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评冯友蘭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言的一个根本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刘素娟[1]（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提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刘桃秀[2]（2017）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本）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现代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冯友兰把自己一生主要的学术研究成果概括为“三史”和“六书”。“六书”构成了冯友兰新理学哲学体系,“三史”即《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以下简称《史》）、《中国哲学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本）（以下简称《新编》）代表了冯友兰在哲学史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新编》是冯友兰在人生的最后十年写成的一部哲学史,可以算是其学术思想的“晚年定论”。《新编》的写作背景是上个世纪80年代,经历了建国后思想改造运动和十年文革挫折的冯友兰坚持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于是才有《新编》的面世。用冯友兰自己的话来说,《新编》是他对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的深刻体会,希望能够为中国未来哲学发展提供的营养。因此,对《新编》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把握冯友兰的晚年学术思想,同时还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编》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时代思潮为纲来梳理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把整个中国哲学史发展历程概括为七大时代思潮,即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近代变法和现代革命,对每一个时代思潮都作了总体说明和具体分述。因此,对《新编》研究第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冯友兰关于这七大思潮的论述。这是从《新编》本身来分析它的特点。不过,特点往往是通过比较而愈加显著,这正是比较研究的必要性所在。通过把《新编》和冯友兰的另外两史《史》和《简史》进行比较研究,以及把《新编》和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代表作包括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三卷本）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萧萐父和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新编》的特点,以期赋予《新编》一个合理的历史定位,还有助于推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建设。
梁忠[3]（2015）在《“新理学”批判的批判 ——以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对“新理学”的批判为视角》文中指出冯友兰“新理学”体系的建立,以及中国学界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新理学”的批判,都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大事,也是中国哲学在现代发展和演进的重要环节。冯友兰所创建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以其一贯的哲学概念,明确的哲学方法,以及富有逻辑色彩的内容,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勾画出一道独特的哲学风景线,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中一个可资人们批判和研究的哲学现象。在20世纪40年代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判风潮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当属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陈家康、赵纪彬对“新理学”形上学的评析,胡绳对“新理学”的文化历史观和生活方法论的批判,以及杜国庠等人对“新理学”的人生境界说和中国哲学史观的批判,不仅有精彩的批判内容,而且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当然也存在理论上的不足。这些批判的核心成果在于剖析了存在于冯友兰“新理学”之中的大量的内在矛盾和理论困境（如理、气的存在性困境,本体论上的“纯客观论”与真理标准上的纯主观论的矛盾,“理智底分析”方法与神秘主义归宿的矛盾,等等）,揭示了其哲学的唯心主义（形上学上的客观唯心主义,认识论和“境界说”的主观唯心主义）本质,社会文化、历史问题上的机械图式和守旧倾向,以及在中国哲学史观上的主观主义做法,从而为人们看清冯友兰“新理学”理论中的内在矛盾和困限及其理论本质提供了有效路径。而这些批判的不足之处则主要在于对存在于“新理学”中的理论困限尚未能予以充分剖析（如“真际”概念上的名实混乱,“真元之气”的能动性困境,“人的生活方法”与人类基本生活方法的概念不清,以及“新理学”自身在方法论上的困境,等等）,对“新理学”的诸多理论创新以及“新理学”理论的某些合理甚至进步的成分未能给予应有的肯定。不管怎样,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冯友兰“新理学”体系的批判推进了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和命题的现代发展,充实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内容,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的进程。同时,这些批判也为后人留下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客观实在”与“实际存在”的关系问题,事物存在的原因问题,理、规律的存在处所和存在方式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答,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哲学的向前发展。
邓林[4]（2018）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新探》文中认为《孟子字义疏证》（以下简称《疏证》）承载了戴震对儒家之“道”的追求,是戴震一生最为重视的著作。本文将戴震及其《疏证》置于儒学的历史脉络与理论视野下进行考察,分别从著作的“背景”、“内容”、“宗旨”与“意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先说《疏证》的“背景”。戴震受到清初以来儒学新风的影响,尤其是继承了顾炎武“理学,经学也”一语的精神要旨,即依“经”求“理”,将“理学”纳入“经学”之中。清代有所谓的“汉宋之争”,原本只是在儒家经学的范围内来说的,代表了宗主“汉学”与“宋学”两种不同的治经取向,后来逐渐演化为“考据”与“义理”相争的流俗之见。但无论是在哪一种意义上,戴震始终都未曾陷入“汉宋之争”,所谓“尊汉反宋”的晚年论学转向其实也并不存在。相比“汉宋之争”而言,“儒释之辨”才是戴震及其《疏证》真正关心的问题。士林佛学是乾隆年间兴起的一股“潜流”,代表人物彭绍升就曾与戴震辩论儒佛问题。戴震的“儒释之辨”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正陆、王之失;二是辟老、释之说;三是辨儒、释之界。再论《疏证》的“内容”。戴震在《疏证》中有“破”也有“立”,既批评和修正了程朱理学的若干理论错误,也借助“字义”的疏解提出了许多自己的义理见解。在晚年戴震与宋明理学的关系问题上,通过以《疏证》为核心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传统的“反理学”说存在需要补充或修正的地方,如:戴震对待“程朱”与“陆王”是有差别的;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评只针对“其言”,却始终礼敬“其人”;戴震与程朱之间在本质上是貌离而神合的。另一方面,戴震“反理学”虽然立足于学术批评,但其批评目标最终指向的是社会现实。这一点在《疏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一是戴震有意凸显理学的最大危害是“祸民”,二是戴震的批判矛头直指“今之治人者”。在《疏证》中,戴震提出的以“人心”为中间环节的理论逻辑既是他用来连接学术与现实之间的桥梁,也是其“反理学”的重要理论依据。再谈《疏证》的“宗旨”。《疏证》的著述宗旨核心在于“闻道”,回归以六经、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传统。《疏证》书题标举“孟子”是戴震有意为之的,《疏证》尊孟主要有三个缘由:一是作为戴震用来“援据”的主要“经言”依据;二是作为戴震建构的儒家道统论中的先师人物;三是作为戴震的学术宗主。在《疏证》的“闻道”宗旨问题上,由于戴震承认“经”是“道”的承载者,故而求“道”就只能以治“经”作为基本途径,由字义训诂入手的解经之法也就成为了求道的基本方法。《疏证》将“道”分为“天道”与“人道”,然后用“性”作为沟通二者之间的中介。但是,戴震所说的“道”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类似于“本原”的“道”,二是类似于“真理”的“道”,在后者的意义上才是指向《疏证》的“宗旨”。而且,戴震追求的儒家之“道”还存在两种取向值得注意:一是理论性的“原儒”取向,二是现实性的“经世”取向。最后讨论《疏证》的“意义”。戴震作《疏证》在儒学史上不仅有“批评”的价值,也具有“建设”的意义。《疏证》的主要思想贡献是在“生生”、“民本”与“教化”等方面实现了对儒家思想传统的“保守”与“开新”。近代以来,《疏证》中的义理内容已然成为了各种“戴震哲学”论述的基础。从《疏证》的现代学术价值着眼,如果要在“戴氏之义理”的基础上再发展出某种现代哲学,“情感哲学”（或“情欲哲学”）与“语言哲学”可以代表两个较有潜力的理论方向。
邓伯军[5]（2010）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文中认为研究史属史学范畴。“《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乃是严格依照史学研究的编年体例进行分期研究,乃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门著作的研究进行史学考证、史学解读、史学评论、史学实践的系统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共分成前后相继的四个历史时期。“绪论”主要以释义学的方法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这个题目作诠释。《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11月至1846年夏,清理其以往哲学良心而合著的一部著作;主要针对的是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流派;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奠基之作。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笔者将我国《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依次分成四个阶段,它们分别是“民国时期”（1930年4月—1949年9月）、“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5月）、“遭受挫折时期”（1966年5月—1978年12月）、“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12月—今天）。以研究史体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翻译、注释、介绍、解读、创新、实践的状况进行研究,明确了其研究的性质和特征,揭明了其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明朗了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明晰了其研究的超越和创新。“民国时期”（1930年4月—1949年9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总体上尚处译介和解读性研究阶段。从总体上讲,虽然当时的政治界和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译介和解读的苏联教条模式的缺陷性已有所认知,但是依然囿于其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之内,没有历史地还原和再现马克思文本学的解读模式,更没有对其作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理论创新。期间,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是恩格斯著作和苏联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之作,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1930年以后才有高语罕、杨东莼和宁敦伍、荃麟等分别节译的部分段落;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有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的节译本;也有一些富于学术敏感力的学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介绍和初步的研究。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尚未被列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列,而是将其纳入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之中去对其作出解读和阐释。毛泽东思想作为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理论成果,实乃“以苏解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理论飞跃。从历史视域观之,应承认“以苏解马”的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两大时代主题的历史性意义,但“以苏解马”的高扬“斗争哲学”这一历史局限性,也造成我国在现实实践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性的悲剧。“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5月）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工作由分散的、零碎的、无系统的状态,进入集中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状态。从总体上讲,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以苏解马”模式的进一步强化,使政治界和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解读和研究进一步教条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也无可奈何地搁浅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只是一种学习性领会,一种领会经典的精神、与自身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应用,而尚未推进到真正的发掘性学术研究层面。这一时期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示范效应下,中国人选择了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著称的“斯大林版”马克思主义。以俄文第2版为母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全译本编译出版。长期以来该版本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主导版本。该版本对于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功不可没,但由于将该版本定于一尊也导致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滞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也是将其纳入苏联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体系和解读模式。这种解读模式起到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系统化和时代化的作用,却也因其把哲学的党性原则政治化,从而致使学术探讨变成政治声讨、学术批评变成政治批判、学术争鸣变成政治运动;这就不仅造成了学术领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遭受挫折时期”（1966年5月—1978年12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总体上处于异化状态。十年“文革”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被赋予了沉重的政治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被定于一尊,并且被节选入中国人自己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这也进一步拉开了与国外《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距离。《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仅仅表现以“简要介绍”、“专题汇编”、“语录”等形式的学习性“研究”。这种学习性“研究”是与当时的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其对于在广大工农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基本哲学功底的欠缺,从而造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误读误解。因此这样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后文革”时期,伴随政治空气的松动,《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版本始被译介到我国。由此,在带有“文革”意识痕迹的态势下,拉开了我国《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发掘性研究的序幕。“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12月—今天）,《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逐渐开始将文献学研究、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相结合,从而使研究真正从解读性研究提升到发掘性研究。从总体上讲,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真正开始了从“以苏解马”的教条模式到还原再现马克思文本学解读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具有中国人自主知识产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解读模式也正在生成过程中。在翻译方面,多种《德意志意识形态》节译本或全译本问世:有巴纳发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手稿片段中译本、根据新德文版编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费尔巴哈》中译单行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译节选本、广松涉版《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译本等等。在文献学研究方面:有文献目录学的研究,其对于确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意义重大;有文献考据学研究,着眼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费尔巴哈》章文稿结构的校正勘定、辑佚复原、翻译审校;有文献版本学研究,在澄清《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来历、梳理版本历史、进行版本比较、作出版本评价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在文本解读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解读模式发生转换,《费尔巴哈》章文本解读,由“以苏解马”到“以西解马”再到“以马解马”;对《圣布鲁诺》章的文本解读,重在解读布鲁诺自我意识批判哲学,领会对布鲁诺的批判是完成费尔巴哈批判的前提;对《圣麦克斯》章的文本解读,成为该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解读的焦点,解读者着眼于解读因现代性而导致价值虚无主义蔓延;在“普世价值”凌厉攻势下,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章的文本解读,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解读的新的热点。在思想研究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的逐渐深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研究已经走向成熟,从“以苏解马”模式到“以西解马”模式再到“以马解马”模式,中国人基本具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自主话语权。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本人的文本、要以历史的眼光、要以发展的视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出与时俱进的发掘性研究。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面系统地研究,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建设,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论析”,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研究作了系统总结和深度反思,其展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把握,开始跳出“以苏解马”的框架,开始超越“以西解马”的局限,开始走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以马解马”模式;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运思,从经验理性的阐发,到科学理性的传播,再到主体精神的弘扬,甚至是阶级斗争的高扬,在某种意义上讲,乃是传播现代精神和现代思维方式的启蒙运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无论是学术的现实主义运动,还是哲学的大众化运动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发挥到了极致,都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其揭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存在的不足。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把握,“以苏解马”曾使我们对之作出了简单化、贫乏化、教条化、僵化的解读,“以西解马”曾使我们对之作出了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对立模式的解读,而“以马解马”模式对学院哲学的钟情,又使我们生发了对其现实性的担忧。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运思,从实用理性的复燃到斗争哲学的火红,从科学主义的误区到人本主义的陷阱,使我们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无论是反对封建化还是反对“全盘西化”都任重而道远。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无论是哲学政治化的旧错,还是实践拜物教的新误,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对着现代性的悖论。而今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新问题和新要求,就要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共时性存在话语背景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作出前瞻。“国学复兴”的背景,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考虑的是二者的互补性;全球化的视野,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层面作出解读;和谐社会的视域,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作出解读。总而言之,多视角的共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创造提供新境界。“结语”在学理层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规律进行了总结,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对经典文献把握的基本规律,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理论运思的基本规律,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现实实践应用的基本规律。总而言之,《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程中一步步走向成熟的。
夏伟荣[6]（2020）在《冯友兰的唯物史观及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应用》文中研究表明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界的地位颇高,“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是对冯友兰学术成就的高度概括,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贡献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唯物史观的思想可以说贯穿了冯友兰一生,因此研究冯友兰的唯物史观思想很有意义,但是学术界对这块的研究比较少。本文以冯友兰唯物史观思想及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运用为主线,分为以下几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冯友兰唯物史观形成的时代背景以及冯友兰对唯物史观思想态度的转变。从五四时代的初步接触了唯物史观思想,此时冯友兰处于学习唯物史观阶段,对唯物史观思想的态度是被动的接受过程;欧洲游学回国后,冯友兰从被动学习接受的过程转变为主动学习接受唯物史观,并且发表了《秦汉历史哲学》的演讲;建国后冯友兰用唯物史观的思想重新写了中国哲学史,表明此时冯友兰已经完全接受了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关于冯友兰唯物史观思想内容的阐述。冯友兰唯物史观思想其实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历史是变的;（二）历史的演变乃非精神的势;（三）历史中所表现之制度是一套套的;（四）历史是不错的;（五）历史之演变是循环的或进步的。实际上这是冯友兰在《秦汉历史哲学》中所阐述的他所理解的唯物史观。同时,“新五德三世说”是冯友兰将唯物史观与儒学的融合。尤其是三世说,三世说相对于五德说和三统说的进步之处在于,三世说认为历史发展是进步的,历史总是在向前发展,人类社会从最初的原始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成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一直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正好与三世说的历史总是发展的前进的是一致的,人类必将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观点是相通的。第三部分:冯友兰用唯物史观的思想去研究社会历史的演变,从最初的奴隶社会到一直到以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同时冯友兰提出了文化类型说,认为不同的经济基础下,社会的文化类型也必然是不一样的,这是冯友兰运用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然后用唯物史观思想去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冯友兰承认社会时代的形势,经济对文化、哲学的影响,其实冯友兰先生指在说明要研究一时代的哲学思想绝对是不能离开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去研究。文章的最后部分是对冯友兰唯物史观思想的做了概括性的评价,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式有很多,冯友兰先生立足于唯物史观思想去研究,是一种创新的研究方式,也是前人所没有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非常重要的内容所在。
杨工[7]（1964）在《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评冯友蘭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言的一个根本问题》文中指出 解放以来,特别是从1957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談会所引起的哲学史方法論的大論战以来,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哲学党性的原理似乎已經得到我国学朮界的公认,在哲学史方法論的討論中已很少再討論这个問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理的实質在于它肯定在哲学的領域中,不是唯物主义哲学,就是唯心主义哲学,沒有什么超唯物唯心的或既是唯物又是唯心的哲学。在哲学史研究中坚持这一原理作为指导,就是要坚决彻底地对一切哲学現象,从哲学的学派、发展过程和阶段起,直到具体的哲学体系和观点
黄玉兰[8]（2014）在《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在学术现代化的背景下建立的，学术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就是以西方的学术规范为标准。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出现了过度依傍西方哲学的现象，遮蔽了中国哲学的民族特性，面临着现代化与民族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引发了“重写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创新”这一问题的大讨论。于是，学界开始考察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以个案研究为主，研究显得零散而肤浅，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系统性方面都存在不足。本论文采用系统研究的方法，全面考察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三个范式：西方化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化范式、中国“本土化”范式。对于每一个范式，采用古今中西纵横比较的方法，分别从哲学观、研究内容、研究结构、研究方法四个方面加以阐释，努力寻求其理论渊源，以求更加客观、全面地对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进行考察。在哲学观方面，考察了“哲学”的界定由以“西方哲学”为标准的外在尺度向以“中国哲学”为主体的内在尺度的转变。在研究内容方面，考察了研究内容从对西方哲学问题和思想的简单移植到对中国哲学本身义理的挖掘与创新的过渡。在研究结构方面，考察了研究结构从最初的照搬照抄西方的结构模式到对中国哲学自身结构模式的建构的过渡。在研究方法方面，考察了研究方法的从方法的一元化到方法的多元化再到方法的综合创新的转变。通过考察上述四个方面的演进发展，揭示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三个范式之间的逐层演进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展现了每个范式的特征和不足。通过对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的历史考察，文章总结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所获得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中国哲学史学科从建立之初就依附西方哲学，造成了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失位，后来，逐渐过渡到借鉴和参照外国哲学，重新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进行中国哲学的创新。具体来讲，在哲学观方面，以开放的国际化的视野，努力寻求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在框架模式方面，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在借鉴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努力建构中国哲学自身的义理体系。在研究方法方面，以博大的胸怀，进行中外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也存在不足。在书写形式方面，中国哲学史基本采用历史学的书写方式，即以年代先后为顺序，来阐述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这样的书写方式显得过于单一和生硬。在中外哲学比较方面，中外哲学常常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存在主次之分，所得的结论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刘晶[9]（2017）在《时代变迁与道术变幻 ——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的形成、分化与重组》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当代哲学是在社会主义文教体制下对中国现代哲学问题意识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当代哲学家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后,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特别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等共同问题,他们在各自的哲学领域内用不同的范式阐述该问题。根据学术背景、研究范式和理论基础等差异性可以粗略地将中国当代哲学家划分为新儒家共同体、西方哲学共同体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体等研究群体。1949年以后,社会整体背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当代哲学的论述都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以社会主义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背景下完成。中国当代哲学家作为一个共同体被这个时代所裹挟,在经历了数次政治变迁和思想改造之后,哲学家个体的思想发生巨大转变。对于这种转变海内外学者一直聚讼不已。本课题旨在通过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知识社会学等方法分析和揭示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的形成、分化和重组的内在逻辑。论文主体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系统梳理了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形成的处境与语境;第二至四章将当代哲学家划分为新儒家共同体、西方哲学共同体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体,通过对哲学家个体的命运和思想转变找寻共同体存在和变化的内在逻辑性;第五章结语部分旨在说明中国当代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即通过对当代哲学家共同体的分化与改造营造出全新的哲学家共同体。
王振国[10]（2013）在《冯友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冯友兰是享誉世界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历程呈现给我们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学界从不同的角度来梳理冯友兰的哲学思想也就理所当然，其中，对冯友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也是冯学研究中的重要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直至冯友兰学术终结，时代的动荡、斗转的现实使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在不同的环境下呈现迥异的风采。第一阶段，上世纪5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是冯友兰哲学活动的一个前提。冯友兰只是被动的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的学术思想体现出一种外在的形式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子，即对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的阐释、哲学史的分期都体现唯物史观思想倾向。但是，此时冯友兰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立的。第二阶段，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时代的急剧变革与冯友兰对民族文化的关怀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迅速转变哲学立场，主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诠释中国哲学，提出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的学术思想，如“抽象继承法”等。此阶段冯先生哲学活动较为特殊，既没有完全否定新理学，但又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第三阶段，上世纪80年代后，冯友兰独立自主的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冯友兰在哲学史研究中，抛开哲学权威的影响，实事求是的认识、理解并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学术研究，深刻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阶级性，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高度融合于自己的哲学观。一方面冯先生坚持唯物史观的思想方法，具体阐释时代与哲学的关系、生产方式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他提出对唯物辩证法的新认识，主张既要看到矛盾统一体中“仇”的一面，还要照顾“和”的一面，并提出“理在事中”就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此阶段，冯友兰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现了非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运用。应当承认，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应用清晰的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思想内涵。这既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指明了方向，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评冯友蘭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言的一个根本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评冯友蘭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言的一个根本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难点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编》写作的背景、宗旨和过程 |
| 第一节 《新编》的写作背景 |
| 一、社会政治经济背景 |
| 二、社会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新编》的写作宗旨 |
| 一、冯友兰关于“士”的身份的自我定位 |
| 二、士的政治担当——“阐旧邦以辅新命” |
| 三、士的文化担当——“智山慧海传真火” |
| 四、士的学术担当——“修辞立其诚” |
| 第三节 《新编》的写作过程 |
| 一、写作想法由来已久 |
| 二、六十年代《新编》试稿的写作 |
| 三、八十年代重新开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新编》理论基础及主要特点 |
| 第一节 《新编》的理论基础 |
| 一、《新编》的哲学观 |
| 二、《新编》的哲学史观 |
| 三、《新编》的中国哲学史观 |
| 第二节 《新编》的主要特点 |
| 一、《新编》的马克思主义诠释框架 |
| 二、《新编》以时代思潮为纲的书写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编》关于七大时代思潮的论述 |
| 第一节 《新编》关于第一大时代思潮即先秦子学的论述 |
| 一、冯友兰总论先秦子学思潮 |
| 二、冯友兰关于先秦子学思潮的具体论述 |
| 第二节 《新编》关于第二大时代思潮即两汉经学的论述 |
| 一、冯友兰总论两汉经学思潮 |
| 二、冯友兰关于两汉经学思潮的具体论述 |
| 第三节 《新编》关于第三大时代思潮即魏晋玄学的论述 |
| 一、冯友兰总论魏晋玄学思潮 |
| 二、冯友兰关于魏晋玄学思潮的具体论述 |
| 第四节 《新编》关于第四大时代思潮即隋唐佛学的论述 |
| 一、冯友兰总论隋唐佛学思潮 |
| 二、冯友兰关于隋唐佛学思潮的具体论述 |
| 第五节 《新编》关于第五大时代思潮即宋明道学的论述 |
| 一、冯友兰总论宋明道学思潮 |
| 二、冯友兰关于前期宋明道学思潮的具体论述 |
| 三、冯友兰关于后期宋明道学思潮的具体论述 |
| 第六节 《新编》关于第六大时代思潮即近代变法的论述 |
| 一、冯友兰总论近代变法思潮 |
| 二、冯友兰关于近代变法思潮的具体论述 |
| 第七节 《新编》关于第七大时代思潮即现代革命的论述 |
| 一、冯友兰总论现代革命时代思潮 |
| 二、冯友兰关于现代革命思潮的具体论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编》与《史》及《简史》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三史的书写背景、宗旨 |
| 一、《史》的书写背景及宗旨 |
| 二、《简史》的书写背景及宗旨 |
| 三、《新编》的书写背景及宗旨 |
| 第二节 三史的哲学观和中国哲学观的变迁 |
| 一、三史哲学观的变迁 |
| 二、三史中国哲学观的变迁 |
| 第三节 三史的哲学史观和哲学史方法论的变迁 |
| 一、三史的哲学史观的变迁 |
| 二、三史的哲学史方法论的变迁 |
| 第四节 三史中系统性的特点 |
| 一、《史》中的系统性 |
| 二、《简史》中系统性的加强 |
| 三、《新编》系统性的复杂化 |
| 第五节 三史中学术见解的更新与深化 |
| 一、对哲学家及哲学派别解读的更新与深化 |
| 二、对哲学思潮解读的深化和系统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编》与同时代主要的中国哲学史著述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新编》与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四卷本）的比较 |
| 一、哲学史观和哲学史方法论的比较 |
| 二、诠释框架的比较 |
| 三、其他方面的比较 |
| 第二节 《新编》与冯契“中哲史两论”的比较 |
| 一、二冯哲学史观的比较 |
| 二、二冯关于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比较 |
| 三、二冯关于中国哲学史诠释框架的比较 |
| 四、二冯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特点和精神的比较 |
| 五、二冯关于中国近代哲学研究的比较 |
| 第三节 《新编》与萧萐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的比较 |
| 一、萧萐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关于哲学史观的说明 |
| 二、《新编》与萧萐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新编》的哲学价值和哲学史价值 |
| 二、《新编》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3）“新理学”批判的批判 ——以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对“新理学”的批判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新理学体系的基本面貌 |
| 二、对“新理学”批判的基本概况 |
| 三、对“新理学”批判的研究现状 |
| 四、本选题研究的意义 |
| 第一章 对形上学的批判（上） |
| 第一节 新理学形上学的思想要旨 |
| 一、真际与实际 |
| 二、理与气 |
| 三、动静、阴阳与日新 |
| 第二节 陈家康、张岱年对真际的批判 |
| 一、哲学亦从实际出发 |
| 二、“真”、“实”不二 |
| 三、“过河拆桥”行不通 |
| 四、对滥用形式逻辑的批判 |
| 五、一切以客观真理为标准 |
| 六、“真”的辨析 |
| 第三节 陈家康、张岱年对理、气的批判 |
| 一、理不离物、理气不二 |
| 二、理有生灭、理有共殊 |
| 三、事理孰为根本 |
| 四、“气”的存在性困境 |
| 五、阴阳乃矛盾的统一 |
| 六、生产之物之理可创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对形上学的批判（下） |
| 第一节 赵纪彬对“纯客观论”的批判 |
| 一、讲理不是理学的专利 |
| 二、旁观还是主动变革？ |
| 三、真理是多元的吗？ |
| 四、知命、制命与胜命 |
| 第二节 赵纪彬对“依照说”的批判 |
| 一、是实例还是实体？ |
| 二、实际之外别无真际 |
| 三、“不死”之渊源 |
| 四、客观心本论的剖析 |
| 五、无其器则无其道 |
| 第三节 赵纪彬对动静、发展观的批判 |
| 一、静是动的特殊状态 |
| 二、四种“日新”的辨析 |
| 第四节 周谷城对“理样本说”的批判 |
| 一、理的本源批判 |
| 二、理的所在批判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对文化历史观和生活方法论的批判 |
| 第一节 文化历史观和生活方法论思想要旨 |
| 一、“类型论”的中西文化观 |
| 二、机械的历史发展图式 |
| 三、人的生活方法 |
| 四、人的基本生活方法 |
| 第二节 胡绳对文化历史观的批判 |
| 一、肯定“类型论”文化观的进步性 |
| 二、批判唯生产技术观点 |
| 三、批判轻视思想启蒙和政治革命的观点 |
| 四、批判机械的历史发展图式 |
| 五、批判社会历史观上的守旧倾向 |
| 第三节 胡绳对生活方法论的批判 |
| 一、“人的生活方法”辨析 |
| 二、道德应接受理智的审查 |
| 三、“无情”未必真豪杰 |
| 四、“无为”何以达理想 |
| 五、“忠恕”如何对敌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对人生境界说的批判 |
| 第一节 人生境界说的思想要旨 |
| 一、高一层底觉解 |
| 二、人生四“境界” |
| 第二节 周谷城对人生境界说的批判 |
| 一、取消成果为空言发展 |
| 二、单凭觉解不能发展 |
| 三、功利与道德并非对立 |
| 四、一切不介意则取消自由 |
| 第三节 杜国庠对人生境界说的批判 |
| 一、批判“境界说”的神秘性 |
| 二、揭示“境界说”的空疏性 |
| 三、部分与全体的逻辑辨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对中国哲学史观的批判 |
| 第一节 中国哲学史观的思想要旨 |
| 一、极高明而道中庸 |
| 二、主流与逆转 |
| 三、新统 |
| 第二节 杜国庠对中国哲学史观的批判 |
| 一、“中国哲学精神”辨析 |
| 二、中国哲学问题意识辨析 |
| 三、社会思潮根源的探析 |
| 四、哲学史研究方法批判 |
| 第三节 赵纪彬对中国哲学史观的批判 |
| 一、中国哲学史是一部玄学史吗？ |
| 二、批判哲学史观的“基因论” |
| 三、“主流”与“逆转”的辨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理学批判的批判 |
| 第一节 对“真际”批判的批判 |
| 一、“真际”概念再辨析 |
| 二、“真际”的方法论困境 |
| 三、形式逻辑的作用问题 |
| 第二节 对理、气批判的批判 |
| 一、理的存在处所之惑 |
| 二、理可否由人创制 |
| 三、“气”的能动性困境 |
| 四、新旧理学区别问题 |
| 五、唯心主义本质再剖析 |
| 六、立场与方法的辨析 |
| 七、自由观点的偏狭性 |
| 八、道器关系再思考 |
| 第三节 对动静、发展观批判的批判 |
| 一、形上形下的忽视 |
| 二、突变渐变的曲解 |
| 三、批评方法的不当 |
| 第四节 对文化历史观和生活方法论批判的批判 |
| 一、“生产方法”概念的套用 |
| 二、“生活方法”的抽象与具体 |
| 第五节 对人生境界说批判的批判 |
| 一、境界划分的强人所难 |
| 二、境界说的评价问题 |
| 第六节 对中国哲学史观批判的批判 |
| 一、“高明”的标准问题 |
| 二、“逆转”是否为异端 |
| 三、高明与中庸是否对立 |
| 四、理论贡献的评价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结论：批判的意义与留下的思考 |
| 一、批判的意义 |
| 二、留下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4）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戴震学术形象变迁的反思 |
| 1.2 现状与问题：《疏证》专题研究述评 |
| 1.3 选题价值与研究思路 |
| 1.4 主要内容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疏证》的背景 |
| 2.1 清初以来的儒学新风 |
| 2.1.1 明清之际学风的转变 |
| 2.1.2 “经学即理学”说 |
| 2.1.3 考证学典范及其超越 |
| 2.2 汉宋之争的问题 |
| 2.2.1 汉宋之争的由来 |
| 2.2.2 汉宋之争的意涵 |
| 2.2.3 戴震的不争汉宋 |
| 2.3 儒释之辨的问题 |
| 2.3.1 士林佛学的兴起 |
| 2.3.2 戴震与彭绍升之辨 |
| 2.3.3 儒释之辨的三个层次 |
| 第3章 《疏证》的内容 |
| 3.1 《疏证》对“理”的诠释与修正 |
| 3.1.1 “理”的疏解与区分 |
| 3.1.2 驳“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之“理”说 |
| 3.1.3 “理气之辨” |
| 3.1.4 “理欲之辨” |
| 3.2 戴震“反理学”说再考察 |
| 3.2.1 “反理学”说的由来与问题 |
| 3.2.2 “程朱”与“陆王”的差别对待 |
| 3.2.3 “敬其为人”,针对“其言” |
| 3.2.4 貌离神合：戴震与“程朱”之同 |
| 3.3 《疏证》“反理学”的现实指向与理论逻辑 |
| 3.3.1 “反”的重心：“祸民” |
| 3.3.2 “理学”的主体：“今之治人者” |
| 3.3.3 理论逻辑：“人心”居中 |
| 3.3.4 附论：戴震学术思想分期的问题 |
| 第4章 《疏证》的宗旨 |
| 4.1 《疏证》尊孟的缘由 |
| 4.1.1 作为经言依据 |
| 4.1.2 作为道统先师 |
| 4.1.3 作为学术宗主 |
| 4.2 《疏证》的“闻道”之旨 |
| 4.2.1 “闻道”的途径与方法 |
| 4.2.2 《疏证》对“道”的论述 |
| 4.2.3 “道”的层次与两种取向 |
| 第5章 《疏证》的意义 |
| 5.1 《疏证》对儒家思想传统的保守与开新 |
| 5.1.1 生生：“遂其生”的仁德与“相生养”之道 |
| 5.1.2 民本：“自下摩上”的视角与“人”的隐现 |
| 5.1.3 教化：“正人心”的志业与“美言”的警惕 |
| 5.2 从“义理”的探索到“哲学”的基础 |
| 5.2.1 “戴氏之义理”的探索 |
| 5.2.2 胡适的“新哲学”说及其问题 |
| 5.2.3 “情感哲学”与“语言哲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德意志意识形态》释义 |
| 1.2 “在中国”释义 |
| 1.2.1 第1 阶段：民国时期（1930 年4 月—1949 年9 月） |
| 1.2.2 第2 阶段：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 |
| 1.2.3 第3 阶段：遭受挫折时期（1966 年5 月—1978 年12 月） |
| 1.2.4 第4 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 年12 月—今天） |
| 1.3 “研究史”释义 |
| 1.3.1 “研究史”的性质和特征 |
| 1.3.2 “研究史”的对象和方法 |
| 1.3.3 “研究史”的目的和意义 |
| 1.3.4 “研究史”的超越和创新 |
| 第2章 民国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和解读性研究起步阶段（1930 年4 月—1949 年9 月） |
| 2.1 烽火岁月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介和解读性研究的总体概貌 |
| 2.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毛泽东思想形成并走向成熟时期（1930 年4 月—1938 年10 月 |
| 2.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毛泽东思想成熟并继续发展时期（1938 年10 月—1949 年9 月 |
| 2.2 烽火岁月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译介状况 |
| 2.2.1 《唯物的见解和唯心的见解之对立》 |
| 2.2.2 《观念论的见解与唯物论的见解之对立》 |
| 2.2.3 《社会意识形态概说》 |
| 2.2.4 《德意志意识形态》 |
| 2.2.5 《德意志观念体系》 |
| 2.2.6 “名著精髓” |
| 2.2.7 “简略评介” |
| 2.3 烽火岁月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 2.3.1 郭沫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 2.3.2 周建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 2.3.3 吴恩裕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 2.3.3.1 《马克斯（今译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 |
| 2.3.3.2 《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研究法》 |
| 2.3.3.3 《唯物史观的考证与解释》 |
| 2.3.3.4 《唯物史观精义》 |
| 2.4 短评 |
| 第3章 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全面展开、解读性研究成长阶段（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 |
| 3.1 激情岁月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介和解读性研究的总体概貌 |
| 3.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时期（1949 年10 月— #1956年底） |
| 3.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 年底—1966 年5 月） |
| 3.2 燃烧岁月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状况 |
| 3.2.1 《论边沁和功利主义》和《论康德和政治的自由主义》 |
| 3.2.2 《评“真正社会主义”》 |
| 3.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 |
| 3.3 火红年代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 3.3.1 唯物史观基本问题研究 |
| 3.3.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研究 |
| 3.3.3 分工问题研究 |
| 3.3.4 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研究 |
| 3.3.5 “普遍性形式”问题研究 |
| 3.3.6 实践问题研究 |
| 3.3.7 “真正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 |
| 3.4 短评 |
| 第4章 遭受挫折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在异化缝隙中的缓进阶段（1966 年5月— #1978年12 月） |
| 4.1 异化缝隙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总体概貌 |
| 4.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十年内乱”时期（1966 年5 月—1976 年10 月） |
| 4.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文革”时期（1976 年10 月—1978 年12 月） |
| 4.2 异化缝隙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翻译状况 |
| 4.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 4.3 “文革”时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状况 |
| 4.3.1 “简要介绍” |
| 4.3.1.2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简介》 |
| 4.3.2 “专题汇编” |
| 4.3.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育文选》 |
| 4.3.2.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读》 |
| 4.3.3 “语录” |
| 4.4 “后文革”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状况 |
| 4.4.1 按劳分配理论研究 |
| 4.4.2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 |
| 4.5 短评 |
| 第5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发掘性研究阶段（1978 年12 月—今天） |
| 5.1 新课题新挑战新探索：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发掘性研究的总体概貌 |
| 5.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邓小平理论时期（1978 年12 月—2000 年2 月） |
| 5.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三个代表”时期（2000 年2 月—2003 年4 月） |
| 5.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科学发展观时期（2003 年4 月—今天） |
| 5.2 文献学研究 |
| 5.2.1 文献目录学研究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 |
| 5.2.2 文献考据学的研究 |
| 5.2.3 文献版本学的研究 |
| 5.3 文本解读 |
| 5.3.1 《费尔巴哈》章的文本解读 |
| 5.3.2 《圣布鲁诺》章的文本解读 |
| 5.3.3 《圣麦克斯》章的文本解读 |
| 5.3.4 《真正的社会主义》卷的文本解读 |
| 5.4 思想研究 |
| 5.4.1 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
| 5.4.2 人学理论研究 |
| 5.4.3 异化理论研究 |
| 5.4.4 世界历史理论研究 |
| 5.4.5 交往理论研究 |
| 5.5 短评 |
| 第6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论析 |
| 6.1 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 |
| 6.1.1 文献把握方面 |
| 6.1.1.1 “以苏解马”模式的历史进步性 |
| 6.1.1.2 “以西解马”模式的启迪性 |
| 6.1.1.3 “以马解马”模式的创新性 |
| 6.1.2 理论运思方面 |
| 6.1.2.1 经验理性的阐发 |
| 6.1.2.2 阶级斗争的高扬 |
| 6.1.2.3 科学理性的启蒙 |
| 6.1.2.4 主体精神的传播 |
| 6.1.3 实践诠释方面 |
| 6.1.3.1 学术的现实主义运动 |
| 6.1.3.2 哲学的大众化运动 |
| 6.1.3.3 现代性的建构 |
| 6.2 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不足 |
| 6.2.1 文献把握方面 |
| 6.2.1.1 “以苏解马”模式的历史局限性 |
| 6.2.1.2 “以西解马”模式的偏向性 |
| 6.2.1.3 “以马解马”模式的缺陷性 |
| 6.2.2 理论运思方面 |
| 6.2.2.1 实用理性的复燃 |
| 6.2.2.2 斗争哲学的火红 |
| 6.2.2.3 科学主义的误区 |
| 6.2.2.4 人本主义的陷阱 |
| 6.2.3 实践诠释方面 |
| 6.2.3.1 哲学的政治化 |
| 6.2.3.2 实践的拜物教 |
| 6.2.3.3 现代性的悖论 |
| 6.3 研究中的发展前景展望 |
| 6.3.1 双重超越的综合创新 |
| 6.3.2 “国学复兴”背景下展望 |
| 6.3.3 全球化视野下展望 |
| 6.3.4 和谐社会视域下展望 |
| 6.3.5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共时性存在境遇下展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Ⅰ：《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主要论著目录 |
| 第1阶段：解放前期（1930 年4 月—1949 年9 月） |
| 第1部分：中文著作 |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 第2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 |
| 第1部分：中文著作 |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 第3阶段：遭受挫折时期（1966 年5 月—1978 年11 月） |
| 第1部分：中文著作 |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 第4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 年12 月—今天） |
| 第1部分：中文著作 |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 第3部分：硕博论文 |
| 参考文献Ⅱ：《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国外研究主要论著目录 |
| 第1部分：中文译著 |
| 第2部分：外文原著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6）冯友兰的唯物史观及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选题意义 |
| (二)学术界研究现状 |
| 1.关于冯友兰“三史六书”的研究 |
| 2.关于冯友兰与唯物史观思想的研究 |
| (三)研究的重点、创新点和方法 |
| 一、冯友兰唯物史观思想的形成 |
| (一)冯友兰唯物史观思想源起 |
| 1.冯友兰唯物史观思想源起 |
| 2.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态度 |
| (二)冯友兰向唯物史观的转变 |
| 1.冯友兰向唯物史观转变的原因 |
| 2.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新态度 |
| 二、冯友兰唯物史观思想的内容 |
| (一)新五德三世论 |
| (二)历史规律学说 |
| 三、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应用 |
| (一)用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历史的演变 |
| (二)用唯物史观提出文化类型说 |
| (三)把唯物史观当作哲学史研究的方法 |
| 四、对冯友兰唯物史观的评价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专著类 |
| (二)期刊类 |
| (三)学位论文类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的来源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中国大陆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 1.2.2 港台地区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 1.2.3 国外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篇章结构 |
| 1.4 研究的难点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的难点 |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概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哲学的由来及含义 |
| 2.1.2 “中国哲学史”的界定 |
| 2.1.3 “范式”的界定 |
| 2.2 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历程 |
| 2.2.1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启蒙阶段 |
| 2.2.2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初步建立 |
| 2.2.3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继续发展 |
| 2.3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
| 2.3.1 中国哲学学说的合法性问题 |
| 2.3.2 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 |
| 第3章 西方化范式 |
| 3.1 时代背景 |
| 3.2 哲学观 |
| 3.2.1 胡适的哲学观 |
| 3.2.2 冯友兰的哲学观 |
| 3.2.3 胡适、冯友兰的哲学观述评 |
| 3.3 研究内容 |
| 3.3.1 对哲学基本问题和思想内容的预设 |
| 3.3.2 中西方哲学思想之间的“反向格义” |
| 3.4 研究结构 |
| 3.4.1 西方哲学三分法的内容结构 |
| 3.4.2 中国哲学史的“三分式”板块结构 |
| 3.4.3 对中国哲学史“三分式”板块结构的述评 |
| 3.5 研究方法 |
| 3.5.1 对哲学史料的处理方法 |
| 3.5.2 对哲学思想形式系统的建构方法 |
| 第4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化范式 |
| 4.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述 |
| 4.1.1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历程 |
| 4.1.2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 |
| 4.2 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
| 4.2.1 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
| 4.2.2 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影响下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
| 4.2.3 列宁哲学史定义影响下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
| 4.3 研究内容 |
| 4.3.1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
| 4.3.2 中国哲学史发展的一般根据 |
| 4.3.3 中国哲学史发展的特殊根据 |
| 4.4 研究结构 |
| 4.4.1 对子结构 |
| 4.4.2 螺旋式圆圈结构 |
| 4.5 研究方法 |
| 4.5.1 对哲学思想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 |
| 4.5.2 对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 |
| 4.5.3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
| 第5章 中国“本土化”范式 |
| 5.1 “本土化”内涵的概述 |
| 5.1.1 “本土化”的界定 |
| 5.1.2 “本土化”思潮的兴起 |
| 5.1.3 中国哲学史的“本土化”历程 |
| 5.2 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
| 5.2.1 “中国本土”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
| 5.2.2 “中国本位”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
| 5.3 研究内容 |
| 5.3.1 解析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内涵 |
| 5.3.2 挖掘中国哲学义理的本质特色 |
| 5.3.3 创建新的哲学体系 |
| 5.4 研究结构 |
| 5.4.1 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与形式系统 |
| 5.4.2 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体系的构建 |
| 5.5 研究方法 |
| 5.5.1 对中国哲学传统研究方法的继承和创新 |
| 5.5.2 中西哲学之间比较和融会贯通的方法 |
| 5.5.3 中西马哲学方法的综合创新 |
| 第6章 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经验与不足 |
| 6.1 经验 |
| 6.1.1 哲学观的开放性 |
| 6.1.2 框架模式的构建 |
| 6.1.3 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 |
| 6.2 不足 |
| 6.2.1 书写形式的过于单一化 |
| 6.2.2 中外哲学比较的不平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9）时代变迁与道术变幻 ——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的形成、分化与重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形成的处境与语境 |
| 第一节 时代变迁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 |
|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与中国革命胜利（1919-1949） |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与建国初期的探索与失误 |
| 第二节 中国大学哲学系的创立与发展 |
| 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哲学系的建立及发展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教会大学及其哲学教育的转型抉择 |
| 三、1952 年院系调整后哲学系的分化与重组 |
| 四、1966 年后中国大学哲学系的发展与壮大 |
| 五、党校和社科院的哲学教育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形成的处境与语境 |
| 一、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形成的处境 |
| 二、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形成的语境 |
| 三、中国当代哲学家们的现实表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透过表象考察新儒家共同体的分化与重组 |
| 第一节 操守与担当并重的梁漱溟 |
| 一、梁漱溟在时代变迁中的坚守 |
| 二、梁漱溟在新时代语境下的理性融通 |
| 三、梁漱溟在耄耋之年的精神期盼 |
| 第二节 一代狂哲——熊十力 |
| 一、熊十力在建国初期的艰难抉择 |
| 二、熊十力由佛学到儒学的后期思想论述转向 |
| 三、熊十力在大同社会和共产主义之间找寻精神的超脱 |
| 第三节 冯友兰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逢迎和疏离 |
| 一、冯友兰后期生命际遇的转变与抗争 |
| 二、冯友兰哲学共殊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
| 三、冯友兰“新理学”思想体系的发展与变化 |
| 四、生命终点的自省与反思 |
| 第四节 从唯心主义积极转向唯物主义的贺麟 |
| 一、是光明的归宿还是创造力的扼杀 |
| 二、从关注中西方唯心主义思想转向唯物主义理论的探索 |
| 三、对贺麟在建国后巨大转变的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越过信仰与主义屏障审视西方哲学共同体的分化与重组 |
| 第一节 张东荪与“张东荪叛国案” |
| 一、张东荪的“叛国案”与凄凉后半生 |
| 二、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
| 三、对张东荪晚年际遇的再思考 |
| 第二节 游走于海德格尔思想、中国传统道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熊伟 |
| 一、熊伟超脱释然的晚年际遇 |
| 二、从独尊海德格尔哲学转向中、马、海思想相结合 |
| 三、对熊伟思想变化的一点思考 |
| 第三节 坚守逻辑实证主义思想的洪谦 |
| 一、“对不可言说的东西只能沉默” |
| 二、从积极宣传维也纳学派思想转向关注伦理问题 |
| 三、对洪谦晚年人生的一点思考 |
| 第四节从克罗齐唯心主义美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朱光潜 |
| 一、朱光潜在社会动荡中的生命洗礼 |
| 二、从克罗齐唯心主义美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 |
| 三、对朱光潜学术立场转变的一点思考 |
| 第五节 社会主义新形势下的“散步者”——宗白华 |
| 一、宗白华推崇教育和远离政治的一生 |
| 二、宗白华由“散步”方式展开的学术研究 |
| 三、对宗白华晚年“散步者”形象的一点思考 |
| 第六节 一代逻辑学大师——金岳霖 |
| 一、金岳霖的“思想”与“改造” |
| 二、金岳霖整体学术思想的内部演变 |
| 三、对金岳霖思想和行为转变的一点思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在革命理论和大众哲学之间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体的分化与重组 |
| 第一节 大众哲学家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 一、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奋斗的一生 |
| 二、艾思奇在建国后的研究重点与哲学论争 |
| 三、从艾思奇的一生看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 |
| 第二节 杨献珍的哲学与“罪案” |
| 一、三次哲学论战中的杨献珍 |
| 二、杨献珍在建国后的“三大罪案”及其申诉 |
| 三、关于杨献珍人物性格和哲学“罪案”的思考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家和教育家——李达 |
| 一、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和教育工作奉献的一生 |
| 二、李达在建国后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与毛泽东思想的解读 |
| 三、对李达建国后遭遇的一点思考 |
| 第四节 在平凡的真理中探求冯定进击的一生 |
| 一、调往北京大学后的冯定与修正主义批判 |
| 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转向对人生问题的深入思考 |
| 三、对冯定晚年经历的一点思考 |
| 第五节 摇摆于政治和学术之间的张申府 |
| 一、由《呼吁和平》引发的人生转折 |
| 二、“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 |
| 三、对张申府晚年际遇的一点思考 |
| 第六节 用“综合创新”思想引领中国文化研究新方向的张岱年 |
| 一、张岱年与社会变迁 |
| 二、从“创造的综合”到“综合创新” |
| 三、张岱年与中国现代哲学 |
| 四、从“三流合一”到“综合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在新历史境遇下的分化与重组：兼结语 |
| 第一节 新旧范式转变意义下的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的分化与重组 |
| 一、范式与哲学范式 |
| 二、新儒家共同体的哲学范式转变 |
| 三、西方哲学共同体的哲学范式转变 |
|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体的哲学范式转变 |
| 五、中国当代哲学学科研究范式变迁 |
| 第二节 对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分化与重组的一点思考 |
| 一、从社会制度角度解读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的变化 |
| 二、从中国当代哲学的问题意识角度解读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的变化 |
| 三、从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和意识形态双重存在的角度解读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的变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10）冯友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被动受影响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 |
| （一） 新文化运动中的冯友兰与马克思主义 |
|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倾向的体现 |
| 1.唯物史观思想对冯友兰的影响 |
| 2.辩证唯物主义因子的若干表现 |
| 二.主动学习接受阶段——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 |
| （一）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确立过程 |
| （二） 《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现 |
| 1.“抽象继承法”与“思想的普遍性形式” |
| 2.对唯物主义观点的重视 |
| 3.辩证法思想的体现 |
| 4.实践论与知行合一 |
| 三.高度融合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
| （一）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自主的抉择 |
| （二） 深度觉解唯物史观 |
| 1.生产方式与历史发展 |
| 2.时代与哲学 |
| （三） 对唯物辩证法实质与核心的认识 |
| 1.发展的观点 |
| 2.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理在事中” |
| 3.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仇”与“和” |
| （四） 马克思主义方法体现 |
| 四.结语：冯友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评析 |
| （一） 冯友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形成因素 |
| （二） 冯友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学术性及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评冯友蘭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言的一个根本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本）研究[D]. 刘桃秀. 黑龙江大学, 2017(03)
- [3]“新理学”批判的批判 ——以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对“新理学”的批判为视角[D]. 梁忠. 上海师范大学, 2015(08)
- [4]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新探[D]. 邓林. 湖南大学, 2018(06)
- [5]《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D]. 邓伯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0(01)
- [6]冯友兰的唯物史观及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应用[D]. 夏伟荣.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7]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评冯友蘭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言的一个根本问题[J]. 杨工.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1964(01)
- [8]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的历史考察[D]. 黄玉兰. 湘潭大学, 2014(02)
- [9]时代变迁与道术变幻 ——中国当代哲学家共同体的形成、分化与重组[D]. 刘晶. 黑龙江大学, 2017(03)
- [10]冯友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D]. 王振国. 渤海大学, 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