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者·作者·编者（论文文献综述）
张光润[1]（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表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朱天一[2]（2019）在《《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学周报》（1921-1929）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文艺刊物之一,也是文学研究会最重要、规模最大的机关刊物,对其进行把握有利于我们在近百年后重返历史现场,对文学研究会成员在特定时期,心理状态、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文化总体体认情况进行了解,这一研究也可以作为对既成的、僵化的文学史叙述的有机补充。《文学周报》中广泛、高频率出现着的“黑暗书写”（作为概念、氛围、重要意象,社会状态判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也可以作为我们回溯历史的一扇窗口。（黑暗这一在特定时期的稳定概念）既包含社会层面,对整个社会的不公正、对人类总体消极之物,影响之深、作用之广的总体描摹和负面判断;同时也是基于现代性想象,历史断代上,对某一社会阶段混乱、不公正,对人类总体消极现象持存延宕的负面判断;更是落实到具体人类生命质量、精神状态逐渐低下,并走向消灭的判断;还是文艺与审美范畴内,与作为正面性的“光明与解放”相对立的,伦理向度的价值范畴。而涉及以上几个层次之“黑暗”的文学创作与评论文章均可纳入“黑暗书写”的讨论范畴。序章,对“黑暗”这一中文词语,及其意义内涵在历史脉络内进行简单梳理,通过枚举古代典籍和近代报刊传媒中的相关用法,厘清其意义承载,对“黑暗”这一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过程及其背后的文化积淀进行揭示。这也是确定研究对象的过程,而后将《文学周报》中涉及黑暗书写的文本大体分为文学创作类文本和观点论说类文本。论文第一、二章主要讨论创作类文本中的黑暗书写;第三、四章则分析论说类文本的黑暗书写。第五章在综合前文讨论基础上做反思性总结。第一章,呈现具体的黑暗书写内容。突出文学性,由构成创作类文本黑暗情境的文学因素入手,展开探究。由局部到整体,对传达黑暗心理体验的集群意象、空间、时间、人事、场景构设等内容进行分析,通过对抒情和叙事两类创作类文本内在黑暗情境的指谓进行分析,揭示作者群体预设的“憎厌、刺激、悲悯”这三大文学主题,表达了对于生命的珍视,对于暴力、杀戮、等罪恶的批判与喝止;对于社会变革,走向光明的期待,对于恶浊现实世界的整体憎厌。第二章,进一步通过对创作类文本中黑暗书写频繁出现的情境构设和雷同叙事功能单位的归并,归纳总结创作类文本黑暗书写的结构模式,呈现“受害者、同情者、加害者、反抗者”等多个行动圈的组合关系。黑暗由此成为了一种被表象的世界图像,作者群体同时也借“同情者”视角的乏力感,表达面对这种黑暗世界图像的深深悲观。模式化黑暗书写反映出现代人“占有欲”驱使下“血的横肆”、“泪的匮乏”所造成的现实困境,作者群体落实到个人的“万方多难”的黑暗经验对应着文本中黑暗形象的生成。而在“观念”与“事实”的张力中,作者群体生成了“想象人生”与“走进人生”两歧并置的心理结构。而“众生”与“我”最终打破了二元界限,在“人之复性”的普世伦理诉求中走向调和。第三章,论说类文本又可以分为“就著立论”（文学作品评论）、“造论析理”（随感而生的论说文和社会评论）两种。剥离了文学的形象性,论说类文本直面军阀战乱、兵匪纷扰、出版界乱象、生活中的烦闷等等构成黑暗心理体验、黑暗社会判断的现实问题,可与创作类文本的形象化呈现做“镜内镜外”的两相印证。同时揭示作者群体对黑暗深广程度判断本身的内在矛盾性,分析“丧乱之世”这种理想阶段性想象的复杂生成原因。而透过对其他作品不同程度的推介赞赏或针砭批判。在对以“德性为美之表征”的“最高精神”追求中,将黑暗与光明等概念均纳入审美体系之中。第四章,跳出文学周报的狭窄范围,在社会文化生产、传播、接受、反应等层次探讨其指涉黑暗的论说文本。透过同名异质的黑暗书写,我们看到,在社会、传媒广角中《文学周报》作者群体与《礼拜六》作者群体、《学衡》作者群体和创造社的交锋、错位,互相误读中,暴露了彼等伦理层面,“有限道德追求”和“无限道德追求”、“自我技术与权力技术”,以及文学谱系中“常与变”、“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对垒。并揭示《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本身也存在某种遮蔽性、包含着由“现代性想象”建构起来的盲目自信。第五章,综合前四章对两大类文体的讨论。在特定历史场域内,作者群体的创作类文本廓清了黑暗的“外延”（怎样）,而论说类文本则直接确定了黑暗的“内涵”（何为）。而两大类黑暗书写中始终存在着集中不变因素:“足以扫荡黑暗的光明始终缺席”、（受者—观者;作者—读者;）“体外流淌之血”与“体内沸腾之血”的双向互动、写作主体“对道的肯定,对势的抗争”。这些不变因素反映着黑暗书写内在的总体价值、文化取向,《文学周报》作者群体黑暗书写的形成,既源于五四落潮后集体性的消沉心理（近因）,更深层次上又与佛教的“无明”（远因）、基督教的“原罪”,以及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参照西方历史进程对“文明”与“文化”（外因）的取舍关联密切。复杂的文化背景、社会诉求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黑暗书写本身的不稳定性,其中存在着多组两歧性的对立,在“路径”、“内涵”、“外延”、“目的”等多个方面的内在断裂、岔开,瓦解着同一性的营垒叙述。《文学周报》作者群体既充当着引领方向的“执光者”,同时又怀着仅见“微光”的焦虑,本身也是在黑暗中探索社会、人生道路的“寻光者”。
季念[3]（2019）在《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42年5月14日在伦敦创刊的《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成功地将新闻与图像有机结合,实现文学与艺术“联姻”的周刊。它从创刊之日起,就对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给予了高度关注。创刊后仅20天,即刊载了关于中国人的专题报道《中国的道光皇帝》。到1876年,其报道的中国人形象几乎涉及了晚清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伦敦新闻画报》在这三十多年中塑造的晚清中国人形象既丰满多样又极具典型性,对英国中产阶级读者乃至大英帝国臣民关于晚清中国人形象的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伦敦新闻画报》的中国人形象报道中,用力最勤、着墨最多、关注度最高的无疑是在晚清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皇帝高官。就皇帝而言,《伦敦新闻画报》报道了道光皇帝、咸丰皇帝和同治皇帝,并将他们置于晚清战乱不断、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观照,表现了道光皇帝强撑危局的艰难,咸丰皇帝苦心维持的不易,同治皇帝作为符号象征的无奈。就高官而言,它报道了耆英、斌椿、叶名琛、广州行商及其他官员群像,描绘了耆英在外交活动中的善变形象,表现了斌椿作为“中土西来第一人”的开放包容个性,浓墨重彩地对叶名琛进行了污名化。当然,《伦敦新闻画报》虽然格外重视皇帝高官,但其报道的中国人形象并不局限于此。它还报道了形形色色的下层人形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军人和中国百姓。就军人形象而言,它描绘了遇敌溃逃、英勇顽强、唯利残忍等不同类型的军人;就中国百姓而言,它表现了堕落麻木、礼貌友善、吃苦耐劳等不同品质的中国百姓形象。《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丰富而生动,这既得益于该报图文结合的特色,更得益于该报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首先,在图像与文字的互释、互补与悖离中,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直观性、可感性和性格张力。其次,通过新闻观察者的叙述、新闻当事人的叙述、嵌套性叙述等多重叙述主体的透视,增强了新闻故事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与生动。再次,记者、画家将新闻背景与事实巧妙结合,或利用新闻背景阐明新闻事实,或利用新闻背景烘托新闻事实,不仅使画报中的中国故事与中国人形象更加完整,而且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故事与中国人形象。《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作为一种西方视野中的“他者”形象,既非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形象毫不走样地再现,也非西方人凭空想象的产物。它是记者在中国民间游历、战地目击、受传闻影响等亲历中国的印象,也是西欧对中国人美化性想象与丑化性想象的延续,是西欧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在它身上体现了大英帝国意识形态与媒介使命的混合,杂糅了商业利益至上与新闻客观、不列颠民族优越与新闻中立、中产阶级定位与新闻写实等矛盾对立的因素。《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书写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曾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认识和其他画报对中国人的关注,并提供了中国人形象研究的新参照物。其次,它具有较强的审美意义。它拓展了图文并重的审美空间和新闻画报的表现范围,提升了新闻画报的艺术品位。再次,它具有很强的当代价值。它既为当代社会观察和评价外国媒体中的中国人形象提供了视野,又为当代中国媒体报道外国人形象提供了启示,还对提升当代中国画报的图文艺术水平和质量提供了借鉴。
吴礼敬[4]（2017）在《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从诠释学的角度整理和描述英语世界理解和解释《易经》的历史,重点关注《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以《易经》的流行英译本作为切入点,选取英语世界中具有典范意义的三种《易经》诠释方式:把《易经》看成异教经典或儒教典籍的宗教诠释范式、把《易经》看成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智慧之书的哲学诠释范式、把《易经》看成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文献或把《易经》注疏看成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文献的历史主义诠释范式。本文将分析这些诠释范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它们诠释《易经》的具体特征以及对后续的《易经》诠释产生的影响,以期回应诠释学上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应以作者、文本还是读者为旨归的争论,同时探讨“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诠释的循环”等诠释学核心概念在经典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适用性问题。具体说来,麦格基译本把《易经》看成异教经典,理雅各译本把《易经》看成儒教典籍,卫-贝译本把《易经》看成一部智慧之书,孔理霭、茹特等人的译本把《周易》看成西周时期的历史文献,林理璋翻译的《周易》王弼注则把《周易》看成魏晋时期的历史文献,最后司马富的《易经》诠释把《易经》当成一部全球化的经典。这些诠释范式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们也适应了各自阶段的历史需要。本文即以这些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它们的成因、特点和影响。本文共6章:第1章:绪论,主要包括选题缘起、理论依据、术语说明、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论文创新点等内容。《易经》传入英语世界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因为对《易经》性质和特征的不同认识,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既往研究从译本评价、译文比较和易学史等不同角度切入,本研究则打算从诠释学的角度,探讨《易经》主要英译本中体现的诠释范式及其与生存时代、译者和环境间的互动关系。第2章: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主要范式,以《易经》卫-贝译本的出现作为主要标志,把英语世界的《易经》译本分为卫-贝译本出现以前和卫-贝译本出现以后,分别介绍英语世界中有代表性的《易经》译本:卫-贝译本出现以前的主要译本有麦格基译本和理雅各译本,它们分别体现了基督教文明与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之间的对立和融合;卫-贝译本的产生是《易经》英译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体现了卫礼贤力图用东方文化来补充和救济西方文明的立场,因此《易经》中的智慧和卜筮传统都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卫-贝译本后兴起的孔理霭、茹特、林理璋等人的译本则体现了把《易经》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的视角,译者特别偏重文本和时代的结合。本章简单分析了这些译本中体现的不同诠释方式,并举例说明不同诠释方式对《易经》卦爻辞理解和解释产生的影响。第3章:从异教经典到儒教典籍,主要讨论麦格基译本和理雅各译本,分析二人的《易经》译本产生的历史背景,他们的不同易学观、译本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突出麦格基把《易经》当作异教经典理解和解释时秉持的“前见”和理雅各以文王、周公的作者原意为旨归的翻译策略及影响。整体看来,麦格基和理雅各所处的19世纪正是西方文明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无论是麦格基采用比较神话学的视角把《易经》看成与基督教迥然不同的异教经典,还是理雅各采用比较宗教学的立场把《易经》当成“东方圣书”体系下的儒教典籍,他们在整体上都秉持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论思想,麦格基在译本中突出中国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和儒家的“宇宙生成论”、“宇宙周期循环说”,理雅各的译本突出经传分离的解释原则,要以自己之“意”去逆周公、文王之“志”,体现出他们在诠释《易经》之前根深蒂固的“前见”。第4章:从儒教典籍到智慧之书,主要研究《易经》卫-贝译本,分析该译本在英语世界确立经典地位的原因:卫礼贤和劳乃宣的合作、卫礼贤《易经》讲座的推动、荣格对《易经》的推介、贝恩斯夫人的转译、卫德明《易经》讲座的阐发、美国反文化运动的潮流乃至出版社的积极推动和媒体的普遍赞誉,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促进《易经》卫-贝译本的流行。本章总结了卫-贝译本自身的三个主要特征:独特的结构安排、把译文剥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强调《易经》的卜筮功能,然后介绍卫-贝译本在当时和以后产生的重要影响,突出诠释者和《易经》文本间的“视域融合”是新的理解和解释不断生成的条件。整体来看,《易经》从19世纪末的儒家典籍转变成20世纪中期的智慧之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明发生的重大转变,经历“一战”和“二战”的摧残和毁灭,西方人对向来自信的机器文明、工具理性和科学崇拜产生怀疑和动摇,不少知识精英开始转向古老的东方文化,向东方文明寻找借鉴和慰藉,《易经》卫-贝译本从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世界的需求,因此在美国乃至欧洲掀起一股“易经热”。另一方面,卫-贝译本的独特结构,卫礼贤对《易经》作为“智慧之书”和“卜筮之书”的双重色彩的强调,荣格在序言中利用心理学上的“同时性”概念对《易经》占筮功能所作的分析,以及贝恩斯夫人流畅生动的现代英文,都为实现《易经》诠释范式的转变创造了条件。第5章:从智慧之书到历史文献,主要研究孔理霭、夏含夷、林理璋、司马富等人诠释《易经》的方式,分析英语世界采用历史主义方法诠释《易经》的内外部原因,重点介绍以孔理霭、夏含夷、茹特等人为代表的还原《周易》》本经在商周时期的历史含义和以苏德凯、林理璋等人为代表的还原不同《易经》注疏在各自所处时代语境中的历史含义这两种不同取向的历史主义诠释范式的特征,同时还分析了以司马富为代表的把《易经》诠释和各国历史文化语境相结合的全球化的诠释方式,重点突出从文本和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出发来探寻文本原意的诠释旨趣。从根本上来说,英语世界对《易经》诠释的这种范式转变,是以新历史主义的产生和“中国中心论”思潮的兴起为背景的,是《易经》翻译和诠释领域内“回到中国”的一种具体尝试,虽然这种诠释范式的转变特征异常明显,但历史主义诠释范式下产生的《易经》译本并未像卫-贝译本一度取代理雅各译本那样取代卫-贝译本。第6章:结论,主要讨论《易经》文本产生过程中卦爻辞解释的“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认为这种“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同样体现在异文化语境中人们对《易经》的翻译和解释上。结论还总结了本文讨论的三种诠释范式中分别体现的“’照原意’或’照原样’理解”、“较好地理解”和“不一样的理解”这三种主张,指出“不一样的理解”才是《易经》在其他文化语境中接受和理解的关键,但“不一样的理解”并非不受任何制约,文本、诠释传统、后起的诠释方式、以及时间和读者,共同筛选并决定对《易经》卦爻辞的具体理解和解释。
张佳颖[5]（2020）在《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编年及其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旨在对1735-1949年间的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活动进行编年,且在编年的基础上进行历史分期,对作品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描述。研究思路与内容如下:（1）详尽搜集1735-1949年间中国古典小说西译作品的原始文献,以真实可靠的一手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2）秉持着“考订事实”、“追溯源流”的学术态度,详细厘清西译作品的翻译情况、出版史实、译者身份等信息;（3）以“编年”为纵向主线、“纪传”为横向辅线进行编年与作品信息的完善。首先,以时间为序,按具体出版年份归纳是年的西译作品,将作品按已考证的出版年先后排列;其次,编录作品可考的详实信息,条目内容涵盖作品名称、译者及其身份、所载媒介、转译情况、发行地与出版社、相关书评、插图情况、再版情况、赞助人或赞助机构、小说类型、所依中文底本等,并对于部分较为重要作品的译者序言及书评均加以翻译,以求呈现更多有效且准确之信息;（4）以宏观的视角,将西译作品集中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作为编年史的历史分期的依据;（5）对该历史分期所蕴含的中国古典小说西传特点加以论述,以力求呈现出中国古典小说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接受状况、与其相联系的文化谱系,以及古典小说研究视阈中体现的中西文学与文化观,凸显古今之变。本文以期全面呈现中国古典小说在西方各国被译介和传播的历史轨迹,对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之西传的专家学者有所裨益,或可促进该研究领域更多学术生长点的滋生。
浦晗[6]（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提出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著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刘勇[7]（2020）在《明代抄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代是中国印刷出版史上的辉煌时期,但是抄书的活动依然兴盛。明代生产的抄本经过时间的积淀,在版本学上被称之为明抄本。学界对于明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版本目录学研究、出版史研究、藏书史研究以及抄本个案研究几个方面。本文是从整体上对明抄本进行的一次系统性研究。第一章从整体上对明抄本的版本目录学特征进行探究,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是明抄本的版式特征,包括行格、版心等;第二是明抄本的字体风格,通过对明抄本字体风格的总结,划分出洪武至成化、弘治至隆庆、万历至崇祯三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字体风格进行了具体的总结。第三是探究明代抄本的鉴定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探究明抄本抄写时间、抄写者、批点者、抄本来源、作者的规律,进而探究如何区分明抄本与明稿本、宋元抄本、清抄本。第四是明抄本的文献价值,主要从对书目信息的补正和补正刻本之缺误两个方面来探讨。按照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外圈是书籍的生命周期。第二章至第五章所研究的正是明代抄本的生命周期,是从书籍史的角度对明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等环节进行探究。第二章探讨了明代抄本生产的内容,主要包括从宫廷抄写书籍的类型、明代抄本的不同类别。第三章是对明代抄本生产方式与过程的探讨,首先厘清了謄写与缮写、影抄与临摹等抄写方式之间的区别,进而论述了抄写与刊刻之间的关系。一部分明抄本的讹误历来为学者所诟病,本章第二节从抄书态度、学识水平、外部环境等方面探究了明抄本讹误产生的原因,并且以《永乐大典》的抄写为例,论述了明代抄书者是如何预防讹误产生的。第三节分别从抄写者、抄写的场所、抄本生产的品牌来探究明代抄本的生产。第四章探讨了抄本生产与流通中的经济因素,重点探究了明人抄书的经济动机、抄写的效率以及抄本的成本与价格等。第五章研究了明代抄本的流通方式,主要从读者与市场、书贩与书肆两个方面展开论述。明代抄本的读者与市场部分主要探讨了哪些人是抄本的读者,以及抄本在书籍市场中的份额如何。抄本的读者可以分为抄本的生产者和非抄本生产者,抄本的市场问题主要分为抄本交易与市场份额、市场中的稀见抄本、读者的选择、市场中的抄本与印本以及科举对抄本市场的影响。书贩兜售与书店经营是抄本销售的两个重要渠道。对书贩兜售的探讨,主要包括书贩身份与销售地点、兜售种类与经营方式、具体的销售策略与案例分析;关于书店的经营,则主要探讨了书店的位置和经营,并通过祁承（?）、谢肇淛、祁彪佳、冯梦祯等学者的购书记录来分析抄本在书店中的经营状况。第六章研究了明抄本的阅读与利用环节,抄写是实现阅读的重要媒介,明人抄写书籍的范围、不同类型的抄本为考察明代的阅读风气和阅读群体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利用抄本来进行教育是这一部分考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学者通过家庭中的抄写活动来教育子弟,这种方式在私塾中也同样流行。明代学者阅读抄本的方式主要有朗读和默读,而抄写又可以作为记忆的一种辅助手段。学者在抄本上会留下批注,遇到谬误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订正。最后,讨论了摘抄、编纂与抄本生产、阅读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摘抄的目的与方法、摘抄与阅读的关系、编纂与阅读的关系,以及编纂与著述之间的关系。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内圈是书籍与政治社会文化等背景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是从抄本与学术、政治以及抄本的社会史特征来展开的。第七章探讨的是抄本与明代藏书、丛书出版及书籍审查之间的关系。从抄本与明代藏书的关系来看,抄本对增加官方藏书和私人藏书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抄本与丛书的编纂来看,明代的抄本促进了丛书的编纂与刊刻,进而通过对明抄本丛书的考察对丛书概念加以重新审视。从抄本与禁书的关系来看,抄本书由于其特殊的流通渠道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躲过明代的书籍审查。这里主要探究了明代的实录、天文类书籍、妖书等几种特殊类型的书籍,它们在明代大多以抄本形式流传。第八章是对抄本的社会史特征进行的探讨,首先关注的是抄工这一特殊的群体,描绘了抄工在明代的生活状态,包括他们的出身、收入以及与学者、抄本之间的关系。抄工主要包括职业抄写者,除此之外,生员、士人、童仆、官吏都可以扮演抄工的角色。其次关注的是抄写者的人际网络和交往模式,探讨抄写者是如何通过构建人际网络来进行抄书活动的。明代刊刻出版中写工的组织形态以及他们与学者之间的关系虽然也与明代的抄写活动有关,但属于刊刻出版的流程,与明抄本的研究主题有所冲突,因此将其作为本文的附录。总之,本文通过对明抄本的系统研究,揭示明代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过程,以及与抄本有关的人群和社会网络,希望能够深化对于明代的抄本、抄书活动、抄本与刻本之间关系以及明代书籍文化的认识。
曹珍[8]（2019）在《潘自牧及其《记纂渊海》研究》文中认为宋代是类书的大发展时期,数量众多、规模空前,体制大备,分类缜密,流播广泛。尤其是和前代类书相较,有宋一代所编撰之类书,在承继前代类书编撰经验的同时,推陈出新,不仅仅局限于为作文提供检索词藻、典故之便,而是大大增加了其使用功能,如以备科考、书信笺启之用等。另外,宋代所编类书,不似前代多为敕撰,而是多为私修。宋代私撰类书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在内容、分类、体例等方面也多有创新。南宋中期潘自牧编撰的以记言为主的类书《记纂渊海》作为我国现存最早名言警句分类汇编,世称记言类书创自此书,在宋代类书中别具一格,编排体例极具创新性。它不像传统类书那样,多以“天、地、人、事、物”的顺序来安排部类,而是突出“人、事”两类,详于纂言。分为论议部、性行部、识见部等22部,每部之下又分类,每一类用一个词或词组作标题,如“颖悟”“包容”“方兴未艾”“一视同仁”等,突出引录内容的主题,每一个标题之下,又分经、子、史、传记、集、本朝六部,在每一部之下罗列相关材料,可谓纲举目张,井然有序,十分清楚,使得传统类书的类分原则进一步细化和扩展,极便于检索。另外它不仅辑录征引宋前古籍,而且设“本朝”部,对宋代的文献亦多有保存,故对于文献的校勘、辑佚颇具价值。基于其编排体例独特,文献价值巨大,且学界未有系统研究的原因,本论文广泛搜求多领域的文献加以利用,首先考证、厘清编者潘自牧之生平家世等情况,进而对《记纂渊海》的编撰流传、版本情况,部类划分、编排体例、征引文献等方面予以全面系统的研究,充分论证其在类书编撰史上的地位、价值及影响。本文的正文部分共分设六章。第一章编者潘自牧的家世与生平。从历史学角度全面考察潘自牧的生平、家世、交游及著述。由于《宋史》上无传,潘自牧的家世籍贯、生卒年、仕宦履历、交游著述等皆不甚明晰,文献典籍所涉其生平事迹亦存在错讹之处。本章在全面钩稽有关方志、家乘、序跋等资料的基础上,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探讨,纠正前人所载之谬误,梳理出潘自牧生平之大概,厘清其宦迹、交游、著述等情况。第二章论述《记纂渊海》的编撰与流传。《记纂渊海》的成书得益于诸多方面:时代、家庭文化的影响;潘自牧个人较高的文化素养;亲朋师友的参与与协助;发达的区域文化环境;前代类书的参照与取材。《记纂渊海》成书于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成书不久后即有福建书坊刊行,此后流播广泛,宋、元、明、清四代皆有刊刻,宋、明两代并对其进行了续补与改编。第三章《记纂渊海》版本叙录。《记纂渊海》于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成书,潘自牧亲自作序,195卷,是为宋刻原编本。淳祐戊申（1248）年稍前,南宋宋惠父对潘自牧《记纂渊海》作了续补,125卷,今存94卷,是为《记纂渊海后集》。明万历七年,王嘉宾在宋刻本《记纂渊海》及《记纂渊海后集》的基础上,更改原编本卷目编次,增删大量内容,改编为100卷,是为明万历刻本。宋元明清四代,《记纂渊海》多有流传,形成195卷宋刻原编本及100卷明万历改编本两种版本系统。第四章《记纂渊海》的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两种版本系统的《记纂渊海》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不尽相同。与前代类书相类比,详论宋刻本、明刻本《记纂渊海》的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突出其编撰特色,并将两个版本系统的《记纂渊海》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进行比较,突出二者之不同,以证各自价值。第五章《记纂渊海》征引文献考论。《记纂渊海》部头较大,取材广泛,引文谨严,据考宋刻本所引文献达一千余种,通过考辨其引文方法,揭示引书所体现的时代风尚,深受理学思想影响之特色,并证明《记纂渊海》当为科举应试之类书。同时,也将对引文存在的一些疏漏及不足进行揭示。第六章《记纂渊海》的价值与影响所及。结合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通过列举例证的方式,指出两种版本系统的《记纂渊海》均具有较高的文献学、目录学、史料学等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记纂渊海》的影响所及。
孙吉娟[9]（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方梦之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宋泉[10]（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著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二、读者·作者·编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读者·作者·编者（论文提纲范文）
（1）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 二、研究现状概述 |
| 第一章 《文学周报》文学创作中黑暗情境的呈现与意旨 |
| 第一节 《文学周报》创作类文本中的黑暗元素 |
| 一、与黑暗密切关联的意象 |
| 意象(一)——“影” |
| 意象(二)——“尸骸”与“坟墓” |
| 意象(三)——猛禽凶兽(选灰色马等数种) |
| 意象(四)——黑斑、黑洞 |
| 二、与黑暗密切关联的场景与氛围构设 |
| 1. 时间与黑暗 |
| 2. 空间与黑暗 |
| 三、黑暗与人事 |
| 第二节 创作类文本中黑暗情境的指谓 |
| 一、抒情性文本中黑暗情境的象征、隐喻 |
| 1. 当抒情主体旁观黑暗情境 |
| 2. 当抒情主体置身黑暗情境之中 |
| 二、叙事性文本中黑暗情境对应的直观现实所指 |
| 第三节 《文学周报》创作类文本的文学主题 |
| 一、憎厌:由“痛苦”出发针对黑暗现实的决绝姿态 |
| 二、刺激:唤起反抗黑暗“情绪”的话语方式 |
| 三、悲悯:对黑暗中人的同情与拯救 |
| 第二章 《文学周报》文学创作中黑暗情境的结构与生成过程 |
| 第一节 黑暗情境构设中的模式化书写现象 |
| 一、质料模式:角色与事件的几种符号功能 |
| 二、形式模式:视角、主体介入与事件链条的表意功能 |
| 三、无边的“盲”与“占有欲”:模式化黑暗书写的潜在逻辑 |
| 第二节 由黑暗书写模式看《文学周报》作者群的社会状态认知 |
| 一、万方多难欲何之?:个体黑暗体验与黑暗形象的生成 |
| 1. 来自现实的黑暗体验 |
| 2. 黑暗体验转化为文本中的黑暗形象 |
| 二、模式化黑暗书写的内在悖论及其调和 |
| 1. 悖论:“想象人生”与“走进人生” |
| 2. 调和:亟待解救的“人生”与“人性” |
| 第三章 《文学周报》论说类文本中黑暗批判的内涵与黑暗抵抗的对象 |
| 第一节 社会评论中的黑暗揭橥与批判 |
| 一、镜子外面的世界:黑暗影响的深广程度及其持存 |
| 二、被直接指明的社会中的批判对象 |
| 1. 社会写真:军阀、兵匪问题与1920年代的战争 |
| 2. 报刊内外:文学周边与出版环节中的黑暗因素 |
| 3. 人生之谜:构成烦闷的“诸相” |
| 第二节 文学评论中的黑暗揭橥与批判 |
| 一、针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中涉及的黑暗问题 |
| 1. 导读者的折射:黑暗的反映之反映 |
| 2. 黑暗的文坛:浊世不可语庄语 |
| 二、非作品评论:作为审美范畴的光明与黑暗 |
| 第四章 社会广角内看《文学周报》论说类文本的黑暗书写 |
| 第一节 有限与无限追求的双重选择:对黑暗的呈现方式与应对态度之歧 |
| 第二节 自我技术与启蒙的悖论:黑暗时代的人们是否也黑暗? |
| 第三节 常与变的对垒:当《文学周报》作者群体也成为“黑暗势力” |
| 第四节 黑暗书写的凭依及其不稳定性 |
| 一、“同谓之玄”: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局限性 |
| 二、执光在手?由现代性建立起来的话语自信 |
| 第五章 反思《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 |
| 第一节 两种文体的内在关联——捕捉黑暗的显隐结构 |
| 一、辩证综合:黑暗的还原与演绎 |
| 二、两大文类中的不变因素 |
| 1. 足以扫荡黑暗的光明始终缺席 |
| 2. “体外流淌之血”与“体内沸腾之血”的互动 |
| 3. 对道的肯定,对势的抗争 |
| 第二节 寻光者?执光者?:期刊形象的建构 |
| 一、办刊理念:从提灯人形象说起 |
| 二、两种身份的统一:从“事件的启蒙”到“运动的启蒙” |
| 第三节 促成黑暗书写的复杂文化源流 |
| 一、近因:“后新文化-五四”时代的焦虑 |
| 二、远因:从“无明”始 |
| 三、外因:文明想象与基督教 |
| 第四节 (总结)“黑暗书写”的内在两歧性与群体心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文学周报》创作类文本梗概汇总表(按文体) |
| 其一:《文学周报》诗歌(及抒情性散文)文本一览 |
| 其二:《文学周报》小说(及叙事性散文)文本一览 |
| 其三:《文学周报》戏剧文本一览 |
| 人名索引 |
| 术语及重要概念索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3）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与选题依据 |
| 0.1.1 选题缘起 |
| 0.1.2 选题依据 |
| 0.2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0.2.1 研究对象 |
| 0.2.2 研究意义 |
| 0.3 国内外研究述论 |
| 0.3.1 国外研究综述 |
| 0.3.2 国内研究综述 |
| 0.3.3 国内外研究的不足 |
| 0.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0.4.1 研究方法 |
| 0.4.2 创新之处 |
| 第1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主要类型(上) |
| 1.1 皇帝形象 |
| 1.1.1 夕阳余辉里强撑危局的道光皇帝 |
| 1.1.2 大厦将倾时苦心维持的咸丰皇帝 |
| 1.1.3 短暂平静下作为符号象征的同治皇帝 |
| 1.2 官员形象 |
| 1.2.1 外交舞台上的善变者耆英 |
| 1.2.2 中土西来第一使者斌椿 |
| 1.2.3 亦商亦官的行商 |
| 1.2.4 被污名化的两广总督叶名琛 |
| 1.2.5 地方治理中的官员群像 |
| 第2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主要类型(下) |
| 2.1 军人形象 |
| 2.1.1 遇战溃逃的中国军人 |
| 2.1.2 英勇顽强的中国军人 |
| 2.1.3 唯利残忍的中国军人 |
| 2.2 百姓形象 |
| 2.2.1 堕落麻木的中国百姓 |
| 2.2.2 礼貌友善的中国百姓 |
| 2.2.3 吃苦耐劳的中国百姓 |
| 第3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表现艺术 |
| 3.1 图像与文字的互文 |
| 3.1.1 图像与文字互释 |
| 3.1.2 图像与文字互补 |
| 3.1.3 图像与文字悖离 |
| 3.2 多重叙述主体的透视 |
| 3.2.1 新闻观察者的叙述 |
| 3.2.2 新闻当事人的叙述 |
| 3.2.3 嵌套性叙述 |
| 3.3 新闻背景与事实的结合 |
| 3.3.1 背景阐明新闻事实 |
| 3.3.2 背景烘托新闻事实 |
| 第4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形成原因 |
| 4.1 记者画家亲历中国的印象 |
| 4.1.1 民间的游历 |
| 4.1.2 战地的目击 |
| 4.1.3 传闻的影响 |
| 4.2 西欧的中国人想象的延续 |
| 4.2.1 对美化性想象的延续 |
| 4.2.2 对丑化性想象的延续 |
| 4.3 大英帝国意识形态与新闻媒介使命的混合 |
| 4.3.1 商业利益至上与新闻客观的博弈 |
| 4.3.2 不列颠民族优越与新闻中立的拉锯 |
| 4.3.3 中产阶级定位对新闻写实的调和 |
| 第5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书写的意义 |
| 5.1 历史意义 |
| 5.1.1 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认识 |
| 5.1.2 促进了其他画报对中国人的关注 |
| 5.1.3 提供了研究中国人形象的新参照物 |
| 5.2 审美意义 |
| 5.2.1 拓宽了图文并重的审美空间 |
| 5.2.2 扩展了新闻画报的表现范围 |
| 5.2.3 提升了新闻画报的艺术品位 |
| 5.3 当代启示 |
| 5.3.1 为观察当代外国媒介中的中国人形象提供了视野 |
| 5.3.2 为当代中国媒体报道外国人形象提供了启示 |
| 5.3.3 为提升当代中国画报的图文艺术提供了借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科研成果 |
（4）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理论依据 |
| 1.1.3 术语说明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译本评析 |
| 1.2.2 译本或译文比较 |
| 1.2.3 易学西传史研究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创新点 |
| 1.4 论文结构 |
| 第2章 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主要范式 |
| 2.1 英语世界的《易经》译本概述 |
| 2.1.1 《易经》卫-贝译本出现以前 |
| 2.1.2 《易经》卫-贝译本 |
| 2.1.3 《易经》卫-贝译本出现以后 |
| 2.2 《易经》英译本中体现的不同诠释方式 |
| 2.2.1 儒教典籍 |
| 2.2.2 智慧之书 |
| 2.2.3 占筮手册 |
| 2.2.4 历史文献 |
| 2.2.5 心理学视角 |
| 2.2.6 女性主义视角 |
| 2.3 不同诠释方式对卦爻辞译文产生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从异教经典到儒教典籍 |
| 3.1 麦格基理解的《易经》:异教经典 |
| 3.1.1 麦格基译本产生的背景 |
| 3.1.2 麦格基对《易经》的理解 |
| 3.1.3 麦格基译本的特征 |
| 3.1.4 麦格基理解和解释《易经》的“前见” |
| 3.2 理雅各理解的《易经》译本:儒教典籍 |
| 3.2.1 理雅各译本产生的背景 |
| 3.2.2 理雅各《易经》译本的特征 |
| 3.2.3 理雅各《易经》译本的影响 |
| 3.2.4 理解和解释作者之意:理雅各诠释《易经》的取向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从儒教典籍到智慧之书 |
| 4.1 卫-贝译本经典地位的确立 |
| 4.1.1 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及《易经》系列讲座 |
| 4.1.2 荣格对卫礼贤《易经》译本的运用及评价 |
| 4.1.3 贝恩斯夫人和她的英文转译本《易经》 |
| 4.1.4 卫德明《易经》系列讲座的推动 |
| 4.1.5 美国反文化潮流的兴起与《易经》卫-贝译本地位的最终确立 |
| 4.2 卫-贝译本的主要特征 |
| 4.2.1 结构安排独特,经、传同样重视 |
| 4.2.2 剥离历史语境,融合中西智慧 |
| 4.2.3 重视卜筮功能,强调实用色彩 |
| 4.3 卫-贝译本的影响 |
| 4.4 诠释者与《易经》文本的“视域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从智慧之书到历史文献 |
| 5.1 历史主义诠释范式产生的背景 |
| 5.1.1 外部因素 |
| 5.1.2 内部因素 |
| 5.2 《周易》作为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 |
| 5.2.1 孔理霭的《易经》诠释 |
| 5.2.2 夏含夷的《周易》诠释 |
| 5.2.3 茹特、高厦克、玛格丽特等人的《周易》诠释 |
| 5.3 《易经》作为具体时期的历史材料 |
| 5.3.1 苏德凯等人的《易经》诠释 |
| 5.3.2 林理璋的《易经》诠释 |
| 5.3.3 韩子奇的易学研究 |
| 5.4 《易经》作为融合世界文化的历史文本 |
| 5.4.1 卫德明、哈克尔等人的易学研究 |
| 5.4.2 司马富的易学研究 |
| 5.5 文本原意:从文本和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出发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5）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编年及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 论文特色与创新点 |
| 上编: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编年(1735-1949) |
| 下编: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研究 |
| 第一章 中国古典小说西译数量统计与分析 |
| 第一节 西译作品数量与涉猎内容 |
| 第二节 小说作品与西译形式 |
| 一、同一译本多次转译 |
| 二、小说中诗歌的翻译 |
| 三、其他 |
| 第二章 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的高峰期与低潮期 |
| 第一节 高峰期与低潮期的特征概述 |
| 一 低潮期(1735-1827 年) |
| 二 高峰期(1885-1949 年)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的促进 |
| 一 低潮期的社会环境与传播主体 |
| 二 高峰期的社会环境与传播主体 |
| 第三节 传播媒介的推动 |
| 一 低潮期 |
| 二 高峰期 |
| 第三章 中国古典小说西译载体的多样性 |
| 第一节 从单行本到期刊杂志 |
| 一 单行本 |
| 二 期刊杂志 |
| 三 单行本与期刊杂志的互动关系 |
| 第二节 从依附于介绍性书籍到古典小说译文选集 |
| 一 两种载体形式的流变过程及原因 |
| 二 专门的古典小说译文选集特点及影响 |
| 第四章 中国古典小说译者研究 |
| 第一节 译者及其西译作品数量统计 |
| 一 译者身份 |
| 二 通晓多国语言的汉学家 |
| 三 各国汉学活动的推进 |
| 第二节 译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定位 |
| 一 中国社会百态的全景画 |
| 二 学习中文的有效教材 |
| 三 利用中国小说的道德教化作用 |
| 四 窥探中国人内心状态的渠道途径 |
| 五 宣扬宗教的辅助资料 |
| 六 负面化中国形象 |
| 七 研究中国小说的文学性 |
| 第三节 译者的翻译观念与实践 |
| 一 改编 |
| 二 删减 |
| 三 遵循原文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735-1949 中国古典小说西译作品情况一览表 |
| 致谢 |
（6）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南戏学术史的存在事实与研究的学理依据 |
| 二 南戏学术史的研究现状与治史范式 |
| 三 南戏学术史的叙史范畴 |
| 第一编 学术之“势”：南戏在现代学术整体中的进路与呈现 |
| 第一章 传统至现代的滥觞：从“一个失去的环节”到近代研究范式的初建 |
| 第一节 蓄意的空白：古代南戏研究巡礼 |
| 一 双重的枷锁：视为“小道”的戏曲与“重北轻南”的曲学思维 |
| 二 空白的生成：片面、破碎而单一的古代南戏学术史 |
| 第二节 剧变与契机：学术语境的现代转型与南戏研究的近代化转向 |
| 一 调试与顺化：经学的退席与晚近的学术转关 |
| 二 价值的重估：“小说界革命”与民间通史文艺社会价值的凸显 |
| 三 社会到学术：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民间文艺学理价值的发掘 |
| 四 底色与分化：民俗学背景中生成的近代南戏研究 |
| 第三节 学人与学科：第一代戏曲学人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初建 |
| 一 大家之师：吴梅的曲体研究与现代南戏学谱的编织 |
| 二 以治经法以治曲：姚华的曲本考订与南戏辑佚之风的肇始 |
| 三 史述与“现代性”：王国维的戏曲史书写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生成 |
| 第二章 剧学中的意义凸显：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与研究的专门化 |
| 第一节 双向的体认：戏曲艺术成就的世界认同与学术价值的专学化 |
| 一 “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与通俗文艺研究的深入 |
| 二 海外演出的热潮与传统戏曲的世界性认同 |
| 三 现代戏曲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与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 |
| 第二节 内向的搜求：剧目曲文的辑佚与的南戏学科肌理的构建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郑振铎：姚华之后的践行者 |
| 二 钱南扬、赵景深与冯沅君：南戏辑佚三大家 |
| 三 宗志黄与“休休”：学案中遗落的重要缺页 |
| 第三节 外向的理路：“印度戏剧输入说”的生发与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一 默转潜移的学术语境：晚近佛学的复兴到中印比较文艺研究的兴起 |
| 二 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文化移动论”的建构至“印度水路”的描绘 |
| 三 专门化的另一条路径：“输入说”的衍化与现代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第三章 “一元”与“多元”：二十世纪下半叶研究的转型与重构 |
| 第一节 政治与文艺：戏剧及其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二次蜕变 |
| 一 政治主体性的逐渐渗透：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左联的文艺理论实践 |
| 二 被立定的方向：《讲话》的发表与文艺对政治范畴的体认 |
| 三 转变的酝酿：戏曲创作与批评方式的变革与第二次的研究转向 |
| 第二节 “坚守”与“失落”的临界：《琵琶记》大讨论的因果及学史意义 |
| 一 “讨论”的起因：遗产价值的阐述与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求 |
| 二 对学术主体性的坚守：“大讨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 |
| 三 无力抗争的学术失落：从短暂的高峰向政治一元化的滑落 |
| 第三节 对传统的追忆与解构：新时期的学科发展与理念更迭 |
| 一 历史的回溯：传统、系谱与学术共同体 |
| 二 后现代的逻辑：交叉、解构与多元化 |
| 第二编 史述之“度”：南戏学术概念及范畴的历史言说 |
| 第四章 “格局”与“视角”：史著中的南戏书写 |
| 第一节 “格局”的映现：文学史中的南戏 |
| 一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确立的过程与最初的标尺 |
| 二 政治修辞与模式固化：“十七年”及之后文学史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视野”的表达：戏曲史中的南戏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周贻白：“文”史与“剧”史的胶着与渐进 |
| 二 专题与视角：通史的分野与多元化的视阈 |
| 第五章 自我范畴的确认：关于南戏史的研究 |
| 第一节 南戏形成之时间：史料解读方式变化而导致的差异与“前移” |
| 一 “古于北曲”的模糊推定 |
| 二 “徐说”与“祝说”的择取 |
| 三 “酝酿期”的折衷与兼容 |
| 四 “宣和、淳熙之前”的推移与假设 |
| 第二节 南戏源起之地点：“一点”与“多点”的争执 |
| 一 “温州源起说”的渊源及确立 |
| 二 “多点起源说”的提出与争议 |
| 第三节 南戏艺术之源头：众说纷纭的迷雾 |
| 一 宋杂剧说 |
| 二 诸宫调说 |
| 三 傀儡戏说 |
| 四 民间剧曲说 |
| 五 宗教仪式说 |
| 第四节 南戏的发展与流变：一度失去的“中间” |
| 一 元代南戏研究的误区与纠正 |
| 二 南戏声腔流变研究的停滞与发展 |
| 第五节 南戏历史的下限：界断的难明与合法性的质疑 |
| 一 以元明代季更迭为界限 |
| 二 以创作主体的身份为依据 |
| 三 以昆剧的兴起为标志 |
| 四 “演进期”的界限代替 |
| 第六章 “史述”与“名定”：“史述”中的称谓释读与南戏学科概念的嬗递 |
| 第一节 碎片下的逻辑：古人对南戏名称的记载及其背后的概念认知 |
| 第二节 分蘖式的关联：南戏名称的近代审视与南戏概念的立体化重构 |
| 第三节 整合中的正名：辨证中的概念群集与南戏学科意义的完全形成 |
| 第三编 审视之“维”：现代南戏研究的空间与层次 |
| 第七章 研究的“基本面”：作为文献的南戏 |
| 第一节 剧本文献的发现与南戏史研究的深入 |
| 一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流回及其文献价值 |
| 二 南戏地方戏文本的发掘与新的研究视点 |
| 第二节 曲谱、曲选的发掘与南戏辑佚的进展 |
| 一 《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戏文辑佚的阶段性完成 |
| 二 明曲选的整理、刊行与新时期的南戏辑佚 |
| 第三节 文物形态的泛起与研究领域的再延伸 |
| 一 现代文史研究中的文物传统与戏曲文物学的先声 |
| 二 刘念兹等人的田野工作与南戏文物概念的成型 |
| 三 文物视阈下南戏研究领域的延展及分化 |
| 第八章 表演的形态与场域：作为舞台艺术的南戏 |
| 第一节 传统曲学的末梢：以“曲唱”为主体的音乐研究 |
| 一 吴梅的曲律研究与古典曲学“音乐性”的传承 |
| 二 从“曲律”到《曲体研究》：吴梅的学脉与南戏曲体研究的系统化 |
| 第二节 从“场上”到“舞台”：现代剧场理论的介入与“舞台艺术”概念的成型 |
| 一 学人的剧场实践与现代南戏“演剧”研究的萌生 |
| 二 “排场”与“作场”：传统知识体系中南戏演出形制的解读 |
| 三 西方剧场艺术视阈下“舞台艺术”概念的确立及研究的发展 |
| 第九章 “日常”与“非日常”的空间：作为社会结构与行为的南戏 |
| 第一节 向上的路标：上层建筑“机能”的解读与社会结构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向下的指针：南戏研究向“民间立场”的回归与内化 |
| 一 溯源与回归：“民间性”话语的内置与研究理念的民俗学回摆 |
| 二 田仲一成笔下的祭祀与演剧：南戏与乡村组织及民俗行为的同质化 |
| 余论：南戏学术史的形态与研究的“走出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课题 |
| 附录一 ：南戏研究发展年谱(1913-2012) |
| 附录二 ：百年南戏研究文献索引(1913-2012) |
| 后记 |
（7）明代抄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明抄本的版本目录学特征 |
| 第一节 明抄本的行格及用纸 |
| 一 行格 |
| 二 版心 |
| 三 各家抄本版式特征总结 |
| 四 明抄本的纸张类型 |
| 第二节 明抄本字体研究 |
| 一 明抄本字体的风格特点 |
| 二 特殊的抄本:明内府抄本与佛经抄本 |
| 三 明代抄本字体的分期 |
| 第三节 明抄本之鉴定 |
| 一 抄写时间 |
| 二 抄写者 |
| 三 批点者 |
| 四 抄本来源 |
| 五 作者考证 |
| 六 明抄本与明稿本之鉴别 |
| 七 明抄本与宋元抄本、清抄本之鉴别 |
| 第四节 明抄本的文献价值 |
| 一 对于书目信息的补正 |
| 二 补正刻本之缺误 |
| 第二章 明抄本的内容 |
| 第一节 从宫廷到民间:抄写稀见的书籍 |
| 一 抄写的地点和方式 |
| 二 抄录书籍的种类 |
| 三 抄录书籍的特点 |
| 第二节 抄本的类别 |
| 一 从抄本的内容与形式划分 |
| 二 从抄本的来源划分 |
| 第三章 明抄本的生产 |
| 第一节 抄写的方式 |
| 一 抄写方式的分类 |
| 二 謄写与缮写 |
| 三 影抄与临摹 |
| 四 影抄与影刻 |
| 第二节 抄本讹误的产生与预防 |
| 一 造成讹误的原因 |
| 二 《永乐大典》对于抄写讹误的预防 |
| 第三节 抄写者与抄写场所 |
| 一 抄写者 |
| 二 抄写的场所 |
| 三 抄本生产的品牌 |
| 第四章 明抄本的经济学特征 |
| 第一节 抄书的经济动机 |
| 一 抄书事迹举例 |
| 二 抄书事迹分析 |
| 第二节 抄写的效率 |
| 第三节 抄本的成本与价格 |
| 一 抄本的成本 |
| 二 抄本的价格 |
| 第五章 明抄本的流通 |
| 第一节 读者与市场 |
| 一 读者 |
| 二 市场 |
| 第二节 书贩与书肆 |
| 一 书贩兜售 |
| 二 书店经营 |
| 第六章 明抄本的阅读与利用 |
| 第一节 抄写与阅读风气 |
| 一 明人抄写与阅读的范围 |
| 二 不同的阅读群体 |
| 第二节 抄书与教育 |
| 一 明代抄书与教育概况 |
| 二 抄书的方式 |
| 三 教育抄本的种类、性质和特征 |
| 第三节 记忆与批注 |
| 一 朗读与默读 |
| 二 作为记忆辅助的抄写 |
| 三 批注与订误 |
| 第四节 摘抄与编纂 |
| 一 摘抄 |
| 二 编纂 |
| 第七章 明抄本与藏书、丛书出版及书籍审查 |
| 第一节 抄本与藏书 |
| 一 官方藏书 |
| 二 私人藏书 |
| 第二节 抄本与丛书之编纂 |
| 一 抄本与丛书刊刻 |
| 二 现存明抄本丛书考察 |
| 三 对丛书概念的重新审视 |
| 第三节 抄本与禁书 |
| 一 政治类书籍 |
| 二 数术、宗教类书籍 |
| 三 妖书与淫书 |
| 第八章 明抄本的社会史特征 |
| 第一节 抄工与学者 |
| 一 职业抄工的身份 |
| 二 抄工的收入 |
| 三 抄工与学者 |
| 四 抄工与抄本 |
| 第二节 抄书者的人际网络与交往模式 |
| 一 民间藏书家之间的借抄 |
| 二 对稀见书的寻访 |
| 三 相互借抄的群体与抄书的协定 |
| 四 借书之难与借书之痴 |
| 五 抄本作为交往的礼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明代的写工 |
| 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潘自牧及其《记纂渊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编者研究 |
| 二、版本研究 |
| 三、体例研究 |
| 四、征引文献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潘自牧家世与生平 |
| 第一节 潘自牧的家世与个人素养 |
| 一、潘自牧祖籍与先世 |
| 二、潘自牧父名考辨 |
| 三、潘自牧家庭教育与个人素养 |
| 第二节 潘自牧生平交游与著述 |
| 一、潘自牧之生平 |
| 二、潘自牧交游考 |
| 三、潘自牧之著述 |
| 第二章 《记纂渊海》的编纂与流传 |
| 第一节 《记纂渊海》编纂的背景 |
| 一、时代文化背景 |
| 二、宋代学术文化影响下的类书编撰 |
| 第二节 《记纂渊海》的成书与刊行 |
| 第三节 《记纂渊海》的流传与改编 |
| 一、南宋时期《记纂渊海》的流传及续补 |
| 二、元明清时期《记纂渊海》的流传及改编 |
| 第三章 《记纂渊海》版本叙录 |
| 第一节 一百九十五卷本版本系统叙录 |
| 一、宋刻本 |
| 二、宋钞本 |
| 三、元刻本 |
| 四、明钞本 |
| 五、明铜活字本 |
| 第二节 一百卷本版本系统叙录 |
| 一、明万历七年刻本 |
| 二、明钞本 |
| 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 第三节 《记纂渊海》海外藏本及现今通行本 |
| 一、日本藏本 |
| 二、现今通行本 |
| 第四章 《记纂渊海》的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 |
| 第一节 《记纂渊海》以前类书的部类和体例 |
| 一、《记纂渊海》以前类书的部类划分 |
| 二、《记纂渊海》以前类书的体例 |
| 第二节 宋刻一百九十五卷本的编排体例及其内容 |
| 一、部目划分 |
| 二、编排体例 |
| 第三节 明万历刻一百卷本的编排体例及其内容 |
| 一、部目划分 |
| 二、编排体例 |
| 第四节 宋刻本与明刻本编排体例及其内容之比较 |
| 第五章 《记纂渊海》征引文献考论 |
| 第一节 《记纂渊海》引书统计分析 |
| 第二节 《记纂渊海》引文方法考辨 |
| 一、主题词突出法 |
| 二、直引法 |
| 三、节引法 |
| 四、约引法 |
| 五、存异法 |
| 第三节 《记纂渊海》引书特色 |
| 一、反映时代之风尚 |
| 二、反映理学思想之影响 |
| 三、反映科举应试之实用特色 |
| 第四节 文献征引的缺陷 |
| 一、征引文献出处不一 |
| 二、征引内容不一 |
| 三、分类不够严谨 |
| 四、引书错误 |
| 第六章 《记纂渊海》的价值与影响 |
| 第一节 《记纂渊海》的文献学价值 |
| 一、校勘价值 |
| 二、辑佚价值 |
| 第二节 《记纂渊海》的目录学价值 |
| 第三节 《记纂渊海》的史料学价值 |
| 一、史学史料价值 |
| 二、文学史料价值 |
| 三、理学史料价值 |
| 第四节 《记纂渊海》的影响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宋刻本《记纂渊海》引书目录 |
| 附录二 宋刻本《记纂渊海》所引部分已佚典籍叙录 |
| 附录三 明万历刻本《记纂渊海》所引佚书《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辑录 |
| 附录四 《记纂渊海》书影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参与课题 |
| 致谢 |
（9）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方梦之研究综述 |
| 1.2.1 方梦之成果掠影 |
| 1.2.2 对代表作的评论 |
| 1.2.3 对方梦之学术思想的评价 |
| 1.2.4 方梦之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
| 1.3 方梦之其人其事 |
| 1.3.1 方梦之的学生时代 |
| 1.3.2 厂矿工作及翻译 |
| 1.3.3 研究所翻译 |
| 1.3.4 步入教坛(1978年至今) |
| 1.4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1.4.1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 |
| 1.4.2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 |
| 1.4.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二章 方梦之一分为三翻译观的形成 |
| 2.1 “一分为三译学观”之解读 |
| 2.2 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哲学内涵 |
| 2.2.1 一分为二的利弊 |
| 2.2.2 一分为三的显现 |
| 2.2.3 一分为三的优势 |
| 2.3 一分为三与翻译学方法论 |
| 2.3.1 一分为三与哲学方法论 |
| 2.3.2 翻译学的方法论 |
| 2.3.3 一分为三与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 一分为三:从翻译标准到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1 作为翻译标准的一分为三 |
| 2.4.2 翻译哲学方法论关照的一分为三 |
| 2.5 方梦之的一分为三译学观 |
| 第三章 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
| 3.1 应用翻译研究(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 3.1.1 文体研究切入,扩大翻译语域 |
| 3.1.2 宏观构思,分层建构 |
| 3.1.3 本体三分,自成一体 |
| 3.2 应用翻译研究自成体系 |
| 3.2.1 “应用文体翻译”范畴 |
| 3.2.2 在译学体系中的方位 |
| 3.2.3 宏观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 |
|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
| 3.3.1 三要素整体观 |
| 3.3.2 译者主体的研究历程 |
| 3.3.3 译家研究的时空与学科三维考量 |
| 3.4 应用翻译标准:达旨、循规、共喻 |
| 3.4.1 应用翻译原则之现实关照 |
| 3.4.2 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 |
| 3.4.3 循规:规范之常在 |
| 3.4.4 共喻:译文适应性 |
| 第四章 方梦之的中观策略思想研究 |
| 4.1 中观策略概说 |
| 4.1.1 国内外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概述 |
| 4.1.2 中观策略研究的意义 |
| 4.1.3 方梦之对翻译策略的研究路径 |
| 4.2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
| 4.2.1 理论因子的考量 |
| 4.2.2 目的指向的诠释 |
| 4.2.3 技术手段的考察 |
| 4.2.4 译学方法论的启示 |
| 4.3 翻译策略三元图：直译、意译、零翻译 |
| 4.3.1 三元图的翻译语言意义观 |
| 4.3.2 直译、意译的重新范畴化 |
| 4.3.3 零翻译的理论研究 |
| 4.4 我国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类聚研究 |
| 4.4.1 本土研究的理据 |
| 4.4.2 自主开发的策略述评 |
| 4.4.3 应用翻译策略之走势 |
| 4.5 中观策略之批评 |
| 4.5.1 中观策略的评价 |
| 4.5.2 方法论意义 |
| 第五章 方梦之微观技巧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 |
| 5.1 翻译技巧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
| 5.2 技巧理论化的理据 |
| 5.2.1 上下贯通、立足实践 |
| 5.2.2 从实践总结走向理论研究 |
| 5.2.3 理论发展性 |
| 5.3 语法学视角 |
| 5.3.1 语法(言)学在翻译学体系中的位置 |
| 5.3.2 方梦之的翻译语言等值观 |
| 5.3.3 翻译技巧与语言学理论同步发展 |
| 5.4 修辞学视角 |
| 5.4.1 修辞与翻译的契合 |
| 5.4.2 应用翻译修辞观——译文的得体 |
| 5.4.3 对方梦之翻译修辞观的评价 |
| 5.5 逻辑学视角 |
| 5.5.1 逻辑思维与语言翻译 |
| 5.5.2 “逻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 |
| 5.5.3 逻辑对翻译研究的功用 |
| 5.5.4 应用文体翻译需要逻辑思维 |
| 5.6 语法贯通、修辞立诚、逻辑关联 |
| 第六章 创办《上海翻译》,构建应用翻译之三维阐释 |
| 6.1 创办过程 |
| 6.1.1 创刊背景 |
| 6.1.2 创刊特色 |
| 6.1.3 创刊艰辛 |
| 6.2 创办思想: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 |
| 6.2.1 稳定的作者队伍 |
| 6.2.2 做专家型主编 |
| 6.2.3 与读者的互动 |
| 6.3 引领前沿 |
| 6.3.1 国际译学视野 |
| 6.3.2 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
| 6.4 应用翻译研究之三维阐释 |
| 6.4.1 聚焦应用(文体)翻译 |
| 6.4.2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
| 6.4.3 关照应用型翻译问题 |
| 第七章 编撰译学辞典,创立“一体三环”译学观 |
| 7.1 方梦之与辞典编纂 |
| 7.1.1 衷怀辞书 |
| 7.1.2 编纂历程 |
| 7.2 译学辞典批评 |
| 7.2.1 编纂译学观 |
| 7.2.2 编者主体性 |
| 7.2.3 读者意识 |
| 7.3 编纂思想:一体三环 |
| 7.3.1 一体三环论 |
| 7.3.2 一体三环论之评价 |
| 7.3.3 一体三环的方法论价值 |
| 7.4 辞典与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
| 第八章 结语:方梦之与中国翻译思想史 |
| 8.1 方梦之译学思想的总体特征 |
| 8.2 方梦之译学思想对当下译学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方梦之著译年表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的论文 |
| 致谢 |
（10）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抗战文化”研究热与非常态社会环境下媒介研究的冷思考 |
| 一、“抗战文化”与“非常时期”的出版业研究 |
| 二、桂林“文化城”独特历史现象中的文化供应社 |
| 三、基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的抗战出版史个案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有关“抗战文化”、“桂林'文化城'”和“出版史个案”的研究概况 |
| 一、关于“抗战文化”与“抗战出版史”的研究情况 |
| 二、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情况 |
| 三、关于抗战时期出版个案的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体内容与创新点:基于传播学理论构架的出版史个案研究 |
| 一、基于历史学研究的史料爬梳 |
|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内容构架 |
| 三、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化供应社:非常态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媒介组织 |
| 第一节 冲突与流徙: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播生态 |
| 一、战时文化变迁:出版业的西迁与空间格局的转变 |
| 二、意识形态博弈:日伪、中央、中共战时文化政策之比较 |
| 三、聚合与多元:战时出版业的文化传播特征 |
| 小结 |
| 第二节 求同存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
| 一、新桂系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与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二、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统一战线策略在广西的实践 |
| 三、地利与人和:桂林“文化城”形成的硬、软条件 |
| 四、桂林“文化城”独特的文化传播现象分析 |
| 小结 |
| 第三节 新军突起:文化供应社的诞生与发展 |
| 一、序曲:广西建设研究会对进步文化传播的铺垫 |
| 二、筹备与成立(1939年) |
| 三、发展期(1939年—1942年) |
| 四、转型期(1942年—1944年) |
| 五、重建期(1945年—1948年) |
| 六、转移期(1949年—1953年)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股份制”的出版企业与“进步性”的出版同人 |
| 第一节 “二元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模式与组织架构 |
| 一、文供社的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股东会议制度 |
| 二、文供社的企业融资及增股状况 |
| 三、文供社的企业构架与运行 |
| 小结 |
| 第二节 进步性的人事组织策略与危机应变 |
| 一、建社初期的人事结构及学习型组织建设 |
| 二、皖南事变后的人事调整与出版人的坚守 |
| 小结 |
| 第三节 “监护人”:文供社的管理层 |
| 一、李任仁:“数茎红花带雨横” |
| 二、陈劭先:“海内几人同” |
| 三、陈此生:抗战文化合作的“桥梁” |
| 四、万民一、万仲文、赵晓恩:临危受命的“掌门人” |
| 小结 |
| 第四节 “把关人”及“舆论领袖”:文供社的编辑群与作者群 |
| 一、胡愈之:大众文化出版的操盘手 |
| 二、邵荃麟:进步文化建设的思想者 |
| 三、傅彬然、宋云彬、杨承芳等:学养深厚的出版专家 |
| 四、文供社的作者群:进步文化传播的“舆论领袖”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众化”语境下文供社的出版生产 |
| 第一节 抗战语境下的传播受众与文化出版 |
| 一、抗战时期的传播受众的特征 |
| 二、抗战时期“大众化”的出版特征 |
| 三、桂林“文化城”的出版物概况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化供应社的编辑方针及出版概况 |
| 一、制定与完善(1939年—1942年):以通俗读物为核心的编辑方针及书刊生产 |
| 二、发展与转型(1942年—1944年):以文艺类书籍为主的书刊生产 |
| 三、收缩与转移(1944年—1953年):以重版为主的维持性生产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化室图书”与《新道理》:“大众化”传播语境下的通俗读物 |
| 一、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布局:“文化室图书” |
| 二、大众文化传播的时间延展:《新道理》杂志 |
| 小结 |
| 第四节 从“大众文艺读物”到“文学创作丛刊”:抗战文艺向深处挖掘之路 |
| 一、“大众文艺读物”的生产 |
| 二、通俗文学单行本的流行 |
| 三、青少年文艺类丛书的普及 |
| 四、“文学创作丛刊”的问世 |
| 小结 |
| 第五节 《文化杂志》月刊:学术理论的阐扬与抗战文艺的传播 |
| 一、《文化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学术理性的阐扬 |
| 三、“文艺”栏目的设置与抗战文学的传播 |
| 小结 |
| 第六节 地方性出版物:权力场的借势与平衡 |
| 一、《干部政策》:广西地方干部建设学校的教材出版 |
| 二、“国民教育丛书”:广西“新县制”下的国民基础教育指导书 |
| 三、其他广西地方性书籍及学术书籍的出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供社战时的发行策略与话语权的斗争 |
| 第一节 文供社发行渠道的建设与拓展 |
| 一、1939年—1941年:发行部门的草创与发展 |
| 二、1941年—1943年:发行业务的壮大与延伸 |
| 三、1944年—1953年:抗战末期发行工作的转移与战后的重建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的发行方式 |
| 一、门市与批发 |
| 二、邮购业务 |
| 三、流动发行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供社的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形象的建立 |
| 二、行政力量推广 |
| 三、自办期刊推广 |
| 四、广告宣传推广 |
| 五、书刊促销策略 |
| 第四节 “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与战时桂林出版生态 |
| 一、广告主体分析 |
| 二、广告内容分析 |
| 三、广告书价分析 |
| 小结 |
| 第五节 抗战文化的多形式传播与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一、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传播形式 |
| 二、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供社的出版传播效果、历史贡献及思考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活动的传播效果 |
| 一、出版物的传播覆盖面与数量 |
| 二、传播受众的反馈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抗战文化传播的历史贡献 |
| 一、团结和保护了大量进步文化人维系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开展 |
| 二、在文化运动低潮时期繁荣了抗战文化与地方文化 |
| 三、对抗战文化研究特别是抗战文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 |
| 四、为中国现代出版精神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
| 第三节 文供社出版活动的历史局限 |
| 一、通俗读物的过剩与经典作品的缺乏 |
| 二、权力场的博弈影响了出版生产的不稳定 |
| 三、战后未能延续文化生命服务地方出版事业的遗憾 |
| 第四节 对文化供应社出版传播活动历史的思考 |
| 一、“压制还是包容”:文化体制的策略选择 |
| 二、“顺为还是变革”:媒介组织的战时选择 |
| 三、“迎合还是引导”:传播主体的文化选择 |
| 本文结论 |
| 附录一: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 |
| 附录二: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印书籍目录 |
| 附录三: 《文化杂志》分类目录索引 |
| 附录四: 相关图片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四、读者·作者·编者（论文参考文献）
- [1]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2]《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研究[D]. 朱天一. 广西大学, 2019(01)
- [3]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D]. 季念. 湘潭大学, 2019(12)
- [4]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D]. 吴礼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2)
- [5]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编年及其研究[D]. 张佳颖.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6]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 [7]明代抄本研究[D]. 刘勇. 山东大学, 2020(01)
- [8]潘自牧及其《记纂渊海》研究[D]. 曹珍. 西北大学, 2019(01)
- [9]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孙吉娟. 上海大学, 2020(03)
- [10]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