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湾对香港棉纱市场的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樊如森[1]（2021）在《中国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近代交汇与交融》文中认为拥有辽阔陆地疆域又濒临浩瀚太平洋的中国,很早就有地表介质和物流方向不同的陆上和海上两大对外贸易商路,只因传统农耕时代国际贸易相对稀少,二者并未产生时空上的交集。进入近代以后,西方列强主导的贸易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也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一体化的浪潮,陆、海"丝绸之路"遂得以全面交汇与交融。这一进程促进了中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发展与完善,也将传统农、牧、工、商业纳入到市场化工业的发展轨道,加快了近代中国经济的外向化与工业化,奠定了今天中国自主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地理基础。
张玉倩[2]（2021）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英国霸权与香港地区》文中提出
李文洁[3]（2021）在《《开港以后烟台贸易的发展和韩中交流研究》（4-6章）韩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认为
李楠[4]（2021）在《1932年广州市霍乱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霍乱是由霍乱弧菌所致的一种传染性强、死亡率高的烈性传染病。它与鼠疫、天花一并作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史上极具重要的一环。1932年的霍乱遍及全国诸省,其特点是蔓延速度之快、死亡人数之多以及社会不稳定之乱。而广州作为重要的港口城市,在此次疫情中患疫者众多,且谣言肆虐,给社会造成巨大恐慌。本文论述了面对1932年广州市霍乱暴发时,对其进行防治的主体有政府、社会组织以及民众,他们是此次疫情防治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主要从官方层面对民众进行组织与约束,而社会力量也倾力其中,补充了政府行为能力的不足,共同为霍乱的防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次霍乱虽对广州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其中包括死亡人数较多、社会经济发展滞缓以及社会的不安与不稳定因素。但客观上又促成了广州市公共卫生建设的发展以及民众卫生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与卫生习惯的逐渐养成,这些积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对遏制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构建广州现代化城市的面貌也有促进作用。最后从对霍乱原因的分析出发,对传染病仍存在的今天,如何开展高效的防疫措施也提供了经验与借鉴之处。
史晓玲[5]（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指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唐富满,罗凤麒[6]（2020）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粤港澳边境小额贸易》文中研究表明香港、澳门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港澳与内地特别是广东联系紧密。香港和澳门是自由港,长期以来是内地发展对外贸易的中转站,但粤港澳边境走私也非常严重。1947年,华南海关推行零星贸易办法,尝试对粤港澳边境贸易进行规范化管理,但收益甚微;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州市军管会颁布肩挑贸易管理办法,对输往港澳边缘区主要物资进行管理;到1950年,华南财委按照中央的统一规划,制定小额贸易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加强对粤港澳边缘区贸易的管理,有效打击走私活动。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粤港澳边境小额贸易日渐式微。新中国成立前后小额贸易管理的沿革,体现了历史发展的继承与超越。
李永娜[7]（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国家认同能把整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团结起来,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1949年到1956年是各民族人民对新中国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真诚地支持和拥护。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发展的新中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理论,又能为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发展到近代社会,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转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强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异常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始萌芽、生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在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相互交错,纷繁复杂,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政治参与冷漠、文化认同狭隘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殊性、文化特异性、政治归属性和利益整合性,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剿匪反霸工作,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创造性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疏通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更好地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改良农具和农牧业生产技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优惠照顾政策,为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夯实了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观需求和现实需要,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架设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并筑牢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产生了对新中国强烈的认同情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毫不动摇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经验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波澜壮阔,回顾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采取的有力举措,并总结其取得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团结。
石茂坤[8]（2020）在《近代商人与海南岛开发（1876-1938）》文中研究说明1876年琼州（海口）开关后,商人在海南岛经济开发中起到重要作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外国航商在北部湾急剧扩张,挤压帆船的生存空间,把常关的运输业务转移到海口洋关。在外国航商的运作下,与海口通航的口岸城市不断增多,范围不断扩大,往西抵达法属越南岘港和泰国曼谷,往南抵达新加坡,往北抵达上海、天津。海口成为港际讯息圈的一员。同时,洋商和华商竞购岛内的物产,尤以糖和生猪为甚。华商利用人脉网和租用轮船的方式逐渐扭转初期的劣势,成功占领土特产收购市场,发展出一套成熟的糖和生猪转运销售模式。流年不利的洋商开始谋求岛内丰富的矿产,此举引起清政府的不安,遂派两广总督张之洞经略海南岛。由于没有商人助力,张之洞的举措虽然合理到位但收效甚微。清末新政时期,实业救国浪潮方兴未艾,国人痛感台湾被占,遂呼吁开发海南,夯实海疆。清政府劝办海口市商会,招商引资,粤港和南洋三地商人跃跃欲试,其中马来西亚首富胡国廉最为引人注目,他企图利用自己的官场人脉,建立一个横跨开矿、垦殖、金融、筑路、航运、盐业、林业的巨型托拉斯企业——侨丰公司,无奈清政府垮台而目标未能全部实现。迨至民国初年,岛内外商人的事业沿着晚清定下的基础继续发展。海口“九八行”垄断了土产收购,联同其他各县的座商和摊商,形成一张巨大的商品流转网。湘商包办了海南岛槟榔,使之远销湘潭。粤商则看中渔盐之利,在三亚捕鱼晒盐,运回珠三角售卖。南洋海南籍侨商把经营橡胶和锡矿的经验照搬回海南岛,建立起一座座橡胶园和锡矿场,吸收当地人就业。有的还热衷投资海口房地产,修筑公路。民国初年乱象丛生,武人争权,海南岛深受战祸之害。而随着岛内商人的事业不断壮大,他们掀起一场名为“琼崖改特”的运动,希图摆脱广东省府的管治,改海南岛为“特别区”,实现“琼人治琼”。他们一度看到成功的希望,最后因陈济棠从中作梗而失败。陈济棠主政广东后,戮力发展实业。时值世界经济危机,岛内垦殖业和锡矿业大受打击,商业资本萎缩给了官僚资本扩张的机会。陈济棠在海口成立广东省银行和琼崖实业局,作为输出官僚资本的工具。同时,糟糕的经济环境使破产侨商把剩余资金投到房地产业,琼崖实业团营建“月朗新村”即是其中代表。广东省银行大规模向中小商家房贷,琼崖实业局则接管扶助橡胶园和锡矿场。官僚资本的膨胀和民间资本产生冲突,引起不少纠纷,对海南社会的弊大于利。1938年海南岛沦陷,所有开发事业中止。
朱彤[9]（2019）在《利权冲突视野下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的借贷研究》文中指出1865年,汇丰银行在中国成立。从它成立之初到抗日战争之前,汇丰银行在近代中国金融行业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它是中国近代银行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外资银行。它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历史中产生,随着近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变迁不断调整自身的经营发展战略,汇丰银行在中国的角色是比较复杂的。作为一个股份制的商业银行,它的主要营业目的是获得金融盈利,但它在近代中国的实际经营范围远远超出一般的外资银行,它往往代理行使了中国中央银行的职能。它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设立之初它曾经为鸦片贸易提供过融资服务,洋务运动时期为一些企业提供金融贷款;它既通过经办中国的赔款贷款业务帮助英国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但同时也为中国的铁路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它在中国的投资活动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总的来说,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中,汇丰银行大多数时候代表英国国家的利益,不论是从本意还是结果来看,汇丰银行在近代中国获得的益处远大于其给近代中国带来的正面效益。在不同的时期,汇丰银行的经营目的和策略有所不同。甲午战争之前,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出借贷款的主要是为了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甲午战争之后,汇丰银行作为英国实施对华政治经济政策的代理银行,它在英国特权制度的庇护下运行,享有英国殖民政策为它带来的优惠条件,这一时期汇丰银行与英国的利益在根本上保持一致。因而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借贷的目的和产生的影响呈现出多样性和多面性。本文截取汇丰银行从创立初始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营业过程,立足史料,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理论,将史料事实和历史数据相结合,分析和还原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借款的背景及借款对中国、汇丰银行、英国多方的影响。本文首先说明了选题的背景、思路、所用的方法和研究意义,其次交代汇丰银行在近代中国创立发展时的背景。本文以中国、英国、汇丰银行三方利权冲突的视角,从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的铁路借款、汇丰对近代中国的军事和战争赔款借款、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的企业和行政借款几个方面详述汇丰和近代中国之间的借贷活动并且分析该贷款发生时的情况。最后,文章分析了汇丰银行借贷活动在近代中国的两面性以及以汇丰银行为例的在华外资银行通过提供外债这一金融活动对近代中国的多方影响。
贾瑞[10]（2019）在《清代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有清一代,恰克图和广州是中国南北两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其中,前者负责对俄贸易,后者负责对东南亚和欧洲各国的贸易。尽管两者均为对外贸易口岸,但在信用机制、管理方式、商人主体、贸易结构、税收结构上既有相同,也有很大差异。具体来看,在信用机制上,两者的信用都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结合商业发展特点形成了一套包含商人信用、职业信用、商业信用和政府信用等一套完整的信用体系。其不同之处在于,恰克图贸易中商业信用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信用为商业信用的发挥提供了良好保障,俟至晚清,政府失信,致使商业信用无法发挥作用,进而加速了晋商的衰落;对于广州贸易而言,前期发展是以政府信用为主,但到18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十三行商人退出历史舞台,外商自由雇佣买办的兴起,商业信用则发挥了主导作用。在管理机构设置上,恰克图的商业活动前期主要由土谢图汗进行属地兼管,后期主要由理藩院派员管理,税收则由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三处税关负责征税;而广州的商业活动和税收活动由粤海关管理,并以政府委任的广州十三行行商为中介具体负责实施。这种设置方式都源于清政府御控外藩的天朝上国思想和稳定边境的基本国策。从不同点来看,恰克图的税收与市场管理相分离,而广州的税收与市场管理在同一地区;管理机构设置的目的上,恰克图重在稳定边境,敦促两国关系的友好;广州则在于御控外商,预防滋扰,避免纠纷。在管理政策上,清政府要求进入恰克图市场的中俄商人必须持有政府颁发的相应执照。在乾隆朝,恰克图虽因俄商及劫匪滋事进行过三次闭关,但时间甚短,从长时段来看,基本处于自由贸易状态;在广州,无论四口通商还是一口通商,清政府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且由十三行行商具体负责管理,鸦片战争以后,行商制度废除,实行领事担保制度。恰克图与广州管理方式的不同之处是:前者的管理较为宽松,类似于“自由贸易区”,后者的管理则较为严格,类似于“垄断市场”;恰克图贸易商的居住与交易方式的管理相对于广州行商都较为自由宽松。在商人发展变迁上,恰克图的商人有山西商人、陕西商人、宁夏商人等,但主要是晋商,而广州十三行时期的商人有福建商人、广东商人、安徽商人等。由于南北方地域差异很大,风俗习惯各异,决定了恰克图以北方商人为主,广州以南方商人为主。近代以来,两地商人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逐渐衰落。从共同点来看,首先,商人利益集团的弱小使其无力要求政府维护其合法权益,而逐渐衰弱的清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抑商政策又加速了晋商和行商的衰落;其次,从国家理论来看,国家对于商人的予取予求直接导致了两地商人的衰落。从不同点来看,首先,交易费用上升引起了广州十三行行商和恰克图晋商的衰败,但恰克图贸易中管理的交易费用相对较低,因而在19世纪中后期还可以正常经营,而广州十三行贸易管理中管理和买卖的交易费用较高,导致其较早衰败;其次,外来掠夺型制度是恰克图市场晋商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部分十三行商人却向近代化买办转型。在商品结构上,无论是恰克图还是广州,出口的都是当时具有比较优势的茶叶、丝绸等商品,进口的主要是香料、药材、棉花等商品。在贸易初期,恰克图的贸易额远远小于广州的贸易额。中期,恰克图的贸易额增长迅速,与广州贸易额的相对差距在缩小,并且两处的出口商品都以茶叶为主。19世纪50年代以后,恰克图贸易量产生剧烈波动,20世纪初中东铁路开通后迅速衰落下去;广州则面临着南方众多外贸口岸的竞争,贸易商品种类持续增多,贸易量增幅较小,仍保持原有规模。在税收结构上,两地的税收都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都没有为中国近代化的转型提供内生动力。从不同点来看,恰克图贸易商品是在张家口、杀虎口和归化城征收常关税,而广州贸易的商品是在粤海关征收海关税;恰克图贸易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制定了一系列的免税规定,而广州贸易中不仅不存在这些免税规定,而且还在征收正税的同时征收一些杂税;从税收总额上看,粤海关的税收总额比北路三关大,其对于清政府的财政贡献率也较大。最后,从两地贸易的意义上看,两地贸易都推动了内地社会分工和沿线城市的发展,并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恰克图贸易带动了沿线城市的发展,广州贸易促进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商圈的形成;恰克图贸易促进了俄国资本原始积累,为其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广州贸易推动了中国南方近代化的进程。因此,有清一代,南方和北方开展的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从而也印证了清朝前中期有限度的对外开放政策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有限度的开放政策并没有使整个国家走上近代化历程。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多,南北两地的贸易活动产生巨大变化:恰克图贸易在起伏跌宕中逐渐衰亡,而广州贸易量虽有减少,但仍为一个重要通商口岸。
二、台湾对香港棉纱市场的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台湾对香港棉纱市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近代交汇与交融（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古代陆上和海上对外贸易商路的平行并存 |
| 二、开埠通商与中国陆海“丝绸之路”的近代交汇 |
| (一)珠三角与华南地区陆海“丝绸之路”的率先交汇 |
| (二)长三角与长江流域陆海“丝绸之路”的快速交汇 |
| (三)陆海“丝绸之路”在环渤海与“三北”地区的广泛交汇 |
| 三、陆海“丝绸之路”交融与中国经济的外向化和工业化 |
| (一)“丝绸之路”交融对中国经济外向化的促进 |
| (二)“丝绸之路”交融对中国经济工业化的促进 |
| 四、影响陆海“丝绸之路”近代交融的主要因素 |
| (一)国家政策的对外开放程度 |
| (二)民间精英的实业救国行动 |
| (三)国际市场的多元与畅通 |
（4）1932年广州市霍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一)霍乱研究成果概况 |
| (二)广州市霍乱研究现状 |
| (三)广州市霍乱脉络梳理 |
| 三、相关说明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霍乱疫情暴发及其社会危害 |
| 第一节 霍乱暴发及其蔓延 |
| 第二节 霍乱流行造成的社会危害 |
| 第二章 广州市政府与社会的疫情应对措施 |
| 第一节 政府防疫 |
| 第二节 社会防疫 |
| 第三章 霍乱与广州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建设的发展 |
| 第二节 民众卫生意识与习惯的形成 |
| 第四章 广州市霍乱暴发原因与历史启示 |
| 第一节 霍乱暴发的原因 |
| 第二节 对当代防疫事业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5）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粤港澳边境小额贸易（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中国成立前粤港澳边境零星贸易的大致状况 |
| (一)粤港澳边境零星贸易管理的一般规定 |
| (二)粤港澳边境零星贸易管理与实践 |
| 1.九龙海关关于粤港边境贸易管理办法 |
| 2.拱北海关关于粤澳边境零星贸易办法 |
| (三)实施成效与特点 |
| 二、新中国成立后粤港澳边境小额贸易的历史演进 |
| (一)港澳边缘区小额肩挑贸易(1949—1950) |
| 1.港澳边缘区小额肩挑贸易及其管理 |
| 2.港澳边缘区小额肩挑贸易特点与实践 |
| (二)粤港澳边缘区小额贸易的规范(1950年以后) |
| (三)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小额贸易的变化与式微 |
| 1.从香港报刊报道的观察 |
| 2.政策方面的调整变化 |
| 三、新中国成立前后小额贸易的观察与分析 |
| (一)粤港澳走私具有历史性传统和群众性特点 |
| (二)粤港澳边境小额贸易管理的演进和制度变迁 |
（7）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述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1.3.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 1.3.3 社会认同理论 |
| 1.3.4 国家认同理论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渊源 |
| 2.1 王朝统治时期的华夷之辨 |
| 2.2 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 |
| 2.3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
| 3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条件 |
| 3.1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1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 |
| 3.1.2 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 |
| 3.1.3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 3.2 阻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不利因素 |
| 3.2.2 文化心态单一 |
| 3.2.3 政治参与冷漠 |
| 3.2.4 领土意识模糊 |
| 3.3 推动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有利因素 |
| 3.3.1 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 |
| 3.3.2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
| 3.3.3 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中国 |
| 4.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 |
| 4.1 剿匪斗争的开展 |
| 4.1.1 匪患的危害 |
| 4.1.2 匪患的肃清 |
| 4.2 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 |
| 4.2.1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 4.2.2 各级人民政府 |
| 4.2.3 各级民族工作机构 |
| 4.3 民族关系的疏通 |
| 4.3.1 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 |
| 4.3.2 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参观 |
| 4.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 |
| 4.4.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期探索 |
| 4.4.2 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成立 |
| 4.5 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
| 4.5.1 培养原则 |
| 4.5.2 培养途径 |
| 5.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济基础 |
| 5.1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 |
| 5.1.1 “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 |
| 5.1.2 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3 多方面扶助农牧业生产 |
| 5.2 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 |
| 5.2.1 基础设施的兴建 |
| 5.2.2 工业企业的建立 |
| 5.3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 |
| 5.3.1 贸易经营机构的设置 |
| 5.3.2 农牧土特产品的购销 |
| 5.3.3 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 |
| 5.4 实施少数民族地区财税优惠政策 |
| 5.4.1 财政优惠政策 |
| 5.4.2 税收优惠政策 |
| 6.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支撑 |
| 6.1 推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 6.1.1 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
| 6.1.2 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 6.1.3 营造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 |
| 6.2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
| 6.2.1 发展和提升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
| 6.2.2 传承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
| 6.3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
| 6.3.1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
| 6.3.2 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各类问题 |
| 6.4 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 |
| 6.4.1 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
| 6.4.2 推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
| 6.4.3 团结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 |
| 7.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验与启示 |
| 7.1 基本经验 |
| 7.2 现实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近代商人与海南岛开发（1876-193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和概念界定 |
| 二、学术综述 |
| (一) 关于近代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人团体的研究 |
| (二) 重陆疆轻海疆——1949年之前的中国边疆研究 |
| (三) 停滞的三十年20世纪50、60年代大陆地区的边疆研究 |
| (四) 不被重视的海南——改革开放40年来大陆地区的边疆研究 |
| (五) 创新——华南商人史、海外华商史和近代海南经济开发史的结合 |
| 第一章 晚清中外商人对海南岛资源的初步利用 |
| 第一节 琼州开关后的海南岛商贸 |
| (一) 外国航商在南洋和北部湾的扩张 |
| (二) 中外商人对海南岛农产品的竞购——以糖和生猪为例 |
| (三) 外商对岛内矿产的觊觎 |
| 第二节 晚清政府的海南岛开发规划 |
| (一) 张之洞督粤时期的倡议和实践 |
| (二) 清末新政时期的举措 |
| 第二章 民初岛内外商人开发海南岛的全面展开 |
| 第一节 岛内商人的事业 |
| (一) 海口市的土货生意 |
| (二) 乡镇座商、摊商和黎汉墟市贸易 |
| 第二节 海口总商会和文昌商人的港口疏浚活动 |
| 第三节 岛外商人的农矿和土地投资 |
| (一) 湘商和海南岛槟榔果在湖南的运销 |
| (二) 粤商和海南岛盐业 |
| (三) 侨商的“独占性”投资 |
| 第四节 琼商的政治诉求 |
| (一) 北京政府和广东省府的南海岛屿管治 |
| (二) 琼商和琼崖“改特”运动 |
| 第三章 陈济棠主粤时期官商开发海南岛的合作及博弈 |
|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后各方关于开发海南岛的讨论 |
| (一) 学术界关于热带农业资源和黎族民俗的论述 |
| (二) 广东省府的政治军事考虑 |
| (三) 琼崖实业考察团的组建和行动 |
| 第二节 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商人活动和政府行为 |
| (一) 陷入困境的垦殖业侨商和海口土产出口庄行商 |
| (二) 海口市商会维持行业生意的努力和举措 |
| (三) 侨商资本向房地产靠拢 |
| (四) 建造书场码头 |
| (五) 官僚资本的注入和运作 |
| 第三节 官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冲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9）利权冲突视野下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的借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利权 |
| 1.4.2 利权冲突 |
| 第2章 汇丰银行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
| 2.1 汇丰银行在中国成立的背景条件 |
| 2.1.1 晚清政府政治腐败 |
| 2.1.2 晚清政府军事力量的虚弱 |
| 2.1.3 晚清政府社会经济的落后 |
| 2.2 利权冲突视野下新式银行的兴办 |
| 2.2.1 清政府传统金融机构的没落 |
| 2.2.2 中国近现代殖民地银行的兴办 |
| 2.2.3 外国强权为外商银行提供庇护 |
| 2.3 汇丰银行在近代中国的成立及其经营管理特点 |
| 2.3.1 汇丰银行的成立和发展 |
| 2.3.2 汇丰银行的管理特点 |
| 2.3.3 汇丰银行的借贷特点 |
| 第3章 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的铁路借贷 |
| 3.1 汇丰银行参与的铁路借贷 |
| 3.1.1 汇丰银行直接参与的铁路贷款 |
| 3.1.2 中英公司参与的铁路贷款 |
| 3.1.3 华中铁路公司参与的铁路贷款 |
| 3.2 清政府铁路外债政策的确立过程及意义 |
| 3.2.1 清政府对借外债修筑铁路的争议 |
| 3.2.2 清政府铁路外债政策的深入演变 |
| 3.2.3 地方商民对于借用外债筑路的态度 |
| 3.2.4 近代中国借债建设铁路的意义 |
| 3.3 汇丰银行铁路借贷产生的利权冲突 |
| 第4章 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的军事和战争赔款借贷 |
| 4.1 对近代中国的军事借贷 |
| 4.1.1 1874年的福建台防借款 |
| 4.1.2 左宗棠筹借的西征借款 |
| 4.1.3 中法战争期间的军需借款 |
| 4.1.4 甲午战争期间战费借款 |
| 4.2 对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借贷 |
| 4.2.1 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 |
| 4.2.2 1901年庚子赔款借款 |
| 4.2.3 1913年的善后大借款 |
| 4.3 小结 |
| 第5章 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的企业借贷和行政借贷 |
| 5.1 对近代中国的企业借贷 |
| 5.1.1 对近代中国的华资企业贷款 |
| 5.1.2 对近代中国的外资企业贷款 |
| 5.2 对中国政府的行政借贷 |
| 5.2.1 清政府的币制改革借款 |
| 5.2.2 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 |
| 5.2.3 对近代中国的其余行政贷款 |
| 5.3 小结 |
| 总结:利权冲突中的两面性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研究生阶段发表论文 |
（10）清代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恰克图贸易 |
| 1.3.2 广州贸易 |
| 1.3.3 恰克图、广州外贸的比较及税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1.6 文章结构与安排 |
| 第二章 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的变迁 |
| 2.1 恰克图贸易概述 |
| 2.2 广州贸易概述 |
| 第三章 恰克图和广州贸易信用机制的比较 |
| 3.1 恰克图贸易的信用机制 |
| 3.2 广州贸易的信用机制 |
| 3.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第四章 恰克图和广州贸易管理方式的比较 |
| 4.1 管理机构的比较 |
| 4.1.1 恰克图贸易的管理机构 |
| 4.1.2 广州贸易的管理机构 |
| 4.1.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4.2 管理政策的比较 |
| 4.2.1 恰克图贸易的管理政策 |
| 4.2.2 广州贸易的管理政策 |
| 4.2.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第五章 恰克图和广州商人盛衰变迁及原因的比较 |
| 5.1 两地商人发展及原因的比较 |
| 5.1.1 恰克图商人发展及原因 |
| 5.1.2 广州商人发展及原因 |
| 5.1.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5.2 两地商人衰落及原因的比较 |
| 5.2.1 衰落的原因 |
| 5.2.2 衰落的理论分析 |
| 第六章 恰克图和广州商品结构与税收收入的比较 |
| 6.1 两地商品结构的比较 |
| 6.1.1 恰克图贸易的商品结构 |
| 6.1.2 广州贸易的商品结构 |
| 6.1.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6.2 两地税收收入的比较 |
| 6.2.1 恰克图贸易的税收收入 |
| 6.2.2 广州贸易的税收收入 |
| 6.2.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第七章 恰克图和广州贸易意义的比较 |
| 7.1 相同之处 |
| 7.2 差异之处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台湾对香港棉纱市场的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近代交汇与交融[J]. 樊如森. 贵州社会科学, 2021(07)
-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英国霸权与香港地区[D]. 张玉倩. 外交学院, 2021
- [3]《开港以后烟台贸易的发展和韩中交流研究》（4-6章）韩汉翻译实践报告[D]. 李文洁. 山东大学, 2021
- [4]1932年广州市霍乱研究[D]. 李楠.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2)
- [5]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6]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粤港澳边境小额贸易[J]. 唐富满,罗凤麒.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2020(03)
- [7]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D]. 李永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8]近代商人与海南岛开发（1876-1938）[D]. 石茂坤.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9)
- [9]利权冲突视野下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的借贷研究[D]. 朱彤.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7)
- [10]清代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比较研究[D]. 贾瑞. 山西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