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墨经》一条剖析（论文文献综述）
杨立华[1]（2021）在《《墨辩》中的物》文中研究说明《墨辩》是先秦哲学中最具逻辑性反思性格的哲学文献。在现代学术形成和奠基的阶段,关于《墨辩》的研究一时蔚为显学。《墨辩》中"纯客观"的物观的出现,是春秋末年礼序崩坏的结果。墨家以激进的"理性主义"态度,消解了礼序赋予物的价值属性。而更为抽象的几何意义的物观,则源自墨家对辩论的庄重态度,以及随名辩之学的兴起而来的形式性论证和辩护的需要。辩者之学是在儒、墨之间以及墨家内部各派之间的持续论辩中产生的,随之而来的普遍的质疑和辩护的思想氛围,对"子学时代"的各家哲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孙中原[2]（2021）在《以说出故——《墨经》的推论逻辑》文中研究表明《小取》"以说出故",指用推论揭示论题之所以成立的论据,是《墨经》推论逻辑的总纲。"说",指推理论证,简称推论。"故",原因、理由、根据,简称论据。《墨经》详细阐发譬、侔、援、推、止等各种推论的形式规则,有重要的理论、历史与现实价值,值得认真说明与发挥,积极弘扬和借鉴。
沈凯文[3]（2021）在《唐代墨学文献辑证与研究》文中提出
袁慎聪[4]（2021）在《詹剑峰的“先秦有逻辑学”论研究 ——以《墨家的形式逻辑》为例》文中研究说明
牟金保[5]（2020）在《西藏职前初中数学教师基于数学史的专门内容知识个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专门内容知识被描述为数学教学所特有的数学知识,而本文所研究的西藏职前初中数学教师基于数学史的专门内容知识就是属于专门内容知识的范畴。本研究主要关注西藏职前初中数学教师基于数学史的专门内容知识现状与HPM干预前后的变化情况。对于西藏职前初中数学教师基于数学史的专门内容知识的理论框架建构,目前尚无人进行研究,但有高中数学教师基于数学史的专门内容知识研究可供参考,也有国内外学科内容知识和教学内容知识方面的研究可供参考。由于西藏职前初中数学教师基于数学史的专门内容知识的理论框架,目前并没有现存的,为了得出本文理论框架的要素和针对西藏职前初中数学教师的研究流程,研究者针对15位专家进行了访谈,并利用模糊Delphi法通过三个步骤,对要素指标进行了筛选。研究者主要针对西藏职前初中数学教师基于数学史的专门内容知识建构了PT-HSCK九成分的九边模型,这九个知识成分维度分别为选择与引入的知识、比较与设计的知识、回应与解释的知识、探究与重演的知识、表征与关联的知识、编题与设问的知识、评估与决策的知识、判断与修正的知识、解决与运用的知识。同时,针对参与者的水平高低按照每个知识成分维度划分成五种不同的水平等级。为了更加具有针对性进行个案研究,研究者在HPM干预之前,调查了西藏地区初级中学在校学生、在职数学教师以及西藏地区职前数学教师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的现状与态度,同时调查了西藏职前初中数学教师基于数学史的专门内容知识现状。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之上,研究者选定了12名西藏职前初中数学教师为本文个案研究对象,针对无理数的概念、二元一次方程组、平行线的判定、平面直角坐标系、全等三角形应用以及一元二次方程（配方法）6个知识点,设计了由24道客观题和6道主观题组成的PT-HSCK九成分五水平测试问卷。为了探讨HPM干预对西藏职前数学教师基于数学史的专门内容知识影响变化,研究者建立了HPM干预框架,并以该框架为指导对选定的12名西藏职前初中数学教师根据模糊Delphi法筛选6个知识点以及史料阅读、HPM讲授和HPM教学设计三个阶段分别进行HPM干预。在HPM干预之后,研究者根据问卷调查数据、访谈和作业单反馈分析了西藏职前初中数学教师基于数学史的专门内容知识水平变化情况。从总体结果来看,通过对PT-HSCK九个知识成分维度的前后测成对t检验发现,回应与解释、探究与重演、表征与关联、编题与设问、评估与决策、判断与修正、解决与运用这七种知识成分维度,后测的水平显着高于前测的水平;而选择与引入、比较与设计这两种知识成分维度,前后测水平无显着性差异,但后测的均值还是要略微高于前测。从藏族职前初中数学教师分析结果来看,藏族参与者的PT-HSCK中,回应与解释、探究与重演、表征与关联、编题与设问、评估与决策、判断与修正、解决与运用这七种知识成分维度,后测显着高于前测的水平;而选择与引入、比较与设计这两种知识成分维度,前后测水平无显着性差异。从汉族职前初中数学教师分析结果来看,汉族参与者的PT-HSCK中,回应与解释、探究与重演、表征与关联、编题与设问、评估与决策、判断与修正、解决与运用这七种知识成分维度,后测显着高于前测的水平;而选择与引入、比较与设计这两种维度,前后测水平无显着性差异,但后测的均值还是要略微高于前测。总之,HPM干预对西藏职前初中数学教师基于数学史的专门内容知识水平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本文也可以为西藏职前初中数学教师培养提供实施理论框架和有针对性推广的数据支持。
张波[6]（2019）在《《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1782-2009）》文中研究表明《墨经》是中国第一部科学着作,其中蕴含丰富的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知识,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由《墨子》中《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小取》6篇组成,为广义《墨经》;前4篇为狭义《墨经》。本论文以《墨经》逻辑与数理知识学术史为研究对象,以1782年毕沅着手撰写《墨子注》、2009年张知寒主编《墨子志》重版为研究的起、止点,将这227年的历史划分为清中期（1782—1839）、晚清、民国、现代（1949—2009）四个时期,对180多位作者的近千篇着述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阐释、分析、评述:首先,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晋朝鲁胜在《墨辩注序》中对概念“名”进行新的定义和具体说明。傅山在《大取篇释》中阐释是非、名实、同异逻辑思想,尤其重视对“名”概念的分析。清中期汪中研究语义的发展及“异名而同实”的问题。晚清时,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校注《墨经》逻辑文本,挖掘其中逻辑思想的因素;梁启超在《墨子之论理学》中,采用西方逻辑术语来比较分析《墨经》中的逻辑学知识,开创墨经逻辑义理研究和比较研究之先河。民国时西方逻辑学的引入,胡适、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杨宽、杜国庠等掀起研究《墨经》逻辑的热潮。胡适重点讨论《墨经》中的“说知”,并通过对中西印逻辑的比较来认识《墨经》的特点和优点;章太炎在论式上首次对中西印三大逻辑体系进行探讨;章士钊采用西方逻辑知识来比较解释《墨经》思维形式理论、思维规律。同时学者围绕旁行句读、名墨关系、牒经字、治墨经方法等问题展开讨论。现代研究《墨经》逻辑的学者,大陆有詹剑锋、谭戒甫、伍非百、汪奠基、温公颐、孙中原等,港台有严灵峰、史墨卿等,国外还有末木刚博、李云九、葛瑞汉、李绍昆等,都认可中国古代有逻辑学,这一逻辑就是“名学”“辩学”。第二,中国古代数学与西方数学有什么差异?自从晚清邹伯奇发现《墨经》有中西算法以后,孙诒让等始用《几何原本》来释义《墨经》“中”“厚”等数学概念。民国时,章太炎亦分析“平”“圆”等概念,但未涉及三角、勾股等形体,指出中西认识数学时存在差异:中国先应用,后解释原理,而西方与之相反。到现代,詹剑峰认为墨子心目中的点（端）、线（尺）等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梅荣照认为释义《墨经》“平”为“同高”,确切;如采用《几何原本》来释义“平”为“平行”,不妥。可见,梅荣照认为中国几何学不同于《几何原本》,中国古代算学也异于古希腊数学,即具有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第三,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清中期俞樾虽然否定、批判近代重学、光学源于《墨经》的观点,但至少能说明《墨经》有重学、光学萌芽。晚清邹伯奇最早认可《墨经》中有自然科学知识。陈沣用凹透镜、凸透镜等光学知识来解读《墨经》条目。尹桐阳用近代西方科学来阐释《墨经》中“力”“景”等知识。栾调甫从重力、光学等知识来阐释《墨经》中科学。现代学者方孝博、杨向奎、詹剑峰、姜宝昌、金秋鹏、钱临照、洪震寰、戴念祖等都认同《墨经》中有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如方孝博把狭义《墨经》所涉内容分为四类,第四类划归为自然科学及其在工艺上的应用;他还阐述《墨经》中的时空等10条物理基本概念、力学、光学各8条等。当今国内学界以至科学史界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无科学”,对此观点,戴念祖等认为,中国古代虽缺乏阿基米德的数学方法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演,但我国先人经验理论也是科学。另外,为深入分析、印证《墨经》中含有逻辑与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本论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分别对《墨经》中的“名”“端”“力”等3个概念进行再认识、再研究,从而证实它们实际蕴含着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等知识的萌芽。最后,本论文概括、总结出180多位学者在长达227年间研究《墨经》逻辑与数理知识时,所取得的3方面的显着成就,证实中国古代不仅有逻辑和科学,而且也有异于西方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独特数学体系。同时也指出研究《墨经》时,在校本、方法、主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阐释了在研究《墨经》时所得到3个启示:自由度、质疑和创新。本论文分析新时期《墨经》研究概况,展望《墨经》研究的未来远景。
沈传河[7]（2020）在《清代墨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墨学兴盛于先秦,秦汉以降趋于长久地衰微,直到清代才逐渐复兴,并于清末民初达到高潮。墨学作为中国轴心时代富有原创性的文化成果,虽然历年久远,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清代墨学成就空前,影响重大,它是中国墨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今,其诸多方面仍值得研究,值得借鉴,以服务于当代的墨学研究,服务于当代的学术文化建设。清代以前的墨学亦值得关注,值得探究。中国墨学史的构成值得辨析与区分。中国墨学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墨家之学（墨学）,一类是对墨家之学的研究（墨学研究）。与之相应,中国墨学史也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墨家学术发展史（墨学史）,一类是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史（墨学研究史）。这种区分对于阐释中国墨学史、解释墨学的消亡与复兴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子辟墨与韩愈的“孔墨相用”说,同样是中国墨学史上值得关注的问题。本论文主要以清代墨学即清人治墨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各期重点个案研究、对清代墨学的批评与评价等。对清代墨学的总体考察,主要考察清代墨学的分期、基本特征、研究方法嬗变等。整个清代墨学史,可分为前期（1644—1735）、中期（1736—1820）、后期（1821—1911）三个阶段。清代墨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以文本校释为主,以义理阐释为次;研究方法以传统的朴学方法为主,但新兴的理论阐释的方法亦非常重要;治墨的目的,从使《墨子》可读易读到以墨学经世致用;实际儒墨关系的变化影响着清代墨学的起伏兴衰。清代墨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编选之法、朴学的方法、来自西学的理论阐释方法,而每种方法又各有其历时的嬗变过程。清代前期,为清代墨学较为艰难的发轫期。治墨学人主要有傅山、马骕、陈梦雷等。傅山首开清人治墨之风气,对墨学多有研治,既有文本的校释,亦有义理的阐发,总体上体现出融会通活的特点。傅氏现存的治墨着述主要有《墨子校注》、《墨子大取篇释》、《墨子经简注》、《墨子小取篇简注》等,其中以《墨子大取篇释》尤为着名。马骕撰《绎史》,其中辑有《墨翟之言》。该篇编选包括《墨子》在内的先秦两汉典籍中的部分涉墨篇章,以展现墨子等人的言论思想。更为重要的是,编选之中,编选者对儒家辟墨有所回避,而对墨子、墨学实际上有所辨正、有所袒护甚至是有所褒扬。陈梦雷等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其中有《墨子部》一部（亦称《墨子汇考》）,它分类编纂历代墨学资料,并于编纂中蕴含着编纂者个人的思想倾向,如对儒家批墨的倾向有所规避,而对学界挺墨的倾向有所支持等。清代中期,为清代墨学十分重要的发展期。治墨学人主要有毕沅、汪中、王念孙、张惠言等。毕沅集众人之力而撰成《墨子注》,成就很大,影响很大。《墨子注》以明《道藏》本《墨子》为底本,校注全书,使《墨子》初步可读,并撰有《原目》、《篇目考》、《佚文》等。毕氏还发现了《墨经》的旁行读法,推动了对《墨经》错简的整理。汪中治墨尤勤,曾前后三遍校勘《墨子》,撰成《墨子校本》,并撰有《墨子表微》,惜皆亡佚,今仅存《墨子序》、《墨子后序》。汪氏推崇墨学,积极倡导墨学,反对孟子辟墨,大胆为墨子辩诬,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论争。王念孙父子低调治墨,只治《墨子》文本,不涉墨学义理。王氏以朴学治墨,对《墨子》多有校释,用力精审,创获甚多,对《墨子》文本校理贡献很大。张惠言是一位坚持辟墨的治墨者。张氏主要研治《墨经》四篇,撰成《墨子经说解》一书。该书“引说就经”,各相比附,使文本朗然可视,其中的校注亦颇多精见,多有创获,成果后多为《墨子间诂》所吸收。清代中期,墨学日益兴盛,围绕孟子辟墨引发了一场较为激烈的学术论争,有人抑孟挺墨,有人辟墨挺孟,论争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其中以汪中、翁方纲的冲突尤为尖锐。这种学术论争,反映了传统儒墨关系的新变化,反映了清代文化启蒙的一种趋向。清代后期,为清代墨学全面繁荣的高潮期。治墨学人主要有苏时学、俞樾、孙诒让、梁启超等。清代后期的墨学,明显沿着两条路径在不断地展开与发展:一是乾嘉以来的朴学式研究继续推进与拓展,相关着述很多,其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成就最大;二是新兴的理论阐释式研究日益兴盛,渐成主流,实为中国现代墨学的开端,梁启超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苏时学亦是清人治墨之一大家,他勤力治墨,撰有《墨子刊误》一书。该书分条校注《墨子》,多有所得,孙诒让《墨子间诂》对之采用甚多。俞樾踵武高邮二王,积极治墨,对墨学亦有所推崇,撰有《墨子平议》一书。该书逐篇摘引《墨子》文句,或校正文字,或训释字句,或辨正前人旧说,皆多有创获,颇有成就。孙诒让集前贤治墨之大成而撰成《墨子间诂》,成就卓异,影响重大,于墨学界享有盛誉。孙氏治墨,涉及墨学的诸多方面,主要有《墨子》文本校释、墨学义理批评、墨学资料汇编、相关墨学考证等。其中尤以对《墨子》的校勘成就最大。孙氏以毕沅校本为底本,广泛借鉴吸收已有的治墨成果,博采众长,集其大成,历三十年之久,终于撰成墨学名着《墨子间诂》。梁启超的一生,与墨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热爱墨学,推崇墨学,勤力研治墨学,积极倡导传播墨学,力求发掘墨学的现世价值。他不仅以传统的方法治墨,更以新兴的西学方法治墨,实为中国现代墨学之开端。梁氏的墨学着述主要有《墨学微》、《墨经校释》、《墨子学案》等。中国近代墨学的复兴,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墨学研究的复兴,而墨学本身并没有得到多少复兴或发展。这种现象值得分析与批评。清代墨学取得了空前卓着的学术成就,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清人以朴学治墨,精心校释,终于校理出一个几乎人人可读的《墨子》文本。其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贡献最大。其二,清人对历代墨学资料的搜辑与汇编,成就显着。其中以孙诒让成就最大,详见其《墨子间诂》附录部分。其三,清人治墨、崇墨、倡墨,对传统尊儒抑墨的关系结构渐趋解构,至清末民初完全解构。这对于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文化启蒙有着重大的影响。其四,援引西方近现代的思想方法来治墨,开创并确立了墨学研究的新范式,实际上也就开启了中国现代墨学研究的新历程。清代墨学对于中国墨学的发展、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乃至实际社会人生的演进,均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李丹丹[8]（2019）在《宋代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墨是中国古代的书写用品。古人对墨的使用经历了使用天然墨到人工制墨的发展历程。古人最早发现和使用的是天然墨,有矿物石墨、植物墨和动物墨等,对矿物墨的使用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不迟于战国末期,人工制墨开始兴起,至两汉不断发展。魏晋南北朝是人工制墨技术发展与成熟的时期。隋唐五代,是制墨业的兴盛时期,制墨区域向全国范围拓展,制墨业的重心在晚唐五代时由北方转移到南方地区。安徽歙州成为制墨中心。随着制墨技术的不断提升,出现了一些制墨名家,如李超、李廷珪、李廷宽父子等,他们父子兄弟,技艺相承,推动了制墨业的发展。从出土资料看,隋唐五代,墨的形制趋于规范定型,以两端略称圆形的长条形墨为主要形制,墨锭的体量更大。墨面除模印图案外,还出现了模印文字的新特征。中国墨文化体系至宋代得以完备,墨的生产与消费是其文化表达的特质基础。在宋代,松烟墨和油烟墨并行于世。墨的生产流程分为两个阶段:原材料制备阶段与和制成形阶段。制墨的原材料有主要原料和辅料两大类。主要原料指烟和胶。辅料主要有各种香料、中药材、金箔、玉屑等。烟与胶的质量对墨的品质起决定作用。制取松烟,首先要选取好的松材,宋人经过长期的探索后发现,含松脂高的松材更利于制烟。松烟是松木不完全燃烧时形成的烟炱。松烟的制备需要窑,宋人造窑制松烟之法有平面窑、立窑和卧窑。这三种窑形中卧窑相对而言更科学。宋人在制取松烟的实践中认识到松烟的粒度是松烟质量的重要指标,颗粒度越小,质量越优,所制成的墨黑度更高,渗透性更好。而影响其颗粒度大小的因素主要有松材中松脂的含量,发火时松枝的数量、火候以及所得烟炱距火源的远近等。这些可贵的经验与认识都被宋代以后的人以及今天的科学技术证实是正确的。油烟墨的使用略晚于松烟墨。油烟的制备大抵有选取油料、点烟和取烟三个步骤。油料一般有桐油、清油、沥青、麻油。烧制油烟所需要的器具有粗碗、灯芯和瓦盆这三类。粗碗贮油,和灯芯一起构成灯盏。瓦盆覆盖于灯盏之上用于取烟。烧制的方法可以概括为四种,即瓦盆地坑取烟法、瓦盆（或钵、罐）取烟法、水槽法和纸帐收烟法。胶的制备、和制对墨的质量也起着重要作用,它既可以粘结胶粒,也可以使墨的水溶液不易沉淀,形成悬浮液,还可以使墨较为稳固地粘附于纸上,并增加研磨和书写时的润滑度,增强光泽感。宋代制胶一方面沿袭了北魏以来常使用的牛皮胶以及鹿胶,更开发了鱼胶、鱼鳔胶等其它种类的制胶之法。墨之优劣,在烟炱相同的情况下,煎胶、和胶起着决定作用。制胶原料以鹿胶最好,牛胶最常用,常与鱼胶等参合使用。煮胶宜在春秋两季,忌热与寒。添加辅料是中国制墨业的传统特色,辅料作用不外乎增光、助色、取香这三大功能。将所制烟炱、胶和辅料合制加工,制墨成锭,是墨的生产与制作工艺的第二阶段,概括起来大致有筛烟、和料、捣杵、揉丸、模印、晾墨六个步骤。筛烟是为了保证烟料的纯净无杂质。胶与烟的和制比例根据需要而不同。旨在速售,则胶的比例宜小,意在久藏,则胶的比例宜大。合制后,捣杵多多益善。揉制成丸剂时,应急手速揉。模印成形后,或自然荫干,或放在炭灰中晾干。宋代墨的生产具有商品性。表现在私营制墨作坊的出现、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商品化、销售获利的生产目的三个方面。宋代墨的流通场所主要是在城市和佛寺之中。流通方式有二种,一是在城市中设有专营墨的店铺,二是由墨工或中间商背箧挑担流动售卖。宋代,墨主要被用于书写在各类纸品上,也被用于书写在墙壁、瓷器等器物上,还用于书籍印刷、碑刻拓印等,墨被用于官府、家庭、学校、寺院等场所,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范围和消费领域比前代更为广泛,需求量也大幅提高。其中书籍等纸质品的雕版印刷这一领域用墨量最大。朝廷与官府消费用墨主要体现在公文撰写办公用墨。士人消费用墨主要体现在撰写诗文、书法、绘画及收藏。抄写和印刷用墨主要体现在印刷书籍及纸币上。宋代文化的兴盛尤其是雕版印刷业的繁兴,使宋代用墨总量激增。宋代用墨总量的急剧增长引起了古松林资源的大量消耗与破坏,促进了制墨技术的改进,即油烟制墨的兴起,同时也推动了制墨中心的转移。宋代一笏墨的重量约在156.25克至206.25克之间。一笏墨约100文钱。由于供求关系或品牌效应等因素,一笏墨亦可值10000文,甚至价比黄金。宋代用墨量比前代激增,其中图书雕版印刷用墨量占的比重最大。再加上书法、绘画、建筑、制药用墨等,宋代对墨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北宋产墨区比前代更加广泛,遍及南北。陕西终南山、河北易州一带持续衰落,河北真定、山东兖州骤然新兴,安徽歙州延续五代继续为制墨中心。南宋江南地区的制墨业得到飞速发展,遍布今江苏、浙江、福建、湖南、四川、广西等地,尤其是杭州、福建和四川。宋代制墨业消耗了大量的古松林资源,限制了制墨业的进一步发展,也破坏了生态环境。南宋制墨区域的变迁是政治的客观因素造成的,也和北方松林的消耗与匮乏有关,制墨区域的分布与雕版印刷业的分布密切相关,基本一致。宋代文人不仅将墨视为必不可缺的工具和颜料,更是投入了很多的情感,墨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情趣和理趣。墨是宋代文人之间人情往来的馈赠佳品,人们赠墨、夺墨、斗墨、玩墨、品墨、藏墨、由墨悟理,宋代文人对墨的赏爱蔚然风尚。宋代文人对墨的品鉴之风颇盛,墨说、墨辨、论墨之文很多。这些文章形制短小,或鉴墨之优劣,或论墨工之高下,或品墨之理趣,不一而足。宋人品墨的风尚是宋代制墨业兴盛的体现,也反映了宋代制墨的水平、质量和档次。宋代的墨兼具实用、收藏、文学、药用等多种文化价值,墨的文化体系在宋代全面形成。墨为宋代文明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明清墨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吴晓欣[9]（2017）在《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 ——以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学衡派为中心》文中提出清代乾嘉时期,墨学得以复兴。进至20世纪,西方文化的涌入促进了墨学研究的进一步繁盛。其时,关于墨学与西学、墨学与儒学以及儒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成为学者治墨过程中的关注点,他们希望通过这三个方面的比较为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寻求理想的出路。儒墨的比较是学者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之内对其构成要素的认识和反省。他们充分意识到,未来文化的发展有赖于中西文化的相互融合,而这必须以承认中国固有文化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可以说,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虽然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中西两种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同时活跃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思想界,他们的根本任务是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流的时代背景下为现代新文化的发展探寻切实可行的途径。儒墨的比较,作为重审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的重要手段,分别得到了他们的重视。本文即以20世纪初期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的儒墨比较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然后由儒墨的比较扩展到中西文化的比较,借此把握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第一章对20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上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梳理,旨在为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作一铺垫。儒墨的对立关系正式形成于战国时期孟荀的批墨以及墨家的非儒和批孔。在其后的两千多年中,随着朝代的更替,关于儒墨的比较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先秦时期,儒、墨、道、法、杂基于各家的学术立场分别对儒墨关系作出了评说,这时的儒墨比较思想是诸子百家自由竞争的表现。自西汉初儒学确立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墨学便随之走向了衰微,尤其经过宋代理学家对儒学道统的扞卫,墨学更是日渐消沉。在此期间,虽然有学者站出来为墨学辩护,但终究无法抗衡儒学正统的权威。清乾嘉时期至20世纪初,墨学虽得以复兴,韩愈的“孔墨相用”说被时人重新关注,“西学墨源”论者也将目光集中投向于墨学,但他们同样未能脱离儒学正统的束缚。第二章围绕“变”与“不变”这一组关键词对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重点考察。梁启超的墨学研究有前后期之分,且前后期相距近二十年,时代环境的不同以及梁启超人生经历的变化导致他在这两个阶段的墨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区别。无论是对《墨经》的处理方式,还是对兼爱、天志、明鬼等学说的评价,梁启超的观点均发生了变化。这是梁启超思想中“变”的一面。梁启超虽然在儒墨的比较中对儒家的命定论作出了批评,还在引入西方资产阶级先进学说的过程中对儒学的专制性有所攻击,但他始终没有偏离儒家的基本立场。这是梁启超思想中“不变”的一面。虽然一生都与儒学相“纠缠”,但在不同的时期,梁启超对儒学的理解有所不同,他经历了从“保教”到儒家人生哲学的回归。这又是梁启超思想中“变”的一面。第三章对新文化阵营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考察,借此重审“扬墨抑儒”和“反传统”这两种评价。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吸收西方文化是摆在新文化阵营面前的急迫任务。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儒学的专制弊端成为引入西学的严重阻碍;另一方面,墨学与西学的相通性为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出路。因此,他们在儒墨的比较中一致地偏向了墨学。他们认为儒墨在立论根基上存在专制与平等的区别,而仁爱与兼爱也就相应地成为专制与平等的象征;在哲学方法以及与西学的关系上,儒学都明显逊色于墨学,这便是“扬墨抑儒”说的由来。实际上,新文化阵营对儒学采取了分层处理的方式,他们所批判的只是作为复辟帝制之手段的封建儒学,而非原始意义上的儒学。他们既没有彻底否定儒学,又宣扬同为传统文化构成要素的墨学,由此,“反传统”之说自然无法成立。第四章对学衡派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探讨,由此把握他们的中西文化观。学衡派坚决扞卫以孔子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同时期出现的“右墨而左孔”的学术思潮作出反驳。在儒墨关系的处理上,学衡派成员的观点有极端与缓和之分。极端者力陈儒墨的不同并且崇儒抑墨;缓和者虽以儒学为本,却承认墨学的相应价值。具体到“兼爱”的评价上,极端者坚持孟子的辟墨立场,对兼爱予以彻底的否定;缓和者则将孟子的批评对象限定为墨家后学,而肯定兼爱的原始要义。实际上,学衡派的目的并非推翻墨学或排斥外来文化,而是通过墨学这一桥梁来对新文化阵营处理儒墨、中西之关系的不合理方式作出批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创刊宗旨也可表明,学衡派同样致力于新文化的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与新文化阵营又是相通的。第五章旨在对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作一个深层的反思。其一,是儒墨的问题。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虽然对儒学的处理方式各具特色,但最终在承认儒家人生哲学的价值上达成一致,这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对儒学的不同处理方式决定他们对墨学“各有所用”:梁启超在儒墨的比较中实现了向儒家人生哲学的回归,新文化阵营将墨学用作批判儒学专制的工具,学衡派则通过批墨来扞卫儒家立场。其二,是文化的问题。对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来说,儒墨的比较只是一个起点,终点则是中西文化的问题。虽然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与处理方式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努力寻求在中西文化相融合的基础上建设一种现代新文化,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共同使命。
田锋[10]（2016）在《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18531902）》文中提出十九世纪之前,在“微粒说”的指引下西方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光学知识体系。十九世纪之后,“波动说”的复兴与发展将西方光学研究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高度。西方光学研究的脚步,逐渐从“几何光学”领域向“波动光学”领域迈进。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光学已经成为西方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光学也在理论内容和实践技术两个方面上取得巨大的进步与成就。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增强,明清之际已有部分西方光学知识传入中国。鸦片战争之后,西学着作涌入中国,西方光学知识也随之传入。本文运用文献梳理法与个案分析法,以18531902年间在华传播西方光学知识的着作（包括科普书籍、报纸、专着与教科书等）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外史”与“内史”两个方面来探寻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轨迹与传播意义。本文在前人已有的成果基础上展开研究。第一,对这段历史时期内西方光学知识在华传播的历程进行全面梳理;第二,全面考察西方光学理论知识的内容,同时对实践性技术知识内容进行深入研究;第三,本文从中国光学史的角度来考察晚清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光学知识的态度与反应。这对于中国光学史的研究与科学传播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的论述思路是:把“西方光学知识如何在中国传播”这个问题划分为四个子问题,即从四个维度去分述:（1）西方光学知识在华传播的历史条件,包括学术背景与前导因素。（2）西方光学知识在华传播的主要形式,以及传播的主要途径。（3）西方光学知识在华传播的主要内容,包括理论知识与技术知识。（4）西方光学知识在华传播产生的影响,以及晚清知识分子的回应。通过考察西方光学知识在华传播的历程,本文得出以下三个结论:首先,传播的历史特征,针对这段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接触”阶段。从鸦片战争之后到1853年,由于墨海书馆的建立,作为“传播者”的艾约瑟与作为“接引者”的张福僖合译《光论》,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全面接触到西方光学知识;第二,“普及”阶段。在《博物新编》、《格物入门》、《中西闻见录》等书籍与报纸中,都传播大量的西方光学知识,在这个阶段里,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得到广泛地传播与普及;第三,“深化”阶段。以1876年《光学》翻译为代表的“光学类”着作被引入,其间还有像傅兰雅撰写《远镜图说》和《显微镜说》这类以介绍实践技术性的光学知识为代表的着作;第四阶段,“规范化”阶段。以《物理学》与《物理易解》为代表的教科书出版为标志:一方面“光学”被纳入到“物理学”范畴内;另一方面“光学知识”的传播得以规范化和标准化。其次,传播的前导因素:第一,“译局”。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里,中国已经建立起具有近代意义的出版机构,如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第二,“译者”。传播西方光学知识需要“传播者”与“接引者”的共同努力,即掌握西方光学知识的传教士或外国人,与具有一定中国传统学问的知识分子,两者采用“西译中述”的方式进行翻译工作;第三,“译着”。译者需要选择适合接受、质量较好、易于传播的西方光学知识着作作为传播载体,如《光学》、《光学揭要》等。译局、译者与译着为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传播的历史成果:第一,从“光”的认知角度看,通过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提升中国人对于“光”认知水平,达到“祛魅”的目的,为“海市”与“虹霓”光学现象提供新的解释。西方光学中的实践性知识（例如使用显微镜与望远镜的正确方法）让中国人理解了科学理论的技术化应用原理;第二,从“光学”学科的角度看,中国人由原来对于“光”认知只是建立在自然知识的基础上,后来转变到建立“光学”的学科概念上,再到后来将“光学”划归到“物理学”范畴内;第三,从科学传播的角度看,中国人逐渐从古代的基于常识的“自然观”中走出,转变成以科学方式来“观自然”。从光学知识方面来看,这段历史是从“普及”抵达“专述”的过程;从人类认知自然的方面来看,是从“遮蔽”走向“澄明”的历程。
二、《墨经》一条剖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墨经》一条剖析（论文提纲范文）
（1）《墨辩》中的物（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几何意义的物 |
| 二、 礼序与物观 |
| 三、 非乐、节葬、辩者的谱系 |
（2）以说出故——《墨经》的推论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一、“以说出故”，推论范畴 |
| 二、演绎推论，事例公式 |
| 三、归纳推论，典型分析 |
| 四、类比推论，生动形象 |
| 五、综合论证，归纳演绎 |
| 六、譬喻类推，言必用譬 |
| 七、比辞类推，分门别类 |
| 八、援例类推，巧妙辩论 |
| 九、归谬类推，揭示矛盾 |
（5）西藏职前初中数学教师基于数学史的专门内容知识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背景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意义 |
| 1.5 相关概念界定 |
| 1.6 论文的框架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藏族地区中小学数学教育研究现状 |
| 2.2 数学史融入数学教育的必要性 |
| 2.3 HPM研究的现状 |
| 2.4 学科内容知识的研究 |
| 2.5 HSCK理论框架的研究 |
| 第3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1.1 现状和态度研究对象 |
| 3.1.2 个案研究的对象 |
| 3.2 研究流程 |
| 3.3 研究方法 |
| 3.3.1 个案研究 |
| 3.3.2 问卷调查 |
| 3.3.3 访谈 |
| 3.4 研究工具 |
| 3.4.1 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现状与态度问卷 |
| 3.4.2 PT-HSCK问卷 |
| 3.5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3.5.1 数据编码 |
| 3.5.2 量化数据及其分析 |
| 3.5.3 质性数据及其分析 |
| 第4章 PT-HSCK理论框架的建构 |
| 4.1 PT-HSCK理论框架建构的动机 |
| 4.2 基于模糊Delphi法的PT-HSCK理论框架建构 |
| 4.2.1 评估指标 |
| 4.2.2 专家反馈资料之适度检验 |
| 4.2.3 初步重要的评估指标之筛选 |
| 4.2.4 相对重要程度之阈值 |
| 4.3 PT-HSCK的九种知识成分 |
| 4.4 PT-HSCK的五级水平划分 |
| 4.5 HPM干预框架 |
| 第5章 干预前现状与态度调查研究 |
| 5.1 西藏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的现状与态度 |
| 5.1.1 西藏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现状的调查 |
| 5.1.2 西藏在职初中数学教师态度的调查 |
| 5.2 西藏职前初中数学教师态度的调查 |
| 5.3 PT-HSCK的现状调查 |
| 第6章 职前初中数学教师的HPM干预 |
| 6.1 HPM干预的前期准备 |
| 6.2 HPM干预案例一:无理数的概念 |
| 6.2.1 史料阅读阶段 |
| 6.2.2 HPM讲授阶段 |
| 6.2.3 HPM教学设计阶段 |
| 6.2.4 HPM干预后的访谈与作业单反馈 |
| 6.3 HPM干预案例二:二元一次方程组 |
| 6.3.1 史料阅读阶段 |
| 6.3.2 HPM讲授阶段 |
| 6.3.3 HPM教学设计阶段 |
| 6.3.4 HPM干预后的访谈与作业单反馈 |
| 6.4 HPM干预案例三:平行线的判定 |
| 6.4.1 史料阅读阶段 |
| 6.4.2 HPM讲授阶段 |
| 6.4.3 HPM教学设计阶段 |
| 6.4.4 HPM干预后的访谈与作业单反馈 |
| 6.5 HPM干预案例四:平面直角坐标系 |
| 6.5.1 史料阅读阶段 |
| 6.5.2 HPM讲授阶段 |
| 6.5.3 HPM教学设计阶段 |
| 6.5.4 HPM干预后的访谈与作业单反馈 |
| 6.6 HPM干预案例五:全等三角形应用 |
| 6.6.1 史料阅读阶段 |
| 6.6.2 HPM讲授阶段 |
| 6.6.3 HPM教学设计阶段 |
| 6.6.4 HPM干预后的访谈与作业单反馈 |
| 6.7 HPM干预案例六:一元二次方程(配方法) |
| 6.7.1 史料阅读阶段 |
| 6.7.2 HPM讲授阶段 |
| 6.7.3 HPM教学设计阶段 |
| 6.7.4 HPM干预后的访谈与作业单反馈 |
| 第7章 干预结果及其变化分析 |
| 7.1 职前数学教师的总体变化分析 |
| 7.2 藏族职前数学教师的变化分析 |
| 7.3 汉族职前数学教师的变化分析 |
| 7.4 藏族与汉族职前数学教师的对比分析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西藏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以及PT-HSCK的现状与态度 |
| 8.1.2 建立了理论框架以及干预框架 |
| 8.1.3 HPM干预对西藏职前初中数学教师的影响 |
| 8.2 研究启示 |
| 8.3 研究局限 |
| 8.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西藏初中阶段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现状问卷(学生用) |
| 附录2 :西藏初中阶段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现状问卷(教师用) |
| 附录3 :西藏初中阶段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态度问卷 |
| 附录4 :PT-HSCK测试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1782-200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2 研究时间的选取、分期及概念界定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清中期(1782—1839)：阐释《墨经》逻辑研究的学术史 |
| 1.3.2 晚清(1840—1911)：阐释《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学术史 |
| 1.3.3 民国(1912-1948)：阐释《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学术史 |
| 1.3.4 现代(1949—2009)：阐释《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学术史 |
| 1.3.5 墨学相关文献分析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创新点 |
| 第2章 墨子和《墨经》 |
| 2.1 墨子其人 |
| 2.1.1 墨子姓名、生卒年 |
| 2.1.2 墨子籍贯、出身 |
| 2.1.3 墨子生平 |
| 2.1.4 《墨子》版本 |
| 2.2 《墨经》其书 |
| 2.2.1 《墨经》着者、成书年代 |
| 2.2.2 《墨经》思想渊源 |
| 2.2.3 《墨经》体例价值 |
| 第3章 清中期(1782—1839)：《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研究 |
| 3.1 清中期《墨经》逻辑研究的学术概述 |
| 3.2 傅山、毕沅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3.2.1 傅山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3.2.2 毕沅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与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3.3 清中期《墨经》逻辑研究评点 |
| 第4章 晚清(1840—1911)：《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研究 |
| 4.1 晚清《墨经》研究的学术史概述 |
| 4.2 俞樾等人研究《墨经》数理的学术成果 |
| 4.3 孙诒让、王闿运等校勘、研究《墨经》逻辑与数理的学术成果 |
| 4.3.1 孙诒让校勘、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4.3.2 王闿运等人校勘《墨经》的学术成果 |
| 4.4 晚清《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评点 |
| 第5章 民国(1912—1948)：《墨经》数理和逻辑学术史研究 |
| 5.1 民国时期《墨经》研究的学术概况 |
| 5.2 吴毓江等学者校注《墨经》的学术成果 |
| 5.3 谭戒甫等学者研究《墨经》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5.4 胡适、梁启超、杨宽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知识的学术成果 |
| 5.4.1 胡适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5.4.2 梁启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5.4.3 杨宽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5.5 20世纪20年代初《墨经》讨论 |
| 5.5.1 《墨经》旁行句读问题 |
| 5.5.2 《墨经》牒经字问题 |
| 5.5.3 名墨关系问题 |
| 5.5.4 治《墨经》的方法问题 |
| 5.6 民国时期《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评点 |
| 第6章 现代(1949—2009)：《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 |
| 6.1 现代《墨经》研究概述 |
| 6.1.1 大陆的《墨经》研究 |
| 6.1.2 港台地区的《墨经》研究 |
| 6.1.3 国外的《墨经》研究 |
| 6.2 大陆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6.2.1 汪奠基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成果 |
| 6.2.2 温公颐等学者研究《墨经》的逻辑成果 |
| 6.3 大陆学者研究《墨经》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6.3.1 方孝博等学者研究《墨经》数理知识的成果 |
| 6.3.2 钱临照等学者研究《墨经》物理知识的成果 |
| 6.3.3 钱宝琮等学者研究《墨经》数学知识的成果 |
| 6.4 港台地区学者研究《墨经》逻辑和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6.5 国外学者研究《墨经》逻辑和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6.5.1 日本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6.5.2 韩国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6.5.3 欧洲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6.5.4 美洲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6.6 现代《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评点 |
| 第7章 《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专题研究 |
| 7.1 《墨经》逻辑知识“名”的再研究 |
| 7.1.1 对“名：达、类、私”的归类 |
| 7.1.2 注释《经上79》及《经说上79》 |
| 7.1.3 《经上79》与《经说上79》中蕴含的科学逻辑思想及其历史作用 |
| 7.2 《墨经》数学知识“端”的再阐释 |
| 7.2.1 《墨经》中涉及“端”字的代表性四条 |
| 7.2.2 《墨经》中“端”的阐释：一词一义与一词多义 |
| 7.2.3 对《墨经》中“端”释义的辨析 |
| 7.2.4 小结 |
| 7.3 对《墨经》物理知识“力”的再认识 |
| 7.3.1 学者对《经上》第廿一条目的阐释 |
| 7.3.2 对学者的解读、观点的分析 |
| 7.3.3 小结 |
| 第8章 结论 |
| 8.1 《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1782—2009)所取得的成就 |
| 8.2 《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1782—2009)存在的不足 |
| 8.3 本文从《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中所获得的启示 |
| 8.4 新时期《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概况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清代墨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本课题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清代以前墨学述要 |
| 第一节 先秦至两汉:墨学的兴盛与衰变 |
| 一、墨学的创立、传承与传播 |
| 二、墨学内容与墨家着书 |
| 三、先秦非墨家墨学 |
| 四、两汉墨学:衰落与隐变 |
| 第二节 魏晋至明代:墨学的衰微与复苏 |
| 一、魏晋至元代墨学:历史性的衰微 |
| 二、明代墨学:墨学复兴的先声 |
| 第二章 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与分期述要 |
| 第一节 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 |
| 一、清代墨学的分期 |
| 二、清代墨学的基本特征 |
| 三、清代墨学研究方法的嬗变 |
| 第二节 清代墨学分期述要 |
| 一、清代前期墨学述要 |
| 二、清代中期墨学述要 |
| 三、清代后期墨学述要 |
| 第三章 清代前期墨学研究 |
| 第一节 傅山:首开清代治墨之风气 |
| 一、傅山与墨学 |
| 二、傅山治墨的主要成就 |
| 三、傅山治墨之批评 |
| 第二节 马骕:《墨翟之言》的编选及其思想意蕴 |
| 一、马骕其人其学与其对墨学的接受 |
| 二、《绎史》中的墨学研究 |
| 三、马骕墨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及启示 |
| 第三节 《古今图书集成·墨子部》:分类汇编历代墨学资料 |
| 一、《古今图书集成》简说 |
| 二、《墨子部》解读分析 |
| 三、《古今图书集成》墨学批评 |
| 第四章 清代中期墨学研究 |
| 第一节 毕沅:集众人之力而成就《墨子注》 |
| 一、《墨子注》其书 |
| 二、《墨子注》的墨学成就 |
| 三、毕沅等人治墨之批评 |
| 第二节 汪中:清中叶思想比较激进的治墨者 |
| 一、汪中及其诸子学研究 |
| 二、汪中的墨学研究 |
| 三、汪中治墨的学术史、思想史阐释 |
| 第三节 王念孙:谨守朴学方法的低调治墨者 |
| 一、王念孙与墨学 |
| 二、《墨子杂志》内容例说 |
| 三、王念孙治墨批评 |
| 第四节 张惠言:坚持辟墨的治墨者 |
| 一、张惠言与墨学 |
| 二、《墨子经说解》释说 |
| 三、张惠言墨学观辨说 |
| 第五节 清中期学人对孟子辟墨的回应与论争 |
| 一、关于孟子辟墨 |
| 二、毕沅刊刻《墨子注》所引发的问题 |
| 三、汪中治墨所引发的学术论争 |
| 四、其他相关的人事或论争 |
| 第五章 清代后期墨学研究 |
| 第一节 俞樾:继毕、王之后的治墨里程碑 |
| 一、俞樾与墨学 |
| 二、《墨子平议》内容例说 |
| 三、俞樾治墨批评 |
| 第二节 孙诒让:以《墨子间诂》集前人治墨之大成 |
| 一、孙诒让与墨学 |
| 二、《墨子间诂》研究 |
| 三、孙诒让治墨之批评 |
| 第三节 梁启超:墨学的转型与新构 |
| 一、梁启超与墨学 |
| 二、梁启超治墨的主要方面及其成就 |
| 三、梁启超治墨之批评 |
| 第四节 近代墨学复兴之批评 |
| 一、近代墨学复兴的学术评析 |
| 二、相关思维方式的批评 |
| 三、近代中国对墨学价值的发掘与使用 |
| 结语 |
| 一、清代墨学的主要成就 |
| 二、清代墨学的不足之处 |
| 三、清代墨学的价值意义 |
| 四、本课题研究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宋代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宋代以前墨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天然墨的发现与应用 |
| 第二节 人工制墨的兴起 |
| 第三节 制墨技术的成熟与着名产地的形成 |
| 第四节 制墨业重点的南移与制墨名家的出现 |
| 第二章 宋代墨的生产与工艺 |
| 第一节 原材料制备——烟炱 |
| 一、松烟的制备 |
| 二、油烟的制备 |
| 第二节 原材料制备——胶和辅料 |
| 一、宋代胶的种类和制备方法 |
| 二、宋代制胶及用胶的讲究 |
| 三、宋代制胶的辅料及其功能 |
| 第三节 和制成形 |
| 一、筛烟 |
| 二、和料 |
| 三、捣杵 |
| 四、揉丸 |
| 五、模印 |
| 六、晾墨 |
| 第三章 宋代墨的流通与消费 |
| 第一节 宋代制墨的商品性 |
| 一、私营制墨作坊的出现 |
| 二、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商品化 |
| 三、销售获利的生产目的 |
| 第二节 宋代墨的流通 |
| 一、城市市场摊位上墨的售卖 |
| 二、墨工或中间商贩对墨的贩卖 |
| 第三节 宋代墨的消费 |
| 一、朝廷与官府消费用墨 |
| 二、士人消费用墨 |
| 三、抄写及印刷用墨 |
| 四、其它消费用墨 |
| 第四章 宋代用墨总量的估算及影响 |
| 第一节 宋代墨的价格及用墨总量估算 |
| 一、宋代墨的价格区间 |
| 二、宋代用墨总量的估算 |
| 第二节 北宋制墨区域及特点 |
| 一、宋代以前的制墨区域 |
| 二、北宋制墨区域及特点 |
| 第三节 南宋制墨区域及特点 |
| 一、两浙路墨工 |
| 二、临安御造墨工 |
| 三、徽州墨工 |
| 四、川蜀墨工 |
| 五、其它地区墨工 |
| 第四节 制墨中心的转移及原因 |
| 一、松林资源的消耗 |
| 二、制墨中心的转移及原因 |
| 第五章 墨与宋代文人生活 |
| 第一节 墨与宋人文化生活 |
| 一、嗜墨 |
| 二、赐墨 |
| 三、赠墨 |
| 第二节 宋代文人对墨的品鉴 |
| 一、品鉴标准 |
| 二、对墨品优劣的品鉴 |
| 第三节 宋代文人对墨的收藏 |
| 第六章 宋代墨的价值、贡献与影响 |
| 第一节 宋代墨的实用价值 |
| 第二节 宋代墨的收藏价值 |
| 第三节 宋代墨的药用价值 |
| 第四节 宋代墨的贡献与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研究成果 |
（9）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 ——以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学衡派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范围和对象及选题意义 |
| 二、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创新之处 |
| 四、本文的研究思路 |
| 五、本文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20世纪以前的儒墨比较思想 |
| 第一节 儒墨并存:百家争鸣时期的儒墨关系论说 |
| 一、儒家视域中的墨子:孟、荀论墨 |
| 二、墨家的非儒与批孔 |
| 三、道、法、杂家视野中的儒墨关系 |
| 第二节 尊儒抑墨:儒学大一统下的儒墨关系论说 |
| 一、两汉:儒墨并举、孔墨同称 |
| 二、唐宋:儒学统制、墨学受创 |
| 三、明代:墨学盛行、儒学主导 |
| 四、清初:儒学专制、墨学低沉 |
| 第三节 融墨于儒:墨学复兴时期的儒墨关系论说 |
| 一、乾嘉墨学复兴时期的儒墨比较思想 |
| 二、“孔墨相用”说在清代后期的发展 |
| 三、“西学墨源”说引发的儒墨、中西比较 |
| 第二章 “变”与“不变”: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及其内在理路 |
| 第一节 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之概况 |
| 一、关于梁启超学术思想阶段的划分 |
| 二、梁启超儒墨比较的两个阶段 |
| 第二节 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 |
| 一、梁启超对儒墨之“爱”的比较 |
| 二、梁启超对儒墨宗教思想的比较 |
| 三、梁启超对儒墨“利”观的比较 |
| 四、梁启超对儒墨政术的比较 |
| 第三节 梁启超前后期墨学研究的不同及其成因 |
| 一、梁启超前后期墨学研究之不同的表现 |
| 二、梁启超前后期墨学研究之不同的成因 |
| 第四节 以儒为本:梁启超儒墨比较思想的内在理路 |
| 一、关于梁启超前后期儒墨比较之立场的讨论 |
| 二、儒墨比较思想中所见梁启超的儒学立场 |
| 三、梁启超学术思想的演变及其儒学情结 |
| 第五节 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之评价 |
| 一、梁启超思想中的“变”与“不变” |
| 二、梁启超学术研究中的比较方法 |
| 第三章 新文化阵营的儒墨比较思想:重审“抑儒”与“反传统” |
| 第一节 新文化阵营墨学研究热潮的缘起 |
| 一、西方文化的挑战 |
| 二、儒学发展的困境 |
| 三、墨学提供的出路 |
| 四、前期学者的影响 |
| 第二节 新文化阵营墨学研究的关注点 |
| 一、救亡图存的需要 |
| 二、批判专制的依据 |
| 三、融合西学的前提 |
| 四、引入新说的媒介 |
| 第三节 新文化阵营儒墨比较的四个维度 |
| 一、儒墨立论根基的比较:专制与平等 |
| 二、儒墨具体学说的比较:以仁爱和兼爱为例 |
| 三、儒墨哲学方法的比较:胡适的“实证主义”研究视角 |
| 四、儒墨与西学之关系的比较:背离与契合 |
| 第四节 重审新文化阵营的“抑儒”说 |
| 一、新文化阵营对“儒学”“孔子”之义涵的分层认识 |
| 二、新文化阵营的“还原儒学”说 |
| 三、“尊孔复辟”背景下新文化阵营的“反孔非儒”说 |
| 第五节 重审新文化阵营的“反传统”说 |
| 第四章 学衡派:新人文主义视域下的儒墨比较思想 |
| 第一节 学衡派治墨之概况 |
| 一、学衡派墨学研究的背景 |
| 二、学衡派墨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和论着 |
| 第二节 学衡派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立论根基 |
| 一、孔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 |
| 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
| 第三节 学衡派论儒墨之异同 |
| 一、极端派:崇儒抑墨 |
| 二、缓和派:儒墨各有所用 |
| 第四节 学衡派的“兼爱”诠释与儒墨比较 |
| 一、儒墨难以调和:柳诒徵对墨家兼爱说的批评 |
| 二、缓和儒墨对立:对孟子批评对象的界定与兼爱之内涵的诠释 |
| 第五节 学衡派论《墨子》要旨及其对中西比附研究思路的批评 |
| 一、20世纪初期墨学研究的主流方向 |
| 二、学衡派对主流墨学研究方向的批评 |
| 第六节 学衡派的儒墨比较思想之评价 |
| 一、学衡派对墨学的批评:手段而非目的 |
| 二、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
| 三、由“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看学衡派的中西文化观 |
| 四、对学衡派“中正之眼光”的质疑 |
| 第五章 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反思 |
| 第一节 儒墨的问题 |
| 一、对儒学的态度:殊途同归 |
| 二、对墨学的态度:各有所用 |
| 第二节 文化的问题 |
| 一、梁启超:由中西文明“结婚论”到“化合论” |
| 二、新文化阵营:西学的输入与中西文化相发明 |
| 三、学衡派:“昌明国粹”基础上的“融化新知” |
| 结语 论墨评儒、中西融合: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特点及意义 |
| 一、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基本特征 |
| 二、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影响和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10）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185319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与拟解决问题 |
| 三、研究方法与重点、难点分析 |
| 四、创新点与基本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中西光学发展的历史概况及近代初遇的传播背景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对于“光”的认知 |
| 一、从《墨经》到《物理小识》 |
| 二、明清之际“西方光学知识”的初入 |
| 第二节 郑复光与《镜镜詅痴》 |
| 一、郑复光的着述缘由与研究思路 |
| 二、《镜镜詅痴》:研究光学理论与造镜技术的着作 |
| 第三节 西方光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
| 一、从“火”到“光”:古代自然哲学走向近代实验科学 |
| 二、十九世纪的西方光学研究:波动光学的复兴与发展 |
| 第四节 中西光学“初遇”的前导因素:发端于《光论》 |
| 一、译局:墨海书馆 |
| 二、译家:艾约瑟的“西译”与张福僖的“中述” |
| 三、译着:《光论》的贡献与局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从普及到专述:西方光学知识传播的形式演变 |
| 第一节 西方光学知识的普及:以书籍与报纸为载体 |
| 一、《博物新编》中的光学知识:“光论”概念的引入 |
| 二、《格物入门》中的光学知识:“光学”概念的引入 |
| 三、《中西闻见录》:光学知识的“普及” |
| 第二节 西方光学知识的深化:以《光学》为代表的光学专着 |
| 一、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光学》的意义 |
| 二、 《光学》的底本:Light的成书过程 |
| 三、《光学》的内容及其评价 |
| 四、《视学诸器图说》对《光学》的补充 |
| 五、光学三书:《光学图说》、《光学须知》、《光学揭要》 |
| 第三节 西方光学知识的规范化:源自日本物理学教科书的影响 |
| 一、甲午战争的影响与赴日留学 |
| 二、《物理学》中的学科分类:“光学”被划归“物理学”的原因 |
| 三、《物理易解》的重要意义:中国人的第一本初等物理学教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光学之理:西方光学传播的主要内容(上) |
| 第一节 光学定义 |
| 一、基本概念的翻译:以太、光线与光浪 |
| 二、两说之争 |
| 第二节 光学定律:反射定律与折射定律 |
| 一、基本内容 |
| 二、表述方式 |
| 三、眼球的结构与视觉成像原理 |
| 第三节 光学现象的“新”解释 |
| 一、“虹霓”现象 |
| 二、“海市”现象 |
| 第四节 “光”的数理知识 |
| 一、光照强度 |
| 二、光速测算 |
| 第五节 波动光学的初步知识 |
| 一、波动知识 |
| 二、四种波动光学现象:干涉、衍射、双折射与偏振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光学之用:西方光学传播的主要内容(下) |
| 第一节 使用光学仪器的正确方法:实践的光学知识 |
| 一、“无法”与“无书”:傅兰雅的洞见 |
| 二、使用望远镜的正确方法 |
| 三、显微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
| 第二节 照相术中的光学知识 |
| 一、祛魅:德贞的目标 |
| 二、《脱影奇观》的成书背景 |
| 三、《脱影奇观》中的光学知识与化学知识 |
| 第三节 X射线的引入 |
| 一、不可见光:对“光”的概念拓展 |
| 二、X射线的实践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从激荡到吸纳:西方光学知识传播的影响 |
| 第一节 作为西学分支的“光学” |
| 第二节 中国古代光学知识的“复原” |
| 一、邹伯奇对“格术”的“复原” |
| 二、殷家隽对《格术补》的解读 |
| 第三节 晚清思潮中的光学“溯源” |
| 一、“西学中源”说:以《格致古微》为例 |
| 二、《光学述墨》与中西光学知识交汇 |
| 第四节 西方光学知识的“移用” |
| 一、波动光学知识的吸纳 |
| 二、谭嗣同对以太的“移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第一节 传“光”的历程 |
| 第二节 传“光”的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墨经》一条剖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墨辩》中的物[J]. 杨立华.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6)
- [2]以说出故——《墨经》的推论逻辑[J]. 孙中原.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 2021(05)
- [3]唐代墨学文献辑证与研究[D]. 沈凯文. 重庆三峡学院, 2021
- [4]詹剑峰的“先秦有逻辑学”论研究 ——以《墨家的形式逻辑》为例[D]. 袁慎聪.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5]西藏职前初中数学教师基于数学史的专门内容知识个案研究[D]. 牟金保.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6]《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1782-2009）[D]. 张波.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9(07)
- [7]清代墨学研究[D]. 沈传河. 扬州大学, 2020(01)
- [8]宋代墨研究[D]. 李丹丹. 河北大学, 2019(08)
- [9]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 ——以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学衡派为中心[D]. 吴晓欣. 武汉大学, 2017(06)
- [10]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18531902）[D]. 田锋.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