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场经济中银行经营的难点(论文文献综述)
陆岷峰[1](2021)在《新计划经济:特征、作用、应用场景与研究建议——以商业银行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变革带来经济发展的效应已经得到历史的证实,然而,不可忽略的是,近年来,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区域之间的经济矛盾等突出问题也已引发各方面的高度重视。而以技术为导向的新计划经济概念的提出,业界和实践界对之存在较大的争议。正视新计划经济机制的作用,计划杠杆用力过度或不足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为了研究方便,部分内容以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为样本,研究结论基本可以对新计划经济的特征、作用、应用场景及应用的建议作较为全面的概括,并可以用于指导宏观经济层面上的工作。
陆岷峰[2](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与数字乡村金融:商业银行机遇、难点与发力重点》文中研究说明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仅是巩固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的重要实锤动作,更是夯实都市圈、城市群经济发展基础,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步骤。乡村振兴要解决发展中投入、技术、人才等多方面问题,而金融则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由于乡村振兴的底色是涉农产业,其天生的利润薄、风险高、布局广、不确定性大等特点与金融的风险偏好及商业性特征形成天然的冲突。因此,保持乡村振兴战略与金融经营协调发展,大力发展数字乡村金融,构建数字乡村金融的新模式、新流程、新产品体系,按市场规律选择乡村振兴主体与行为,既可以发挥金融手段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又可以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笔者基于商业银行样本,认真分析乡村振兴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机遇、分析其难点,找准其发力重点,可以给其他金融子行业、类金融提供支持乡村振兴借鉴的样本。
侯恩宾[3](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推进,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人士已逐渐成为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引领民营经济人士,使其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始终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聚焦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提供切实的经验与建议。本文按照总—分—总的结构,开展整体性研究。首先,阐释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其次,系统论述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纵深发展。再次,明确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态势、历史经验。最后,指出了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需要优化加强的四个方面。本文主要阐述内容如下:第一,界定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内涵,并探讨其功能。依据政策界定的四重维度,即政策对象、政策制定主体、政策目标、政策领域,本文认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是党和国家制定的,以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目标,围绕着民营经济发展与民营经济人士成长,通过运用特定的方法,稳定民营经济人士信心,营造民营经济发展良好环境,团结民营经济人士的一系列方法与法规的总和。本文将方针政策主要内容界定为政治认识和政治引导两类。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具有政治引导、政治吸纳、政党调适三种功能。政治引导以实现“两个健康”为中心,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价值观、企业经营观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政治吸纳既是党开展统战工作,落实统战方针政策的重要形式,又承担着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功能。政党调适是政党主动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面对着新生的社会阶层,党及时制定统战方针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积极吸纳民营经济人士,进行组织建设调整以及阶层关系调适,促使党在时代发展变化中永葆先进性。第二,系统论述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以及纵向深化。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制定了“八字方针”,明确了工商联管理和引导民营经济的新使命。党的十四大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民营经济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两个健康”“两个毫不动摇”等政治引导方针政策相继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深化了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的论断,深化了对“两个健康”的认识,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第三,总结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总体态势以及七条经验。在政策价值理念上,方针政策的服务倾向明显;在政策对象地位的变化上,民营经济人士地位越来越高;在政策落实效果上,治理效能越发突出。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历史演进可以得出,我国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七条重要经验: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社会舆论是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国际环境是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利益是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方针政策协同推进。第四,进一步提出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优化和加强:从时代发展进程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交接班的现实需要。“民二代”交接班面临着三重考验。党和国家要强化对企业交接班的重视程度;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注重政治引导的方式与内容;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建立导师制度,有效提升“民二代”自身的企业管理能力;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积极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组织。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重要机制来看,政治安排政策需要进一步优化。严格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标准;政治安排要凸显企业的差异性;发挥民营经济人士民主监督作用。从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视角出发,统战部门需要结合当下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积极制定相应的政治引导方针政策。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弘扬企业家精神;保障互联网企业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功能。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组织依托来看,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问题;全面认识党组织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根据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科学发挥民营经济党组织联系性、协调性、示范性作用;提升民营企业党组织活力。
王雨欣[4](2021)在《马克思产权理论下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混合所有制经济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源于国有企业改革,成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始终处于重要战略位置。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能够让国有企业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通过优化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使国有企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市场主体。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核心是通过产权多元化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将国有经济的品牌力量、政治优势和民营经济的市场活力、创新优势结合起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真正激发国有企业运行的活力和效率,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本文以马克思产权理论为指导,通过梳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实践成果,分析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深入探究原因,进而就如何解决并深化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提出对策,以期对改革实践有借鉴意义。本文除引言外,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概述混合所有制经济内涵和改革目标,阐述马克思产权理论的主要观点以及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指导意义。第二部分是回顾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历程。通过梳理不同时期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情况,阐述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实践取得的成效。第三部分是探究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问题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不平衡、产权混合过程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现象、非公有制经济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不高。原因是对生产力水平存在差异认识不清晰、产权权能分离中监督权行使不到位、民营企业的权益未能得到很好保护。第四部分是以依据马克思产权理论推进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对策:遵循生产力水平原则分类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按照产权权能相分离的观点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依据产权明晰思想建立合理的产权交易机制。
刘慧慧[5](2021)在《平台经济中的共享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文中提出本文基于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首先分别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解析平台经济中共享发展的内涵,指出科技进步推动了平台企业这一新型生产组织的产生,而平台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为共享发展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同时,平台企业要求通过更加平等的企业协作关系和对信息资源的共享以实现共享发展,劳动者则要求更加自由的劳动形式、更加平等的劳动地位和更丰厚的劳动报酬。其次,平台经济的共享发展具有刚性与弹性并存、共建性与排他性并存、虚拟性与现实性并存的一般性特征,这些普遍性特征在两种社会制度中各有不同的表现,而社会主义制度则能够更好地推动平台经济共享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共享发展的内涵既包括生产力层面,也包括生产关系层面。前者决定着共享发展的水平,后者影响着共享发展的质量与性质。在我国,平台经济中的共享发展在量上存在着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在利益分配中存在着不合理的问题,也存在着由于上层建筑的相对稳定性无法及时适应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而产生的社会治理体系滞后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以更好地实现我国平台经济中的共享发展,应当加快科技创新速度、完善我国的生产关系和加强对平台经济的政府监管力度。
裘昕玥[6](2021)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探讨 ——以上港集团为例》文中提出为积极推动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对国有企业采用员工持股这一制度安排给予大力支持,对于国有企业建立多元化的产权治理结构、调整国有经济的结构布局有着积极重要的作用。通过引入民营资本,员工持股计划能够实现国有企业内部股权的多元化,并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效产生促进作用。在国家有关政策的指导下,国有企业开始了对员工持股计划的尝试。作为一项重要的混改工具,员工持股计划对促进我国现代化企业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价值高,应用前景也十分广阔。上港集团是国家港口行业的领军企业,国有资本占其绝对控股地位,且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创造主要来源于企业大部分生产操作型员工。上港集团是在混改阶段最先进行员工持股方案试验的大规模国有企业,对我国其他国有企业以员工持股计划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操作具有很大参考价值,对我国港口行业的转型升级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因此本文将上港集团作为案例研究的对象,对其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动因、特点、机理及成效进行探析,并为国有企业提供如何在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更好地推进员工持股计划的启示。本文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首先,介绍了对国企混改员工持股进行研究的有关背景和意义。其次,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整理和综述。最后,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展示了论文的基本框架。第二部分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理论概述。首先,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的内涵和特点进行了概括整理:通过员工持股向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使公有制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健康发展;该计划注重顶层设计与稳妥性、增量引入和以岗定股的动态管控。其次,归纳了其基本模式,即其持股平台分别为员工持股会、有限合伙企业和资产管理计划的不同模式。再次,从发挥人力资本价值、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与促进多种经济体发展三个角度分析了其实施动因。最后,介绍了相关理论基础,即劳动力产权理论、分享经济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第三部分是上港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案例介绍。首先,从公司简介、股权结构和员工构成三个方面对上港集团进行背景介绍。其次,对上港集团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程进行了细化分解。最后,对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方案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剖析了其设计的特点。第四部分是上港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案例分析。首先,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的驱动因素分别有三个层次: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港口行业竞争转型、企业自身发展需要。其次,详细阐释了其作用机理:一方面改善资本结构,形成内部制衡与监督机制,实现治理作用;另一方面促进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融合,优化经营绩效,体现激励作用,双机制联合发挥出促进混改的有效作用。最后,对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效果做出四点评价:稳定了资产负债结构、实现了多元股权制衡、优化了集团人力资本、提升了集团经营绩效。第五部分是案例的研究结论与启示。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在实施前存在充分的开展条件,在实施中设计了科学合理的具体开展方案,在实施后其作用机制产生了正向效果。对于其他国有企业,本文提出建议启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下国有企业应尽全力开展员工持股计划,并且在此过程中要尊重国有企业的特性,设计科学合理的方案。本文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一定贡献。理论方面:运用文献研究法,对大量国内外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整合梳理,紧扣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对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计划的内涵与特点进行总结,并对其具体方案设计与作用机理进行分析,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存理论研究中的空白。实践方面:运用案例研究法,通过对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案例的剖析,增强其他国有企业对混改下的员工持股计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理性认知,不盲目推行,从而提升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效。
温健纯[7](2021)在《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间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推进,跨境资本流动已经逐渐成为促进国际资本市场发展的主要力量。资本的国际间流动使得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国配置,这在极大促进全球经济融合与大发展的同时,也诱发了许多新的问题与风险。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金融开放进程中,跨境资本扮演了“双刃剑”的角色,这既为原本资金匮乏的新兴经济体带来大量丰富的外部资本,进而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它们累积了大量的风险隐患。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可以看到在这些危机的身后,均有着跨境资本流动的推波助澜。与此同时,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实体经济面临衰退的威胁,世界各国政府为平滑经济波动而采取了频繁调整经济政策的措施,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经济政策频繁变动成为左右经济不确定性的关键因素。从全球经济形势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后疫情时代由于各国在疫情期间采取了不同的经济政策,全球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面临严重挑战,跨境资本流动的特征与影响也呈现出巨大的变化。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进入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始终将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的平衡置于首要位置,如何能够充分利用金融市场开放的有利因素促进我国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一直都是我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重要研究内容。在这其中,如何准确分析和估计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从而趋利避害,是在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维护好我国金融安全亟需回答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围绕三个主要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第一,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发展、实体经济杠杆和虚拟经济稳定等经济效应有何影响?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经济效应有何影响?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如何防范跨境资本流动的不利影响?厘清这些关系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而言都是一个意义重大且迫切需要研究的议题。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和分析,以期为我国和其他国家防范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及制定科学合理的资本项目开放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本文将通过八章内容开展研究。论文安排如下:第1章为导论。本章首先从国际跨境资本流动发展及其经济影响,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新常态”的背景出发,提出探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经济效应的研究意义,然后对跨境资本流动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概念界定。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最后,说明本文的研究创新点、难点与不足之处。第2章为相关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测度与应用,跨境资本流动的类别划分和度量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等相关文献进行评述、总结和归纳,从而对与本文研究内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的评述,寻找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与微观经济的影响方面,已有文献主要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波动、金融市场、政策有效性及国际溢出效应等方面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益,本文从经济发展、实体经济杠杆和虚拟经济稳定等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已有文献存在不足方面主要有三:(1)关于资本流动的经济效益相关研究,将全球经济政策环境变化作为背景考虑因素的已有文献较少,更是缺乏基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相关研究;(2)对于跨境资本流动没有统一的测度方法;(3)对于资本流动的经济效益研究,尤其对基于资本流动规模、流向和波动的研究较为缺乏。第3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本章首先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联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厘清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分析有助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及其经济效应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为后文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理论支撑。第4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分析。本章通过对跨境资本流动,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关数据和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统计测度,对经济政策不确定与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进行研究,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具体情况,包括指标构建和具体使用;聚焦跨境资本流动的基本特征,包括具体项目下的流动特点,以期为政策启示的提出提供现实依据。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1)在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分析中,重点介绍本文所采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构成及其表现,其中包括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单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2)在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分析中,本章采用了IMF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作为分析基础,并将表内资本流动项目的流出和流入情况进行了分析;(3)本章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经由全球EPU指数的分段表现可以认为,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的过程中,跨境资本流动在全球范围内也呈现出增强的特征。第5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基于1970-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考察了跨境资本净流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探讨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本章从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1)跨境资本净流出规模的加大,会对国家的经济产生抑制效应,跨境资本净流出阻碍了经济的发展;(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较低的国家、低金融机构效率国家、高外债资本存量国家以及高银行不良贷款率国家中,跨境资本净流出对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更为显着;(3)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的情况下,跨境资本净流出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抑制效应更大,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大跨境资本净流出对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而在低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国家、高宏观金融风险国家以及高金融机构发展指数国家中,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跨境资本净流出与经济发展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更大。第6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杠杆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基于1970-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探讨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为各国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提供决策依据。本章从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1)净流出规模增加会对本国宏观杠杆产生负向影响,而跨境资本流动波动率的提高会对本国杠杆产生正向影响;(2)分部门来看,跨境资本净流出规模增加会显着降低政府部门杠杆率,跨境资本流动波动率的上升会对私营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产生显着正向影响;(3)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对跨境资本流动与宏观杠杆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较低的时期,跨境资本流动波动率的提高会促进家庭部门杠杆率、企业部门杠杆率、家庭和企业部门杠杆率、私营部门杠杆率的提升。第7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虚拟经济稳定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基于1997-2017年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探讨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为各国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提供决策依据。本章从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1)跨境资本流动确实会对虚拟经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2)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对于虚拟经济稳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3)虽然总体上看,跨境资本流动会对虚拟经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但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也可以表现出其有利于虚拟经济稳定的一面。第8章为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归纳总结全文主要研究结论,并基于这些研究结论为我国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提供建议。具体措施包括:有序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合理利用跨境资本维持适度宏观经济杠杆率;加强跨国公司融资风险管理;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管理与风险防范;提高经济政策的透明度和前瞻性指引能力。
傅孟清[8](2021)在《减税降费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及建议 ——以J市为例》文中认为中小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其数量在我国企业数量中占比较大,对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及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但是中小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整体压力较大,融资困难、较重的税收负担和较低的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均对其扩大规模造成了阻碍。因此,本文围绕2019年以来实施的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对中小企业扩大规模带来的影响这一主题,深入剖析减税降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中小企业减税降费政策的建议,为企业减负提供理论支撑。本文涵盖六大模块。第一章节为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节为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分析。第三章节为我国现行中小企业减税降费政策梳理。第四章节从助力企业降本增效、鼓励企业创新转型、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等三方面分析减税降费政策对J市中小企业的实施成效。第五章节指出中小企业在减税降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原因进行深度分析。第六章节针对完善中小企业减税降费政策,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和对策。结合理论实际和现实问题,研究发现,当前实施的结构性减税与普惠性减税并重的政策降低了中小企业税负,“十三五”时期我国宏观税负逐渐下降,2015年、2020年的宏观税负分别是18.1%和15.2%,5年之间降低了近3%;J市中观税负从2014年的14.8%下降至2019年的14.4%,说明近年来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研究还发现,减税降费政策使得高新技术企业数量逐年增加,鼓励了企业主动创新转型,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但中小企业在减税降费过程中仍存在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不协调,减税降费政策缺乏系统性、稳定性,不同行业间受益程度不一,部分政策门槛高影响减税降费效果等问题。基于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要提高直接税在税收结构中的比重,健全直接税体系;要提高政策稳定性,完善税种间的政策协调,建立规范的政策框架,加强减税降费统计核算,促进企业长远发展;要加强税收征管,加强日常跟踪管理和信用体系建设,完善认定管理办法,降低遵循成本;要拓展减税降费形式,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加大优惠力度,优化管理服务,丰富政策扶持手段;为了让中小企业融资压力得到缓解,要出台相应减税降费政策,如金融机构发放小额贷款给中小企业时,可以免征金融机构的部分税种,以此来提高金融机构放贷给中小企业的意愿。
余雪扬[9](2021)在《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文中指出制度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在一起,从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渐进的制度演化过程。西奥多·舒尔茨(1968)曾说,货币即制度。货币是一种古老的制度,服务于人类社会的交易活动。交易活动的本质是实现产品或服务让渡,伴随着这种让渡的是同等数量价值的反方向转移。无论货币以何种外在形式呈现,都是天然承载这种价值转移的载体。从原始的物物交换、简单的商品经济到发达的市场经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货币与之相伴。货币的本质内涵是一种权利,即获得社会普遍接受的未来价值索取权,历经千年延续下来,一以贯之未曾改变。期间,生产力的发展催生新的需求,技术迭代推动货币从实物、金属、纸币向电子货币形态演变,以提高货币流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消费者福利。从货币及其延伸形态发展的历史演变和内在逻辑看,每一次技术革命背后都蕴含着货币形态变革的现实。21世纪后,互联网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经济数字化、社会生活数字化已是大势所趋。同时,金融科技等对货币演化的影响进一步深化,货币形态及其流通模式也日趋数字化和网络化,催生出一种新形态的货币: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登上历史舞台,引发巨大关注,构成对传统货币流通与经济规则的重塑与革新。作为其中重要类别的法定数字货币将构建新的货币前景,同时也使得传统货币理论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失语”,需要新的理论支持和解释逻辑。从法经济学角度,法定数字货币是由法律授权中央银行向社会发行的基于密码学技术、完全依赖数字信息形态存储和支付交易、具有加密货币形式和功能、在发行国内普遍使用和具有法偿力的法定支付工具和价值凭证。科斯(1937,1960)交易费用与制度安排内在关系的理论表明,在给定技术水平的条件下,人们创生或选择某种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导致一些市场制度的出现和改变。货币体系同样如此。理想的法定数字货币具备不可重复花费性、可控匿名性、不可伪造性、系统无关性、安全性、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分性、可编程性、公平性等诸多特性。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后,将与现行货币体系中的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相互竞争、动态博弈。法定数字货币具备的诸多特点与功能,将有效改进信用现钞的缺陷,又能够兼具电子货币的优点,从而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增加价值效用。因此,法定数字货币的整体竞争绩效将强于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能够有效提升货币体系的安全与效率。尽管信用现钞、电子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名义价值相等,但是法定数字货币竞争优势强,将使其在社会公众认可中的实际价值更高,接受度及使用率也将更高,有较大概率成为货币体系的主导货币。随着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以及流通范围的扩大,法定数字货币对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的价值改进势必在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货币政策实施以及支付体系运行方面产生影响,带来效益。首先,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将改变当前货币体系结构,使得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为主的二元货币结构中增加法定数字货币形成三元货币结构。当前的货币流通运行中除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这种电子形式的法定货币外,绝大多数是存款货币、预付货币这些电子货币,这削弱了法定货币的地位,减弱了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及流通势必替代部分电子货币,从而能够减轻电子货币对信用现钞的替代效应。同时,法定数字货币对中央银行来说是可控可追踪的,这样可以提升中央银行对整体货币体系的控制力。其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优化货币政策实施。在社会全面流通而非封闭场景下,法定数字货币可测性、可追踪性、可控性强,其发行与流通可以使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的可测量度有所提升,大数据分析基础更为扎实,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更加精准。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数字货币利率,来调控银行存款利率,进而传导至银行贷款利率,这有助于提升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对中长期信贷利率的传导,改善我国政策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不畅的状况。通过对法定数字货币计负利率,或者酌情对法定数字货币钱包收取保管费,实质上等同于实施负利率政策,由此打破零利率下限约束,释放货币政策空间。法定数字货币可以优化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以及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困境。最后,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完善支付体系运行。由于信用现钞支付功能不足,中央银行“不得不”向私人部门让渡货币发行权,由私人部门提供补充的支付服务,但同时造成社会支付链条不断延长,部分支付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后,中央银行可以摒弃“私人部门提供支付服务,中央银行给以价值担保”的传统模式。法定数字货币具有的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编程性等技术特点,使得任何支付行为均可以被追踪,这样能够及时发现异常交易,增加支付透明度,增强监管穿透性,也能够减轻中央银行监管负担以及对私人部门的价值担保。在支付主体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法定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信用级别上高于电子货币,同时还是密码货币,安全性上更好。在跨境支付方面,信用现钞的印制、发行、携带、调运、存储事无巨细,纷繁复杂,不适合跨境支付,已经长期妨碍了货币的国际流通。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将丰富和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功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法定数字货币面临着较大的现实需求,他更将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一方面,因其具有与信用现钞不同的功能特点将带来行为主体之间行为模式的差异,产生传统法定货币所没有的新问题。另一方面,只有在既有的法律制度下,才能对特定的可转移产权做出是否构成货币的判断,法定数字货币要履行法定货币职能需要货币法授权与规定。按照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分析框架,考察我国现行货币制度规则供给状况,尚且不能完全满足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一是现行货币发行规则无法完全适用法定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调拨、清点、核对、流通及销毁均依赖于网络系统,原先信用现钞发行、调拨、清分、销毁、回笼等以地域、实体库为载体的模式以及相应的管理机制不再适用。二是现行货币运行规则未包含法定货币互换的内容。法定数字货币一旦发行,我国法定货币体系中将出现多种类型的法定货币,势必出现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问题,这是传统货币制度没有也无法提前规定的。三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中央银行与持币人直接联系的规范。持币人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价值转移效果需要由中央银行最终确认,持币人身份信息、账户信息等需要登记及管理在中央银行系统中,这均将直接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内容。四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可控匿名的规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可控匿名性有助于查证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但如何界定有权机关的权力边界,这需要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并做好持币人隐私保护与打击违法犯罪之间的利益平衡。围绕着法定数字货币治理的诸多方面,现行货币制度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不适宜之处不仅以上这些,缺乏适宜的制度规则将成为法定数字货币创新的重大障碍。法定数字货币并非简单的货币技术升级,而是深刻的政策与法律问题,亟待在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制度框架内运作,亟待补充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供给。对于新制度与旧制度的关系,就好比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绳索论”,每一截新的绳索与前一截可能并不相同,但却相互联系着,构成一种“家族相似”性。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也是如此,应当以一种历史与当下联系的发展思维加以对待。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架构,提出以下制度供给思路和立法模式建议。首先,需要将法定数字货币纳入人民币范畴,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和法律地位,从法律上赋予法定数字货币强制法偿性,这是法定数字货币法律属性的起点。其次,从五个方面提出制度供给的具体思路,即明确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基本架构和制度规则,完善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中支付结算体系规范,创新法定数字货币洗钱和违法犯罪预防和查证体系,完善法定数字货币信息安全保护规则,创新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规则。第三,短期内,建议先单独将可能涉及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分别修改,或者进行扩大解释,将法定数字货币涵盖其中,尽量满足短期内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及运行的规则需要。长期来看,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货币基本法来做好顶层设计的原则性立法,明确法定货币与代币票券的具体含义与具体效力;将信用现钞与法定数字货币一同纳入货币基本法规制范围内,统一明确法定货币的基本制度规则;做好与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法律规范中有关货币条款衔接与互动的原则性规定,减少法律冲突。在货币基本法下再由其下位规则予以阐释和具化,逐步建立以货币基本法为统领,“由上而下、上略下详”,体系完备的货币制度规范体系。在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的整体架构下,首要的是进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制度构建,主要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和流通管理机制,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一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在赞同间接发行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四点发行目标、五项发行原则,确立双层货币发行架构,即根据现行人民币管理原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来完成,坚持“中心化”管理模式,利用现行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实现法定数字货币的投放和回收。这样,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投放与回笼即为法定数字货币在数字货币账户或用户端的数字钱包、中央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库、商业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银行库,这三个关键元素之间转移与交互的过程,也是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流动、清点核对及消亡的过程。二是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机制。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流通环境建设中,需要建立法定数字货币账户和银行存款账户并存的二元账户体系,开发商业银行内部的数字货币支付系统,满足数字货币钱包开立及维护、数字货币钱包与银行存款账户绑定及维护、数字货币账户存取现金、电子货币与数字货币兑换等各类功能。此时货币体系存在两种法定货币,货币的运行与流通也会相应地分隔为“信用现钞流通体系”、信用现钞的映射--“电子货币流通体系”和“法定数字货币流通体系”,明确了三类流通体系的货币转换规则。同时,要完善大额现金管理制度等流通配套管理制度。三是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过程中,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将产生与信用现钞不同的直接的法律关系。社会公众的法定数字货币权利,也将在普通法定货币权利基础上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的货币选择权、货币兑换权、支付确认权和赔偿请求权上。如此以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的权利义务与信用现钞情景下的权利义务既有一定的重叠也有明显的差异,进而具体配置了各参与主体的主要权利结构和义务结构。总之,从技术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技术日新月异;从法律和经济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还十分年轻。法定数字货币研究与实践还在不断地探索与创新之中,现阶段,必须注重技术手段、机制设计和法律法规三个层次的协调统一,才能构建出兼具安全性与灵活性、简明高效、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定数字货币制度规则体系。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力和未来发展前景极为广阔,他是正在发展变化着的新生事物,谁都难以预计他将以怎样的速度发展,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张旭文[10](2021)在《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进入由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向平衡、充分发展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在发生变化。在诉求缩小城乡、阶层差距,诉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保障性住房制度是城市弱势群体基本生存的“兜底”制度。而城市弱势阶层又以新时代的产业工人主体“农民工”为主,为此,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分析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问题,以保障性住房制度为问题的“纽结”,关联到城乡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双向互动问题,从而跳出了城市谈城市保障房、跳出了保障房制度本身谈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可以使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本研究主要采用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过程中存在的“有效性不足”问题,以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为主要分析视角,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发生和变革的逻辑,并得出本研究的核心观点:在市场发育不完全情况下,我国以“政府引导市场”模式推动保障性住房发展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经济社会越来越复杂化,这种模式的路径依赖,使我国保障性住房供求结构失衡,供给有效性不足,为此,启用“市场引导政府”的模式,可以大大降低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达到有效供给目标的交易成本,增强保障性住房制度效率。在交代选题的背景与意义、理论与方法、以及回顾已有的相关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见第1章、第2章),本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内容:第一,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的历史与制度变迁逻辑(见第3章)。通过梳理我国保障性住房形成和改革的历程,得出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的逻辑: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体制的形成,是伴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而发生和发展,它遵循着与我国住房市场化、商品化改革的互动逻辑。通过我国住房改革和保障性住房发展的历史变迁,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政策的路径选择及其成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向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过程,基本的主导力量还是政府通过一定程度的资源垄断,利用不完全的市场,发挥强有力的经济介入和控制作用的过程,即外界称之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实施过程,由此,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基本上可定位为“政府引导市场”模式。第二,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的现实困境及制度原因(见第4章)。在相关政策文献和研究文献梳理和现实调研的基础上,设计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的评价内容,这种评价内容涵盖量的标准、质的标准以及社会公平目标的价值标准。以此评价内容为评价标准,发现我国保障性住房的“有效性”是充分还是不足,找出与供给“有效性充分”的要求存在的差距。主要以制度经济学为分析框架,分析保障性住房存在供需不平衡,供给的有效性不足问题的制度原因,并以制度设计为手段,旨在打破过度通过行政权力配置保障性住房的旧制度路径依赖,形成市场配置保障性住房,以顺应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一主要矛盾的破解所需,以及改变当前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追求高速度忽略内涵式发展之弊端。第三,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实证研究(见第5章)。通过模型分析,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保障性住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以及与保障性住房住户满意度问题,实证得出的结论是总体来看我国保障性住房原有的政府引导市场模式已经造成了一定保障房效率不高现状,需要一种新的模式来重新引导保障房的保障职能。第四,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变革的个案分析(见第6章)。通过分析重庆模式、上海模式和丰城模式三个典型案例,及其模式产生的制度逻辑,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可资为借鉴的经验。三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破解了保障性住房制度运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制度运行交易成本增大,而导致保障性住房供给的有效性不足甚至无效率供应的尴尬局面,其通过制度变更形成现有模式的内在的动力,是相关主体对于超额剩余,即“租”的寻求以及对于制度运行过程中交易成本减低需求的行为反应。第五,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关键制约因素与“市场引导政府模式”路径转向(见第7章第8章)。在前述我国保障性住房存在不足及制度原因的现实问题梳理基础上,提炼出导致供给有效性不足的核心制度因素,结合前述案例经验,论证了“政府引导市场”的改革模式要发挥较好的效率,其前提是政府掌握的信息存在非滞后性,而现实中政府的决策滞后于市场机制的反应能力,导致保障性住房在受惠主体的甄别、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结构(安居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还是特租房等)和布局、投资结构和方式等,均出现了较大的问题。与更充分、更有效供给要求有一定差距,为此,必须通过制度的安排,降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制度的实施效率,打破行政权力主导保障性住房建设而发生偏差的体制机制之弊,充分研究市场规律和市场供求,从而打破“政府主导市场”模式的路径依赖,向“市场主导政府”的新的改革路径转型。在明确了市场引导政府的大的改革方向后,本研究对于与市场导向相关联的产权问题、大数据赋能问题、交易的信用问题等,以制度经变迁的内在机理为分析框架,作了较深入剖析和制度设计的探索。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融通,历史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分析了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存在的问题,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甚至出现局部无效供给现象;第二,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三,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形成及改革的历史逻辑在于政府引导市场。第四,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应该是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保障性住房相关主体交易成本的节约行为选择是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为此,提出的制度建议是:契合新时代平衡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诉求,改革的主导价值应该是激发相关主体的内生力量主导制度变迁。为此,未来改革的总方向应该是市场引导政府,即政府作为保障性住房供给主体,须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激励机制对于资源配置的优化效率,为此要在产权改革、法制环境建设、大数据赋能等方面,为市场机制促成保障性住房供给“更加有效”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论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次系统地通过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研究保障性住房供给问题;第一次从供给“有效性”的问题出发,系统研究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的逻辑并提出改革的思路。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体现在:对于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历史的高度概括性总结——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的四重悖论问题的提出;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诉求下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市场引导政府”路径转向;打破城乡建设用地二元结构壁垒实现农村建设用地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以促成保障性住房供给成本降低,从而使保障性住房回归“可负担性”本来定位,等等。
二、市场经济中银行经营的难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市场经济中银行经营的难点(论文提纲范文)
(1)新计划经济:特征、作用、应用场景与研究建议——以商业银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文献综述 |
(一)关于对新计划经济概念与内涵的研究 |
(二)关于对新、传统计划经济的关系研究 |
(三)关于对新计划经济作用与意义的研究 |
三、新计划经济:特征、作用场景与研究建议 |
(一)新计划经济特征 |
1.计划制定依据:数据化。 |
2.计划制定手段:技术化。 |
3.计划达到水平:精准化。 |
4.计划运行方式:融合化。 |
5.计划作用基础:市场化。 |
(二)新计划经济:作用场景与条件的考量 |
1.科技特别是大数据技术已具相当规模。 |
2.有适应科技运用的组织体系与人才队伍。 |
3.有完整和系统的法律规范与制度体系。 |
4.全社会数字化程度已经是相当的成熟。 |
5.社会咨询、测评第三方机构丰富发达。 |
(三)新计划经济研究结论与基本建议 |
1.重视技术但坚决反对技术决定论。 |
2.防止技术为恶资本所操作和运用。 |
3.严格防范科技创新带来的新风险。 |
4.做好效率与社会就业的平衡协调。 |
5.做好传统、新计划经济模式衔接。 |
6.坚持反垄断并保持市场适度竞争。 |
7.力求新计划经济下计划的科学性。 |
8.创设新计划经济发挥作用的场景。 |
四、结语 |
(2)乡村振兴战略与数字乡村金融:商业银行机遇、难点与发力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文献综述 |
(一)乡村振兴战略有关政策疏理 |
(二)关于乡村振兴概念及必要性研究 |
(三)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中难点的研究 |
(四)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对策的研究 |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商业银行的机遇、难点与发力重点 |
(一)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商业银行发展新机遇 |
1. 乡村振兴战略拓宽商业银行市场发展空间 |
2. 乡村振兴战略驱使商业银行加快转型升级 |
3. 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商业银行供给侧结构改革 |
(二)乡村振兴战略与商业银行经营的基础性矛盾 |
1. 乡村经济规模不稳定与乡村金融风险识别管理难度加大矛盾 |
2. 乡村经济的低回报率与乡村金融资金运用的追逐高赢利性矛盾 |
3. 乡村经济的广泛布局与乡村金融物理网点机构的急聚收敛性矛盾 |
4. 乡村经济的低知识人群与乡村金融高金融意识、人才之间的矛盾 |
(三)数字乡村金融:商业银行新场景发力重点 |
1. 数字技术破解乡村经济振兴与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矛盾 |
2. 商业银行发展数字乡村金融措施 |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
(一)研究结论 |
1. 乡村振兴是科学的战略选择 |
2. 金融跟进是不可或缺的后盾 |
3. 数字乡村金融是金融的方向 |
4. 数字乡村金融须实践中进化 |
(二)研究建议 |
1. 加大政策对数字乡村金融的扶持 |
2.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 |
3. 建设开放乡村公共数字信息资源 |
4. 构建乡村金融风险管理系统工程 |
5. 放开银行支持乡村有关线上业务 |
6. 确保农村资金不发生逆向流动 |
(3)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 研究缘起 |
(二)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一)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研究 |
(二)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研究 |
(三) 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四、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一) 论文创新点 |
(二) 论文难点 |
第一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一、统一战线 |
二、民营经济 |
三、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思想渊源 |
一、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思想 |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蕴含的对资产阶级统战思想 |
三、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三重功能 |
一、政治引导功能 |
二、政治吸纳功能 |
三、政党调适功能 |
第二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初步探索(1978-1992) |
第一节 民营经济产生与党对民营经济人士初步认识 |
一、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与民营经济产生 |
二、“看一看”方针 |
三、邓小平对民营经济人士群体的判断 |
第二节 民营经济发展波动与民营经济人士选择 |
一、治理整顿与左倾思想抬头:民营经济发展波动 |
二、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境遇表现:红帽子与假集体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正式出台 |
一、制定统战工作“八字方针” |
二、赋予工商联新历史使命 |
第三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1992-2012) |
第一节 促进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完善的因素 |
一、南方谈话破除社会主义传统认识 |
二、民营经济人士群体新需要 |
三、民营经济发展引发新争议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的突破 |
一、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身份再认识 |
二、民营经济人士可以入党 |
三、政治安排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渐完善 |
一、坚定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
二、首倡“两个健康” |
三、协调劳动关系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
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提上日程 |
五、推进光彩事业引导先富帮后富 |
第四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纵深发展(2012——) |
第一节 推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深化的多重因素 |
一、十八大以来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调整 |
二、“民营经济离场论”引发热议 |
三、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深化 |
一、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 |
二、“两个始终”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益深化 |
一、“两个健康”新阐释 |
二、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 |
三、光彩事业助力精准扶贫 |
四、民营企业党建出现多种形式 |
第四节 新课题: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
一、政商关系畸形的三重因素 |
二、新型政商关系内涵 |
三、构建政商交流常态化机制 |
第五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回顾总结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总体态势 |
一、政策价值理念的调整 |
二、政策对象的地位变化 |
三、政策实施效果突出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经验启示 |
一、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 |
三、社会舆论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 |
四、国际环境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 |
五、必须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自身利益 |
六、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
七、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同发展 |
第六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优化完善 |
第一节 创新“民二代”统战政策 |
一、“民二代”交接班的三重考验 |
二、提高对“民二代”交接班的重视程度 |
三、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 |
四、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 |
五、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 |
第二节 优化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政策 |
一、严格政治安排标准 |
二、凸显政治安排差异性 |
三、发挥民营经济人士的监督作用 |
第三节 积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
一、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发展问题 |
二、弘扬企业家精神 |
三、保障互联网从业者劳动权益 |
四、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的统战功能 |
第四节 完善统战方针政策的组织依托 |
一、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 |
二、全面认识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
三、科学发挥党组织的结构性功能 |
四、提升党组织活力 |
结语: 基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进一步思考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马克思产权理论下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研究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1.国内研究现状 |
2.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 |
1.文献研究方法 |
2.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
3.分析与综合的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1.创新之处 |
2.不足之处 |
一、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内涵及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指导意义 |
(一)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和改革目标 |
1.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 |
2.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目标 |
3.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核心 |
(二)马克思产权理论的主要观点 |
1.生产力水平决定产权制度变革及其多样化 |
2.产权是所有权与占有权等的统一和分离 |
3.产权关系明确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前提 |
(三)马克思产权理论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指导意义 |
1.生产力水平状况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本遵循 |
2.产权权能分离思想为产权多元化的实施指明路径 |
3.产权关系明确思想为保障产权主体权益提供思路 |
二、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历程及其成效 |
(一)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历程 |
1.党的十四大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奠定基础 |
2.党的十五大初步界定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 |
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稳步发展 |
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混合所有制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 |
(二)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实践取得的成效 |
1.国有资产布局结构进行了优化调整 |
2.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 |
3.促进了不同所有制经济合作与发展 |
三、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
(一)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1.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不平衡 |
2.产权混合过程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现象 |
3.非公有制经济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不高 |
(二)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
1.对生产力水平存在差异认识不清晰 |
2.产权权能分离中监督权行使不到位 |
3.民营企业的权益未能得到很好保护 |
四、依据马克思产权理论推进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对策 |
(一)遵循生产力水平原则分类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
1.规范引导公益类国有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 |
2.稳妥推进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
(二)按照产权权能相分离的观点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
1.健全混合所有制企业资产监督管理体制 |
2.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
(三)依据产权明晰思想建立合理的产权交易机制 |
1.完善产权流转市场机制 |
2.健全产权交易服务保障体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5)平台经济中的共享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来源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平台经济的内涵 |
1.2.2 平台经济的“共享”争议 |
1.2.3 对平台经济已有研究的述评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重难点与创新点 |
1.4.1 重难点 |
1.4.2 创新点 |
2 平台经济中共享发展的释义:基于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 |
2.1 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的基本观点 |
2.1.1 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 |
2.1.2 两种社会制度的生产方式具有根本差异 |
2.2 平台经济中共享发展的生产力解析 |
2.2.1 科技进步推动经济组织变革 |
2.2.2 经济组织变革为共享发展奠定生产力基础 |
2.3 平台经济中共享发展的生产关系解析 |
2.3.1 企业关系中的共享发展 |
2.3.2 劳动关系中的共享发展 |
2.3.3 两种社会制度下共享发展的不同内涵 |
2.4 本章小结 |
3 平台经济中共享发展的现状及特征 |
3.1 平台经济的共享发展现状 |
3.1.1 共享发展的国内外对比 |
3.1.2 共享发展内容的变迁 |
3.2 平台经济中共享发展的普遍性特征 |
3.2.1 刚性与弹性并存 |
3.2.2 共建性与排他性并存 |
3.2.3 虚拟性与现实性并存 |
3.3 平台经济共享发展的两种制度对比 |
3.4 本章小结 |
4 平台经济中共享发展面临的问题 |
4.1 生产力视角下的不充分不平衡 |
4.1.1 共享发展总量不足 |
4.1.2 共享发展结构失衡 |
4.2 生产关系视角下的不合理 |
4.2.1 控制—依附关系 |
4.2.2 无偿占有剩余价值 |
4.3 治理体系滞后 |
4.3.1 数据垄断与信息泄露 |
4.3.2 群众权益保障的缺失 |
4.3.4 政府的监管力度不足 |
4.4 本章小结 |
5 促进平台经济共享发展的对策 |
5.1 创新驱动提升平台经济共享发展的水平 |
5.2 完善生产关系以引导共享的高质量发展 |
5.3 加强平台经济共享发展的政府监管力度 |
5.4 本章小结 |
6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历 |
(6)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探讨 ——以上港集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关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 |
1.2.2 关于员工持股计划的研究 |
1.2.3 关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的研究 |
1.2.4 文献评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本文框架 |
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理论概述 |
2.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的内涵与特点 |
2.1.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的内涵 |
2.1.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的特点 |
2.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模式 |
2.2.1 员工持股会持股模式 |
2.2.2 有限合伙企业持股模式 |
2.2.3 资产管理计划持股模式 |
2.3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的一般动因 |
2.3.1 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价值 |
2.3.2 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 |
2.3.3 促进多种经济体共同发展 |
2.4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的理论基础 |
2.4.1 劳动力产权理论 |
2.4.2 分享经济理论 |
2.4.3 委托代理理论 |
3 上港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案例介绍 |
3.1 上港集团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
3.1.1 上港集团公司简介 |
3.1.2 上港集团股权结构 |
3.1.3 上港集团员工构成 |
3.2 上港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历程 |
3.2.1 实施政企分离 |
3.2.2 完成集团股份制改革 |
3.2.3 实现整体上市 |
3.2.4 推行员工持股计划 |
3.3 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方案的内容设计 |
3.3.1 持股对象广泛 |
3.3.2 员工自筹资金 |
3.3.3 定向增发股票 |
3.3.4 约束机制严格 |
3.3.5 管理专业透明 |
4 上港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案例分析 |
4.1 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动因 |
4.1.1 顺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 |
4.1.2 应对港口行业转型升级 |
4.1.3 满足企业自身发展需要 |
4.2 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的作用机理 |
4.2.1 治理机制:改善资本结构,加强内部监督 |
4.2.2 激励机制:绑定员工利益,提高经营效率 |
4.3 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的效果评价 |
4.3.1 稳定资产负债结构 |
4.3.2 实现多元股权制衡 |
4.3.3 优化集团人力资本 |
4.3.4 提升集团经营绩效 |
5 案例研究结论与启示 |
5.1 研究结论 |
5.1.1 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拥有充分的实施条件 |
5.1.2 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的方案设计科学合理 |
5.1.3 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的作用机制产生正效果 |
5.2 研究启示 |
5.2.1 混改下应全力推行国有企业的员工持股计划 |
5.2.2 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计划应尊重企业特性 |
5.2.3 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计划应注重方案设计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1.5 研究的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研究 |
2.2 跨境资本流动相关研究 |
2.3 研究述评 |
第3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 |
3.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联性 |
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分析 |
4.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现状分析 |
4.2 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分析 |
4.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联性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5.1 研究假设 |
5.2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杠杆的影响 |
6.1 研究假设 |
6.2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虚拟经济稳定的影响 |
7.1 研究假设 |
7.2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减税降费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及建议 ——以J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文献评述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分析 |
2.1 我国中小企业基本界定 |
2.2 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征与作用 |
2.2.1 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征 |
2.2.2 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
2.3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挑战 |
2.3.1 中小企业税费负担重 |
2.3.2 中小企业融资难 |
2.3.3 中小企业人才流失严重 |
3 我国现行中小企业减税降费政策梳理 |
3.1 减税降费政策出台的背景意义 |
3.2 小微企业税收优惠 |
3.3 支持融资税收优惠 |
3.4 促进技术进步税收优惠 |
3.5 其他方面的减税降费政策 |
4 减税降费政策对中小企业的成效——以J市为例 |
4.1 助力了企业降本增效 |
4.2 鼓励了企业创新转型 |
4.3 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 |
5 中小企业在减税降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5.1 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不协调 |
5.2 减税降费政策缺乏系统性、稳定性 |
5.3 不同行业间受益程度不一 |
5.4 部分政策门槛高影响减税降费效果 |
6 完善中小企业减税降费政策的对策建议 |
6.1 提高直接税在税收结构中的比重 |
6.2 提高政策稳定性,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
6.2.1 完善税种间的政策协调 |
6.2.2 建立规范的政策框架 |
6.2.3 加强减税降费统计核算 |
6.3 加强税收征管,降低遵循成本 |
6.3.1 加强日常跟踪管理 |
6.3.2 完善认定管理办法 |
6.3.3 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
6.4 拓展减税降费形式,丰富政策扶持手段 |
6.4.1 加强政策宣传 |
6.4.2 加大优惠力度 |
6.4.3 优化管理服务 |
6.5 减轻中小企业融资压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和研究背景 |
第二节 核心名词辨析和界定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三、诸“货币”形态关系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内涵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规制 |
五、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 |
一、研究方法 |
二、内容框架 |
三、主要创新 |
第二章 货币本质和货币形态演进基本规律 |
第一节 货币的本质与主要理论 |
一、货币的内涵和本质理论 |
二、货币的职能和理论发展 |
三、货币的社会和法律属性 |
第二节 货币形态演进及其规律 |
一、货币形态演化进程和经济特征 |
二、货币形态演化的经济科技基础 |
三、货币形态演化的法经济学规律 |
第三节 新科技与数字货币发展 |
一、数字货币产生的经济科技基础 |
二、货币数字化和数字货币的产生 |
三、数字货币基本特征和价值改进 |
第三章 法定数字货币基本理论和逻辑基础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及其基本理论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内涵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属性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特征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新挑战 |
第二节 数字形式“货币”的差异比较 |
一、法定数字货币与电子货币 |
二、法定数字货币与虚拟货币 |
三、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的绩效和价值 |
一、货币竞争模式及其基本特点 |
二、现行货币竞争的绩效与不足 |
三、法定数字货币价值功能改进 |
第四章 国内外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开发 |
第一节 国外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推进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政策和监管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实践 |
第二节 国际组织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取向和监管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观点 |
第三节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开发 |
一、法定数字货币理论和政策取向 |
二、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和开发实践 |
三、法定数字货币科技和金融路径 |
第五章 法定数字货币对金融机制的影响和效益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机制的影响 |
一、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供应的变化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变化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控制的提升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
一、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理论及其实践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调控机制的优化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传导机制的改进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影响 |
一、我国现行支付体系及其运营模式 |
二、我国支付体系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完善 |
第六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与需求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需求和供给 |
一、现行法定货币的制度规则及评析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和创新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和架构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思路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立法模式选择 |
第七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制度构建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制度架构 |
一、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经济目标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 |
三、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管理机制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 |
一、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体系和基础 |
二、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机制 |
三、法定数字货币流通的配套制度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权责义务及配置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主要法律关系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权责配置 |
三、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权责分配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一、全文总结 |
二、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的背景 |
1.1.2 研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1.2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1.2.1 研究目标 |
1.2.2 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 核心观点、理论支点及分析框架 |
1.3.1 核心观点 |
1.3.2 理论支点与分析框架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保障性住房及其制度 |
2.1.2 有效供给与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 |
2.2 理论观点回顾与研究的新视角切入 |
2.2.1 保障房相关理论观点回顾 |
2.2.2 研究的新视角切入: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
2.2.3 制度及其变迁与保障性住房供给政策的关联性 |
2.3 为什么要诉求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 |
2.3.1 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政策诉求的背景与意义 |
2.3.2 推动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制度变迁解释 |
第3章 历史回顾:我国保障性住房“政府引导市场”的制度变迁逻辑 |
3.1 住房政策和住房市场变迁: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历史背景 |
3.1.1 政府包办的福利分房制度时期(1949~1978) |
3.1.2 住房商品化改革试点与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8) |
3.1.3 全面市场化启动与商品房市场初步发展阶段(1998~2003) |
3.1.4 受土地财政影响房地产非理性迅猛发展阶段(2004~2018) |
3.2 我国保障房与住房改革的互动: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历史回顾 |
3.2.1 住房商品化试点与推进中的保障性住房制度探索阶段(1978~1998) |
3.2.2 保障房体系伴随住房商品化全面实施而初步确立阶段(1998~2001) |
3.2.3 保障性安居工程随土地财政凸显而逐渐萎缩阶段(2002~2006) |
3.2.4 保障房体系重新确立并逐步完善阶段(2007~至今) |
3.3 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模式改革的历史逻辑与制度变迁解释 |
3.3.1 政府引导市场:历史背景与现实困局 |
3.3.2 “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路径选择的历史逻辑 |
3.4 制度变迁解释:交易费用逻辑下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互动 |
第4章 现实反思: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的制度考察 |
4.1 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现状与制度因素 |
4.1.1 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的现状剖释 |
4.1.2 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不足问题的制度因素探究 |
4.2 重建设轻后续管理: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偏差的交易费用理论分析 |
4.2.1 厚此薄彼:保障性住房建设与后续管理的不平衡发展 |
4.2.2 问题的原因:认识偏差与制度障碍 |
4.2.3 问题的解释:交易成本影响决策与制度生成逻辑 |
4.3 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悖论 |
4.3.1 “可负担性”成本控制与保障房制度可持续要求的悖论 |
4.3.2 产权“完整性”流转要求与产权“约束性”工具的悖论 |
4.3.3 获得住房保障资格与导致更高生活工作成本的悖论 |
4.3.4 人口结构性流动与各地省、市、区“计划供给”的悖论 |
4.4 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不足与城乡土地供给结构性矛盾 |
4.4.1 农村土地入市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机制不畅 |
4.4.2 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成本问题与城乡土地供需结构性矛盾 |
4.5 旧模式与新要求:当前“政府引导市场”困境与制度变迁诉求 |
4.5.1 政府引导市场的管理困境 |
4.5.2 双向互动与动态变迁:保障房制度变革诉求 |
第5章 实证分析:供给有效性不足折射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契合度欠缺 |
5.1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宏观考察的实证检验 |
5.1.1 研究设计 |
5.1.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5.2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微观考察的实证分析 |
5.3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的调查及统计分析 |
5.4 基于制度变迁的结果分析 |
第6章 个案分析: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不足制度突围典型模式 |
6.1 重庆“破除四重壁垒”模式 |
6.1.1 优惠政策突破人口流动壁垒 |
6.1.2 突破土地属性壁垒 |
6.1.3 突破住房品质差异壁垒 |
6.1.4 信息化平台突破后期管理壁垒 |
6.2 上海共有产权房模式 |
6.2.1 共有产权房制度及其目的 |
6.2.2 上海共有产权模式产生的背景 |
6.2.3 上海保障性住房共有产权模式的运行机制 |
6.3 江西省丰城市企业化经营模式 |
6.3.1 江西省丰城市保障性住房企业化运作模式背景 |
6.3.2 丰城市保障性住房制度企业化运作及其意义 |
6.4 上述个案的制度变迁逻辑:“租”与“交易费用”引致制度变迁 |
第7章 “内生”与“外生”: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约因素两大关键点 |
7.1 外生制约因素:影响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环境条件 |
7.1.1 制度环境缺陷: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的法制困惑 |
7.1.2 信息工具赋能不足:保障房制度运行交易成本降低的瓶颈 |
7.2 内生制约因素:产权、信用缺陷限制交易的发生和发展 |
7.2.1 产权问题: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核心制约因素 |
7.2.2 重要制约因素:信用问题与保障性住房各主体间金融需求矛盾 |
第8章 推动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制度设计 |
8.1 从“政府引导市场”到“市场引导政府”: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改革的总路向 |
8.1.1 “市场引导政府”内涵与意义 |
8.1.2 “市场引导政府”制度模式选择的必要性 |
8.1.3 市场引导政府新模式视角下政府与市场互动的逻辑 |
8.2 完善法律与契约制度,营造保障房制度运行环境 |
8.2.1 完善法律制度 |
8.2.2 完善契约制度 |
8.3 土地产权改革“破局”矛盾: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帕累托改进 |
8.3.1 以法制硬核强化集体主体性地位,形成政府与集体地权的制衡机制 |
8.3.2 落实农村土地改革新政策,优化适应保障房市场的土地产权结构 |
8.3.3 实行土地指标交易,打破保障性住房建设地理空间局限性 |
8.4 政府与市场互动:破解悖论以增强保障房供给的“有效性” |
8.4.1 制度创新破解“重建设轻管理”的偏差:交易成本的分析 |
8.4.2 对接农村建设用地:节约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土地成本 |
8.4.3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把握相关主体的行为逻辑 |
8.4.4 产权与保障模式优化:形成“约束性”与“流转性”对立统一机制 |
8.4.5 复合产权结构:破解保障性住房信用不足与融资难之间矛盾 |
8.5 网络与大数据工具赋能:精准识别破解保障性住房管理成本问题 |
8.5.1 落后于经济社会形势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制度呼唤数字技术革命 |
8.5.2 多元数据平台建设措施,降低保障性住房供给制度实施的交易成本 |
8.5.3 降低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运行成本的管理信息系统设想 |
8.6 本章总结: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互动及其变迁的分析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进一步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市场经济中银行经营的难点(论文参考文献)
- [1]新计划经济:特征、作用、应用场景与研究建议——以商业银行为例[J]. 陆岷峰.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报, 2021(02)
- [2]乡村振兴战略与数字乡村金融:商业银行机遇、难点与发力重点[J]. 陆岷峰. 金融科技时代, 2021(06)
- [3]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D]. 侯恩宾. 山东大学, 2021(11)
- [4]马克思产权理论下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问题研究[D]. 王雨欣.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5]平台经济中的共享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D]. 刘慧慧. 浙江大学, 2021(01)
- [6]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探讨 ——以上港集团为例[D]. 裘昕玥.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7]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研究[D]. 温健纯. 广西大学, 2021(12)
- [8]减税降费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及建议 ——以J市为例[D]. 傅孟清.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9]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D]. 余雪扬.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10]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D]. 张旭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