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莎士比亚悲剧情节结构简论（论文文献综述）
张惟喻[1]（2020）在《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文中指出尤金·奥尼尔的悲剧开创美国严肃戏剧之先河,他全方位地接受了古希腊悲剧和尼采“酒神精神”学说的影响,为这个推崇科学理性的乐观国家重新注入了悲剧精神。综观中国近二十年从“酒神精神”角度开展的奥尼尔研究,整体上侧重影响研究,欠缺文本细读;论点相对分散,总体把握不足。这就为本选题立足“情感第一性”和“原始趣味”两个原则,针对酒神精神、奥尼尔、悲剧三者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探讨提供了学术空间。西方社会过分迷信“苏格拉底主义”,用理性压抑自我;“日神精神”导致现实中“个体化原则”横行,人人以经济利益为重,拒绝正视内在冲动,现代人的生命意志因此变得孱弱。后果是物质异化人性,摧毁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导致人际关系恶化,社会道德滑坡。奥尼尔继承希腊悲剧传统,借日神形式阐释“酒神精神”;同时结合时代需要,用普通人的经历模仿酒神受难、复活的过程,以现代心理悲剧驱逐盛行于美国社会的“肤浅乐观主义”。最终为现代人树立起审美层面的“新上帝”,实现了创作初衷,即酒神艺术对人生处境的关怀,生命意志对现实苦难的超越,神话思维对精神世界的救赎。包括绪论和结语,论文共由六部分构成。主要内容有四章,分别从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探源、人物形象塑造、表现方法选取、审美与文化价值的角度,结合文学人类学理论、心理学理论、舞台叙事学理论和悲剧诗学,探讨奥尼尔别具一格的悲剧艺术。第一章阐述尼采的酒神精神学说与奥尼尔悲剧精神的深层契合。西方悲剧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仪式。尼采用希腊神话中的“日神”和“酒神”代指艺术冲动中两种不同的心理经验,围绕二者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艺术类型。早期希腊人从作为“酒神艺术”的悲剧中汲取“形而上的慰藉”,抵御现实中的痛苦体验。奥尼尔具有很强的悲剧意识,他从古希腊悲剧中传承了“酒神精神”,倡导内在冲动的自由宣泄,用艺术观照人的生命体验。奥尼尔的悲剧排斥理性戒律,向往“醉”的境界,肯定生命本体,呈现出显著的“非理性”价值取向,是“酒神状态的客观化”。第二章分析奥尼尔笔下具有酒神气质的悲剧人物。奥尼尔塑造的人物形象普遍带有自传性质,他让社会底层人士和女性群体登上了曾经由神和英雄支配的舞台。这些反传统的悲剧人物天性敏感、情感充沛,行动随心所欲、放浪不羁,具有原始悲剧主人公的特质。在现代社会,由于“苏格拉底主义”大行其道,他们被迫与自然和自我疏离,陷入“异化”的境地;为重返“乐园”,他们不惜以身犯禁,鱼死网破。很多时候,人们无力独自与异己力量对抗,只能依靠“迷狂”向总体生命寻求解脱。奥尼尔一般不直接批判社会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把思考结果寄托在悲剧人物身上,让他们代自己去言说、去行动。第三章论证酒神精神与奥尼尔悲剧艺术方法的深度关联。奥尼尔被认为是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表现主义反映“内在（心理）真实”的要求与酒神精神“非理性”的审美原则高度契合,奠定了奥尼尔悲剧的整体风格。他选择人的精神世界作为表现对象,“内观”指向对戏剧的表现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奥尼尔在“酒神精神”引领下博采众长,创造出多种具有“内倾”倾向的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成功刻画了人的生命意志受“理性”挤压所致的精神痛苦和心灵异变,其作品也因此被称为“现代人的精神悲剧”。第四章论述酒神精神赋予奥尼尔悲剧的审美与文化价值。尼采的美学体系以“生命意志”为根本前提,“酒神精神”是其最高表现形态。尼采认为悲剧的基本功能是引导个体生命意志充分宣泄,从而突破表象回归本体,肯定生命的价值。奥尼尔采纳了这一观点,他有意引入“酒神狂欢”概念,描写悲剧人物为追求崇高的目标陷入迷狂、走向毁灭,借此粉碎“个体化原则”,在审美层面实现人类精神的净化;或是将冲突转移到内部世界,唤醒“人”的感情,实现对“物”的超越。奥尼尔的一切努力都指向通过艺术找寻“灵魂得救”的途径,为现代人重建一种基于“生命本体”的信仰模式。尼采以“酒神哲学家”自居,奥尼尔则堪称“酒神戏剧家”,其一生创作的近五十部戏剧,既是为后上帝时代的西方人寻找出路的探索,也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他让现代人得以跳出思维惯性,从生命本身探求实现精神自由和人生幸福的路径。其悲剧艺术极富启发性和指向性。
赵振羽[2]（2013）在《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形而上学解读》文中提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的诗学文献，讨论的对象主要是悲剧和史诗。亚里士多德把所有的学科分类为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和创制性科学，诗学属于其中的第三类。因此亚里士多德《诗学》着重于诗的创制，是对怎样创作悲剧和史诗的一种技术性论述。而技术（techne）一词，在古希腊时代同时有认知的含义，技术在作为一切工艺、技艺、艺术活动的总称的同时，又是一种解蔽的方式。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又是一部关于真理的著作。因而可以站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视角上，在对形式和质料、个体和普遍、现实和潜能等哲学概念的理解上来解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诗学》被后人分为二十六章，又可分为三个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前五章，可以看作序论；第二部分以对悲剧的定义的提出为标志，从第六章一直到第二十二章，主要讨论悲剧，在这一部分中，对悲剧情节的讨论占据了大部分的篇幅；第三部分是从第二十三章到文本的最后，讨论的对象为史诗，也包括了史诗和悲剧的比较。在其《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包括悲剧和史诗在内的艺术都是摹仿，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摹仿的手段、对象和方式不同。亚里士多德虽然同柏拉图一样把诗看成摹仿，却并没有因此像他的老师那样贬低诗的地位，认为它和真理隔着两层，而是据此为诗辩护，指出诗能表现共相，揭示现实的规律。诗的产生基于人的摹仿和认识的天性。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是一种以语言为手段，以严肃的人类行动为对象和方式的摹仿，悲剧摹仿的行动应该是完整的且有一定长度的，以引出人的怜悯和恐惧之情感和卡塔西斯（katharsis）为目的的。通过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解读可以看出：一、这里的恐惧和怜悯的情感不只是一种在观看悲惨事件时产生的害怕和同情的感情，而且是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情感。二、亚里士多德把悲剧理解为一种合目的性的有机整体，在此意义上，他指出包括悲剧在内的诗，是一种比历史更严肃、更富有哲学性的艺术，因为它比历史更能表现普遍性和现实性。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共有情节、性格、思想、语言、合唱以及戏景六种成分。情节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在悲剧的六成分中，情节和性格的关系就是一种形式和质料式的关系。因为悲剧乃是一种对行动的摹仿，而情节就是被摹仿的行动。所以情节就担负了引出本真的恐惧和怜悯之情和卡塔西斯的任务。情节又有突转、发现和苦难三种成分，其中的前两者较为重要，如果一出悲剧的情节中有了突转和发现的成分，那么它就属于复杂悲剧，这种悲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优于简单的悲剧的，因为它更能够表现现实的辩证运动整体，达到解蔽的作用。最好的突转和发现应该是同时发生的、同一的，因为这是一种对正反合式的解蔽运动的摹仿，而这种有目的在自身之中、依靠内在的动因实现自身的活动，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本体（ousia）。亚里士多德以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突转和发现为例，在此剧中，突转和发现都是一种俄狄浦斯对自己身世的解蔽，在这种解蔽中，俄狄浦斯的命运实现了自身。在这种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才是一部解蔽之作。亚里士多德随后又暗示这种解蔽是同人的生存相关联的：在关于悲剧应使用的素材的讨论中，他提出悲剧不应该描写纯粹的好人或坏人，而应描写有错误（hamartia）的人的遭遇，而这种从词源学上讲是错失之义的hamartia，表达了一种人与其本质的无可避免的偏差，也就是说人是一种无本质的自为存在。hamartia实际是作为主体的人向世界的开敞，是构成人与世界关系的罅隙；亚里士多德又指出最好的悲剧都是取材于俄狄浦斯、提厄斯忒斯、俄瑞斯忒斯和阿尔克迈翁等几个血亲相杀的家族的故事，以彰显这种罅隙中渗入的命运的必然性，通过对这种有罅隙的“主体——命运”的结构的显示，来唤起存在论意义上的恐惧和怜悯之感情。综合来看，亚里士多德认为对悲剧的情节的最佳安排是这样的：以有罅隙的存在为描述主体，以最能显现命运之强力的亲族间的相杀为素材；是一出复杂悲剧，其中的突转和发现是同时发生的；以单线的情节表现人物从顺境转入逆境，具有悲惨的结局。这样的情节安排能产生最好的悲剧效果，因而也能最好的实现悲剧的目的：卡塔西斯。据此，卡塔西斯就可以理解为通过对人的本真情感的引出，而达到的对人之生存的解蔽。在《诗学》的最后四章中，亚里士多德通过对史诗论述重复了之前的一些结论。史诗和悲剧一样，也是一有机体，需要有整一性和合目的性，并因其对共相的显现而高于历史。最后，亚里士多德比较了悲剧和史诗，他认为悲剧比史诗具有更多的成分，整一性更强，而且能更好地实现艺术的功效卡塔西斯，因此，悲剧高于史诗。
崔丹[3]（2019）在《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英国第二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济慈虽生平遭际困顿、但却以独特的审美追求、深邃的诗评思想、别具一格的诗歌书写跻身于伟大诗人行列,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自省式诗人,济慈穷其一生,以诗铭志,但心中焦虑挥之不去。诗人对死亡、宗教、诗人身份、两性、阶级、与政治等皆充满焦虑之情,而这些焦虑归根结底反映出诗人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刻思考,即其对自我身份认同、个体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中的性属身份认同和民族与种族身份认同持有深刻的焦虑之情。究其实质,济慈的身份认同焦虑产生在主体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从而体现出一体多面性、多层次性与交错性特点。诗歌书写成为济慈表达、展现与超越焦虑的方式。诗人不仅在与亲朋好友的鸿雁传书中表达身份认同焦虑,并且更以诗歌书写作为展现与超越身份认同焦虑的场域与实践,而对其深入地探讨是深刻理解济慈其人、其思与其诗的关键。相关文学批评理论与视角为此问题的剖析提供具体而坚实理论阐释与策略选择。笛卡尔有关主体意识,海德格尔有关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拉康、齐泽克等对“焦虑”等阐释可用于厘清身份认同焦虑问题;文艺复兴运动与浪漫主义思潮中有关死亡、生命、时空、宗教信仰等阐释可分析诗人的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阐释和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身份论可探讨诗人的个体身份认同焦虑;拉康、齐泽克、福柯、格林布拉特等有关“凝视”理论、黑格尔的主仆关系阐释、吉尔伯特、古芭等女性主义话语与福柯有关性属、疯癫、规训等权力话语体系可探索诗人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问题;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琳达·考利与安德森有关民族主义与国家身份建构等理论可分别分析诗人集体身份认同焦虑中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与种族身份认同焦虑问题。诗人通过诗歌书写探讨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具体表现为对死亡的迫近与难以企及的宗教救赎持有焦虑之情。家门罹难、久病之躯、先辈与同仁的英年早逝等系列不幸令济慈感慨阳寿渐殁,诗名难酬,而其对生之渴望、死之恐惧凸显焦虑,死亡氛围、肺痨症状等遂成为诗歌书写中心,诗人通过书写向死而生、化死为生、以生蕴死、物我相生、物我两生来实现其对死亡焦虑超越的书写。济慈宗教态度的形成与时代背景、社会文化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生长环境、文人挚友影响密不可分,诗人在诗歌中以“复魅”与“祛魅”的方式对宗教进行书写,期间尽透诗人的焦虑之情。但诗人并非园囿其中,而是在保存宗教积极元素基础上,融合希腊神学、凯尔特泛神论等凸显世俗人文主义精神元素来超越宗教身份认同焦虑,以此实现超越自我身份认同焦虑的夙愿。济慈虽集百家众长,但却致力于克服“影响的焦虑”,从而体现出个体身份认同焦虑。诗人在诗歌形式、风格、技巧、人物、情节等方面继承前驱与同侪诗人的诗歌精华基础上,剑走偏锋,形成独特的济慈式诗歌风格,实现克服前驱与同侪诗人“影响的焦虑”。具体表现在:诗人摒弃斯宾塞的王权至上主义,坚持人文主义精神;摒弃莎士比亚的“宿命论”,凸显人文主义精神的“主体选择”;深化诗画越界、彰显基督教与泛神论博弈、升华人道主义精神等方面超越弥尔顿;弥补彭斯“史诗自然”的缺席,再现济慈式“崇高自然”;通过济慈式“想象自然”实现华兹华斯的“不朽自然”;摒弃柯勒律治理性哥特式想象,实现济慈式瑰丽幻想;摒弃拜伦的“现实书写”,实现济慈式“想象书写”;以“人道主义”精神升华雪莱的“英雄主义”思想。在性属关系书写中,济慈对男女两性皆充满浓郁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就诗歌对异性身份认同焦虑书写而言,济慈通过塑造代表摄政晚期父权制文化认同下的男性“凝视”中的“家中的天使”来表达自我对集体身份认同。但同时,诗人用通过刻画“淑女”充满性欲诱惑般的“反凝视”来展现女性对代表社会“大他者”的男性反抗,彰显诗人对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中异性性属的不认同,也间接展现诗人的异性性属身份焦虑。同样,诗人刻画出“邪恶”女性的“反凝视”来展现对社会规约的反抗,其中又不乏刻画社会主导体制对其进行的规训与惩罚,由此,再次彰显诗人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最终诗人将“美好”与“邪恶”同时赋予理想女性形象,以此实现其对异性性属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就同性身份认同焦虑而言,诗人一方面书写男性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集体的对峙,以此展现济慈个体在社会集体身份认同中存有的焦虑之情。同时,诗人从个体、年龄与群体性方面展现出男性之间的亲密协同关系,深刻地展现出诗人在男性话语与国家权力背景下超越同性身份认同焦虑的书写实践。在超越民族与种族身份认同焦虑书写中,济慈内心充满浓郁的焦虑之情。家庭熏陶、志友论政、同侪影响、前辈指引、政治时论皆对其影响深刻。反观诗歌,诗人不仅书写其对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而且展现出其致力于与英格兰民族为核心的不列颠国家身份相认同。诗人对诸如美洲、非洲与印度等大英帝国殖民地持有深刻焦虑之情,因受东方主义思想浸润,诗人一方面不自觉地将殖民地视为“他者”,但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的诗人以其秉承的人道主义思想渴望与殖民地相认同,以争取全人类的解放来实现对种族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
丁瑜[4]（2019）在《元悲剧之团圆结局研究》文中指出元杂剧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戏剧史上它的出现既标志着我国戏曲已经发展为成熟的艺术形式,又代表着古典戏曲史上的第一高峰,同时元代也是我国古典悲剧的高峰。“悲剧”作为一美学范畴、文学体裁在中国一直备受关注,中国悲剧的团圆结局问题历来备受国内外学者的热议。本文以元杂剧这一艺术类型为主,以团圆结局的悲剧为研究对象,论述团圆结局作为悲剧的组成部分之一并不是判别剧作是否为悲剧的决定性因素,团圆结局虽会影响剧作悲剧力量的强弱、悲剧性的深浅,但对中国悲剧展现的悲剧力量、悲剧性等问题的讨论是应结合整部剧作的情节结构、悲剧人物、悲剧冲突来讨论,团圆结局作为剧作组成部分之一也应是其讨论的范围。从对元悲剧团圆结局的方式、悲剧力度的显现、悲剧性的彰显等问题的讨论发现,团圆结局是影响剧作悲剧力度表现、悲剧性彰显的因素之一,但并非决定性因素,不能一概而论。不同剧作受团圆结局的影响所展现的悲剧力度是不一的,团圆结局对悲剧性的影响也并非只是消解,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深化和延续了剧作的悲剧性。并且基于元悲剧文本的研究发现,中西悲剧在文本上的差异表现为悲剧冲突倾向不同、悲剧角色选择不同、结构方式差异等,基于中西文本存在的差异发现,中西悲剧所体现的悲剧价值各异,西方通过力量的积累、冲突的聚集唤起力量美,旨在追求真实、表现理性;中国则是通过展现整个悲剧冲突历程来激发伦理上的感动,旨在传达情感。
苗强[5]（1996）在《论悲剧的“命运幻象”》文中认为 悲剧问题一向是美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的众多悲剧理论之间的明显差异性表明:悲剧问题仍然是一个美学之谜;不断地对悲剧提出新的理解,也许是美学的一项历史的乃至现实的使命。在以往的悲剧理论中,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关注。其一是古希腊的宿命论和悲剧的
翁再红,李健[6]（2006）在《女性主义视野中的悲剧性——以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女性形象为例》文中认为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女性形象加以具体分析,并由此考察构成悲剧性的性别话语,可以发现,这种性别话语在悲剧创作中的直接反映是,其中的女性形象作为依附于男权话语而存在的角色,要么是悲剧的牺牲品,要么是悲剧的附属品。而真正的悲剧冲突只能由男性来完成。其根源在于深刻反映不平等男女关系的男权话语对文学创作的隐性控制。
吴晓凤[7]（2014）在《莎士比亚悲剧与古希腊悲剧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世界文学宝库中古希腊悲剧占有了一定的地位,尤其是在欧美文学领域,它是无价的世界文化遗产。在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古希腊剧作家莎士比亚在古希腊悲剧的影响下,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自己独特地悲剧,后人称之为莎士比亚悲剧。莎士比亚悲剧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人性和哲理的剖析,体现出了人性善与恶之间的矛盾。文章通过人文主义精神和理性精神两方面对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进行了对比,分析了两者之间存在的不同点,这为今后我们研究古希腊悲剧与莎士比亚悲剧做个良好的铺垫。
奠自佳,李先兰[8]（1986）在《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目录索引（1982.1.——1985.12.）》文中认为
张春丽[9]（2003）在《元杂剧“悲剧说”辨析》文中指出中国古典戏曲中究竟有没有悲剧?这是一个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有悲剧和无悲剧。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国人中普遍持“无悲剧论”，后半个世纪则以“有悲剧论”占主导地位。 “无悲剧论”者主要运用有关的西方悲剧理论来衡量中国古典戏曲，从而得出结论。“有悲剧论”者并没有从理论上去论证中国古典戏曲中有没有悲剧，而是径直提出中国古典戏曲中有悲剧存在的观点。在他们的论述中，“中国古典戏曲中有悲剧”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他们探讨中国古典悲剧与西方悲剧不同的原因和根源，强调中国古典悲剧的民族特征和中国特色，提出“中国式悲剧”的观点。由于持“有悲剧论”者并没有有力地反驳“无悲剧论”者的观点，因此将“有悲剧”作为前提并不令人信服。我们首先得确认中国的古典戏曲中有悲剧，然后才能探讨悲剧的民族特色、艺术特征等问题。 要判断中国古典戏曲中有没有悲剧，需要一个标准。我国古典文艺理论著作中没有出现“悲剧”这个概念，也没有对悲剧的艺术特征进行系统论述。西方有悠久的悲剧传统，系统的悲剧理论，大量公认的悲剧作品。我们从历史的层面上对悲剧进行剖析，对有关悲剧理论进行史的考察，对一些公认的悲剧作品进行分析，可以抽绎出悲剧的本质特征，从美学本质上对悲剧进行定位。在这种情况下，悲剧不再局限于特定的作品类型，而是成为了一个美学范畴，所以，由此得出的悲剧标准或构成悲剧的条件可以用来判断中国古典戏曲中是否有悲剧。 中国古典戏曲作品繁多，就悲剧问题对古典戏曲进行研究时，选取一定的研究对象非常必要。元杂剧是中国古典戏曲的一个代表类型，许多研究者也都以元杂剧为例子论证中国古典戏曲中有无悲剧的观点。因此，以元杂剧为研究对象，有利于深入、全面的研究和分析。本文根据戏剧的几个构成要素，从题材、人物、冲突、结局、效果等方面对元杂剧和西方悲剧进行比较研究，以西方悲剧理论和悲剧作品为参照对象，对元杂剧作品进行详细的分析。 在悲剧中，悲剧人物面对矛盾冲突进行彻底而无望的反抗，他们毫不妥协，但斗争的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悲剧的结局并不体现“诗的正义”；悲剧给观众留下的是阴郁的印象，观众对悲剧人物的遭遇感到恐惧和怜悯，同时又为他们顽强儿杂剧“悲剧说”辨析中文摘要不屈的斗争精神所鼓舞。在元杂剧中，有的人物进行反抗，结果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表现了“诗的正义”的主题，观众们对这样的结局感到庆幸和欣慰，笼罩着全剧的阴霆被一扫而光;有的人物没有进行反抗，被动地妥协，陷入悲惨的境地，我们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他们的悲哀、可怜让人同情。 人物彻底而无望的反抗、“诗的正义”的空位和悲剧体验是构成悲剧的必要条件，而元杂剧中的作品并不符合这样的条件，那些被认为是“悲剧”的元杂剧并不是悲剧。
刘翼斌[10]（2011）在《概念隐喻翻译的认知分析 ——基于《哈姆雷特》对比语料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认知为视角,运用哲学、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观和概念整合理论,以封闭语料库为依托,对《哈姆雷特》原文、梁实秋和朱生豪两个译本中的概念隐喻进行了穷尽而系统的识别、标注、统计、定量、定性和对比分析,对原文中“悲”主题及其“仇”、“喜”、“玄”各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进行了认知解读,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和探讨了梁实秋与朱生豪的翻译对原著概念隐喻的处理,以及这种处理在再现原剧主题、重构悲剧意义方面的特色和得失,并得出了隐藏于其后的译者的认知理据和心理机制。全文共7章,约19万字。第一章绪论概述了《哈姆雷特》汉译研究的现状,指出了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认为从《哈姆雷特》汉译出发,并从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积淀对译本进行的深层次剖析研究还不多见,因而有必要从语言和思维结构等维度来考察翻译主体对文本意义的认知,而这种研究的最佳切入点就是考察《哈姆雷特》中的概念隐喻和两种译本对这些概念隐喻的处理。论文分析了隐喻在《哈姆雷特》主题解读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了考察两位译者对该剧概念隐喻处理结果对于分析英汉两种语言中积淀的认知文化语境的重要意义。第二章在阐释《哈姆雷特》的形式特征和语言风格、意象与主题等解读要素的基础上,主要对隐喻翻译中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论文从概念范畴、原型范畴、隐喻映射方式（贫弱或丰富、多层映射等）、认知语境特别是文化模型和认知模型的异同等方面,考察了翻译主体的跨语言域和跨映射域的概念整合,分析了概念整合过程中与目标语隐喻受众的主体间性的实现问题,认为原型范畴观、隐喻内部结构、译者与作者及目标语受众的主体性间性共同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第三章到第六章是本文的主体。论文以《哈姆雷特》原文和两个译文的平行语料库为依托,首先深入到《哈姆雷特》作者的思维深层、参照当时以基督教信仰为思想基础的文化模型这一最根本的认知语境,对《哈姆雷特》中“悲”主题及其“仇”、“喜”、“玄”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进行了认知分析,穷尽地解读了疾病、狩猎、淫秽和鬼神等四个主隐喻系统和其他辅助隐喻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梁实秋与朱生豪对原著概念隐喻进行翻译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讨论了隐藏于这些翻译策略之中的认知理据和心理机制,深入分析了这些翻译策略的运用在再现原剧主题、重构悲剧意义等方面的特点和得失。第三章考察和分析了《哈姆雷特》“悲”主题下的概念隐喻及两位译者翻译这类概念隐喻时所采取的策略与原则。分析表明,表现“悲”主题的,有以疾病为意象的主隐喻系统、与这个主隐喻系统相关的表现为“黑暗”、“霉晦”、“死亡”等意象的辅助概念隐喻,还有以“法轮”为意象的概念隐喻。“疾病”主隐喻系统主要由“情感—疾病”这个映射关系构成,通过该隐喻系统,剧作者刻画出了丹麦社会的腐败,凶杀者克劳迪斯的罪恶。而其他辅助隐喻则通过视觉映射到剧中压抑的感情上,成为《哈姆雷特》另一个时空语境和主导基调。主隐喻系统和辅助系统的诸隐喻,以强烈的视觉、听觉、触觉冲击,为观众（读者）制造了如临其境的艺术效果。两位译者对“悲”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采取了这样的翻译策略和原则:翻译基本层次范畴相同之隐喻意象、原语与目标语中原型范畴相同之概念时,完全保留隐喻意象和寓意;翻译原语与目标语原型范畴相异之概念时,改变意象,只译出寓意,或者选择概念虚化策略。而对于多层映射的隐喻,翻译时则选择要凸显层次的语义。第四章考察和探讨了《哈姆雷特》“仇”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及两位译者翻译这类概念隐喻时采取的策略和原则。“仇”次主题由主要的狩猎意象隐喻系统和辅助的非狩猎意象隐喻系统组成。这些概念隐喻构架了整出戏曲的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刻画了主要人物被压抑的悲愤、紧张和痛苦。在狩猎意象的主隐喻系统里,还包括动物意象和植物意象的概念隐喻,这些隐喻和其他非狩猎意象的隐喻,如“罪（sin）”等意象的概念隐喻,前者映射为获取猎物的行为,后者表现出野蛮或不法伤害行为的特征,共同表达了迫害的寓意。这些隐喻形成了一个多意象、多语义的网络,构成了悲剧的“突转”和“发现”的情节成分。论文特别指出,“罪”意象的概念隐喻是《哈姆雷特》超越传统血腥复仇剧之关键的概念隐喻。两位译者在翻译“仇”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时采取的策略和原则可以概括为:文化模型替代和文化虚化。具体表现为:翻译双语目标域同、始源域相异之概念时,保留隐喻,改变意象;翻译双语始源域、目标域相同之概念时,对于贫弱映射的隐喻概念,根据原型范畴观,凸显隐喻的目标概念,改变或删除意象,保留寓意,进行文化模型替代;或者凸显隐喻的始源概念,保留意象,删除寓意,进行文化虚化。而对于文化叠加（限定）隐喻概念、即丰富映射的隐喻概念,则根据原型范畴观,删除意象,保留寓意,或完全删除隐喻而只做解释性的翻译。第五章讨论了《哈姆雷特》“喜”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及两位译者翻译这类概念隐喻时的采取策略和原则。在“喜”次主题之下,存在着带修辞格和不带同修辞格的两类概念隐喻,而后者又有无淫秽意象的概念隐喻和有淫秽意象的概念隐喻之分。无淫秽意象的概念隐喻,比如用纯洁、真诚、珍宝、明月、冰清等来表征遵守性道德的女孩或恪守婚姻道德的妇女;而有淫秽意象的概念隐喻都是以不洁、不道德等特征类比不法、卑鄙的行为或事件。论文特别指出,《哈姆雷特》淫秽意象的概念隐喻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狂欢文化的终结,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代表了莎士比亚幽默的辛辣,反映了他对人性鞭辟入里的剖析;“喜”次主题之下的隐喻概念反映了人物冲突,代表着人物的政治话语,是悲剧隽永的重要元素。两位译者在翻译“喜”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时采取了这样的翻译策略和原则:根据对剧中人物原型范畴的选择来决定概念隐喻的翻译。在翻译原语目标语基本层次范畴相同的隐喻概念时,保留意象或部分保留意象,译出寓意;在翻译原语目标语基本层次范畴不相同的隐喻概念时,对于原语目标语范畴层级对应之概念,改变意象,或删除意象,只译出或部分译出寓意;而对于原语目标语范畴层级不对应之概念,则删除意象或增加意象,进行解释性翻译。第六章考察和探讨了《哈姆雷特》“玄”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及两位译者翻译这类概念隐喻时采取的策略和原则。“玄”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可分为有宗教文化色彩和不含宗教文化色彩两类。有宗教文化色彩概念隐喻,可进一步分为鬼神意象的概念隐喻和基督教等其他意象的概念隐喻;不含宗教文化色彩概念隐喻,则主要包括梦、影子和反常精神状态等超自然或虚幻的自然意象的概念隐喻。鬼神的世界其实就是人类现实社会的虚拟映射,它对应的是外部世界并不存在一种实体,它从人类原逻辑思维中的生与死的互渗中获得了意义;而基督教等其他意象的概念隐喻也大多源于“人间化”的宗教。这些都以隐喻形式表征《哈姆雷特》的神秘氛围。至于不含宗教色彩的超自然意象,则被莎士比亚用来表征难以捉摸的事物或情感,或者空虚、无意义的事情或想法,以及事情或情况的不可知、难以理解的特征等。“玄”次主题既是《哈姆雷特》悲剧的思想基础,又是对永恒人性的反映,而这一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恰恰是这出悲剧核心意义的升华,它们为“莎士比亚拥有全世界意义”提供了注脚。两位译者对“玄”次主题下的概念隐喻采取的翻译策略和原则可概括为:概念隐喻翻译的文化模型多层替代。具体表现为:翻译贫乏映射的概念隐喻时,保留意象,译出隐喻;翻译丰富映射的概念隐喻时,保留意象或部分保留意象,部分删除寓意或改变寓意;对于多层映射的概念隐喻,翻译时则改变意象或部分保留意象,部分保留隐喻。在目标语没有替代文化模型时,则译出隐喻寓意或部分译出寓意,或删除隐喻。结语部分总结了梁实秋和朱生豪对《哈姆雷特》概念隐喻翻译策略和原则,对比了他们所采取策略的异同,并探讨了他们所采取的策略与原则在再现原剧主题、重构悲剧意义等方面的特色和得失。我们认为,在对《哈姆雷特》概念隐喻的处理上,两个译本总体上较好地再现了原文的悲剧情感,所不同的是,梁译本的原文意象取向,对译文的流畅存在一定的影响;而朱译本的中国正统君王原型范畴和概念的目标语范畴原型取向,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作者的意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剧一张一弛的剧场气氛。
二、莎士比亚悲剧情节结构简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莎士比亚悲剧情节结构简论（论文提纲范文）
（1）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奥尼尔悲剧中的酒神精神探源 |
| 第一节 尼采悲剧观的核心——“酒神精神”学说 |
| 一、狄奥尼索斯是一切悲剧的主角:酒神仪式向悲剧艺术的位移 |
| 二、对立与统一:悲剧艺术中的酒神冲动与日神冲动 |
| 三、希腊悲剧的消亡:苏格拉底主义与酒神精神的根本对立 |
| 第二节 酒神精神与奥尼尔悲剧精神的深层契合 |
| 一、奥尼尔悲剧对古希腊悲剧文化的继承 |
| 二、奥尼尔悲剧内涵的“非理性”取向 |
| 三、奥尼尔的悲剧主题对“人”的关怀 |
| 第二章 酒神气质与奥尼尔悲剧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
| 第一节 奥尼尔悲剧中的社会底层人物群像 |
| 一、奥尼尔的“萨蒂尔”们 |
| 二、酒神气质在“水手”形象上的反映 |
| 三、酒神气质在“农夫”“工人”形象上的反映 |
| 四、酒神气质在“酒徒”形象上的反映 |
| 第二节 奥尼尔悲剧中的女性形象 |
| 一、奥尼尔的“酒神狂女”们 |
| 二、酒神气质在“地母”形象上的反映 |
| 三、酒神气质在“妓女”形象上的反映 |
| 四、酒神气质在“家庭主妇”形象上的反映 |
| 第三章 酒神倾向与奥尼尔悲剧的表现方法 |
| 第一节 酒神倾向与精神分析方法之互通 |
| 一、奥尼尔悲剧中隐含的恋父/恋母情结 |
| 二、奥尼尔悲剧中反复出现的人格分裂 |
| 三、奥尼尔悲剧中频繁穿插的白日梦 |
| 第二节 酒神倾向与表现主义方法之实践 |
| 一、情感第一:奥尼尔悲剧中的内心独白 |
| 二、逆向演化:酒神影响下扬克的变形表现 |
| 三、逃亡之路:《琼斯皇帝》具有酒神意味的布景 |
| 第三节 酒神倾向与象征主义方法之运用 |
| 一、从“海洋”意象分析酒神倾向 |
| 二、从“月光”意象分析酒神倾向 |
| 三、从“面具”意象分析酒神倾向 |
| 第四章 酒神精神影响下奥尼尔悲剧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 |
| 第一节 从酒神艺术看奥尼尔悲剧对“生命”价值的审视 |
| 一、悲剧精神:个体毁灭后生存价值的实现 |
| 二、情感净化:郁结于胸的痛苦得以宣泄 |
| 三、艺术救赎:新信仰模式下精神人格的提升 |
| 第二节 从酒神狂欢看奥尼尔悲剧对“人”的价值的审视 |
| 一、回归“自然”后人类感情的复苏 |
| 二、呼唤“醉境”的现代家庭伦理文化 |
| 三、“迷狂”状态下人文主义对物质主义的超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形而上学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1章 准备性工作 |
| 1.1 《诗学》的文本及其作者 |
| 1.1.1 《诗学》的文本 |
| 1.1.2 《诗学》的作者 |
| 1.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思想 |
| 1.2.1 四因说 |
| 1.2.2 形式和质料 |
| 1.2.3 普遍与个体 |
| 1.2.4 现实与潜能 |
| 1.2.5 第一实体 |
| 第2章 亚里士多德《诗学》鸟瞰 |
| 2.1 技艺 |
| 2.1.1 技艺与灵感 |
| 2.1.2 技艺与潜能 |
| 2.1.3 技艺与知识 |
| 2.1.4 技艺与解蔽 |
| 2.2 《诗学》的宏观审视 |
| 2.2.1 《诗学》脉络简述 |
| 2.2.2 研究道路的展望 |
| 2.2.3 《诗学》的结构 |
| 第3章 悲剧的定义——《诗学》前十章注释 |
| 3.1 悲剧是摹仿 |
| 3.1.1 摹仿及其对象 |
| 3.1.2 悲剧的产生和发展 |
| 3.2 悲剧定义的提出 |
| 3.3 悲剧的六成分 |
| 3.4 悲剧的整一性 |
| 3.5 悲剧高于历史 |
| 3.6 悲剧的类型 |
| 第4章 悲剧的情节——《诗学》第十一至十四章注释 |
| 4.1 悲剧情节的成分 |
| 4.1.1 突转 |
| 4.1.2 发现 |
| 4.1.3 苦难 |
| 4.2 悲剧的素材 |
| 4.2.1 hamartia |
| 4.2.2 亲族间的相杀 |
| 4.3 悲剧情节的三个关键词 |
| 4.4 KATHARSIS 卡塔西斯 |
| 第5章 史诗——《诗学》后四章注释 |
| 5.1 史诗的整一性 |
| 5.2 悲剧高于史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肉体与灵魂——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第一节 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形成背景、动因与界定 |
| 一、自我身份认同中死亡焦虑的形成与超越 |
| 二、自我身份认同中宗教焦虑的形成与超越 |
| 第二节 死亡焦虑的书写与超越 |
| 一、死亡焦虑的书写 |
| 二、死亡焦虑的超越 |
| 第三节 济慈诗歌对宗教焦虑与超越的书写 |
| 一、宗教思想“复魅”与焦虑书写 |
| 二、宗教思想“祛魅”与焦虑书写 |
| 第四节 宗教多融共生书写与焦虑的超越 |
| 一、希腊神学 |
| 二、凯尔特泛神论思想 |
| 第二章 生前身后名——个体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第一节 个体身份认同焦虑产生的背景、动因与界定 |
| 第二节 前辈诗人影响性焦虑的书写与超越 |
| 一、斯宾塞的王权至上主义与济慈的人文主义精神 |
| 二、莎士比亚的“宿命论”与济慈的“主体选择” |
| 三、弥尔顿的“人文主义”与济慈的“人道主义” |
| 第三节 浪漫主义先驱诗人影响性焦虑的书写与超越 |
| 一、彭斯“史诗自然”的缺席与济慈式“崇高自然”的再现 |
| 二、华兹华斯的“不朽自然”与济慈式“想象自然” |
| 三、柯勒律治的哥特式“想象”与济慈式瑰丽“幻想” |
| 第四节 浪漫主义同侪诗人影响性焦虑的书写与超越 |
| 一、拜伦的“现实书写”与济慈式“想象书写” |
| 二、雪莱式“英雄主义”与济慈式“人道主义” |
| 第三章 凝视与反凝视——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第一节 性属身份认同焦虑形成背景、动因与界定 |
| 一、女性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二、男性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第二节 异性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一、理想女性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二、邪恶女性的“他者”性属焦虑与超越 |
| 第三节 同性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一、男性对峙书写与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二、男性协同书写与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第四章 政治的“逃逸”——族性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第一节 族性身份认同焦虑形成的背景、动因与界定 |
| 一、族性身份认同焦虑形成的背景 |
| 二、族性身份认同焦虑的概念界定、内涵与超越 |
| 第二节 英伦三岛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一、英格兰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 |
| 二、苏格兰与爱尔兰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 |
| 三、英国性建构与苏爱民族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 |
| 第三节 殖民地种族身份认同焦虑的书写与超越 |
| 一、美洲殖民者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二、东方殖民地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结论 |
| 文献目录 |
| 附录 《致济慈》献诗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著作情况 |
（4）元悲剧之团圆结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元悲剧的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元代悲剧鉴别标准的探讨 |
| (二) 关于元悲剧特点的研究 |
| (三) 围绕元悲剧团圆结局的争论 |
| 三、现有研究的成就与局限 |
| 四、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一章 范畴界定 |
| 第一节 悲剧 |
| 第二节 悲剧性 |
| 第三节 悲剧的鉴定标准 |
| 第二章 元悲剧团圆式结局概况 |
| 第一节 影响元悲剧团圆结局形成的社会因素 |
|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团圆结局”的影响 |
| 二、蒙古族文化对元悲剧团圆结局的影响 |
| 第二节 元悲剧团圆结局的方式 |
| 一、“梦圆式”团圆结局 |
| 二、“鬼魂伸冤式”团圆结局 |
| 三、“外力帮助转危为安式”团圆结局 |
| 第三章 元悲剧团圆结局对悲剧力度的影响 |
| 第一节 团圆结局的偶然性因素削弱悲剧力度的展现 |
| 第二节 团圆结局深化悲剧冲突、突显剧作力度 |
| 一、反抗力量由柔弱变柔韧,反抗之力化柔为强 |
| 二、反抗力量的主动进攻,悲剧力量由悲到壮 |
| 第三节 元悲剧团圆结局方式对剧作力度的显现 |
| 一、“梦圆式”结局增强悲剧感受 |
| 二、“鬼魂伸冤式”结局对人物反抗意识的升华 |
| 三、“外力帮助转危为安式”结局对悲剧力度的影响 |
| 第四章 元悲剧团圆结局彰显悲剧性 |
| 第一节 团圆结局与现实生活对比凸显悲剧性 |
| 第二节 团圆结局揭露统治阶级的强大 |
| 第三节 揭露内心理念与社会现实的矛盾 |
| 第五章 中西悲剧价值异同 |
| 第一节 中西悲剧价值的文本基础 |
| 一、中西悲剧文本结构的不同 |
| 二、中西悲剧冲突倾向各异 |
| 三、中悲剧结局方式异同 |
| 第二节 中西悲剧价值 |
| 一、西方悲剧旨在表现理性 |
| 二、中国悲剧旨在传达情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女性主义视野中的悲剧性——以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女性形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7）莎士比亚悲剧与古希腊悲剧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古希腊悲剧的研究现状 |
| 二莎士比亚悲剧的研究状况 |
| 三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变化发展 |
| 四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人物形象 |
| (一) 人性追求的悲剧 |
| (二) 人性丧失的悲剧 |
| (三) 人性扭曲的悲剧 |
| (四) 人性回归的悲剧 |
| 五莎士比亚悲剧与古希腊悲剧的比较 |
| (一) 情节与人物结构的比较 |
| (二) 人文主义精神的不同体现 |
| (三) 理性精神的不同体现 |
（9）元杂剧“悲剧说”辨析（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百年中国古典戏曲悲剧说综述 |
| 第一章 题材与人物 |
| 第一节 元杂剧的题材 |
| 第二节 元杂剧人物的类型化特征 |
| 第三节 悲剧人物的特征 |
| 第二章 冲突中的人物行动 |
| 第一节 外部冲突与内部冲突 |
| 第二节 悲剧人物彻底的反抗 |
| 第三节 悲感与反抗 |
| 第三章 戏剧结局 |
| 第一节 悲剧中“诗的正义”的空位 |
| 第二节 元杂剧中“诗的正义” |
| 第三节 结局与伦理宗教观 |
| 第四章 戏剧效果与观众的情感反应 |
| 第一节 悲剧的情感体验 |
| 第二节 元杂剧的情感体验 |
| 第三节 元杂剧的娱乐和教化功能 |
| 第五章 形态及表演表述特点 |
| 第一节 其他文艺类型对元杂剧的影响 |
| 第二节 中西戏剧的剧情时空与结构 |
| 第六章 对元杂剧类型归属的再认识 |
| 第一节 戏剧分类的变化 |
| 第二节 几种戏剧类型的辨析 |
| 第七章 总结与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后记 |
（10）概念隐喻翻译的认知分析 ——基于《哈姆雷特》对比语料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插图目录 |
| 表格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
| 1.1.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1.2 关键词说明 |
| 1.2 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
| 1.2.1 《哈姆雷特》汉译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1.2.2 《哈姆雷特》隐喻汉译的认知研究 |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的目的 |
| 1.3.2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的定量方法和手段 |
| 第二章《哈姆雷特》隐喻的认知解读和翻译 |
| 2.1 《哈姆雷特》隐喻的认知解读 |
| 2.1.1 《哈姆雷特》的主题与意象 |
| 2.1.2 《哈姆雷特》的概念隐喻系统与认知范畴 |
| 2.2 《哈姆雷特》隐喻翻译的认知要素 |
| 2.2.1 《哈姆雷特》的认知语境与隐喻翻译 |
| 2.2.2 《哈姆雷特》的意象映射与翻译策略 |
| 2.2.3 《哈姆雷特》隐喻的概念整合与意义重构 |
| 第三章 《哈姆雷特》悲主题概念隐喻翻译认知分析 |
| 3.1 《哈姆雷特》灵魂主题下的概念隐喻 |
| 3.1.1 《哈姆雷特》的“疾病”概念隐喻系统 |
| 3.1.2 其他非“疾病”悲主题概念隐喻 |
| 3.2 《哈姆雷特》悲主题下的概念隐喻翻译 |
| 3.2.1 “疾病”的概念隐喻的翻译与主题再现 |
| 3.2.2 其他非“疾病”悲主题概念隐喻翻译与主题渲染 |
| 3.3 小结 |
| 第四章《哈姆雷特》仇次主题概念隐喻翻译认知分析 |
| 4.1 《哈姆雷特》误读最多之次主题下的概念隐喻 |
| 4.1.1 《哈姆雷特》的“狩猎”概念隐喻系统 |
| 4.1.2 仇次主题其他非“狩猎”概念隐喻 |
| 4.2 《哈姆雷特》仇次主题下的概念隐喻翻译 |
| 4.2.1 “狩猎”概念隐喻的翻译文化语境与仇情掩悲情 |
| 4.2.2 其他概念隐喻的翻译文化语境与仇情渲染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哈姆雷特》喜次主题概念隐喻翻译认知分析 |
| 5.1 《哈姆雷特》具欧洲文艺特色次主题下的概念隐喻 |
| 5.1.1 《哈姆雷特》喜语言对悲剧的烘托作用 |
| 5.1.2 《哈姆雷特》的“淫秽”概念隐喻系统 |
| 5.2 《哈姆雷特》喜次主题下的概念隐喻翻译 |
| 5.2.1 认知主体原型范畴观对“淫秽”概念隐喻翻译的选择 |
| 5.2.2 语境与“淫秽”译语喜的效果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哈姆雷特》玄次主题概念隐喻翻译认知分析 |
| 6.1 《哈姆雷特》具文艺复兴特征次主题下的概念隐喻 |
| 6.1.1 “神”与“鬼”的概念隐喻系统 |
| 6.1.2 其他超自然现象的概念隐喻 |
| 6.2 《哈姆雷特》玄次主题下的概念隐喻翻译 |
| 6.2.1 目标语多元宗教语境中宗教概念隐喻翻译的维度 |
| 6.2.2 超自然现象概念隐喻的翻译与悲剧神秘化再认知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原文主题与各次主题隐喻统计表 |
| 附录二：梁版主题与各次主题概念隐喻统计表 |
| 附录三：朱版主题与各次主题概念隐喻统计表 |
四、莎士比亚悲剧情节结构简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D]. 张惟喻. 陕西理工大学, 2020(11)
- [2]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形而上学解读[D]. 赵振羽. 吉林大学, 2013(08)
- [3]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D]. 崔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元悲剧之团圆结局研究[D]. 丁瑜. 云南大学, 2019(03)
- [5]论悲剧的“命运幻象”[J]. 苗强. 文艺研究, 1996(03)
- [6]女性主义视野中的悲剧性——以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女性形象为例[J]. 翁再红,李健. 天府新论, 2006(03)
- [7]莎士比亚悲剧与古希腊悲剧之比较研究[J]. 吴晓凤.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4(12)
- [8]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目录索引（1982.1.——1985.12.）[J]. 奠自佳,李先兰. 外国文学研究, 1986(02)
- [9]元杂剧“悲剧说”辨析[D]. 张春丽. 苏州大学, 2003(02)
- [10]概念隐喻翻译的认知分析 ——基于《哈姆雷特》对比语料库研究[D]. 刘翼斌.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