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水生态增产养殖的兴起(上)（论文文献综述）
强朦朦[1]（2021）在《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研究 ——基于保险机构和政府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渔业资源的衰退,全球众多国家开始管制渔业捕捞,并鼓励海水养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水养殖国家,海水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对于缓解渔业资源短缺尤为重要。但海水养殖却是高风险行业,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因素的影响,无论是从保障海水养殖业的健康发展,还是从稳定沿海养殖户的生计来说,海水养殖的风险管理都至关重要。因此,对中国海水养殖保险这一渔业资源经济手段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保险机构和政府的视角,围绕两者承担的生产风险评估、保险定价与保险政策优化等工作,对中国海水养殖保险展开研究。首先,利用分布拟合法对中国海水养殖的生产风险进行测度,并以此为基础讨论我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发展思路。其次,基于精算原理,对我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定价方法进行改进。再次,量化分析我国海水养殖保险的保费补贴政策,讨论政府是否应该补贴、如何确定补贴比例和补贴是否可持续等重要问题。最后,以梭子蟹降水指数保险为例,对天气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政策的有效性进行评估。研究表明:第一,我国海水养殖的生产风险要显着高于农作物,致灾因子来源复杂。保险机构应积极开展海水养殖保险,且需要聚焦鱼类和甲壳类等高生产风险品种,而且类型上应以多灾种保险为主。第二,对于海水养殖保险的定价方法,分布拟合法要优于实践中采用的经验费率法。而且,基于相邻地区的情况对费率进行调整可以更好地反映海水养殖生产损失的空间关联性。第三,从促进供需均衡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对海水养殖保险进行保费补贴,而且这种补贴是有效率的。最优的补贴比例和海水养殖户生产风险水平、风险厌恶程度和保险附加费率的高低有关。另外,即使中央财政不提供支持,地方政府也完全有财力去补贴海水养殖保险。第四,政府天气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政策是有效的,此类创新产品具有提高海水养殖户福利和降低收入尾部风险的潜力,且需要的补贴成本要比传统的损害赔偿保险低。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定量评估了中国海水养殖的生产风险,并改进了中国海水养殖保险费率厘定方法。本文首次运用参数和非参数分布拟合法从不同层面对我国海水养殖的生产风险进行了定量评估,并从致灾因子的危害性、海水养殖生产的暴露度和脆弱性等角度对评估结果进行了解释。同时,本文改进了中国海水养殖保险承保体在实践中采用的经验费率法,强调利用参数法和非参数法来科学的拟合单产分布和根据相邻地区的情况来调整费率。第二,提出了海水养殖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的测算方法。海水养殖保险保费补贴的首要目的在于提高海水养殖户的参保率,最优的保费补贴比例应该刚好使得海水养殖户购买保险和不购买保险的效用相等。同时,政府在确定保费补贴比例时,需要注意补贴效率的提高和减少过度补贴的程度。第三,优化了天气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的设计方法,并提出了分析此类保险有效性的原则。本文提出先基于水产科学的知识选择合理的指数触发值区间,然后基于海水养殖户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函数规划求解最优的指数触发值,该思路不仅有着较强的理论基础,而且计算过程客观。另外,从保险的本质来看,天气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是否有效不能只聚焦基差风险,最根本的还要看此类保险是否提高了海水养殖户的福利和降低了政府补贴的成本。
强朦朦,沈满洪[2]（2020）在《我国海水养殖业生产风险的评估与分区》文中认为基于参数分布拟合法,从不同的层面对我国海水养殖主产区的生产风险进行测度,并利用系统聚类法,从单产期望损失的角度进行风险分区。结果表明,我国海水养殖总生产风险集中在减产5%～15%的区间,但就细分的养殖品种而言,重大减产（>25%）仍有可能发生。海水养殖单产波动分布呈现出宽平、尖峰、左偏、厚尾等不同形态。不同海水养殖品种的生产风险具有显着差异,减产风险从大到小依次为:鱼类>甲壳类>藻类>贝类。海南省属于单产期望损失的高风险区,而福建、山东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省）属于低风险区。据此,建议通过调整品种结构、改善养殖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发展海水养殖保险来应对海水养殖业的生产风险。
赵婧旸[3]（2018）在《技术、劳动力与资本：一个东南海岛的海鲜民族志》文中认为在全球化浪潮和现代化进程之下,海洋生态、海洋社会以及人海关系被置于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并呈现出愈加复杂的面相。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在全球化与地方性并置的脉络之下,兼顾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维度,结合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数据,通过人类学的视角与民族志书写方式,呈现以平潭岛钱便澳村为代表的海岛渔村的社会形貌;描述作为经济行为的鲍鱼养殖与其背后所缔结的人群关系、跨岛域网络,讨论鲍鱼养殖如何成为个体和“小地方”因应“大趋势”的方式;并重点研究技术、劳动力、资本等核心生产要素;检视社会流动下外来雇工与本地社区之间的关系、生产与发展之间的悖论等现实议题;省思鲍鱼养殖对地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尽管鲍鱼养殖是本研究的对象,但实际上却力图透过“物”,来展现微观的地域社会及其中的个体与宏大历史进程和世界体系的连接和交互;探查地域社会与更加微观的个体如何主动回应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现代性进程和社会变迁,而非以逆来顺受的方式成为“大历史”的被动接受者。作为海物,鲍鱼进入食馔清单和主治“明目”的药物历史已久,并随着海/陆之间往来互动的增加以及对背负着“异域”标签的海洋的认知扩展,进入了承载着地方意识的书写传统。鲍鱼采捕作为“海边里人”传统生计方式的一种,在明清之际借力于东南沿海的贸易网络成为大宗出口商品,近年来鲍鱼养殖业的兴起,也体现了东南沿海地域社会在时间序列上的承接。然而,鲍鱼养殖之所以在东南海洋社会广受追捧也并非机缘巧合,以“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为特点的鲍鱼养殖正好契合了“以富为尊”和富有冒险精神的海洋社会,由此成为海岛渔村在遭遇村落命运节点与个人生活转折下实现创富梦想的选择。相较于流通、消费来说,生产无疑是鲍鱼养殖产业链条中的起点,而技术、资本与劳动力则是其中最核心的生产要素。不同于必须依赖现代水产技术的苗种培育环节,以海上筏笼吊养和绳式挂养为主的成鲍养殖,具有“准入门槛”和“技术要求”双低的特点,家户乃至个人仍是鲍鱼养殖的主要生产单位,加上适用海区的有限决定了扩大养殖规模的难度,因此鲍鱼养殖尚未脱离小农经营的模式。但是,雇佣劳动仍是对人工有着高度依赖的鲍鱼养殖的重要补充。正是由于外地雇工的进入以及引发的一系列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使得本地社区在性别问题上带来了一系列改变:女性开始进入到生产和交易的台前,而非像过去那样在“岸上”从事“幕后”工作。此外,民间借贷的兴盛和常态化的应用成为生产者一一鲍鱼养殖户解决资本问题的重要方式,由此不仅催生了信用评估和借贷体系,而且“友情”借贷（friendly loan）的消失也证明了在鲍鱼养殖业兴起后资本观念所发生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在“鲍鱼”缔造了东南沿海地域社会创富神话的同时,从苗种培育到饵料供应再到成鲍交易的“物”的流动中形成了“人”的连接,并生成了跨岛域网络。由此这个跨岛域网络将在地理上被孤立的闽地海岛连接起来,甚至将其影响半径扩展到了辽、鲁二省,实现了南北的关联。在利益追寻的驱动和资本的运转下,原本在空间上存在的区隔被打破,曾经孤立隔绝的海岛渔村在“鲍鱼”形成的跨岛域网络中彼此联系起来,并在市场的联动下构成了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也影响了地方社会的社会组织架构和传统文化,从而加速了地方社会的变迁。
秦伟[4]（2015）在《不同放养密度和水草覆盖度下底埋培养基的克氏原螯虾池塘底泥微生物群落特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底泥是池塘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多种营养元素的源和汇,通过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为水体及生物提供所需营养成份,也是养殖对象及多种生物的栖息、摄食场所,更是许多病原菌的源和库。因此,底质在池塘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随着克氏原螯虾集约化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众多养殖户为追求高产而一味过度放养,造成大量残饵滞留于池塘底部,再加上高密度养殖时养殖对象的排泄废物的不断累积,均对池塘底质造成了极大的环境负荷,不但破坏了养殖池塘的生态环境平衡,造成水质恶化、养殖对象疾病频发,而且产生诸如养殖效益低下乃至亏损等多种问题。因此,改良养殖池塘底质已成为当前克氏原螯虾养殖产业刻不容缓的任务。针对当前水产养殖中存在的这些问题,采用在养殖塘底部底埋培养基后培养大型底栖生物,作为虾蟹等养殖产品的饵料,不但可以降低和避免因过量投放饵料造成养殖水体环境恶化,而且可以为养殖产品提供大量优质、鲜活的饵料,同时降低饵料投饵量,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养殖户的养殖效益。本研究针对在养殖塘中底埋培养基、培育大型底栖饵料生物过程中,研究培养基施用后水草不同覆盖度、养殖产品不同养殖密度对底泥中营养盐含量的季节变化、表层底泥中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动态变化。本试验在克氏原螯虾池塘底泥中埋有可培育底栖饵料生物的培养基,试验养殖池塘中设置2种克氏原螯虾放养密度（25kg/667m2、40kg/667m2）和2种水草覆盖率（占水域面积比分别为20%和35%）,共4个处理组,每组各设2个重复。培养基的埋入深度均为530cm,试验期间每天8:00和17:00时投喂人工饲料,投放量为体重的4%,并随体重的变化相应调整,克氏原螯虾的投放规格为300-400尾/kg。试验拟通过研究不同水草覆盖度和克氏原螯虾放养密度下的池塘底质营养盐指标和底泥中菌群结构特征和多样性的变化情况,初步了解在使用培养基的池塘中,水草覆盖率和放养密度对池塘底质的影响,特别是对池塘底质微生态的影响,从而为克氏原螯虾的健康养殖提供理论依据,实验结果表明:1、在使用培养基的克氏原螯虾池塘中,水草覆盖率和放养密度对池塘底总氮、总磷和总有机质的累积量均有显着影响（P<0.05）。分别对比处理组A、B和处理组C、D总氮、总磷和总有机质的累积量发现:在放养密度相同的条件下,水草覆盖率高组池塘底泥中的总氮、总磷和总有机质的累积量都显着低于水草覆盖率低组的池塘（P<0.05）。在同是低放养密度组池塘（处理组A、B）中,水草覆盖率高组的池塘（处理组B）底泥中总氮、总磷和总有机质的累积量均显着低于水草覆盖率低组的池塘（处理组A,P<0.05）;在同是高放养密度组池塘（处理组C、D）中,水草覆盖率高组池塘（处理组D）底泥中的总氮、总磷和总有机质的累积量也都显着低于水草覆盖率低组池塘（处理组C,P<0.05）。分别对比处理组A、C和处理组B、D总氮、总磷和总有机质的累积量可以发现:在水草覆盖率相同的条件下,放养密度高组的池塘底泥中的总氮、总磷和总有机质的累积量都显着高于放养密度低组的池塘（P<0.05）。在同是低水草覆盖率组池塘（处理组A、C）中,放养密度高组池塘（处理组C）底泥中总氮、总磷和总有机质的累积量都显着高于放养密度低组池塘（处理组A,P<0.05）;在同是高水草覆盖率组池塘（处理组B、D）中,放养密度高组的池塘（处理组D）底泥中总氮、总磷和总有机质的累积量都显着高于放养密度低组池塘（处理组B,P<0.05）。2、从试验中不同月份不同处理组池塘底泥中的细菌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来看,有明显的时间和空间差异性。在时间上,整个养殖周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底泥细菌的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都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四月份的细菌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均为最高值,分别为30和3.33,随后逐渐下降;在养殖后期九月份时两项指数都达到最低值,即17和2.78。空间变化上,不同处理组间表现各异,放养密度相同时,水草覆盖率高组池塘底泥中的细菌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均高;水草覆盖率相同时,高放养密度组池塘底泥中的细菌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均高,这说明水草覆盖率和放养密度对养殖池塘底泥中的细菌数量和多样性均有影响。在菌群结构相似性方面,不同月份和不同处理组间的各池塘底泥样品中菌群相似性差异较大,养殖前期（4-6月）各簇之间相似度平均值仅为33%。总体上,时间上的相似性数值比空间上的相似数值高。通过对比发现,在菌群组成多样性方面,整个养殖周期内的细菌菌群的组成成份主要属于:螺旋菌门、变形菌门、拟杆菌门、绿弯菌门、疣微菌门、放线菌门和其他未知菌群。养殖前期的优势菌群为变形菌门,占总比例的45%,在养殖后期变形菌门依然是优势菌群且占绝对优势,所占总比例为71%,由此可见,变形菌门一直是主要的优势菌群,但分类到更细的种属级别时,菌群种类差异则较大,前期的螺旋菌门和拟杆菌门在养殖后期消失,后期又出现了养殖前期没有的放线菌门和疣微菌门两个新的细菌门类。经系统发育分析,在底泥中存在着一些在维护池塘生态系统稳定方面有重要作用的细菌,如放线菌门及变形菌门的鞘脂单胞菌属细菌,它们通过对底泥中残留有机物和无机物,如纤维素,芳香族化合物、木质等的分解,在促进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维持池塘生态系统稳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在底埋生物饵料培养的克氏原螯虾池塘,培养基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池塘底质,但水草覆盖率和放养密度都能显着影响池塘底质理化指标及底泥中菌群结构和组成多样性。因此,要想改善池塘底质,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不能过度依赖改进某单一因素;为维持克氏原螯虾养殖池塘底质微生态的的健康稳定运行,需搭配合理的放养密度和水草覆盖率。在综合考虑养殖效益和底质生态稳定的情况下,本试验中的B组克氏原螯虾养殖池塘（25kg/667m2、35%）的养殖模式更为适宜。
朱漂漂[5]（2015）在《海洋贝类文化探究—名称考释、资源开发》文中提出造型变化多端、色彩缤纷斑斓的贝类,常被作为收藏、鉴赏与研究的对象。贝壳特有靓丽光泽的开发与利用,使得人类生活与文化品质大大的提升；古老的东方人将贝类作为食物与药材,西方人更将贝类视为宗教或族群的图腾与表征。贝类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互动,以及编贝、螺钿等贝饰工艺科技的进步和人类的巧思,使得贝类融入到了人类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目前,有关海洋贝类历史文化的研究较少,本文结合渔业学、贝类学及海洋生物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进行研究,对贝类的文化内涵展开深入分析。依据现代贝类科学体系的支撑,对古代海洋贝类进行全面考察、挖掘和分析,对主要海洋经济贝类进行名物考究,在此基础之上再现古人对海产贝类开发与利用的过程,这有助于我们理清贝类名称的流传和深入挖掘贝类文化遗产,以此促进贝类文化的发展,引发贝类与人文多样性的思考。本课题通过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主要阐述本文写作的缘起,关注的问题,相关学术史,及海洋贝类文化概念的界定。第二部分为环境分析,论述了贝类的栖息环境与生活方式,海域分布与区系特点,以及贝类生物群落的摄食、繁殖方式。第三部分运用历史、语言学的知识对海洋贝类的名称进行了考释,指出了螺、鲍、蚶、贻贝、江珧、扇贝、海月、牡蛎、蛤蜊、蛏、乌贼、章鱼等贝类命名的流传,对比分析了泥螺、流螺、梭螺及法螺等螺属之间的差异,梳理了扇贝与车渠的渊源,蛤蜊、文蛤与西施舌之间的演变。第四部分对贝类的形状、内部状况、生活习性及生殖习性等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归纳出贝类鉴别的主要性状。以屠本畯《闽中海错疏》为切入点,试图探讨传统贝类分类体系的构建过程及其流传、发展。第五部分论述了海产贝类的开发与利用,梳理了鲍鱼、牡蛎、蛤蜊、淡菜及海月等习见经济贝类在古代的生产与食用。古人发现贝壳入药能够治疗疾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药用功效。海民迫于生计,不经意间促进了海洋贝类养殖业的兴起。聪慧的古人还将贝类用于建筑、制造行业,不仅如此,以编贝与螺钿为代表的贝饰工艺品也成为了中华瑰宝。因此,由古达今,以沿海地方志、相关鱼类专着、类书、字书、辞书等为核心材料,考察历史时期海洋贝类资源的命名、流传、鉴别、分类及开发利用,并力图借鉴现代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展现出较为明朗的海洋贝类资源变迁过程,展示我国源远流长的海产珍品饮食文化及独特风韵,并由此进一步深度提炼其历史与文化价值。
刘文静[6]（2015）在《渔民对海洋休渔政策的主观评价 ——基于长岛县三个渔村的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海产品成为人们素日里的普通追求。需求的增长须以供给做保障,因而,更多的渔民参与到海洋捕捞和养殖中,技术也不断进步,导致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的紧张,许多鱼种濒临灭绝的威胁。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国的渔政管理部门开始探索有效的措施旨在保护海洋资源,在不断的摸索和改善下,我国政府于1995年、1999年开始在黄海、东海和南海海域执行休渔的政策。然而,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最大的阻碍来自渔民的传统观念。国内的学者对休渔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肯定了休渔政策的积极作用,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海洋渔业资源,维护了生态平衡,但是休渔政策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继续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调整政策的实施,加大对渔民的补贴力度,让渔民顺利渡休。休渔政策的目的是保护渔业资源,执行主体则是广大渔民群体,只有从渔民的态度中发现政策的问题才能不断完善政策的规定,才能保证休渔政策最大程度发挥效果,才能使我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与资源可持续发展。鉴于此,本文参考学界对于休渔政策的研究,深入渔村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的方式进行实地调查,探索发现渔民群体对休渔政策的评价。论文共分为五大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绪论,着重讲述了此次研究的背景、内容、目的和意义,并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包括休渔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效果两方面；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研究设计,具体阐述了资料收集方法、研究假设、调查区域和对象的选取、问卷设计和方法等操作性问题,选取了长岛县的三个渔村作为调查区域,在渔村中随机抽取渔民进行问卷调查,并辅以半结构访谈的方式,以保证此次调查的严谨性、全面性和科学性；第三部分具体阐述了渔民对休渔政策的认知情况,在分析渔村渔民的基本情况后,探索了解他们对政策的基本认知,包括认知水平、休渔政策实施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政府的执行力度。其中合理性的调查包括休渔对象、休渔区域和休渔时间的相关规定的具体情况；第四部分探讨休渔政策对渔民生活、渔业经济和渔村环境的影响,渔民通过渔业养殖和休闲渔业,发家致富的同时也拉动经济的增长,渔村环境得到改善；第五部分在前文基础上总结此次调查研究的主要发现,并针对休渔政策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只有上下一条心齐协力才能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毛振鹏[7]（2014）在《中国鲍养殖产业结构与特征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基于产业经济学和海水养殖经济学科研究的基本理论，对中国鲍养殖产业结构与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方法既包括现代信息分析与预测技术（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也包括传统的抽样调查方法和文献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系统地收集和整理与中国鲍养殖产业相关但尚无文献记录的知识，以利于深刻把握产业发展的重要节点，建构包括鲍养殖产业信息和区域信息在内的数据库，为政府有关部门产业政策制定和企业决策提供数据支持。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技术进步和市场机制建立是中国鲍养殖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我国，野生皱纹盘鲍资源主要分布在辽宁大连、山东青岛、烟台和威海等地，野生九孔鲍资源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海南和台湾等地。鲍的采捕和消费拥有数千年的历史，由于野生鲍产量很低，长期以来鲍都是以奢侈品的面目出现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鲍的人工养殖逐步开展起来。2000年前后，杂交皱纹盘鲍人工育苗和渔排养殖模式在福建省等地得到大面积推广，在养殖产量大幅增加的同时，养殖成本和销售价格大幅降低。在这期间，鲍养殖产业经历了三个转变，1、鲍的消费市场经历了从国际市场到国内市场、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演变过程，鲍逐渐成为大众能够消费得起的产品；2、鲍养殖产业运营主体由从事增殖放流等公益活动的事业单位转变成追求利润的企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部分企业选择退出市场；3、鲍养殖产业由资本输入型产业转变为资本输入和输出并存的产业。这三个转变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鲍养殖产业正在进入成熟阶段。二、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中国鲍产业“规模优势”和“价格劣势”并存。从产量方面看，我国鲍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显着优势，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在2011年，中国鲍（鲍螺）产量占到全球的88.8%（含养殖和捕捞）。在同一年，中国鲍（鲍螺）产业产值仅占全球的53.36%（含养殖和捕捞）。这说明：中国养殖鲍螺价格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三、我国鲍养殖产业呈现出区域集中度较高和产业集中度较低的特征。我国鲍养殖产区主要分布在辽宁、山东、福建、广东等省的约40个县（含县级市、区）。2012年，福建省鲍养殖面积只占全国的25.23%，却生产了72.56%的鲍苗和71.94%的商品鲍，创造了64.89%的产值。与鲍养殖产业的区域集中度较高不同，主要鲍养殖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不高，计算结果表明，2012年鲍养殖产业的集中度系数（CR4）仅为4.93%，属于典型的竞争性产业。四、从产业链的角度看，我国鲍养殖产业可以细分成亲鲍产业、育苗产业、中苗产业、商品鲍养成产业、大鲍养成产业、商品鲍加工产业、商品鲍销售产业等环节。现有养殖模式包括池塘围堰养殖、陆上工厂化养殖、软式浮筏养殖、渔排养殖、底播增殖等。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许多企业引入了跨区养殖模式。北方企业基于节省越冬成本和增加产量的考虑，将鲍运到南方越冬，南方企业为了规避夏季赤潮和病害，将鲍运往北方度夏。研究还表明，在中国鲍养殖产业区域分工发展过程中，资本起到了显着的推动作用。五、中国鲍养殖产业结构与产业绩效密切相关。根据笔者对2003年——2012年运行状况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鲍养殖产业结构表现出以下特征（基于SCP范式）：1.鲍养殖产业销售利润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从2003年的59.83%下降到2012年的30.35%；2.鲍养殖产品差异化程度始终很低，广告密度虽逐年上升，从2003年的0.04%上升到2012年的0.14%，十年平均值仅为0.09%；3.公有制产权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从2003年的19.53%下降到9.97%。进一步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偏相关分析表明，产业集中度提高明显有利于提高产业绩效，而广告密度增加、进入壁垒提高、公有制股权比重提高则不利于产业绩效的改善。六、中国鲍养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虽然不高，却是涉及几十万渔民生计的重要民生产业。例如，2012年鲍养殖产业产值仅占全国GDP的0.04%，占全国渔业生产总值的2.12%，创造了全国渔民纯收入的3.99%。2011年，在最主要的鲍养殖产区福建省，鲍养殖产业创造了全省GDP的0.59%，全省渔业产值的13.14%，全省渔民纯收入的20.57%。在主要产区县，鲍养殖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例如，在莆田市秀屿区，2011年鲍养殖业产值创造了全区GDP的6.93%，渔民收入的54.27%，全区五分之一的就业岗位与鲍养殖产业密切相关。七、中国鲍养殖产业目前正面临一系列问题。一是生态环境问题，如野生鲍种群的消亡，近岸海域的富营养化，固体垃圾的随意排放；二是产业结构问题，如产品差异化不高，产能过剩，价格下跌；三是制度安排问题，如海域确权不完善，养殖空间受挤占，惠农补贴不到位等。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了一系列推动中国鲍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一是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要积极构建适合鲍养殖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进一步完善海域使用权制度，整合产业资源，培育优势企业；二是转变养殖理念，树立可持续的养殖观，更加注重控制养殖密度和保护海域生态环境；三是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提高产品差异化程度，促进产业链的优化升级和延伸，满足国内高端市场的需求，适时发展涉鲍休闲运动产业，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四是技术研发应当与产业经济研究相融合，推广生态健康的新养殖模式，构建应对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预警与应对机制。
李昂[8]（2014）在《河北省海水养殖贝类碳汇能力评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缓解全球变暖趋势、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时代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通过生物方法扩增碳汇，不仅技术可行、成本低廉，而且兼具多种综合效益，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中国工程院唐启升院士率先提出了“渔业碳汇”的概念，并倡导发展碳汇渔业。“渔业碳汇”是指通过渔业生产活动促进水生生物吸收水体中的CO2，并通过收获水生生物产品，把这些碳移出水体的过程和机制，也可被称为“可移出的碳汇”。虽然陆地上的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也能发挥碳汇作用，但是森林和植被等对碳的贮存和固定是短期的，大部分会在短时间内腐烂分解，其中的碳被释放回大气中；而贝壳中的碳在自然过程中不易释放，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尺度内成为持久的碳汇。由此可见，发展碳汇渔业兼具显着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河北省处于中纬度海洋与内陆交接地带，是全国11个沿海省市之一，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河北省海水养殖业以滤食性贝类为主，占所有海水养殖产量的89%以上。本文基于20032012年的相关年鉴统计数据，从价值量和物质量两个方面对河北省近十年来的海水养殖贝类碳汇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这十年间河北省通过收获海水养殖贝类移出的碳量约为22.37万t，约相当于减排CO282.02万t，折合人民币约4.90亿元。与此同时，养殖贝类能够利用颗粒有机碳89.80万t，通过其生物沉积作用可以实现碳汇作用22.3756.37万t。虽然养殖贝类固碳效果显着，但是与《河北省“十二五”渔业发展规划》中的环境指标每年消化转移水体中总碳25万t相比还有一段距离，而提高河北省养殖贝类的产量是提升贝类固碳能力最直接有效的途径。河北省蚶、蛤、贻贝、牡蛎等贝类品种增养殖形势非常严峻，连年持续减产，使得河北省养殖贝类的整体发展极为缓慢。针对这一情况，本研究选取了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贝类养殖区以及唐山市乐亭县姜各庄镇扇贝养殖基地两个地点进行了实地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分析了贝类减产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并且建议加快人工渔礁的投放和海洋牧场的建设，从而进一步提高产量，养护渔业资源，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河北省适宜进行水产养殖的浅海滩涂利用率尚不足10%，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着力发展基于贝类和藻类养殖的碳汇渔业，不仅可以提供海产品，丰富人们的饮食结构，还能够显着的增加碳汇，兼具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是促进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完成节能减排目标，践行科学发展观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钰研[9]（2014）在《牙鲆养殖户品种选择行为与技术推广研究》文中提出渔业是保障国计民生，维护食品安全的重要基础产业，同时也是增加沿海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随着工厂化养殖技术的推广应用，大菱鲆，牙鲆、半滑舌鳎等定位于中高端市场的海水养殖品种开始蓬勃发展。然而，随着鲆鲽类产品产量提升、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品种退化、成鱼多病害等问题也逐步成为影响该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鲆鲽类产业技术体系的支持下，经过各岗位科学家、研究所、综合试验站多年努力，培育出黑白花相间的生长速度快的全雌牙鲆新品种，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新品种符合农户的生产需求，但调查发现农户的实际采纳率并不高。因此研究农户的品种选择行为，对改变农户传统的生产经营的习惯，提高技术采纳率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牙鲆养殖户的品种选择行为为切入点，通过对辽宁、河北、天津、山东、福建等省市的鲆鲽养殖主产区的实地走访，获得我国牙鲆养殖微观层面的养殖生产经营数据。统计结果发现，只有33.61%的牙鲆养殖户愿意尝试养殖全雌品种。而绝大多数养殖户无论是出于认知、售价还是养殖方式等原因，仍表示对新牙鲆品种的发展前景不看好。为了解养殖生产者为何不愿采用全雌化品种，笔者以牙鲆养殖户为例，研究了养殖户的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养殖户牙鲆苗种购买意愿主要受决策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风险类型、养殖面积、固定人工支出、临时人工支出、其他支出、养殖周期、成活率、是否从事其他非养殖生产活动、苗种了解度、参与相关技术培训的牙鲆养殖户占村牙鲆养殖户的比例这些因素的影响。其中，决策者的性别、受教育年限、风险类型、其他支出、成活率、是否从事其他非养殖生产活动、苗种了解度、参与相关技术培训的牙鲆养殖户占村牙鲆养殖户的比例这八个因素对农户苗种购买意愿有正向影响；决策者的年龄、养殖面积、固定人工支出、临时人工支出、养殖周期这五个因素对农户苗种购买意愿有负向影响。养殖生产者品种选择最主要的决定影响因素是利润。为了增加养殖生产者对推广品种的感性认知，笔者紧接着通过牙鲆新老品种成本收益对比分析法，从统计的角度分析二者的利润差别。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采用全雌牙鲆后，养殖户的养殖总成本从32.75元/公斤下降到27.58元/公斤，降幅为18.75%；也就是说，全雌化牙鲆新品种的推广促进了养殖生产单位成本的下降。从可变成本角度来看，主要是因为全雌品种养殖周期的缩短，致使养殖饲料耗费量和渔药投入量的直接下降。从固定成本角度来看，由于新品种牙鲆长势均匀，无需大规模分池，节约了大量可观的人工成本。第二，传统品种和全雌品种牙鲆成鱼养殖净利润分别为10.13元/公斤和16.02元/公斤，成本利润率分别为30.93%和58.09%，销售利润率分别为23.62%和36.74%。同时，全雌牙鲆净利润对可变成本、固定成本的敏感系数相对传统牙鲆而言均有所下降，这说明全雌牙鲆应用后养殖稳定性提升。盈亏分析显示，全雌牙鲆应用后盈亏产量和盈亏价格分别下降6549.1公斤和5.17元/公斤。这说明，在销售价格发生波动时，全雌化牙鲆具有更大的空间来规避市场风险。也就是说，在盈利能力方面，牙鲆新品种优于传统品种。成本收益分析法虽然具有直观性、简洁性，但是仅仅对比两者的毛利结果并不能准确反映养殖品种因技术差异对牙鲆产出的影响大小。笔者接着采用切换回归模型，判断采用推广技术的全雌品种对牙鲆产出是否具有显着正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无论养殖户是否采用全雌品种，养殖面积、苗种购买支出、渔药支出以及其他支出四个变量都会对牙鲆产出产生显着影响。不同的是，全雌化苗种成本对牙鲆产出有正向影响，而传统苗种成本对牙鲆产出影响为负向。因为全雌牙鲆苗种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技术的高低，并作用于产量。而在资金一定的情况下，传统牙鲆苗种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养殖数量，进而影响产量。在采用全雌推广技术的方程中，发现年龄因素对牙鲆产出水平有一定影响，年龄越大，经验越丰富，产出越高。如果传统牙鲆的采用者改变养殖策略，采用全雌牙鲆，则可获得0.35的净产出，暗示了推广品种的采用能够为牙鲆产出、发展提供正能量，且对推广品种的采用者影响更大。一系列结果表明，养殖户采用新品种牙鲆，相对于传统牙鲆而言是有利可图的。针对本文的研究内容，笔者认为，无论成本产值还是技术转化率方面，全雌牙鲆均优于传统牙鲆。但受养殖户和消费者认知等方面的影响，全雌牙鲆的认可度并不高。因此，要促进养殖户提高全雌牙鲆的采纳率，加快该项水产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应从以下七个方面重点着手：（1）建立正确的推广方式；（2）逐步推行适度规模经营；（3）建立健全农技推广体系，增强农技推广力量；（4）发展农村教育,狠抓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素质；（5）扩大试验、示范范围；（6）
赵会芳[10]（2013）在《中国海洋渔业演化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海洋渔业不仅是海洋三大主要产业之一，也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海洋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海洋渔业的发展与保护协调发展成为重要的理论热点。几十年盲目追求海洋渔业产量的增加造成了过度捕捞、资源严重衰退、生态环境污染、投入过剩、转型困难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基于研究历史以指导现实的出发点，本文对中国海洋渔业演化机制进行研究。首先，对海洋渔业资源和渔业组织进行发展历程分析。渔业资源反映的是海洋渔业的自然属性，渔业组织反映的是其社会属性，通过对这两方面的分析，对海洋渔业这些年的发展进行历史回顾分析。在资源方面，我国海洋渔业资源以自然储量的下降和品质的降低为最主要特征，而海水养殖业的发展弥补和突破了这一限制，成为引领我国海洋渔业产业化发展的新的模式。在组织方面，海洋渔业是自然经济模式下发展而来的，长期以来，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组织具有与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假设前提所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和经济主体的“自然人”化，针对这两个不同特点，本文以市场机制与市场主体的发展程度为依据，对海洋渔业产业组织进行了分阶段划分——产业前组织和产业化组织。其次，本文研究了影响海洋渔业演化的因素，将其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对海洋渔业的宏观调控，起到了规范和引导的作用，本文将其视为外因，并根据不同时期产业政策的导向性不同将其分为：积极发展政策导向、制度完善政策导向、资源养护政策导向和产业化政策导向。海洋渔业生产要素投入是内在于海洋渔业发展的全过程的因素，本文将其视为内因，并对海洋船舶、海水养殖面积、从业人员进行现状分析，为实证部分提供理论基础。第三，在对海洋渔业演化的实证分析方面，本文运用了自组织理论框架下的协同学模型进行分析。协同学是研究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协同与竞争，从而促使系统实现自主演化的方法，协同学模型的建立使演化机制在动力学方面有了可量化的参考。鉴于协同学模型的应用需要一定的条件——复杂系统，本文首先以关联维模型对海洋渔业的复杂性进行验证，得出我国海洋渔业的关联维是2.2731，证明海洋渔业是复杂系统且至少可以用三个指标进行动力机制建模。在关联维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协同学理论对海洋渔业演化进行动力学机制研究。本文以生产要素指标作为海洋渔业演化的内在机理，建立从业人员、海洋船舶、海水养殖面积指标，为增加模型的可信度，本文引入证伪指标——海洋捕捞产量，若实证得出海洋捕捞产量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则认为本文选取的指标失真。经19502010年的实证数据得出，海洋捕捞是海洋船舶拥有量是对海洋渔业影响程度最大的动力机制，第二影响因素是海水养殖面积，而从业人员对海洋渔业的演化不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本文的结论实现了两个验证：我国对海洋渔船“双控”政策和海洋渔民“转产专业”政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市场机制与市场主体的发展程度为依据进行划分，将海洋渔业组织分为产业前组织和产业化组织；对海洋渔业产业政策进行了以政策导向为依据的阶段划分，分别为：积极发展政策导向、制度完善政策导向、资源养护政策导向和产业化发展政策导向。本文研究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在用协同学模型进行量化研究时，指标选定为生产要素，而作为外在影响因素的政策没有能够纳入到指标体系中，故本文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待商榷。
二、海水生态增产养殖的兴起(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海水生态增产养殖的兴起(上)（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研究 ——基于保险机构和政府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4 研究的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的思路 |
| 1.4.2 研究的内容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渔业资源管理及其政策研究 |
| 2.1.1 渔业资源衰退的原因 |
| 2.1.2 渔业资源管理的目标 |
| 2.1.3 渔业资源管理的政策 |
| 2.2 海水养殖保险的理论基础 |
| 2.2.1 生产风险评估理论 |
| 2.2.2 保险定价理论 |
| 2.2.3 政府补贴理论 |
| 2.2.4 指数型保险理论 |
| 2.3 海水养殖保险的实证研究 |
| 2.3.1 海水养殖生产风险评估 |
| 2.3.2 海水养殖保险市场的失灵 |
| 2.3.3 海水养殖保险政府补贴 |
| 2.3.4 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 |
| 2.4 综合述评 |
| 3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事实描述、分析框架与理论假说 |
| 3.1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事实描述 |
| 3.1.1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历史背景 |
| 3.1.2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发展历程 |
| 3.1.3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基础内容 |
| 3.2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分析框架 |
| 3.2.1 基于保险机构和政府视角研究的原因 |
| 3.2.2 保险机构和政府视角的分析框架的提出 |
| 3.3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理论假说 |
| 3.3.1 保险机构承担工作的理论假说 |
| 3.3.2 政府承担工作的理论假说 |
| 4 中国海水养殖生产风险的评估与分析 |
| 4.1 海水养殖生产风险的测度方法 |
| 4.1.1 单产趋势 |
| 4.1.2 分布建模 |
| 4.1.3 概率求解 |
| 4.2 研究区域与数据 |
| 4.2.1 研究区域 |
| 4.2.2 数据 |
| 4.3 测度结果与解释 |
| 4.3.1 海水养殖总生产风险分析 |
| 4.3.2 四大种类的海水养殖生产风险分析 |
| 4.3.3 主要海水养殖品种的生产风险分析 |
| 4.3.4 评估结果的解释 |
| 4.4 评估结果对海水养殖保险开展思路的启示 |
| 4.4.1 是否应该开展海水养殖保险 |
| 4.4.2 应该开展什么类型的海水养殖保险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费率厘定研究 |
| 5.1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费率厘定的基本情况 |
| 5.2 海水养殖保险费率厘定方法 |
| 5.2.1 经验费率法 |
| 5.2.2 对经验费率法的改进 |
| 5.3 研究区域与数据 |
| 5.4 不同方法费率厘定结果的比较 |
| 5.4.1 经验费率法的结果 |
| 5.4.2 分布拟合法的结果 |
| 5.4.3 费率结果的比较 |
| 5.5 费率的调整与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政府补贴政策研究 |
| 6.1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政府补贴的背景与问题 |
| 6.2 政府补贴的分析方法 |
| 6.2.1 保险机构定价 |
| 6.2.2 海水养殖户的参保决策 |
| 6.2.3 引入政府补贴 |
| 6.3 研究区域与数据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保险定价结果 |
| 6.4.2 政府是否应该补贴 |
| 6.4.3 政府补贴比例的分析 |
| 6.4.4 政府补贴是否可持续 |
| 6.5 本章小结 |
| 7 政府天气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政策的有效性评估 |
| 7.1 天气指数保险及其在海水养殖的实践 |
| 7.1.1 天气指数保险的缘起与特点 |
| 7.1.2 天气指数保险在海水养殖的实践 |
| 7.2 研究区域与数据 |
| 7.2.1 研究区域 |
| 7.2.2 数据 |
| 7.3 梭子蟹降水指数保险的设计 |
| 7.3.1 指数选择 |
| 7.3.2 赔付结构 |
| 7.3.3 保险定价 |
| 7.3.4 参数优化 |
| 7.4 梭子蟹降水指数保险有效性的评估方法 |
| 7.5 实证结果 |
| 7.5.1 赔付参数的选择与保险定价 |
| 7.5.2 海水养殖户视角的有效性评估 |
| 7.5.3 政府补贴视角的有效性评估 |
| 7.6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我国海水养殖业生产风险的评估与分区（论文提纲范文）
| 1 研究方法 |
|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
| 1.2 参数分布拟合 |
| 1.2.1 单产趋势 |
| 1.2.2 分布拟合 |
| 1.2.3 概率求解 |
| 1.3 系统聚类法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海水养殖总生产风险分析 |
| 2.2 不同种类海水养殖的生产风险分析 |
| 2.3 主要海水养殖品种的生产风险分析 |
| 3 结论与建议 |
| 3.1 结论 |
| 3.2 建议 |
（3）技术、劳动力与资本：一个东南海岛的海鲜民族志（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 文献综述 |
| 三 田野工作和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为什么是鲍鱼?——从一个叫做“钱便澳”的渔村说起 |
| 第一节 村落环境 |
| 第二节 钱便澳:海岛渔村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 |
| 第三节 “二号台风”:共同记忆与村落命运的拐点 |
| 第二章 生产与技术 |
| 第一节 鲍鱼养殖的生产实践 |
| 第二节 “脆弱的海上娇客”:鲍鱼养殖的核心技术 |
| 第三节 “讨咸水钱”人的技术生成 |
| 第三章 雇工与社会流动 |
| 第一节 劳动力 |
| 第二节 本文化与异文化的遭遇 |
| 第三节 “四川婆”与“本地郎”:社会流动下的文化变迁 |
| 第四章 资本与渔业社会的经济观念 |
| 第一节 资本与风险:民间借贷的兴起与高价格弹性商品的内在危机 |
| 第二节 海上新贵的创富神话:一个硬币的两面 |
| 第三节 机遇与风险同在的投资故事 |
| 第五章 跨岛域网络 |
| 第一节 “物”的流动与“人”的连接 |
| 第二节 跨岛域网络的形成与运作 |
| 第三节 发展与保护的悖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 |
（4）不同放养密度和水草覆盖度下底埋培养基的克氏原螯虾池塘底泥微生物群落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克氏原螯虾的养殖现状 |
| 1.2 饵料生物培养基的研究现状 |
| 1.3 水草在克氏原螯虾池塘中的作用 |
| 1.4 水产动物放养密度的优化 |
| 1.5 降低池塘污染的有效方法 |
| 1.6 细菌在底泥中的作用 |
| 1.7 PCR—DGGE技术 |
| 第二章 池塘底泥中总氮、总磷和总有机质变化情况 |
| 2.1 前言 |
| 2.2 材料与方法 |
| 2.2.1 试验培养基 |
| 2.2.2 试验的条件 |
| 2.2.3 试验的设计 |
| 2.2.4 测定池塘底泥中总氮累积量 |
| 2.2.4.1 制备待测样品 |
| 2.2.4.2 样品的消解 |
| 2.2.4.3 样品的蒸馏 |
| 2.2.4.4 样品的滴定 |
| 2.2.4.5 结果 |
| 2.2.5 测定池塘底泥中总磷累积量 |
| 2.2.5.1 制备待测样品 |
| 2.2.5.2 样品的高温熔融 |
| 2.2.5.3 标准曲线的绘制 |
| 2.2.5.4 样品的显色 |
| 2.2.5.5 样品的比色 |
| 2.2.5.6 结果 |
| 2.2.6 测定池塘底泥中总有机质累积量 |
| 2.2.6.1 制备待测样品 |
| 2.2.6.2 制备标准溶液 |
| 2.2.6.3 样品的比色 |
| 2.2.6.4 结果 |
| 2.2.7 结果分析 |
| 2.3 结果 |
| 2.3.1 池塘底泥中总氮、总磷和有机质累积量 |
| 2.4 讨论 |
| 2.4.1 生物饵料培养基对池塘底泥中总氮、总磷和有机质累积量的影响 |
| 2.4.2 放养密度相同时，水草覆盖率对池塘底泥中总氮、总磷和有机质累积量的影响 |
| 2.4.3 水草覆盖率相同时，放养密度对池塘底泥中总氮、总磷和有机质累积量的影响 |
| 第三章 底泥微生物群落结构特征分析 |
| 3.1 前言 |
| 3.2 材料与方法 |
| 3.2.1 试验试验培养基 |
| 3.2.2 试验条件 |
| 3.2.2.1 试验仪器 |
| 3.2.2.2 试验试剂 |
| 3.2.3 试验方法 |
| 3.2.4 底泥菌群结构的测定 |
| 3.2.4.1 底泥样品的采集 |
| 3.2.4.2 底泥样品细菌基因组总DNA的提取 |
| 3.2.4.3 底泥样品提取物的 16SrDNA V3 区的PCR |
| 3.2.4.4 变性梯度电泳 |
| 3.2.4.5 DGGE图谱优势条带的回收及测序 |
| 3.3 试验结果 |
| 3.3.1 DNA提取结果 |
| 3.3.2 V3 区扩增结果 |
| 3.3.3 细菌群落的DGGE电泳结果 |
| 3.3.4 16SrDNA基因序列及系统发育分析 |
| 3.4 讨论 |
| 3.4.1 池塘底泥中细菌总DNA的提取和扩增 |
| 3.4.2 底泥菌群的基本结构和多样性 |
| 3.4.3 菌群分布特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硕士研究生期间成果 |
| 致谢 |
（5）海洋贝类文化探究—名称考释、资源开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前言 |
| 0.1 问题的提出 |
| 0.2 学术史回顾 |
| 0.2.1 渔史、生物学史研究 |
| 0.2.2 贝类文化研究 |
| 0.3 概念界定 |
| 1. 环境分析 |
| 1.1 贝类栖息环境和生活方式 |
| 1.2 海域分布与区系特点 |
| 1.3 海洋环境的划分 |
| 2. 海洋贝类考释：命名与流传 |
| 2.1 螺 |
| 2.2 鲍鱼 |
| 2.3 蚶 |
| 2.4 贻贝(淡菜) |
| 2.5 江珧 |
| 2.6 扇贝与车渠 |
| 2.7 海月 |
| 2.8 牡蛎 |
| 2.9 蛤蜊、文蛤与西施舌 |
| 2.10 蛏：缢蛏与竹蛏 |
| 2.11 乌贼、柔鱼与锁管 |
| 2.12 蛸：长蛸与短蛸 |
| 2.13 小结 |
| 3. 海洋贝类的鉴别、分类与认识的拓展 |
| 3.1 贝类鉴别 |
| 3.1.1 传统贝类特征分析 |
| 3.1.2 古代贝类鉴别的主要性状 |
| 3.2 贝类分类体系的构建 |
| 3.2.1 《闽中海错疏》贝类分类方法分析 |
| 3.2.2 分类体系的特点 |
| 3.3 贝类资源认识的拓展 |
| 3.3.1 整体认识提高,全国贝类资源得到开发 |
| 3.3.2 观察更加细微,部分贝类增加了新的品种 |
| 3.4 小结 |
| 4. 古代海产贝类的开发与利用 |
| 4.1 特色海产贝类的生产与食用 |
| 4.1.1 “四大海味”之首：鲍鱼 |
| 4.1.2 “天下第一鲜”：蛤蜊 |
| 4.1.3 “海里的牛奶”：牡蛎 |
| 4.1.4 “东海夫人”—淡菜 |
| 4.1.5 “海中之月”—海月 |
| 4.1.6 加工保鲜方法 |
| 4.2 贝类在医药领域的运用 |
| 4.2.1 药用功能 |
| 4.2.2 药用功效 |
| 4.2.3 药用途径 |
| 4.3 贝类的养殖、建筑及贝饰工艺品运用 |
| 4.3.1 贝类养殖 |
| 4.3.2 建筑运用 |
| 4.3.3 贝饰工艺品—编贝与螺钿 |
| 余论：贝文化与人文多样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6）渔民对海洋休渔政策的主观评价 ——基于长岛县三个渔村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研究的缘起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综述 |
| 1、国外休渔政策的研究综述 |
| 2、国内休渔政策的研究综述 |
| (三) 相关概念界定 |
| 1、休渔 |
| 2、渔船作业方式 |
| 3、政策评价 |
| (四)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研究方法 |
| 2、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假设 |
| (三) 研究区域及对象的介绍 |
| 1、研究区域概述 |
| 2、研究对象的选取 |
| (四) 问卷的编制及发放 |
| 1、问卷的编制 |
| 2、问卷的发放 |
| 三、渔民对休渔政策的认知 |
| (一) 样本的基本情况统计 |
| (二) 渔民对休渔政策认知的情况 |
| 1、认知水平 |
| 2、合理性 |
| 3、必要性 |
| 4、政府的执行力度 |
| (三) 小结 |
| 四、渔民对海洋休渔政策影响的认知 |
| (一) 休渔政策对渔民生活的影响 |
| (二) 休渔政策对渔业经济的影响 |
| 1、渔业资源的状况 |
| 2、渔业经济的状况 |
| (三) 休渔政策对渔村环境的影响 |
| (四) 小结 |
| 五、结论与讨论 |
| (一) 研究结论 |
| (二) 建议与对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7）中国鲍养殖产业结构与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引言 |
| 0.1 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 |
| 0.1.1 选题依据、背景和研究目的 |
| 0.1.2 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
| 0.2 研究内容 |
| 0.2.1 概念界定 |
| 0.2.2 研究对象 |
| 0.2.3 研究框架设计 |
| 0.2.4 研究目标 |
| 0.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0.3.1 研究方法 |
| 0.3.2 技术路线 |
| 0.4 数据来源与样本分布 |
| 0.4.1 数据来源 |
| 0.4.2 样本分布 |
| 0.4.3 研究方法 |
| 0.4.4 采访过程 |
| 0.5 论文创新点 |
| 1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1.1 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研究 |
| 1.1.1 产业结构理论与 SCP 范式 |
| 1.1.2 产业链和价值链理论 |
| 1.1.3 产业区域分工理论 |
| 1.1.4 认知地图方法 |
| 1.2 海水养殖产业经济学科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海水养殖产业资源配置的文献研究 |
| 1.2.2 关于海水养殖产业结构优化的文献研究 |
| 1.2.3 关于海水养殖产业链、价值链的文献研究 |
| 1.2.4 关于海水养殖产业经济效益的文献研究 |
| 1.3 海水养殖产业经济学科研究特征的总结 |
| 1.3.1 海水养殖产业经济学科研究的阶段性特征 |
| 1.3.2 海水养殖产业经济学科研究的内容特征 |
| 1.3.3 海水养殖产业经济学科研究的方法特征 |
| 1.4 本章小结 |
| 1.4.1 产业经济理论为本文提供理论指导 |
| 1.4.2 海水养殖产业经济学科研究为本文提供方法借鉴 |
| 2 中国鲍养殖产业发展简史 |
| 2.1 基于区域产业发展视角的中国鲍养殖产业发展简史 |
| 2.1.1 辽宁省鲍养殖产业发展简史 |
| 2.1.2 山东省鲍养殖产业发展简史 |
| 2.1.3 闽东鲍养殖产业发展简史 |
| 2.1.4 闽南鲍养殖产业发展简史 |
| 2.1.5 广东省鲍养殖产业发展简史 |
| 2.2 基于技术演进视角的中国鲍养殖产业发展简史 |
| 2.2.1 鲍养殖品种的演变过程 |
| 2.2.2 鲍养殖模式的演变过程 |
| 2.2.3 鲍养殖技术的扩散路径 |
| 2.3 基于产业经济视角的中国鲍养殖产业发展简史 |
| 2.3.1 鲍消费市场需求的演变过程 |
| 2.3.2 鲍养殖产业运营主体的演变过程 |
| 2.3.3 鲍养殖产业资本的流动路径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鲍养殖产业空间分布及其地域特征 |
| 3.1 中国鲍螺产业在世界鲍螺产业中的地位 |
| 3.1.1 世界鲍螺产业的变动趋势 |
| 3.1.2 中国与世界鲍螺产量变动趋势比较 |
| 3.1.3 中国对世界鲍螺产业的贡献 |
| 3.2 中国鲍养殖产业的空间分布 |
| 3.2.1 中国鲍养殖产量的空间分布 |
| 3.2.2 中国鲍养殖海域的空间分布 |
| 3.2.3 中国鲍苗产业的空间分布 |
| 3.3 中国鲍养殖产业的地域特征 |
| 3.3.1 辽宁省鲍养殖产业的地域特征 |
| 3.3.2 山东省鲍养殖产业的地域特征 |
| 3.3.3 福建省鲍养殖产业的地域特征 |
| 3.3.4 广东省鲍养殖产业的地域特征 |
| 3.4 中国鲍养殖产业集中度的研究 |
| 3.4.1 鲍养殖产业集中度的测量 |
| 3.4.2 北方和南方鲍养殖产业集中度的比较 |
| 3.4.3 南方和北方鲍养殖产业集中度差异的原因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鲍养殖产业链解析 |
| 4.1 鲍育苗产业链解构 |
| 4.1.1 亲鲍培育产业 |
| 4.1.2 北方工厂化育苗产业 |
| 4.1.3 南方工厂化育苗产业 |
| 4.1.4 中苗产业 |
| 4.2 鲍养成产业链解构 |
| 4.2.1 基于底播增殖模式的鲍养成产业 |
| 4.2.2 基于池塘围堰养殖模式的鲍养成产业 |
| 4.2.3 基于软式浮筏养殖模式的鲍养成产业 |
| 4.2.4 基于渔排养殖模式的鲍养成产业 |
| 4.2.5 大鲍养成产业 |
| 4.3 鲍流通产业链解构 |
| 4.3.1 鲍产品的运输 |
| 4.3.2 鲍加工产业 |
| 4.3.3 鲍销售产业 |
| 4.4 鲍商品的市场特征 |
| 4.4.1 鲍销售市场的空间分布 |
| 4.4.2 鲍产品差异化的表现形式 |
| 4.4.3 鲍养殖产业的产品差异化标识办法 |
| 4.4.4 鲍产品差异化的测量 |
| 4.5 鲍养殖产业的进入壁垒分析 |
| 4.5.1 基于价格费用法的鲍养殖产业进入壁垒测量 |
| 4.5.2 基于绝对费用法的鲍养殖产业进入壁垒测量 |
| 5 中国鲍养殖产业结构与产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 5.1 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
| 5.1.1 理论基础 |
| 5.1.2 研究假设 |
| 5.1.3 样本选取 |
| 5.2 变量及其测量 |
| 5.2.1 产业集中度变量的测量 |
| 5.2.2 产品差异化变量的测量 |
| 5.2.3 进入壁垒变量的测量 |
| 5.2.4 产权结构变量的测量 |
| 5.2.5 产业绩效变量的测量 |
| 5.3 数据分析 |
| 5.3.1 基于产业绩效与产业结构的线性回归分析模型构建 |
| 5.3.2 线性回归分析的结论与讨论 |
| 5.3.3 基于产权结构的相关分析模型构建 |
| 5.3.4 基于产权结构的相关分析结论与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中国鲍养殖产业发展的经济社会影响 |
| 6.1 鲍养殖产业发展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 6.1.1 鲍养殖产业经济影响的评估方法 |
| 6.1.2 中国鲍养殖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 |
| 6.1.3 鲍养殖产业发展对渔民收入增加的直接影响 |
| 6.1.4 鲍养殖产业对就业的直接影响 |
| 6.2 鲍养殖产业发展对省域经济的影响——以福建省为例 |
| 6.2.1 鲍养殖产业对福建省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 6.2.2 福建省鲍养殖产业对增加渔民收入的直接贡献 |
| 6.2.3 鲍养殖产业对就业的直接贡献 |
| 6.3 鲍养殖产业发展对县域经济的影响——以莆田市秀屿区为例 |
| 6.3.1 鲍养殖产业对秀屿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 6.3.2 鲍养殖产业对秀屿区渔民增加收入的直接贡献 |
| 6.3.3 鲍养殖产业对秀屿区就业的直接贡献 |
| 6.4 鲍养殖产业对社会发展影响的定性分析 |
| 6.4.1 鲍养殖产业对民生发展的影响 |
| 6.4.2 鲍养殖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7 中国鲍养殖产业的区域分工经济学 |
| 7.1 调研准备 |
| 7.1.1 认知地图调研方法简介 |
| 7.1.2 调研过程 |
| 7.1.3 “北鲍”和“南鲍”的概念界定 |
| 7.1.4 鲍的跨区养殖模式简介 |
| 7.1.5 鲍跨区转移的前期准备 |
| 7.2 鲍养殖产业区域分工简介 |
| 7.2.1 鲍养殖产业区域分工的静态分布 |
| 7.2.2 鲍养殖产业区域分工模式之一：“北鲍南养” |
| 7.2.3 鲍养殖产业区域分工模式之二：“南鲍北养” |
| 7.3 鲍养殖产业区域分工模式的经济学解析 |
| 7.3.1 鲍养殖产业区域分工模式发展的动机选择 |
| 7.3.2 鲍养殖产业区域分工模式的效益结构 |
| 7.3.3 资本在鲍养殖产业区域分工中的推动作用 |
| 7.4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论文的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构建适合鲍养殖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
| 8.2.2 提高产品差异化程度促进产业链优化升级 |
| 8.2.3 优化鲍养殖产业发展的技术路径 |
| 8.3 不足之处和努力方向 |
| 8.3.1 不足之处 |
| 8.3.2 努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样本企业名录 |
| 附录 2 海洋与渔业厅（局）调查问卷 |
| 附录 3 鲍养殖企业基本情况的调查问卷 |
| 附录 4 鲍育苗过程的调查问卷 |
| 附录 5 鲍养殖过程的调查问卷 |
| 附录 6 鲍加工企业的调查问卷 |
| 附录 7 用于调研鲍的跨区养殖情况的认知地图工具 |
| 图表、表格目录 |
| 图表目录 |
| 表格目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8）河北省海水养殖贝类碳汇能力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渔业碳汇 |
| 1.2 我国海水养殖现状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2章 研究方法 |
| 2.1 河北省渔业资源概况 |
| 2.1.1 渔业产量 |
| 2.1.2 河北省海水养殖贝类概况 |
| 2.1.3 河北省海水养殖藻类概况 |
| 2.2 材料与方法 |
| 2.2.1 数据来源 |
| 2.2.2 物质量评估方法 |
| 2.2.3 价值量评估方法 |
| 第3章 结果与分析 |
| 3.1 河北省海水养殖贝类碳汇物质量评估 |
| 3.2 河北省海水养殖藻类碳汇物质量评估 |
| 3.3 河北省海水养殖贝藻类碳汇价值量评估 |
| 第4章 讨论与结论 |
| 4.1 贝类的碳汇能力 |
| 4.2 藻类的碳汇能力 |
| 4.3 提高贝类碳汇能力的建议 |
| 4.4 投放人工渔礁，建设海洋牧场 |
| 4.5 结论 |
| 第5章 结语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9）牙鲆养殖户品种选择行为与技术推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鲆鲽类养殖现状 |
| 1.3.2 养殖者苗种技术需求情况 |
| 1.3.3 鲆鲽类全雌化技术 |
| 1.3.4 养殖户品种选择行为 |
| 1.4 研究假设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来源 |
| 1.6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思路 |
| 1.6.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及理论综述 |
| 2.1 文献述评 |
| 2.1.1 水产养殖经济文献研究 |
| 2.1.2 我国鲆鲽类经济文献研究 |
| 2.1.3 农户品种选择行为文献研究 |
| 2.1.4 文献述评总结 |
| 2.2 农户品种选择行为与技术推广理论综述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理论 |
| 2.2.3 农户技术选择行为理论 |
| 第三章 牙鲆养殖户苗种购买意愿分析 |
| 引言 |
| 3.1 描述性分析 |
| 3.1.1 描述统计 |
| 3.1.2 全雌牙鲆苗种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
| 3.2 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
| 3.2.1 模型选择 |
| 3.2.2 变量说明 |
| 3.3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3.3.1 实证分析 |
| 3.3.2 结果讨论 |
| 3.4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第四章 牙鲆新老品种成本收益分析 |
| 引言 |
| 4.1 成本收益分析法 |
| 4.1.1 成本分析 |
| 4.1.2 收益分析 |
| 4.1.3 成本收益关联分析 |
| 4.2 成本收益实证研究 |
| 4.2.1 成本分析 |
| 4.2.2 收益分析 |
| 4.2.3 成本收益关联分析 |
| 4.3 总结 |
| 第五章 苗种技术推广对牙鲆产出的影响 |
| 引言 |
| 5.1 牙鲆产出切换回归模型分析 |
| 5.1.1 切换回归模型 |
| 5.1.2 变量选择说明 |
| 5.2 研究结果 |
| 5.3 结论及建议 |
| 5.3.1 结论 |
| 5.3.2 建议 |
| 第六章 全文总结及对策建议 |
| 6.1 全文总结 |
| 6.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10）中国海洋渔业演化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前言 |
| 0.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0.1.1 选题背景 |
| 0.1.2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0.2.1 国外研究现状 |
| 0.2.2 国内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方法与路径 |
| 0.3.1 研究方法 |
| 0.3.2 研究路径 |
| 0.4 文章结构 |
| 0.5 创新与不足 |
| 0.5.1 本文的创新 |
| 0.5.2 本文的不足 |
| 1 相关理论基础 |
| 1.1 海洋渔业产业内涵 |
| 1.1.1 海洋渔业产业概念 |
| 1.1.2 海洋渔业产业的特点 |
| 1.2 产业组织理论 |
| 1.2.1 政府管制理论 |
| 1.2.2 产业政策理论 |
| 1.3 自组织理论 |
| 1.3.1 分形理论 |
| 1.3.2 协同学理论 |
| 1.4 本章小结 |
| 2 我国海洋渔业发展现状分析 |
| 2.1 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现状分析 |
| 2.1.1 海洋捕捞业资源现状分析 |
| 2.1.2 海水养殖业资源现状分析 |
| 2.1.3 远洋渔业资源现状分析 |
| 2.2 我国海洋渔业产业组织分析 |
| 2.2.1 我国海洋渔业产业组织特殊性分析 |
| 2.2.2 海洋渔业产业前组织现状分析 |
| 2.2.3 海洋渔业产业前组织特点分析 |
| 2.2.4 海洋渔业产业化组织现状分析 |
| 2.2.5 海洋渔业产业化组织特点分析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海洋渔业演化动因分析 |
| 3.1 海洋渔业演化外在动因分析 |
| 3.1.1 海洋渔业的政府管制与产业政策 |
| 3.1.2 我国海洋渔业政策历史阶段 |
| 3.2 海洋渔业演化内在动因分析 |
| 3.2.1 专业从业人员分析 |
| 3.2.2 养殖面积分析 |
| 3.2.3 海洋渔船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海洋渔业演化动力机制分析 |
| 4.1 关联维模型的构建 |
| 4.1.1 关联维模型实证分析 |
| 4.2 协同学模型构建 |
| 4.3 协同学模型实证分析 |
| 4.3.1 指标选取 |
| 4.3.2 模型演化过程 |
| 4.3.3 结论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海水生态增产养殖的兴起(上)（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研究 ——基于保险机构和政府的视角[D]. 强朦朦. 浙江大学, 2021(01)
- [2]我国海水养殖业生产风险的评估与分区[J]. 强朦朦,沈满洪.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0(11)
- [3]技术、劳动力与资本：一个东南海岛的海鲜民族志[D]. 赵婧旸. 厦门大学, 2018(12)
- [4]不同放养密度和水草覆盖度下底埋培养基的克氏原螯虾池塘底泥微生物群落特征[D]. 秦伟. 上海海洋大学, 2015(02)
- [5]海洋贝类文化探究—名称考释、资源开发[D]. 朱漂漂. 中国海洋大学, 2015(07)
- [6]渔民对海洋休渔政策的主观评价 ——基于长岛县三个渔村的调查[D]. 刘文静. 中国海洋大学, 2015(07)
- [7]中国鲍养殖产业结构与特征研究[D]. 毛振鹏. 中国海洋大学, 2014(02)
- [8]河北省海水养殖贝类碳汇能力评估[D]. 李昂. 河北大学, 2014(10)
- [9]牙鲆养殖户品种选择行为与技术推广研究[D]. 张钰研. 上海海洋大学, 2014(03)
- [10]中国海洋渔业演化机制研究[D]. 赵会芳. 中国海洋大学, 2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