流域的民族迁徙 |
| 一、隋末唐初鸭绿江流域的民族构成 |
| 二、隋唐对高句丽的征讨 |
| 三、高句丽遗民的迁徙 |
| 第二节 安东都护府治下的鸭绿江流域 |
| 一、安东都护府的设置与职能 |
| 二、安东都护府对高句丽遗民的治理 |
| 三、唐罗联盟的解体 |
| 第三节 安东都护府的迁移 |
| 一、安东都护府的内迁 |
| 二、安东都护府的治理效果 |
| 小结 |
| 第四章 渤海国治下的鸭绿江流域 |
| 第一节 渤海时期鸭绿江流域的民族构成与分布 |
| 一、靺鞨族源 |
| 二、靺鞨人的东迁 |
| 第二节 渤海国治理下的鸭绿江流域 |
| 一、渤海族的形成 |
| 二、渤海国在辽东的势力范围 |
| 三、西京鸭渌府的设置 |
| 第三节 渤海时期鸭绿江流域民族与周边关系 |
| 一、渤海与唐朝关系 |
| 二、渤海与新罗关系 |
| 三、渤海遗民迁徙对鸭绿江流域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辽朝对鸭绿江流域的治理 |
| 第一节 辽初鸭绿江流域的民族迁徙 |
| 一、辽初鸭绿江流域的民族构成与分布 |
| 二、渤海遗民的迁徙 |
| 三、兀惹、定安国与燕颇反叛 |
| 第二节 辽中期对鸭绿江流域的治理方略 |
| 一、鸭绿江女真大王府的设立 |
| 二、辽朝对高丽的征讨 |
| 三、辽朝在鸭绿江流域治理体系的形成 |
| 第三节 辽末鸭绿江流域民族关系的变化 |
| 一、辽、高丽、宋关系的变化 |
| 二、辽朝后期与高丽的保州交涉 |
| 三、辽朝民族政策对鸭绿江流域民族关系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表1.石器时代鸭绿江流域人类遗址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公元前中朝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D]. 沈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3]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D]. 康丽娜. 西北大学, 2021(12)
- [4]15-18世纪中朝弓角贸易研究[D]. 闫悦.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5]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D]. 龙沛. 西北大学, 2021(10)
- [6]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D]. 张晓明.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7]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D]. 王晶.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8]唐宋时期朝鲜半岛入华宾贡进士研究[D]. 张斐雯. 延安大学, 2021(12)
- [9]“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D]. 毛和荣.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21(01)
- [10]7-11世纪鸭绿江流域民族变迁问题研究[D]. 刘伟坤. 长春师范大学, 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