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全区农机管理会议（论文文献综述）
何继华[1]（2010）在《广西社队企业研究：1953～1983》文中研究表明广西农村社队企业是在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办起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涉及农、林、牧、副、渔、工、商等各行业。另外位于农村地区（包括集镇、圩镇）的手工业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也是社队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组成部分。农村地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后,随着集体农业的逐渐发展,包括各行各业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规律。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初期广西农村社队企业的畸形发展缺乏巩固的基础,随着自然灾害、农业减产和整个经济形势的恶化,社队企业盛极而衰。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农村地区农业和整个经济的逐渐恢复,社队企业的发展又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尽管随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对农村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社队企业仍然在曲折中发展壮大。直到改革开放后农村地区废除了人民公社,社队企业的名称也成为历史名词,但是包括乡村集体企业在内的乡镇企业却迅猛的发展起来,被称为“异军突起”。文章的绪论部分阐述了笔者的研究旨趣,并简略叙述了社队企业发展史,对社队企业的概念作了界定,综述了有关社队企业问题学术研究状况,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方法。正文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广西农村社队企业的产生、短促发展到衰败的历程。笔者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社队企业就已经产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社队企业获得了短促的迅猛发展,但因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而盛极而衰。第二部分,主要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恢复后到改革开放前广西农村社队企业在曲折中发展的原因及经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不可避免的冲击了农村经济,但因社队企业发展符合农村经济发展的规律,也符合农民增加收入、共同富裕的理想,加上国家政策的鼓励,社队企业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仍然顽强的发展起来,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改革开放后广西社队企业进一步继续发展的原因,以及相比全国发展滞后的原因。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社队企业变成了历史名词,但随后,广西乡镇企业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广西社队企业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情况,分析其生产经营特点。社队企业是农村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企业,它的管理制度、资金来源、产供销关系以及利润与分配方面的运行机制都有自身独具的特色,为社会主义实践中如何发展公有制经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最后分析了广西社队企业发展的地方特色。第五部分,主要介绍了社队企业的历史意义。社队企业对解决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问题,对农村基层政权功能的发展与农村社区责任的实行,农村市场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村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都有积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实现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研究广西农村社队企业这种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对探讨与此相关的经营管理制度与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2]（2021）在《中国共产党在广西一百年大事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编者按】为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百年辉煌历史、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中国共产党在广西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6月）》，突出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对于全区广大党员干部?
姚玉玲[3]（2012）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与广西的社会经济：1976-1985》文中指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解放运动与社会经济发展是紧密联系的。一方面,思想解放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推动或阻碍的作用,并且以社会经济为载体体现出来；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会影响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和水平。因此,人们要不断地解放思想,以便继续推进社会的进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深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人们更应该不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本文的研究时段是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85年6月广西区党委召开四届八次会议。以这次会议为本文截止时间,是因为会上明确指出了：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历史遗留工作胜利结束。本文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民风等各方面阐述了这一阶段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比较系统地探讨了思想解放运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深刻分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及其启示意义。本文是以“文化大革命”、“两个凡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等为大背景,运用纵、横相结合的历史观,以纵向历史观划分本文章节,以横向历史观探究广西在这些背景条件下是如何解放思想、促进社会经济的。但是,由于广西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解放运动起步稍晚。因此,在各章划分的时间段内,有些内容发生的时间是有些出入的。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是介绍极左思潮产生的原因、内涵、特点及影响。就其影响方面,从红卫兵破“四旧”、“一打三反”运动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极左思潮产生的消极作用。本章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广西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的。第二章叙述的是两年徘徊时期广西思想解放运动的情况。一方面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前进,另一方面,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极左思潮的阴霾仍然存在。第三章叙述的是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至1982年广西思想解放运动取得的初步成果。以1982年为界,主要是依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和成效。这一阶段,由于受“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积极影响,人们的思想不断地被解放,并在实践中积极探求发展。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中心内容是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城市开始改“铁饭碗”制为“定额定产、多超多奖”制,“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逐步开始处理,对外开放事业也在起步中前进。第四章叙述了1983年至1985年夏广西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发展情况。这一时期,“处遗”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全部完成了历史遗留问题。农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发展多种经营形式等改革措施在不断地活跃着广西经济,冲击着人们的思想继续深入解放。此外,随着人们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农村还出现了新风貌新风尚。文章最后提出,思想解放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积极的社会思潮必定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消极的社会思潮必定会阻碍社会的前进。因此,必须不断地加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增强自身的科学文化水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高天鼎[4]（2015）在《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文中指出探索人类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不断地试错和纠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共产党国家都曾发生过的大规模冤假错案的现象。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给美国工人通信中所讲的：“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必然有曲折,有迂回,甚至要付出重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同样充满了艰难曲折。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曾造成过许多冤假错案。从历史上讲,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很多,对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革命目标的共产党人,更有其历史探索的特殊性。如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高度集中的制度弊端,激进的阶级斗争思潮等等,都是产生众多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纠正这些错误,防止再发生这些错误。小至政党、团体,大至民族、国家,都是在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中走向成熟的,可以说,纠错是一项完成其成人礼的活动。纠错活动最主要的政治标志,就是清理和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不仅表现了领导集团具有拨乱反正的睿智和决心,更是对历史负责的郑重态度,也是政治上走向成熟,制度上走向完善,国家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不断纠正了一些历史上的错误,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纠错机制——干部监督制度和干部审查制度。但是,由于民主建设的滞后,这套纠错制度是很不完善的,不仅长期遗留了许多未解决案件,而且还不断积累了许多新的案件。特别是建国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致造成错误的叠加,旧案未销,新案又起,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左”倾路线发挥到了极致,破坏了本不健全的民主法制,造成了全社会的迫害狂潮。政治迫害的范围,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多达一亿人之众,冤假错案遍布全国。在“文革”结束后,能否彻底解决这些冤假错案的问题,就成为中共能否成功实现历史转折的关键。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等人采取非常手段,一举抓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了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华国锋一方面积极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让一批老干部复出,重回领导岗位,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华国锋又要强调他的继承毛泽东遗志的政治正当性,不能大刀阔斧地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汪东兴还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设置了“两个凡是”的藩篱。历史转折时期,需要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在这种“乍暖还寒”的背景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与随后的中组部部长的任上,率先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推动全党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重要内容。首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转变为平反冤假错案,并取得初步进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高潮,形成了层层部署、逐级负责,专门机构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全党上下一起动手的局面。到1982年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完成；中共十二大以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继续深入,重点转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至中共十三大之前,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案得到了全面清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完成。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历时十年之久,清理的大量案件不可胜数。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各部门各单位密切配合,数以十万计的一线干部积极努力,保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顺利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部署,是有重点分阶段展开的：首先解决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穿插处理“文化大革命”前和建国前的历史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基本完成后,重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一些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的平反工作,做过多次结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完成,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进程中,胡耀邦功不可没。1977年后,胡耀邦历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先后主持中组部、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日常工作,曾亲自主持平反一大批冤假错案,批示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在他其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基础性和开拓性工作。后来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胡耀邦也一直关注并指导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程,参与领导制订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与指导了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两案”审判工作,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扫清了障碍。除此之外,胡耀邦还关注许多具体案件,作出了许多指示,为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本研究共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意义,梳理20多年来关于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重点专题的综合分析,指出目前学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并明确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重点介绍“文化大革命”及之前中共党史上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形成和中共为此而开展的三次大范围的纠正工作；第二章主要内容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政治形势,华国锋和中共中央的政治态度,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的背景,以及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的变化。第三章主要内容是：1977年到1978年期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任上,为平反冤假错案、重新确立全党思想路线的推动作用,在组织领导平反工作中取得的初步进展,以及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胡耀邦参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参与领导“两案”审判工作等。在此前后,平反冤假错案全面展开,为刘少奇、瞿秋白、习仲勋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恢复了名誉,为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了平反决定。在此基础上,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处理地下党、肃反、肃托等建国前历史积案,由政法系统经办的一些冤假错案,“文革”重灾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革遗留问题处理”等,以及全国范围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情况。结语部分：分析了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关系。中共在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对左倾路线有了更深刻认识,使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成为全党和全民的共识。
庾新顺[5]（2011）在《广西实现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以此为起点,重新奋起,带领全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使整个中国充满了生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通过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领导全区人民全面展开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
高宏[6]（2020）在《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志广泛编纂,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理论和经验,本文以省级旅游志为研究对象,从编纂的角度考察了旅游志编修源流、背景和体例,对旅游志的内容、特点、价值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旅游志内容梳理的基础上回顾了当代旅游的发展变迁。当代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经四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代旅游业白手起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挫折但徘徊前行,拨乱反正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初,旅游业开始崭露头角,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被国家确定为支柱产业。为适应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国家不断调整管理体制,扩大对外开放,扩大旅游的空间和地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居民收入增加,旅游出行人数和旅游消费大幅度增长,旅游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旅游业资料的收集和汇编,总结旅游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反映旅游发展的历史进程已经成为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部署下,各级政府开始编修旅游志。旅游类志书的编纂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地方志在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旅游元素就是志书记述的一个重要方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旅游类专志开始产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志书也愈来愈丰富,出现了包括山志、水志、寺庙志、湖泊志、名胜志等诸多的旅游类志书,民国时期,名胜、古迹被纳入志书定例,逐步奠定了当代旅游志的基础。当代志书编纂过程中,旅游起初是作为部分区域志的篇章之一,随着旅游发展,逐步单独成志,并成为省级志书中一个重要的分志。首轮省级旅游志各地启动时间不一,发展极不平衡,纂修部门多,既有旅游部门,也有外事部门,还有外事部门和旅游部门联动修志。20世纪90年代后期,第二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开始部署,省级旅游志的续修也开始启动,但由于首轮志书进展不一,故仅有7个省份完成第二轮省级旅游志的编纂。两轮省级旅游志编纂过程中呈现出工作体制的一致性、机构人员的趋同性、工作程序的相似性、志书编纂和旅游业发展不对称等特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根据各省旅游的实际情况和资料情况,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拟定的相关规定,对志书结构进行设计和规划。篇目主要采用篇（编）、章、节三级,涉及旅游资源、旅游者、旅游设施、旅游服务、经营与管理等篇章。两轮志书基本都采用了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设序言、凡例、概述、卷目等,为全书之纲。省级旅游志的文体,在遵循传统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根据旅游志记述内容的情况,尤其景区景点景色的记述,略微有些创新和变通。两轮志书相比较,体例结构既有继承,也有变革和发展。篇章数量有所损益;篇目分类由“静”到“动”,与时俱进,更加科学;体裁运用更加丰富和合理;文风更加精炼、简洁和实用。省级旅游志主要记述了旅游资源与开发、旅游线路与规划、旅游类型、旅游市场、旅游服务施设、旅游管理等事象。在这些记述的内容中,展现了当代旅游业的发展和变迁:旅游活动类型更加丰富、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后起勃发、消遣性旅游幅度增大、自费旅游和自助旅游增加;旅游的时空极大拓展,客源地和目的地全球化,旅游时间更加灵活;旅游业的属性从外事接待逐步向经营接待型转变,最终形成旅游产业;旅游管理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机构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旅游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都得到极大的改善;旅游功能也更加多元。省级旅游志在多方面都具有价值,不仅是记录区域旅游发展的载体,也是经济和文化史料的重要来源;在旅游开发中,是旅游宣传的重要工具和信息来源,旅游规划与开发的重要参考,旅游商品开发的重要借鉴。对于旅游文化研究、旅游史研究、区域经济史研究意义重大。省级旅游志编纂成果丰硕,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在编纂组织时,存在组织机构的临设与调整、修志人员的不稳定性、内容不断调整和变化、编纂工作持续周期长等问题;在体例编排方面,篇目分类不够科学、篇目设置存在太“全”和太“简”等现象;在内容记述方面,存在遗漏、失真、地图运用不足、关联性不够等问题;在理论运用方面,对方志学理论和旅游学理论有待进一步融汇贯通。针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存在的问题,有待从资料收集、篇目设置、内容建构和理论创新四个方面进行着手,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在资料收集方面,加强微观资料、口述史料、网络资料和旧方志资料收集;在篇目的设置时,注意行业分工实际和发展、篇目标题客观简洁、篇目设置注意整体性和逻辑性;在内容建构上,凸显地域特色、彰显时代变化、突出专业性;在理论方面加强创新,尤其是加强对省级旅游志的续修理论的研究、正确处理旅游志和其他志之间的关系,力争早日构建形成旅游方志学。
赖寒梅[7]（2019）在《“戏曲改革”视域下的壮族师公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壮族师公戏作为一种民间剧种。当前学者对其研究大都集中在剧目创作及艺术表演两方面,少有人从社会层面与戏剧历史现象层面对其进行整体观照。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戏曲改革运动对壮族师公戏的建构与形成的重要影响,也少有人站在学理层面对其作出全面分析与整体研究。本文的论旨亦由此发生。本文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戏曲改革运动,在党和国家的关心和扶持下,壮族师公戏无论是创作还是演出均发生了明显变化,新时期壮族师公戏被命名为“壮师剧”,就是这一关照下产生的结果。与此同时,在两次戏曲改革语境下,壮族师公戏逐渐形成由政府扶持、组建与由民间自发演出两种形态。其中,前者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化、表演艺术本体化特征;后者则呈现出娱乐与“仪式戏剧”特征。这种符合戏曲生态发展的现象,不断推动壮族师公戏步入现代化的演进历程。这其中,新中国成立后两次戏曲改革对壮族师公戏影响是巨大的。本文分四章展开论述。第一章分析新中国成立前壮族师公戏的戏剧特征与形态,分“壮族师公表演活动的戏曲化”“在’仪式戏剧’与’艺术戏剧’之间”两节展开论述;第二章对“新中国成立后壮族师公戏的两次’戏曲改革’”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分“新中国成立初期’戏改’运动中的壮族师公戏”“新时期被正式命名的壮族师公戏”两节展开论述。第三章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两次’戏曲改革’对壮族师公戏的影响,分“’由党和国家扶持’形成的壮族师公戏的建构形成”“’民间自发组织’的壮族师公戏的退化和坚守”两节展开论述。第四章为“新中国后两次’戏曲改革’运动对壮族师公戏影响的启迪和反思”,分“启迪:在认同中建构”“反思:对壮族师公戏生存形态的思考”两节展开论述。
蒙爱群,覃坚谨[8]（2008）在《广西三线建设的概况》文中提出1964年至1980年的三线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场规模空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经济建设。三线建设时期是广西经济建设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对以后广西经济社会发展
李美清[9]（2014）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是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实现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基础。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方面历经考验、富有成效,值得进行认真研究和总结并上升为指导今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当前,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本研究拟解决三个核心问题：一是少数民族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核心内容以及发展脉络问题；二是当前国内民族地区马克思民族观教育存在的共性问题；三是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国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构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新体系的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从概念研究入手,通过对民族、民族问题、民族观等核心概念进行再学习再研究,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及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理论内涵及发展。同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实证研究对象,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至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共80多年的史实入手,全面分析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历史与现状。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发端与发展进行分析研究,进一步总结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主要成效,力求从中找出影响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成效的实践因素和理论依据,分析研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面临的挑战和时代要求以及当前国内民族地区马克思民族观教育存在的共性问题。在进行理论和现实的具体研究分析后,通过深入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模式和特点,以及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提炼、概括和升华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理论模式,探索和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从组织与管理、实施与保障等方面研讨我国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对策,最终建构出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教育体系,以期提出有操作性的有效方案。
张志明[10]（1995）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委员会研究》文中提出革命委员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由局部夺权发展到“全面夺权”，直至全局失控的严峻情势下，历尽磨难后才靠军队“支左”与多种力量的平衡而建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地方国家权力机构。 革命委员会经历了由鼎盛、平复和衰亡的历史嬗变过程。在鼎盛时期，它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类似于军事管制的机构；在平复和衰亡时期，它逐渐演变为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地方政权机构。最终为地方人民政府所取代。 打破“文革”前政治体制后新建的革命委员会，不仅没有克服原体制中的弊端，而且将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革命委员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适应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需要，同时它也承担了管理其他社会事务的一些基本职能。 革命委员会的产生除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外，还与“文革”前业已形成的体制、政治文化和思想理论中的弊端和错误有着深层的社会历史联系。 反思革命委员会的历史教训而知，唯有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深刻变革，才能逐渐实现对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超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发育、完善和确立，无疑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昭示了光明而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全区农机管理会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全区农机管理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1）广西社队企业研究：1953～198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社队企业小史 |
| 三、学术史回顾 |
| 一、广西社队企业的出现 |
| (一) 广西社队企业的前生:农村副业 |
| 1. 解放前广西农村副业概况 |
| 2. 解放初期广西农村副业、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 |
| (二) 农业、手工业合作社时期的广西社队企业的产生 |
| (三) 大跃进时期广西社队企业的短暂发展 |
| 1. 广西社队企业大规模出现的背景 |
| 2. 广西社队企业的大规模出现 |
| 3. 广西社队企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
| (四)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广西社队企业的调整与恢复 |
| 1. 全国发展概况 |
| 2. 广西社队企业的调整 |
| 3. 广西社队企业在困难中坚持发展 |
| 二、广西社队企业的曲折发展 |
| (一) 文化大革命前期广西社队企业的曲折发展 |
| 1. 全国形势与概况 |
| 2. 广西社队企业在动乱中的发展 |
| (二) 文化大革命后期社队企业的发展 |
| 1. 全国概况 |
| 2. 广西社队企业的发展 |
| 3. "左"倾政策对社队企业发展的危害 |
| 4. 社队企业发展情况 |
| (三) "抓纲治国"时期广西社队企业的发展 |
| 三、广西社队企业在调整中的发展与终结 |
| (一) 广西社队企业缓慢发展时期 |
| 1. 全国发展概况 |
| 2. 广西社队企业在调整中的发展 |
| 3. 广西社队企业的终结 |
| (二)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
| 四、广西社队企业的产业结构、经营管理及地方特色 |
| (一) 广西社队企业的产业结构 |
| 1. 第一产业 |
| 2. 第二产业 |
| (1) 采矿业 |
| (2) 食品工业 |
| (3) 建筑材料制造业 |
| (4) 日用陶瓷制造业 |
| (5) 机械制造业 |
| 3. 第三产业 |
| (二) 广西社队企业的管理与制度 |
| 1. 社队企业规模的变化 |
| 2. 社队企业的资金来源 |
| 3. 社队企业的产供销 |
| 4. 社队企业的利润与分配 |
| (三) 广西社队企业发展的地方特色 |
| 五、社队企业的历史意义 |
| (一) 农村工业化问题 |
| (二) 农业现代化问题 |
| (三) 社队企业与农村基层政权功能的发展 |
| (四) 社队企业与农村社区责任 |
| (五) 社队企业与农村市场化 |
| (六) 建设社会主义新村庄与小城镇建设 |
| (七) 缩小工农差别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3）“文化大革命”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与广西的社会经济：1976-198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缘由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和本课题研究目标 |
|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哲学的理论研究概况 |
| (二) 关于广西思想解放运动的学术研究概况 |
| 三、研究与写作方法和创新、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三)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从两场政治运动透视“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肆虐广西的情形 |
| 第一节 极左思潮的历史探究 |
| 一、极左思潮产生的社会背景 |
| 二、极左思潮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 |
| 三、极左思潮的危害 |
| 第二节 被毒害的青年——红卫兵破“四旧”运动 |
| 一、红卫兵破“四旧”的典型活动 |
| 二、红卫兵破“四旧”的危害和启示 |
| 第三节 从“一打三反”运动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
| 一、“一打三反”运动 |
| 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
| 第二章 坚冰初融与阴霾难散 |
| 第一节 揭批“四人帮”的三大战役 |
| 第二节 初步落实干部、知识分子政策 |
| 第三节 两次会议的定性与急于求成的经济计划 |
| 一、1977年党代会和人代会上对经济发展方针的定性 |
| 二、徘徊时期国民经济有所发展与遗留问题并存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大潮初起与广西社会思想的急剧变动 |
| 第一节 “橡胶园里练硬功”——“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滞后与补课 |
| 一、极左思潮又一高峰——“两个凡是” |
| 二、广西“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滞后 |
| 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
| 第二节 大规模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
| 一、平反历史冤、假、错案,进一步落实各方面政策 |
| 二、恢复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
| 第三节 “自主种田,越种越甜” |
| 一、改革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 二、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开启农村管理体制改革 |
| 第四节 从“大锅饭”亏到“定额到人,多超多奖”盈 |
| 一、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经济责任制 |
| 二、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 |
| 第五节 对外开放与走出国门 |
| 一、对外开放与合作 |
| 二、广西对外开放的窗口 |
| 第四章 思想解放的深化及其成果 |
| 第一节 深入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 |
| 第二节 种下“梧桐树”招来“金凤凰”——消除偏见,重用知识分子 |
| 一、依靠科技振兴广西 |
| 二、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 |
| 第三节 “富裕起来的农民有‘十想’” |
| 一、完善农村经济所有制,搞活多种经营方式 |
| 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
| 第四节 责任制就是好!受奖受罚心都乐 |
| 一、改革企业体制,增强企业活力 |
| 二、大力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 |
| 第五节 “高秀人事新”——壮乡文明新貌新风尚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读硕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4）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研究的三个阶段 |
| (二)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研究中的重点专题 |
| (三) 目前研究中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共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 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 |
| (二) 中共建政前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 |
| 二、建国前十七年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中共建政初期的冤假错案问题 |
| (二) 1960年代初期的纠错工作和“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 |
|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 |
| (二)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
| 第二章 从落实干部政策到平反冤假错案 |
| 一、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面临的政治形势 |
| (一) 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陷入“两难”境地 |
| (二) “两个凡是”的提出及影响 |
| (三) 老干部的复出与拨乱反正中坚力量的形成 |
| 二、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 |
| 三、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 |
| 第三章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序曲(1977-1978) |
| 一、中组部拨乱反正的初步实现 |
| (一) 召开整风会议,整顿组织部门 |
| (二) 建立健全平反冤假错案的组织机构 |
| (三) 召开疑难案例座谈会 |
| (四) 创办《组工通讯》 |
| (五) 与时俱进地调整审干政策 |
| 二、全党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 (一) 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讨论 |
| (二)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 三、平反冤假错案的起步 |
| (一)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 |
| (二) “彭黄张周”冤案的初步平反 |
| (三) 复查“四清”运动中的冤案 |
| (四) “恶攻”案件的初步处理 |
| (五) 内蒙三大冤案的平反 |
| (六) 知识分子冤假错案的初步平反 |
| (七) 为右派分子摘帽、改正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 |
| (一) 平反冤假错案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主题 |
| (二)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及舆论宣传 |
|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 |
| 第四章 平反冤假错案的全面展开(1979-1982) |
| 一、奠定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础的两件大事 |
| (一) 进行“两案”审判 |
| (二) 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 二、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平反 |
| (一) 为刘少奇冤案平反 |
| (二) 为瞿秋白恢复名誉 |
| (三) 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平反 |
| (四) 为习仲勋所涉一系列冤案平反 |
| 三、全国各地、各部门重大事件的平反 |
| (一) 为中组部冤案平反 |
| (二) 为文艺界冤案平反 |
| (三) 解决“一月夺权”的问题 |
| (四) 为部分民族地区冤假错案平反 |
| (五) 为潘汉年冤案平反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
| 第五章 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1983-1987) |
| 一、从平反冤假错案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
| 二、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处理 |
| (一) 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 |
| (二) 解决肃反、肃托的历史遗留问题 |
| (三) 全面复查纠正政法系统经办的冤假错案 |
| (四) 广西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工作 |
| 三、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6）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概念界定 |
| 五、研究架构 |
| 第一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背景 |
| 第一节 当代旅游业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旅游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 |
| 第三节 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增长 |
| 小结 |
| 第二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概要 |
| 第一节 旅游志编纂溯源 |
| 第二节 首轮省级旅游志编纂 |
| 第三节 第二轮省级旅游志编纂 |
| 第四节 两轮省级旅游志编纂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省级旅游志体例安排 |
| 第一节 省级旅游志结构设计 |
| 第二节 省级旅游志的体裁 |
| 第三节 省级旅游志的文体 |
| 第四节 两轮省级旅游志体例比较 |
| 小结 |
| 第四章 省级旅游志记述的事象 |
| 第一节 旅游资源与开发 |
| 第二节 旅游线路与规划 |
| 第三节 旅游类型 |
| 第四节 旅游市场 |
| 第五节 旅游服务设施 |
| 第六节 旅游管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旅游志中旅游业的发展变迁 |
| 第一节 旅游活动类型的变化 |
| 第二节 旅游时空的拓展 |
| 第三节 旅游业属性的变迁 |
| 第四节 旅游管理规范化和法制化 |
| 第五节 旅游设施的发展 |
| 第六节 旅游功能多元化 |
| 小结 |
| 第六章 省级旅游志的价值 |
| 第一节 资料价值 |
| 第二节 应用价值 |
| 第三节 研究价值 |
| 小结 |
| 第七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组织工作问题 |
| 第二节 体例编排问题 |
| 第三节 内容记述问题 |
| 第四节 理论应用问题 |
| 小结 |
| 第八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优化建议 |
| 第一节 资料收集 |
| 第二节 篇目设置 |
| 第三节 内容建构 |
| 第四节 理论创新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 |
| 二、地方志 |
| 三、资料汇编 |
| 四、着述 |
| 五、期刊论文 |
| 六、硕博论文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7）“戏曲改革”视域下的壮族师公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意义与目的 |
| 二、研究现状及其局限 |
| (一) 对壮族师公戏的研究现状及其局限 |
| (二) 对戏曲改革的研究现状及其局限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前的壮族师公戏 |
| 第一节 壮族师公表演活动的戏曲化 |
| 第二节 在“仪式戏剧”与“艺术戏剧”之间 |
| 第二章 壮族师公戏的两次“戏曲改革”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戏改”运动中的壮族师公戏 |
| 一、改人:表演者身份的变化与主体性建构 |
| 二、改制:壮族师公戏文艺队的组织及其表演 |
| 三、改戏:剧目的创编与表演形式的丰富与完善 |
| 第二节 新时期被“正名”的壮族师公戏 |
| 一、壮族师公戏被正名的文化语境 |
| 二、壮族师公戏被正名的过程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后两次“戏曲改革”对壮族师公戏的影响 |
| 第一节 由党和国家扶持的壮族师公戏的建构与形成 |
| 一、表演队伍的组织形式和剧本创作的意识形态特征 |
| 二、戏剧艺术的形式本体:戏曲化、歌舞化和符号化 |
| 第二节 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壮族师公戏的退化和坚守 |
| 第四章 “戏曲改革”运动对壮族师公戏影响的启迪和反思 |
| 第一节 启迪:在认同中建构 |
| 第二节 反思:对壮族师公戏生存形态的思考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9）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民族分裂主义抬头 |
| 1.1.2 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面临新的问题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相关核心概念 |
| 1.3.1 民族 |
| 1.3.2 民族问题 |
| 1.3.3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的整体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关键点与创新点 |
| 1.5.1 关键点 |
| 1.5.2 创新点 |
| 2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当代际遇 |
| 2.1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现实基础 |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
| 2.1.2 我国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取得显着成效 |
| 2.1.3 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成为社会共识 |
| 2.2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当代挑战 |
| 2.2.1 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的影响 |
| 2.2.2 国际反华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对我“西化”和“分化” |
| 2.2.3 世界热点地区民族矛盾激化导致严重后果 |
| 2.2.4 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对我构成现实威胁 |
| 2.2.5 民族自决挑战国家主权对我造成影响 |
| 3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理论基础 |
| 3.1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产生、形成与发展 |
| 3.1.1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产生 |
| 3.1.2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丰富与发展 |
| 3.2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主要内容 |
| 3.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 |
| 3.2.2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 |
| 3.2.3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 |
| 3.2.4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 |
| 3.2.5 相关民族文化知识 |
| 3.3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价值指向和根本方式 |
| 3.3.1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事业中的“生命线” |
| 3.3.2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 |
| 3.3.3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民族团结作用 |
| 3.3.4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灌输”方式 |
| 4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实践的历史考察——以广西为例 |
| 4.1 广西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历史考察 |
| 4.1.1 初步宣传民族平等思想时期 |
| 4.1.2 全面宣传民族平等团结思想时期 |
| 4.1.3 慎重宣传推进发展民族思想时期 |
| 4.1.4 曲折重挫时期 |
| 4.1.5 恢复时期 |
| 4.1.6 快速发展时期 |
| 4.2 广西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主要特色 |
| 4.2.1 加强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领导 |
| 4.2.2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中开展教育 |
| 4.2.3 不断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调整教育的内容和方式 |
| 4.2.4 在执行民族政策和推动民族发展中开展教育 |
| 4.2.5 以民族民间的文化为形式载体灵活多样开展教育 |
| 4.2.6 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巩固开展教育的现实基础 |
| 4.3 影响广西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成效的主要因素 |
| 4.3.1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深度和广度不够 |
| 4.3.2 民族政策落实不到位和缺位同时存在 |
| 4.3.3 极端民族主义言论破坏民族团结 |
| 4.3.4 民族研究有薄弱环节 |
| 5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实践创新 |
| 5.1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实践创新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
| 5.1.1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实践创新的指导思想 |
| 5.1.2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实践创新的基本原则 |
| 5.2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内容创新 |
| 5.2.1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内容 |
| 5.2.2 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
| 5.2.3 加强民族地区以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为主的公民教育 |
| 5.3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路径创新 |
| 5.3.1 创新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宣传教育 |
| 5.3.2 创新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实践教育 |
| 5.3.3 创新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学校教育 |
| 5.4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机制创新 |
| 5.4.1 形成多渠道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联动机制 |
| 5.4.2 建立健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长效机制 |
| 5.4.3 加强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 |
| 5.4.4 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 |
| 6 结语 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现实与前景 |
| 参考文献 |
| 科研简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委员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引言 |
| 第一章 革命委员会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不破不立“：毛泽东笃信只有通过“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初朝的改组和夺权 |
| 第三节 批判“资反路线”导致全国“全面夺权” |
| 第二章 从“上海人民公社”到“全国一片红” |
| 第一节 “一月革命”和“上海人民公社”的出现 |
| 第二节 毛泽东对夺取后新生政权名称的慎思和“上海人民公社”名称的改变 |
| 第三节 全局失控、进退维谷：毛泽东号令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
| 第四节 “全国一片红”的曲折历程 |
| 第三章 革命委员会的历史嬗变 |
| 第一节 革命委员会的鼎盛时期(1967年1月—1969年4月) |
| 第二节 革命委员会的平复时期(1969年4月—1972年8月) |
| 第三节 革命委员会的衰亡时期(1972年8月—1979年9月) |
| 第四章 革命委员会的结构及功能 |
| 第一节 革命委员会概念考 |
| 第二节 革命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 |
| 第三节 革命委员会的社会功能及实际运作 |
| 第五章 革命委员会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
| 第一节 革命委员会产生的体制条件 |
| 第二节 革命委员会产生的政治思想条件 |
| 第三节 革命委员会产生的理论条件 |
| 第六章 反思与超越：对革命委员会的历史评述 |
| 第一节 毛泽东提出的重大历史课题 |
| 第二节 毛泽东理想与现实的悖论之源 |
| 第三节 政权机构与经济体制的辩证法 |
| 结语 |
|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
| 谢辞 |
四、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全区农机管理会议（论文参考文献）
- [1]广西社队企业研究：1953～1983[D]. 何继华. 广西师范大学, 2010(01)
- [2]中国共产党在广西一百年大事记[N].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广西日报, 2021
- [3]“文化大革命”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与广西的社会经济：1976-1985[D]. 姚玉玲. 广西师范大学, 2012(10)
- [4]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D]. 高天鼎.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3)
- [5]广西实现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J]. 庾新顺. 文史春秋, 2011(07)
- [6]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D]. 高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9)
- [7]“戏曲改革”视域下的壮族师公戏研究[D]. 赖寒梅. 广西大学, 2019(01)
- [8]广西三线建设的概况[J]. 蒙爱群,覃坚谨. 传承, 2008(04)
- [9]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研究[D]. 李美清. 北京交通大学, 2014(12)
- [10]“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委员会研究[D]. 张志明. 中共中央党校, 199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