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父子长期分离引起的（论文文献综述）
何旭[1]（2020）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创新投入与经营绩效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代际传承是区分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关键因素也是家族企业得以延续并发展壮大的重要环节。目前,代际传承已成为中国家族企业在追求“基业长青”路上正面临的紧迫任务和主要挑战。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形势不稳定因素增多的大环境下,处于代际传承期的家族企业往往发生创新变革,以期通过提高绩效的方式确保代际传承的有效性。因此,进行代际传承、创新投入与经营绩效关系研究一方面可以为当今时代背景下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时期创新及绩效的变化情况提供必要的证据;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进一步探索绩效的提高方法,以确保家族企业顺利稳健地完成代际传承。鉴于上述分析,本文展开了以下研究:首先,基于代际传承过程观并考虑现阶段中国家族企业普遍的传承方式,将二代进入家族企业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作为研究的开始时点,将后续传承进程划分为父子共事阶段和二代接收阶段;其次,利用2010至2016年间中国沪深两市A股已完成代际传承家族企业的研究数据,探究了代际传承时期经营绩效与创新投入的阶段性差异;接下来,探究创新投入在代际传承与经营绩效间的中介效应;然后,通过变量替换和提高家族企业筛选比例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基于已有结果展开进一步研究,一是探索股权制衡有调节的中介效应,二是将样本分群,利用Chow-Test检验进行父子共事阶段持续时间的差异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家族企业由父子共事阶段跨越到二代接收阶段将对经营绩效起到抑制作用并对创新投入起到促进作用;第二,代际传承阶段跨越后创新投入的提高对经营绩效产生抑制作用,创新投入在代际传承进程与经营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中介效应,“传承——创新——绩效”影响路径成立;第三,提高股权制衡度会削弱创新投入对经营绩效的抑制作用,股权制衡在影响路径中起到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第四,样本分群结果显示,增加父子共事阶段的持续时间同样会削弱创新投入对经营绩效的抑制作用。本论文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介绍选题背景、阐述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并作以评述、梳理研究内容、列明创新点。第二章为基本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界定家族企业和代际传承概念、明确代际传承阶段划分方式、回顾本文运用的理论。第三章为研究设计,提出假设、选取所需变量并说明衡量方法、构建实证模型。第四章为实证研究,说明样本选取方式、完成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主效应及中介效应检验、稳健性检验和进一步研究、基于结果提出相关管理建议。第五章为结论,总结已得结论、对未来研究作以展望。
陶自祥[2]（2013）在《分裂与继替：农村家庭延续机制的研究 ——兼论农村家庭的区域类型》文中研究表明在华北村庄农民的观念中,“光棍”不算一个家庭,而在中部村落农民的观念中,“光棍”是一个意义完备的社区性家庭,但在华南村落农民的观念中“纯女户”才是毫无意义的家庭。不同区域农民对家庭的认识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农民观念中的家庭在熟人社会中如何生长出来的?家庭延续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家庭性质及其文化内涵有着怎样的区域类型差异?如何阐释这些区域类型差异?本文从家庭分裂与继替切入,以家庭延续为研究对象,以区域类型比较为研究方法,以家庭“三元素”为理论分析框架,以家庭性质为研究目标,旨在建构一个理解我国农民家庭延续现象的总体性解释框架。换而言之,本文旨在探讨子家庭如何脱离母家庭,并经历怎样的社区化过程,才能继承和发展母家庭特质,最终成为符合“地方性知识”要求的家庭。文章论述的内容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分析框架。为便于理解家庭延续机制,本文从复杂的家庭生活现象提炼出家庭“三元素”,即分析家庭的三个面向。概括地说,一个完整的家庭需要具备相对完整的财产权、承担合理的伦理责任、生长为相对独立的社区性家。家庭的延续就是从母家庭中分裂出来的子家庭的财产权生成、伦理责任实践和社区性家扮演的动态过程。第二部分从家庭三元素角度分析了华北农民家庭延续机制。华北平原父权缺乏祖产支撑,父权不强,所以儿子成家后就有从母家庭中获得独立财产权的强烈要求,进而引发兄弟相互争产和母子家庭财产权冲突；同时在“门子”竞争压力下,父母“过日子”旨在完成子代成家的任务,造成家庭所有资源流向子代,从而形成厚重失衡的代际伦理责任；子代在获得“家格”之后,替代母家庭参与社区互动,母子家庭社区性身份呈现出一种更替的关系。第三部分从家庭“三元素”实践形态切入,并进而比较了家庭继替模式的区域类型差异。华南团结型村落宗族价值规范较强,家庭存在等级性的代际关系和权力格局。家庭延续时凸显出传统大家庭父权的色彩,母家庭相对于子家庭,在财产权、家庭资源配置和社区化过程中都具有优势,子家庭是在母家庭的庇护下成长。“父在,子不能专”,只有当父亲去世,或主动移交当家权之后,子家庭才获得独立完整的财产权和社区参与资格。因此,华南宗族性家庭延续是一种“承继模式”。华北分裂型村庄农民家庭延续时,子家庭对母家庭分割、替代,财产始终为核心家庭所控制,母子家庭的财产权是冲突的；在伦理责任方面,子代成家立户是父母最“操心”的事,从而形成失衡的代际伦理责任；在社区交往层面母子家庭的社区性身份不兼容,母家庭随子家庭成长而逐渐消亡。因此,华北农民家庭延续是一种“更替模式”。中部分散型村落农民家庭延续过程中,由于家族发育极不成熟,家庭是一个提供个人生活体验的场所,财产权转移不明显,子代成家之后,母子家庭财产权独立并存：在伦理责任方面,家庭缺乏超越性价值诉求,父母不必为子代成家而“操心”,是一种低度的代际伦理责任；子代成家之后,母子家庭自由度很强,母子家庭成为互不干涉的两个社区性单位。可见,分散型村落农民家庭延续是一种“共存模式”。第四部分讨论了“不分而分”家庭延续模式。区域类型村落家庭延续模式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家庭子女数量锐减,在打工经济背景下,超越区域类型具有全国趋同性的“不分而分”家庭模式逐渐出现,母子家庭不需经历分家形式就可在财产权、人情往来方面发展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主体。通过对家庭延续现象进行区域类型比较后,本文得出三个基本结论：一是家庭性质存在区域类型差异。华南农民家庭本质上是以世系绵延为目标的“祭祀性”家庭；华北农民家庭延续旨在把“家格”传递给子代,继续参与激烈的社区生活竞争,其本质是一个“竞争性”家庭；中部农民家庭本质上是“生活性”家庭,家庭存续是为了满足个人现实物质生活体验。二是家庭延续机制的差异是由于构造家庭“分、继、合”三种力量的组合程度造成的。三是独生子女家庭增多,家庭延续开始从“单系继承”向“双系继承”这一超越区域类型的趋同性模式过渡。
徐龙飞[3]（2011）在《形上之路:“Una essentia-tres personae”——论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上帝论的哲学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出现以前,基督教哲学一直面临着这样的矛盾:按照三位一体的官方表述,上帝的本质和存在便不全等。因为如果上帝的本质是关联性的,则其本质便不是简质的,而上帝必是一种简质性存在。为解决这一难题,奥古斯丁创造了一种模态式的三一论,即三个位格可被理解为至一的三个模态。他抛弃了Ousis和Hypostasis的理论,而用位格（person）的概念将上帝的至一性解释为无可消解的关系性,其根本原则便是位格概念中体现出的本质和存在的统一。从而,父和子的至一性,不意味着父与子各自独立的简质性。对于任何一个位格的表述,都是在关联其他位格、关联整体的意义上讲的。
何爱玲[4]（2020）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绩效的影响研究 ——父辈参与和兄弟传承冲突的调节作用》文中指出家族企业是我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成分,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引擎和支柱作用。代际传承是家族企业基业常青的关键节点,由于家族成员对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重大影响,代际传承的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心家族成员。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已经或即将进入交接班时期,然而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言论仍不绝于耳。因此,探讨代际传承过程中家族成员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方面,能够帮助家族企业明确影响代际传承过程的因素,做好传承计划和财产分配安排;另一方面可以指导家族成员明晰个人角色定位,促进家族企业基业长青。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利他主义理论和社会资本传承理论,研究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家族企业创始人、兄弟关系家族结构导致的家族传承冲突在代际传承过程的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传承后,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呈现下滑趋势;（2）权力交接后,创始人继续参与企业管理辅导继承人,能形成权力过渡的缓冲期,减轻因权力交接对企业的不利影响;（3）创始人具有多个子女的情况下容易引发传承冲突,阻碍代际传承过程的顺利进行。本研究可能具有以下理论贡献:首先考虑了家族企业的共性,从家族企业整体的角度探讨了代际传承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丰富了代际传承相关的研究内容。其次,考虑了家族成员的个人“特性”和“独立性”,研究了以创始人和创始人子女为代表的核心家族成员对传承过程的影响,为传承过程中家族成员应该如何在企业中各司其职提供理论参考。本文在考虑了家族企业的整体共性的同时,研究了家族成员个体异性对传承过程的影响,补充了家族成员个体相关研究,为家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重要思路。
李洋[5]（2019）在《以“亲亲相隐”问题视角探析韩非子思想》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亲亲相隐”视角探析韩非子思想,结合《韩非子》这一文本,以“亲亲相隐”问题所涉及的几对关系,即家与国、私与公、德与法的关系为入手处和着力点来探析韩非子的思想。探究韩非所构建的社会秩序,所倡导的价值选择,以及韩非为维护其所构建的理想的政治伦理秩序和价值选择所构设的政治上的主张和制度上的落实。“亲亲相隐”问题和韩非子的思想都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以“亲亲相隐”问题视角探析韩非子思想这一角度尚未被学者充分讨论,本文创新研究视角,将两者结合起来,以“亲亲相隐”问题视角,根据由“亲亲相隐”问题所涉及的家与国、私与公、德与法几对关系,来探析韩非子所主张的伦理秩序、价值目标和制度保障,管窥韩非子思想。《韩非子·五蠹》篇直析“亲亲相隐”的直接案例——“直躬证父”,韩非的观点是反对“亲亲相隐”。在家与国、公与私、德与法的系列关系中,韩非站在国、公、法的立场上。韩非的观点是君权至上,为法为公的。在韩非的伦理序列里,君权高于父权。韩非重“利”轻“情”,主张人性相利、是趋利避害的。父子与君臣之间都是以利相计的,挖掘出了父权与君权,家与国之间的冲突,分离忠、孝两个概念,韩非以忠统孝,倡法治,反对“亲亲相隐”,维护君国之利。韩非认为,为己、为家、为“情”乃为私,为君、为国、为众乃为公。公私相背,韩非主张立公废私。为维护公利,韩非由此理顺了一套治理国家的明法治、行赏罚、去私恩、卫公利的政治举措。对于德与法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韩非为确保其理想的社会伦理秩序和价值选择所构设的一个政治上的落实和制度上的保障。韩非务法不务德,主张严刑峻法,以刑去刑,建构了一套以法为教、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理论体系,用以维护君国之公利。学术界关于“亲亲相隐”问题的讨论经久不衰,但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下所讨论的有关“亲亲相隐”问题的重点是不同的。在先秦时期,法家、儒家都是从一种政治的角度,探讨一种“亲亲相隐”问题中所选择的政治伦理秩序,从而构建自家学派的伦理秩序和政治主张,是站在君、国的大立场去看待和讨论。如今郭齐勇老师、刘清平老师等学者的讨论,多是从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以新的视角重新讨论阐发此问题。现代阶段的讨论多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探讨“亲亲相隐”或是“亲亲相举”对人性的考验,对于社会公正,现代人权的影响。其讨论视角和讨论主体也都发生了变化。在先秦时期,韩非对于“亲亲相隐”问题的讨论是独树一帜的,其间反映的韩非所构建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和社会价值选择,不同于当时的儒家所构建的亲亲、尊卑的社会结构和秩序。打破了传统的“亲亲”的社会模式,韩非以“利”取代“情”作为纽带,消解了家庭的基础性、根本性的地位,但是韩非忽视了家庭在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韩非把他所倡导的这种性恶论倾向的人性论,将人人“以利相计”的价值观笼罩于全社会的范围内,特别是推及到了家庭中去,摒弃了一切情感、道德的因素,这是不足取的。韩非主张的以法为教,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管理体系中,蕴含了一定的进步的平等、公正的思想元素,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中身份、阶层固化的状态。但是韩非所讲的法治仍有其局限性,其讲的法治与现代法治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韩非所主张的法治还是以君为中心的,其所倡导的法治是为维护君主的统治,驭臣驭民的工具,而现代法治则是以民为中心的,一种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序良俗、稳定和谐的一种社会管理运行的系统化的制度。
刘娟[6]（2015）在《《尤利西斯》中关于“父子”母题的探讨》文中提出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爱尔兰作家，生于1882年，卒于1941年。1902年便开始了在欧洲大陆的流亡生活。在自我放逐中，他不断关注着爱尔兰，所以称自己从未离开过爱尔兰。他写的每一部作品都和爱尔兰息息相关。他几乎把周围的一切写入了作品，有极强的自我代入感。本文将原型批评、阐释学等批评方法提供的解读视角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对父子母题进行了多层次阐发。绪论：乔伊斯研究综述。介绍乔伊斯的家庭、文化等背景和文学创作，《尤利西斯》主要内容以及有关父子母题的研究现状，在众多父子关系中明确研究的父子对象主要是布鲁姆、西蒙和斯蒂芬。第一章：抵制父权。本章从历史文化背景、斯蒂芬和乔伊斯三个角度研究了西蒙和斯蒂芬之间形成对抗关系的原因，揭示了父子关系不和的普遍规律性和斯蒂芬与西蒙矛盾的特殊性。第一节借用母题理论并结合文本阐述了“父子”是《尤利西斯》的一个重要母题。乔伊斯顺着古希腊神话和文学、中世纪宗教、文艺复兴和现当代文学中父子母题这条主线，对父子关系作了一次全面的探讨。解析乔伊斯如何将《尤利西斯》建构成一个父子文本。第二节从“俄狄浦斯情结”、宗教对父子关系的影响、儿子是父亲不伦不类的重复和父亲对儿子的嫉妒四个维度，深入斯蒂芬的思想，探究了他的“亲子关系论”。第三节，结合乔伊斯的传记，论证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母题是对自己父子关系的不遗余力的自传性书写，他将自己与约翰父子关系的很多特质搬迁到了斯蒂芬和西蒙的关系中。第二章：父子相认。西蒙的固执将斯蒂芬推向了布鲁姆的怀抱。乔伊斯采用了互文性、流浪汉小说和父子形象的双重并置来步步引导和推敲。第一节，乔伊斯选用了《奥德赛》作为一个互文文本来重写神话。西蒙父子关系的血缘性和布鲁姆父子关系的精神契合，与尤利西斯和忒勒玛科斯的父子关系形成对应。探究并对比五个人物形象和父子关系性质的区别，着重从政治角度解读父子关系。单纯的尤利西斯式的帕涅尔不能只手解放爱尔兰，爱尔兰需要许多似于布鲁姆的“市民之父”，现代的寻父之路倍加艰辛。第二节，依次分析《尤利西斯》第一章到第十三章中出现的有关父子母题的内容，探究布鲁姆和斯蒂芬两位“流浪汉”以流浪的形式互相寻找的过程和意义。布鲁姆和斯蒂芬流浪于各种语言之间：始于死，终于生。生的艰难意味着爱尔兰的新生同样举步维艰。第三节，梳理十四章和十五章布鲁姆遇见斯蒂芬并做无意识陪伴的内容，解析十五章及其之前表现父子母题的重要方法——父父和子子双重并置。并分析文学艺术在父子文本中的重要作用。文学艺术的情感包容性正是斯蒂芬精神探索的一个突破点。第三章：父子归位。布鲁姆和斯蒂芬作为精神父子回家本是“归位”，作为没有血缘关系的父辈和子辈，斯蒂芬离开布鲁姆的家，也是正常的“归位”。结合文本分析这两次归位的原因和意义。第一节，结合文本十六章和十七章前半部分有关父携子归的内容，分析父子成为彼此心灵慰藉的过程，使精神得以升华，凸显了人文精神，是敬重生命，而非野蛮和暴力。主张在精神世界罢免天主教父亲。第二节，结合十七章父子不和谐部分以及斯蒂芬离去的场景，探究斯蒂芬深夜离去的原因。第三节，结合整部作品，从政治、宗教、文学、文化意蕴作进一步分析，并对父子关系作一次伦理思考。结语：概括《尤利西斯》中父子关系的现实性，总结乔伊斯织入父子母题中的政治宗教、文学艺术和文化指涉。
周萍[7]（2015）在《社会工作介入流动家庭亲子关系研究 ——以昆明W社区为例》文中认为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国农村地区开始大量向外输送劳动力,并在90年代达到第一个高峰。此后的时间里,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各地城市的不断扩张,对农村流动人口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据统计,全国范围内流动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亿之多。由此,在城市的边缘地区,越来越多的流动家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对城市怀抱着美好的憧憬和期待,然而来到城市却面临着沉重的生活压力：经济拮据、工作压力大、城市融入难等等问题接踵而至。在诸多外界困境的压迫下,他们对家庭内部的紧张和焦虑却无暇顾及。而其中较为紧迫的问题及亲子关系。由于本身教育程度便较低,大部分流动家庭只能选择将对子女的照顾和教育放置于生存压力之后。最终使得亲子关系日益焦灼,尤其是常年在外工作的父子关系更是淡漠。在流动家庭中,子女渐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行为,包括品行问题、情绪冲动焦虑、攻击性行为等。研究证明,亲子关系对于子女的心理发展和人格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因而,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笔者选择了昆明流动人口聚居的W社区对流动家庭的亲子关系这一议题进行研究,力图通过社会工作的服务介入改善流动家庭的亲子关系。经过对社区的前期调研收集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再结合文献,笔者发现在W社区流动家庭存在的亲子关系问题主要是由父母的教育和亲子观念、家庭经济情况、家庭分工情况和子女自身所处的反抗期心理特征所导致的。故在7周的亲子课堂活动中,笔者针对这几个成因进行了介入。最后结果表明,社会工作在介入流动家庭亲子关系问题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沟通技巧的提升上效果明显。但在具有结构性背景,例如父母的分工状况、传统亲子观念等问题上的收效有限。故笔者建议,在介入流动家庭亲子关系时,应先以技巧传授为主,缓和紧张焦虑的亲子关系,然而再以长期持续的观念转变为目标。
方旭东[8]（2018）在《1980年代以来乡村的“家”及其变迁 ——以皖西南Z村为例》文中指出这是一项得益于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视角的田野研究。所选田野是皖西南的一个自然村落——该研究中的Z村。“过日子”是村落社会基本的生存心态。“过日子”的主体是人,“过日子”的意义是为了“好好活着”。“活着”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生活品格。“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时代变迁中的“活着”、“活法”,有什么新的变化?什么因素导致如此变化?变化的结果如何?以上追问是本研究希望求解的内容。围绕村落社会的日常生活,“活着”这一生命哲学观具有很强的实践感,立足时空与事件的周期性往复运动,赋予“活着”特定意义、特定方法,最终都可归结到“为了家”这一理念与行动之中。“家”成为村落社会得以可能的一个关键词。“家”不仅是村民人生意义的原结构,也是村落社会结构中的组织单元。同时,“家”也是村落社会中重要的情感结构,与乡关联到一起形成人文地理学与文化人类学中的地方性——“家乡”。家乡是在历史与实践合意中生成的地方性主体自觉意识。不只是从外围“观看”乡村,深入乡村内部去理解“家”,很大程度上更容易阐释乡村。树立起村民——生活者这一主体身份,以家为主轴尝试理解村落社会的时代际遇便是本文的研究思路。“家”在该研究中是一个分析单位,也不妨理解为洞察社会变迁的一种方法。历史社会学的叙事基调贯穿研究始终。时间段是1980年代至今。大致时间分别对应着三段:1980年代,1990——2010年,2010年至今。空间上从家屋——邻居——村落——乡镇——城市展开。情感结构上从家福——在家——家族——村落共同体——家乡推进。针对不同时段“活着”的特点,文章分为“在家”、“离家”、“回家”三个部分。1980年代的在家生活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家福的民俗约定确立起“家”的神圣性。家屋到村落空间的拓展,依照差序格局原则,内嵌着从家户到“大家”的村落共同体感形成。“靠山吃山”,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维系着家计需要的基本满足。乡村手工业成为小农经济必要的补充。血缘（家族）、地缘（邻居）情谊中生成的互助式劳动、礼俗经济与社交等,充当着村落社会福利功能;一定程度上,通过互相帮扶,确保了“家”的平民化再生产。长老统治与乡贤主导村落事务,充当着人格化社区治理的功能。民间道士、风水师把持着乡村民俗文化仪轨。总体而言,1980年代的家得以可能的条件是村民拥有相对完善的“在家”与“在一起”的礼俗系统与国家制度保证。1980年代制度性成就乡野之家最后的顶峰。1990年——2010年,“家”被分离成两部分:进城务工者与留守者。宏观社会结构调整,导致“靠山吃山”的在家生活难以为继,“离开家才能’为了家’”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家”被分裂、村落成员被分离,导致“家”为主轴的乡村生活系统逐渐瓦解。进城务工人员遭遇的主要困难并非是承受体能劳动的高度抗压,而是实际生活脱嵌于曾经习惯且被承认的在家生活方式。进城务工者身体与情感悬挂于两种生活系统的边缘状态,过着“身在城市、心在家乡”的生活。“想家”与“牵挂”成为进城务工者、留守者普遍的精神叙事。身体与情感必须同时忠诚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且无法在实践中相统一,是对农民最大的伤害。农民的实践感中不再能维护总体性“活着”的意义。拥有手工业技能的村民是第一批次进城务工人员。与这些村民具有地缘、血缘上密切相关的人,一般是只拥有“蛮力”的“老实人”——成为被技术民工带进城的第二批进城务工者。第三批进城务工者主要是第一批、第二批进城务工村民的子女。村落共同体内部横向社会关系与家庭内部代际关系互相胶合,成为村民进城务工模式。“家”作为一个隐性成本成为城市大建设、大发展的牺牲品,农民、农村却没有获得应得的名声。作为一个拥有独立主体的“农民工”被生产出来。在宏观社会结构高压与近乎资本原始积累的具体雇佣关系中,进城务工人员成为被公德流放者。在实践中得不到法律保证与公德的沐浴,必要的时候,有意识主动成为“无公德的个人”,被他们视为是“保全自身”必要的武器。“农民工”一旦返乡,又会还原其在熟人社会关系中由礼俗约定的农民面目。“农民”的生活世界与自然、乡土具有不可分割性。传统农民过的是一种总体性生活,几乎一成不变的生活在代际中传承且循环。“农民”一旦脱嵌于乡村时空,在当今的城乡二元结构中,注定过着一种单向度的、矢量线性生活。农民进城务工结果,越发偏离“为了家”的进城务工初心。2010年以来,从观念到实践,村民逐渐踏上“回家”之路。“农民工”对未来的期望——“回家”。第一批、第二批农民工有近乎30年的进城务工史,他们可能实现的最好未来是能够回家“养老”。第三批农民工渴望“回家”创业,再过上“城里人”生活。前者视“回家”为人生的彻底返回,家是身体与精神合一的归属。后者视“回家”为“逆城市化”的生存策略,将家乡当成一种创业资源。1980年代以来是村落社会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生活系统逐渐瓦解的过程。“乡村空心化”,本质上是家的衰落。无论哪一种意义的返回,都可能导致乡村“空心化”状况暂时得到缓解——家等回它真正的主人。“家”一旦被思考,自我拯救的意识就可能被激活。国家应该对被瓦解的家给予最大的善意,在制度上保证进城务工者获得返乡的生存机会,还原乡野之家的本来面目:一家人、“在一起”过着“在家”、“在乡”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乡村,还是作为具备创业机会、“资本下乡”的乡村,长远来看乡村依然面临着不确定的命运。Z村人建设家园的实验性实践,如果放到“城乡结合度”的理念中,可能是化解城乡关系割裂、紧张的一种积极探索。彼此互相承认与嵌入各自合理的要素,在互通、互融中重塑新的城乡关系,才可能树立起各自“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的文明社会形象。
皇甫睿[9]（2018）在《从传统到现代：生态扶贫语境下的生计变迁研究 ——以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凸显,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中国,近年来提出“生态扶贫”的扶贫方针与政策,受到世人的关注。“生态扶贫”概念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同时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若要正确理解“生态扶贫”的内涵,找到合适的“生态扶贫”路径,首先应该对此前的扶贫理论、指导思想、扶贫手段等进行全方位的梳理。此前中国的相关决策者、执行者和专家学者从扶贫理论的建构到扶贫路径、手段的选择与实施,都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同时也获得了一定成就。此前的相关研究,主要受西方发展经济学“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深远,该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应该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文化价值观等,完成“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并将这样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扶贫实践,进而衍生出“梯度理论”、“工业反哺农业”、“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等相关理论指导思想,辐射出农业的现代化、工业化发展模式,以及“企业公司+农户”的帮扶措施等。然而,面对的结果却是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仍然没有获得根本上的解决,反而还伴生了更多的社会问题。那么,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思想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生态扶贫”实践,则值得深入探讨与反思。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产生于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将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旨在拉拢、控制这些国家站在自己阵营,以在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对峙中获得有利地位,甚至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而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多民族融合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下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发展经济学应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显然都不合时宜。当下,中国的十四个连片贫困特区大部分位于少数民族地区,也基本处于传统的第一产业区,其生态系统和文化系统存在显着的差异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推行的扶贫开发必然是凭借汉文化对异文化区域所从事的开发活动,必然涉及跨民族、跨文化、跨区域的活动事项。从生态民族学的视角来看,不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与稳态延续,是各民族成员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在超长的历史时段内,为满足当事民族全体成员生存与繁衍的需求,凭借各民族文化在对当事民族的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产物。这样的民族共同体,即为斯图尔德所称的“文化生态”共同体。“文化生态”共同体是一个个相对独立完整的自为体系,必然表现为在自身特有信息系统的节制下,不断从外界获取物质与能量,而进行的有序、有节制的交换与重组。各民族的文化系统正是其自身特有的信息系统,是维系整个共同体自为体系自我运行的内生动力,也是“文化生态”共同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网状交织的粘合剂。这样的文化系统同时也会受到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制约与模塑,而不会肆意干预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因而,该文化系统中共同体成员的观念意识,一方面会受到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制约,另一方面则会引导共同体成员选择某种资源利用方式（经济样式）,从而使得共同体内部逐渐形成与之相适应和匹配的技术系统和组织系统。这样的“文化生态”共同体必然具有特定的地域性、特定的民族归属性、整体性、功能性和稳定性等特点。历史证明,“文化生态”共同体能够稳态延续上千年的基本前提是,以其特有文化为主导,推动共同体内部的有序运行,并维系其共同体基本结构的稳固。可见,这些地区的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绝对不是纯经济问题,也绝对不能凭借单一的经济手段或措施来加以解决。论文主要由七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针对当前扶贫工作中遗留的负面问题进行阐述,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国内外动态进行文献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生态扶贫”的全新理解和认识。第二至第五部分,将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作为研究对象,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共同体,以其几百年的生计变迁为切入口,分别从历史进程、生态背景和文化变迁的三个维度,深入分析该苗族村寨每一次生计变迁的内外部动因和时代背景,探明变迁前后两种生计方式之间的传承、变化关系,揭示生计变迁后相应社会制度框架下的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最终发现,当这个“文化生态”共同体当面临来自外部力量的冲击,其力度与方式没有触碰共同体的内部核心结构,共同体的文化系统则有自主能力随即做出相应的调整,在传统生计的基础上适当吸收、改造外来文化因子为其所用,这样并不会阻碍或扰乱共同体内部的自行运行,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也并不明显。而当外来因素对这些特定区域、特定人群所拥有文化系统的核心结构改变或破坏,传统生计自然遭到摒弃,那么共同体内部的自我运行则会受阻,表现为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显着。特别是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在中国形成的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发展思路,应用于农业发展和扶贫实践工作,会导致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陷入恶性循环之中。通过结合历时态和共时态的研究分析,一步步破除西方的发展主义神话,揭示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扶贫开发中的虚伪面具。第六部分针对前面的论述研究,对黄金村今后的扶贫发展路径提出建议。最后一部分得出结论,西方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生态扶贫”;中国的“生态扶贫”应该从国情出发,摆脱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束缚,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人类本身就置身于千差万别的文化系统和生态系统之中。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是要将各民族文化化异为同,也不是求同存异,而是在承认并尊重各民族文化间存在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自擅长的方式和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来参与人类现实整体性、多元一体化的宏伟叙事。传统的并不都是糟粕,对贫困地区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吸收和保留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共同体成员所生息的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有序运行的基础上,去考虑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接轨,而不是为其寻找一个并不适合的“替代方案”。以此为鉴,旨在为当下的“生态扶贫”提供全新的思路与有效借鉴,促进“生态扶贫”终极目标的实现,以及推动现代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
李永萍[10]（2017）在《“学会做老人”：家庭转型视野下的农村老年人危机 ——基于北方农村的分析》文中指出本文基于华北农村的田野调研,以现代性进村为背景,以家庭再生产为分析框架,通过阐释农民家庭转型的机制和路径,展现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生成逻辑。1980年代以来,依托市场化和城市化,现代性力量席卷中国农村社会,并触发了农村社会基础结构之变。在村庄社会的场域中,流动的现代性重塑了农民的生活系统,形成了“流动—分化”的社会结构、“发展—竞争”的动力结构和“去魅—风险”的观念结构。为了回应现代性压力下的生活系统之变,农民家庭再生产逐渐实现由简单家庭再生产向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转变,从而改变了家庭内部资源、权力和伦理的配置逻辑,重塑了农民“老化”的路径。因此,本论文的展开主要遵循明暗两条线索。其中,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过程——机制”分析构成了本文的明线,并最终指向农民家庭的转型机制和转型家庭的实践形态;而在家庭再生产逐渐展开的代际互动过程中,父代的“老化”过程和路径构成了本文的暗线,并且最终形成了老年人危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从微观层面呈现了农民家庭的现代性适应。在家产配置层面,父代努力集聚资源并通过“提前分家”的方式向子代家庭转移资源,导致分家的名实分离,虚化了分家标定的父代的责任边界,形成了以子代为中心的资源凝聚。在家庭权力层面,妇女婚姻主导权的崛起使得子代迅速俘获了当家权,并瓦解了当家权的公共性,家庭政治渐趋失衡。为了维系家庭再生产的稳定,父代自觉地退出与子代的家庭政治互动,从而实现了以子代为中心的权力关系整合。在家庭伦理层面,发展主义的嵌入重构了家庭再生产的目标,进而触发了伦理本位与家庭本位的脱离,父代单向度的伦理实践构成了扩大化家庭再生产之展开的强韧动力。实际上,个体的“老化”不仅是自然性的生理演变过程,而且因为嵌入家庭再生产而获得了丰富内容。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父代的“老化”体现为三个方面:在家产持续转移中逐渐走向底线生存,在权力的持续让渡中地位逐渐边缘化,在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走向对子代的依附。因此,父代“老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其资源剥夺、权力失语和价值依附等同时展开的过程,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老年人危机的内涵。“老化”的三重脉络构成了理解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基础。基于老年人群体内部的代际差异,“老化”不仅是以中年父代为基础的纵向弱势积累过程,而且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中年父代“老化”的特有路径及其承载的压力也进—步向上传递,从而将高龄老年人也卷入其中。因此,纵向的弱势积累和横向的压力传递构成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生成的两条路径。老年人危机的生成逻辑凸显了中国农村家庭转型的复杂机制。从简单家庭再生产向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转变说明,农民家庭的功能并不必然随着现代性的进入而弱化,中国家庭制度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弹性,并塑造了转型家庭的实践形态——“功能性家庭”。不同于“伦理——结构——功能”模式下由伦理主导的传统家庭制度,现代性的压力激活了家庭的功能之维,功能替代家庭伦理成为家庭制度的基础,并且改变了家庭伦理的运作方位和实现方式。通过这样一种适应性调整形成了“功能——结构——伦理”的匹配模式,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由此得以克服资源和权力非均衡配置中的伦理负担,并实现了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正当化。功能性家庭是理解中国家庭现代化转型的核心,突出了家庭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因素的复杂关联而非简单对立。嵌入家庭转型的农村老年人危机揭示了家庭转型的伦理陷阱,老年人危机也因而锁定在家庭领域。因此,当前学界从贫困问题、留守问题和伦理危机等视角出发对老年人危机的“社会问题化”建构未能触摸到老年人危机的深刻性和辩证性,以老年人危机为基本形态的转型之痛实际上也预示和承载着农民家庭和农村社会的转型之梦。
二、由父子长期分离引起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由父子长期分离引起的（论文提纲范文）
（1）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创新投入与经营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代际传承与经营绩效的相关研究 |
| 1.2.2 代际传承与创新投入的相关研究 |
| 1.2.3 创新投入与经营绩效及创新投入中介效应的相关研究 |
| 1.2.4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2 基本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家族企业 |
| 2.1.2 代际传承及阶段划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高层梯队理论 |
| 2.2.3 社会情感财富理论 |
| 3 研究设计 |
| 3.1 假设提出 |
| 3.1.1 代际传承期经营绩效的阶段性差异 |
| 3.1.2 代际传承期创新投入的阶段性差异 |
| 3.1.3 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 |
| 3.2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3.2.1 被解释变量 |
| 3.2.2 解释变量 |
| 3.2.3 中介变量 |
| 3.2.4 控制变量 |
| 3.3 模型构建 |
| 4 实证研究 |
| 4.1 样本选取及说明 |
| 4.2 实证结果分析 |
| 4.2.1 描述性统计 |
| 4.2.2 相关性分析 |
| 4.2.3 多重共线性诊断 |
| 4.2.4 主效应及中介效应检验 |
| 4.3 稳健性检验 |
| 4.3.1 变量替换法 |
| 4.3.2 调整样本选取标准的检验方法 |
| 4.4 进一步研究 |
| 4.4.1 股权制衡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
| 4.4.2 父子共事阶段持续时间的差异分析 |
| 4.5 管理建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分裂与继替：农村家庭延续机制的研究 ——兼论农村家庭的区域类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家庭分裂研究文献综述 |
| 1.3 家庭延续的社会基础 |
| 1.4 田野调查与研究方法 |
| 1.5 概念界定与论述框架 |
| 2 家庭三元素 |
| 2.1 财产权 |
| 2.2 伦理责任 |
| 2.3 社区性家 |
| 2.4 小结 |
| 3 家庭财产权 |
| 3.1 华北农民家产与父权 |
| 3.2 母子家庭财产传承的彻底性 |
| 3.3 子代家庭之间财产分割的竞争性与独立性 |
| 3.4 华北独子家庭财产权 |
| 3.5 华北“纯女户”财产权继承 |
| 3.6 小结 |
| 4 家庭伦理责任 |
| 4.1 华北农民“过日子”的内涵 |
| 4.2 华北农民家庭父代的“人生任务” |
| 4.3 华北平原农民家庭的代际反馈 |
| 4.4 华北家庭代内伦理责任 |
| 4.5 小结 |
| 5 社区性家 |
| 5.1 华北社区性家是如何可能 |
| 5.2 母子家庭社区性身份的更替关系 |
| 5.3 子代家际在社区互动中的行动取向 |
| 5.4 华北平原小亲族社会结构 |
| 5.5 特殊家庭的社区性意义 |
| 5.6 小结 |
| 6 家庭继替的区域类型差异 |
| 6.1 家庭财产权区域类型差异 |
| 6.2 家庭伦理责任的区域类型差异 |
| 6.3 家庭社区化的区域类型差异 |
| 6.4 家庭继替模式的区域类型差异 |
| 6.5 家庭模型与区域类型 |
| 6.6 小结 |
| 7 “不分而分”的家庭 |
| 7.1 “不分而分”家庭概述 |
| 7.2 “不分而分”的家庭特征 |
| 7.3 “不分而分”家庭的维系机制 |
| 7.4 “不分而分”家庭的走向问题 |
| 7.5 小结 |
| 8 结论 |
| 8.1 家庭性质及其区域类型差异 |
| 8.2 区域类型比较下的家庭延续机制 |
| 8.3 家庭延续模式的变化及其走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4）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绩效的影响研究 ——父辈参与和兄弟传承冲突的调节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 |
| 1.2.2 家族企业人员关系对代际传承的影响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家族企业 |
| 2.1.2 代际传承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社会情感财富理论 |
| 2.2.3 资源基础理论 |
| 2.2.4 利他主义理论 |
| 2.2.5 社会资本传承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假设 |
| 3.1 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 |
| 3.2 父辈参与的调节效应 |
| 3.3 兄弟传承冲突的调节效应 |
| 3.4 理论研究模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 变量定义 |
| 4.3 模型构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1 倾向得分匹配 |
| 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相关性分析 |
| 5.4 回归结果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企业绩效的指标替换 |
| 5.5.2 处理效应模型 |
| 5.6 进一步研究:代际传承时长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研究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以“亲亲相隐”问题视角探析韩非子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全文架构 |
| 第一章 析“亲亲相隐”问题,论秩序与选择 |
| 一、《韩非子》析“直躬证父”,论家国、公私 |
| 二、探相似案例,韩非崇君国公法 |
| (一)家国冲突,尚国——古之圣贤,先国后家 |
| (二)公私交锋,尚公——不倡相隐,鼓励告奸 |
| (三)情法选择,尚法——法无例外,近爱必诛 |
| 三、探同案异析,论各家要旨 |
| (一)法儒之辩 |
| (二)法道之辩 |
| (三)法家与《吕氏春秋》之辩 |
| 四、“亲亲相隐”论涉及的韩非子的思想基础 |
| 第二章 家与国冲突中论韩非子伦理秩序 |
| 一、父子血亲,从属政治伦理 |
| (一)三纲、八奸 |
| (二)相亲相利 |
| 二、君权至上,韩非重“利”轻“情” |
| (一)无“情”,以利相计 |
| (二)用“利”,刑赏驭下 |
| 三、家国交锋,韩非以忠统孝 |
| (一)忠孝实难两全 |
| (二)臣子为“利”尽忠 |
| 第三章 公与私交锋中论韩非子价值追求 |
| 一、所谓“公”、“私” |
| (一)私:为己、为家、为“情” |
| (二)公:为君、为国、为众 |
| (三)“公”、“私”相背 |
| 二、卫公、去私 |
| (一)卫公,赏罚并举 |
| (二)废私,法为利剑 |
| 第四章 德与法选择中论韩非子制度落实 |
| 一、批德治——仁义爱惠,乱法败国 |
| (一)仁爱不足推 |
| (二)仁义祸乱国 |
| 二、倡法治——以法为教,以刑去刑 |
| (一)刑罚教化、推之有实效 |
| (二)制度落实,法术势结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尤利西斯》中关于“父子”母题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抵制父权 |
| 第一节 父子文本的现代演变 |
| 第二节 斯蒂芬的父子关系论 |
| 第三节 不遗余力的自传书写 |
| 第二章 父子相认 |
| 第一节 互文性：寻父主题的再现 |
| 第二节 流浪汉：父子身份的缺失 |
| 第三节 父遇子：文艺情感的高潮 |
| 第三章 父子归位 |
| 第一节 父携子归的精神升华 |
| 第二节 子弃父去的原因探求 |
| 第三节 父子关系之多元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社会工作介入流动家庭亲子关系研究 ——以昆明W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1. 宏观背景 |
| 2. W社区亲子关系困境 |
| (二)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意义 |
| (三) 研究现状及动态 |
| 1. 理论研究 |
| 2. 实践应用 |
| (四)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一、W社区流动家庭亲子关系现状 |
| (一) W社区流动家庭概况 |
| 1. 何为流动家庭 |
| 2. W社区流动家庭特征 |
| (二) W社区流动家庭亲子关系描述 |
| 1. 良性亲子关系认定 |
| 2. 社区亲子关系描述 |
| (三) W社区流动家庭亲子关系困境 |
| 1. 父母方面 |
| 2. 子女方面 |
| 二、W社区亲子关系困境的成因分析 |
| (一) 个人因素 |
| 1. 父母层面 |
| 2. 子女角度 |
| (二) 家庭因素 |
| 1. 家庭分工 |
| 2. 家庭经济 |
| (三) 社区教育因素 |
| 1. 教育机构收费昂贵 |
| 2. 社区教育的质量低 |
| 三、社会工作介入的过程和效果分析 |
| (一) 社会工作介入的过程 |
| 1. 理论基础 |
| 2. 计划实施阶段 |
| (二) 介入服务的效果分析 |
| 1. 量化评估指标 |
| 2. 评估结果 |
| 结论 |
| (一) 成效 |
| (二) 局限 |
| 1. 涉及结构性问题的成效不显着 |
| 2. 数据准确性有待检验 |
| 3. 社区受惠家庭数量偏低 |
| 4. 服务效果难以持续 |
| 5. 服务设计与流动社区存在脱节 |
| (三) 反思及建议 |
| 1. 反思 |
| 2. 建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1980年代以来乡村的“家”及其变迁 ——以皖西南Z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问题意识 |
| 1.2 问题意识的缘起 |
| 1.2.1 私人化生活体验 |
| 1.2.2 生活者与“家” |
| 1.2.3 “乡村空心化”与“泛乡愁”叙述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差序格局”说 |
| 1.3.2 “家庭伦理”说 |
| 1.3.3 “过日子”说 |
| 1.4 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分析框架 |
| 1.4.3 关键概念 |
| 1.4.4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4.5 叙述章节 |
| 1.5 Z村基本面貌 |
| 1.5.1 影响Z村的文化地理 |
| 1.5.2 变迁中的Z村概况 |
| 第一章 家福、家屋与村落空间 |
| 1.1 家福 |
| 1.1.1 福与家 |
| 1.1.2 宅基地选取与风水文化 |
| 1.1.3 屋—物体系 |
| 1.2 从家屋到村落空间 |
| 1.2.1 老屋为中心 |
| 1.2.2 大集居、小聚居 |
| 1.2.3 “出场”、“家门口”与半开放公共空间 |
| 第二章 家计、生产方式及其精神意义 |
| 2.1 家户单位的劳动分工与“持家” |
| 2.2 林地资源与有限市场 |
| 2.2.1 槽场、造纸业与精神物品支出 |
| 2.2.2 竹木业与城市化 |
| 2.3 土地资源活性 |
| 2.4 八十年代的城乡差别及反转 |
| 2.5 乡村百工与“商业” |
| 2.5.1 手工业 |
| 2.5.2 村子里的“时尚” |
| 2.5.3 “商业” |
| 2.6 “在一起”劳作的精神意义 |
| 第三章 家户关系 |
| 3.1 分家与家族 |
| 3.1.1 由分家到“天下一家” |
| 3.1.2 邻居 |
| 3.1.3 兄弟情谊 |
| 3.2 互助与共享 |
| 3.2.1 借 |
| 3.2.2 帮 |
| 3.2.3 换 |
| 3.2.4 送 |
| 3.2.5 看 |
| 第四章 乡贤、在家与家乡 |
| 4.1 人格化乡村治理 |
| 4.1.1 乡贤回归动因 |
| 4.1.2 乡贤与村落社会 |
| 4.2 “在家” |
| 4.2.1 “在家”的意义 |
| 4.2.2 “在家”与伦理社会 |
| 4.3 家乡意识 |
| 4.3.1 情感结构中家的空间边界 |
| 4.3.2 从家到家乡 |
| 第五章 人口新政与乡村治理行政化 |
| 5.1 Z村的计划生育叙事 |
| 5.2 从“家国同构”到对权力的恐惧 |
| 5.3 只生一胎的动因及后果 |
| 5.3.1 只生一胎的动因 |
| 5.3.2 只生一胎的后果 |
| 第六章 家与人口外流 |
| 6.1 “靠山吃山”的衰变 |
| 6.2 “文化人”与乡村 |
| 6.3 农民工的生产与再生产 |
| 6.3.1 拥有手工业技术的第一批农民工 |
| 6.3.2 第二批农民工被“带出” |
| 6.3.3 第三批农民工出现 |
| 6.4 进城务工辐射行业及结果 |
| 6.5 “农民工”主体的生成 |
| 第七章 留守 |
| 7.1 留守儿童 |
| 7.2 留守老人 |
| 7.2.1 “天伦之乐”成为老来负担 |
| 7.2.2 进养老院 |
| 7.2.3 送老困难 |
| 7.2.4 “砸棺”与推行火葬 |
| 7.3 从在家到留守 |
| 第八章 脱嵌于乡土的家及小家庭化 |
| 8.1 与土地分离的乡村 |
| 8.2 无手工业村落生活与人情化变 |
| 8.3 家的屋舍结构及空间变化 |
| 8.3.1 实用主义家居美学 |
| 8.3.2 家居封闭性挤压公共性 |
| 8.3.3 楼房结构与小家庭意识兴起 |
| 8.3.4 个体化的起源及其反思 |
| 8.4 “过年”的流变 |
| 第九章 1990年代为分水岭的本土化信仰变迁 |
| 9.1 九十年代以前民间道教为主的信仰 |
| 9.1.1 以小农生活为本 |
| 9.1.2 保全伺农劳动力为主旨 |
| 9.2 九十年代以来佛教信仰的兴起 |
| 9.2.1 “都市欲望”与“佛教信仰” |
| 9.2.2 村里出现了和尚 |
| 9.2.3 皈依:村民从信士到居士 |
| 9.2.4 求财在祝撒内容中竞胜及信仰后果 |
| 第十章 “返乡”创业与“回家”养老 |
| 10.1 “农民工”的集体焦虑与生存心态 |
| 10.2 返乡创业 |
| 10.3 回家养老 |
| 第十一章 新乡贤共同体与乡村建设 |
| 11.1 老人带头参与公益 |
| 11.2 新乡贤共同体 |
| 11.2.1 “礼”之社交内聚化及其后果 |
| 11.2.2 家庭宴请社交 |
| 11.2.3 新乡贤共同体形成 |
| 11.2.4 新媒介与新乡贤共同体推动的乡村建设 |
| 11.2.5“亮灯工程”后续效应 |
| 11.2.6 Z村乡村建设与社会救助的启示 |
| 11.2.7 村庄整治与“美丽乡村” |
| 结语 |
| 1.1 家与“己”、村落社会的关系 |
| 1.1.1 “家”是“己”生成的原结构 |
| 1.1.2 家是村落社会自主性生活系统 |
| 1.1.3 “过日子”与家 |
| 1.1.4 “在家”与“在一起”是家实现的前提 |
| 1.2 人与家的分离 |
| 1.2.1 “共同体”及“共同体解体” |
| 1.2.2 精神创伤大于肉体抗压的伤害 |
| 1.2.3 “无主体农民工”到独立主体自我追赋 |
| 1.2.4 乡村生活系统自主性势弱 |
| 1.2.5 “自由市场”政治置换了“家政”意义 |
| 1.2.6 道教信仰祛魅到“佛佑乡村” |
| 1.3 乡愁的文化政治 |
| 1.3.1 对乡村遭遇表述危机的反思 |
| 1.3.2 乡村之眼的都市文明 |
| 1.3.3 历史性乡愁与实践性乡愁 |
| 1.3.4 “回家”的情感结构 |
| 1.3.5 “为了家”的另一种实践转向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9）从传统到现代：生态扶贫语境下的生计变迁研究 ——以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由来与现状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相关认识与理论研究 |
| 第二章 田野点概况 |
| 第一节 地理位置与当代行政区划 |
| 第二节 自然生态背景 |
| 第三节 社会经济背景 |
| 第四节 田野点选取理由 |
| 第三章 从“斯威顿”生计到“双轨”式生计 |
| 第一节 黄金村苗民的传统认知理念 |
| 第二节 黄金村古茶园复合农耕系统 |
| 第三节 “改土归流”后的“双轨”式生计 |
| 第四节 皇权制度下生计变迁带来的贫困与生态问题 |
| 第四章 从“双轨”式生计到固定农耕生计 |
| 第一节 统购统销时期湖南茶业的恢复发展 |
| 第二节 统购统销时期黄金村茶业 |
| 第三节 统购统销时期黄金村的固定农耕生计 |
| 第四节 计划经济体制下生计变迁带来的贫困与生态问题 |
| 第五章 从固定农耕生计到市场化生计 |
| 第一节 现代“保靖黄金茶”产业 |
|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下的现代黄金茶业 |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下生计变迁带来的贫困与生态问题 |
| 第六章 黄金村生态扶贫路径 |
| 第一节 古茶园保护 |
| 第二节 文化持有者主体参与 |
| 第三节 现代茶业市场开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A 堂朗公社历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产量(1957-1979) |
| 附录B 堂朗公社历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产量(1957-1979) |
| 附录C 堂朗公社历年耕牛、牲猪情况(1957-1979) |
（10）“学会做老人”：家庭转型视野下的农村老年人危机 ——基于北方农村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及缘起 |
| 第二节 老年人问题与家庭转型 |
| 一、老年人的问题化路径:三种研究视角 |
| 二、中国农村家庭转型动力研究 |
| 三、代际关系视野中的老年人危机 |
| 第三节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一、生命历程与生命周期:理论启发与本土反思 |
| 二、分析框架:家庭再生产机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核心概念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篇章结构 |
| 第五节 田野与方法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田野工作 |
| 第二章 现代性、家庭再生产与老年人危机 |
| 第一节 家庭再生产的基本要素 |
| 一、家产 |
| 二、权力 |
| 三、价值 |
| 第二节 现代性的实践形态 |
| 一、流动与分化 |
| 二、发展与竞争 |
| 三、去魅与风险 |
| 第三节 家庭再生产的模式转换 |
| 第四节 老年人危机辨析 |
| 一、老年人的代际差异 |
| 二、老年人危机的维度 |
| 第三章 恩往下流: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资源配置逻辑 |
| 第一节 简单家庭再生产的资源配置 |
| 一、家的整体性 |
| 二、承继中的权责均衡 |
| 三、保护性原则 |
| 第二节 婚姻压力与资源集聚 |
| 一、人口流动与婚姻挤压 |
| 二、婚姻形式与婚姻责任 |
| 三、婚姻程序与婚姻成本 |
| 第三节 分家变异与资源输送 |
| 一、分家模式的变异 |
| 二、彩礼与家产分割 |
| 三、分家的名实分离 |
| 第四节 任务绵延与无限责任 |
| 一、父代责任边界的突破 |
| 二、“半工半耕”与老人农业 |
| 三、需求压缩与自杀抉择 |
| 第五节 有限反馈与底线生存 |
| 一、失效的“分单” |
| 二、“软”收入与“硬”支出 |
| 三、老人“借钱过日子” |
| 第六节 小结:从“过日子”到“死奔” |
| 第四章 权力整合: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政治过程 |
| 第一节 简单家庭再生产的权力格局 |
| 一、家庭的政治性 |
| 二、家庭的社区性 |
| 三、当家权的公共性 |
| 第二节 婚姻主导权:权力主体的转换 |
| 一、婚姻主导权的崛起 |
| 二、当家权的变异 |
| 第三节 策略与委屈:权力关系的失衡 |
| 一、家庭政治的演化与失衡 |
| 二、策略化的平衡与悖论 |
| 三、无处释放的委屈 |
| 第四节 排斥与边缘:权力关系的锁定 |
| 一、养老规则的形式化 |
| 二、居住空间的边缘化 |
| 三、危机干预的无效化 |
| 第五节 做老人之道:权力规范的重构 |
| 一、走向形式主义的社区规则 |
| 二、家庭中的做老人之道 |
| 三、村庄中的做老人之道 |
| 第六节 小结:去正义的家庭政治 |
| 第五章 价值依附: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伦理过程 |
| 第一节 简单家庭再生产的价值模式 |
| 一、农民家庭的神圣性 |
| 二、农民价值体系的内在结构 |
| 三、价值实现的过程与序列 |
| 第二节 发展至上:家庭动力的重构 |
| 一、发展主义的目标嵌入 |
| 二、家庭本位的动力支持 |
| 三、作为意识形态的“操劳” |
| 第三节 “为了儿子”:价值实现的悖论 |
| 一、伦理性价值的扩张 |
| 二、社会性价值的收缩 |
| 三、基础性价值的转换 |
| 四、自我实现的主体性危机 |
| 第四节 “废弃的生命”:未完成的价值之路 |
| 一、劳动重估价值与沉重的肉身 |
| 二、老年家庭残缺与自我的孤立 |
| 三、仪式中的他者 |
| 第五节 小结:新家庭伦理 |
| 第六章 老年人危机的本质 |
| 第一节 嵌入家庭再生产的“老化”过程 |
| 第二节 老年人危机的生成路径 |
| 一、双重路径 |
| 二、纵向的弱势积累 |
| 三、横向的压力传递 |
| 第三节 老年人危机的属性 |
| 一、农村老年人危机的表现 |
| 二、老年人危机的内在结构 |
| 第四节 “学会做老人”:农村老年人危机的本质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功能性家庭的崛起 |
| 一、“功能主义”再思考 |
| 二、功能性家庭的构造 |
| 第二节 功能性家庭与家庭转型 |
| 一、家庭转型的复杂性 |
| 二、中国家庭转型的路径与机制 |
| 第三节 家庭转型的伦理陷阱 |
| 第四节 家庭转型的梦与痛 |
| 第五节 家庭转型的时空定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附录2 主要人物一览表 |
| 致谢 |
四、由父子长期分离引起的（论文参考文献）
- [1]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创新投入与经营绩效关系研究[D]. 何旭.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6)
- [2]分裂与继替：农村家庭延续机制的研究 ——兼论农村家庭的区域类型[D]. 陶自祥. 华中科技大学, 2013(02)
- [3]形上之路:“Una essentia-tres personae”——论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上帝论的哲学建构[J]. 徐龙飞.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05)
- [4]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绩效的影响研究 ——父辈参与和兄弟传承冲突的调节作用[D]. 何爱玲. 南华大学, 2020(01)
- [5]以“亲亲相隐”问题视角探析韩非子思想[D]. 李洋. 中国政法大学, 2019(02)
- [6]《尤利西斯》中关于“父子”母题的探讨[D]. 刘娟.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9)
- [7]社会工作介入流动家庭亲子关系研究 ——以昆明W社区为例[D]. 周萍. 云南大学, 2015(09)
- [8]1980年代以来乡村的“家”及其变迁 ——以皖西南Z村为例[D]. 方旭东. 上海大学, 2018(02)
- [9]从传统到现代：生态扶贫语境下的生计变迁研究 ——以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为例[D]. 皇甫睿. 吉首大学, 2018(01)
- [10]“学会做老人”：家庭转型视野下的农村老年人危机 ——基于北方农村的分析[D]. 李永萍.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