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主席的光辉实践激励我们为扫除文盲而斗争（论文文献综述）
马云[1]（2006）在《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扫盲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生命个体赖以发展的需要。正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局势直接影响着本国各领域的发展一样，成人教育问题也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前进步伐，因此关注成人基础教育——即扫盲教育、尤其是文盲率较高的农村的扫盲教育问题至关重要。 在坚持历史唯物论和引入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本论文以扫盲组织、扫盲教材、扫盲内容、扫盲形式、扫盲师资等问题为主线，从乡村社会控制视角探讨共和国50多年来农村扫盲教育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论文还将采用文献资料、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努力展现基层扫盲工作开展的具体场景，借鉴成人学习动机理论以探析特定时期农民不同的学习心理。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时期农村扫盲教育的横向比较、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扫盲教育的纵向比较，力求深层次解读我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发生生态，刻画其复杂多样、嬗变斑斓又极具张力的社会历史画卷，系统分析和总结扫盲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期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正文部分共六章。 第一章即导论，分别论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研究角度、已有研究成果、论文的基本概念及论文的框架结构等问题。 第二章着重论述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共和国成立后，为满足新的经济、政治建设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借鉴革命根据地扫盲教育的经验、师承苏联扫盲教育的体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教育，并于50多年来不断建构和健全农村扫盲教育的运行系统。遵循共和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主要按照扫盲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本论文将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分为健康起步（1949年—1957年）、“亚健康”发展（1958年—1965年）、“折戟沉沙”（1966年—1976年）、“梅开二度”（文革后—1992年）及“双向导”理念指引（1993年以后）的前进历程。 第三章嵌入社会学视角、尤其是运用社会控制理论，探讨共和国农村社会控制的变迁对农村基层扫盲组织的影响。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建构了高度集权的控制体系，将国家权力触角深入乡村社会，打通了几千年来国家与乡村之间呈现的“内核——边缘”、“中心——边陲”的结构，基层扫盲组织
吴家虎[2]（2012）在《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山西省阳城县下孔村为个案，以建国后珍贵的村级档案为主体资料，辅以省、县级档案及调查访谈口述史料，用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和“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从革命文化、国家权力与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乡村独特的文化实践进行观察与分析。从文化的角度看，“革命”本质上是国家权力通过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一种重塑与整合，这一过程伴随着文化上的彻底转型与重建的浪漫追求。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革命文化输入乡村的主要管道，同时，正是共产党员体现出的新的形象、品格和风范，对国家倡导的一套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在农民中的传播与认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革命文化正是通过确立新的话语体系，通过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与象征的不断操演，来颠覆传统，确立其文化霸权地位的。同时，这一文化体系非常注重对革命自身的记忆，以期巩固与延续革命文化的霸权地位。但是，当貌似十分强大的革命话语主宰一切而泛化以后，当革命话语颠覆了传统，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来界定与表达人们的思想的时候，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民要理解清楚这些话语的内涵是困难的。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政治话语下移与泛化以后，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话语混乱”的现象。在革命文化对乡村社会的重塑与整合过程中，国家还极力通过破立结合的新的教化体系来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本文考察了农民在被不断塑造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思想、行为和时代形象，以及在此过程中革命文化与传统的复杂互动与纠葛。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思想不断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但我们不能仅将这一过程看作思想宰制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思想教化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既有悖离人性的一面，又有高尚与令人崇敬缅怀的一面。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下，追求道德理想的一个时代。学习毛主席着作运动是20世纪5070年代席卷全国的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思想一元化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成为基层干部、农民群众汲取工作方法、道德价值与人生信念的源泉。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思想教育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强制等负面因素，而对之作简单化与片面性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与典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具有永恒的价值。从持续的时间，发动群众的规模和对人们思想改造的努力程度看，这一学习运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实践。其暴露出的问题、教训及取得的成就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在理论观点的创新上，本研究对建国后国家权力如何深入乡村及其性质作了新的观察。以往对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研究，多从经济制度、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着眼，本研究重点从文化上考察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改造。在对国家权力性质的理解上，本研究摆脱了以往当代中国乡村研究中，在国家—社会互动分析的框架内，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渗透、控制及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视角对国家权力的分析，转而重点关注革命文化对农民精神与价值世界的积极建构，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并不完全是渗透、控制所能概括和解释的。本研究最终还试图提炼出“植根于人心的国家权力”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与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革。从来没有一种国家权力试图如此彻底地重塑社会，改造人心。悖论的是，不论国家权力有多么强大，不论领袖的权威与魅力有多大，人心的治理谈何容易！这是国家权力的顶峰，也是它退撤的前兆！通过下孔村的经验观察，笔者还想强调，我们要用“不断生成的传统”这一概念去理解下孔村这类村庄的发展历程与未来的走向。今日下孔村文化繁荣、民风淳厚，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与弘扬密切相关。学术界对当代中国乡村的观察，要么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要么强调改革开放后乡村的巨变，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积淀与影响普遍关注不够。笔者想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发掘弘扬，对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下孔村是观察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一扇难得的好窗口，笔者对她的解读才刚刚开始。从新鲜的经验研究中，我们不仅能够提炼出一些解释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理论观点，而且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学理思考。
李振军[3]（1977）在《李振军同志在全省扫盲业余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文中提出 我们的会议就要结束了。正当我省军民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深揭狠批“四人帮”,轰轰烈烈开展普及大寨县和大庆式企业的大好形势下,正当我们满怀革命激情,迎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即将出版发行的大喜日子里,省委决定召开的这次扫盲业余教育工作会议,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的,是很适时,很必要的。张兰明同志的报告,我看了稿子,完全同意。希望大家回去后向党委汇报,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韩承鹏[4]（2007）在《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文中提出运用标语口号进行社会动员，是古今中外常见的现象。中国堪称标语口号大国。无论是在高耸入云的火箭发射架上还是在奔驰的车体上，无论是在城市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上还是在穷乡僻壤里那些斑斑驳驳的泥墙上，你都能找到标语的身影。研究标语口号的目的在于运用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分析这些标语口号的动员功能、效用、成因及改进形式，为今后更好地应用标语口号进行社会政治动员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和建议。同时，通过收集整理标语口号，可以积累史料，为他人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价值。标语口号在我国大行其道，主要原因在于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群体心理感应和标语口号较好的动员传播效果。在我国历史上标语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用标语来昭示天下，彰显政绩，动员民众，服从统治。从此之后，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均仿效之。在封建朝代，口号发挥威力是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陈胜、吴广是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军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伐无道，诛暴秦!”，太平天国洪秀全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要求政治、经济、社会等全面平等，将口号在封建社会发挥作用推向了极至。随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这一千古绝唱口号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勇争先的动力引擎。在中国革命时期，人民军队撰写的标语口号遍布红色区域，是老百姓的指路明灯，是动员人民群众支援前线，参加革命队伍的强大武器。标语口号在建国后仍然发挥作用，在“文革”期间，标语口号的喧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标语口号之所以能长盛不衰，重要原因就在于：标语口号的目标对象是群体。群体在一定的氛围下，具有易于激情冲动、随大流及群体情绪相互感染的的特征。标语口号就象荷尔蒙一样，能加速催化群体特征的显现。标语口号一般使用简单常用的汉字，这就与中国普通人群文化素质不高的特点相契合。加之，标语口号一般工整对仗，琅琅上口，易于识记，便于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动员效果。标语口号具有内容的时代性、来源的特定性、制作材料的多样性、效果的鼓动性、目标指向的针对性等特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语口号。如土改时期的斗争性，大跃进时期的浮夸性，“文革”时期的狂热性等，从字里行间就能看出是哪一时期写的。在我国，有能力推出有影响力的标语口号主要是权威人士、特定的组织机构、一些重要会议和个别群众。标语的制作材料多种多样，既可以因陋就简，也可以采用现代技术手段。书写标语可以用墨汁、油漆等传统材料，还可以用声光电等现代材料；标语可以写在石块、木板、横幅、墙壁上，也可以在报纸、电视等现代传媒上传播。标语口号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的放矢，一定要善于结合时代背景，结合完成中心工作任务和特定目标群体的需要创造性提出。标语口号主要发挥导向功能、动员功能和激励功能。通过将一定时期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概括浓缩为简明扼要的句子，来引领社会发展，动员激励社会力量朝既定的方向努力，从而争取达到预期效果。在现实生活中，标语口号随处可见。透视这些标语口号，我们会发现，在浩瀚的标语口号之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动员力强大但内容欠妥。一些标语口号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但有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的缺少人文关怀，有的法治意识淡薄，还有的泛政治化严重等。还有，个别标语口号制作者动机不纯，形式主义严重，不愿意做实实在在的工作，只想通过张贴标语，喊喊口号来虚张声势，不求实效，但求虚功。标语口号作为一种有效的动员方式，在现时代不但不会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而且会长期存在下去。但在发展市场经济语境下，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思想能力增强，不再盲目跟着标语口号跑了。这就对政府和社会组织如何利用标语口号来动员社会提出了挑战。在依法治国已成为治国基本方略的背景下，在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标语口号有待于转型和变脸。这就要求我们要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标语口号的特点规律，把握正确撰写标语口号的原则理念，懂得正确使用方法，撰写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并反映时代要求的标语口号，推动社会进步。
范伟[5]（2019）在《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文中提出作为第一份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办刊近4年半,历经了土地革命后期和全面抗战初期。《新中华报》前身是长征后复刊的《红色中华》陕北版,后囿于条件维艰而停刊并入《解放日报》,在中共党报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华报》充分发挥中共党报的宣传媒介和政治武器职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战动员工作。它不仅全面宣传了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组织、鼓舞、激励、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抗日资源,投入到中国抗日战争中,在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都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论文从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破题,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科学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其具体内容框架如下:首先,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以了解该报进行抗战动员的背景和条件。《新中华报》的创办,有着其复杂的时代场域、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独特的现实基础。就其时代场域而言,该报有助于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以粉碎日寇的文化侵略,有助于引领抗日的进步思想言论以冲破国民党文化专制。就其理论渊源而言,该报赓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报思想和经验。就其现实基础而言,该报得益于陕甘宁边区提供的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和边区革命知识分子的智力支持。《新中华报》的发展经历了初创和改革两个时期。《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是指该报从1937年1月29日创刊,一直到1938年12月25日准备改版而暂时休刊为止。初创时期的《新中华报》一般是4开4版的5日刊,每逢重大纪念还有增版。第1版主要发表党的政策主张和国内的重要时事,第2版则专以介绍和分析国际形势为主,第3版报道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和建设现状,第4版为边区民众团体主办的各种副刊和一些会议、人物和节日纪念的特辑、特刊、专刊。《新中华报》的主编是向仲华和徐冰,不少中央、边区和民众团体负责人都在该报上发表过文章或讲话。《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是指1939年2月7日起出版刷新第1号,至1941年5月15日停刊为止。《新中华报》刷新版改为3日刊,第1版专载党和政府的对于重大问题的立场观点和军队的抗日战绩,第2版报道国际新闻和评论,第3、4版宣传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现况。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停办《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改出《解放日报》。在管理机构上,《新中华报》曾归口中央党报委员会和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1937年重建的党报委员会,主管材料研究和出版发行事务,兼理中央印刷厂。1939年新成立的出版发行部,下设出版、发行、印刷、总务等4个部门,接替负责《新中华报》的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在印刷和发行上,中央印刷厂为主的延安四大印刷厂为《新中华报》提供了坚强的印制后援。《新中华报》依赖于新华书店为主,光华书店和西北抗敌书店为补充的发行网络,通过门市销售、邮局寄购和流动贩卖等方式,发行到根据地、沦陷区、大后方和南洋等地。其次,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以具体呈现出该报抗战动员的内容。就军事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主要表现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力量的角逐和博弈。日本的军事实力虽然远超于中国,但也存在着人力和物力的不足。有鉴于此,《新中华报》积极配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的军事动员,组织和训练民众武装以加强边区自卫力量,肃清土匪和汉奸以创造巩固的抗战后方,加紧防空防毒教育和建设以保全国防后备力量。就经济动员而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而经济动员亦是抗战动员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内容。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就无法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经济动员为抗战动员之第一要务。《新中华报》亦热烈响应这一中心任务,配合党和政府,开展救国公粮运动以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发展合作社经济以在经济上组织民众。就政治动员而言,战争实质上是政治的继续,是另一种暴力形式的政治。因此,政治动员是抗战动员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华报》积极配合边区的政治动员工作,通过民主普选以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治,加强肃贪反腐以厉行廉洁政治,发展民族统战以共同救亡图存,从而唤醒和调动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动员他们投身到抗战工作之中。就文化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间军事力、经济力等硬实力的比拼,而且也是文化软实力的博弈。因此,文化动员是抗战动员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作为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文化动员,开展学习运动以推高政治文化水准,发展抗战体育以武装手足,推行卫生运动以预防疾病,以期健全边区民众的精神和体魄,应对艰苦的持久抗战。就社会动员而言,为了最大限度调动和凝聚一切可资利用的抗战力量,《新中华报》在积极引导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商人等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紧密联系儿童、妇女、抗属和残废军人等特殊群体,发展儿童保育工作以培养抗日的后备军,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以提高妇女民族觉悟,抓紧优抚工作以巩固军民关系,从而进一步夯实了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石,保障持久抗战进行到底。再者,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就主要作用而言,《新中华报》在进行抗战动员时,努力充当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阐发正确主张,纠正错误倾向,抨击反动行径,以期协调和整合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努力充当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揭露日军残暴兽行,公布中国抗战业绩,以期激发全民抗战的勇气和展现抗战胜利的图景;努力充当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介绍边区抗战动员成果,以期展示中共抗战的良好形象和提升中共的影响力:努力充当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谴责德意日罪恶,关注世界各国动向,以期促进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早日形成。就其显着特点而言,《新中华报》充分利用中央党报这一平台优势,积极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战动员工作,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并呈现出对象广泛性、领域多维性和方式灵活性的鲜明特点。《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呈现出对象广泛性,努力团结和整合一切热爱和平的反法西斯的团体和个人;呈现出领域多维性,直接涵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方式灵活性,注重正反对比,图文并茂。最后,科学总结《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就历史经验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党的意志,传播党的声音;一直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敢于直面问题,针贬时弊;深入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贴近群众的生活,反映群众的疾苦;一向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与时俱进,永立潮头。就时代局限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思想上有一定偏差,残存着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出现了“反革命托派”和“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词;实践中显现出一些问题,如照搬了苏联的办报经验,采用了不适当的题材和语言,从而造成了与边区实际脱节,影响了抗战动员效果。
沅江县小波公社党委会[6]（1977）在《华主席的光辉实践激励我们为扫除文盲而斗争》文中指出 我们这一带原名叫南大膳,解放初期属湘阴县第十八区。华国锋同志在担任中共湘阴县委书记期间,曾先后七次来到这里,领导清匪反霸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华主席十分关怀工农文化翻身。我们公社原任党委副书记徐春林同志,是解放前这里地下党支部的负责人。华主席曾多次当面给他指示工作。当了解到他是文盲时,就调他到县干校学习,以后又调他到湘潭地委干校扫盲班学习,还手把手地教他写字。现任党委副书记郭松云同志至今还保存着华主席教他识字后聆听华主席报告时第一次作记录的本子。还有合兴大队现任党支部副书记
王辉[7]（2018）在《邓小平人民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邓小平对中国、中国人民和世界社会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改变了教条化的社会主义做法,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焕发了社会主义的活力和生命力,使我们大踏步地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邓小平人民观指导下开辟的,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人民观的具体实践途径。从20世纪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来看,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未能在具体建设中将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目标:人的幸福、自由与全面发展置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首要位置,更未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与主体的核心思想贯穿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全过程。由于在社会主义发展中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被忽视,导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教条主义盛行,对马克思所规划预见的社会主义外部特征迷信思想盛行,人民利益在这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中长期无法得到保证。邓小平从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历经的曲折以及人民和个人所经受的坎坷中,提出社会主义发展必须与人民利益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本旨:人的幸福与人的自由。而无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或是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使社会主义与人民群众这两者在实际上日渐脱离,未能真正成为较为和谐的一体。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具体发展模式应有人民群众的自我实践来探索。人民群众的意愿往往代表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趋向,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潮流。因而,不是忽略人民群众的意愿并且以教条的社会主义模式来束缚人民群众,而是在人民群众实践的基础上来完善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同时,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还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能够加强、夯实、创新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人民观以及毛泽东的人民观是邓小平人民观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的发展与中国实践的迫切需要以及改革开放是邓小平人民观的现实依据。邓小平人民观的形成发展过程经历了法国勤工俭学至建国时期的萌芽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提出形成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南方谈话的成熟阶段。邓小平人民观以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其逻辑起点,以对人民定义与地位的界定为其科学基础,以深入人民、依靠人民为其思想导向,以人民幸福、人民富裕为其最终目标,以珍惜人民的创造性和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为其实现途径,以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以人民的实践决定发展方向为其根本基石,以教育人民和培育共产主义的人为其基本原则;它具有民族性,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理论认识,是中国百姓摆脱贫困的理论;它具有战略性,使人民观上升到社会主义命运前途的高度,使人民观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它具有时代性,是时代的视野与思考,吸取时代的精华;它具有辩证性,是对人民各个方面对立统一的全面认识。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相继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对邓小平人民观进行了丰富与发展。江泽民以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认识人的全面发展对邓小平人民观进行理论发展,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实践推动邓小平人民观的发展;胡锦涛以提出“以人为本”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邓小平人民观进行理论发展,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改善民生的实践推动邓小平人民观的发展;习近平以提出“中国梦”思想与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邓小平人民观进行理论发展,以群众路线与反腐斗争的实践推动邓小平人民观的发展。邓小平人民观当代发展的思想特点是继承性、发展性、科学性。邓小平人民观的当代理论价值在于奠定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基础。邓小平人民观的实践作用在于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进入21世纪。邓小平人民观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现实启示:解答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方向,指明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邓贤[8]（1992）在《中国知青——梦》文中指出 这是一本属于我们自己和那个时代的书。谨以此书,祭奠所有在辉煌的噩梦中悄然死灭的青春。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留在昨天和走进今天的同龄人。——作者题记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郑鹏[9]（2014）在《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文中提出转型与现代性是社会学的根本议题。本研究旨在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及其独特性进行探究和阐释,试图给出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竞争性解释版本。现代性的核心意识形态是对其所辖的人口满足与解放的承诺。在历史上,马尔萨斯与马克思/恩格斯就现代性的前景与可欲性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前者认为,“大自然宴席的席位”极其有限,现代性只能扩展到有限的人群,没有席位的多余人必须离开。后者认为,只要解除资本主义对物质技术现代性的桎梏以及对解放现代性的异化,现代性能够为所有人带来美好的承诺,即社会主义接管的现代性能够“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不过,马克思的人口理论同样指出过,“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那么是否能够对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做出归纳?沿寻这一个问题,本研究的视角聚焦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时代,这是一个用理想建构现实的时代,然而现实却并不乐观。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竭尽全力弥合社会主义的“短缺”与给予其人民生命确定性之间的紧张。在改善意愿的逻辑之下,社会主义国家设计—实施了持续不断的社会工程,如福柯所言,在这些社会工程的施工中,国家必须构建出相应的人口治理术。既然“国家只是一个多重治理术体制所带来的可变结果”,既然“历史已经表明,社会主义只有嫁接到各种治理术的类型之上才能运转”,那么,“为了追求社会主义现代性,国家构建并实施了怎样的人口治理术呢?”。这就是本研究所展开探讨的问题。本研究在性质上属于理论性探讨,在文本呈现上是批判的、解释性的,本文采取了国家对人口筹划的事件——过程为研究切入点。首先,本文在总体上提出了一个“国家—现代性—人口治理术”的研究框架,以此对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中所实施的各种社会工程,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剩余人口的管理工程做出阐释。根据毛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历史与逻辑,“社会主义现代性—国家—人口治理术”的解释框架包括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点：（1）价值—乌托邦性,即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动力与归宿：普遍拯救的承诺；（2）控制—工程性,即为物质技术现代性与解放现代性而开启的经济现代化赶超与人口改造；（3）等级化—分类—排除性,即下放经济剩余人口和秩序剩余人口,既以“下放”本身证明“拯救”的事实性,又迫使失序的社会恢复到社会主义现代性所承诺的状态。最终,以拯救为出发点和归宿,国家追求现代性的过程制造出了：“‘组织起来’/‘人口单位化—‘包下来’—‘等级化/分类/排除’—‘改造’”的人口治理环路。为了对本研究提出的解释框架做出应用或再解释,在本文的接下来的第四、五章进行了相对独立的案例研究,研究对象选取了毛时代的重大事件,分别是“大跃进”（1958）及“大精简”（1962-196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50—1980）。事件清晰地展示了毛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现代性层次的转换,所采取的整体性方案、程式、技术。“大跃进”是毛时代时里的一场时空压缩的赶超型经济现代化试验。它试图在资本极度短缺的条件下,以共产党娴熟的群众运动方式将无限供给的过剩劳动力转换为资本,以此完成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赶超。大跃进”引爆的“大危机”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在最密集的时空里制造出大规模的经济过剩人口。庞大的经济剩余人口相对于冷却的现代化显得极为多余,而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包下来”的现代性承诺而言则是无法承受的人口包袱。因此,紧急性地、大规模地清理—排除城市经济剩余人口成为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事先制造的农村剩余人口堆积地为转嫁城市危机提供了运作空间。如果说大跃进引发的大精简是一项危机治理,那么知青下放运动则说明了毛时代里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治理手段的常态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前后持续长达1/4个世纪,改变了近2000万青年人命运,是一项堪称设计周密、动员完备,共和国历史上最旷日持久的社会工程。知青下放运动的工程性质与目的是多重的、并且处于变化之中。在运动之初,它主要是为了解决受教育的失业者的就业问题,一直到1968年经济动机都处于首要地位,同时,它也是应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常规方式。但到1968年,它成为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政治危机治理手段,之后,政治动机越发超越经济动机,导致知青下放转为一场青年人口的政治改造工程。此外,它还笼罩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缩小三大差的光环。总体而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中国对剩余人口——经济与秩序的双重剩余——管理与改造的工程。毛去世之后,现代性层次从解放现代性降入技术物质现代性,人口治理术也随之转型。新的人口治理术宗旨是：国家将“包下来”的生命政治框架中的人口再生产成本转给个人,将人口包袱交给市场管理。知青自发形成的返城运动冲击波是促成这场转型的关键性力量之一。知青运动的终结标志着毛时代乌托邦工程谢幕。最后,本文提出了反思现代性的愿景。马克思的“自由人”；市场经济下的“无印痕公民”；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下的“庸众”；福柯微观权力技术下的“驯顺的肉体”,这都是现代性理论家为寻求真实的自由而对现实的人的境遇的反思。本文提出,在一个复杂社会里的自由既需要面对现实,又需要为现实加入理想。如果国家真诚地为所有人创造自由,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转而与它作对。但是,多元开放、包容异见、允许不服从是将国家建设为人们获得自由的工具（而不是异化为压迫手段）的先决条件。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必须重拾批判与自我解放,与主流保持距离和张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主流之外的叙事,由此为社会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并且倡导一种自我的生存美学。
班红娟[10]（2010）在《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 ——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文中认为国家意识是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对国家的态度、情感、认知以及信念、习俗、价值认同的复合存在形式。国家自身也是一种地域概念,它拥有一定的疆域和一定数量的人口,因此,一定意义上说,国家意识也是一种地域意识。国家文化包含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特质,对于国家内部各地域人口而言,对地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有助于对国家的态度、情感和认知的形成,离开对地域文化的情感和认同,国家意识往往也就成了空洞之物。本研究借用阐释人类学范式,以文本分析法和田野调查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百年来河南乡土教材的变迁为主线,透过乡土教材文本和本地人话语来阐释河南乡土教材兼具的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双重文化意义,分析作为补充教材的乡土教材中的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统一性,乡土教材如何既传承了地域文化,又建构了国家意识。清末,社会面临转型,国家被迫革新。乡土志是清政府应对生存危机不得不妥协而采取变革的产物。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清末乡土志更多的是为主流价值和国家主义服务的,凸显的是一种国家意识。清政府采取了通过乡土观强化国家观的程式,在培养乡土情的基础上养育人的爱国、爱朝情怀。乡土志的这种功能一直伴随其以后的发展历程。民国时期,在国民党只是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统一的状况下,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内战不断,各地地方自治、教育自治甚嚣尘上,乡村建设、乡村教育运动此起彼伏。虽然河南省教育厅对学校乡土教材的编辑进行了理想化的阐释,视乡土教材为培育民族精神的基础,但实际中,初等及中等教育的乡土教材编辑很不理想,起步晚,又逢战争,遂不得不搁浅。而在地方自治、教育自治的催生下,河南乡村教育及教育实验区中产生了一批乡土教材,这批乡土教材成为河南民国乡土教材的主体。其主要内容是对民众进行最基本的教育,如识字教育、卫生教育、生计教育等,也包括有公民教育。因此,民国河南乡土教材更多的是从地域状况出发,为河南民众最基本的生存生活需要而服务的一种教育工具,教材最主要的功能是教育民众、振兴乡村,实现教育自治与地方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这样一个新生的政权,迫切的是要国民树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意识。在国家政治形势的影响下,五十年代末的河南乡土教材及“文革”时期的自编教材具有浓厚的国家意识,政治性、国家政治文化潮流成为教材的主要内容,乡土教材在地域文化的框架中坚定地传达着国家政治主流话语。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双基”教育成为教育的主旋律,受此影响,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河南乡土教材成为学科知识的载体。进入21世纪,随着各地经济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各地发展中的一个重头戏,地域文化自觉意识渐强。河南地方政府致力于中原文化的复兴,河南乡土教材逐渐成为教育领域中地域文化宣扬的主阵地。适逢三级课程管理体制改革,乡土教材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在河南地方教材与校本教材中诞生了一批地域文化浓厚的乡土教材。但乡土教材并非地域文化的独角戏,地方与国家的不可分割,爱乡与爱国的浑然一体,决定了爱乡进而爱国是乡土教材的一贯使命。乡土教材本身蕴含的文化意义,以及其兼具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双重文化意义,决定了利用乡土教材进行德育的可能性。目前,河南一些乡土教材的开发就是在德育的旗帜下进行的,乡土教育被视为学校德育工作的一项创新。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的《走近红旗渠》乡土教材就是把地域文化与德育进行联姻的典范。但是,在现实中,乡土教材面临很多困境,这些困境制约着乡土教材文化功能的发挥。对于河南乡土教材而言,其开发及使用存在着不稳定和短期行为,评价方式也值得进一步商榷；分析制约河南乡土教材发展的因素,典型的莫过于经费的瓶颈和应试教育的影响。可以说,国家意识和地域文化是乡土教材的双重文化意义,河南乡土教材就是一曲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二重奏,透过河南乡土教材的历史变迁,我们看到,乡土教材既反映和传承地域文化,又有助于国家意识的建构。本研究进一步指出,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政治形态以及河南人对河南文化的认识对此有一定的影响。
二、华主席的光辉实践激励我们为扫除文盲而斗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华主席的光辉实践激励我们为扫除文盲而斗争（论文提纲范文）
（1）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分析 |
| 一 研究现状的回顾 |
| 二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 第四节 几个重要概念 |
| 一 农村 |
| 二 扫盲教育 |
| 三 社会控制 |
| 第五节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二章 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历史轨迹 |
| 第一节 继往开来与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起步:1949年-1957年 |
| 一 建国初期农村扫盲教育的缘起 |
| 二 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起步 |
| 第二节 “政治挂帅”与扫盲教育的“亚健康”发展: 1958年-1965年 |
| 一 “大跃进”与扫盲运动“大跃进”(1958年-1960年) |
| 二 挫顿后的调整与扫盲教育的缓慢恢复(1961年-1966年)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极端化与扫盲教育的“折戟沉沙”:1966年-1976年 |
| 一 人为之灾与扫盲教育的尽乎停滞 |
| 二 努力抗争与夹缝中的扫盲坚守 |
| 第四节 经济重心与扫盲教育的“梅开二度”:文革后-1992年 |
| 一 扫盲教育正规化 制度化道路的重返及发展 |
| 二 经济建设下的“经济”扫盲观 |
| 第五节 非均衡理念与扫盲教育发展的“表”“里”:1993年-2005年 |
| 一 “两基”初始齐驱与扫盲制度的继续调整(1993年-1996年) |
| 二 划片推进与扫盲依次攻坚(1997年-2000年) |
| 三 “双向导”旨趣与扫盲教育的“东”“西”理路(2001年-2005年)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第三章 重建与变迁:农村社会控制与扫盲组织关系探微 |
| 第一节 农村社会强势控制与扫盲教育组织的趋同化:1949年-1957年 |
| 一 强势“硬”“软”控制与国家权力的逐渐下渗 |
| 二 农村扫盲组织的“枝繁叶茂” |
| 第二节 农村社会控制偏差与扫盲教育组织的“沉”“浮”:1958年-1965年 |
| 一 社会控制过度与教育权力的困顿 |
| 二 扫盲组织的“沉”“浮”:结构及功能泛政治化的凸显 |
| 第三节 农村社会相对失范与扫盲教育组织的解构:1966年-1976年 |
| 一 农村社会控制的相对失序与教育危机 |
| 二 “东风无力百花残”:扫盲组织形态及功能的解构 |
| 第四节 文革后农村社会控制重建与扫盲教育组织的多维呈现 |
| 一 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与乡村秩序的重建 |
| 二 现代农村扫盲组织的“差序格局” |
| 第四章 农村扫盲教育的范式转型(上):扫盲教育理念与教育内容 |
| 第一节 教育理念转型:扫盲教育思想重心的从低到高 |
| 第二节 扫盲教育内容及教材分析 |
| 一 扫盲教育内容的解析 |
| 二 扫盲教材解读 |
| 第五章 农村扫盲教育的范式转型(下):形式 师资及农民学习心理 |
| 第一节 多样的扫盲学习形式 |
| 一 集中学习 |
| 二 分散学习 |
| 第二节 扫盲师资及教师教学心理 |
| 一 扫盲师资的选择与培养 |
| 二 扫盲教师心理剖析 |
| 第三节 学习心理与动机:农民学习心理解读 |
| 一 主动性参与扫盲 |
| 二 被动性参与扫盲 |
| 第六章 新世纪农村扫盲教育理念和发展路向的若干思考 |
| 第一节 新世纪农村扫盲教育理念的指向 |
| 一 50多年来农村扫盲教育的成效及局限 |
| 二 建国以来农村扫盲教育的经验及其对当代扫盲教育实践的启示 |
| 三 新世纪扫盲教育的新理念 |
| 第二节 扫盲教育路径的比较与整合 |
| 一 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扫盲教育发展的不同理路 |
| 二 扫盲教育发展路径的整合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概念阐释 |
| 三、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 |
| 四、学术史综述 |
| 五、文献资料与调查访谈 |
| 六、主要创新与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下孔村及其研究价值 |
| 第二章 共产党印象 |
| 第一节 “共党来了铲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 |
| 第二节 “羊群走路靠头羊，群众看的是共产党” |
| 小结 |
| 第三章 政治运动与革命文化的输入 |
| 第一节 锣鼓喧天进公社 |
| 第二节 整党整风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 |
| 小结 |
| 第四章 革命文化：话语·仪式·象征·记忆 |
| 第一节 革命话语体系 |
| 第二节 仪式与象征 |
| 第三节 革命的记忆 |
| 小结 |
| 第五章 被改造的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一 |
| 第一节 冬学民校与政治夜校 |
| 第二节 学雷锋 |
| 第三节 学大寨 |
| 第四节 破四旧、立四新 |
| 第五节 思想检讨与重做新人 |
| 小结 |
| 第六章 学毛着：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二 |
| 第一节 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学习制度 |
| 第三节 学习内容 |
| 第四节 学习方法 |
| 第五节 记忆与认识 |
| 第六节 典型个案 |
| 小结 |
| 结论 革命与教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农村调查及访谈资料 |
| 附录 A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4）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提要 |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一节 标语、口号、动员的语义略解 |
| 第二节 标语口号的研究现状及评析 |
| 一、本领域当前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 |
| 二、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析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选题意义 |
| 一、研究思路 |
| 二、选题意义 |
| 注释 |
| 第二章 标语口号的成因考察 |
| 第一节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
| 第二节 强大的群体心理效应 |
| 一、群体心理特征:激情盲从易感染 |
| 二、群体力量探源:爆发强大潜能 |
| 第三节 显着的动员传播效果 |
| 一、标语口号契合了常人的文化知识水平 |
| 二、标语口号易于识记 |
| 三、标语口号能创设力量氛围 |
| 四、口号能凝聚人心 |
| 注释 |
| 第三章 动员型标语口号的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标语口号动员内容的时代性 |
| 一、古代中国 |
| 二、近代中国 |
| 三、新中国成立以后 |
| 第二节 动员性标语口号来源的特定性 |
| 一、权威人士 |
| 二、组织机构 |
| 三、重要会议 |
| 四、人民群众 |
| 第三节 动员类标语制作材料的多样性 |
| 一、工农红军时期的标语制作 |
| 二、改革开放前的标语制作 |
| 三、改革开放以后的标语制作 |
| 第四节 标语口号动员效果的鼓动性 |
| 一、情感型鼓动 |
| 二、目标型鼓动 |
| 三、理想型鼓动 |
| 四、利益激励型鼓动 |
| 第五节 标语口号动员目标的针对性 |
| 一、针对中心工作 |
| 二、针对特定人群 |
| 三、针对特定需要 |
| 注释 |
| 第四章 标语口号的动员效果透视 |
| 第一节 动员导向功能 |
| 一、政治动员导向功能 |
| 二、政策动员导向功能 |
| 三、政治社会化动员功能 |
| 第二节 政治动员功能 |
| 一、实现政治决策动员 |
| 二、实现政治目标动员 |
| 第三节 动员激励功能 |
| 一、目标式激励动员 |
| 二、激情迸发式动员 |
| 注释 |
| 第五章 当代标语口号存在的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动员力强但内容不妥 |
| 一、动员力强大但却有碍社会发展 |
| 二、虚幻理想但却昙花一现 |
| 三、有强烈的震慑力但却缺少人文关怀 |
| 四、权威动员但显法治意识淡薄 |
| 五、动员目的明确但内容滑稽荒诞 |
| 六、动员内容引起岐义 |
| 七、动员内容泛政治化 |
| 八、动员面太广缺乏针对性 |
| 第二节 标语位置失当 |
| 第三节 动员目的欠佳 |
| 一、观念误区，以虚抵实 |
| 二、作风不实，上行下效 |
| 三、跟风应景，敷衍塞责 |
| 四、频换口号，误导社会 |
| 五、劳命伤财，华而不实 |
| 注释 |
| 第六章 发挥标语口号动员功能的有效办法与措施 |
| 第一节 把握制定标语口号的原则 |
|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
| 二、满足利益需求的原则 |
|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
| 四、可行性原则 |
| 五、准确把握口号时机的原则 |
| 六、正确把握口号转换的原则 |
| 第二节 正确表达标语口号 |
| 一、明确标语口号的特性 |
| 二、符合规范要求 |
| 三、正确掌握表达方法 |
| 第三节 加强对标语口号的监管 |
| 一、端正思想，以人为本 |
| 二、务求实效，力戒“虚功” |
| 三、讲求诚信，兑现承诺 |
| 第四节 现时代标语口号的发展取向 |
| 一、更新观念，依法动员 |
| 二、创新发展，推陈出新 |
| 注释 |
| 附录：中国近现代动员类标语口号例举 |
| 第一节 政治动员 |
| 第二节 社会动员 |
| 第三节 科教文卫建设动员 |
| 第四节 经济建设动员 |
| 第五节 军事领域动员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和研究综述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文献综述 |
| 二.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概念界定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三)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新中华报》概述 |
| 一. 《新中华报》的创办背景 |
| (一) 《新中华报》创办的时代场域 |
| (二) 《新中华报》创办的理论渊源 |
| (三) 《新中华报》创办的现实基础 |
| 二. 《新中华报》的发展变迁 |
| (一) 《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 |
| (二) 《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 |
| 三. 《新中华报》的管理与运行 |
| (一) 《新中华报》的管理机构 |
| (二) 《新中华报》的印刷发行 |
| 第二章 抗战军事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加强人民自卫力量”: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武装工作 |
| (一) 宣传边区民众武装的意义 |
| (二) 见证边区民众武装的建设 |
| (三) 介绍边区民众武装的活动 |
| 二. “巩固抗战后方”:陕甘宁边区的剿匪锄奸工作 |
| (一) 宜讲边区剿匪锄奸政策 |
| (二) 阐明边区剿匪锄奸意义 |
| (三) 介绍边区剿匪锄奸方法 |
| (四) 宣传边区剿匪锄奸成绩 |
| 三. “保全国防力量”:陕甘宁边区的防空防毒工作 |
| (一) 进行边区防空防毒的报道 |
| (二) 开展边区防空防毒的教育 |
| (三) 报道边区防空机构的工作 |
| 第三章 抗战经济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陕甘宁边区的救国公粮运动 |
| (一) 宣传边区公粮征收的方针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公粮征收的实际状况 |
| (三) 总结边区公粮征收的经验教训 |
| 二. “在经济上组织群众”: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运动 |
| (一) 宣讲边区合作社之政策 |
| (二) 追踪边区合作社之进步 |
| (三) 树立边区合作社之典型 |
| 第四章 抗战政治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普选运动 |
| (一) 阐释边区民主普选方针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民主普选工作情况 |
| (三) 推广边区民主普选经验方法 |
| 二. “厉行廉洁政治”:陕甘宁边区的肃贪反腐工作 |
| (一) 宣传边区反腐法规和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腐化事例和案件 |
| (三) 总结边区肃贪反腐之经验 |
| 三. “共同抗日图存”: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宗教工作 |
| (一) 关注少数民族发展现状 |
| (二)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
| (三) 维护少数民族团结统一 |
| 第五章 抗战文化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提高政治文化水准”:陕甘宁边区的学习运动 |
| (一) 阐明边区学习运动的方针政策 |
| (二) 聚焦边区学习运动的实际状况 |
| (三) 反思边区学习运动的经验教训 |
| 二. “武装我们的手足”:陕甘宁边区的抗战体育运动 |
| (一) 介绍边区体育组织的工作 |
| (二) 展现边区军事体育的特色 |
| (三) 反映边区群众体育的热潮 |
| 三. “讲究卫生,健全身体”:陕甘宁边区的卫生运动 |
| (一) 协助边区禁毒戒烟的工作 |
| (二) 介绍边区药物生产的扩大 |
| (三) 展现边区医护教育的进步 |
| (四) 配合边区防疫工作的推进 |
| 第六章 抗战社会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保育革命的后代”: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 |
| (一) 关注边区儿童保育工作 |
| (二) 宣传边区儿童保育政策 |
| (三) 展现边区保育机构现状 |
| 二. “提高妇女民族觉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 |
| (一) 树立边区妇女解放榜样 |
| (二) 维护边区妇女合法权益 |
| (三) 展现边区妇女解放英姿 |
| 三. “巩固和加强边区抗战力量”:陕甘宁边区的优抚工作 |
| (一) 阐释边区优抚工作意义 |
| (二) 介绍边区优待工作现状 |
| (三) 展现边区抚恤安置成绩 |
| 第七章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评析 |
| 一.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作用 |
| (一) 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 |
| (二) 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 |
| (三) 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 |
| (四) 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 |
| 二.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特点 |
| (一) 对象上的广泛性 |
| (二) 领域上的多维性 |
| (三) 方式上的灵活性 |
| 三.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经验 |
|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 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
| (三) 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 (四) 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 |
| 四.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局限 |
| (一) 思想上存在着一定偏差 |
| (二) 实践中显露出一些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新中华报》头条文章列表 |
| 附录二: 《新中华报》要人文章统计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 致谢 |
（7）邓小平人民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1.2.1 人、人民、群众、人民群众 |
| 1.2.2 人民观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4.3 辩证研究法 |
| 1.4.4 比较研究法 |
| 1.5 研究的目标与创新点 |
| 1.5.1 研究的目标 |
| 1.5.2 研究的创新点 |
| 1.6 研究的难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邓小平人民观产生的理论基础、历史依据与现实基础 |
| 2.1 邓小平人民观产生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思想 |
| 2.1.2 列宁的人民思想 |
| 2.1.3 毛泽东的人民思想 |
| 2.2 邓小平人民观产生的历史依据 |
| 2.2.1 社会主义的发展迫切需要正确的人民观 |
| 2.2.2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需要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人民观 |
| 2.3 邓小平人民观产生的现实基础 |
| 2.3.1 改革开放的现实发展 |
| 2.3.2 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积极参与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邓小平人民观的形成发展过程 |
| 3.1 法国勤工俭学至建国时期的萌芽阶段 |
| 3.1.1 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人民思想 |
| 3.1.2 民主革命时期的人民思想 |
| 3.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至“文革”结束的提出形成阶段 |
| 3.2.1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思想 |
| 3.2.2 “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思想的深化 |
| 3.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南方谈话的成熟阶段 |
| 3.3.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人民观的成熟 |
| 3.3.2 南方谈话中人民观的完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邓小平人民观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 |
| 4.1 邓小平人民观的主要内容 |
| 4.1.1 邓小平人民观的逻辑起点 |
| 4.1.2 邓小平人民观的科学基础 |
| 4.1.3 邓小平人民观的思想导向 |
| 4.1.4 邓小平人民观的最终目标 |
| 4.1.5 邓小平人民观的实现途径 |
| 4.1.6 邓小平人民观的根本基石 |
| 4.1.7 邓小平人民观的基本原则 |
| 4.2 邓小平人民观的基本特征 |
| 4.2.1 民族性 |
| 4.2.2 战略性 |
| 4.2.3 时代性 |
| 4.2.4 辩证性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邓小平人民观的当代发展 |
| 5.1 江泽民对邓小平人民观的发展 |
| 5.1.1 江泽民发展邓小平人民观的现实依据 |
| 5.1.2 江泽民对邓小平人民观的理论发展 |
| 5.1.3 江泽民对邓小平人民观的实践发展 |
| 5.2 胡锦涛对邓小平人民观的发展 |
| 5.2.1 胡锦涛发展邓小平人民观的现实依据 |
| 5.2.2 胡锦涛对邓小平人民观的理论发展 |
| 5.2.3 胡锦涛对邓小平人民观的实践发展 |
| 5.3 习近平对邓小平人民观的发展 |
| 5.3.1 习近平发展邓小平人民观的现实依据 |
| 5.3.2 习近平对邓小平人民观的理论发展 |
| 5.3.3 习近平对邓小平人民观的实践发展 |
| 5.4 邓小平人民观当代发展的思想特点 |
| 5.4.1 继承性 |
| 5.4.2 发展性 |
| 5.4.3 科学性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邓小平人民观的当代价值 |
| 6.1 邓小平人民观的理论价值 |
| 6.1.1 奠定了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基础 |
| 6.1.2 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基础 |
| 6.2 邓小平人民观的实践作用 |
| 6.2.1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6.2.2 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进入21世纪 |
| 6.3 邓小平人民观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现实启示 |
| 6.3.1 解答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方向 |
| 6.3.2 指明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
| 6.4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9）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表-专栏目录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现代性研究 |
| 1.2.2 治理术研究 |
| 1.2.3 国家、现代性与人口治理术的综合评述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研究借鉴 |
| 第二章 “包下来”：社会主义现代性与生命政治的建构(1949-1980年) |
| 2.1 总体性危机的社会诊断：由国家重建社会 |
| 2.2 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组织起来” |
| 2.2.1 “一张白纸,正好写字”：毛的现代性图景 |
| 2.2.2 “组织起来”：人口治理的总战略 |
| 2.2.3 “包下来”与“单位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生命权力 |
| 第三章 “下放”：稀缺的现代性席位与剩余人口的治理术(1949-1980年) |
| 3.1 社会主义的“剩余人口”生产与排除 |
| 3.1.1 作为现代性读本的《人口论》与《新人口论》：“人口剩余”与“席位稀缺” |
| 3.1.2 社会主义的“剩余人口”生产机制 |
| 3.1.3 分类与排除的人口治理术：人民与人口的断裂 |
| 3.2 小结：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特征及其人口治理术的逻辑 |
| 第四章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发展危机与人口分流术 |
| 4.1 规训乡村：剩余人口堆积空间的制造 |
| 4.1.1 降服“作为变数”的乡村与“难对付的”农民 |
| 4.1.2 剩余人口堆积地的制造与强制移民工程的开启 |
| 4.2 紧急的现代化：“大跃进”与“大危机” |
| 4.2.1 启动大跃进的缘由 |
| 4.2.2 大跃进的极端现代化本质 |
| 4.2.3 “大跃进”：时间的压缩与数字的跃进 |
| 4.2.4 “大危机”的爆发及其诊断 |
| 4.3 治理“危机”：“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
| 4.3.1 人“从哪里来”? |
| 4.3.2 回到“哪里去”? |
| 4.3.3 “哪些人”回去?怎样送“他们”回去?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剩余人口管理与改造的社会实验 |
| 5.1 教育大跃进与“受教育的”失业者：“就业”的新动向 |
| 5.2 经济剩余人口下放工程的系统构建：从危机到常规的治理术 |
| 5.3 从经济剩余到秩序剩余的人口治理术：改造人的政治工程与乌托邦 |
| 5.3.1 降服“红卫兵” |
| 5.3.2 谁是下放者：“青年”、“社会青年”到“知识青年”的构建 |
| 5.3.3 最后的乌托邦?剩余人口的管理与青年人的改造 |
| 5.4 下放运动为何止于1980年：现代性话语的重构与人口治理术的转型 |
| 5.4.1 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层次转换：从革命到发展 |
| 5.4.2 生命政治的重构与人口治理术的转型：从拯救到满足 |
| 5.4.3 构建发展：“知青下乡运动”的去政治化 |
| 5.4.4 “倒逼”：知青的命运抗争与领导人的加快顺应 |
| 5.4.5 解决之道：政治问题的经济化治理方式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社会主义现代性—国家—人口治理术”的解释框架 |
| 6.2 乌托邦之殇 |
| 6.3 反思现代性：复杂社会里的自由与自我解放 |
| 参考文献 |
（10）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 ——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主观上的情感倾向 |
| 二、客观上的迫切需要 |
| 三、个人成长过程的反思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一、河南地域文化及其变迁 |
| 二、乡土教材的教育人类学意义 |
| 三、兼具国家与地方双重文化意义的乡土教材 |
| 第三节 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 |
| 一、阐释人类学理论范式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地域文化" |
| 二、"国家意识" |
| 三、"乡土"与"乡土教材" |
| 第五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国家与地方文化的研究 |
| 二、中国乡土教育与乡土教材研究回顾 |
| 三、河南地域文化研究 |
| 四、河南乡土教材发展及相关研究回顾 |
| 五、前人研究的批判性借鉴 |
| 六、本研究的创新点与重难点 |
| 第六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进度安排 |
| 一、研究内容概要 |
| 二、研究进度 |
| 第一章 中国之中:河南地域文化及教育发展概述 |
| 第一节 九州之中:地理概貌与地理文化 |
| 一、居中的地理位置 |
| 二、数量巨大的人口 |
| 三、河南地理特征及对文化的影响 |
| 第二节 河南文化:厚重的中原文化 |
| 一、历史文化:河南人的集体记忆 |
| 二、农业文化:中原文化的底色 |
| 第三节 滚雪球:中原汉民族形成及发展 |
| 第四节 源远流长:河南教育发展概况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家危难 乡土任重:清末河南乡土志 |
| 第一节 乡土志的"名"与"实":地方志还是乡土教材 |
| 第二节 国难的产物:清末河南乡土志的产生 |
| 一、德日乡土教育思潮:国外教育思潮的影响 |
| 二、两个学制:国内改良的促成 |
| 三、奉命办学:河南新式教育的兴起 |
| 第三节 奉饬编志:清末河南乡土志的编纂 |
| 一、清末河南乡土志编纂基本概况 |
| 二、地方官员:河南乡土志编纂主导者 |
| 三、两册乡土志的考证:《洧川乡土志》与《范县乡土志》 |
| 第四节 国家意识的建构:清末河南乡土志内容解析 |
| 一、《乡土志例目》全文 |
| 二、十五例目:河南乡土志编纂体例 |
| 三、详略侧重不同:河南乡土志编纂内容整体分析 |
| 四、乡土志中的国家意识:以《淅川直隶厅乡土志八卷》为例 |
| 小结 |
| 第三章 地方自治 乡计民生:民国河南乡土教材 |
| 第一节 民国河南乡土教材发展基本概况 |
| 一、屡遭挫折:河南初等、中等教育乡土教材编辑状况 |
| 二、清末乡土志的延伸与革新:部分教师自编的乡土志 |
| 三、乡村教育及教育实验区的乡土教材:民国河南乡土教材主体 |
| 第二节 乡村教育中的乡土教材 |
| 一、近代乡村教育运动的兴起 |
| 二、河南乡村教育与乡土教材 |
| 三、新村自治与农事农俗:王拱璧的新村教育及其自编教材 |
| 四、民生教育与乡土活动:省立民众师范院与百泉乡村师范学院的乡土教材 |
| 五、乡土调查与民众读物:教育实验区民众教育的乡土教材 |
| 第三节 小学教材以乡土为基:开封教育实验区的乡土教材 |
| 一、李廉方"小学教材以乡土为基"思想的形成 |
| 二、实验区乡土教材的编辑 |
| 三、综合翔实的乡土知识:实验区乡土教材的内容 |
| 四、小学兼民众:实验区乡土教材的使用 |
| 五、为贫苦民众的教育:实验区教育的成效与启发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政治主流意识:新中国至"文革"期间的河南乡土教材 |
| 第一节 主流政治文化的代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河南乡土教材 |
| 一、由统一到下放:乡土教材开发的背景 |
| 二、教材编写与乡土活动相结合:乡土教材开发概况 |
| 三、"大跃进"精神与领袖情怀:乡土教材内容的主旨寄托 |
| 第二节 自编工农教材:"文革"期间特殊的乡土教材 |
| 一、复课闹革命:自编教材的背景 |
| 二、开门编书:自编教材的原则 |
| 三、"毛主席语录"下的乡土知识:自编教材的内容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意识下的地域文化自觉:改革开放之后的河南乡土教材 |
| 第一节 渐行渐远的"领袖":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乡土教材 |
| 第二节 乡土知识与爱国教育: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的河南乡土教材 |
| 一、国家教委政策的驱动:八十年代末乡土教材开发背景 |
| 二、爱国主义教育下的乡土教材:八十至九十年代乡土教材开发状况 |
| 三、乡土知识的载体:八十至九十年代乡土教材基本内容 |
| 第三节 地域文化自觉与爱国主义教育:二十一世纪的河南乡土教材 |
| 一、三级课程管理体制改革:乡土教材开发的国家政策驱动力 |
| 二、中原文化自觉:乡土教材开发的地域文化驱动力 |
| 三、多层级开发:乡土教材开发概况 |
| 四、地域文化自觉:乡土教材中的地域文化分析 |
| 五、爱国主义:乡土教材中的国家意识 |
| 第四节 二十一世纪河南乡土教材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一、各自为政的开发 |
| 二、使用及评价方式的不确定性 |
| 三、制约河南乡土教材发展的关键因素 |
| 小结 |
| 第六章 地域文化与德育:二十一世纪河南乡土教材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激情燃烧的岁月:红旗渠的修建及红旗渠精神 |
| 第二节 《走近红旗渠》乡土教材的诞生 |
| 一、领军人:Y校长 |
| 二、引子:一篇《红旗渠》课文 |
| 三、思索:乡土与德育的联姻 |
| 四、行动:乡土教材的开发历程 |
| 第三节 乡土与德育:《走近红旗渠》教材内容及乡土教育活动 |
| 一、《走近红旗渠》教材内容分析 |
| 二、校园乡土文化与学校乡土教育活动 |
| 三、德育基地:"红旗渠精神教育馆" |
| 第四节 课堂上的乡土文化与德育:一节乡土教材课 |
| 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与地方:河南乡土教材的文化意义阐释 |
| 第一节 河南乡土教材的国家意识分析 |
| 一、政策驱动行动:乡土教材开发中的国家意识 |
| 二、地域文化的国家解读:乡土教材内容中的国家意识 |
| 三、爱国之道 始自一乡:乡土教材功能中的国家意识 |
| 第二节 河南乡土教材与河南地域文化 |
| 一、中原文化的边缘化 |
| 二、乡土教材对地域文化的反映与传承 |
| 三、乡土教材与地域文化认同 |
| 第三节 乡土教材中国家意识建构与地域文化传承统一的文化分析 |
| 一、"家国同构"传统社会政治形态的影响 |
| 二、河南人眼中的河南文化 |
| 小结 |
| 结语 |
| 一、本论文的结论 |
| 二、研究的反思 |
| 三、后续研究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访谈提纲 |
| 附录二:调查问卷 |
| 附录三:河南省乡土教材简介(清末至今)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四、华主席的光辉实践激励我们为扫除文盲而斗争（论文参考文献）
- [1]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D]. 马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2)
- [2]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D]. 吴家虎. 南开大学, 2012(06)
- [3]李振军同志在全省扫盲业余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J]. 李振军. 湖南教育, 1977(05)
- [4]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D]. 韩承鹏. 复旦大学, 2007(06)
- [5]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D]. 范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6]华主席的光辉实践激励我们为扫除文盲而斗争[J]. 沅江县小波公社党委会. 湖南教育, 1977(05)
- [7]邓小平人民观研究[D]. 王辉. 电子科技大学, 2018(09)
- [8]中国知青——梦[J]. 邓贤. 当代, 1992(05)
- [9]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D]. 郑鹏. 中国农业大学, 2014(08)
- [10]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 ——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D]. 班红娟. 中央民族大学, 2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