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名出走教师归来之后(论文文献综述)
张昱[1](2021)在《徐则臣小说“归乡叙事”模式研究》文中提出
高祎博[2](2021)在《“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试图对“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从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的发生入手,对小城叙事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指出其历史价值和文学意义,也关注其小城镇叙事表现出来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即“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对中国当代社会“城镇化”的文学呈现、记录以及这一过程中折射出的复杂多样的人文体验、美学特征。第一章,着重考察“70后”作家成长背景。小城镇是相当一部分“70后”作家少年时期的成长之地与当下的生活空间。小城镇和“70后”作家之间有着天然的关联,这是“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的先天性优势。“70后”作家对小城镇书写多是从日常生活切入,以商街和工厂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在城市化不断拓进的当代社会,小城镇正在成为都市的模仿者,但有限的生活区域增强了对于外部世界无限的想象。第二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即小城镇青年群体。徐则臣、石一枫、阿乙等作家塑造出一批漂泊的“城市异乡人”形象;田耳、张楚等作家塑造了那些不曾离开故乡的“在地者”形象。小城镇青年群体中有命运跟随国家改革政策而起落的青年工人,也有坚持文学梦想不曾放弃的写作者,他们以火车、地图、星空、望远镜为象征符号展开想象,他们的身与心在故乡与世界之间徘徊不定。第三章,主要探讨“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中对于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关系的思考。在“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感受到社会转型时期,都市性的消费主义对小城镇人际关系的冲击。对父子、夫妻关系的影响、塑造,对边缘群体的叙事隐含着“70后”作家的矛盾心态:既渴望摆脱传统伦理关系带来的精神束缚,又呼唤传统伦理秩序回归。第四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叙事与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关系。“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是面向当代的社会发展现实的文学书写。“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以社会事件作为切入点,站在底层视角,以平视的目光审视人生痛点与精神疑难,用细密的笔法描绘出时代变迁中小城镇变化:从物质生活到价值观念乃至思维观念的骚动、渐变。以房伟和马笑泉的作品为例,透过个体命运,折射出国企改革、城镇化建设等大的社会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呈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精神以及理想化的人文情怀。第五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叙事与现代主义即先锋文学的关系。70后作家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忠实读者与文学精神的继承者,在城镇叙事中,他们用充满象征与隐喻的叙事策略,营造出小城镇作为闭合环境的荒诞氛围。本章以金仁顺、黄孝阳、瓦当等作家为例,分析“70后”作家设置的超越常理的人物关系,在那些离奇乃至诡谲的情节背后,叙事的主旨仍在于揭示和描绘世界与人生的无常,现实的变幻莫测。
颜小珊[3](2021)在《“故乡”与“异乡” ——徐则臣小说论》文中研究表明故乡和异乡书写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徐则臣作为一个70后作家,见证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变化,并将其表现在作品中。徐则臣的小说书写乡村青年离开故土到城市谋生,却无法融入城市的精神困境。当这些青年返回故乡时,故乡早已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被篡改了模样,失去了抚慰人心的功能。于是他们成为了故乡层面上的异乡人,只好选择再次出走异乡,去寻找心灵的安放之处。本文试图以徐则臣为中心,论述城市化进程中在故乡与异乡之间奔走的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本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论述徐则臣“京漂”系列小说中城市异乡人身心漂泊的双重困境。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获得巨大发展。在徐则臣“京漂”系列小说中,越来越多青年或为了谋生、或为了理想、或为了寻找自我离开故乡前往城市,然而城市却没有他们想象的那般美好。异乡人的身份迫使他们只能从事一些特殊的职业,活动在城市的边缘地带。面对漂泊的灵魂,这些城市异乡人在与道德、爱情无关的性关系中找到一丝安慰,并试图从中找到自我。面对城市的不公,他们以死亡反抗,然而这种无效的反抗形式反而从另一个层面证实了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第二章论述徐则臣笔下的归乡者无法对故乡产生归属感的尴尬。在徐则臣“花街”系列小说中,记忆中的故乡是诗意的,生活在那里的居民是淳朴、善良的,徐则臣通过回忆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古老而温情的精神之乡,正是这记忆中温暖的故乡,让那些漂泊在外的人一次次想重新回到她的怀抱。然而任何地方都无法在现代化的大潮中独善其身,花街也不例外。当归乡者踏上故乡的土地,发现故乡早已变了模样:人口流失,乡村传统职业无人继承;乡村的伦理秩序、风俗民情也在都市文明的冲击下溃败。城市文明从外到内浸透了乡村,整个乡村被摧枯拉朽般摧毁。故乡早已不是那个可以让灵魂停歇的地方,于是他们被迫再次出走,去寻找一块心灵栖息地。第三章论述徐则臣小说中的人物试图在出走路上寻找精神归处。城市和故乡让现代人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于是“到世界去”成为了徐则臣寻找出路的重要途径。出走,是为了寻找一种生命的理想状态,是对自我精神世界的建构。但是真正的救赎,却要回到以故乡为想象基础的精神原乡才能实现。返乡,成为了精神自救的一种可能。那些精神流浪者试图寻找一种信仰,到头来发现,某种程度上故乡就是信仰,只有故乡能承接他们漂泊后的精神回归。现代社会难有真实的地理空间可以安放灵魂,徐则臣笔下出走的人物在寻找精神归处的过程中也许就会明白,无论在哪里,心安之处即故乡。
王燕飞[4](2021)在《王安忆小说中知识青年的“出走”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当代文学史上关于知识分子“出走”问题的书写与研究,热度不减。王安忆的知青作品在知青文学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她的叙述角度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知青文学所盛行的主题:“伤痕”与“反思”,没有强烈的情感控诉,也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从日常生活出发,从人文意识出发,从独特的视角出发,讲述一代知青(69届毕业生)在代际传承断裂后迷茫、重寻的心路历程。论文主要以王安忆小说中的知识青年为对象,剖析他们在时代裹挟下的命运发展,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于这一“出走”行为的内部动因、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进行探讨,为知青文学研究提供较为独特的观照视域。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出走”群体的人生轨迹,具体表现在他们童年潜藏的“出走”动因、怀揣着时代理想插队、现实打破了他们的幻想、踏上回城之路、回归平凡生活等几个阶段。第二部分是对知识青年命运的探讨,从以个人为中心的“雯雯”系列,到反映群体命运的回归者陈信,再到李小琴、张达玲、米尼等女性知青命运的讨论,阐述了女性弱势群体在大时代环境中被裹挟的复杂命运。第三部分以《叔叔的故事》和《启蒙时代》为研究中心,以代际间的思想资源和精神遗产的传承关系为焦点,分析了“出走”群体代际间的冲突。第四部分是对前三部分的一个归纳总结,即对于“文革”期间大规模出现的知青“出走”现象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进行探讨。“上山下乡”运动虽然使知识青年从书斋走向现实,从空想主义走向务实主义,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这场运动原本蕴含的时代价值随之消解。最后一部分是评价与反思,结合王安忆本人的知青经验,论析了知青岁月对王安忆后续创作的影响,以及农村插队生活对于王安忆文学审美的影响。
胡贝克[5](2020)在《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伦理是人际关系的产物,伦理学是研究人的道德行为的学问,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伦理学视角下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文学和伦理学对人的共同关注构成了两个学科的交叉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模式。以伦理为批评视角的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旨在通过文本中道德人物面对利益采取的道德行为及其后果,折射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对伦理的认知和道德行为的选择,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文学的“德治”支持,并在为惊悚小说正名的同时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文学的学术研究。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探讨惊悚小说如何通过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及其利益不受侵害的伦理叙事形成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该选题研究重在小说人物的善恶行为及其相应后果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观点和以人的行为后果论善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观点,阐释其揭露和抨击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阴暗面的社会批判和人的本质弱点批判精神,探讨其伦理取向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德治借鉴意义及其对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促进作用。该选题研究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为认知视角,将惊悚小说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背景下,从相关伦理学观点出发,探讨人的善恶行为根源和善恶评价准则,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以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伦理叙事对象而形成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将小说人物置于具体社会环境中分析其伦理取向以及人在本质上存在的弱点;既肯定了惊悚小说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找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论文除绪论和结论部分外,在主体部分对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总体论述基础上,分别从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利益形成的人际伦理、性别伦理、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三个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并借助相关文学理论分析了惊悚小说作品形式的创新和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生成机制。绪论分别对研究问题的缘起、国内外研究现况、研究内容及其意义与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做了陈述与论证。选题研究认为,惊悚小说的兴起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背景、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形成、大众读者和专业作家群体的形成、西方伦理学发展史及其现代转向、其他类型小说对惊悚小说的影响具有直接关系。该选题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出发,探讨了惊悚小说作品中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物的人性和以“反主流伦理”思维模式下惊悚小说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探讨了该选题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教诲意义和促进当代大众文化时代通俗文学发展与批评的学术意义。第一章分别从贵族阶级伦理和中产阶级的焦虑、性别伦理与职业精英伦理叙事、惊悚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三个方面入手,从总体上论述了惊悚小说的基本伦理取向。研究结果发现,惊悚小说的“反主流”伦理叙事体现出马基雅维里“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和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后果论善恶的价值判断准则,而惊悚小说作品中崇尚的“善”仅聚焦于特定社会阶层的范畴内,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幸福论”的伦理学观相去甚远。第二章分别从财产与伦理、惊悚小说的利益关系叙事、小说的私有财产观三个方面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基于新贵族和中产阶级所崇尚的伦理价值观。研究结果表明,惊悚小说通过不同作品、从不同角度、以“悬疑”和“惊悚”为主要艺术形式,揭示出新贵族和中产阶级对财产和地位的文化焦虑;小说对人物基于贵族财产的道德行为书写形象化地表达出惊悚小说对善恶的判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第三章从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取向对维持贵族阶级伦理秩序的意义。在分析性别伦理起源的基础上,该议题研究以作品中不同类型的性别人物为例,揭示出贵族阶级男性至上的传统性别伦理取向,论述了男权社会中性别伦理的非公平性,结论是:“性”的差异位于生理的自然属性层面,“性别”则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后者是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叙事所关注的主要层面;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既有神学伦理学的根源,又有历史和经济的影响因素;作品中男性人物的身份决定家庭财产所有权的性别伦理叙事印证了恩格斯基于家庭关系的性别伦理观;而性别越界现象的性别伦理叙事则体现出惊悚小说的“反传统”态度,表达出惊悚小说倡导男女平等的性别伦理取向。第四章分析了维多利亚时期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背景下惊悚小说对法律精英和医学精英维护社会公正的职业伦理取向。惊悚小说既从正面肯定了其维护社会公正的积极作用,又从反面讽刺和抨击了其违背职业伦理及其对社会公正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以逆向思维的方式批判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所谓的“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的理念,进而构建起惊悚小说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第五章从惊悚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的创新及其逆主流传统的伦理取向内涵创新。研究中发现,“悬疑”和“惊悚”是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创新的集中体现。此外,故事人物同时又是故事叙述者的叙事方式、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性和小说开篇对主题思想的直白表述方式等也均为惊悚小说在作品形式层面的创新;与现实传统伦理观相悖的思维模式和叙事模式形成的深层内涵以及“行善者”与“作恶者”并非泾渭分明的“模糊地带”,体现出惊悚小说在人性反思的内容层面上的创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是惊悚小说作品研究的有力支柱:前者揭示出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的伦理互映关系;后者从惊悚小说文本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出发,阐释了该类型小说通过不同“类别”的小说人物划分开始,最终形成了惊悚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在伦理层面上的整体性。形式创新形成了该类型小说的文艺美学价值,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内涵则构成了政治伦理的美学价值。新颖的文本形式与伦理内涵的独特表达方式相结合是形成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决定性因素。结论部分在各章分别就不同层面的伦理取向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惊悚小说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伦理取向虽然与主流伦理相悖,但在法制基础上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人和睦相处、稳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体现出惊悚小说对构建和谐社会而形成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教化作用。该结论从伦理层面推翻了早期批评界对惊悚小说的负面评价,形成了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的发展与研究的学术意义,同时又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形成了以史为鉴的社会实践意义。惊悚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发现,艾布拉姆斯将“文本”与“世界”设定为单向关系是有一定缺陷的,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两者的关系应是双向的,因而对其做了修正,其修正的意义在于惊悚小说创作源于维多利亚现实世界,而后又以作品的文本形式影响现实世界。该选题研究在充分肯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时,发现惊悚小说又存在某些层面上的局限性:第一,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视而不见,而仅将特定社会阶层作为其伦理反思的场域,其维护的也仅是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伦理秩序和利益,对构建人类和谐社会而言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二,惊悚小说对贵族财产的来源描写甚少,似乎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财产都是以合法手段获得的;第三,惊悚小说的幸福观并非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而是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内,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善”幸福观相去甚远,因而在伦理的普遍性层面上形成了惊悚小说幸福观的局限性。尽管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总体而论,惊悚小说中惩恶扬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的正向价值还是其主要层面。
江爱华[6](2020)在《从传统到现代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目建设研究(1953-201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前身是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于1953年建立,1987年3月剧团正式更名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院的建立是戏曲艺术体制现代化的目标和结果,其剧目建设承接着黄梅戏剧种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脉络,关乎黄梅戏剧种的盛衰。本文在前辈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为个案,结合相关戏曲政策,对其成立66年以来创作排演的近460出剧目进行系统地梳理和研究,考察剧目创作与剧种发展的相互关系,并以此为主线来结构整篇博士论文的框架。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近七十年的剧目创作按其成就而言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建团伊始至千禧年为第一阶段,千禧年至2019年为第二阶段。按题材可分为四大类型,即黄梅戏传统剧的改编,移植剧目的创作,新编、改编历史剧的创作,现代戏创作。第一阶段的建团初期,黄梅戏传统剧的改编催生了经典的诞生,促使黄梅戏一度振兴,黄梅戏生、旦两行表演取得长足的发展,建立了一支艺术人才队伍,黄梅戏新皖剧的地位得以确立。八十年代初至本世纪末,历史剧和现代戏的创作催生了黄梅戏新经典剧目的诞生,黄梅戏出现了二度振兴,黄梅戏生、旦两行的表演继续发展。比之传统剧的改编,历史剧和现代戏的创排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剧化和雅化倾向。剧目创作与剧种发展良性互动,互相促进,相互成就。黄梅戏剧种以开放的姿态积极与新媒体技术结合,黄梅戏电影、黄梅戏电视剧风靡一时,戏曲艺术人才代际更迭,群星闪耀,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在同侪中处于领军位置,可谓辉煌。进入两千年以后,第二阶段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剧目创作整体态势趋向滞后和单一,三度振兴的呼声雷声大雨点小,始终没有推出代表性剧目作品,黄梅戏的舞台表演艺术没有更上层楼,艺术人才队伍青黄不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因此失去领跑资格和行业老大的位置,同一时期安庆市和湖北省的黄梅戏院团佳作频出、人才济济,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三驾马车齐驾并驱、平分秋色。虽然失去领军地位,但第二阶段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作排演了二十多部新编剧目,为新世纪剧目建设提供了多元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使得黄梅戏的高峰艺术作品成为可能、值得期待,三度振兴成为可能。考察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近七十年的剧目创作,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也依旧存在着诸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成为剧目创作的顽疾,三度振兴的道路依旧道阻且跻。
孙轲[7](2020)在《论知青作家家族小说中的长子形象 ——以《白鹿原》等四部作品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知青作家笔下,长子形象构成了一个具有重要文化内涵的形象序列。其中典型如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白孝文、鹿兆鹏、黑娃,张炜《古船》中的隋抱朴,李佩甫《城的灯》中的冯家昌,李锐《银城故事》中的刘兰亭等,既反映了时代的典型特色,也内蕴着作者的文化抉择。文革之后,知青作家面临着信仰重建的内部危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物化价值观又进一步加深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加之中国与世界的融合所带来的多元文化的碰撞,知青一代在精神文化上处于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抉择时刻。他们以作家之眼重新梳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长子形象便承载着他们的这一思考,成为了代表传统和现代之矛盾的一种能指符号。根据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不同,当代家族小说中的长子形象可分为“守成建设者”、“恶逆破坏者”和“去而复返者”三种类型。以白嘉轩、隋抱朴为代表的“守成建设者”呈现出文化守成、仁义忠厚和隐忍求全的特征;以白孝文、鹿兆鹏和冯家昌为代表的“恶逆破坏者”具有反叛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反叛特质;以黑娃和刘兰亭为代表的“去而复返者”则先于青年期“出走”,后又从政治、家庭和文化三个方面完成了自觉回归。知青作家视域下的长子形象与现代家族小说中的长子形象相比,呈现出“悲壮性”“颠覆性”和“复合性”的新质。“守成建设者”的悲壮性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人生价值的书写两个方面。“恶逆破坏者”的颠覆性则从形式上的长幼身份互置和内容上的彻底反叛来体现。“去而复返者”的复合性在形式上表现出“合三为一”的身份特质,在人物内涵上具有古今相融的文化价值。在极速发展的现代文明催生出人类新的恐慌时,陈忠实和李佩甫依然抱有对土地无限的眷恋。李锐则保持生命意识的绝对清醒和独立。而张炜主张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出口。知青笔下的长子形象继承了“五四”以来家族小说中伯仲形象的精神内核,也是“共和之子”几种文化选择的高度概括,亦是知青作家生命体验的具象化呈现。
崔丹[8](2020)在《“孤岛”妇女期刊文艺创作的女性主体意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期刊在女性言说自我、传达女性诉求,争取女性应得权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女性期刊在发轫时期虽在精英男性知识分子的引导下萌芽成长,加之中国近代特殊的国情,使得女性解放不可避免地融入国家解放潮流之中,但这并不能完全遮蔽女性的自我主体性。本文以“孤岛”妇女期刊为主要参考材料,运用社会性别理论、话语理论、西方主体理论、女性主义等相关知识,分析女性如何依靠自身建构女性言说主体,改变男性话语霸权;又是如何策略地运用国家主义,将女性主体意识在国家层面中凸显出来。本文内容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从期刊创办的外部环境和期刊栏目内容两个方面探讨了“孤岛”妇女期刊在“孤岛”背景下女性话语空间的主体彰显。孤岛”背景下的报界日渐萎靡,舆论空间愈发狭窄,妇女期刊正是在艰难的现实夹缝中勇敢“发声”,确立女性话语主体身份。同时这些期刊创办者跨越了党派之间的政治分歧,在反映女性现实问题,争取女性主体身份上实现了“不同阵营、同一战线”的特殊局面,期刊栏目以女性为言说主体,传达女性自身的经验感觉与生命体验,并关注边缘群体的悲惨生活,创造女性自身话语权威。第二章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女性家庭空间中的自我体认。“孤岛”妇女期刊鼓励女性反抗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强制性塑造和命名。在人与女人的关系中强调女性应基于人的觉醒而改变;在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中,表达了女性由他者身份到争取作为人的主体性诉求;在女性与女性的关系中对女性自我进行了审视、肯定与反思。第三章主要分析女性在公共空间领域中的主体建构。妇女期刊通过关注女性的职场困境反思时代问题,通过强调“女国民”身份争取女性的政治权利,将女性主体意识依托国家主义表现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此时期女性的思维观念和心路历程,展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第四章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从共时性角度选择了解放区的《中国妇女》以及国统区的《妇女共鸣》两种期刊与“孤岛”妇女期刊相比较,突出“孤岛”妇女期刊的创刊主旨及刊发内容在特殊时代中具有的独特性。
杨建英[9](2020)在《“故乡”“异乡”与“原乡” ——论徐则臣小说创作中的“归来”主题》文中提出徐则臣是70后小说家中的代表人物,无论在当代文坛,还是在一般读者当中,他的小说创作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徐则臣所代表的70后一代在“夹缝”般的历史与现实嬗变中努力探索人生真相,以确证自我在世界上的真实存在。“自我”的发现与追寻,“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是徐则臣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徐则臣创作了大量“花街”、“出走”、“京漂”等系列小说,贯穿始终的是他对“故乡”“异乡”和“原乡”的理解。对于生活于剧烈变动时代的一代青年,“故乡”“异乡”“原乡”有着复杂的情感意味和丰富的精神内涵,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助于理解他们突破生存困境的努力和寻找灵魂归宿的可能。徐则臣的小说创作继承和发展了鲁迅小说的“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在不断的“出走”“归来”“离去”的历程中讲述笔下人物的真实的生活故事。徐则臣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是从“故乡”“出走”的“漂泊者”,他讲述了一个个形象各异的“漂泊者”的故事,试图在他们如“中子般不规则的运动”中揭示一代人的真实的生活图景,以及与剧烈变动的世界相遇时内心的不安和灵魂的震颤。“故乡”是徐则臣作品中“漂泊者”出发的原点;“异乡”是“漂泊者”与世界的进一步相遇,是“自我”的进一步呈现、确证与展开;“原乡”是“漂泊者”在经历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漂泊之后,实现灵魂救赎和最后返回心灵家园的可能。
林琳[10](2020)在《中国独幕话剧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中国独幕话剧为研究对象,通过观照其短小精悍的戏剧结构、灵活多变的创作方式,并对其在中国话剧史上的数次创作高峰进行整体把握和具体分析,试图归纳总结其形成创作高潮的原因以及在特定时代与政治环境下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在结构上,本文根据中国独幕话剧半个世纪以来在剧本创作、剧作家群体、观演方式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发展轨迹进行系统的梳理,纵轴上以“五四”时期、抗战时期和建国后“十七年”这三次独幕剧的创作高潮为时间背景;横轴上,以作家作品、艺术特征为考察对象,避免将独幕剧依附于中国话剧史的年代划分做单纯的“史”的阐述,而是遵循其独有的创作规律,佐证其探索创新、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精神气质。具体如下:“五四”时期的独幕剧扮演着“引领”和“开创”的角色。胡适的《终身大事》是中国戏剧向现代转型的标志之一。从创作角度来说,独幕剧人物关系简单、情节单一,创作门槛相对较低、易于把握,对于初学者来说,是窥探现代话剧创作门径的现实选择。因此,独幕剧成为五四知识分子涉足现代戏剧创作首选的文体。我国话剧运动的先驱田汉、丁西林、欧阳予倩、洪深等人都是由独幕剧开启自己的创作生涯的。这个时期诞生了《获虎之夜》、《压迫》、《回家以后》、《好儿子》等经典独幕剧作品。由此,独幕剧发挥其开创引领作用,成为五四戏剧文学的主导形态,并在艺术上日臻成熟,出现喷涌之势。抗战阶段的独幕剧与时代同频共振,并呈现出强烈的“探索”和“实验”精神。这一阶段独幕剧的兴盛有其客观现实的演出适用性原因。就地取材、集体编写和移动演出是抗战独幕剧特有的创演方式。抗战演剧队时时巡回于农村、战地、街头进行宣传教育,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演出形式,如活报剧、街头剧、茶馆剧等等。抗战初期,演出次数最多的街头独幕剧莫过于“好一计鞭子”,即《三江好》、《最后一计》和《放下你的鞭子》。它们随着演剧队进入街头巷尾,在广场上、田野里甚至牲口棚边上演,演员和观众融为一体,创造出新型的观演关系,开拓了中国话剧前所未有的全新演剧形式。建国后“十七年”掀起了又一个独幕剧创演的高潮,这个时期属于独幕剧的关键词是“创新”和“突破”。由于应时的需要、生活积淀的有限以及文艺领导部门的支持,一大批年轻的业余作家加入到独幕剧创作的队伍中,改变了创作主体以职业作家为主的状况;建国初期诞生的一批以妇女自由解放为题材的独幕剧和“第四种剧本”中以《新局长到来之前》、《葡萄烂了》为代表的独幕讽刺喜剧则突破了当时戏剧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思想内容雷同、角色形象只有“英雄人物”和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局限。这种探索与突破为中国戏剧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创作经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社会问题剧日渐衰弱而引发的戏剧危机,中国实验戏剧揭开新的历史篇章,这是剧作家们为戏剧探寻出路而大胆创新的结果。但早在1979年谢民创作的独幕剧《我为什么死了》和1980年马中骏、贾鸿源、瞿新华合作的独幕剧《屋外有热流》中,打破传统形式的实验就已拉开了帷幕。可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最后一批带有实验性质的独幕剧是它在走向衰败之前的最后一次绝唱。综上所述,独幕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了三次创作上的高峰,而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话剧艺术的整体衰弱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现在仅在高校的戏剧教学领域继续发挥作用。其短小精悍、轻便灵活的特质和艺术创作理念,以及对政治形态、社会生活的宣传功能似乎也已被小品等其他小型戏剧样式所继承甚至取代。然而,回顾其曾经有过的辉煌,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独幕话剧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始终拥有先锋者的姿态,站立在话剧艺术创新开拓的前端,它以自身特有的探索实验精神和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意识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又引人深思的一笔。在当今剧坛每况愈下的创作景况下,回顾中国独幕话剧曾经的荣耀,呼唤独幕剧创新探索的精神和“重场戏意识”,恐怕对当今中国的戏剧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一名出走教师归来之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名出走教师归来之后(论文提纲范文)
(2)“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 |
(一)小城镇的话题缘起 |
(二)小城镇叙事的研究现状 |
二、“70 后”作家与小城镇叙事 |
第一章 “70 后”作家与小城镇的文学构建 |
第一节 “70 后”作家生命体验与小城镇书写 |
第二节 日常生活的力量与小城镇之变 |
一、岁月迟缓——小城镇前现代社会的时间体验 |
二、框定的生活空间 |
三、商品经济时代成为“城市模仿者”的小城镇 |
第二章 城镇青年及其精神内涵 |
第一节 小城镇的出走者 |
一、徐则臣——到世界去 |
二、石一枫——漂泊于城市中的“失败青年” |
三、阿乙——土狗的焦虑 |
第二节 在地者的外部想象 |
第三节 寂落的青工 |
一、路内——穿越迷雾的追寻 |
二、时代变迁下的青工群体 |
第四节 异类的写作者 |
第三章 小城镇视域中的伦理叙事 |
第一节 孱弱的父亲 |
第二节 失衡婚姻中的夫妻伦理 |
第三节 消费时代中小城镇伦理秩序的溃退 |
第四节 边缘的脱序者 |
第四章 现实主义与小城镇叙事 |
第一节 现实主义回归下的小城镇叙事 |
第二节 底层叙述中的意外社会事件与人文关怀 |
一、底层视角里的人文关怀 |
二、突入小城生活的意外社会事件 |
第三节 “英雄”的落寞——《血色莫扎特》 |
一、落寞的英雄 |
二、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 |
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指向性 |
第四节 县城中的官场生态学——《迷城》 |
一、权力体系中的生存之道——从“愤怒”到“沉默” |
二、官场叙事的继承与拓展 |
三、文化根性与政治选择 |
第五章 现代主义与小城镇叙事 |
第一节 先锋文学的“遗腹子” |
一、先锋文学的“遗腹子” |
二、闭合环境下的荒诞感 |
第二节 金仁顺——文字之外的余韵悠长 |
一、越界的母女 |
二、于意外处戛然而止 |
第三节 黄孝阳——人世间的梨桥县 |
一、大地之上的“梨桥县” |
二、县城里的恶棍哲学 |
第四节 在寂灭中光芒万丈——瓦当的“临河城” |
一、错乱表象下的爱与灵 |
二、在现实与虚构中的小城人生 |
三、从“临河镇”开始,归来依旧是少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所获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故乡”与“异乡” ——徐则臣小说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现状 |
一、在而不属于:融不进的“异乡” |
(一)向城求生:历史与个人的双重选择 |
(二)身与心的双重漂泊 |
二、归而不至:回不去的“故乡” |
(一)记忆中的故乡 |
(二)现实中的故乡 |
三、寻而不得:难以到达的精神归处 |
(一)生命理想与自我救赎 |
(二)精神危机与故乡信仰 |
(三)心安之处即归宿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徐则臣作品年表 |
附录二 徐则臣获奖情况年表 |
致谢 |
(4)王安忆小说中知识青年的“出走”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二)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三)文献综述 |
“开放”的时代 |
一、“出走”者的人生轨迹 |
(一)忧郁岁月——潜藏的出走动因 |
(二)上山下乡——摆脱苦闷生活的途径 |
(三)知青岁月——城乡间的漂泊者 |
(四)返城归来——理想和现实的双重困境 |
二、“出走”者群像 |
(一)以自我为中心的雯雯 |
(二)反映群体命运的陈信 |
(三)混沌中觉醒的张达玲 |
(四)以身体为代价的李小琴 |
(五)走向宿命彼岸的米尼 |
三、“出走”群体的代际冲突——对父辈精神的审视 |
(一)《叔叔的故事》——“我”对叔叔的文化弑父 |
(二)《启蒙时代》——子对父的背叛与憎厌 |
四、“出走”的时代影响 |
(一)从空想主义到务实主义的置换 |
(二)从信仰者到怀疑者的转变 |
1、革命英雄主义幻想的破灭 |
2、宏大历史意义的消解 |
3、现实荒诞的讽刺 |
五、评价与反思 |
(一)评价 |
1、乡村化的艺术审美特质 |
2、以小见大的历史叙事视角 |
3、以人为本的文学创作观 |
(二)反思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缘起 |
第二节 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研究文献综述 |
第三节 选题研究的内容、意义与方法 |
第四节 理论框架:文学伦理学批评 |
第一章 惊悚小说的总体伦理取向 |
第一节 贵族伦理秩序与中产阶级的焦虑 |
第二节 性别伦理和职业精英伦理叙事 |
第三节 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 |
第二章 贵族阶级财产引发的伦理取向 |
第一节 贵族财产的伦理叙事 |
第二节 贵族阶级的私有财产伦理观 |
第三节 贵族财产层面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
第三章 惊悚小说的性别伦理取向 |
第一节 贵族家庭成员的性别伦理观 |
第二节 男性人物的性别伦理取向 |
第三节 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
第四章 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第一节 法律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第二节 医学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第三节 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反思 |
第五章 作品形式与伦理取向的关系 |
第一节 伦理叙事的形式美学创新 |
第二节 政治伦理美学价值的生成 |
第三节 艺术创新与伦理取向的形成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致谢 |
(6)从传统到现代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目建设研究(1953-201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该论题的研究现状和选题依据 |
二、论文研究范围的界定和研究方法 |
1.论文研究范围的界定 |
2.研究方法 |
三、论文的章节设置与创新之处 |
1.本文的章节设置 |
2.本文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改人、改戏和改制: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建立 |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后黄梅戏剧种的现状综述 |
一、人才济济的艺人群体 |
二、“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出”之常演剧目 |
三、“唱念做舞”的舞台表演概况 |
第二节 改人和改戏: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筹建 |
一、改人: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的成立 |
二、改戏:《打猪草》、《蓝桥汲水》赴沪演出 |
第三节 改制: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成立 |
一、旧的戏曲班社制的解散和分流 |
二、新的现代化戏曲体制的确立 |
第二章 黄梅戏剧目的改编、移植和创作 |
第一节 甄选与自觉:传统黄梅戏剧目的改编 |
一、瑕瑜并存:黄梅戏传统剧目综述 |
二、甄选:黄梅戏传统剧目的改编和整理 |
三、自觉:《罗帕记》的改编 |
第二节 移植与黄梅戏化:移植剧目的创作排演 |
一、跨剧种的交流和融合 |
二、黄梅戏化:移植剧《春香传》的创作排演 |
第三节 填补、突围与创新:新编、改编历史剧的创作排演 |
一、填补:新编历史剧的创作缘起 |
二、突围:新编历史剧《宝英传》的创排 |
三、跨越:改编莎剧《无事生非》的创排 |
第四节 危机、迷茫和自由:现代戏剧目的创作排演 |
一、危机:社会主义新人的《王金凤》的创排 |
二、迷茫:文革现代戏的创排 |
三、自由:《风尘女画家》、《风雨丽人行》的创排 |
第三章 传统剧的改编与黄梅戏的发展 |
第一节 传统经典剧的形成与剧目一度振兴 |
一、主流社会的悲喜:经典大戏《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的改编和排演 |
二、市井细民的日常:经典小戏的《打猪草》、《打豆腐》、《夫妻观灯》的改编和排演 |
三、电影与舞台的互映:电影《天仙配》与舞台版《天仙配》之比较 |
第二节 黄梅戏艺术人才队伍的建设 |
一、知识阶层与剧目创作的离合 |
二、艺术人才队伍的建设 |
三、艺术人才队伍的专任、转型和多元化 |
第三节 黄梅戏旦行、生行表演的发展 |
一、开山立派:严凤英与旦行表演的发展 |
二、舍京入黄:王少舫与生行表演的发展 |
三、贡献与障碍:王少舫与黄梅戏生行唱腔的发展 |
第四节 黄梅戏新“皖剧”地位的确立 |
一、旧“皖剧”的式微 |
二、新“皖剧”的确立 |
第四章 历史剧、现代戏的创作与黄梅戏的发展 |
第一节 新经典剧目的形成与剧目的二度振兴 |
一、女性题材的丰富和拓展:《龙女》、《风尘女画家》、《红楼梦》的创作 |
二、戏曲舞台的延伸:黄梅戏电视剧的流行和勃兴 |
三、黄梅戏音乐剧的尝试:《秋千架》创作排演 |
第二节 黄梅戏生行、旦行表演的继续发展 |
一、守正循矩:马兰旦行表演特色 |
二、由京入黄:黄新德生行表演特色 |
三、固定的生旦搭档对黄梅戏行当表演的促进 |
第三节 黄梅戏剧目剧化、雅化倾向 |
一、文革结束后现代戏剧目创作现状 |
二、改革开放与剧目创作的二度振兴 |
三、打造精品意识与黄梅戏剧目的剧化、雅化倾向 |
第四节 《柯老二入党》的剧化与《红楼梦》雅化之比较 |
一、剧目创作横向与纵向的处理不同 |
二、文人趣味与文化话语权的上移 |
三、剧化与雅化的精致与疏离 |
第五章 新世纪剧目创作现状与探索 |
第一节 滞后与平庸:剧目创排的现状 |
一、新世纪戏曲小剧场化的热潮 |
二、滞后与平庸:剧目创作现状 |
三、单一和重复:《遍地月光》、《孔雀西北飞》、《我的离骚》创排 |
第二节 创作的多元化探索 |
一、本土题材:小戏《六尺巷》的创作 |
二、生行担纲:《雷雨》的创排 |
三、歌舞演故事:《小乔初嫁》的创作 |
第三节 剧目三度振兴的期待 |
一、成就:剧目创作的高原 |
二、期待:剧目创作的高峰 |
结论 |
主要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教研科研成果、戏曲获奖 |
附件1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上演剧目故事梗概 |
一、传统戏剧目 |
二、移植剧目 |
三、改编历史剧 |
四、新编历史剧剧目 |
五、现代戏剧目 |
六、电影、电视剧、广播剧、音乐剧 |
附件2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上演剧目剧评、报道、谈艺录(1953—2006) |
附件3 传统黄梅戏剧目整理 |
附件4 2018年暑期田野调查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上演剧目 |
致谢 |
(7)论知青作家家族小说中的长子形象 ——以《白鹿原》等四部作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概念界定 |
1.2 研究现状 |
1.3 本文视角 |
第2章 知青作家建构长子形象的历史背景 |
2.1 知青作家的身份困境 |
2.2 社会转型的忧患之思 |
2.3 多元文化的融合趋势 |
第3章 知青作家视域下的长子形象类型 |
3.1 守成建设者 |
3.1.1 文化守成 |
3.1.2 仁义忠厚 |
3.1.3 隐忍求全 |
3.2 恶逆破坏者 |
3.2.1 反叛亲情伦理 |
3.2.2 反叛婚姻伦理 |
3.2.3 反叛社会伦理 |
3.3 去而复返者 |
3.3.1 政治回归 |
3.3.2 家庭回归 |
3.3.3 文化回归 |
第4章 知青作家视域下的长子形象新质 |
4.1 悲壮性 |
4.1.1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认同 |
4.1.2 从“殉葬品”到“守望者” |
4.2 颠覆性 |
4.2.1 颠覆“伯仲”的角色定位 |
4.2.2 颠覆“出走”的道德美感 |
4.3 复合性 |
4.3.1 合三为一式的人物特质 |
4.3.2 古今相融式的价值熔铸 |
第5章 知青作家视域下长子形象的意义 |
5.1 现代小说中长子形象的拓展 |
5.2 知青生命体验的具象化呈现 |
5.3 “共和之子”文化抉择的象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8)“孤岛”妇女期刊文艺创作的女性主体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一)妇女期刊 |
(二)女性主体意识 |
三、研究范围 |
四、“孤岛”时期妇女期刊研究现状 |
(一)论着类 |
(二)论文类 |
第一章 战争中拓荒:“孤岛”背景下女性话语空间的主体彰显 |
第一节 女性话语的彰显 |
一、现实“夹缝”中的发声 |
二、不同阵营,同一战线 |
第二节 女性话语的建构 |
一、女性特质的栏目设置 |
二、特殊群体的关注 |
第二章 人本意识的觉醒:女性家庭空间中的自我体认 |
第一节 人/女人:生命自由的追寻 |
一、生理:自然性别的认同 |
二、婚姻:自主婚姻与自由恋爱 |
第二节 女性/男性:反“父权制”下的女性成长 |
一、仇父情结:父女关系的破裂 |
二、娜拉效应:女性出走叙事 |
第三节 女性/女性:同性建构的女性世界 |
一、伦理之母:婆媳关系中的女性悲剧 |
二、私有领域:“姐妹情谊”的书写 |
第三章 走向社会的人: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主体建构 |
第一节 女性与社会:职业女性形象的塑造 |
一、底层职业女性的苦难书写 |
二、知识女性的职业困顿 |
第二节 女性与政治:边缘到中心——女性政治身份的认同 |
一、政治意识自觉性的召唤 |
二、义务:女性参军与后援责任 |
三、旧话新说:历史女性的翻案 |
四、时代女性群像 |
第四章 “孤岛”妇女期刊与其他地区妇女期刊的比较 |
第一节 与陕甘宁边区《中国妇女》的比较 |
一、女性立场的差异 |
二、妇女问题根源的挖掘 |
三、“劳工神圣”论 |
第二节 与《妇女共鸣》的比较 |
一、女性想象“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
二、男性形象的塑造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9)“故乡”“异乡”与“原乡” ——论徐则臣小说创作中的“归来”主题(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历史夹缝中的“70后”一代 |
二、自我的确证与走向世界的历程 |
三、经典意识与审美自觉 |
第一章 故乡:起点与“初心” |
一、乡土乌托邦 |
二、沉默与无名 |
三、回不去的故乡 |
第二章 异乡:“自我”与“世界”的相遇 |
一、出走到“世界” |
二、“漂泊者”、“新工人”与城市边缘群像 |
三、无法抵达的“世界” |
第三章 原乡:精神自救与灵魂“返乡” |
一、歧路彷徨与理想追寻 |
二、精神自救的可能 |
三、心安之处与应许之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10)中国独幕话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动机与背景 |
二、研究现状与目的 |
三、创新点与价值 |
第一章 “五四”启蒙的引领和开创 |
第一节 中国戏剧的转型 |
一、西方戏剧的传播 |
二、传统旧戏批判 |
三、“爱美剧”运动的兴起 |
第二节 “五四”独幕剧发展概述 |
一、中国现代话剧文本创作的“终身大事” |
二、独幕剧译介引领先河 |
三、创作群体的“跨界”探索 |
第三节 开创性的剧作和剧作家群体 |
一、“娜拉剧”的创新探索与演变升级 |
二、丁西林开创独幕剧“喜剧范式” |
三、“融西贯中”的剧作家群体 |
第二章 为抗战服务的实验与开拓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话剧创作的黄金时代 |
一、蓬勃开展的戏剧运动 |
二、戏剧理论建设的丰收 |
三、积极推进戏剧民族化方向 |
第二节 抗战独幕剧的特色 |
一、“急就章”和“排头兵”:与时代同频共振 |
二、街头剧的衍生:探索多变的演剧形式 |
三、抗战演剧队:创作和观演方式的开拓 |
第三节 探索试验性的创演案例 |
一、于伶和抗战“报道剧” |
二、《好一记鞭子》:应时而作的创新与探索 |
第三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突破与爆发 |
第一节 新中国话剧生存土壤 |
一、“工具论”指导下的话剧创作 |
二、苏联戏剧观的影响 |
三、戏剧的“四次创作浪潮” |
第二节 “十七年”独幕剧发展概述 |
一、紧扣时代脉搏的独幕剧创作 |
二、全民开启独幕剧的“全盛时代” |
三、独幕剧创作主体的转向 |
第三节 创新突破的代表剧作 |
一、突破与发展:女性题材独幕剧特色 |
二、先锋与探索:独幕讽刺喜剧特色 |
第四章 最后的挽歌:新时代的沉寂与延展 |
第一节 新时期中国话剧生存图景 |
一、文革后的喷发 |
二、独幕剧在困境中求索创新 |
第二节 独幕剧的微光与流变 |
一、最后的实验与探索 |
二、独幕剧与戏剧小品之辨析 |
结论 呼唤独幕剧精神 |
第一节 呼唤独幕剧精神之“与时代同频共振” |
一、有灵感缺灵魂:当代中国话剧的突出问题 |
二、中国话剧应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
第二节 呼唤独幕剧精神之“重场戏意识” |
一、重场戏:优秀剧作的重要元素 |
二、道阻且长:训练重场戏意识 |
第三节 呼唤独幕剧精神之“创新探索实验之光” |
一、纸醉金迷:中国话剧发展之痛 |
二、探索和创新:中国话剧前行之核心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读期间的研究(创作)成果 |
一、作者简历 |
二、在读期间的研究(创作)成果 |
四、一名出走教师归来之后(论文参考文献)
- [1]徐则臣小说“归乡叙事”模式研究[D]. 张昱.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2]“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D]. 高祎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3]“故乡”与“异乡” ——徐则臣小说论[D]. 颜小珊.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4]王安忆小说中知识青年的“出走”问题研究[D]. 王燕飞. 延安大学, 2021(12)
- [5]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D]. 胡贝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从传统到现代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目建设研究(1953-2019)[D]. 江爱华.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7]论知青作家家族小说中的长子形象 ——以《白鹿原》等四部作品为例[D]. 孙轲. 湘潭大学, 2020(02)
- [8]“孤岛”妇女期刊文艺创作的女性主体意识研究[D]. 崔丹.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7)
- [9]“故乡”“异乡”与“原乡” ——论徐则臣小说创作中的“归来”主题[D]. 杨建英.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10]中国独幕话剧研究[D]. 林琳. 上海戏剧学院,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