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当前清理“三角债”的再认识（论文文献综述）
穆希琳[1]（2021）在《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在我国各级工会组织实施的正式制度中,工会互助制度属于工会保障职能中兼具职工集体福利和困难职工帮扶双重主题的制度形式。该制度的生成是结构互构与个体需求的复合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内制度的表现样态呈现区别化,本文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阶段的划分将厘清制度的发展脉络,对各阶段制度内容和运行实际效果的分析是归纳制度阶段特征的依据。而在工会互助制度变迁的逻辑体系中,原有的制度生成结构发生变化,作为工会组织“自我赋能”的中层力量崛起发挥着创新工会互助制度组织形态的作用。对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将原本呈现为割裂状态的工会互助制度典型阶段融汇为一脉相承的制度发展过程,并且将静态的制度呈现以动态演进的方式开展研究。通过构建“结构—需求—制度”的分析框架,将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和变迁的动力要素划分为“宏观制度—单位组织”的多重制度逻辑结构,又将个体需求的满足程度使用“认同—行动”双重维度进行类型划分。通过分析强化了“中层组织”在制度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力量,中层组织呈现单位组织“退场”、上级工会组织“入场”。工会组织通过市场化机制的尝试达到“自我赋能”,这一外在突生的力量为工会互助制度变迁提供了全新的组织形态。本研究选择东北地区国有大型企业YZ厂作为田野调查点开展实证研究。YZ厂建厂历史悠久,工会互助制度发展历程完善,并且当下YZ厂仍保留单位内外多种互助制度并行,在参与上级工会职工互助保障的主流互助制度之外,在单位内部按年度职工仍开展向厂内互助基金会捐款。本研究采用社会学定性分析方法中的实地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将该厂1955年建厂初期至1995年间在工会会员之间实行的以“互助储金会”为代表的经济互助制度,结合“生活服务小组”、“思想互助小组”等为代表的劳力互助制度和思想互助制度,统称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将1995年后参与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C市办事处组织的以职工医疗互助为主要内容的“职工互助保障”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低位时期,收入分配制度遵循平均主义基础上的按劳分配,职工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成为客观现实。社会管理领域国家以单位体制将个体纳入单位组织中便于管理及整合,单位组织也成为国家向个体提供福利待遇的中间组织。本论文所研究的国有企业在单位体制时期是典型的能够为单位成员提供近乎全覆盖福利、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依附黏性较强的单位组织。从自上而下的结构角度而言,国家经济社会的宏观制度要求单位组织承担国家意志的传达者、国家资源的提供者角色,纳入代表着“国家”的单位组织中的个体依靠单位解决自身的困境成为该历史阶段下理所当然的选择。这是国家制度对单位组织内部成员互助行为的社会建构。从自下而上的结构角度而言,在企业与国家“同构”之下的国有企业工会,听从党委领导并为行政部门分忧是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在国家总体资源供给量不足的局限下,动员群众力量展开互助互济活动成为工会的理性选择。把单位成员的问题在单位组织的场域内解决,这是单位组织“向上负责”的反馈表现。在国家宏观制度与中层单位组织的互构结构之外,大量职工存在临时性经济借贷需求这样微观个体的实际需求也是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要素。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发展过程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变迁是对原有互助制度中呈现正反馈递增的设置予以保留,在此基础上采取渐进式变迁的方式,符合职工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的预期惯性,也符合制度制定的主体工会组织的功能定位。由于工会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功能侧重有所区别,工会互助制度也随之呈现了从“解群众之困”到“筑风险补充保障”的功能偏重转向。在单位体制之下,工会是生产性行政单位的企业同盟者或建设伙伴。因此工会组织为单位行政减轻负担的同时还要为职工群体缓解压力,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工人的生活福利工作,将出现临时经济困难的职工“揽”到工会职责份内,采取广泛依靠群众力量、解决群众自身问题的方式设立“互助储金会”,这是工会对稳定单位体制的有效的助益方式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职工互助保障的群体边界相较单位体制时期工会互助制度范围扩大。职工互助保障将一事一时的工会“送温暖活动”转变为覆盖全年的帮扶救助长效机制,将工会单向“施惠”转变为职工双向多元互助参与。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当代价值不仅在于为职工提供风险补充保障,更在于“重塑”单位内部职工间相互关爱的凝聚力。“在内”有单位组织对“单位人”的关怀,“单位人”以尽心完成职业目标作为对单位组织的回馈;“在外”利用大数法则的职工互助保障,是低投入的非营利性的风险补充补充保障。笔者认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发展进路应在维护职工保障权益的原则上拓展多层次多元化的互助保障体系,配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过程中的下岗职工、人数日渐增加的离退休职工、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职工等群体设置有工会特色的互助保障制度,这也将是工会迎合职工民意需求增强持续创新能力持续“赋能”的表现。
黄慧微[2]（2020）在《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用制度的支撑和促进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要尽快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信用体系,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领域建设,来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秩序,形成社会运行的良性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会议讲话中,将风险防范提高到新的高度,强调要在经济全局、系统中化解风险,“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近年全国工业企业应收账款数据显示,应收账款及其占流动性资产的比重逐渐增加,在经济转型调整的关键之年,多重因素叠加下,坏账风险也在相应提高;尽管商业票据融资业务尚不够成熟,但需求日益增加,使得商业票据业务在我国金融市场的份额不断提高,2016年票据风险事件爆出后,票据业务量开始持续减少,但2019年我国商业票据业务再次呈现集体非理性的快速扩张趋势,潜在风险极容易在企业和银行间传导,扩大风险范围。无论理论研究本身还是对现代金融危机实践的反思,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危机理论都常常被当作一个系统、有机的分析框架。尽管其中对应资本主义的具体结论不能直接照搬到我国实践,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信用一般理论、资本积累、扩张以及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对分析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信用风险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且其中蕴含着不少前瞻性、现代性的观点和洞察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面临市场自发调节下的各种失衡或失灵,更需要我们始终坚持坚持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和信用理论的基本逻辑,继续创造性解决信用制度二重性下的各种现实问题。基于此,针对当前我国商业信用发展中的主要现实风险及潜在风险,依据马克思的商业信用循环条件,以商业信用与生产过剩、货币理论、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互作用为理论支撑,本文采用平行式行文结构,从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投机风险三个方面探索我国商业信用风险的形成及防范。遵循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特殊再到个别的逻辑顺序,剖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信用风险的外在表现和产生的一般原因;坚持理论的实践性、开放性和发展性,探索信用基本理论与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的具体应用相结合;为更契合当代商业信用风险特征,采用了金融学、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财务管理等多学科交叉、综合分析。马克思的信用理论包含了信用产生及其作用、信用在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各要素间对立的机理和表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对立最终的发展趋势便是彼此分离并以危机的形式趋于统一,且具有周期性。统一的过程中,部分则以具体信用风险形式呈现出来,商业信用风险便是其中之一。第一部分介绍了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核心概念界定、信用制度的二重性以及马克思的信用思想逻辑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的“信用”范畴,形式上指以债权债务关系为核心的交易行为,是一种经济关系,从属于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商业信用则是社会再生产中以商品为借贷对象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具有商品让渡与价格实现分离、商品为对象、链条性的特征,风险也相应表现为锁链式扩散性、双向性、可转移性特点,但同样具备信用制度的二重性作用,即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在加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要素间的冲突。整理、归纳了商业信用扩张与风险形成相关理论,一是商业信用循环条件,即“1.产业资本家和商人的财富,即在回流延迟时他们所能支付的准备资本,2.这种回流本身”;二是商业信用扩张加剧和掩盖生产过剩的机理;三是商业信用对货币流通速度、流通数量的影响;四是归纳了经济周期中的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的共同作用及演变。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风险治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金融风险防范框架,金融发展“回归本源”的论断正是对马克思关于货币、信用与危机基本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该部分也成为下文具体分析我国商业信用风险的直接理论依据。第二部分概括了我国商业信用产生、发展历程,重点分析了应收账款和商业票据的整体现状、新发展:应收账款方面,当前部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偏紧,呈现比较稳定的行业集中分布,应收账款保理、应收账款质押及应收账款证券化三种应收展账款融资模式快速发展趋势明显,并逐渐平台化;商业票据方面,业务经营以银行承兑汇票为主,票据市场的参与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票据业务电子化水平显着提升,电子票据、数字票据带动票据融资业务增加,但随着国家逐步推进金融去杠杆和强化监管,票据市场进入调整、转型期,从而回归服务实体经济之本源。总体看,新常态下商业信用发展主要面临着突出的信用风险、不断增强的流动性风险、投机盛行三方面风险。第三部分从伦理维度分析了商业信用道德弱化下的信用风险及防范对策。成因:商业信用道德形态的不完备、道德契约的脆弱性;提出相应防范建议,即辩证看待马克思关于信用资本的道德批判,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观体系下的诚信美德,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强化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培育企业信用文化。从经济维度分析了商业信用风险评估、企业风险管理方面导致的信用风险,主张多渠道提高商业信用评估的科学性,全过程提高企业信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征信服务系统。第四部分围绕马克思的商业信用循环条件分析流动性风险形成及防范。其中外部可支配的准备资本条件的分析综合了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关于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关系的研究,同时结合经济周期原理,从部分产能过剩、产业比例失调、利润率下降、市场竞争压力分析了我国商业信用回流本身的风险。提出了优化外部准备资本配置、控制企业商业信用扩张边界、优化产业结构、构建公平、理性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环境的具体建议。第五部分为关于投机风险的分析,主要针对商业票据投机问题展开,也有部分兼具实体交易和金融衍生交易特征的投机风险形式。依据投机形成条件,从商业信用融资工具、供给、收益实现、有限理性等方面分析投机风险的形成。建议从完善商业票据融资市场供给、提升理性决策水平、强化制度、监管、服务一体化三方面抑制投机。第六部分总结、梳理了三种具体风险形成机理上的内在联系。主张整体中考量商业信用风险形成的各类因素;从防范措施中概括、提炼出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的基本原则,即遵循经济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科学化解风险;优化信用制度安排,调控政府行为边界;强化企业主体“志诚”的内在支撑。整体看,论文运用了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信用理论的研究方法和体系,又结合我国商业信用发展、经济转型的时期特征,把握信用杠杆和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的机遇,在创新发展中化解风险,在实践中继承、丰富马克思信用思想。
黄丹[3]（2019）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长期以来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国有企业能否有效率地经营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势和前进质量。但是,在实践中,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却广受诟病。追根溯源,现有研究表明,由于产权结构不够清晰,政府控制带来的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共同构成了制约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例如,Megginson and Netter,2001;Djankov and Murrel,2002;Sapienza,2004;逯东等,2014;等）。所谓“机制不活,效率不高”,要从根本上解开这些效率桎梏,需要在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结合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1+N”政策体系来看,作为本轮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混合所有制改革事实上构成了现阶段国有企业市场化探索的重要着力点,可通过产权结构的市场化调整为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引入市场化力量。在此情景下,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究其倡导的产权改革能否以及如何才能切实的帮助国有企业优化经营效率?就成为了国有企业改革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从形式上来看,“让渡部分股权+分享治理参与能力”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本实现路径。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的界定,混合所有制改革最直接的表现是:在保持原国有资本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引入与国有实际控制人相互独立且利益诉求存在差异的其他资本,即引入非实际控制人;并通过“治理权力的分享”,赋予非实际控制人“发声”的能力和影响力,在其发挥治理效应的过程中,实现市场逻辑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重塑。在此过程中,从本质上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预期政策效果最终是通过非实际控制人积极“发声”并实质性参与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实现的。有鉴于此,本文特别选择从非实际控制人的治理参与活动切入,将非实际控制人视作市场化力量的代表,通过检验其在国有企业中的治理效应表现,就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否通过产权结构的市场化带动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优化这一问题提供理论层面的解答。诚然,目前也有研究围绕混合所有制改革对非实际控制人的治理效应进行了讨论,但是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对于非实际控制人的界定以及非实际控制人治理效应的解读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全面、准确的呈现非实际控制人在国有企业中的治理效应表现。具体而言,一方面,现有研究通常将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解为把民营资本引入国有企业,主要关注了非国有股东的治理效应,而忽略了其他国有资本这类非实际控制人的影响。事实上,根据相关政策文件的描述,混合所有制改革强调的是利益关系视角的股权多元化。无论引入的资本是国有性质还是非国有性质,只要这一资本在利益关系上是独立于国有实际控制人的,即具备治理参与的动机以及发挥治理效应的可能性,相应的就属于非实际控制人。另一方面,在解读非实际控制人的治理效应时,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权力监督”效应（例如,郝阳和龚六堂,2017;蔡贵龙等,2018a;等）,强调非实际控制人是通过监督和约束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的自利性行为来发挥作用的。但是,根据现实实践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政策描述,非实际控制人本质上可能具备双重治理效应。具体而言,除了要监督和约束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不做“坏事”（即权力监督）,非实际控制人还可为国有企业提供知识、技术、管理理念等多方面的资源支持,帮助其“做的更好”（即资源支持）。有鉴于此,为了全方位、立体化的解构非实际控制人在国有企业中的治理效应表现以及治理效应逻辑,立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逻辑,本文将采用利益关系视角在理论维度和数据维度对国有企业的非实际控制人进行重新界定,并基于“权力监督”和“资源支持”两条路径构建了“两维一体”的分析框架,以此解读非实际控制人在国有企业的治理效应逻辑。综上,立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本质和政策逻辑,本文结合“权力监督”和“资源支持”两条路径,以董事会权力作为非实际控制人治理参与能力的替代变量,全面检验了非实际控制人,作为市场化力量的代表,能否按照市场化的逻辑在国有企业中发挥治理效应,缓解由政府控制带来的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的不利影响,进而实现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结合当前经济改革领域的热点话题以及国有企业特殊的治理环境,本文研究内容主要沿着如下两条逻辑展开:首先,立足于当前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在充分考虑薪酬激励在驱动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重要意义以及愈加强烈的国有企业高管激励机制市场化改革需求的基础上,本文从高管创新激励这一内部管理活动切入,检验了非实际控制人的“资源支持”效应。其次,结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以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现实需求,加之考虑到投资活动中潜藏的强烈政府干预意志,本文特别选择从对外的并购活动和对内的资本配置活动入手,检验了非实际控制人的双重治理效应对国有企业投资活动方面效率的影响。其中,并购效率侧重于从投入产出视角评价国有企业对外扩张活动的效率,而资本配置效率则重点强调了国有企业对内扩张活动是否实现了资本与投资机会的最佳匹配。围绕以上研究内容,本文得到了如下研究结论:首先,就高管创新激励而言,研究发现,非实际控制人的董事会权力越大,国有企业高管的创新激励越有效（即更高的薪酬与创新业绩敏感性）,表明非实际控制人可凭借其董事会权力将基于创新导向的薪酬激励机制引入国有企业,帮助其通过激励机制改进来激发高管的创新动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推动创新激励的过程中,（1）非实际控制人会采用“条件模式”来权衡财务业绩和创新业绩,即在财务业绩达标的基础上增强创新激励;（2）非实际控制人不仅能够权衡激励风险与激励收益,还能够甄别不同类型创新以及技术创新在不同类型企业的价值贡献度。此外,本文还验证了非实际控制人发挥“资源支持”效应的作用机理,发现在原有高管薪酬激励契约有效性较低（即激励机制改进诉求较高）的国有企业中,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影响更加显着。其次,就并购效率而言,研究发现,当非实际控制人具有董事会权力时,国有企业的并购活动“做得更少但做的更好”,即发起并购的可能性较低但所选项目的并购绩效较高,呈现出较高的并购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当非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性质或者国有企业为地方政府控制时,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会更加显着;并且,具有董事会权力的非实际控制人主要是通过减少无效并购（源头控制）和提高并购整合能力（过程控制）这两条路径来为国有企业并购效率的提升提供保障的;另外,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的正式推出放大了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在战略性行业国有企业中的治理效应。最后,就资本配置效率而言,研究发现:（1）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越大,国有企业资本支出与投资机会的敏感性越强,表明非实际控制人可凭借其董事会权力增强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2）当非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性质或者与国有企业存在较高的利益关联度时,其董事会权力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更为显着,表明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受到由产权性质赋予的差异化“发声”能力以及由利益关联度决定的“发声”动机的影响;（3）在政府干预较强或者外部监督较弱的国有企业中,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更加显着。与此同时,在高管存在业务能力不足或者过度自信的国有企业中,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同样具有更为显着的影响;（4）进一步发现,非实际控制人可凭借其董事会权力降低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和投资不足行为。不同于现有研究,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逻辑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特征,本文跳出了现有研究的固有认知（即引入民营资本）,采用利益关系视角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本质进行了更为准确的理解,强调混合所有制改革重在引入利益关系独立于国有实际控制人的其他资本,其实践逻辑不仅包括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混合,还包括不同政府控制的国有资本的混合。在此过程中,无论引入的资本是国有性质还是非国有性质,只要在利益关系上是独立于国有实际控制人的,即具备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预期政策效果的潜力。以此为基础,本文创新性的将国有企业的非实际控制人在理论层面重新界定为“与国有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的、相互独立且利益诉求各异的利益团体群”,并以此进行了后续的实证研究。相较于仅仅关注非国有股东的现有研究,本文拓展了对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的认识,将利益目标迥异于国有实际控制人的非国有资本和国有资本均界定为国有企业的非实际控制人,这种理解更加符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本质。第二,本文不再局限于现有研究广泛采用的股权制衡分析框架,而是立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逻辑和实践经验,结合“权力监督”和“资源支持”两条路径,构建了“两维一体”的综合分析框架,以此解读非实际控制人在国有企业的治理效应表现。总体而言,本文强调除了要监督和约束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不做“坏事”（即“权力监督”）,非实际控制人还能够为国有企业提供知识、技术、管理理念等多方面的资源支持,帮助其“做的更好”（即“资源支持”）。这一理论分析视角的选取不仅有助于加深现有研究对于非实际控制人治理效应的理解,也更加契合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逻辑。第三,结合公司治理实践,本文突破了股权或者控制权视角的评价方式,创新性的采用董事会权力来度量非实际控制人的治理参与能力。相较于股权或控制权,本文认为,董事会权力不仅赋予了非实际控制人直接参与董事会决策的投票权,还为非实际控制人提供了更多公司内部私有信息,可以较为有效的避免“治理参与无门”或“治理参与无效”的问题;以此进行度量,能够充分的利用董事会席位的“一人一票”优势以及信息获取优势,进而更为准确且直接的度量非实际控制人的治理参与能力。第四,立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大背景,加之考虑到在薪酬受到管制的国有企业中薪酬激励机制改进对于创新驱动的重要意义,本文以高管创新激励作为切入点,验证了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在国有企业的“资源支持”效应,并且证明了这种“资源支持”效应是具备有效性的。通过这部分研究,一方面,本文从“资源支持”视角拓展了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治理效应的研究,为如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来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提供了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本文结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有效薪酬激励契约进行了再认识,并提出了国有企业特殊治理环境下创新导向型薪酬激励契约的构建思路,即将创新业绩、创新业绩预期纳入薪酬决定模型并与薪酬达成正向联动,来实现对创新结果的“奖励”和创新阶段性风险和成果的“补偿”。第五,立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加之考虑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现实需求以及国有企业投资活动中的强烈政府干预意志,本文分别从并购效率和资本配置效率切入,验证了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在国有企业的双重效应表现（即“权力监督”和“资源支持”）,并且拓展讨论了这种治理效应在不同“发声”能力和动机下的差异性表现及其作用机理。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发现是:在国有企业特殊治理环境下,由于国有性质非实际控制人具备相对较强的治理参与能力和动机,非实际控制人的治理效应主要是由国有性质非实际控制人来发挥的。通过这部分研究,本文不仅基于并购效率和资本配置效率视角丰富了非实际控制人治理效应相关研究,还为市场化力量能否以及如何有效制衡政府股东行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答。
钱路波[4]（2018）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市场经济理论是人类对实际经济生活中关于市场机制和市场组织结构等客观关系和实际作用的一种理论抽象。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近4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就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市场及市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这一中心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条主线。因此,学界有必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如何认识、运用、发展市场经济进行系统性的梳理研究,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结合,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崭新面貌在21世纪中更加发展完善。论文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生产方式的客观实践出发,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寻求实践总结和理论跃升。首先,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研究文献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以对中国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思想渊源开篇,着重分析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论述与评价。随后,论文分别从实践、理论、时代、特色四个维度,分别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研究。从实践维度来看,中国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改革,大致经历了历史前奏、起步试验、初步进展、持续推进、逐步完善、以及全面深化等历史阶段,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一带一路”建设等经济实践,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空间。从理论维度看,中国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成就主要表现在: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决定论、宏观调控模式和“五大发展理念”,并从经济基础、分配制度、服务目的、社会矛盾、上层建筑等方面,形成了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从时代维度看,中国市场经济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既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体制基础,还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特色维度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不是遵循市场原教旨主义,简单地复制所谓西方标准化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创造性地进行了制度选择与安排,使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相契合,避免了那种强制性的制度移植输入和制度外部依附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基于上述理论和现实的思考,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归纳总结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基本特征。最后,论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提出了深化基本经济制度改革、推进产权制度的发展完善、加快完善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为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力供能。
王爱武[5]（2018）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国企混改的进程非常曲折,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个案出现,从1993年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实施,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确认却晚于这些实践工作。我国混改经历了先试点,再调整,最终以理论、制度的形式予以固化。这与我国改革过程中行动领先理论的特点相符。国企混改过程中,国企需要由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逐步公司化、股份制,管理方式也从行政管理转变为公司治理。国有出资人身份的转变与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造的相伴而行,也开始了混改企业公司治理的行为。1993-2003年,我国外部市场环境欠佳,制度体系不健全,导致混改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为了加强约束,国家在立法工作上强化了维护股东权益的立场,这使得公司治理行为在我国实施之初,就采取了股东会中心的治理模式。后来随着国企推进股份制工作,大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与国有出资人同时出现大量个人投资者,形成中国最早的“中小股东”。他们数量众多,又属于纯粹的财务投资,导致公司治理行为又具备了一些英美自由市场模式的特点。我国上市公司最早以国企为主,国有股东直接任命企业经营者,导致大股东与内部人利益一致,形成了中国的特色公司治理行为,这是一个久拖未决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迈进。国企混改随着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深化而加快速度、加大力度,而传统的国企公司治理框架已经无法适应未来发展需要。本文写作目的就是通过对国企混改历程的分析,探讨国企混改过程中公司治理的典型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混改国企的公司治理趋势与模式选择。本文研究主题是混改过程中的国企公司治理问题,论文分为八章。第一章是导论,阐述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论文研究方法、基本框架与创新之处;第二章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现状,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探讨混合所有制经济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出发,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创新的理论基础,介绍了全球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四种形式,以及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概况。第二节从实践的角度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实现方式。第三节回顾了我党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沿革。第三章是从公有制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出资人身份研究。其中,第一节回顾了建国初期至1978年的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时的国家出资人作为国营企业所有者的总貌,以及当时暴露出的两个尖锐问题,是国家出资人作为国企所有者三重身份叠加问题,以及国企中内部人的劳动激励与约束问题。第二节研究回顾了国有出资人旨在提高国企效率展开的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拨改贷、利改税等改革,分析了出资人与企业在改革方面存在的偏差问题。本章特别指出,国有出资人试图摆脱国企债权人的角色,但在当时外部市场缺失的背景下,该目标并未达成。第三节系统阐述了我国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开端,随着外部市场的不断发展,国有出资人努力从国企所有者向股东转化,通过混合来促进国企转型改革。第四节描述了国有出资人如何建立了财政部门+国资委的国资、国企监管模式,并解读了两个部门之间的工作机制。第四章是混改中的国企公司治理问题及成因剖析。第一节深入探讨了我国股份制公司以及国企公司治理的共性和特性问题,并分析了特定历史时期下国有资产流失的系统成因。第二节系统阐述了混改中国企公司治理的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国有产权所有者缺位问题,二是国企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实现问题。第五章是关于伪公司治理结构的解析。本章分为四节,探讨了伪公司治理的定义和特征,成因及土壤,及其对混改的危害,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第六章是国际的公司治理借鉴,本章介绍、分析了英美的自由主义公司治理模式与日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不同特点及各自局限,并提出对我国混改国企公司治理的借鉴经验。第七章是国企混改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历史及未来趋势。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分析了股东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在我国的应用经验,肯定了其历史作用,也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分歧。同时分析了以此为基础的国企混改难点。第二节提出本文的观点,未来混改国企需要采纳利益相关者中心主义作为理论框架,以促进资本的“共融”,并描述了利益相关者中心的独特特征。第三节系统阐述了公司治理中各利益相关者应有的定位和应发挥的优势,以及如何共同塑造利益相关者中心的公司治理环境和行为。第八章是未来国企公司治理效率优化的微观机制,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阐述混改对不同所有制资本提出的新要求,并指出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各自需要做出的努力和调整。第二节指出不同资本形成的系统性垄断格局,这种格局必须予以打破,否则可能使企业混改流于形式。最后是案例分析。作者希望通过对民航业中的海航控股混改的案例分析来印证本文的部分分析结论和预测。本文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产生于国有出资人的身份转变行为,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经济系统发展初期,政府被迫为国企选择了一条以保护自身权益为主要目的的公司治理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之前的治理模式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新的更加市场化的公司治理模式。未来的企业混改突出的是资本混合。混合并非毫无条件、毫无界限,新的混改政策已经消除针对所有制的歧视性条款,但对于具体的企业来说,混改仍然需要较多的特定条件和因素才能顺畅运行。国有资本及国有企业、民营资本及民营企业在改革40年来都已形成自身的鲜明特色,不停地发展壮大。新时期的混改是基于市场需要,基于资本回报要求的混改,不再是以前“抓大放小”行政命令主导的企业处置。资本之间不契合,企业之间不了解,行为方式不相容,都将扭曲企业混改。从一些混改案例看,理想状态的混改需要诸多因素的配合,但只要各股东还在为实现自身利益去争夺控制内部人,混改就会扭曲变味。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提出了伪公司治理结构,指出这是一种国有企业混改不彻底的表现,最终导致公司治理沦为形式,出资人对国企的管理又不得不回到行政管理的老路上。二是提出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生态与运转原则。通过让国有出资人和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新的作用,形成市场化的公司治理框架,引导参与混改的资本方弱化对内部人的争夺,共同为提升公司治理效率努力。三是从国有出资人角色转变视角重新梳理了国企发展和改革的主要历程,分析了政府作为国营、国有企业出资人,具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者、债权人、经营者三重身份叠加效应,逐步通过改革措施转换为目前主要公司制、股份制国企的股东角色,履行资本运营、过程监督职责。四是指出国有出资人已经通过改革从公司治理层面摆脱了“所有者缺位”困境,填补了“监管缺位”,使国资监管和国企管理走向更加市场化的阶段。本文研究领域跨度较大,理论与政策、实践研究并重,兼顾中外,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整理法、历史考察法,以及比较分析法。
刘俊豪[6]（2017）在《木材期货开发路径与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木材市场是我国商品市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木材产业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都至关重要。木材期货作为我国商品期货市场的重要品种之一,其研究、运行和推广,不仅对我国商品期货市场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完善我国木材市场体系、整合木材产业链、为木材企业提供风险转移机制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木材期货在我国已有尝试,上世纪90年代的原木期货和胶合板期货虽然取得一定的成功和影响,但后来由于全国期货市场的关停整顿而被迫退市;2013年重新推出了胶合板和纤维板期货,但目前处于交易有价无市的尴尬局面,无法充分发挥期货基本功能。因此,木材期货的品种选择、期货合约设计以及期货市场的培育路径,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促进木材期货的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木材产业建立的重要任务,也是“新经济”的历史背景下,追求绿色环保材料,统筹木材产业长远发展和绿色金融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先是在梳理木材产业链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木材市场的现状与存在问题,论证了我国建立木材期货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然后总结了国内外木材期货发展的经验教训,为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木材期货合约,探索中国木材产业发展,促进林业金融化的木材期货交易提供经验借鉴;最后,针对木材产业链运行实际,结合不同环节木材产品的价格关系,提出发展木材期货的路径,初步设计了木材期货合约,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有:当前木材产业发展迅速,但木材市场组织现状仍存在诸如产业集中度低,细分市场产业规模小,物流系统不完善,现货交易中标准化没有得到落实,交易方式效率低,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的问题;现实中木材产业企业客观存在套期保值需求,但木材期货上市品种少,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效率低;木材类产品产量、市场参与者规模、产品的存储特性、价格波动性等具备发展木材期货的条件,但市场细分规模小,产品质量差异大,物流成本高,交割地点分散等也制约了木材期货品种的发展,国内外木材期货品种的发展都遇到一些障碍;发展木材期货市场需要在完善木材现货市场的基础上,根据木材品种特性和木材产业链的运行状况,合理设计和创新木材期货品种,促进木材期货市场发展。本文认为发展木材期货的路径与策略首先应支持木材交易专业市场的龙头企业整合国内木材现货市场,建立统一的全国性木材市场体系;在此基础上扩大网上木材交易规模,引进网上公开竞价交易机制,形成权威的木材现货价格信号;最后期货交易所在改进现有两板期货合约基础上,逐步推出锯材期货、纸浆期货等系列木材期货品种,促进木材期货市场发展。
常卉颉[7]（2017）在《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文中提出现代市场经济是包含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是与过去放任经济的一个根本不同。宏观调控将国家的调控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以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各经济学流派有关宏观调控的讨论就一直伴随其中,特别是凯恩斯革命后,市场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国家大规模干预发展,宏观调控理论在许多国家取得良好实践,中国也不例外。但改革开放至今不过30多年,中国已经历多个周期的宏观调控,说明调控政策对于长期预防并没有起到作用。同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特征的中国,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创新,其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需要更为科学更为相符的理论指导,需要回到马克思经济理论。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思想是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践不断成熟。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中蕴含了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全面分析,特别是其包含的现代化大生产的一般运行规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基于此,本文从市场经济的性质以及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规律出发,阐明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研究宏观调控的方式、目标、手段等问题,并从中国运用马克思理论进行宏观调控的历史实践证明以社会再生产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以资本有机构成为工具的宏观调控的可行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提出建议。论文共八章,可从三大部分进行描述:第一部分,梳理宏观调控理论的中西方研究成果,认识到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思想在实践应用研究上的缺乏。并在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阐明了宏观经济运行机制,肯定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分析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则在于从结构平衡入手进行总量调控。第二部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研究宏观调控的方式、目标、手段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宏观调控需要在尊重市场基础配置作用的条件下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实现经济的结构平衡,兼顾总量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宏观调控工具分别从长期平衡工具、短期平衡工具和结构平衡工具进行分析。长期和结构中中以资本有机构成作为判断工具,长期中增加劳动者收入,保持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结构上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发力,保持社会总供求的结构平衡,使供给结构适合需求结构的变化。短期上,防止经济的外部冲击,预防货币信用等造成的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的平稳。第三部分,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历次重要宏观调控的历史实践进行评述,以及对当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进行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中国早期的宏观调控过多的关注经济的需求面,忽视了经济的供给面,从而有了当下“供给侧”改革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依然要遵循马克思的宏观调控思想,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及中国特色的基本要求,依然要实现经济的结构平衡,继续推进消费型社会的建立,调结构转方式,增加社会的有效供给,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冯磊[8]（2015）在《论司法政策》文中研究说明司法政策是中国司法制度的"关键词"之一。这从其在学术研究、时评热议、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频率可以得到印证。然而,耳濡目染的熟识并不等于深刻的认识。纵观我国关于司法政策的研究,我们遗憾地发现,理论空白与认识混乱共存。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司法政策政治感召式和意识形态化的认识远远大于对其如何具备科学性和正当性的认识。本文将首次系统地对司法政策的理论进行全景式的勾勒,并在初步澄清司法政策含义、建立司法政策运行理论的基础上,希冀通过对其的研究来剖析实践中司法政策运行存在的问题并提供完善的建议。笔者也希望通过司法政策这个窗口,观察和描绘中国司法制度的实在面貌,为中国司法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赵宏瑞[9]（2013）在《中国金融体系存差问题实证研究》文中提出近来我国理论界一直强调中国崛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宣示自信，往往更需要忧患意识与批判性思考反思我国过去20年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总供给过剩的问题政府为解决内需不足，持续培育消费热点扩大基建投资强化转移支付维持币值稳定与此同时，我国20年来金融体系产生的存差淤积以及M2过高，引起了学术界关于货币是否超发的热议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我国实体经济与金融深化之间要素错配经济社会转轨阵痛造成的；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流动性劳动力产品产能四大过剩，实体经济总供给过剩与金融体系存差淤积之间相互交错，构成了我国经济第三类非均衡的核心特征；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总供给过剩与金融过剩，将会是一直阻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我国金融体系中的货币总量增长与存差淤积，是一个隐藏很深的体制问题它既体现我国货币被动超发，又反映商业银行的表外逐利本文补足我国M2的统计缺失，发现我国在2012年底的货币总量已超过100万亿元其中92万亿元是存款笼中虎，92万亿元中有73万亿元是较为优良的银行信贷与债券资产；其中另外的27万亿元是整体存差，它相当于我国历史累积的货币发行量——该27万亿元中尚有18万亿元净存差，构成我国的超发货币货币超发情形下，我国实体经济的供需失衡与金融体系的存差淤积，是当前我国生产要素错配和分配机制矛盾尖锐化的外在表现本文分析我国六十三年来整体存差演进的过程，实证货币超发的问题，探索我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要素错配的改进机制笔者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增量要素的投放追不上整体存差的扩大要素配置衔接不上资金可贷性需求实体经济与金融深化之间缺乏有机配合，都是阻碍我国投资转化与资本形成的主要障碍；第二，存差过大，危害甚剧这意味着金融体系内的货币超发存贷失衡金融媒介力渐弱系统脆弱性加大，同时持续加剧我国实体经济的主要矛盾，加重全社会对货币超发与分配不公的紧张和忧虑；第三，解决实体经济矛盾，必须抓住金融枢纽；化解我国存差淤积，亟需改进增量要素投放与存差淤积之间的匹配机制我国要做到管控少发多贷增量配齐可贷要素化解当前经济的第三类非均衡，就必须完善我国再生产过程中增量投放人本盈需可贷要素的匹配机制，从而为生产者扫除按要素分配的体制障碍放松市场的末梢垄断推进城市化中产业扩容在民生工程中塑造民生机制由此，更便于生产者找到合意的可贷项目畅通的投资渠道持续的收入预期在未来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中，必须重新强化中国特色的财政金融搭配，以使我国存差缓解要素增配尽管整体存差本身易增难减，笔者认为，只要建立要素增配的持续疏导机制，就将改变货币被动超发的状态，我国的净存差就会积极服务实体经济；此时，我国整体存差就会处于合意的范围之内
胡洪斌[10]（2011）在《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现实生活中,产业进入规制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广谱现象。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发达国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相对不甚发达和完善的转型经济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对产业的进入或退出实施规制。在不断放松自然垄断产业进入规制的同时,产业进入条件规制则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其规制的标准和内容都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与此相反,现有的大多数关于产业进入规制的理论研究则散见于法学、产业经济学、法和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方面的文献中,对其全面和系统的经济学专项研究并不多见。这与现实中产业进入规制的广谱实践形成了较大的反差。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其转型过程俨然就是一个产业进入规制的放松过程。他通过非公有制企业的不断进入和扩张,实现了资源从传统的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的新兴部门的再配置。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实践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所有制形式”为标准的“产业进入规制”为特殊性前提,开始市场经济意义的产业进入规制；是一边完善市场机制、“制造”独立市场主体、塑造市场结构、建立竞争环境,一边进行产业进入规制改革的实践。这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产业进入规制源起和发展环境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他们在政治上存在一个相对有效的制衡机制,在经济上市场体系比较发达,规制对象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由此,在没有充分把握中国“特殊性”前提和整体发展的全貌,直接对某一产业的进入规制进行分析,往往会导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认识差异,即使是做出了一般性的效率评价,也往往会由于模型变量的权重变动、数据获取的完整程度,或数据样本的时间跨度等因素,难以达成一个普遍的共识。本文对国内外产业进入规制相关的经济学文献进行了梳理研究,通过引入“ER-SCP”和“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对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特殊性和相应的规制环境,梳理和探究了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整个动态演化过程,以此指出了中国产业进入规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加强产业进入规制的思路和政策措施。这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认识现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具有现实和借鉴意义。
二、关于当前清理“三角债”的再认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当前清理“三角债”的再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1）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工会 |
| 1.2.2 工会会员与单位成员 |
| 1.2.3 互助互济 |
| 1.2.4 工会互助制度 |
| 1.3 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 |
| 1.3.1 理论基础:制度生成与变迁理论 |
| 1.3.2 解释框架:“结构—需求—制度”分析框架 |
| 1.3.3 论文篇章结构 |
| 1.4 研究对象情况介绍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意义 |
| 1.6.1 理论意义 |
| 1.6.2 现实意义 |
| 第2章 相关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国内文献回顾 |
| 2.1.1 工会角色与组织运行研究 |
| 2.1.2 工会功能与改革研究 |
| 2.1.3 互助价值传统与互助实践研究 |
| 2.1.4 工会互助保障研究 |
| 2.2 国外文献回顾 |
| 2.2.1 工会角色与组织运行研究 |
| 2.2.2 工会功能与改革研究 |
| 2.2.3 互助思想与互助组织研究 |
| 2.3 既有学术贡献与局限 |
| 2.3.1 学术贡献 |
| 2.3.2 研究局限 |
| 第3章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背景分析 |
| 3.1 制度下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催生互助“刚性需求”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水平与收入分配制度的局限 |
| 3.1.2 单位制初期国有企业“纵横交错”管理体系下的工会组织 |
| 3.1.3 单位制初期的工会保障职能 |
| 3.2 组织反馈:单位成员团结模式的有机形塑 |
| 3.2.1 发挥工会“政治动员”组织者的作用 |
| 3.2.2 互助行为优化单位成员社会互动结构 |
| 3.2.3 集体主义思想成为单位体制时期价值取向 |
| 3.3 个体需求:满足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成员基本生活保障需求 |
| 3.3.1 脱离剥削性质的旧时民间借贷组织的需求 |
| 3.3.2 大量单位成员存在应急借款的需求 |
| 3.3.3 缓解单位成员家属“后顾之忧”的需求 |
| 第4章 计划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 |
| 4.1 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运行和功能 |
| 4.1.1 建国初期工人阶级互助实践 |
| 4.1.2 工会互助制度的运行过程 |
| 4.1.3 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功能 |
| 4.2 YZ厂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内容和特点 |
| 4.2.1 “互助储金会”——经济互助制度 |
| 4.2.2 “生活服务小组”——劳力互助制度 |
| 4.2.3 “思想互助小组”——思想互助制度 |
| 4.2.4 由“输血”到“造血”的互助基金会 |
| 4.3 单位成员对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行动回应 |
| 4.3.1 单位成员“支持型”行动 |
| 4.3.2 单位成员“妥协型”行动 |
| 4.3.3 单位成员“观望型”行动 |
| 4.3.4 单位成员“排斥型”行动 |
| 第5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 |
| 5.1 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特点和功能 |
| 5.1.1 从路径依赖视角解析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 |
| 5.1.2 职工互助保障区别于商业保险的独特价值 |
| 5.1.3 互助制度助力工会打造全方位保障“品牌” |
| 5.2 YZ厂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表现形式 |
| 5.2.1 YZ厂参与职工互助保障的必要性 |
| 5.2.2 双轨互助制度并行的YZ厂特色 |
| 5.2.3 对制度目标和成效的认同激发参与动力 |
| 5.3 单位成员对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行动回应 |
| 5.3.1 单位成员“支持型”行动 |
| 5.3.2 单位成员“妥协型”行动 |
| 5.3.3 单位成员“观望型”行动 |
| 5.3.4 单位成员“排斥型”行动 |
| 第6章 工会互助制度的变迁逻辑分析 |
| 6.1 宏观制度对中层赋能和个体需求的决定作用 |
| 6.1.1 国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用 |
| 6.1.2 单位由行政性整合转向利益性整合 |
| 6.1.3 “国家—单位保障”进阶“国家—社会保障” |
| 6.2 中层赋能的“强化”促生互助组织新形态 |
| 6.2.1 向上贯彻:上级工会“在场”重塑互助边界 |
| 6.2.2 向下回应:发挥工会组织联系职工的“桥梁纽带” |
| 6.2.3 自我赋能:工会组织市场化“跨界” |
| 6.3 微观个体为宏观结构和中层赋能提供经验建构 |
| 6.3.1 “搭便车”的群体惰性助推互助行为制度化 |
| 6.3.2 “由借到挣”的行为逻辑嵌入互助基金会的运营理念 |
| 6.3.3 “风险自担”的制度常态激发工会互助保障的转型 |
|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复合因素 |
| 7.1.2 工会互助制度变迁不可忽视的“中层力量” |
| 7.1.3 工会互助制度的现实意义 |
| 7.2 研究不足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访谈提纲 |
| 附录2:受访者基本信息表(以访谈时间先后排序) |
| 附录3:《互助储金会组织通则》 |
| 附录4:《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章程》 |
| 附录5: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C市办事处开展的职工互助保障类型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2）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重点 |
| (二) 难点 |
| (三) 创新点 |
| 第一章 马克思的信用理论 |
| 一、马克思信用理论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信用 |
| (二) 商业信用 |
| (三) 信用风险 |
| (四) 商业信用风险的含义及特征 |
| 二、信用的作用 |
| (一) 信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二) 信用加速危机的爆发 |
| 三、商业信用的产生与发展 |
| (一) 商业信用的产生 |
| (二) 商业信用的发展 |
| 四、马克思商业信用风险形成理论 |
| (一) 商业信用自身的界限 |
| (二) 信用扩张与生产过剩 |
| (三) 信用与货币流回规律 |
| (四) 经济周期中的信用作用及演变 |
| 五、马克思信用理论的时代价值 |
| (一) 对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效率提升的指导价值 |
| (二) 研究当代金融风险的重要理论支撑 |
| (三) 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的指导意义 |
| 第二章 我国商业信用发展现状及主要风险 |
| 一、我国商业信用发展现状 |
| (一) 发展概述 |
| (二) 传统商业信用形式的发展现状 |
| (三) 商业信用模式的新发展 |
| 二、当前商业信用发展中的主要风险隐患 |
| (一) 信用风险突出 |
| (二) 流动性风险增强趋势明显 |
| (三) 投机活动难以有效遏制 |
| 第三章 信用风险形成及防范 |
| 一、信用风险形成 |
| (一) 伦理维度的商业信用道德弱化成因 |
| (二) 经济维度的信用风险成因 |
| 二、信用风险防范 |
| (一) 强化商业信用伦理道德建设 |
| (二) 提高商业信用风险评估的科学性 |
| (三) 提高企业信用治理水平 |
| (四) 完善征信服务系统 |
| 第四章 流动性风险形成及防范 |
| 一、流动性风险形成 |
| (一) 企业所能支配的准备资本不足 |
| (二) 回流本身的风险 |
| 二、流动性风险防范 |
| (一) 优化外部准备资本配置 |
| (二) 商业信用扩张以产业资本边界为限 |
| (三)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四) 进一步构建公平、理性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环境 |
| 第五章 投机风险形成及防范 |
| 一、投机风险形成逻辑 |
| (一) 商业信用基础工具及金融衍生品融合的风险 |
| (二) 有限理性下的决策偏差 |
| (三) 商业票据融资制度、监管机制不够完备 |
| 二、投机风险防范 |
| (一) 完善商业票据融资市场供给 |
| (二) 提升理性决策水平 |
| (三) 制度、监管、服务一体化 |
| 第六章 系统把握三种商业信用风险的防范 |
| 一、贯彻习近平现代信用风险治理念和新时代经济思想 |
| (一) 立足新时代的风险治理战略部署 |
| (二) 金融风险治理 |
| (三) 金融风险治理是对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二、整体考量商业信用风险形成因素 |
| (一) 坚持马克思信用风险的基本立场 |
| (二) 理顺商业信用风险成因的内在联系 |
| 三、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科学化解风险 |
| (一) 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回归信用服务实体经济之本源 |
| (二) 尊重货币流通规律,调控信用规模 |
| 四、优化信用制度安排,调控政府行为边界 |
| (一) 优化相关信用制度安排,提高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
| (二) 把握信用功能发挥中政府与市场合理边界 |
| 五、强化企业主体“志诚”的内在支撑 |
| (一) 信用道德提升有助于信用风险与投机风险控制 |
| (二) 流动性问题的解决为企业诚信提供物质保障和凝聚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3）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 研究的内容与框架 |
| 2.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代理理论 |
| 2.1.2 公司治理理论 |
| 2.1.3 政府干预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相关研究回顾 |
| 2.2.2 “股权制衡”视角下非实际控制人治理效应相关研究回顾 |
| 2.2.3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非实际控制人治理效应 |
| 2.2.4 高管薪酬激励研究回顾 |
| 2.2.5 并购相关研究回顾 |
| 2.2.6 资本配置效率相关研究回顾 |
| 3.制度背景 |
| 3.1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沿革 |
| 3.1.1 国有企业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1978 年-1992 年) |
| 3.1.2 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创新阶段(1993 年-2002 年) |
| 3.1.3 国有企业改革的纵深推进阶段(2002 年至今) |
| 3.1.4 国有企业改革历程总结 |
| 3.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回顾 |
| 4.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会权力的界定 |
| 4.1 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的界定 |
| 4.2 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界定 |
| 5.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与高管创新激励研究 |
| 5.1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考核目标选择与高管薪酬激励契约设计 |
| 5.2.2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与国有企业高管创新激励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与数据 |
| 5.3.2 主要变量定义 |
| 5.3.3 模型构建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回归分析 |
| 5.5 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
| 5.5.1 高管薪酬激励考核目标选择:财务业绩和创新业绩的权衡 |
| 5.5.2 非实际控制人“资源支持”效应的有效性分析 |
| 5.5.3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影响高管薪酬创新激励的作用机理 |
| 5.6 稳健性测试 |
| 5.6.1 内生性问题处理 |
| 5.6.2 使用其他薪酬变量 |
| 5.6.3 控制其他非实际控制人的影响 |
| 5.7 本章小结 |
| 6.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与并购效率研究 |
| 6.1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非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经营效率 |
| 6.2.2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与国有企业并购效率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与数据 |
| 6.3.2 模型构建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回归分析 |
| 6.5 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
| 6.5.1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差异:政治地位差异视角的分析 |
| 6.5.2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影响并购效率的作用机理:减少无效并购和提高并购整合能力 |
| 6.5.3 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对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治理效应的影响 |
| 6.6 稳健性测试 |
| 6.6.1 内生性问题处理 |
| 6.6.2 使用并购频率 |
| 6.6.3 使用其他并购绩效变量 |
| 6.7 本章小结 |
| 7.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
| 7.1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样本与数据 |
| 7.3.2 模型构建 |
| 7.4 实证结果 |
| 7.4.1 描述性统计 |
| 7.4.2 回归分析 |
| 7.5 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
| 7.5.1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差异:“发声”能力和“发声”动机视角的分析 |
| 7.5.2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理 |
| 7.5.3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如何促进资本配置效率:减少过度投资抑或投资不足 |
| 7.6 稳健性测试 |
| 7.6.1 内生性问题处理 |
| 7.6.2 使用其他投资支出变量 |
| 7.6.3 使用其他投资机会变量 |
| 7.6.4 控制其他非实际控制人的影响 |
| 7.7 本章小结 |
| 8.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启示 |
| 8.3 研究创新与贡献 |
| 8.4 研究局限 |
| 8.5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4）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市场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
| 1.1.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 |
| 1.1.3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奇迹般腾飞的体制根源 |
| 1.1.4 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
| 1.1.5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
| 1.2 国内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国内学者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的基本现状述评 |
| 1.2.2 国外学者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的基本现状述评 |
| 1.3 本文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3.1 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 |
| 1.3.2 文献研读法 |
| 1.3.3 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法 |
| 1.3.4 系统科学研究法 |
| 1.4 本文的主要内容、创新探索和分析框架 |
| 1.4.1 本文的主要内容 |
| 1.4.2 本文的创新探索 |
| 1.4.3 本文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来源 |
| 2.1 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肯定性分析 |
| 2.1.1 社会经济三形态理论 |
| 2.1.2 世界市场理论 |
| 2.1.3 东方社会理论 |
| 2.1.4 对市场经济一般原理的具体论述 |
| 2.2 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市场关系的认识与处理 |
| 2.2.1 从消灭商品交换到利用商品交换 |
| 2.2.2 从限制市场到引导市场 |
| 2.2.3 探索“以市场、商业为基础”的路子 |
| 2.2.4“整个看法根本改变”和经济范畴的运用 |
| 2.3 毛泽东的商品经济思想在新中国的初步发展 |
| 2.3.1 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 2.3.2 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性质需要辩证看待 |
| 2.3.3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前途命运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联系 |
| 2.3.4 要重视和发挥社会主义价值规律的基本作用 |
| 2.4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提出 |
| 2.4.1 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市场思想的最初运用 |
| 2.4.2 主政西南时期邓小平市场思想的继续发展 |
| 2.4.3 计划经济体制下邓小平市场思想的不断深化 |
| 2.4.4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市场思想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飞跃 |
| 2.5 东欧国家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反思 |
| 2.5.1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探索——兰格模式 |
| 2.5.2 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布鲁斯模式 |
| 2.5.3 宏观间接调控的自由市场协调——科尔内模式 |
| 2.6 对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理论研究的有益借鉴 |
| 2.6.1 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 |
| 2.6.2 马歇尔的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 |
| 2.6.3 凯恩斯的全面干预的市场经济理论 |
| 2.6.4 萨缪尔森的混合调节市场经济理论 |
| 2.7 对中国古代市场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
| 2.7.1 高度重视市场对发展生产的重要作用 |
| 2.7.2 主张对市场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 |
| 2.7.3 重视对国家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实践景像 |
| 3.1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前奏(1949—1978) |
| 3.1.1“第二次结合”的尝试:计划经济背景下市场因素的曲折成长 |
| 3.1.2 全面整顿的展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 |
| 3.2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起步试验(1978—1984) |
| 3.2.1 农村改革的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
| 3.2.2 企业改革的尝试:向国营工业企业“放权让利” |
| 3.2.3 城乡商品市场的恢复:农村集贸市场和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 |
| 3.2.4 尝试市场新体制:经济特区的设立 |
| 3.3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步进展(1984—1992) |
| 3.3.1 农村改革的深化: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
| 3.3.2 企业改革的推进: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
| 3.3.3 流通领域改革的力度加大:从“双轨制”到“价格闯关” |
| 3.4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持续推进(1992—2002) |
| 3.4.1 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股份制的推行与“抓大放小”改革 |
| 3.4.2 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补充地位”到“重要组成部分” |
| 3.4.3 政府管理职能的重要转变:宏观调控体系的初步建立 |
| 3.5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完善(2003—2012) |
| 3.5.1 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非公36条”的出台 |
| 3.5.2 生产要素进一步市场化:现代市场体系的培育与完善 |
| 3.5.3 政府与市场准确定位: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
| 3.6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面深化(2012——) |
| 3.6.1 经济新常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境遇 |
| 3.6.2 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
| 3.6.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革命 |
| 3.6.4“一带一路”倡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空间张力 |
| 3.7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实践价值 |
| 3.7.1 推进了中国市场化进程步伐 |
| 3.7.2 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
| 3.7.3 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 |
| 3.7.4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 |
|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集成 |
| 4.1 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深化 |
| 4.1.1 对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反思 |
| 4.1.2 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为原则 |
| 4.1.3“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论的形成 |
| 4.1.4 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体制 |
| 4.1.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 |
| 4.2 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
| 4.2.1 结合的理论前提:商品经济二重性 |
| 4.2.2 结合的现实前提: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 4.2.3 结合的逻辑前提:市场经济中性论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 |
| 4.2.4 结合的关键节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
| 4.2.5 结合的基本途径: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优化各自的实现形式 |
| 4.3 形成了中国特色市场决定论 |
| 4.3.1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内涵 |
| 4.3.2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范围限定 |
| 4.3.3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基础性作用的区别 |
| 4.3.4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背景下的政府作用解析 |
| 4.4 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模式 |
| 4.4.1 宏观调控的常态化 |
| 4.4.2 调控目标的多元化 |
| 4.4.3 调控机制的一体化 |
| 4.5 形成了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完善的新发展理念 |
| 4.5.1 创新发展:着力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 |
| 4.5.2 协调发展: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平衡性 |
| 4.5.3 绿色发展:指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
| 4.5.4 开放发展:拓宽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空间张力 |
| 4.5.5 共享发展: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格局 |
| 4.6 彰显了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 |
| 4.6.1 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所有制结构与资本主义不同 |
| 4.6.2 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分配制度所引致的后果与资本主义不同 |
| 4.6.3 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目的与资本主义不同 |
| 4.6.4 党的领导下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与之联系的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不同 |
| 4.7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价值 |
| 4.7.1 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完善增加了崭新内容 |
| 4.7.2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
| 4.7.3 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与新发展 |
| 4.7.4 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 |
| 第五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时代方位 |
| 5.1 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维度 |
| 5.1.1 理解时代的立足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
| 5.1.2 实践基础的重要构件:十八大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大变革 |
| 5.1.3 理论标志的主要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5.1.4 立论依据的突出表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 5.2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要求 |
| 5.2.1 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
| 5.2.2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基础 |
| 5.2.3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途径 |
| 5.2.4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
| 5.3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体制基础和制度保障 |
| 5.3.1 现代化经济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时代内涵 |
| 5.3.2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逻辑一致性 |
| 5.3.3 经济体制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 |
| 5.3.4 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抓手加快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
| 5.4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
| 5.4.1 为转型国家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改革和发展模式 |
| 5.4.2 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
| 5.4.3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支撑 |
| 5.5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时代价值 |
| 5.5.1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
| 5.5.2 推动中华民族赶上时代潮流的必要条件 |
| 5.5.3 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
| 第六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创新经济发展的特色呈现 |
| 6.1 充分发挥创新型制度变迁对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
| 6.1.1 注重制度建设“破旧”与“立新”的动态磨合 |
| 6.1.2 从单项制度变迁向制度结构变迁演进 |
| 6.1.3 宏观经济制度变迁与微观经济制度变迁同步进行 |
| 6.2 坚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市场化改革方式的稳步推进 |
| 6.2.1 以渐进方式稳步推进市场化 |
| 6.2.2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改革相结合 |
| 6.2.3 从局部性改革到整体推进 |
| 6.3 凸显以市场配置资源为目标的价格改革 |
| 6.3.1 价格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
| 6.3.2 价格改革促进了市场制度建设 |
| 6.3.3 价格改革促进企业制度改革 |
| 6.4 注重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 |
| 6.4.1 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是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 |
| 6.4.2 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 |
| 6.4.3 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必然要求 |
| 第七章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径指南 |
| 7.1 继续推进基本经济制度的更加完善 |
| 7.1.1 持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
| 7.1.2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
| 7.1.3 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
| 7.2 深入推动产权制度的更加完善 |
| 7.2.1 建立健全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
| 7.2.2 健全产权交易和流转制度 |
| 7.2.3 加强对产权市场运转的有效监管 |
| 7.3 加快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更加完善 |
| 7.3.1 不断健全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 |
| 7.3.2 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
| 7.3.3 着力推进要素市场体系建设 |
| 7.4 促进宏观调控方式和体系的更加完善 |
| 7.4.1 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4.2 调整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 |
| 7.4.3 完善宏观调控的方式方法 |
| 7.5 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7.5.1 以要素新供给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
| 7.5.2 以结构性新供给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7.5.3 以制度政策新供给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
| 7.5.4 推进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协同统一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根基 |
| 8.2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 |
| 8.3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
| 8.4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5）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所有制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混合经济的研究 |
| 三、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效率研究 |
| 四、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三、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状况及在我国的实践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经济与混合所有制企业 |
| 一、马列主义经济学中“混合”的内涵 |
| 二、西方经济学“混合经济”的内涵 |
| 三、国外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概况 |
| 四、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实现及特点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的历史实现 |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的分类特点 |
| 第三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的演化 |
| 一、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政策的渐进式明确 |
| 二、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政策的探索性继承 |
| 三、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政策的系统性确立 |
| 四、习近平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的新论述 |
| 第三章 我国国有出资人身份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公有制背景下的国营企业 |
| 一、国家出资人与国营企业 |
| 二、国家出资人的多重身份 |
| 三、内部人激励及约束问题 |
| 第二节 国营企业的初始改革 |
| 一、国营(有)企业改革框架的再认识 |
| 二、国有出资人与国营企业的事权改革 |
| 三、国有出资人与企业内部人的激励偏差 |
| 四、国有出资人自身改革 |
| 五、国企债权人身份困境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开端：一次混改 |
| 一、一次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抓大放小” |
| 二、国有出资人与“政企不分”问题 |
| 三、国有出资人股东身份的迁移 |
| 四、国企外部治理模式改革的初始探讨 |
| 第四节 股东身份的国有出资人 |
| 一、1993-2003年外部治理模式改革及困境 |
| 二、2003年后国有出资人股东权利新模式 |
| 第四章 一次混改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 |
| 第一节 一次混改公司治理的典型问题 |
| 一、混改国企公司治理的共性问题 |
| 二、混改国企公司治理的特性问题 |
| 三、混改国企的资产流失问题 |
| 第二节 一次混改国企公司治理重要理论问题 |
| 一、“国有产权所有者缺位” |
| 二、劳动力价值问题 |
| 第五章 一次混改国企治理的关键问题：伪公司治理结构 |
| 第一节 伪公司治理结构的内涵和特征 |
| 第二节 伪公司治理结构的历史与成因 |
| 第三节 伪公司治理结构的危害及解决 |
| 第六章 国外公司治理模式特点和借鉴 |
| 第一节 英美自由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 |
| 一、自由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表现及特征 |
| 二、自由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典型问题 |
| 第二节 日德社会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 |
| 一、社会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表现及特征 |
| 二、社会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典型问题 |
| 第三节 经验借鉴 |
| 第七章 二次混改国企治理模式构建难题及解决 |
| 第一节 二次混改主体的新要求 |
| 一、国有资本制度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
| 二、国有企业党组织领导机制的建立 |
| 三、混改民营资本自身短板的克服 |
| 第二节 二次国企混改的实施 |
| 一、二次国企混改的难点 |
| 二、实施难题的破解思路 |
| 三、系统性垄断的独有性 |
| 第三节 二次国企混改的路径假设 |
| 第八章 二次混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的构建 |
| 第一节 股东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 |
| 一、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的时代选择 |
| 二、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的提升作用 |
| 三、我国不同治理模式的核心分歧 |
| 第二节 未来治理模式选择：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 |
| 一、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基本内涵 |
| 二、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积极意义 |
| 三、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实施条件 |
| 四、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独特生态 |
| 第三节 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中各方的定位 |
| 一、国有出资人的定位 |
| 二、债权人参与治理的定位 |
| 三、其他出资人的定位 |
| 四、企业内部人的定位 |
| 第四节 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实施中待解决问题 |
| 附录：海南航空混合所有制改革案例研究 |
| 一、海航混改的基本情况 |
| 二、海航的公司治理问题 |
| 三、案例启示 |
| 结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木材期货开发路径与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发展木材产业的意义 |
| 1.2.2 发展木材期货市场的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期货市场功能的理论与研究 |
| 1.3.2 影响期货品种创新的因素 |
| 1.3.3 木材期货的研究状况 |
| 1.4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文章结构安排 |
| 2 木材产业链与木材市场运行现状与问题 |
| 2.1 木材产业链发展现状 |
| 2.1.1 木材产业的概述 |
| 2.1.2 中国木材产业发展现状 |
| 2.2 木材市场组织现状 |
| 2.2.1 木材市场组织体系 |
| 2.2.2 木材的运输体系 |
| 2.2.3 木材流通形式 |
| 2.2.4 木材交易的标准化状况 |
| 2.2.5 木材交易方式 |
| 2.3 木材产业链和木材市场存在的问题 |
| 2.3.1 木材产业呈低集中度与低附加值特征 |
| 2.3.2 细分市场的产业规模小 |
| 2.3.3 木材物流系统建设不完善 |
| 2.3.4 木材产业缺乏标准化与品牌化经营基础 |
| 2.3.5 现货交易方式不完善 |
| 2.3.6 全国统一的木材市场体系没有形成 |
| 3 发展木材期货交易的必要性 |
| 3.1 商品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 |
| 3.1.1 价格发现功能 |
| 3.1.2 套期保值功能 |
| 3.1.3 资源配置功能 |
| 3.2 木材期货市场的作用 |
| 3.2.1 有助于木材现货市场的完善与发展 |
| 3.2.2 为企业提供木材价格信号和避险途径 |
| 3.2.3 有助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
| 3.2.4 有助于完善林业产业投融资体制 |
| 3.2.5 为政府宏观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
| 3.2.6 有助于争取国际市场的定价权 |
| 4 发展木材期货交易的可行性分析 |
| 4.1 木材期货的特点与功能分析 |
| 4.1.1 木材期货的含义与特点 |
| 4.1.2 木材期货的基本功能 |
| 4.2 木材期货可行性的横向分析 |
| 4.2.1 期货品种开发的理论分析 |
| 4.2.2 木材与其他林化产品期货的可行性比较 |
| 4.3 我国建立木材期货市场的障碍 |
| 4.3.1 全国统一的木材现货市场体系未形成 |
| 4.3.2 单一木材品种规模小 |
| 4.3.3 交割地点升贴水大 |
| 4.3.4 木材品质检验的标准化 |
| 4.3.5 木材市场参与主体规模有限 |
| 4.3.6 林业投融资体制不完善 |
| 4.3.7 期货市场法律法规不完善 |
| 5 国内外木材期货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 5.1 国外木材期货的发展状况 |
| 5.1.1 美国林产品期货的发展 |
| 5.1.2 欧洲木材期货的发展 |
| 5.1.3 亚洲木材期货的发展 |
| 5.2 国内木材期货的发展状况 |
| 5.2.1 早期木材期货的发展 |
| 5.2.2 新世纪木材期货的发展 |
| 5.3 木材期货发展的经验教训 |
| 5.3.1 期货市场制度建设不完善 |
| 5.3.2 期货发展脱离现货市场基础 |
| 5.3.3 合约设计机制弹性不足 |
| 5.4 国内外木材期货发展的启示 |
| 5.4.1 期货市场紧密联系现货市场的发展 |
| 5.4.2 基于产业链设计系列期货品种 |
| 5.4.3 合约设计与履行契合市场需求 |
| 6 我国木材期货开发路径分析 |
| 6.1 现有两板期货运行状况的实证分析 |
| 6.1.1 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 |
| 6.1.2 两板期货与CME木材期货的价格联动性分析 |
| 6.2 木材期货创新要点 |
| 6.2.1 基于产业链价格传导的期货标的选择 |
| 6.2.2 基于产业集群的交割地点选择 |
| 6.3 木材期货合约指标设计 |
| 6.3.1 交割质量标准的确定 |
| 6.3.2 交易参数的确定 |
| 6.3.3 交割月份的设计 |
| 6.3.4 涨跌停板与保证金比例的确定 |
| 6.3.5 交割方式选择 |
| 6.3.6 其他相关指标 |
| 6.3.7 锯木期货合约格式 |
| 6.4 木材期货创新的路径选择 |
| 7 我国木材期货开发策略 |
| 7.1 整合木材现货市场体系 |
| 7.1.1 完善木材现货市场体系 |
| 7.1.2 完善木材市场物流运输体系 |
| 7.1.3 建立统一的木材质量标准与检验抽样体系 |
| 7.2 引进木材网上竞价交易机制 |
| 7.3 培育完善系列木材期货市场 |
| 7.3.1 基于现货市场改革合约设计机制 |
| 7.3.2 培育系列木材期货市场 |
| 7.3.3 加强木材期货的市场宣传 |
| 8 总结与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与创新 |
| 一、研究意义 |
| 二、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文献综述 |
| 一、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二、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理论溯源 |
| 三、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 |
| 第二节 关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文献综述 |
| 一、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形成综述 |
| 二、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相关性综述 |
| 三、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文献综述 |
| 一、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概念的文献综述 |
| 二、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趋势的文献综述 |
| 三、关于资本有机构成计算的文献综述 |
| 第四节 关于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综述 |
| 一、关于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的文献综述 |
| 二、关于第一部类优先增长的文献综述 |
| 三、关于经济增长理论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
| 第五节 关于宏观调控手段的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文献综述 |
| 二、关于马克思宏观调控手段的文献综述 |
| 三、关于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的文献综述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的理论基础 |
| 一、价值理论的历史研究 |
| 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
| 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
| 第二节 资本有机构成 |
| 一、传统资本有机构成 |
| 二、拓展的资本有机构成 |
| 三、资本有机构成的计算 |
| 第三节 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 |
| 一、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出发点 |
| 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核心 |
| 三、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内容 |
| 四、理论的扩展——经济危机与宏观调控 |
| 第四节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 |
| 一、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 |
| 二、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结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宏观经济运行的均衡与非均衡 |
| 一、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与非均衡 |
| 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均衡思想 |
| 三、马克思的非均衡理论 |
| 第二节 封闭经济条件下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
| 一、宏观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 |
| 二、市场机制—宏观失衡的必然 |
| 三、虚拟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危机 |
| 第三节 开放经济框架下的分析 |
| 一、开放经济框架下的实体经济发展 |
| 二、开放经济框架下包含虚拟经济的宏观经济运行 |
| 第四节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验证和结论 |
| 一、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实践验证 |
| 二、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重要结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实践研究 |
| 第一节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方式 |
| 一、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 |
| 二、宏观调控方式选择的依据 |
| 三、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方式 |
| 第二节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目标 |
| 一、结构平衡 |
| 二、总量平衡 |
| 三、国际收支平衡 |
| 第三节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措施 |
| 一、宏观经济的长期与短期 |
| 二、长期平衡调控措施 |
| 三、结构平衡调控措施 |
| 四、短期平衡调控措施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马克思与西方宏观经济思想方法论的比较 |
| 第二节 马克思与西方宏观经济思想微观基础的比较 |
| 第三节 马克思与西方宏观经济思想分析方法的比较 |
| 第四节 马克思与西方宏观经济思想内容的比较 |
|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 |
| 二、货币理论的比较 |
| 三、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研究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中国主要宏观调控历程 |
| 一、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疲软后的宏观调控 |
| 二、1998年—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宏观调控 |
| 三、2008年至今:世界金融危机后的宏观调控 |
| 第二节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评述 |
| 一、对积极财政政策的评价 |
| 二、对宽松货币政策的评价 |
| 第三节 对中国当前宏观调控工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分析 |
|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借鉴 |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经济学分析 |
| 四、从结构平衡调控措施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的创新性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的创新性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新常态” |
| 四、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模式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9）中国金融体系存差问题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存贷差文献回顾 |
| 一 存贷差的分析方法过时，应当淡出说 |
| 二 存贷差等于初始存款源于外汇占款说 |
| 三 巨额存差反映经济运行矛盾与货币失业说 |
| 四 国外关于存差研究的相关情况说明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本文主要贡献 |
| 一 破除我国 M2 数据失真，重估我国货币总量范畴 |
| 二 廓清我国总体存差，前沿实证我国货币超发数据 |
| 三 规范阐述我国经济第三类非均衡中的超发困境 |
| 四 增配可贷要素管控少发多贷创新金融布局 |
| 第二章 货币总量运动 |
| 第一节 存款账户约束下的货币总量运动 |
| 一 账户存款与货币总量的界定 |
| 二 规范我国货币总量的恒等式 |
| 三 整体存差是货币总量运动中的非贷货币 |
| 四 货币总量运动不同于货币收支运动，无关现钞发行 |
| 第二节 整体存差是货币总量运动的结果 |
| 一 破除存多贷少误区 |
| 二 破除外汇占款误区 |
| 三 破除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当下误区 |
| 四 整体存差是货币增发与存贷成差的结果 |
| 第三章 货币增发辨析 |
| 第一节 货币增发与整体存差 |
| 一 经济领土上的货币总量运动 |
| 二 货币总量运动，源于货币增发析出整体存差 |
| 三 货币总量运动中的存贷成差三大过程 |
| 四 基础货币概念与货币发行无关 |
| 第二节 整体存差与货币发行量恒等 |
| 一 我国货币当局的货币发行数据，无法显示货币发行量 |
| 二 整体存差，能够准确析出各个历史时期的货币发行量 |
| 三 重估评述我国过去 63 年的货币发行量数据 |
| 四 我国整体存差与货币发行量恒等的实证 |
| 第四章 我国货币增发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实物发行时代（1948 年-1978 年）的货币增发 |
| 一 重估我国 1952 年财政信贷货币增发数据 |
| 二 实物发行时代的实物调控与现金回笼 |
| 三 1978 年货币增发与货币总量图景 |
| 第二节 贷差发行时代（1979 年-1994 年）的货币增发 |
| 一 我国金融转轨与货币增发 |
| 二 增投生产要素与货币增发 |
| 三 拨改贷与贷差发行 |
| 第三节 结汇发行时代（1995 年-2012 年）的被动超发 |
| 一 我国央行新定位及货币增发解析 |
| 二 我国的货币总量年均增长 19% |
| 三 我国货币发行量年均增长 21% |
| 第四节 我国货币增发与货币超发的分水岭 |
| 一 再生产方式决定不同的货币超发限度 |
| 二 从 1:40 到 1:8 ，再到接近 1:5 |
| 三 净存差淤积成为我国货币超发的分水岭 |
| 第五章 超发困境与净存差淤积的危害性 |
| 第一节 我国金融体系的超发困境 |
| 一 金融的本质反思与超发困境 |
| 二 我国货币超发的体制必然性 |
| 三 我国 1999 年底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纠错 |
| 四 我国央行三大货币增发渠道与超发困境辨析 |
| 第二节 我国净存差淤积易增难减的危害性 |
| 一 我国历史上货币总量和发行量的缩减分析 |
| 二 我国净存差易增难减危害性与货币超发再解析 |
| 第三节 我国入世以来的净存差淤积加剧 |
| 一 何物填补我国 24 万亿结汇超发？ |
| 二 净存差的淤积，根子不在 4 万亿 |
| 第六章 货币超发加深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第三类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
| 第一节 我国央行必须坚持存准锁定机制 |
| 一 央行须防止净存差过早出笼 |
| 二 监控我国整体存差的流动性 |
| 三 监控净存差变化反馈可贷项目的短缺程度 |
| 四 坚持央行存准锁定机制对净存差的刚性约束 |
| 第二节 我国商行需应对存差损害倍增效应 |
| 一 实证招商银行存差损害倍增效应 |
| 二 存差淤积并非因银行惜贷的推论 |
| 第三节 我国金融改革重心须转到第三类非均衡前沿 |
| 一 第一二类非均衡与企业改制价格闯关 |
| 二 金融要素救助，曾帮助经济实现软着陆 |
| 三 软着陆总离不开基建投资和土地财政 |
| 四 我国金融淤积不能总依靠财政转移支付 |
| 五 统筹管控社会资本与国有资源五块钱 |
| 六 我国财政金融结合具有国别比较优势 |
| 第七章 推动少发多贷，化解经济失衡 |
| 第一节 金融政策局限性与培育内需急迫性 |
| 一 央行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
| 二 财政转移支付的局限性 |
| 三 产业扩容与内需扩大的急迫性 |
| 第二节 我国优质信贷中的可贷机理 |
| 一 经济持续增长与可贷机理 |
| 二 我国可贷项目持续短缺 |
| 三 运用可贷机理培育可贷机制 |
| 第三节 经济增长须齐备四大可贷要素 |
| 一 关于人的要素理顺按要素分配 |
| 二 关于本的要素认定自有资本机制 |
| 三 关于盈的要素倒逼企业制度再改进 |
| 四 关于需的要素宽松市场放松末梢垄断 |
| 第四节 管控少发多贷，增配可贷要素化解经济失衡 |
| 一 管控货币增发源头，缓解锁定我国存差淤积 |
| 二 增配城镇化人本要素盘活 18 万亿货币 |
| 三 政府有责任管控要素投放量化宽松盈需 |
| 四 少发多贷授人以渔发挥我国财政金融搭配优势 |
| 第八章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 我国信用货币运动的总量论增发论超发论衍生论 |
| 二 存贷差现人本盈需融投管退要素增配的经济图景 |
| 三 纵览实体经济矛盾与货币总量矛盾合成第三类非均衡 |
| 四 存差淤积易增难减，政府必须增量配置生产性可贷要素 |
| 五 强化我国财政金融的调控疏导功能，管控信用货币超发 |
| 六 回归我国财政金融搭配的中间道路及批判性思考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 |
| 一 国别比较的不足 |
| 二 理论比较的不足 |
| 附录一：笔者重新整编的我国人民币发行简史 |
| 附录二：重估我国历年货币总量、超发量的数据 |
| 附录三：我国货币总量、货币超发量历史趋势图表 |
| 附录四：解析我国“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的增发科目 |
| 附录五：推导我国“货币超发”的数学公式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10）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管制与规制 |
| 1.2.2 产业进入与产业进入行为 |
| 1.2.3 产业进入规制、进入数量规制与进入条件规制 |
| 1.3 国内外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研究综述 |
| 1.3.1 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属性和逻辑 |
| 1.3.2 自然垄断产业进入规制的理论研究 |
| 1.3.3 产业进入规制需求的理论延伸 |
| 1.3.4 对"过度进入"规制的再认识 |
| 1.3.5 产业进入规制功能的理论反思 |
| 1.3.6 产业进入规制改革的研究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2 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理论研究 |
| 2.1 产业进入规制的主客体及其行为方式 |
| 2.1.1 产业进入规制的主客体构成 |
| 2.1.2 产业进入规制主客体的"经济人"假设 |
| 2.1.3 产业进入规制主客体的行为方式 |
| 2.2 基于"ER-SCP"分析框架的产业进入规制理论研究 |
| 2.2.1 "ER-SCP"分析框架的构建 |
| 2.2.2 自然垄断产业的"ER-SCP"规制理论研究 |
| 2.2.3 竞争性产业的"ER-SCP"规制理论研究 |
| 2.2.4 在位企业阻止进入的"ER-SCP"规制理论研究 |
| 2.3 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的产业进入规制理论研究 |
| 2.3.1 针对负外部性的产业进入规制 |
| 2.3.2 针对信息不对称的产业进入规制 |
| 2.3.3 产业进入规制成本与收益的分析 |
| 3 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历史演化、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
| 3.1 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历史演化 |
| 3.1.1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业进入规制 |
| 3.1.2 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的产业进入规制 |
| 3.2 中国产业进入数量规制的发展现状 |
| 3.2.1 竞争性产业的进入数量规制 |
| 3.2.2 自然垄断产业的进入数量规制 |
| 3.3 中国产业进入条件规制的发展现状 |
| 3.3.1 针对环境问题的产业进入条件规制 |
| 3.3.2 针对信息问题的产业进入条件规制 |
| 3.3.3 针对安全生产问题的产业进入条件规制 |
| 3.4 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存在问题 |
| 3.4.1 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完善导致的问题 |
| 3.4.2 规制机制和机构不健全导致的问题 |
| 3.4.3 监督机制和机构缺位导致的问题 |
| 3.4.4 市场体制及其支撑体系不完善导致的问题 |
| 4 中国加强产业进入规制的思路及政策措施 |
| 4.1 加强规制的基本思路 |
| 4.1.1 遵循原则 |
| 4.1.2 选择规制目标 |
| 4.1.3 降低规制成本和提供规制收益 |
| 4.1.4 采取多种规制形式和政策工具 |
| 4.1.5 建立独立、统一、高效和权威的规制机构 |
| 4.1.6 建立规制的行政监督机制及相应机构 |
| 4.2 完善规制的法律法规建设 |
| 4.2.1 建设专业的规制立法团队 |
| 4.2.2 制订并颁布《规制改革法》 |
| 4.3 完善规制机制的建设 |
| 4.3.1 建立规制政策的评价方法 |
| 4.3.2 有效防止规制滞后 |
| 4.3.3 完善并发展复审制度 |
| 4.3.4 建立普遍服务义务的长效解决机制 |
| 4.3.5 建立规制的补偿机制 |
| 4.3.6 健全产业退出保障机制 |
| 4.4 完善市场体制及其支撑体系建设 |
| 4.4.1 建立宪政约束机制 |
| 4.4.2 健全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 |
| 4.4.3 建设诚信政府 |
| 4.4.4 强化规制信息的透明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关于当前清理“三角债”的再认识（论文参考文献）
- [1]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D]. 穆希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D]. 黄慧微.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研究[D]. 黄丹.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4]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D]. 钱路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5]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D]. 王爱武.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木材期货开发路径与策略研究[D]. 刘俊豪. 华南农业大学, 2017(08)
- [7]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D]. 常卉颉. 厦门大学, 2017(08)
- [8]论司法政策[J]. 冯磊. 司法, 2015(00)
- [9]中国金融体系存差问题实证研究[D]. 赵宏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10)
- [10]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分析[D]. 胡洪斌. 云南大学, 2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