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明代北京地区的商业（论文文献综述）
敖红艳[1]（2019）在《明代中后期（1506-1644）江南地区旅游活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是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个朝代。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商业日益繁荣,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迹象。在文人士大夫的带动下,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生活方式,得到世人的一致推崇,以致于明代中后期社会上形成了一股规模空前的大众化旅游热潮,这也使得中国古代旅游达到了另一个巅峰。而江南地区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商品经济发达、城市繁荣、交通便利、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等因素,其旅游活动最为发达。从旅游主体看,明代中后期,由于旅游活动在江南地区更加普及化、大众化,使得这一时期旅游者的构成更加多元化,除王公贵族、文人士大夫外,商人、市民、僧侣等也纷纷加入到了这股旅游热潮当中,成为客源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文人士大夫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成为明代中后期旅游活动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妇女们也纷纷走出家门,参与到大众化旅游热潮中来,成为明代中后期旅游活动的特殊群体。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旅游活动的繁荣发展,相应地带动了交通运输业、旅馆业、饮食业、娱乐业、图书出版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一方面,驿道、大运河的修建,使得江南地区以南京为中心形成了沟通南北以及江南各地的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极大地便利了旅游者的出行。另一方面,随着出游人数的增多,也带动了与其相关的食宿业、娱乐业等行业的发展,旅馆、茶楼、酒肆、戏园等数量繁多,遍布各地,服务热情,经营方式多样,满足了不同类型游客的需求。另外,专门为往来旅游者及客商等提供旅游服务的牙家及导游的出现,也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旅游活动的兴盛及其商品化倾向。与此同时,明代中后期江南旅游活动的发展还导致了旅游文学创作的繁盛,一大批旅行家们在其旅游文学作品中对旅游思想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不仅丰富了我国旅游文化的内容,而且还对后世旅游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上可知,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旅游活动的蓬勃发展,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关注明代旅游活动的研究,研究方法和角度多种多样,但是尚未对其做出系统、深入、整合性的研究。本文将以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旅游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明代中后期江南旅游活动的各个要素,以期能拓宽明史研究的范畴,同时也为我国现代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以及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历史借鉴和有益启示。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叙述写作缘起、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相关概念的研究范围、研究目标及方法,并最终总结归纳创新点和难点。第一章从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四个方面分析阐述明代中后期旅游活动兴起的背景及其原因。第二章全面总结分析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旅游者的构成及其旅游动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旅游活动的主体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王公贵族、文人士大夫、宗教人士这些特权阶层,而是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越来越多的普通市民,甚至于乡村居民也参与到旅游的浪潮之中。与此同时,不同的旅游活动主体的旅游动机也不尽相同。第三章重点论述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与旅游相关的交通、食宿、娱乐等行业的发展状况以及它们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第四章主要以明人文集、游记等为史料基础,对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及其开发情况进行梳理归纳。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并秉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明,成就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名山大川、亭台楼阁、庙宇古迹等等都对旅游者产生了强烈的向往。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怀古名句、山水诗文更是激发了旅游者的旅游动机。第五章对明代中后期在旅游思想领域取得较高成就的几位江南旅游家的旅游思想进行了分析论述。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着名的旅行家以及以撰写纪游文学出名的诗人与作家,他们在观赏、游览的过程中,也在进行积极的思考和探索,并且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旅游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中包含了他们丰富的旅游思想、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六章主要从对居民的影响、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对后世产生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分析、阐述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旅游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常文相[2]（2017）在《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文中研究指明考察明代中国历史演进变迁,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商品经济日渐活跃,商业关系逐步扩展,商人的地位角色也愈显突出。明代君臣能够将商人视为社会组成的必要人群加以平等看待,肯定正当商业活动对于增益国计、促进民生的积极功用,且顾念商人的利益诉求与辛劳疾苦,确立相关制度法规,改善各种征榷管理,保障商业活动有序进行。同时他们站在重视农业生产及维护社会稳定的立场,惩治游食,杜防通番,所行路引、海禁等一些措施虽起到约束商人、限制商业的实际效果,但并不以“抑商”为根本目的。因此明代国家的商业政策总体趋向承认许可而非阻碍排斥,明中后期对商人压榨掠夺的加剧实则出自皇权滥用,且遭到朝野一致批评抵制。关于商税征收,明代士大夫虽多有缓解农困、补给农赋的考虑,然他们大都重申设关置市以稽奸除暴、控遏垄断的古意,在满足国用情况下,榷商不被当作政务必需。这些士大夫指出商业切关民生,商民又和国家一体同系,主张常怀恩惠之心,宽商恤民。他们由此反对病商苛政,建议强化监管,以收官商互济共利之效。有些士大夫还鉴于国家财政对商税需求增加的社会现实,一并把传统“讥而不征”的榷税观点转化为“通商裕国”等因应时需的解释,阐发了诸如“厚农资商”、“农商交重”、“工商皆本”等透射时代特色的理念。尽管明代商税始终未在全国岁入中占据重心位置,当时官员要接受市场经济之商品货币化榷税模式亦须作出更大调整,不过从他们有关国家、商人、农民三方关系的思考中,已能说明商业在帝制框架下尚有充分的发展潜力。在明代涉商案件的诉讼审判中,商人和其他庶民群体一样,拥有同等的法权地位。地方官员体念商民生计艰难,严厉惩办劫诈盘剥商贾、铺行的盗徒胥吏,并加强缉查走私匿税等不法行径。这些官员于坚持司法公正的同时,亦能参酌商业契约惯例,注意妥善处置当事各方利益关系,终使判决结果兼顾法理人情。这样,彼时商人经由法律途径,得以表达诉求,伸张权利,并未因身份职业而遭致区别对待。此外,明代商人同样能够获取与其他民众均等的机会参加科考,也可上书言事,捐赀进学。且明中后期朝廷还在两淮、两浙盐运司专设“商籍”,以解决商人子弟因户籍所限不能异地入学应考的困难,显露出对盐商的一些优待。明代国家出自对商人财力的需求和商品市场的依赖,在经济利益配置上与商人结成了一种互利合作关系。明代盐法开中由政府管控主导,采用招募方式实施,商人不仅可从中赚取盐利实惠,且发挥了固边足国的有益作用。为保证官商合作顺利推进,明政府打击势豪侵占,规范盐政秩序,并因势利导变通策略。明中叶后的盐法改革意在运用经济规则和手段协调盐商内部及官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当时士大夫也多方建言,力求赈恤商灶,广施招徕,以继续深化合作。明代的官商合作还体现在茶法运行及国家为备边、佐军、赈饥、营造而采取的召商买办方面,此间专制政权的操纵苛敛虽无法避免,但考量开中各法的制定和变革本意,其实仍是建立在双方相需互存之上。明代士大夫不仅能够认可商业治生养家、会通资用的价值功能,且还有人阐明异业同道、义利协和之理,赋予商人事业以更为合理的存在意义。他们大体倾向从社会“公义”维度出发,益加正视兼具财富与德行优势的商人于公共层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尤为看重其度支理财的专长。明中叶以降,士商双向交流频繁,融合趋势明显,儒贾相得家族亦较多涌现。这既反映了当时社会开放性和自由度的逐渐增强,又向商人提出了以儒家学说为本、按儒家义理行事的更高要求。士商两阶层因而在价值取向上可接近共通一致,彼此互动关系得以持续深入。同时一些士大夫对社会商业化风潮的不良后果保有清醒认识和警惕心态,显示出期待以传统文化信条规范商人行为的努力。士商融合的社会情势为商业开展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客观环境,明人往往根据个人条件及家庭需要妥当作出职业取舍,并就中体会到儒贾兼济方式对维系与扶助家族生存发展的积极意涵。明代很多商人不光在贸迁货居间展布才能,亦于商业活动内外对以孝悌、诚信、仁德、礼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和义利观表现出遵奉认同,甚且通融看待儒贾关系转化,提出以儒饰贾或贾不负儒。当时还有商人能够会通儒术贾道,着意整合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又通过赈灾济困、董理营建、顾问建白、居间任使等形式主动参与地方和国家事务,展现出较强的责任意识与现实关怀。他们进而与士绅阶层一道在民间社会扩大影响,肩负起更多公共职能,越来越成为国家仰赖依需的一种群体力量,由此也预示了明代中国社会权力在保持帝制框架下渐次向“绅商”共同支配体系演进的可能前景。基于以上论析,可以认为明代商人、商业作为帝制体系的内在组成要素,被国家社会既有体制所广泛吸纳包容,两者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性。当时商人、商业的发展没有消解国家权力,瓦解社会结构,而是在更大范围继续支撑着帝制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明代商品经济繁荣与帝制体系强固并行,双方磨合为一基本洽和局面,达成一种互适共生的历史演进态势。
李小庆[3]（2019）在《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下河”是指淮扬运河以东、黄海以西、运盐河以北、废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在明清行政区划上隶属淮扬二府。明嘉靖中叶以后,下河地区经济整体趋于衰败,同时局部地带却保持着持续性商业繁兴,对此经济现象,学界尚乏系统考察。与以往基于环境、灾伤、漕运、盐业等视角的专题研究只是旁涉下河地区不同,本文以下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地方社会与民生视角,正面考察该地水利、农业、商业、盐业及百姓生活情状等历史面相,清晰呈现地区经济面貌的具像图景与变迁轨迹,藉以提炼影响下河经济演变的诸种要素,追问形塑该地经济格局的根由。最后以下河为个案,试就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稍作申说。大致结论为:明中叶以来下河水利环境的恶化是国家政策逐步推演实践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地区同罹水患。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下河被迫成为排泄区。清廷虽曾积极救治下河水利,却未能变更下河作为排泄区的角色设定,主要原因在于固守保运通漕政策,而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及有效的统筹管理机制,则进一步削弱了下河水利的治理效能。由于水利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灾伤频发,使得作为下河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阻碍,具体表现在田地大量损毁、耕作效率低下、种植制度与节奏变动引发的产能减损、再投入能力弱化等多个层面。就农业收成评估,晚明多属欠年,清代黄河北徙前欠年亦占据近半光景,下河农业根基被彻底动摇。下河发达的内外交通网络,为商品流通与贸易开展提供了便捷条件,商业得以发展。但其发展也面临着运河商贸波动、商品附加值低、商品生产缺乏稳定性等限制性因素。尤其是生产稳定性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下河商品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双重萎缩,商业发展只能更多地倚赖交通优势带来的规模性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形成的强劲消费。这不仅导致下河经济与商业活动空间龟缩一隅,也放大了商业发展的潜在风险。下河部分人口、土地资源被规定用作盐业生产,但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下河百姓却难以从盐业中获利。无论是“食盐”还是“肩挑背负”政策,皆属蝇头微利;盐商通过善举将部分盐利分润于下河,但却不构成对下河经济的有效“反哺”;下河百姓以及外来人群的勾连贩私,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秩序的稳定。从付出与回报角度考量,盐业并不因下河“所有”而构成天然的优势发展资源。资源对于资源所在地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国家对资源的利用与分配机制。由明入清,下河百姓承担的赋、役负担皆有所减轻。依托于宽广的水面,以及河工、盐业、漕运释放出来的工作机遇,失地百姓尚有多种谋生途径可供选择,但大多数生活贫苦。国家的蠲赈举措虽能缓解灾伤引发的民生伤害,却无力兜底因政策性致灾造成的民生窘境,亦无法扭转下河整体衰败、贫困的命运。下河士绅曾力图改变地方的生存窘境。在水利方面,他们虽明了致灾缘由并有所申说,但却深知事涉国计,并未对国家泄水行为本身进行强烈抗拒,终难达成整体改善水利的目标。赋税减免的努力成效则基本取决于国家财力是否许可。可见下河士绅面对水利环境恶化及由此引发的地方窘境及衰变命运,实属无能为力。整体而言,环境、国策与地方士绅构成了理解下河经济演变的要素。环境是下河经济演变的基础。该地交通、稻作、盐业等优势皆基于环境生成,这既构成了下河经济演变的底色,也成为国家与下河发生关联的背景条件。下河因运道、盐业与国家经济密切关联,成为国家财赋的核心承载区域,这让下河经济演变在环境禀赋之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河因保运政策被迫成为泄水区,农业因之衰败,地区经济失去了自主造血的能力。基于漕运政策带来的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带动了商业的勃兴,但同时泄水也让下河失去了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难以充分利用交通优势构筑起广泛的商品交流,商业繁兴局促一隅。最终,基于国家政策形成的局部商业繁荣与政策性泄水引发的下河农业衰败交织共存,构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两层皮现象。下河被规定为盐业生产提供资源,但却被排斥在盐利分配格局之外,纯然成为盐课提取地。而维护运道及驿递供给则给下河百姓带来了极大负担。另一方面,国家治水形成的间歇性水文环境改善、漕盐运带来的谋生机会以及国家的积极蠲赈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农业衰败引发的生存危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但国家政策造成的消极恶果与积极成效不可等量齐观,毕竟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下河百姓陷于普遍贫困,地区经济也因此衰败沦落。国家的积极作为只是履行维系地方秩序、保障民生最低生存底线的职责,而非助力地方摆脱贫困状态。下河士绅试图改善地方生存窘态,然收效甚微,根本无力左右该地的经济面貌与发展态势。对明清下河经济而言,国家政策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下河的历史演变,构成了帝制时代基于国家政策与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的典型个案。这提示区域经济受制于国家大的经济结构,多扮演国家既定性经济角色,本身并不具备脱离国家而独立演进的能力与途径,所以区域史研究需放置于全国性经济结构中进行审视,充分考量“国家”要素。下河士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并未表现出对地方的支配性影响,下河因此绝非“士绅社会”。如此,在对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时,既不可强行谋求统一的解释模式,也不可将单一区域模式推演、默认成全国模式。至于何为帝制后期地方社会的支配力量,可能还需更多的个案呈现,方能周至论说。
佟远鹏[4]（2019）在《明代货币调控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4—17世纪是欧亚政治、经济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贸易网络使明朝步入了一个维新时代。明前期,政治、军事等体制是基于实物化的财政体制而建立的。随着实物化财政体系不能满足明廷日益扩大的财政需求,明廷愈加频繁地通过货币调控政策以市场路径调集物资资源,这一转变引致了财政体制逐渐转向货币化。明代货币调控政策是明廷为维系货币体系而进行的体制调整,是明廷在货币乃至财政领域采取的再均衡策略,奠定了财政改革的基础。明前期,在实物为主的财政体系下,明廷选择了官府直接调动物资资源的社会组织方式。宝钞本位货币体制使明廷能够强制调集市场资源,保障了实物支配财政体制的市场基础。明廷不断增加宝钞的发行量和财政支用范畴,使明廷能够集中的物资资源愈发庞大。然而宝钞发行量过多,持续贬值,这使明廷稳定币值的调控政策收效甚微。持续扩张的财政规模使宝钞由稳值货币变为名义货币,财政和市场支付系统的二元分化严重影响了官府对实物资源的支配能力。明中后期,财政体制逐渐走向货币化,货币制度由宝钞本位转向银钱并行。随着明廷逐渐减少宝钞在财政支付系统的流通,财政和市场领域物价分化的趋势得以遏制。财政货币化使明廷直接调集物资资源的能力大幅下降,通过市场调集物资资源的路径愈加重要。明廷通过调整货币在财政领域的流通范畴、修订货币律法、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平抑物价,使官府发行的铜钱和市场供应的白银间保持相对稳定的比价,进而保障了官府对物资资源的支配能力。明廷采取货币调控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保持币值的稳定,直接目的是保持物价的稳定。为了满足不断扩张的财政支出,明廷需要在稳定物价的基础上增加货币财政收入,这一过程只有在币值稳定的货币体系下才有实现的可能和意义。从短期角度来看,明代货币调控政策在财政流通领域基本实现了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增加了货币财政收入。然而在市场流通领域,宝钞贬值的趋势使明廷难以在宝钞本位制下保持物价的稳定,这促使明廷改革货币制度。从长期角度来看,货币制度的变革表明明廷更为关注稳定物价而非稳定币值。这与货币调控政策的根本目的并不冲突,只有在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下,货币在财政和市场支付系统内才能保持币值稳定,而非引致财政和市场流通领域的二元对立,削弱官府的财政能力。明代货币调控政策的路径既包含货币领域,也包含财政领域和法律领域。货币调控的直接方式是调节货币的供应量、币值、比价,间接方式是调节货币行用的财政范畴和比例,修订货币相关律法只是保障货币市场正常运行的辅助手段。从明代米价资料角度来看,明廷常用的货币调控路径是调整货币的支纳范畴和比例,其次则是对货币领域的调控,最后形成律令或条例的调控方式较少。明代货币调控政策具有层级性、季节性和地域性,财政导向的影响较市场导向更大。在层级性方面,明代货币调控政策更关注高层流通层级,以对白银的调控最为频繁。在季节性方面,货币调控政策更为关注征纳税粮的夏秋两季,明前期主要是夏季,中后期虽各季节的货币调控政策分布频次较为平均,但仍以夏秋季节频次最高。在地域性方面,货币调控政策更为关注保障财政税入征解的关键地区,南方漕粮区和大运河沿线区的货币调控分布频次最高,尤以南、北直隶地区的货币调控频次为最。
周新年[5]（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赵金娥[6]（2019）在《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史论:中国有海防,自明代始。面对来自海洋的威胁,朱元璋时期就完成了我国沿海一万三千余里的全国海防建设。广东海防是最后完成的一段,占五千里。广东海防的建设,吸纳了全国海防建设的经验,结合了广东沿海的斗争经验和地域环境特点,满足了保卫辽阔南海及岛屿、保障海上丝绸之路安全的海防任务,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广东海防卫所体系。本文在发展“一带一路”与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对其重新审视和深入研究,是形成对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支持,丰富广东海防卫所的学术研究,同时对海防卫所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以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为研究对象,从建筑学的角度,结合历史学、军事学、地理学、社会学、人文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梳理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自然条件、社会状况、海防制度、建置概况的基础上,对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进行系统性研究,由宏观至微观从省域、区块、卫所城三个层面展开。首先,着眼于明代广东全省域的海防,对其整体防御架构进行研究。通过分析沿海地方社会形势、军事地理环境、受侵扰程度和各海防卫所设置情况,从宏观角度归纳出广东沿海8卫28所总体呈现出的四种防御形态:在整个广东沿海选择战略要点设防的“沿海珠链型防御”;确保省府广州安全,沿珠江两岸梯次纵深设防的“向心拱卫型防御”;针对海南岛与南澳岛等沿海大型岛屿的“海岛型防御”;以环绕北部湾的雷、廉、琼联防为基础,维护南中国海区域稳定,形成对海上丝绸之路严密控扼的“南洋海路控扼型防御”。通过对四种防御形态的分析,揭示了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选点精准、结构性布局合理对整体海防功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次,关注各海防卫所的防区控制,归纳出了海防卫所在自身防区范围内形成的主要功能空间。在实现生存功能时,通过海防卫所的合理选址及建设,甚至迁址,使海防卫所处于一个与地形相契合,与气候相适应,能战斗、宜生活的自然环境空间中。在实现军事功能时,海防卫所构筑了巡守的水军基地,预警、通信的烽堠,分守的墩台,及所城自身的多重防御空间。在实现被赋予的行政功能时,海防卫所城承担着保卫地方政权、与巡检司配合维护社会治安,与驿路配合完成物资转运等职责,形成了其社会功能空间。通过以上分析,揭示了各海防卫所在防区范围内,是如何立足并发挥作用,从而实现区块控制的。再次,聚焦于海防卫所城,展开城池内部构成要素的分析。借鉴中西方研究理论与方法,形成了更针对于海防卫所城空间形态的“城—布局组织—建筑”的多层次要素解析法。以实际调研和历史文献为基础,研究了明代广东海防卫所城池的存在模式、规模大小、轮廓形状、街巷布局、防御组织的形态特征及设计思想;探讨了防御建筑、衙署建筑、居住建筑、祭祀建筑、学宫建筑、商业建筑的形制及其文化内涵。在分析时,同时呈现了海防卫所城由军事堡垒向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各个要素表现出的时空特征;揭示了古代军事防御型城池的布局理念;探寻了军事建筑对防御及生活的物质保障、文化建筑对海防卫所将士的思想文化教育和战斗精神激励作用。最后,针对空间形态的根基,即:保障空间形态完整及合理的营建技术与建筑艺术等方面,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阐述了主体结构营造的可靠性;总结了在卫所制度与军事文化影响和地域环境条件与资源限制下,海防卫所建筑的防御智慧与宜居要求;呈现了卫所装饰由简入繁的表现特征及深层原因;探讨了建筑技术的传承稳定且一致,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海防卫所城的坚固。正是由于这些落到实处的建筑细节,才保证了海防卫所空间形态由宏观到微观的完美。
吴建勤[7]（2015）在《西南民族地区明清汉族移民文化孤岛研究》文中提出明清是西南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西南社会的民族分布、人口构成、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体制、文化趋向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历史变革,深刻影响明清乃至近代的西南社会,研究西南民族地区的移民历史就不得不关注明清时期。学界对如何保护和发展地区和民族文化的研究成果丰硕,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参考,但针对某一个民族在不同地区的文化遗留情况、相互之间差异及形成原因的研究却十分薄弱,尤其是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将同一个民族在不同背景和环境下进行文化留存方面的比较,探讨其变迁特点及原因的研究尚少。本文以西南地区的宣威可渡村、安顺九溪村、冕宁宏模乡、木里项脚乡、盐源长柏乡五个调查点为研究对象,进行民居、服饰、祖墓、祠堂等文化因子遗留的比较,探讨不同背景下文化留存变迁的特点及原因,有助弥补该领域研究的不足。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方法和知识,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同时注重田野考察,以深化对明至清以来五个调查点在民居、服饰、祖墓、祠堂等文化因子文化变迁方面的认识和理解。本文共计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部分为本文的研究背景。首先,从整体上介绍明以来西南汉族移民的历史大背景,对五个调查点木里项脚乡、盐源长柏乡、冕宁宏模乡、宣威可渡村、安顺九溪村的自然生态环境、历史沿革、人口构成、经济生活及传统文化进行简单的介绍。第三部分为田野调查的分析部分,也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从历史发展轨迹、祖墓祠堂文化、民居文化、服饰文化、民族关系五个方面对五个汉族文化孤岛进行探讨,分析当地汉族移民的文化遗留情况、与周边民族的文化融合情况以及汉族移民文化变迁的总体特征。第四部分对五个汉族文化孤岛文化留存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总结,对文化孤岛的文化适应提出建议,并对汉族移民文化变迁的未来趋势进行展望。基于以上四个方面,构建明清西南汉族文化孤岛文化留存的整体研究框架。本文选取祖墓、祠堂文化、民居、服饰四个方面进行探讨,缘于田野调查时这四个方面的文化变迁较为显着,具有一定代表性。从汉族移民文化孤岛文化遗留的变迁看,服饰是一个民族的表征,不同区域之间的服饰特征差异明显,盐源、木里具有晚清时代服饰特征,冕宁、可渡、九溪具有明代服饰特征。此外,五个点在服装的形式、用色、遗留方面各具特色。在“汉多夷少”或“夷多汉少”的民族分布情况下,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借鉴和融合。木里、盐源汉族人口数量少处于弱势,服饰、民居更多借鉴周围民族的文化因子,呈现“异族”特征;可渡、冕宁、九溪则体现汉文化的兼容性和优势性。从五地汉族与少数民族民居的融合程度来看,滇东“一颗印”受少数民族民居影响较少,相反可渡彝族、回族采用“一颗印”;安顺屯堡民居与周围民族民居各自恪守;木里项脚、盐源长柏受当地民族影响以木楞房为主;盐源、木里坝区民居出现由木楞房体系向汉族民居体系过渡呈现混搭局面。五个调查点的文化融合呈现规律性:1)在借鉴少数民族文化因子上呈现不平衡性和递减性。木里项脚、盐源长柏最多,冕宁宏模、宣威可渡次之,安顺九溪最少;2)地域性特征。坝区及经济发达地区,即“汉多夷少”之地,汉文化因子被民族大量借鉴,山区“夷多汉少”之地,少数民族因子被大量借鉴;3)复杂性特征。因为居住地民族成分复杂、地形复杂、交通闭塞,交融变得更为激烈;4)个性特征。汉族文化不简单是借鉴周围民族文化,而是在不断地冲突和调试中,使之本土化,但是无论怎样发展,汉文化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汉文化和地方民族文化共同组成今天华夏文明。汉族文化孤岛移民文化变迁的总体特征,以传统汉族文化作为“范本”,在此基础上嫁接其他文化,在冲突和调适的过程中实现外来文化本土化的一个过程,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是人口的数量而非政治、经济因素。西南民族地区明清汉族移民文化孤岛的文化遗留,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集体性移民是汉族文化孤岛形成的基础,周边环境促使汉族自我意识强化是文化孤岛文化遗留形成的内因,自然环境是客观条件,国家政策是外部政治条件,这几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促进西南民族地区汉族移民孤岛文化的留存。对于文化变迁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文化变迁的特点及趋势,更为重要的是为后者提供一种理论支撑,文化孤岛遗留文化的形成,为我们提供如下案例:其一,孤岛文化作为一种移民文化,经历数百年的时间,在周边异质文化的挤压下,在吸收周边异质文化因子的同时又坚守和保护原发地文化的某些特质,自身产生新的变异,形成意义、构成更为多元化的“孤岛文化”,其在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坚守、保护、吸取和变异,为中国文化多元性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特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其二,文化孤岛汉族定居西南地区,部分汉族发生再次移居情形,汉族与少数民族交往中出现“汉变夷、夷变汉”的现象,以及汉族与周围民族由于利益和经济关系呈现动态、复杂的民族关系,显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族学境界的流动性”,为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保护自己传统文化提供新的案例。其三,孤岛祖墓、祠堂及祭祖文化为我们展示儒家文化如何世俗化、生活化的历史过程,提供一个鲜活的具体案例。其四,作为汉族的一个亚文化群体,文化孤岛汉族的研究拓展了民族集团的研究范围。对文化孤岛汉族身份转型的研究展现了国家、地方和民间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为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特征、过程及机制提供案例。其五,西南地区五个汉族文化孤岛汉族与当地民族和谐相处,文化共赢的模式,为西北边疆的长治久安以及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提供一个理论支撑,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徐雪强[8]（2017）在《明清晋蒙交界区商业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在地理学研究上,区域不仅仅是圈定研究范围的手段,更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近现代地理学考察皆是从区域入手;因而,历史地理学研究自然也脱离不开区域。以往历史商业地理研究的区域取向,主要是行政区或地形地貌单元。这些区域的选择往往有着共同之处,即相对的“同质性”,或是自然环境的同质,亦或是人文环境的同质。相比而言,特殊地带,如农牧交错带、民族交错带、地貌过渡带以及边疆地带,其历史时期商业地理活动的特征及其变迁过程方面则受到较少关注。本文选择具有边疆和过渡双重性的明清晋蒙交界地带作为研究区域,从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要素入手,分别考察商品生产、商路变迁、商贸市场兴衰和商品运销等要素的时空变动过程,进而揭示特殊地带的商业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复杂的关系。晋蒙交界区,地处农牧交错带,自然环境可耕可牧,明清时期商品生产与需求有着显着的时空差异。本文从粮食、煤炭和牧业商品生产入手,分析明清晋蒙交界区商品生产的地域性和时段性特征。在地域分布上,晋蒙交界区商品生产大致以边墙为界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特征,边墙以南农牧兼营,以粮食、煤炭商品为主,边墙以北以牧业生产为主;清代,农牧兼营的生产方式随着汉民北移稍向北部平原地带扩展,但并没有改变北部牧业为主、南部农牧兼营的生产局面。在时间特征上,随着明清政治经济环境的转变,粮食商品生产量增加,牧业生产区域虽有所缩小但商品化程度大大加深,煤炭商品也伴随管理政策调整而商品化趋势增强。明清晋蒙交界区,历经边疆向内陆转变过程,其军事、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明代蒙汉以边墙为界南北对峙,边墙以南构建起军事性的农耕经济社会,边墙以北则以粗放型牧业经济为主。清代边墙内外统一,不仅边墙沿线军事性特征随之消亡,而且边外社会经济在移民浪潮和清朝统一政局的影响下得到空前发展。该区域商路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明代,在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下,官道网络基本形成,商业运输多利用官道,因而形成的商路网络很难摆脱军事的影响。清代,随着归化城土默特平原农业经济的发展,黄河水道的商业利用成为商路变化的突出特点。除此之外,本文利用文献考证和地球影像复原明清晋蒙交界区的商路主干道,并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工具辅助评估商路选择的自然人文因素,结果表明在晋蒙交界区,地形、水源等自然环境为商路分布提供基础平台,而非起支配作用,人文环境则是影响商路具体走向的主要因素。明清晋蒙交界区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环境的变化,给商贸市场造成重大影响。本文从民族贸易的马市、军事性质的城堡市场、行政性质的治城市场入手,分别探讨商贸市场的发展与区域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明代在蒙汉政权对峙背景下形成的马市、卫所城镇市场和州县城镇市场等三类主要商业中心,在地理环境变动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曾经兴盛的马市销声匿迹,卫所城镇市场和州县市场在清初战乱的冲击下也曾一度萧条。与之相反,边外诸多市场渐渐兴起,归化城在经济、政治和宗教等因素作用下迅速成长起来,发展成为边外最大的商贸中心。虽然归化城、大同城等两个商业中心对区域内其它市场发展有所带动,但同时基本结束了它们发展壮大的前景。晋蒙交界区大宗商品流通方向,在明清两代呈现出前后巨大差异。明代主要是以南北向运销模式为主,而清代则转向以东西运销为主。这种转变不仅与晋蒙区域地理环境变化有关,而且受到境外商贸格局变动的严重影响。由上可知,明清晋蒙交界区的商业地理各要素皆发生重大变化,这与相对“同质性”的区域截然不同。这里,将这种特征称为商业活动的“易变性”,它突出体现为商业地理区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晋蒙交界区特殊的区域环境背景。明清时期晋蒙交界区的自然环境以积温偏低、降水偏少为显着特征,种植业发展受限,加之手工业技术起步较晚,其商品生产力偏低。茶叶、布帛、皮毛等大宗商品的生产及消费皆依赖其它地域,这极大地阻碍了该区域商业地理区的形成。因而,该区域商业地理区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全国商贸格局变动的影响。晋蒙交界区因地理环境的制约,其区域商品生产力和消费力偏低,致使商业地理区易受影响而迟迟难以稳定,这或许是这个特殊地带商业地理区的显着特征。明清晋蒙交界区政治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动与其商业地理区的易变性,导致该区域商业地理现象颇具特点。晋蒙交界区作为明朝边疆地带,其军事性特征显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形成在军事体系构建下完成,这致使商业地理现象无不呈现出军事性影响的痕迹。作为两大经济区交汇地带,晋蒙交界区商品转运量十分庞大,这为规模较大的商贸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明清区域人文环境的剧烈变动,在商品生产、商路、商贸市场及商品流通等方面皆产生了很大影响。加强特殊地带历史商业地理的研究,不仅是对历史商业地理研究的区域补充,而且有利于促进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发展。本文对晋蒙交界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也期望为该区域商业研究提供新的认识。当然,由于能力所限,本文所得的结论更有待进一步验证。
吴玢[9]（2019）在《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古代传统工匠通过不同时期的造物活动,折射出其在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变迁,这其中尤以明清时期表现得最突出。自从明代中期以降,工匠的人身依附关系出现了松绑,传统工匠的身份实现了自由,大大提高了造物活动的主动积极性,并且打破了既有的“士农工商”秩序,其身份开始在上层士人中逐渐找到了认同。而晚明时期江南地区更是涌现出不少技术文献,其作者不乏政府官员、文人学者和工匠,充分说明了传统技艺已由经验型态转向理论型态全面转变。因此,本文以晚明时期江南地区的儒匠群体为研究对象,以技术经济为视角,试图探讨该群体的构成情况、形成方式,以及技术发展过程中如何与官府、士人和商人等其他群体的互动。晚明江南地区的儒匠来源较为广泛,构成也稍显复杂,不仅有家道中落、生活落魄的士人,也有热爱读书的商人和工匠,同时,工部的部分官员,以及喜爱造物活动的学者们,也乐意化身为儒匠的形象,参与技术文献的写作。他们的出现,带动了科学知识在晚明江南地区社会的广泛传播,表现出了一系列技术科学化的倾向,这些倾向主要体现在标准化、数理化和理论化三个方面。同时以晚明时期新安地区的制墨家群体为例,探讨了儒匠群体社会资源网络的构建情况,以及他们如何塑造工匠精神和科学精神。从而认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社会稳定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带动了技术经济与地方社会的良性互动,最终寻求到了其身份认同和社会定位,这为我们考察晚明时期社会转型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晚明之际的社会处于流动性的状态当中,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变革的走向,孕育出了新的近代因素。在这个社会大流动的状态中,作为知识群体,儒匠群体也同样面临着转型,不管是社会角色的转换,还是科学理论的建构,从某种层面上都是力争话语权的争夺,寄希望于在社会变迁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其本质上还是儒家社会意识形态对中国古代传统工匠的渗透。由此可见,本文将技术与工匠结合考察,重点突出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的主体性,为考察特定历史时期的技术与经济的互动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同时,将儒匠置于特定的场域进行考察,审视该群体参与社会事务的路径,无疑会弥补当前社会史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忽视,为我们探讨晚明社会的转型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而有关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探讨,十分符合当前我们对于手工业从业者的关注,有助于构建“匠人·匠技·匠心”的信念。
武明军[10]（2015）在《明清开封城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开封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自战国时期直到北宋时期,开封城市的发展整体上是趋于上升的,并在北宋时期达到顶峰,出现了长达160余年的盛世景况。金元以降,随着战乱不断,朝代更替以及黄河水灾等因素的影响,开封城市的优势不断丧失,地位逐渐下降,并最终失去其国都的地位。明代开封城市,在历经宋金、金元等多次兵燹之后,破败不堪,然由于开封曾为数朝国都,“夷门自古帝王州”的思想,加上便利的陆路交通,开封城市得到朱元璋的重视,并成为明初北京。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恢复措施,使得开封城市能够在战乱之后迅速恢复和发展。此后,开封虽未能再次成为明代的国都,但仍然是全国的重要城市之一。周藩作为藩王被朱元璋分封于开封,与整个明代相始终,对开封城市的发展影响深远。明代后期,随着河患的日益严重,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的打击以及洪水的决城,对开封城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开封城市成为一片废墟。清代开封城市是在一片废墟中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并再次趋于繁荣。道光二十一年水灾,开封再遭灭顶之灾,此后虽有恢复,然其衰落趋势已经不可挽回。清代开封城市,在全国的地位也是急剧下降,并没有能够走上近代化转型之路。总体而言,明清时期开封城市的发展是逐渐放缓,并日趋落后。经济上,明代开封经济繁荣,是继北宋之后又一个发展高峰,在全国也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了独特的消费性城市。周王府对开封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清代开封经济有所恢复,尤其是朱仙镇的兴起,成为清代开封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开封出现了商人群体和商帮,尤其是山陕商人的商业活动,对开封经济的发展贡献良多,然总体上,清代开封经济呈衰落趋势,在全国的地位更加落后,呈现边缘化的态势。文化教育上,明清两代开封的文化均有一定的发展,仍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清代末期,开封地区出现了新式教育的萌芽,这是开封城市向近代化转变的一个过程,然由于开封有着深厚的宋学渊源,且深处内陆,相对封闭,故和东南地区相比,这种转变是相对缓慢的。总体而言,开封之教育文化是随着其经济的不断衰落而衰落的。宗教信仰上,开封人民信仰广泛,形成了以神只崇拜、先贤信仰、名宦信仰、水神信仰构成的信仰体系,城市内出现了大量的佛寺、宫观、祠庙等建筑,同时也出现了外来宗教,如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并且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了多宗教共存的局面,这是明清开封城市发展的一大特色,也是和当时的开封城市发展背景紧密相连的。概而言之,明清时期是开封城市继北宋发展至顶峰之后的缓慢恢复发展时期。以区域论之,开封城市在河南地区仍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明清频繁的水灾以及战争等因素,其所具有的优势是在不断丧失的,其省城地位也有所动摇,出现了数次迁城之争。以全国形势论之,明代开封城市仍是全国的主要城市之一,清代以来,其地位进一步下降。尤其是近代以来,开封相对封闭,未能迅速走上近代化的发展道路,开封城市的地位更是区域边缘化。和东南的古都城市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
二、试论明代北京地区的商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明代北京地区的商业（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中后期（1506-1644）江南地区旅游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一)相关学术着作对明代旅游的研究 |
| (二)相关学术论文对明代旅游的研究 |
| 三、史料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一)史料基础 |
| (二)本文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难点 |
| (一)创新点 |
| (二)难点 |
| 第一章 明代中后期江南旅游活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政治环境要素 |
| 一、政治黑暗,士人失意 |
| 二、政府控制力减弱,人口流动性增强 |
| 第二节 经济环境要素 |
| 一、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繁荣 |
| 二、交通线路增多,交通工具改善 |
| 三、旅游食宿条件改善 |
| 四、出版印刷业发达 |
| 第三节 社会环境要素 |
| 一、社会风气渐趋奢侈 |
| 二、传统生活观念转变 |
| 第四节 思想环境要素 |
| 一、新旧社会思潮交织碰撞 |
| 二、旅游观念重新建构 |
| 第二章 明代中后期江南旅游者的构成及其旅游动机 |
| 第一节 明代中后期江南旅游者的身份构成 |
| 一、文人士大夫 |
| 二、市民 |
| 三、商人 |
| 四、僧侣道士 |
| 五、山人隐士 |
| 六、乡村居民 |
| 第二节 明代中后期江南旅游者的旅游动机 |
| 一、山水揽胜 |
| 二、集会结社 |
| 三、求适养性 |
| 四、修禅礼佛 |
| 五、科学考察 |
| 六、庙会节庆 |
| 七、朝拜进香 |
| 第三章 明代中后期江南旅游相关行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明代中后期江南的旅游交通 |
| 一、江南旅游交通线路 |
| 二、江南主要旅游交通方式 |
| 第二节 明代中后期江南的旅游食宿接待设施 |
| 一、官方旅游食宿接待设施 |
| 二、民间旅游食宿接待设施 |
| 第三节 明代中后期江南的旅游娱乐设施 |
| 一、茶馆 |
| 二、酒楼 |
| 三、戏园 |
| 四、青楼 |
| 第四节 明代中后期江南其他旅游媒介 |
| 一、江南的旅游向导 |
| 二、江南的旅行服务商——牙家 |
| 三、江南的旅游图书与手册 |
| 第四章 明代中后期江南旅游资源及其开发 |
| 第一节 江南旅游资源类型、特点及分布 |
| 一、江南旅游资源的类型 |
| 二、江南旅游资源的特点 |
| 三、江南旅游资源的分布 |
| 第二节 江南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 |
| 一、江南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情况 |
| 二、江南旅游资源的保护 |
| 第五章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士的旅游思想 |
| 第一节 徐霞客的旅游思想 |
| 一、游道“三德” |
| 二、生态旅游观 |
| 第二节 王思任的旅游思想 |
| 一、对旅游本质的思考 |
| 二、对旅游类型的划分 |
| 三、对旅游鉴赏的看法 |
| 四、对旅游功能的认识 |
| 第三节 袁宏道的旅游思想 |
| 一、“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旅游文学观 |
| 二、“恋躯惜命,何用游山”的旅游冒险观 |
| 三、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旅游观 |
| 第六章 明代中后期江南旅游活动的影响 |
| 第一节 明代中后期江南旅游活动对居民的影响 |
| 一、为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其收入 |
| 二、旅游消费成为居民日常生活消费的一个部分 |
| 第二节 明代中后期江南旅游活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一、改变了政府的财政收支 |
| 二、促进了社会旅馆业、饮食业的发展 |
| 三、繁荣了城市休闲娱乐业 |
| 四、刺激了旅游图书、出版业的兴盛 |
| 第三节 明代中后期江南旅游活动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
| 一、促进了江南社会旅游风尚的形成 |
| 二、推动了旅游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兴盛 |
| 第四节 明代中后期江南旅游活动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
| 一、为后世留下了众多旅游资源 |
| 二、指导了后世的旅游思想行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附录一 明代江南区域图 |
| 附录二 明代中后期江南着名文士及其代表性游记 |
| 附录三 明人游具及其功能简表 |
（2）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提出 |
| 二 相关研究 |
| 三 研究意义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明代的商业政策 |
| 一 明太祖的商业政策及对商人的态度 |
| （一）基于“重农”视角的“禁末”心态 |
| （二）建立商业贸易制度法规 |
| （三）实施“禁海”的本意 |
| 二 永乐到万历中期的商业管理和商税征收 |
| （一）永乐至宣德时期 |
| （二）正统至正德时期 |
| （三）嘉靖至万历中期 |
| 三 明中后期皇权滥用对商人的侵剥及朝臣的恤商建言 |
| （一）广派税使 |
| （二）强佥商役 |
| （三）苛征官木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 |
| 一 对关市征商的基本看法 |
| （一）阐释关市缘起及其社会职能 |
| （二）提倡商民一体同视 |
| （三）批评病商弊政 |
| 二 加强榷政监管及施惠商民的言行 |
| （一）强化监管 |
| （二）惠恤商民 |
| 三 对商税价值功用、征缴方式及农商关系的新思考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商人的法权地位 |
| 一 法律规范下的商人权利地位 |
| （一）服饰规定与路引制度中的“抑商”含义 |
| （二）法律典章对商业行为的规范及商人权益的保护 |
| （三）科举应试中“商籍”的确立 |
| 二 商事诉讼中商人的法权地位 |
| （一）以苏州工商业碑刻为例 |
| （二）以《盟水斋存牍》为例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国家同商人的合作 |
| 一 盐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 |
| （一）开中法确立的官商合作架构 |
| （二）“叶淇变法”对官商合作方式的适应性调整 |
| （三）盐法改革对商人内部及官商利益关系的平衡 |
| （四）士大夫对盐政运行中官商合作的认识 |
| 二 茶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 |
| （一）茶法运行概况 |
| （二）朝臣对茶法运行中官商合作的建议 |
| 三 其他方面的官商合作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的士商关系 |
| 一 士大夫对经商治生的价值肯定 |
| （一）认可商人职业的社会功用 |
| （二）承认士人治生之需 |
| 二 基于义利之辨士大夫对士商关系的评价 |
| （一）阐发义利相通理念 |
| （二）“公义”维度下的商人道德事功评判 |
| （三）对商人理财经世才能的赞许 |
| 三 士商融合的表现及内涵 |
| （一）士商阶层的双向互动 |
| （二）士大夫家族的从商经历 |
| （三）士商融合的内涵 |
| 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商人的价值取向与社会角色 |
| 一 儒贾择业中的现实考量 |
| （一）着眼于生活境遇和个人资质的儒贾取舍 |
| （二）儒贾相济的积极意涵 |
| 二 对儒贾关系的理解 |
| （一）期以儒显 |
| （二）认同儒家价值理念 |
| （三）勉为儒贾、廉贾 |
| 三 经营处世的品行才具 |
| （一）孝悌行义 |
| （二）笃实诚信 |
| （三）德才兼备 |
| （四）对儒术、贾道的会通与实践 |
| 四 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 |
| （一）赈济捐施 |
| （二）御患抗倭与议策盐政 |
| （三）参与地方及国家庶务 |
| 小结 |
| 结论 |
| 一 明代商人、商业与帝制体系基本关系 |
| 二 明代士大夫对商人、商业的评议及士商关系面貌 |
| 三 明代商人的价值认同与社会角色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时段与“下河”概念界说 |
| 三 研究现状综述 |
| 四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五 文献系统 |
| 第一章 晚明下河地区的经济转衰 |
| 一 明中叶以前下河发展的优、劣势——基于环境的考察 |
| 二 下河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及缘由 |
| (一)明中前期的经济恢复 |
| (二)下河地区的衰败:时间节点及原因 |
| 三 晚明下河水害的生成机制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计与民生:清代下河水利问题的延续与治理 |
| 一 明末清初下河水利失治 |
| 二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康熙二十三年至雍正年间 |
| 三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乾隆至嘉道年间 |
| 四 国策、财力与管理机制:下河水利治理成效的影响因素 |
| 余论 |
| 第三章 难尽地力:水利“不治”、灾伤与下河农业根底的损毁 |
| 一 清代下河灾伤的数理统计及分析 |
| 二 灾伤与下河农业生产 |
| (一)耕地面积与使用率 |
| (二)农业生产与投入 |
| 三 下河农业收成评估 |
| 小结 |
| 第四章 交通、商业发展与下河经济 |
| 一 发达的内外交通条件 |
| (一)下河内部的水陆交通网络 |
| (二)下河的对外交通线路 |
| 二 下河地区的商品生产与流通 |
| (一)商品生产与售卖 |
| (二)下河商品的集散模式 |
| 三 基于杂税、市镇看下河地区的商业发展 |
| (一)杂税税额变动 |
| (二)市镇的数理统计及解读 |
| 四 下河商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
| (一)运河贸易本身受到诸多限制 |
| (二)下河商品的低附加值 |
| (三)农业收获量的起伏不定 |
| 小结 |
| 第五章 蝇头微利:盐业与下河社会 |
| 一 灶户与荡地的管控 |
| (一)灶户的佥派与管控 |
| (二)荡地的管控 |
| 二 地方的盐利分配(上):二府食盐 |
| (一)明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二)清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三 地方的盐利分配(下):肩挑背负 |
| 四 盐商资本的使用与地方社会 |
| (一)资金使用项目与地域空间分布 |
| (二)对商人捐输报效行为的解读 |
| 五 私盐贩卖与地方秩序 |
| 小结 |
| 第六章 下河百姓的赋役负担及生存状态 |
| 一 折银、雇募与劳役负担 |
| (一)运河维护 |
| (二)驿站负担 |
| 二 晚明以来下河百姓的赋税负担 |
| (一)晚明下河赋税沉重 |
| (二)清代田赋加增与蠲免的常态化 |
| 三 下河百姓的谋生途径与生存境遇 |
| 四 灾伤下的民生惨状 |
| (一)人口死亡、买卖与流徙 |
| (二)灾荒赈济与百姓生活 |
| 小结 |
| 第七章 下河士绅改变生存窘态的努力及成效 |
| 一 改善水利环境的主张与实践 |
| (一)减轻上游来水的努力 |
| (二)排泄来水:下河水网与海口的开浚 |
| (三)下河水利治理的系统方案举要 |
| 二 轻减赋税的努力——以晚明泰州与兴化为例 |
| (一)泰州赋税减免的努力 |
| (二)兴化粮额调整及改折努力 |
| 三 下河士绅的作用申说 |
| 结论 |
| 一 明清下河经济变迁的历史面貌 |
| 二 下河经济变迁的要素解析 |
| 三 下河个案所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 附录 |
| 一 明清下河水、旱(蝗)、潮(江、海)灾统计及蠲赈一览表 |
| 二 清代下河农业收成统计资料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明代货币调控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一)货币制度变革与调控 |
|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
| (三)钞锭与银锭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学术回顾 |
| (一)明代整体性货币史研究 |
| (二)明代货币政策研究 |
| (三)明代货币制度研究 |
| (四)明代货币类型研究 |
| (五)明代商业观研究 |
| (六)研究趋势 |
| 四、理论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理论 |
| (二)方法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明代多元货币体系 |
| 一、货币流通形态 |
| (一)明代法定通货 |
| (二)明代商品货币 |
| 二、货币管理机构 |
| (一)货币发行机构 |
| (二)货币收贮机构 |
| (三)货币调控机构 |
| 三、货币流通层级 |
| (一)财政与市场支付系统 |
| (二)高层与基层流通区域 |
| (三)季节性的回流与储备 |
| 第二章 明代货币调控缘由 |
| 一、平抑物价 |
| (一)平抑物价的政策渊源 |
| (二)公私俱困的米粮储备 |
| (三)因事而设的货币政策 |
| 二、平衡收支 |
| (一)平衡收支的策略源流 |
| (二)收不抵支的财政趋势 |
| (三)平衡收支的货币政策 |
| 三、不经之费 |
| (一)定额度支的财政模式 |
| (二)内库营收的货币政策 |
| 第三章 明代货币调控路径 |
| 一、货币政策 |
| (一)调控货币供应量 |
| (二)稳定货币的币值 |
| (三)调控货币的比价 |
| 二、财政政策 |
| (一)调整货币征收范畴 |
| (二)调整货币征纳比例 |
| 三、法律规范 |
| (一)调整货币立法范畴 |
| (二)调整货币犯罪量刑 |
| 第四章 明代货币调控实践 |
| 一、明代币值的米价指标 |
| (一)米价指标的理论 |
| (二)米价数据的来源 |
| (三)米价检验与修正 |
| 二、官私支付系统的米价 |
| (一)财政支付系统米价 |
| (二)市场支付系统米价 |
| (三)货币调控的二元性 |
| 三、地域和季节的米价差 |
| (一)地域间米价和货币调控 |
| (二)季节性米价与货币调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对象 |
| 1.5 研究目的 |
| 1.6 研究方法 |
| 1.7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建设背景与卫所概况 |
| 2.1 明代广东的自然环境状况 |
| 2.1.1 区位特征:区位特点影响总体防御的布局 |
| 2.1.2 地形地貌:屏山障水据险扼要的防御择址 |
| 2.1.3 交通状况:陆海交通影响物资及军情传递 |
| 2.1.4 气候环境:建筑适应性及倭寇的择时规律 |
| 2.2 明代广东的社会环境状况 |
| 2.2.1 海防卫所震慑了敌对政治势力 |
| 2.2.2 海防卫所保驾了沿海经济发展 |
| 2.2.3 海防卫所保障了国际政策执行 |
| 2.2.4 海防卫所打击了沿海走私贸易 |
| 2.2.5 海防卫所进行的重要军事斗争 |
| 2.3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军事管理制度 |
| 2.3.1 军队制度:层级性的卫所制度 |
| 2.3.2 军户制度:父子相继的世袭制度 |
| 2.3.3 屯田制度:自给自足的供养方式 |
| 2.4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建设概况 |
| 2.4.1 建立海防卫所 |
| 2.4.2 形成海防体系 |
| 2.4.3 军事聚落的发展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群体的防御空间形态 |
| 3.1 沿海八府区域环境下的海防卫所布局概况 |
| 3.2 沿海珠链型防御形态 |
| 3.2.1 布防海湾——海湾是内地的门户 |
| 3.2.2 占据海门——海门是城镇的咽喉 |
| 3.2.3 严守内河——内河是城镇集聚处 |
| 3.2.4 重视商贸——商贸地是劫掠重点 |
| 3.2.5 高可达性——距离适中策应联防 |
| 3.3 向心拱卫型防御形态 |
| 3.3.1 广州的中心地位 |
| 3.3.2 珠江口沿岸的复杂地理环境 |
| 3.3.3 以广州为中心的防御结构 |
| 3.3.4 向心防御构造的可靠性 |
| 3.4 海岛防守型防御形态 |
| 3.4.1 广东近岸海岛海防形势 |
| 3.4.2 海南岛的沿岸环形防御 |
| 3.4.3 南澳岛的节制两省防御 |
| 3.5 南洋海路控扼型防御形态 |
| 3.5.1 历史上雷廉琼的联防 |
| 3.5.2 明代加强对南洋海路的控扼 |
| 3.5.3 郑和下西洋壮大了海上丝绸之路 |
| 3.5.4 雷廉琼海防体制的转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个体的防区空间形态 |
| 4.1 利于海防卫所各项功能发挥的自然环境空间 |
| 4.1.1 沿海所城一般性的选址环境条件 |
| 4.1.2 与环境融为一体的所城建设原则 |
| 4.1.3 据军情形势发展后的迁址与调整 |
| 4.1.4 实例:大鹏所城的环境空间特征 |
| 4.2 保障了海防卫所防区安全的军事功能空间 |
| 4.2.1 海防结构主体卫所城 |
| 4.2.2 沿岸的预警设施烽堠 |
| 4.2.3 外延的分守设施墩堡 |
| 4.2.4 海上所城船队的巡防 |
| 4.3 扩大了海防卫所影响力的社会功能空间 |
| 4.3.1 通过巡检司履行部分社会功能 |
| 4.3.2 通过驿路扩大了社会功能空间 |
| 4.3.3 海防卫所向城镇化的转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城池的模式与平面形态 |
| 5.1 海防卫所城平面形态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 |
| 5.1.1 巩固海防的紧迫性对同一化建设的要求 |
| 5.1.2 海防形势的复杂性对地域适应性的要求 |
| 5.2 与线性长城明显区别的点式的城池模式 |
| 5.2.1 抵御异族与防范贼寇的心理界线之别 |
| 5.2.2 北方边地与东南沿海的山川地势之别 |
| 5.2.3 定向防守与腹背受敌的防御工事之别 |
| 5.3 层级性的军制特点决定层次性的城池规模 |
| 5.3.1 “模数制”的城池规划与建设思想 |
| 5.3.2 层级规模有区间,同级差异也明显 |
| 5.3.3 户均面积为基准,驻兵数目作变量 |
| 5.4 以方形为基调结合地形微调的城池轮廓形态 |
| 5.4.1 “礼制”与“有机”结合的地形应用思想 |
| 5.4.2 稍有变通的方形轮廓是主体 |
| 5.4.3 借山造势的变通轮廓是补充 |
| 5.4.4 蕴意吉祥的意象轮廓是点睛 |
| 5.5 以田字形为主成棋盘状划分的街巷布局 |
| 5.5.1 “类里坊”的街巷布局思想 |
| 5.5.2 棋盘状的街巷空间平面形态 |
| 5.5.3 层级细分的街巷类型及特征 |
| 5.5.4 卫所城街巷承担的多重功能 |
| 5.6 多层设防的城池防御平面形态 |
| 5.6.1 护城河与城墙形成的外围主防线 |
| 5.6.2 环城路与十字街构成的内部防线 |
| 5.6.3 所城中四大区块各自独立的防守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城内建筑特征 |
| 6.1 海防卫所城内的建筑构成 |
| 6.2 城防建筑 |
| 6.2.1 不同时期的卫所城防建设 |
| 6.2.2 以城墙为主体的城防设施 |
| 6.2.3 城墙的防御意象表达 |
| 6.3 衙署建筑 |
| 6.3.1 衙署建筑在卫所城中的空间分布 |
| 6.3.2 衙署建筑的平面布局与建筑规制 |
| 6.3.3 衙署建筑空间中体现的礼制文化 |
| 6.4 居住建筑 |
| 6.4.1 旗军营房和将领府邸的建筑规制 |
| 6.4.2 居住位序体现军户责任及权利归属 |
| 6.4.3 府邸庭院反映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 |
| 6.4.4 旗军营房变迁:从营房向民房发展 |
| 6.5 祀佑建筑 |
| 6.5.1 祀佑建筑的建设意义 |
| 6.5.2 卫所城中的祀佑建筑 |
| 6.5.3 祭拜场所的空间形式 |
| 6.5.4 祭祀文化的现代传承 |
| 6.6 学宫建筑 |
| 6.6.1 学宫建筑的基本建筑形制 |
| 6.6.2 卫所中的学堂和社学建置 |
| 6.6.3 海防卫所卫学教育的实效 |
| 6.7 商贸区域 |
| 6.7.1 卫所的商业发展 |
| 6.7.2 所城发展为县城 |
| 6.8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营建技术与装饰艺术 |
| 7.1 主体结构的营造技术 |
| 7.1.1 城墙的营造 |
| 7.1.2 城内道路的营造 |
| 7.1.3 城内供排水系统的营造 |
| 7.2 改善环境的科学设计 |
| 7.2.1 卫所群落对风的利用 |
| 7.2.2 建筑组团对温度的改善 |
| 7.2.3 住宅内湿热环境的改变 |
| 7.3 民居防御的特色设计 |
| 7.3.1 “五门通”防卫院落 |
| 7.3.2 登顶了望的高耸山墙 |
| 7.3.3 富宅大院自守的碉楼 |
| 7.4 建筑细部的装饰艺术 |
| 7.4.1 体现等第的装饰制度 |
| 7.4.2 多样的装饰表现形式 |
| 7.5 建筑技术的传承稳定 |
| 7.5.1 技术核心是军匠和民匠 |
| 7.5.2 主要劳力是旗军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研究结论 |
| 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西南民族地区明清汉族移民文化孤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相关界定及理论框架 |
| 四、写作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明清西南地区汉族移民历史背景与分布状况 |
| 第一节 明代西南地区汉族移民历史背景及分布 |
| 一、明代西南地区汉族移民的历史背景 |
| 二、明代西南地区汉族移民的分布 |
| 第二节 清代西南地区汉族移民的历史背景及分布 |
| 一、清代西南地区汉族移民的历史背景 |
| 二、清代西南地区汉族移民的分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西南民族地区明清汉族移民文化孤岛现状 |
| 第一节 滇东地区汉族移民文化孤岛现状—以宜威可渡村为例 |
| 一、宣威可渡村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沿革 |
| 二、宣威可渡村的社会形态 |
| 第二节 黔中地区汉族移民文化孤岛现状—以安顺九溪村为例 |
| 一、安顺九溪村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沿革 |
| 二、安顺九溪村的社会形态 |
| 第三节 川西南汉族移民文化孤岛现状—以冕宁宏模乡、盐源长柏乡、木里项脚乡为例 |
| 一、冕宁宏模乡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沿革 |
| 二、冕宁宏模乡的社会形态 |
| 三、盐源长柏乡、木里项脚乡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沿革 |
| 四、盐源长柏乡、木里项脚乡的社会形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三个区域五个汉族移民文化孤岛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三个区域五个汉族移民文化孤岛历史发展轨迹对比 |
| 一、三个区域汉族移民来源地特点 |
| 二、三个区域汉族移民时间的对比 |
| 第二节 三个区域汉族移民文化孤岛文化遗留情况对比 |
| 一、三个区域祖墓、祠堂方面的对比 |
| 二、三个区域汉族服饰方面的对比 |
| 三、三个区域汉式民居方面的对比 |
| 四、三个区域服饰、民居融合方面的对比 |
| 五、三个区域民族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汉族移民文化孤岛移民文化变迁的总体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明清汉族文化孤岛文化留存的原因 |
| 第一节 集体性迁移是孤岛文化留存的基础原因 |
| 第二节 周边环境促使汉族自我意识强化是文化孤岛文化留存的内部原因 |
| 一、周围关系紧张时,汉族恪守族群符号,彰显汉文化优势 |
| 二、周围关系缓和时,汉族积极向少数民族学习,对周围民族形成辐射 |
| 第三节 自然社会环境是孤岛文化留存的客观条件 |
| 一、自然环境是孤岛文化留存的客观原因 |
| 二、交通状况是孤岛文化留存的辅助原因 |
| 第四节 政府政策是孤岛文化留存的政治条件 |
| 一、政府政策是孤岛文化留存的政治条件 |
| 二、国家政策对汉族与周边民族互渗和交融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汉族移民文化孤岛的总体认识 |
| (一) 外来文化“本土化”是孤岛文化显着特征 |
| (二) 汉文化在多元文化中处于主流地位 |
| 二、汉族移民文化孤岛的思考与启发 |
| (一) 文化孤岛和谐民族关系的思考 |
| (二) 文化孤岛类型的思考 |
| 三、孤岛文化研究对历史移民地理和民族地理构建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一、历史文献类 |
| 二、现代文献类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8）明清晋蒙交界区商业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区域的界定与区域环境特征 |
| (一) 时空范围的界定 |
| (二) 区域环境特征概述 |
| 三、学术史回顾 |
| (一) 区域历史商业地理学学术史 |
| (二) 与本选题相关的其它学术成果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五、研究思路与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明清晋蒙交界区主要商品生产及其区域特征 |
| 第一节 边墙以南主要商品的生产 |
| 一、粮食种植业与商品粮 |
| 二、畜牧业与畜牧商业化趋势 |
| 三、煤炭资源分布与煤炭业 |
| 第二节 边墙以北主要商品的生产 |
| 一、明清粮食生产的商品化 |
| 二、明清牧业衰退与商品化加强 |
| 第三节 区域商品生产的特征 |
| 一、明清商品生产的时段特征 |
| 二、明清商品生产的地域特征 |
| 第二章 明清晋蒙交界区商路拓展 |
| 第一节 明代官道建设与商业利用 |
| 一、明代官道建设及路线 |
| 二、大同镇军事消费与蒙古部落所需 |
| 三、官道商业利用和市场发展 |
| 第二节 清代归绥开垦与商路拓展 |
| 一、归绥地区开垦概述 |
| 二、官道拓展与商路新发展 |
| 第三节 明清商路可视化及其空间分析 |
| 一、商路可视化思路与GIS技术 |
| 二、明清商路可视化 |
| 三、商路的最优路径分析及其评价 |
| 第三章 明清晋蒙交界区商贸市场的发展 |
| 第一节 明代马市的发展 |
| 一、马市开设与地理位置 |
| 二、马市选址的空间变动及其影响因素 |
| 三、马市存废及其与蒙古关系 |
| 四、结语 |
| 第二节 明代城镇商业的发展 |
| 一、大同镇军事城镇商业化 |
| 二、从课钞看大同府州县治城的商业特征 |
| 第三节 清代商贸市场的发展 |
| 一、边墙以南商贸市场的恢复与发展 |
| 二、人口流动下边墙以北商贸市场的拓展 |
| 第四章 明清晋蒙交界区商贸格局的演变 |
| 第一节 大同城商贸中心的兴衰 |
| 一、明代大同城商贸中心的确立 |
| 二、清代大同城商贸中心的衰退 |
| 第二节 归化城商贸中心的形成 |
| 一、归化城社会经济环境的营造 |
| 二、政治格局变动与商贸辐射地的拓展 |
| 三、商贸中心的确立 |
| 第三节 商贸中心的变动及其区域性影响 |
| 第五章 明清晋蒙交界区大宗商品的运销 |
| 第一节 棉布与绸缎的运销 |
| 一、棉花种植、桑蚕业与纺织技术的匮乏 |
| 二、明清棉布与绸缎的来源 |
| 三、市场与棉、绸运销 |
| 第二节 皮毛牲畜商品的运销 |
| 一、明代皮毛牲畜商品运销特征 |
| 二、清代皮毛牲畜市场与运销 |
| 第三节 粮食商品的运销特征 |
| 一、明代“南粮北运” |
| 二、清代“北粮南运”和“西粮东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9）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已有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相关概念界定及说明 |
| 四、研究内容及框架结构 |
| 五、研究目标、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匠人: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的概况 |
| 第一节 晚明儒匠群体的兴起与发展 |
| 一、何为工匠和工匠群体 |
| 二、儒匠群体兴起的背景 |
| 第二节 晚明儒匠群体的分类 |
| 一、游离型:以匠饰儒,业余精神 |
| 二、蜕变型:弃儒业匠,技艺入仕 |
| 三、学者型:好儒修文,技术专家 |
| 第三节 晚明儒匠群体的分布与规模 |
| 一、儒匠群体的地域分布状况 |
| 二、儒匠群体地域分布的特征 |
| 小结 |
| 第二章 匠型: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的形成方式 |
| 第一节 传统家族式和师徒传承式 |
| 一、黄氏家族刻工群体 |
| 二、宜兴紫砂陶艺师徒传承群体 |
| 第二节 地域式 |
| 一、“香山帮”建筑群体 |
| 二、金陵印人群体 |
| 三、新安制墨家群体 |
| 第三节 文人工官式 |
| 一、实学专家群 |
| 二、工匠入仕群体 |
| 小结 |
| 第三章 匠技: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的技术科学化倾向 |
| 第一节 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的结合 |
| 一、“工匠→学者” |
| 二、“学者→工匠” |
| 三、“工匠(?)学者” |
| 第二节 儒匠群体的技术科学化倾向 |
| 一、标准化 |
| 二、数理化 |
| 三、理论化 |
| 第三节 技术文献与儒匠技能的专业化 |
| 一、技术文献的广泛传播 |
| 二、儒匠技能的专业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社交: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的社会网络构建以新安制墨家群体为例 |
| 第一节 儒匠群体的内部矛盾与整合 |
| 一、“儒匠”与“俗匠”之间 |
| 二、程、方斗墨与《续中山狼传》 |
| 第二节 儒匠群体外部产业链的形成 |
| 一、儒匠与官府 |
| 二、儒匠与士人 |
| 三、儒匠与商人 |
| 第三节 “竞相风雅”与“雅贿”现象 |
| 一、“尚奇”的社会审美风尚 |
| 二、“斗侈”氛围的士商互动:“世风以侈靡相高” |
| 三、“雅贿”现象的出现 |
| 第四节 阶层流动与社会网络的构建 |
| 一、士、工、商的传播与推广 |
| 二、“知识经济”的雏形 |
| 小结 |
| 第五章 匠心: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的工匠精神和科学精神 |
| 第一节 晚明江南儒匠群体的传统工匠精神 |
| 一、专注投入的钻研精神 |
| 二、高度认同的职业精神 |
| 三、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 |
| 四、引领时代的文化精神 |
| 第二节 儒学与西学:冲击和会通影响下的晚明技术科学 |
| 第三节 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的科学文化精神 |
| 一、什么是“科学精神” |
| 二、什么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精神 |
| 三、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科学文化精神的表现 |
| 第四节 评价与反思:基于“李约瑟难题”的探讨 |
| 小结 |
| 第六章 认同: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的地位与影响 |
| 第一节 亦儒亦匠:晚明士人社会角色的转换 |
| 一、儒匠分途:传统制度下的民安其业 |
| 二、“不务正业”:晚明士人社会角色的转换 |
| 第二节 物之主体:文化消费下的儒匠身份认同 |
| 一、士人对工匠的认可 |
| 二、儒匠的身份认同 |
| 第三节 经世致用:技术经济下的儒匠身份回归 |
| 一、“经世致用”思潮兴起的社会原因 |
| 二、晚明时期江南地区的技术经济情况 |
| 小结 |
| 结论: 社会变迁、角色转换与技术经济 |
| 参考文献 |
| 附: 晚明儒匠群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启示 |
| 附表: 晚明江南地区名匠统计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明清开封城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一）学术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本文旨趣 |
| （一）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 |
| （二）本文的研究范围 |
| （三）本文涉及的主要概念 |
| （四）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五）本文创新之处 |
| 四、基本内容 |
| 第一章 明代以前的开封城市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宋代以前开封城市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 |
| 一、存于史籍中的老丘 |
| 二、战国时期魏国大梁城 |
| 三、唐代汴州城 |
| 四、五代开封城 |
| 第二节 宋金元时期开封城市发展概况 |
| 一、北宋开封城市发展概况 |
| 二、金代开封城市发展概况 |
| 三、元代开封城市发展概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清开封城市的发展变迁 |
| 第一节 明代开封城市之重建与繁荣 |
| 一、明初开封残破状况 |
| 二、开封再建国都的尝试 |
| 三、明代开封城的修治 |
| 四、明代开封城市之繁荣 |
| 第二节 明代中后期开封城市发展的危机与衰落 |
| 一、明代后期开封城市发展的危机 |
| 二、明末农民起义对开封城市之破坏 |
| 第三节 明代周王府研究 |
| 一、明初周王府的形成 |
| 二、明代周王府的问题 |
| 三、明代周王府对开封的贡献 |
| 四、明代开封周王府的评价 |
| 第四节 清初开封城市的恢复和发展 |
| 一、开封城残破景象 |
| 二、清初开封的恢复与发展 |
| 三、开封重建的经过 |
| 第五节 道光水灾之后开封的缓慢发展 |
| 一、河决经过 |
| 二、河决对开封之影响 |
| 三、河决之后开封之缓慢发展 |
| 第六节 清代城市格局的变化 |
| 一、水域面积的扩大 |
| 二、满城的出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开封的交通与经济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开封的交通 |
| 一、明代开封的交通 |
| 二、清代开封的交通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开封的经济 |
| 一、明代开封的经济 |
| 二、清代开封的经济 |
| 第三节 朱仙镇研究 |
| 一、清代以前朱仙镇之发展 |
| 二、清代朱仙镇发展概况 |
| 三、朱仙镇之重要建筑 |
| 四、朱仙镇衰落原因初探 |
| 五、朱仙镇市镇性质研究 |
| 第四节 清代开封之商人和会馆研究 |
| 一、山陕商人及会馆 |
| 二、徽商及安徽会馆 |
| 三、其他商人及会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开封的教育和文化 |
| 第一节 明清开封城市的学校分布及变迁 |
| 一、开封府学和祥符县学 |
| 二、宗学、社学和义学 |
| 三、书院 |
| 四、其他教育机构 |
| 五、开封的近代教育初探 |
| 第二节 明清开封贡院研究 |
| 一、河南贡院的变迁 |
| 二、河南贡院的规模 |
| 三、河南贡院的地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清开封城市的宗教及社会信仰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开封的宗教场所分布及变迁 |
| 一、佛教寺庙 |
| 二、道教宫观 |
| 三、伊斯兰教清真寺 |
| 四、犹太人及其清真寺 |
| 五、基督教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开封的祠庙分布及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四、试论明代北京地区的商业（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中后期（1506-1644）江南地区旅游活动研究[D]. 敖红艳. 内蒙古大学, 2019(05)
- [2]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D]. 常文相. 东北师范大学, 2017(12)
- [3]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D]. 李小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明代货币调控政策研究[D]. 佟远鹏. 河南大学, 2019(01)
- [5]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6]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研究[D]. 赵金娥.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
- [7]西南民族地区明清汉族移民文化孤岛研究[D]. 吴建勤. 西南大学, 2015(01)
- [8]明清晋蒙交界区商业地理研究[D]. 徐雪强.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9]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研究[D]. 吴玢.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明清开封城市研究[D]. 武明军. 河南大学, 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