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突厥汗国的政治制度辨析（论文文献综述）
冯雨晴[1]（2020）在《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研究》文中认为唐朝京师长安由于地缘因素,始终处于北方游牧族南下的威胁之下。为了抵御其势力南下,唐前期诸位皇帝不断经营,最终建立了守卫京畿的京北屯防体系。本文即以京北屯防体系为考察对象,探讨京北屯防系统的构建过程及阶段性特点。第一章的内容为唐初对京北地区的军事开拓,时间是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到高宗弘道元年（683）。在唐朝建立之初,唐朝在京北地区掌控的地域仅至灵州、庆州、延州一线,以北皆属突厥及其附属势力。在此情况下,唐朝的首要目标是开拓北疆,至太宗贞观四年（630）,唐军灭亡突厥,之后唐太宗调整了京北都督府的布局,形成丰-胜第一防线、灵-夏第二防线及原-鄜第三防线这三道军事防线。唐朝军队继续向北征战,灭亡薛延陀,令漠北诸部纷纷臣服。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设置燕然都护府管辖漠北羁縻府州。唐朝建立了以京北都督府和都护府监管羁縻府州的安边体系。高宗时期,羁縻府州安边体系继续发展,直至调露元年（679）的突厥部落叛乱冲击了这一体系,唐朝没有能力彻底平息叛乱,使得京北都护府丧失原本的职能,羁縻府州安边体系也因此失效。第二章的内容为以三受降城修筑为标志的京北屯防体系的初步构建,时间是从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到玄宗先天即位（712）。从高宗调露元年（679）开始的突厥叛乱不断加剧,而唐朝军队难以根除边患,唐廷只能寻求其他方法,目的是解决突厥南侵的问题。但是,武周朝的绥靖政策并不奏效,唐朝只能更加专注于朔方军及军城的建设。武则天万岁通天初,唐朝在灵州西部修筑了丰安军城。唐中宗景龙二年（708）,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在黄河北岸修筑了东、中、西三座受降城。三受降城的修筑,阻断了突厥南下抄掠的道路,扭转了此前唐朝在京北屯防上的被动局面,成为京北屯防体系初步构建的标志。初步构建的京北屯防体系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主要依靠驻屯的朔方行军及新筑的朔方军城构建,而不是过去的京北都督府之兵。第二,三受降城的修筑,让京北屯防体系的丰-胜第一防线从“守在黄河”变成了“守在阴山”,改变了整个京北的屯防格局。第三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的稳固构建与特点,以玄宗开天时期朔方节度使的设置与屯防布局为中心的研究。唐玄宗即位后,首先是解决突厥南侵唐朝安西及东北疆的问题,在尝试和亲无果后,玄宗定计北伐突厥,诛杀默啜可汗,使得突厥对唐政策发生转变,由南下抄掠变为对唐称臣。至此,玄宗解决了困扰唐朝多年的突厥南侵问题。随后,唐玄宗顺势解决了河曲降户带来的北防隐患问题:开元八年（720）,朔方道大总管王晙诛杀河曲突厥降户殆尽;开元十年（722）,朔方节度使张说解决了六胡州的后续叛乱。另一方面,唐玄宗不断发展朔方军,设置朔方节度使,又扩充节度使职权,以朔方节度使兼领支度、营田等使职,最终构建了稳固的京北屯防体系。这一时期京北屯防体系有三个显着的特点:第一,京北屯防体系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唐朝中央对朔方军权的掌控及对朔方节度使的选任控制。第二,京北屯防体系包括军队、屯田、马政、盐政、和籴,形成相互交织的网状形态。第三,京北屯防体系的防御重心逐渐从丰-胜第一防线和灵-夏第二防线转向原-鄜第三防线。第四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的瓦解与崩溃,时间是从安史之乱爆发（755）到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为了平叛,将屯驻京北地区的大部分朔方军内调,使得京北仅余少量军城兵屯戍。这些军城兵多为老弱残兵,无法抵御河曲蕃族部落的反叛以及西南方吐蕃对京北地区的蚕食,京北三道防线逐渐瓦解,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侵入长安,京北屯防体系彻底崩溃。第五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的地位与作用。京北屯防体系既要防御突厥,又要抵御吐蕃,与防御突厥的河东屯防体系及抵御吐蕃的河陇屯防体系组成了环京畿屯防布局。微观层面上,京北屯防体系第三防线支援河陇屯防体系,是抵御吐蕃侵袭京畿的“河陇-京北”屯防体系的第二道军事防线;京北屯防体系第一防线与河东屯防体系第一防线连为一体,组成“京北-河东”屯防体系的第一道军事防线。宏观层面上,京北屯防体系北防突厥、西御吐蕃,成功阻断了吐蕃与突厥之间联兵入侵的可能,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六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与秦、西汉、隋北防体系及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历史上除了唐王朝之外,秦朝、西汉及隋朝的京师也位于关中地区,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相近,使得这些王朝同样存在防御北方游牧族南下抄掠、守卫京师地区安全的问题,而这些王朝也都构建了军事防御体系。另外,安史之乱后唐前期构建的京北屯防体系崩溃,唐代宗在吐蕃等侵袭京师的压力下,构建了新的京西北屯防体系。将京北屯防体系与秦、西汉、隋北防体系及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京北屯防体系与这些军事防御体系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不同。相似之处主要在于军事防线的构建。在防御工程、后勤保障等方面,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有着自身特点。
郭万里[2]（2020）在《突厥汗国左翼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游牧民族的突厥在其军政上实行的是两翼制度。本文主要对突厥汗国的左翼若干问题进行论述。“左翼”顾名思义就是左边、东面之意,突厥汗国的左翼是指蒙古高原东部,即大兴安岭南北地区。在此地区生活的诸部中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铁勒诸部及“两蕃”等非突厥语族部落。其统治者是左翼首领。左翼首领作为辖区内的君主地位高,其下又有九姓联盟可汗、设、俟利发、俟斤等大小官员。这些从上至下的官员共同组成了突厥汗国的左翼官僚系统。也就是说,左翼实则就是一个独立的团体,有自己的君主,也有自己的部落与民众。若把左翼单独划分出来进行研究,会更能加深一些历史问题的了解。比如,对铁勒诸部与两蕃等部统治的不同点,左翼统治的运行模式以及左翼与中央的关系等问题。本文以前言、正文、结语三大部分组成。前言中包括选题研究意义、前人研究以及新意等内容。正文共分四章内容。第一章主要围绕左翼势力的形成及范围进行论述;第二章叙述了左翼对属部的统治及统治模式等;第三章以左翼首领为关注点进行论述,围绕有记载疑点的首领以及有关“大小可汗”的问题进行论述;第四章中主要论述了左翼首领牙帐所在地、与左翼有某种联系的钩形印及“东面储君制”的相关问题等。
张冠凯[3]（2018）在《中央权力与地域集团 ——玄宗朝藩镇格局的演进》文中研究表明唐太宗继位以来,通过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基本奠定了唐在边境的立体防御体系。然而,自唐高宗开始,唐朝在对外战争中的表现便开始出现滑坡。高宗之后,唐朝的政局就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之中,东西两线的边防均开始崩溃。面对日渐败坏的边防,唐朝统治者也开始寻找解决之道。景云二年（711）,唐睿宗以贺拔延嗣为河西节度使,以卫西境,从此开始了节度使镇边的历史。玄宗即位后,节度使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至天宝初年,九节度镇边的局面己经形成。随着边境战争的扩大,以河西、陇右为中心的西部地域集团和以范阳、卢龙为中心的东部地域集团开始出现,并展开了对朔方、河东两镇的争夺。最终,东部大军区的代表人物安禄山获得了河东镇,并得到了朔方镇的同罗军队,成为了实力冠绝天下的第一大强镇,从此有了发动叛乱的实力。安禄山为了获得玄宗的宠信,同太子、宰辅、西部边将的关系都极其恶劣,随着玄宗日益衰迈,安禄山越来越担心玄宗死后自己的处境,因而有了发动叛乱的动机。本文第一章,主要介绍了节度使出现的背景。太宗时灭东突厥,基本稳定了东部边境,又通过在西部的一系列战争,基本建立起了天山以南的立体防御体系。高宗时期,东灭高句丽,西灭西突厥,表面上彰显了极强的军事实力,但高宗朝的边境控制力己经有所下降,主动放弃安西四镇便是军事实力下降下的无奈选择。武曌、中宗、睿宗时期,虽然偶有胜利,但边境已经不稳。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用职业兵长期戍边是惟一的选择。第二章通过玄宗朝的边境形势来梳理了玄宗改革兵制、设立开元九节度的过程。在玄宗朝,吐蕃、突厥、突骑施及东北两蕃的威胁最大,玄宗为此采取了两个措施,即改革兵制和设立节度使,并且每个方向上基本都有着实力相当的两个镇,使其相互制约,以免地方势力的扩大。但在实际的战争中,各镇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地域集团的形成己经是必然。第三章主要从中央宰辅的变革分析了玄宗在开天时期政策的转变。从玄宗即位开始,宰相任用的原则就是不久任、有主辅,但张说以后,主相辅相就一直未曾明确,为了争夺主相,宰相间的关系长期不协。本来,这是玄宗为了防止权相出现而主动采取的政策,但宰辅的长期不和也使得玄宗不胜其烦,主动放弃了这一政策,之后李林甫、杨国忠久居相位,就是这种政策的结果。玄宗懒政,在中央的表现是对于宰相放权,在地方的表现是对节度使放权。第四章则从玄宗用人的角度来看天宝年间蕃将节度使的崛起。梳理开天年间各镇历任节度使,可以看出在开元年间,节度使的调任十分频繁,在一镇的时间基本不会超过四年,且只有安忠敬一位蕃将曾短暂担任过节度使;到了天宝年间,节度使长期任职的比例大大提高,21位节度使中有12位在一镇任职超过四年,而且在天宝年间担任过节度使的5位蕃将任期均超过了四年。从天宝六载开始,蕃将势力全面崛起。第五章主要结合边界战争和玄宗懒政,分析了东西两大地域集团的形成及其对朔方、河东的争夺。边界战争的频繁化与扩大化造成了节度使的兼统,玄宗的懒政又造成了节度使的久任。边界战争最多的东西两境,自然便形成了两大地域集团。随着边境形势的好转,原本位于前线的朔方、河东两镇也成为了内地藩镇,就成为了东西两大地域集团争夺的目标。最后的结果是东部地域集团得到了河东镇,朔方镇则从西部地域集团独立出来,这样,东部地域集团就压过了西部地域集团,成为了唐最强大的军事集团。第六章主要分析了唐玄宗对安禄山专宠的原因。主要包括三点,一是安禄山为难得的骁将,虽然史籍记载无多,但依然可以从残存的蛛丝马迹看出安禄山能够担任幽州节度使绝非幸致;二是安禄山与唐玄宗有着共同的音乐爱好。众所周知,玄宗不但对音乐有着的狂热的爱好,还有着极高的造诣,恰恰安禄山也有着相同的爱好;三是安禄山在中央并无势力,除了玄宗外几乎和所有势力交恶,尤其是和太子毫无瓜葛,这是玄宗希望见到的。但这也正是安禄山最终叛乱的原因。总之,玄宗后期的懒政,在中央造成了权相的出现,在地方则造成了东西两大地域集团的形成。东西两大地域集团几经争夺,终于确定了东部地域集团的优势地位。东部地域集团的代表人物安禄山为开元后期崛起的新贵,在朝中毫无势力,所依靠的只有玄宗一人,与太子、宰相、西部边将都存在着矛盾,因此有了叛乱的想法;东部地域集团的优势地位又使得他有了叛乱的实力,这些都使得安禄山的叛乱成为了必然。安禄山的叛乱,归根到底是玄宗朝中央权力与地域集团演进过程中权力失衡的结果。
李荣辉[4]（2017）在《六世纪中叶到九世纪蒙古高原—北亚族群研究 ——以《通典·北狄》记述族群为中心》文中指出6世纪中叶-9世纪对中国史而言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它前面魏晋南北朝与后面辽金都为北方民族文献的黑暗时期,相比而言,唐代的文献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唐代中期杜佑所撰《通典.北狄》中保留了天宝以前北方族群的记载,其中部分史料比后来成书的文献更具原始性。本文首先通过对《通典北狄》及相关文献形成过程的对比研究,以版本目录学、校勘学及长编考异之法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考异,找出它们史源的差异与记载的抵牾,并对《通典.北狄》中记载6世纪中叶-9世纪北方族群史料进行检讨,重估这些史料的价值;同时扩大史料研究范围,从传世的经史子集和出土碑刻中寻找与之相关的记载,对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补正,从而达到考订、补遗的目的。其次,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从内亚的视野来审视6世纪中叶-9世纪北方族群内在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并对这些不同传统的渊源、流变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历史现象中存在关联性与延续性,前者表现在不同文明之间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交流,后者强调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内部制度、文化的历时性延续,要解释内亚社会存在的这两种现象,必须透过研究附加在社会形态之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变迁来完成,为了完成全史性的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研究不同文明之间的平行性现象。《通典·北狄》保留有6世纪中叶-9世纪草原族群、通古斯族群、南西伯利亚族群的史料,通过这些史料与其它文本及近现代以来保留下来的民族志的对比研究,对不同族群文明的差异进行平行性研究,找出这些族群各自不同的特质,以及他们之间的交互与影响,从而达到傅礼初提出的"全史"的研究。
常付利[5]（2017）在《唐代单于大都护府述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逐步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在辽阔的北部疆域活跃着众多少数民族。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管理,强化和巩固中央政权,唐朝在边疆地区设置都护府管辖各羁縻府州。东突厥汗国灭亡之后,唐太宗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在东自幽州、西至灵州设置了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可汗旧地,设置定襄都督府和云中都督府,任用少数民族首领为都督,以羁縻府州的方式对突厥余众进行管理。唐朝灭掉薛延陀之后,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为管理边疆漠北地区还设置了燕然都护府。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唐朝设置瀚海都护府管理漠南地区。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唐朝对北部边疆的都护府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将燕然都护府迁至回纥活动地区,改为“瀚海都护府”,而将原来的瀚海都护府迁于云中古城,改称“云中都护府”,主要管理漠南诸部。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又将云中都护府改为单于大都护府,同时令李氏亲王旭轮遥领单于大都护一职。至此,单于大都护府作为唐朝设置在北方地区的最高军政建制,统辖着活动在漠南地区的突厥、铁勒与薛延陀等各族余部,在唐朝边疆防御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唐朝的都护府按级别高低分为大都护府和上都护府。作为大都护府的单于大都护府拥有较为完善的管理机构与职官设置,并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最大程度的发挥其职能。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因管辖内的突厥人叛唐,单于大都护府的地位逐渐降低。武则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唐朝将其改为镇守使,单于大都护府成为戍守疆土的一个军镇。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到调露元年（公元679年）是单于大都护府在唐朝北疆地区发挥重大作用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内,遥领单于大都护府的大都护一职的主要为殷王旭轮。但是由于旭轮年龄较小且从京师到单于大都护府路途遥远,所以实际上他并未赴任,府内大小事务皆由担任副都护兼长史的萧嗣业管理。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萧嗣业讨伐突厥叛乱失败后被流放,王本立继任。在这些人任职期间,边疆地区的民族事务是主要工作,对唐朝北部边疆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单于大都护府是唐朝北部边疆防御体系中重要的军政建制之一。它的兴衰发展与唐朝的国势密切相关,同时也反映了唐朝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势力的消长。研究单于大都护府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唐代的边防政策以及唐朝与突厥族的关系,有助于分析唐朝的民族政策及其历史作用。
陈玮[6]（2015）在《中古时期党项与粟特关系论考》文中研究表明中古时期的党项与粟特关系密切。灵夏党项与六胡州粟特人同受突厥政治文化的强烈影响,在追求共同政治目标的驱使下联合发动六胡州之乱。参与平乱的党项拓跋部借平乱成为唐廷统治党项诸部的合法代表,政治地位居于诸部之上。党项拓跋部建立定难军政权后,夏州地区的粟特人及唐末迁徙于此的粟特人纷纷效力于定难军节度使,或执戟于外,或侍奉于内,为定难军职官系统中的重要成员。定难军政权成为西夏王朝后,随着王朝疆域的扩大,灵州、凉州、沙州等地的粟特人后裔都成为王朝属民,身份各异,黑水城也出现了粟特人后裔的身影。双方关系的转变突出反映了西北政治格局中党项势力的崛兴与粟特势力的衰落。
刘治川[7]（2015）在《早期契丹与突厥的分合关系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契丹与突厥是中国古代北方强大的少数民族。早期契丹是指耶律阿保机建国前契丹族所经历的古八部、大贺氏、遥辇氏三个历史发展时期。同时,突厥政权在北方经历了突厥汗国、东西突厥汗国分立时期、后突厥汗国时期。早期契丹的发展与突厥的关系较为密切,当突厥政权称雄北方大漠并凌驾于中原王朝之上时,契丹便选择依附于突厥并拥有一定独立的发展空间。若中原王朝强大而突厥实力衰落后,契丹就叛离突厥投降中原王朝,但契丹仍旧与突厥保持一定的友好关系。从长远来看,早期契丹无论是依附突厥政权还是归降中原王朝都有利于早期契丹族以后的发展和强盛。早期契丹依附突厥时,有助于突厥雄霸北方,反之,则严重削弱突厥的实力。早期契丹叛离突厥投降隋唐王朝后,增强了隋唐王朝东北的军事实力,使其在与突厥对抗时占据优势地位。相反,则不利于隋唐王朝北部边疆的稳定,迫使唐朝对早期契丹实行内外藩分治的政策。当早期契丹依附突厥后,在客观上有利于渤海国政权的建立。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奚族也归降突厥。
张怡[8]（2015）在《佛教传播北方游牧民族的不同命运研究 ——以突厥佛教和蒙古佛教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佛教在突厥族中的传播经历反复,有三次大的传播,但都没有持续下来。佛教在突厥族中传播具有临时性、局部性的特点,从未出现全民接受的局面。最有可能出现全民信仰的是在佗钵可汗时期,但因佗钵死去而未果。此后,佛教的重现都是与周边文化接触的结果,是局部地区的信仰和部分人群所信仰。佛教在蒙古族中的传播有两个重要时期。佛教在蒙古族的传播开始与阔端,忽必烈统治下流行一时,但是这一时期佛教只是在蒙古王公贵族等上层中流行,并没有在蒙古民众中广泛传播。元朝之后,佛教在蒙古族中的传播中断。直到俺答汗时,藏传佛教格鲁派才较稳定的传播开来,扎根蒙古社会,延续至今。佛教在同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传播,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命运呢?这是因为佛教在两族中传播存在许多不同之处,这些诸多不同之处就是佛教传播不同命运的原因。首先,佛教传入突厥、蒙古两族时的政治背景不同。从突厥族而言,突厥政局不稳,政治持续性不强,不利于佛教传播。而且突厥政权结构分散,大可汗下有小可汗,也不利于外来文化全面传播;就蒙古族而言,俺答汗时期,俺答汗兄弟及其家族牢牢掌握着右翼蒙古统治权,长期秉政,内讧较少,有利于佛教传播,而且俺答汗强大势力和威望保证了佛教在漠南地区的深入传播。政治背景的差异,也使得两族不同时期的当政者对佛教传播给予不同的推动,体现出政治因素对佛教传播具有主导性作用。佛教在突厥族中传播经历反复,就是不同时期的突厥统治者对佛教选择扶持和反对交替影响的结果。而佛教在蒙古族中延续至今,与其在蒙古族中传播的两个重要时期都得到当政者带有政治目的大力扶持密不可分。蒙元时代,蒙古社会关注其在西藏的经略,需要利用萨迦派在藏区的势力来建立和巩固他们对西藏的统治。俺答汗大力支持格鲁派,则希望利用格鲁派势力达成蒙藏联合,消除战乱统一蒙古诸部于自己的麾下,实现“长北方诸部”的政治抱负。这种政治因素对佛教传播的主导作用,在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回鹘和契丹亦有体现。其次,突厥佛教与蒙古佛教的来源不同。突厥佛教主要来自内地。内地佛教传入突厥后,因为时间短促,未来得及改造变通,与突厥本土文化反差较大,不适应当地生活环境。蒙古佛教源自西藏佛教,能适应牧区社会,比较容易为蒙古游牧社会接受。再次,突厥、蒙古佛教的经济基础不同。突厥族是典型的游牧经济,在后突厥汗国时期,引入农业,但是所占比重非常小。蒙古族也以游牧经济为传统,但是在俺答汗时期,农业发展很快,出现了半牧半农的经济趋势。这种不同反映出住牧相对固定化和农业的引入对佛教传播有积极作用。后突厥时,默棘连“欲城所都”,反映出此时突厥已有与农业生产相适应的定居化倾向,此时佛教在突厥族重现。俺答汗时丰州滩出现了归化城,有了农业,而这一时期也是佛教在蒙古族民众中广泛传播的时期。回鹘、契丹大兴佛教,也与住牧地相对稳定和引入农业相对应。从文化传播学角度来看,通过对突厥、蒙古佛教命运的比较研究,可得出四点理论启示。一是宗教传播需要内在动力;二是宗教传播需要文化融合;三是宗教传播需要文化价值的评估;四是地理空间对宗教传播有很大影响。
任宝磊[9]（2013）在《新疆地区的突厥遗存与突厥史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欧亚草原地带兴盛一时的古代游牧民族,突厥人及其建立的游牧帝国不但深刻影响了当时亚洲内陆历史发展的进程,亦很大程度地改变了后世中、西亚地区的种族、文化格局。在其活跃于史的近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同时代的中国、波斯、拜占庭、阿拉伯史家们从不同的视角记录了大量与突厥有关的史事；在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销声匿迹千百年后,他们留下的碑刻、石人、墓葬、岩画、居址等遗存依然星星点点地散布在草原山谷之间,向后人无声的诉说着他们的沧桑往事。本文汲取百余年来突厥历史研究之成果,综合运用最新的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笔者在新疆地区的实地调查经验,对突厥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史地问题作出考释。在古突厥的发祥、勃兴之地这一问题上,本文认为,突厥起源传说中的高昌北山即今吐鲁番与吉木萨尔之间的博格达山,所谓突厥先祖隐匿的“突厥窟”,应在今吉木萨尔南山的水西沟、新地沟一带。这一时期,突厥先祖习得了金属冶炼技术,为后世的强大奠定了基础。但此时具备典型特征的突厥考古学文化很可能尚未形成。各方面的迹象表明,突厥人以傲然卓立的石人像与绵延排列的杀人石为标识的独特丧葬文化,很可能肇始于他们由高昌北山迁居阿尔泰山南麓之后。6世纪中叶,由于突厥汗国的兴起和柔然的灭亡。突厥考古学文化伴随着突厥人的对外征服迅速扩张到东起兴安岭、西抵阿姆河的广阔地域,整个欧亚草原东部迎来了突厥文化占据统治地位的新时代。突厥文化对包括铁勒、黠戛斯、契丹、高昌以及唐朝在内的周边部族和地区产生了诸多影响。但也要注意到,在突厥汗国内部,文化多元性依然存在。突厥汗国的分裂始于583年爆发的内战,但经过近二十年的混战后直至603年方形成为东、西突厥汗国以阿尔泰山为界分立对峙的局面。在史家素有分歧的西突厥早期王庭地望这一问题上,经过对小洪那海突厥可汗陵园及其周边突厥遗存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排除空格斯河谷说和裕勒都斯河谷说,而将其锁定在今伊犁地区昭苏县南的特克斯河谷,其中又尤以阿克牙孜沟口西侧的山前坡地和阿腾套山南麓的阿克达拉乡一带最值得怀疑。与此特克斯河谷的西突厥早期王庭相对,曾经一度存在的西突厥“北庭”的重要地位长久以来一直被学界所忽视。本文认为,该北庭位于今新疆塔城一带,塔城东之吾尔喀夏尔山即史籍所云“乌镞曷山”,额敏河即“多逻斯川”,塔城一带不但是射匮可汗的北庭所在地,亦是西突厥分裂后北庭咄陆可汗的设庭之所,同样亦是阿史那贺鲁的根据地,苏定方破阿史那贺鲁于阴山一役和后突厥军破突骑施可汗娑葛一役都发生于这一地区。继射匮为可汗的统叶护时代,西突厥虽然迎来了其最为鼎盛的时代,但统叶护可汗将王庭西迁至中亚碎叶川却打破了汗国内部经济利益分配上的微妙平衡。西突厥的内战分裂自有其政治权力层面的原因,但其背后的经济动因亦是不能不考虑到的现实因素。汗国分裂后,碎叶一带的南庭和塔城一带的北庭作为对峙的两个统治中心各自发挥着作用。直到阿史那贺鲁叛唐后统治了大部分西突厥地区,他仍以这两个地区作为统治中心,同时亦在两地之间的双河设牙,似乎意在兼顾汗国东、西部之平衡。双河之地望,本文考证应位于伊犁河北今哈萨克斯坦的阿勒坦额墨尔（Altyn-Emel）。此外,本文还对西突厥汗国灭亡前,其辖境内的十四个突厥部落的驻牧地重新加以一一考证,对代西突厥而兴的突骑施、葛逻禄时代的统治中心碎叶、弓月城进行了说明。整体而言,在突骑施、葛逻禄活跃的两百年时间里,西突厥地区的文化面貌变化不大,到了9世纪中叶后随着回鹘西迁和喀喇汗王朝的兴起,尤其是10世纪后喀喇汗王朝奉伊斯兰教为国教,西突厥地区的文化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转型。原来盛行一时的以石人墓为代表的古突厥文化就此逐渐消亡,转而被伊斯兰化的突厥文化所取代。
肖爱民[10]（2013）在《试析突厥汗位的继承制度——以前突厥汗国、东突厥汗国和后突厥汗国为中心》文中认为可汗是突厥汗国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由可汗家族阿史那氏独占。关于汗位的继承制度,目前史学界尚未达成一致见解。突厥汗国并未设立储君,在汗位继承上,有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叔侄相继等多种方式,国人会议的推举、先可汗的遗命、生母的贵贱、继任者的实力、可贺敦的意向等是影响汗位继承的重要因素,尤其国人会议的推举是法定必经程序。故汗位继承实行的不是世袭制,而是向世袭制过渡的世选制。
二、后突厥汗国的政治制度辨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后突厥汗国的政治制度辨析（论文提纲范文）
（1）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 |
| (一) 关于京北地区山川形胜、交通和军事地理的研究 |
| (二) 关于民族关系的研究 |
| (三) 关于羁縻府州和都护府的研究 |
| (四) 关于屯田、马政和盐政的研究 |
| (五) 关于朔方军的研究 |
| 二、选题理由与研究价值 |
| 三、研究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唐初对京北地区的军事开拓:从高祖武德元年到高宗弘道元年(618-683年) |
| 第一节 高祖时期对京北地区的艰难开拓 |
| 一、武德初年的北方危机 |
| 二、京北地区总管府的层层设置 |
| 三、总管府安定京北的重要作用 |
| 第二节 太宗时期北疆外扩与羁縻府州设置 |
| 一、太宗时期的锐意北进 |
| 二、北疆羁縻府州的设置 |
| 第三节太宗、高宗时期以京北都督府与都护府监管羁縻府州安边体系的发展 |
| 一、都督府对羁縻府州的监管 |
| 四、设置燕然都护府管理漠北羁縻府州 |
| 五、京北都护府制度的发展 |
| 第四节 高宗调露元年后京北羁縻府州安边体系的失效 |
| 一、京北羁縻府州安边体系开始瓦解 |
| 二、都护府职能丧失与安边体系失效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京北屯防体系的初步构建——以三受降城的修筑为标志:从武则天光宅元年到玄宗先天即位(684-712年) |
| 第一节 武则天对突厥的绥靖政策 |
| 第二节 御边策略转变期朝廷对御边之法的探索 |
| 第三节 军队屯驻京北与京北军城建设 |
| 一、久视元年始朔方行军转为屯驻军 |
| 二、朔方屯驻军的优势及京北军城建设 |
| 第四节 三受降城的修筑及其作用 |
| 第五节 屯防体系构筑下京北军事防线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京北屯防体系的稳固构建与特点——朔方节度使的设置与屯防布局:玄宗开天时期(713—755年) |
| 第一节 玄宗的北疆策略: 从和亲到北伐 |
| 第二节 解决河曲降户带来的边防隐患 |
| 一、处理河曲突厥降户 |
| 二、平定河曲六胡州叛乱 |
| 第三节 朔方节度使的设立与朔方军的发展 |
| 一、朔方驻军统领成为节度使 |
| 二、朔方节度使的选任与控制 |
| 三、朔方军屯驻概况 |
| 四、朔方军兵源 |
| 第四节 朔方节度使体制下屯防体系的发展 |
| 一、朔方节度使的职权扩充 |
| 二、多位一体屯防体系的稳固和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京北屯防体系的瓦解与崩溃:从安史之乱爆发到代宗广德元年(755—763年) |
| 第一节 京北屯防军的调离 |
| 一、叛乱发生后京北屯防军的调离及参加平叛 |
| 二、肃宗灵武即位与朔方军参加平叛 |
| 第二节 京北屯防体系的崩溃 |
| 一、河曲蕃族叛乱 |
| 二、吐蕃攻陷京师长安 |
| 第三节 肃代两朝对朔方行营军权的控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京北屯防体系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的地位与作用 |
| 第一节 与河东军形成犄角之势 |
| 一、掎角河东,协同屯防 |
| 二、与河东屯防体系建设相辅相成 |
| 三、与河东军的军事协作 |
| 第二节 朔方军对河西、陇右的军事支援 |
| 第三节 朔方军与河西、陇右军及河东军间军事协作的发展 |
| 第四节 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的作用 |
| 一、支援河陇与河东,隔断吐蕃与突厥 |
| 二、环京畿屯防体系防御重心的转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京北屯防体系与秦、西汉、隋北防体系及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 |
| 第一节 与秦朝北防体系的比较 |
| 一、秦朝北防体系的构建 |
| 二、与秦朝北防体系的比较 |
| 第二节 与西汉北防体系的比较 |
| 一、西汉北防体系的构建 |
| 二、与西汉北防体系的比较 |
| 第三节 与隋朝北防体系的比较 |
| 一、隋朝北防体系的构建 |
| 二、与隋朝北防体系的对比 |
| 第四节 与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 |
| 一、代宗朝对京西北屯防体系的重构 |
| 二、与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突厥汗国左翼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前人研究 |
| 三、论文新意 |
| 第一章 突厥汗国左翼的形成 |
| 第一节 突厥左翼势力的发展 |
| 一、左翼土门向东发展及建国 |
| 二、土门系汗国左翼势力的发展 |
| 三、骨咄禄系汗国左翼势力的发展 |
| 第二节 突厥汗国左翼的发展 |
| 一、突厥第一汗国时期的左翼势力 |
| 二、突厥第二汗国时期左翼势力的扩张 |
| 三、突厥第二汗国时期左翼势力的收缩 |
| 四、突厥第二汗国左翼势力的覆灭 |
| 第二章 突厥汗国左翼属部及统治方式 |
| 第一节 左翼统辖属部及首领官号 |
| 一、铁勒诸部(北面部) |
| 二、非突厥语族两蕃、室韦、靺鞨部(南面部) |
| 第二节 左翼统治方式 |
| 第三章 突厥左翼官员 |
| 第一节 左翼历任官员 |
| 第二节 左翼官员的官职变化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左翼官员与“大小可汗制” |
| 第四章 突厥左翼相关问题 |
| 第一节 左翼首领牙帐及Dongoin Shiree遗迹 |
| 第二节 左翼的印记 |
| 一、突厥钩形印的发现与前人研究 |
| 二、钩形印的类型 |
| 三、钩形印含义的新解读 |
| 第三节 “东面储君制”问题考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央权力与地域集团 ——玄宗朝藩镇格局的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 1. 安禄山及其叛乱研究 |
| 2. 唐玄宗及开天政治的研究 |
| 3. 玄宗以后的藩镇研究 |
| 第一章 玄宗即位前的边防情况 |
| 一、太宗朝的武功 |
| (一) 攻灭东突厥 |
| (二) 镇抚西部 |
| 1. 征伐吐谷浑 |
| 2. 经略天山以南 |
| 二、高宗朝军事实力的衰落 |
| (一) 高宗朝的武功 |
| 1. 攻灭西突厥 |
| 2. 灭亡百济、高丽 |
| (二) 高宗朝军事实力的衰落 |
| 1. 对敌态度开始严酷 |
| 2. 边境控制力下降 |
| 3. 高宗朝军事实力衰落的原因 |
| 三、弘道元年至先天二年的局势恶化 |
| (一) 与吐蕃长期抗衡之势已经形成 |
| (二) 后突厥汗国的不断入侵 |
| 小结 |
| 第二章 开天边事及开元九节度的形成过程 |
| 一、府兵制的废除与募兵制的兴代 |
| 二、玄宗朝频繁的对外战争 |
| (一) 与吐蕃连绵的战争 |
| (二) 突厥的长期隐患 |
| (三) 突骑施的乱局 |
| (四) 奚、契丹的长期侵扰 |
| 三、开元九节度的形成 |
| (一) 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立 |
| (二) 幽州、平卢节度使的设立 |
| (三) 朔方、河东节度使的设立 |
| (四) 安西、北庭节度使的设立 |
| (五) 剑南节度使的设立 |
| 小结 |
| 第三章 玄宗懒政:开天时期宰相政策的转变 |
| 一、玄宗朝宰相的特点 |
| (一) 宰相人数的精简 |
| (二) 相分主辅的传统 |
| (三) 权相出现的趋势 |
| 二、中央对藩镇控制力的下降 |
| 小结 |
| 第四章 玄宗懒政:开天时期藩镇政策的转变 |
| 一、玄宗对节度使策略的转变 |
| (一) 各镇历任节度使 |
| (二) 任职情况分析 |
| 二、天宝年间蕃将节度使的崛起 |
| (一) 人数上占据相对优势 |
| (二) 久镇大藩,伴有兼统 |
| 三、天宝朝蕃将节度使崛起的原因 |
| (一) 任用蕃将的传统 |
| (二) 开边政策受到阻力 |
| 小结 |
| 第五章 东西两大地域集团的形成与对抗 |
| 一、东西两大地域集团的形成 |
| (一) 开元初成立的东北地域集团 |
| (二) 在战争中形成的西部地域集团 |
| 二、东西地域集团对河东、朔方的争夺 |
| 三、安禄山兼统河东的意义 |
| 小结 |
| 第六章 安禄山与各方政治势力的关系 |
| 一、安禄山与玄宗的关系 |
| (一) 玄宗对安禄山的恩宠 |
| (二) 玄宗宠信安禄山的原因 |
| 1. 安禄山本身为立有大功的勇将 |
| 2. 安禄山投其所好的谄媚 |
| 二、安禄山与杨贵妃的关系 |
| 三、安禄山与太子的关系 |
| 四、安禄山与朝中宰辅的关系 |
| 五、安禄山与西部边将的关系 |
| 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成果 |
（4）六世纪中叶到九世纪蒙古高原—北亚族群研究 ——以《通典·北狄》记述族群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蒙古高原-北亚自然地理:作为研究对象空间范围之假设 |
| 一、蒙古高原-北亚地理概念定义及本文研究的范围 |
| 二、现代蒙古高原自然地理 |
| 三、现代北亚自然地理 |
| 四、六世纪中叶至九世纪亚洲东部气候变化 |
| 第二节、选题意义 |
| 第三节、研究方法 |
| 第四节、民族史研究理论与反思 |
| 一、汉文文献中北方族群史料再检讨 |
| 二、民族史研究中考古资料应用的误区 |
| 三、乾嘉以来的历史学传统与清末西北舆地之学 |
| 四、法国历史语言学派的兴起及其影响 |
| 第五节、杜佑《通典》及其记载族群的研究现状 |
| 一、《通典》研究现状 |
| 二、《通典.北狄》中6世纪中叶到9世纪蒙古高原-北亚族群研究现状 |
| 第一章、6世纪中叶到9世纪蒙古高原-北亚族群相关史料评述 |
| 第一节、《周书》、《隋书》、《北史》、两《唐书》、《资治通鉴》及《考异》、《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书及类书史料评述 |
| 一、《周书》修纂经过、史料价值及版本流传 |
| 二、《隋书》修纂经过、史料价值及版本流传 |
| 三、两《唐书》修纂经过、史料价值及版本流传 |
| 四、《资治通鉴》及《考异》修纂经过、史料价值及版本流传 |
| 五、《唐会要》修纂经过、史料价值及版本流传 |
| 六、《册府元龟》撰述经过、史料价值及版本流传 |
| 第二节、《太白阴经》、《安禄山事迹》等唐代成书史料评述 |
| 一、《太白阴经》撰述经过、史料价值及版本流传 |
| 二、《安禄山事迹》撰述经过、史料价值及版本流传 |
| 第三节、《全唐文》等史料评述 |
| 第四节、敦煌、新疆出土文书评述 |
| 一、敦煌卷子P.T.1283《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 |
| 二、其它出土文书 |
| 第五节、异域史料评述 |
| 一、碑刻资料 |
| 二、波斯文史料《纪闻花絮》与《世界境域志》 |
| 三、阿拉伯文史料《动物之自然属性》与《突厥语大词典》 |
| 第二章、《通典·北狄》记载6世纪中叶到9世纪蒙古高原-北亚族群史料疏证 |
| 第一节、《通典·边防十三—十五》突厥史料疏证 |
| 一、《通典·突厥传》之史源 |
| 二、突厥起源问题再探讨 |
| 三、后突厥汗国末期突厥与唐、东方诸族关系及其衰亡 |
| 第二节、《通典·边防十五》铁勒等族群史料疏证 |
| 一、铁勒史料疏证 |
| 二、薛延陀史料疏证 |
| 三、仆骨史料疏证 |
| 四、同罗史料疏证 |
| 五、霭与白霫史料疏证 |
| 第三节、《通典·边防十六》库莫奚等族群史料疏证 |
| 一、室韦史料疏证 |
| 二、库莫奚料疏证 |
| 第三章、6世纪中叶-9世纪蒙古高原-北亚族群的政治制度及文化传统 |
| 第一节、草原族群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 |
| 第二节、森林草原交错带族群的政治文化传统 |
| 第三节、6世纪中叶以来蒙古高原-北亚族群的宗教信仰变迁 |
| 一、突厥-回鹘宗教信仰的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读博期间发表文章 |
（5）唐代单于大都护府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基本史料 |
| （三）研究综述 |
| 1、关于唐与突厥关系的研究 |
| 2、关于单于都护府的研究 |
| （四）基本框架 |
| 一、单于大都护府的设置 |
| （一）单于大都护府与单于都护府 |
| （二）单于大都护府设置的渊由 |
| 二、单于大都护府的兴盛 |
| （一）兴盛时期单于大都护府的职官设置与职能 |
| 1、单于大都护府的职官设置 |
| 2、单于大都护府的职能 |
| （二）兴盛时期单于大都护府的治所及辖境 |
| 1、单于大都护府的治所 |
| 2、单于大都护府的辖境 |
| （三）兴盛时期单于大都护府的任职官员 |
| 1、首任单于大都护殷王李旭轮 |
| 2、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 |
| 三、单于大都护府的衰败 |
| （一）萧嗣业平定突厥叛乱失败 |
| （二）裴行俭两次平定突厥叛乱 |
| （三）后突厥汗国的兴起与单于大都护府的衰败 |
| 1、颉跌利施可汗建立后突厥汗国 |
| 2、走向衰败的单于大都护府 |
| 代结语：单于大都护府的作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7）早期契丹与突厥的分合关系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早期契丹与突厥的发展历程 |
| （一）早期契丹的发展过程 |
| 1、各自为政的古八部时期（4 世纪末—7 世纪初） |
| 2、松散联盟的大贺氏时期（626—730） |
| 3、稳定联盟的遥辇氏时期（730—907） |
| （二）突厥政权的历史进程 |
| 1、突厥汗国（552—599） |
| 2、东突厥、西突厥分立时期（599—630） |
| 3、后突厥汗国（682—745） |
| 二、早期契丹与突厥的分合关系及其特点 |
| （一）早期契丹与突厥的依附、叛离关系 |
| 1、早期契丹与突厥汗国的关系 |
| 2、早期契丹与东突厥汗国的关系 |
| 3、早期契丹与后突厥汗国的关系 |
| （二）早期契丹与突厥关系的特点 |
| 1、早期契丹依附突厥时拥有相对的独立性 |
| 2、早期契丹叛离突厥时仍与其保持友好关系 |
| 三、早期契丹与突厥关系的影响 |
| （一）突厥对早期契丹的影响 |
| （二）早期契丹对突厥的影响 |
| 1、积极影响 |
| 2、消极影响 |
| （三）早期契丹与突厥的关系对唐朝的影响 |
| 1、早期契丹依附突厥不利于唐朝北部边疆的稳定 |
| 2、促使唐朝对早期契丹实行内外蕃分治的统治策略 |
| （四）早期契丹与突厥的关系对渤海国的影响 |
| （五）早期契丹与突厥的关系对奚族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佛教传播北方游牧民族的不同命运研究 ——以突厥佛教和蒙古佛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前人研究综述 |
| （一）关于突厥佛教的研究 |
| （二）关于蒙古佛教的研究 |
| （三）关于古代其他北方游牧民族佛教信仰的研究 |
| 四、史料与方法 |
| 第一章 佛教传入突厥、蒙古两族的历史梗概 |
| 一、佛教在突厥族中的传播 |
| （一）佛教在佗钵可汗时期的初传 |
| （二）佛教在后突厥毗伽可汗时期的重现 |
| （三）佛教与西突厥的接触 |
| 二、佛教在蒙古族中的传播 |
| （一）佛教在蒙古族中的前期传播 |
| （二）佛教在蒙古族中的后期传播 |
| 第二章 佛教传入突厥、蒙古两族的政治背景比较 |
| 一、佛教传入突厥族的政治背景 |
| 二、佛教传入蒙古族的政治背景 |
| 三、政治因素对北方游牧民族佛教命运的主导作用 |
| 第三章 突厥、蒙古佛教的不同来源 |
| 一、突厥佛教源自中原及印度中亚佛教 |
| 二、蒙古佛教源自西藏佛教 |
| 三、不同佛教来源对北方游牧民族佛教命运的影响 |
| 第四章 突厥、蒙古佛教的经济基础分析 |
| 一、突厥佛教的经济基础分析 |
| 二、蒙古佛教的经济基础分析 |
| 三、农业经济对北方游牧民族佛教命运的影响 |
| 结语： 以文化传播学角度对突厥、蒙古佛教命运的理论思考 |
| 一、宗教传播需要内在动力 |
| 二、宗教传播需要文化融合 |
| 三、宗教传播与文化价值评估 |
| 四、地理空间与宗教传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新疆地区的突厥遗存与突厥史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突厥研究简述 |
| 一、基于语言学的研究 |
| 二、基于考古学的研究 |
| 三、基于史料学的研究 |
| 第二节 本文研究课题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方法及框架 |
| 三、研究对象及范畴 |
| 第二章 历史时期古突厥人的活动及其遗存 |
| 第一节 突厥民族与突厥汗国简史 |
| 第二节 突厥遗存的主要类型 |
| 一、丧葬遗存 |
| 二、居住遗迹 |
| 三、岩画 |
| 第三章 从高昌北山到于都斤山——突厥的勃兴 |
| 第一节 高昌北山时期 |
| 一、突厥起源诸传说 |
| 二、高昌北山之地望 |
| 第二节 金山之阳时期 |
| 一、突厥与柔然 |
| 二、突厥石人墓文化之起源 |
| 第三节 于都斤山时期 |
| 第四章 西突厥汗国的形成与早期王庭 |
| 第一节 西突厥汗国的形成过程 |
| 一、内战前的突厥汗国 |
| 二、内战始末与西突厥汗国之形成 |
| 第二节 西突厥早期王庭 |
| 一、史料辨析与前人研究 |
| 二、考古发现与实地调查 |
| 第五章 王庭变迁与西突厥之兴衰 |
| 第一节 西突厥北庭之设立 |
| 一、西突厥北庭之地望 |
| 二、西突厥北庭设立之功用 |
| 第二节 王庭西移与西突厥之分裂 |
| 一、统叶护时期王庭的西移 |
| 二、西突厥分裂的经济原因 |
| 三、分裂时代的南、北庭 |
| 第三节 阿史那贺鲁时代的西突厥 |
| 一、多逻斯川考 |
| 二、阿史那贺鲁牙庭考 |
| 三、阿史那贺鲁时代西突厥各部的驻牧地 |
| 第六章 公元8世纪后的西突厥地区 |
| 第一节 突骑施的兴起及其统治中心 |
| 第二节 西突厥地区文化的转型 |
| 结语 |
| 附表：新疆地区突厥石人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试析突厥汗位的继承制度——以前突厥汗国、东突厥汗国和后突厥汗国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一、突厥汗国无“储君”之设 |
| 二、汗位继承的方式 |
| 三、 影响汗位继承的因素 |
| 第一, 国人会议的推举, 为汗位继承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 |
| 第二, 先可汗的遗命, 为影响汗位继承的重要因素之一。 |
| 第三, 生母贵贱也是影响汗位继承的因素之一。 |
| 第四, 竞争者实力也是影响汗位继承的重要因素。 |
| 第五, 可贺敦也能影响汗位的继承。 |
| 四、汗位的继承制度 |
四、后突厥汗国的政治制度辨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研究[D]. 冯雨晴. 山东大学, 2020(04)
- [2]突厥汗国左翼若干问题研究[D]. 郭万里.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3]中央权力与地域集团 ——玄宗朝藩镇格局的演进[D]. 张冠凯. 南京大学, 2018(02)
- [4]六世纪中叶到九世纪蒙古高原—北亚族群研究 ——以《通典·北狄》记述族群为中心[D]. 李荣辉. 内蒙古大学, 2017(08)
- [5]唐代单于大都护府述论[D]. 常付利.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7(02)
- [6]中古时期党项与粟特关系论考[J]. 陈玮. 中国史研究, 2015(04)
- [7]早期契丹与突厥的分合关系及其影响[D]. 刘治川. 渤海大学, 2015(01)
- [8]佛教传播北方游牧民族的不同命运研究 ——以突厥佛教和蒙古佛教为中心[D]. 张怡. 中南民族大学, 2015(03)
- [9]新疆地区的突厥遗存与突厥史地研究[D]. 任宝磊. 西北大学, 2013(06)
- [10]试析突厥汗位的继承制度——以前突厥汗国、东突厥汗国和后突厥汗国为中心[J]. 肖爱民. 北方文物, 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