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两教授研究后判断美巨额贸易逆差六成虚假（论文文献综述）
周红芳[1]（2021）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文中指出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发展。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开放性和国际科技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创新战略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大国竞合博弈愈演愈烈,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逆全球化从经贸领域蔓延至科技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科研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体制和产业政策等方面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微观层面的开放式创新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制约,全球科技在开放与保护的较量中艰难前行。但是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势。跨国公司的逐利行为和数字产业的技术革新都会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科学从本质上讲是无国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人类共同的智慧。随着全球化研发和生产的发展以及跨国学术研究网络的出现,科学的发展愈发是一个全球合作的过程。从我国国内创新情况看,开放水平不高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彰显了高层次创新和高水平开放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但是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以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广泛吸收耗散结构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制度经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理论知识,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纵贯式结构,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研究,并对我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对策建议。在全文中,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①为什么要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②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什么,有哪些创新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体系目标、运行环境是怎样?作为最鲜明的特征,开放度该如何衡量?③如何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在梳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构成要素、主要特点、建立原则、运行机制和运行环境等进行研究,初步建立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论文根据马克思对创新形式的划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建立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实践分析框架:生产力层面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创新。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中,三大创新活动表现为: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以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在体系中,科学创新是基石,技术创新是关键,制度创新是保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根据以上分析框架,论文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创新活动进行定性分析,对创新开放度进行定量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下逆全球化形势对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最后根据美国、日本、德国和以色列等主要国家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经验和启示,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研究发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外在环境。开放式创新成为研究热点,但是相对于企业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研究并不充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既有理论上的重要性,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第二,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建立起来的全面而开放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由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科技和经济各部门、公共与私有机构之间相互作用,对内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对外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体系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系统性和安全性等特征,有内向型开放和外向型开放两种模式。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可以从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维度进行。科学创新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主要通过人才培养国际化、科研活动国际化、科研成果国际化实现,国家应注重对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加大对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建设。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建立海外研发中心、跨国并购和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实现研发国际化,根据马克思全球化理论,要注意区分研发国际化的双重影响,趋利避害。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制度创新主要通过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实现。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要在全球实现创新资源的配置,还会受到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应该增强国内外规则的协调性,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订,提升国际治理的能力。第四,从知识开放、技术开放、资本开放、人才开放和制度开放五个要素分析,中国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水平十分有限,创新要素跨国流动水平不高,不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借鉴美国、日本等创新强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应从科学创新开放、技术创新开放、制度创新开放以及三大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升创新开放度,利用全球资源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第五,从新中国时期的巴统协议,冷战时期的瓦森纳协定,到中美贸易战,再到疫情期间中美科技领域部分脱钩,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从未停止。新形势下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应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下,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不同国别不同领域科技合作,探索更加柔性,更加灵活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动引领全球治理良性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张少卿[2]（2020）在《产品内分工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研究》文中指出
张鑫[3]（2019）在《美国金融发展下的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二十年里,世界经济一体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与关联性日渐加深;全球不同国家之间、区域内各国之间的贸易与金融壁垒逐渐减少乃至消除,经济合作愈加频繁;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产品、技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变得越发频繁。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上述趋势下,国际资本流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规模的增长,并且从资本的结构上看,脱离了实际生产与贸易结算等产业性资本、完全投资于国际资本市场与国际货币市场的金融性资本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从而使资本的跨国流动成为一种愈发重要的国际金融现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最近十年来世界经济的重要事件,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堪称百年一遇的严重衰退,并且将全球经济长期失衡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欧美发达国家的产品需求缺口可以轻易通过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口来满足,因而经常账户一般处在赤字状态;亚洲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顺差积累了外汇储备,提高了国民收入水平,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并且将收入盈余以金融资本的形式向发达国家再投资。这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均实现了会计意义上的账面平衡。但是,这种账面平衡掩盖了很多问题: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长期的贸易赤字在资本与金融账户盈余的融资支撑下,没有引起国民收入的锐减,反而可以持续扩大需求来实现国民收入的稳步增长;另一方面,亚洲新兴国家的高速增长更加依赖于贸易顺差的推动,因而一旦发达国家需求水平出现波动,就会影响到总收入水平的增长。因此,国际收支账面平衡的背后是逐渐累积的全球经济失衡现象。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失衡成为学术界的热门研究对象,其中,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失衡以最为直观的方式表现出来,因而得到了人们更多的重视。由于单纯的贸易失衡很容易引起一国政府的注意,所以往往在短期内就会被各国通过谈判与协议尝试解决。全球经济失衡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国际贸易失衡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之一,而非全部内容,国际资本流动同样在过去十年内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现象。目前,理论界尚未对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的概念和内涵形成共识,但是随着人们对2008年经济危机成因的研究逐渐深入,这一现象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上看,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其跨国流动受到各国市场收益率与风险水平的差异影响较大,其跨国流动是资源自发性配置的过程,一个国家的资本账户逆差必然对应着其他国家的资本账户顺差,在全球范围内似乎并不存在“失衡”现象。但是,从金融危机发生前十年的相关数据上看,资本的跨国流动并未遵循收益率和风险的推动机制,特别是金融性资本的流动,始终维持着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态势,特别是向美国流动。时至危机爆发前夕,国际资本流动的失衡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并且由于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受到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生产成本和价格水平亦水涨船高,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风险不断积压,在2007年的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金融体系的泡沫也被戳破,使得2008年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全球,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现实意义上来说,国际资本流动失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本篇学位论文将国际资本流动失衡作为研究对象,从论文结构上看,以其内涵、成因、产生机制以及外在影响的逻辑主线展开分析。就内涵来看,与研究一个开放经济的内外均衡问题不同,国际资本流动失衡是针对整个世界经济的概念范畴,资本脱离逐利的本能而保持单一的流动路径,是这种失衡最为明显的特征。而就其成因和机制而言,则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其中最为核心的因素就是美国的金融发展。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对欧美国家的宏观经济形成了强烈的外部冲击,美国经济陷入滞涨状态,而极高的贸易赤字水平造成的资本外流使国内黄金储备严重不足,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难以维持,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增长,同时产油国的大量石油美元又投入到国际金融市场中,刺激了美元资产在境外金融市场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金融发展迅速起飞,使美国国内的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都大大提高,定价机制完善、投资产品众多的市场吸引了全球投资者,使逐年增多的金融资本开始向美国流入。随着美国资本账户出现长期稳定的顺差,美国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价格也开始上浮,这又进一步产生了财富效应,使美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可以建立在资产抵押基础上,随着资产价格上涨而不断提高。消费能力的提高势必带来需求水平的上升,在美国产业升级的前提下,大量消费品是从亚洲国家进口的,致使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现象开始长期持续;反观亚洲国家,国内经济不足以完全消化贸易盈余,考虑到美国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以及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因而选择向美国输出金融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日渐明显,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的机制已然形成,使全球经济失衡愈演愈烈、积重难返,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是经济失衡的集中体现。时至今日,国际资本流动的失衡依然没有得到缓解,其负面影响始终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论文的章节设置遵循上述理论逻辑,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中,前3章为第一部分,阐述了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的理论基础,包括选题背景与意义、文献综述,内涵的辨析与界定,以及一般分析。第4章和第5章构成了论文的第二部分,对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的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做出了实证检验。第6章与第7章组成了文章的第三部分,指出了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的全球影响,主要包括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必然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从研究方法上看,论文采用了理论分析结合实证分析的方法,理论分析主要包括归纳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对现有理论进行梳理和总结,并且进一步提出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的一般理论模型;实证分析则是通过金融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建立VAR模型,对论文中提出的国际资本流动失衡机制进行了检验。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将国际资本流动失衡作为重要的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将其从重点分析国际贸易失衡的框架中分离出来,从货币金融的角度进行研究;此外,提出了美国金融发展与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的内在关联性,从这一角度剖析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的内在机理。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以现有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难以设定一个数据指标对国际资本流动失衡进行精确度量,从而就这一课题而言尚有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
温娟[4]（2019）在《美国民粹主义及其对特朗普外交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民粹主义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核心地带频繁爆发,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决策层的高度重视。本论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国内政治的民粹化如何影响特朗普外交的转变。美国国内政治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具体途径是本文的研究重心。民粹主义最早萌芽于法国大革命的“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和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理想”。它是指在现有社会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或正在被边缘化的多数人民对处于核心地位的少数精英的不满情绪和反抗行为。它既有价值属性,又有工具属性。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经济不平等危机、政府合法性危机和身份认同危机是民粹主义的主要诱因。在美国历史上,民粹主义的色彩相对较淡,但它却贯穿着美国政治的始终。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中胜出,标志着美国民粹主义历程的一个里程碑。国家认同危机、经济不平等危机和民主体制治理效能危机等美国国内社会的各种结构性危机,是诱发当前美国民粹主义的一般性原因。美国政治思想传统和社会思潮的特殊演变历程,加上网络新媒体浪潮的助推,则是当前美国左、右翼民粹主义同时爆发的特殊原因。美国国内民粹主义通过重塑国家认同、冲击宪政文化、影响社会价值取向等途径,推动特朗普外交的转变。在民粹政治的影响下,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背离了美国自二战以来形成的以同盟体系、国际机制和自由主义规范为核心的价值理念。特朗普外交的转变对现行国际秩序中的“规则”治理理念、“开放”原则和民主价值观等自由主义成分构成了严重挑战;同时,它还对当前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互动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着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化。但是,自由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社会基础,能够对民粹主义产生牵制作用,使其还不至于从根本上颠覆现行秩序;而中美战略竞争本质上也是两个大国内部整合的竞争,依然具有非对称性、非零和性与非对抗性的特点。
张中宁[5]（2018）在《中美两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美两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其国际经济战略既对本国经济发展带来影响,也给彼此及世界经济增长造成冲击。因此,开展对作为中美两国国际经济战略子战略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理论意义,又具有学习、借鉴、示范、提高,并给我国政府国际经贸战略的制定建言献策的现实意义。当前,作为经济全球化两大主导趋势之一的WTO领导下的多边贸易谈判已陷于停滞近二十年,人们对它的发展前景陷于焦虑与迷茫。而作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主导趋势之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初级形式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却依然生机勃勃、繁荣兴盛。既然作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经济体的中美两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都有很大的外部性,那么,中美两国各有怎样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它们各自的发展历程如何?又都有什么特征?促进中美构建各自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动因是什么?效益怎样?这是所有关注并研究中美各自自由贸易区战略的人都希望寻求解答的问题。本研究紧紧围绕上述五个问题,首先利用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构建起上述五个问题的理论研究框架,然后运用政治经济分析、历史比较分析、数据实证、案例分析等方法以及基于经济、政治（外交及安全）、软实力这三大维度和拉西特-斯塔尔的层次分析理论而拓展的三维多重博弈理论模型来逐步探讨中美各自FTA战略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内在机理与逻辑。概括地说,本研究通过比较分析中美各自FTA战略的发展历程、战略动因、战略特征及其战略效应后发现,中美各自FTA战略虽然在表面上都以经济目的为依归,但是实际上却都含有政治上的外交与安全目的,意识形态上的软实力追求,而且它们虽然在终极目标上有本质不同,但是在一般追求上的区别仅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美国FTA战略服务于美国以维护其世界霸权为目标的国家战略,而中国的FTA战略则以发展为导向,更注重为中国国内的稳定与发展而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与中国以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核心国家利益的国家战略目标相一致。本研究发现,基于以上动因而构建的中美各自FTA战略在上述三大维度上呈现的特征、效益虽不尽相同,但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具体来讲,美国FTA战略的经济动因是给美国出口商开拓更多的市场,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吸引更多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促进国内经济更好地发展,从而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地位。对美国自贸区战略的经济效益研究证实美国基本上实现了上述目的。除了最后一点外,美国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动因与中国的差别并不大,但是在经济效益上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比美国的更加明显。政治上,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既有外交和安全动因,也有霸权追求。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同样具有外交与安全考量,但由于中国外交恪守的指导原则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遵循的外交政策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所以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最终政治目标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美国的霸权追求大相径庭。软实力上,美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有传播美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目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持美国在世界经贸规则制定上的主导权,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制度霸权地位;而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当然也有提升本国软实力的追求,但是由于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所以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在软实力上的追求是提高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发言权,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并不断为之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美自贸区战略的政治和软实力效益无法量化考察,但是通过历史分析与案例研究,本文证实了中美两国的FTA战略在经过国内、国际这两个层次的多重博弈后都获得了它们想要实现的政治和软实力效应。通过对中美两国作为国际经济战略子战略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对比分析,本研究再次证明了经济既是政治战略的目标之一,又是实现政治战略的基础、策略、工具、手段与平台。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既有很多共同点,又有无数本质上的不同。在世界处于大发展,全球政治与经济格局处于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形势下,我国需要充分利用、积极发挥自由贸易区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将自由贸易区战略作为我国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友好关系,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平衡美国霸权主义思维与行径,并最终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宏伟目标的重要平台。
储召锋[6]（2017）在《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际政治的历史长河中,联盟的起源与冲突的出现一样久远。自人类社会产生冲突和战争以来,联盟便成为国家、城邦、帝国或其他政治行为体用以赢得战争、维护安全最常用有效的手段之一。合纵连横和联盟交锋的结局往往事关一个国家的兴衰、地区的稳定甚至国际体系的变迁。联盟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借以倍增力量、遏制挑战者、约束盟友、控制伙伴、保持全球优势地位的重要工具。美国从推行联盟战略中获取巨大的利益,遍布全球的联盟体系及其基础上的前沿部署是美国赢得冷战的重要砝码。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联盟体系非但没有如众多战略家预言的那样随着共同威胁的消逝而瓦解,反而经过一番调试转型后重新焕发活力,并继续发挥着护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推手作用。本文借助历史分析法和逻辑归纳法尝试对冷战后的美国联盟战略进行系统性研究。首先回顾梳理美国联盟战略形成和发展的历程。联盟战略一经形成就服务于美国大战略,自然也遵循美国大战略的演进逻辑。从策略性地运用联盟外交到坚定不移地推行联盟战略,反映了美国大战略从孤立主义向全球扩张的本质蜕变。其次,分析冷战后美国联盟体系的结构与功能。不同于历史上欧洲对抗性联盟的短命之躯,美国联盟体系拥有更加稳固的结构和更为多样的功能,因而能够成为具有较强适应力和生命力的战略形态。第三章透视塑造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动力因素。它既包含美国历史文化积淀所成的战略文化传统、战略缔造与实施的惯性等内生动力,也包含国际体系变迁、伙伴盟友关系演化等外在牵引。第四章考察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管理及效能。笔者将美国联盟管理归纳为利益协调式、制度规则式和霸权主导式三种模式。在维持和管控联盟内外行为的过程中,美国通常是综合应用这三种管理模式。第五章研判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面临的挑战,继而展望其发展前景。冷战后美国联盟的安全困境问题将愈益突出,美国与盟友的矛盾分歧或将成为常态。联盟是美国拥有的一项战略资产。然而,随着其转型后规模与职能的过度延伸,未来也可能变为拖累美国的战略负担。最后,分析美国联盟战略中的中国因素。中国崛起是触发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调整尤其是亚太联盟战略强化的重要外在推力。在美国不断强化亚太联盟针对中国的遏制功能的情势下,我们既要保持战略耐心和定力,也应在外交、政治、军事等方面多措并举,主动加强战略谋划与应对。
阮如朋（Nguyen Nhu Bang）[7]（2017）在《中越农产品贸易竞争性互补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越两国依山傍水,经贸和文化交往历史悠久,自1991年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之后,两国致力于发展双边经贸合作关系,扩大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双边经贸活动取得了显着成绩。到2003年,中国越居越南最大贸易合作伙伴,位居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三大出口国,并从2004年起成为越南对外贸易的主要合作对象,超过日本位居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新时期以来,越南农产品的主要跨境出口地就是中国,2010年-2015年,越南农产品对华出口额以每年约36%的增长率高速增长,年度对出口总额占据越南同类产品对外出口额的34%。大米、蔬菜水果、木薯等富有越南农产品是销往中国市场的主要品种。本文在已有的优秀研究基础上,对有关农产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的文献进行总结,提出中越农产品在贸易往来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找出关键因素给出具体的解决措施,有利于着眼于宏观角度的问题解析。目的在于推动中越双边经贸活动,尤其是农产品经贸合作的有序进行。文中分析了当前中越两国农产品跨境交易的现实情况,重点探究了双方在农产品贸易中各自的优势和资源的互补性,通过相似度指数分析了双方产品的竞争性,通过比较优势指数研究了各自的产品优势条件,比较了双方农产品在第三国以及国际市场的竞争实力,对双方贸易产品互补性的主要特点和实际情况进行了阐述。根据文中的分析比较笔者认为,尽管双方在农业领域存在竞争关系,然而更加具有互补性,尽管双方交易的产品具有同质性问题,然而彼此的优势产品类别不同,使相互的竞争性得到了弱化。从另个角度看,双方的主要交易品种具有很好的互补性,可以取长补短各取所需,因此扩大双方的农产品经贸市场份额意义非凡。文中针对中越双方农产品经贸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根据市场交易的基本特点和现况,制定了可操作性的改进措施,指明了双方避免竞争、增强互补的农产品经贸策略。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中越两国在出口产品结构方面较为相似。肉与鱼类水生动物制品、鱼类水生动物产品、蔬菜与水果制品、蔬菜类、谷物类等。（2）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指数又很大幅度的变动,而越南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指数变化幅度小。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结果表明中国在农产品贸易过程中,在鱼、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杂项子仁及果实;活树以及其他活植物、根及块茎、食用蔬菜一直具有比较强的优势。越南在蔬菜、水果和谷物上有比较强的优势。（3）中越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相似指数呈现着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农产品种类比较相似,因此这两个国家的竞争较为激烈,但是如果保障出口市场的差异性,那么两者就能够尽量避免直面冲突以及直面的竞争。（4）通过分析G-L指数,我们可以发现,B值的水平在0.4-0.6之间,既没有趋近1,又没有趋近0,表明两国间同时存在产业内和产业间贸易。（5）中越两国的TII指数在整体上呈现出较高的态势,中国对于越南的TII指数为20.8,而越南对中国的TII指数则达到了 49.6,两国的TII指数相差越大,则表明两国之间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总体而言,中越两国在农业产品的合作上较为密切。
王晨[8]（2016）在《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文中指出合众蚕桑改良会作为近代中外蚕业改良合作中的代表性组织,其长期致力于蚕种的引进,制造以及推广,因生产原料的好坏是中国蚕业兴旺的源头所在,可以说,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相关活动,是近代中国蚕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它的身上,集中了一般民众、政府、商界人士及外国人士对于中国近代蚕业发展的认识与构想。而该组织的发展与演进的曲折历程,也是一个传统国家向近代转型过渡中在某个领域、某一具体事物中的微观写照。作为中国蚕业的近代转型与发展历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合众蚕桑会自身也随着这种趋势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调整,这无疑赋予了它鲜明的个性及时代特征,也使其成为研究“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绝佳样本。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蚕业是十分重要的副业生产项目,它的出现与发展,完美的契合了封建经济中“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在明清时期,中国蚕业一度因国外需求大涨及江南整体经济环境的繁荣,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但中央政府所施行的“禁海”及“闭关锁国”政策,不但压缩了蚕业终端产品扩展其海外贸易的空间,也断绝了中外蚕业技术交流与往来的可能性。因外销不畅,蚕业出现资金缺乏,行业回报降低等现象,并且在内需增长乏力,国内消费者购买欲未有明显变化之时,此类情形进一步加剧,造成蚕业发展后续无力的局面。此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大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由此导致的市场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等现象,无疑与中国蚕业的发展方向构成鲜明矛盾。以日本为首的新型蚕业产品提供者及贸易者的崛起,对中国蚕业的传统优势地位形成巨大挑战,在与外部对手的竞争中,以往尚能以独家生产者身份加以掩饰的缺点,此时被无限放大。中国在蚕业生产技术、行业管理水平、生产者素质及发展理念等多个蚕业生产及发展要素上,全面落后于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完成了对中国蚕业的赶超,其生产规模与外贸水平在跃居世界首位的同时,还在一直蚕食中国仅有的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蚕业的近代衰落,并非是个别现象,它也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新体系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准备不足及理念滞后,而出现的必然结果。以蚕业、棉业、茶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的衰落及以草帽辫、猪鬃业为代表的新兴行业的畸形发展,也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为扭转蚕业颓势,早在清末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筹议蚕业的改良与转型,但受到政治气候及中外交流渠道闭塞的影响,这种改良尚未脱离“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朴素理论范畴。其具体活动的执行,不是依靠某些力图通过举办类似洋务来积攒政治资本及口碑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就是被托付于任职于海关部门,在个人行动及资金支出方面不受官方监督的外籍职员。即便如此,相对零散与简单的早期蚕种改良活动,为后世该事业的继续发展积攒了可贵的实践经验,也使国人看到了利用外来技术、外来人员服务于中国蚕业改良的可行性。北洋政府成立后,政府对蚕业关注有所增强,但其总体的衰落趋势并未发生实质性好转。欧战爆发后,欧洲蚕业因法国、意大利等蚕业生产国的相继参战,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几近消失,中国蚕业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与发展时间。但在战事引起的国际蚕业贸易格局动荡中,日本及美国得利最大,前者进一步巩固了其蚕业生产第一强国地位,后者则成为世界生丝的最大进口国,这无疑为中国蚕业改良带来了新的压力。作为蚕业的主要经营者,江浙地区丝商群体为自身生存及经济利益考虑,依靠逐步健全的团体组织,向政府方面提出了改良中国蚕业的倡议,这无疑与官方发展蚕业,增加税收的想法不谋而合。战后,欧洲经济亟待振兴,但其自身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的缺乏使法、意等国不得不从发展本国蚕业考虑,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即是这种中外双边需求互相协调下的最终产物。美国、日本则各自从扩大原料来源及掌握中国蚕业状况的角度出发,对组织成立也持支持态度。受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影响,改良会中的政商势力、中外势力、外国势力,围绕组织成立初期的经费、管理及会员范围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与博弈,最终在各方的调和与妥协下,合众蚕桑改良会确立了以官方派驻监理员、丝茧总公所及法国人员三方在名义上共同掌权的初步组织体系。而北洋政府时期外人在华的特殊地位与商人势力的膨胀,使官方代表在会中地位尴尬,长期游离于政府监督管控体系的合众蚕桑改良会虽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购种、发种业务,但其并未对中国蚕业的转型产生关键性、实质性的帮助。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革命”意识与理论的指导下,国家公权力逐步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使旧有传统产业及社会团体组织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蚕业方面也不例外,政府方面首先对其宏观发展规划进行了重新修订,并且以官方力量为先导,一批隶属于政府管理的蚕业组织与机构相继建立。而作为旧政府时代,江浙地区规模最大的蚕业改良组织,合众蚕桑改良会在人员、组织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为此,国民政府通过积极对外交涉,派遣专员办理的方式,完成对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从而将其纳入以行政权力为保证与基础的整体蚕业改良体系中。此时,受政府推动及西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影响,中国蚕业改良体系也在理论研究及活动形式上发生着自主蜕变。以往单纯注重蚕种改良的相关组织,纷纷向育种、试验、销售、推广等方面拓展业务,这种变动在合众蚕桑改良会表现的较为明显,以设立蚕种推广所及镇江蚕种制造场为代表,会中的核心业务开始向盈利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是政府经济支持力度降低后的现实需要,也是完成改组后,延续组织寿命,增强自身竞争性与生存能力的主动求变之策。南京政府成立后,随着国家公权力对行业深入及民族意识的高涨,合众蚕桑改良会不得不面临被官方接收与改组的命运,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有所提升,外国政府方面对政府旨在收回主权、削弱外籍人员地位的改组工作也予以积极配合。而随着外部经济形势、安全形势的急转直下,30年代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陆续施行了“统制政策”,在这一轮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中,合众蚕桑改良会逐步走向式微,这也是该时期无数类似组织的最终命运,这种“官强民弱”的相对失衡现象,也与北洋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国家角色缺失、整体经济社会环境未发生根本转变之际,单纯依靠某个组织来拯救蚕业积贫积弱的整体局面的做法并不现实,但其长达十余年的实践活动并非毫无作用。作为以沈联芳、葛敬中、何尚平等人为代表的各界人士参与近代蚕种改良的心血结晶,合众蚕桑改良会不但为日后中国蚕业的复兴与腾飞积蓄了力量,其发展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现代农业的转型与对外合作提供了宝贵借鉴。
刘永平[9]（2016）在《我国产业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研究》文中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随之,产业安全问题在日常经济活动中越来越突出,我国连续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对外投资频招安全审查,给产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亦对外贸增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其影响超越了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媒体、外交、政治领域。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影响到全球利益的再平衡,中国希望和平崛起,就必须防范不安全因素的发酵。当前,维护产业安全已成为国家的战略性任务。相对于现实的需求,产业安全理论中关于政府监管的部分还缺乏系统的研究,落后于国家在安全领域的监管实践和需要。因此,本文的选题目的,就是尝试填补在我国产业安全领域,政府监管体系理论研究的空白。产业安全作为经济安全的核心,受到经济安全因素的覆盖；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分支又受到国家安全因素的覆盖,导致产业安全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庞大的系统。所以,有关产业安全的研究,相应地涉及广泛的理论范畴和社会活动领域。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参阅产业安全基础理论、产业安全政府监管理论的已有研究成果,结合产业安全的特点,以系统论为基本研究方法,广泛融入管理学、经济学、贸易理论、竞争力理论、产业经济学、运筹学、博弈论等理论成果中的观点和思想,引用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成果,并援引大量案例和事实,尝试以新的视角,搭建对产业安全成因、演化轨迹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采取了实证分析与系统分析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性地解析了产业安全的生成与发展规律。并借鉴各主要国家产业安全监管实践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完善和提高我国产业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的建议。根据查新结果,国内外对产业安全理论的研究尚有很多的空白需要填补。因此本文的研究成果和结论涉及多个方面。首先,以系统论的方法确立了产业安全系统,认定国内产业的存在是因国家的存在所至,将政府作为产业安全主体之一纳入系统,确立了以产业和政府共同作为系统主体的“双主体”结构。揭示了产业竞争的内生性,说明了产业安全问题源于产业的对外竞争,产业竞争也会通过国家竞争的形式间接地表现出来。把系统与外部环境相联系的竞争关系作为产业安全的监管对象,监管范围覆盖了贸易竞争、投资竞争、要素竞争、环境竞争和危机竞争,明确了产业安全政府监管体系在系统中所处的位置。研究揭示了产业竞争以国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竞争中国民利益发生减损即构成了产业安全问题；揭示了对国民利益的保全,即构成了产业安全系统的基本特征之目的性。依据系统论的开放性、目的性、多维度、突现性、反直觉行为原理,发现了与之对应的产业安全系统的涉外性、国民性、多元性、整体性和逆转性特征。根据产业安全系统特征的内在关系,深入解析了产业安全监管体系面临的各种竞争关系。其次,分析了产业安全问题的演变规律。以“双比较”模式解析了贸易摩擦的成因；以“产业微笑曲线”归纳了产业纵向要素竞争与产业转型的关系,揭示了横向要素竞争和产业升级的关系；以“要素流动性结构”分析了各种要素流动性的不均衡,是造成产业竞争力差异性的根源,并揭示了要素流动结构的演变规律。阐释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参与国际分工为前提,实施全产业链产业安全监管的意义；分析了内外环境对产业安全的影响；将危机竞争作为常态化的存在纳入了产业安全监管的范畴。根据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说明了产业安全问题将长期存在、竞争和合作将相互依存的原因,说明“竞合”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基本趋势；自贸区的建设是全球化趋势的应有过程。第三,总结各国实践,分析了全球化的影响,研究了反直觉行为对竞争关系的调节作用,并用以完善产业安全监管体系。以促进创新作为维护产业安全的根本出发点,提出了宏观的配套措施；以推动法治经济为出发点,系统地提出了“嵌入式”改良现有政府监管体系的建议；给出了敏感度评估模型用以评估产业安全措施的有效性,为监管措施的改进提供了方向；依托云计算新技术、大数据管理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对监管体系进行信息化、数据化改造以提升预测预警能力的建议；对监管主体决策模式,提出了开放性、聚能式改革的建议,以全面提升产业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的效能。产业安全政府监管体系是产业安全系统的构成部分,为了给监管体系定位,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释了其与产业安全系统的关系；并介绍了美欧印和我国产业安全监管的做法,明示其现实存在的可能状态。政府在产业安全系统的监管地位一经确定,同时也就定位了各具体产业等分系统在产业安全监管领域的位置。全系统定位对各分系统的超越,提供了解决产业安全问题的广阔视野,更有利于产业安全隐患的早期预警；也为管控危机、捕获危机和提供机遇,展现了更多的选择性。本文共使用图12幅,表5个,参考文献227篇。
李佳峰[10]（2013）在《QDII海外投资风险管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QDⅡ （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合格境内机构投资人）制度最早是由香港的财政部门所提出,和QFⅡ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合格境外机构投资人）及CDR （China Depository Share,中国存托凭证）类似,是在目前大陆实行的外汇兑换管制政策下,方便大陆资本市场对外投资的政策。即本国投资人在资本账户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之下,对海外的资本市场实行投资。虽然这两年为了经济结构调整,我国政府主动放缓了经济增速,但总体上近十年我国对外贸易在国际收支上不断出现的顺差,产生外汇存底累计额度逐年增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QDII制度的正式推出,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对开放资本账户更跨出一大步,进而创造出更多的外汇需求,使人民币与国际汇率相较之下更加稳定、更加市场化与平衡,同时鼓励国内更多公司能够跨出国门,以进-步减少贸易顺差以及资本项目的盈余。其中最直接的优点便是让国内投资人方便透过这样的机制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外的资本市场,进而可以获得到全球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率。这几年来,大量的外汇存底加上人民币升值的期待持续性地增大,造成对中国资本流出带来巨大的压力。政府有必要建立一种主动管理的投资管道的制度来引导这部分的资金对外流出。随着国内人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投资外汇市场的需求上扬,资本账户的开放也自然成为必要的趋势,QDI工制度从这些角度都有一定的正面意义。本文以资本市场开放的理论以及实践为出发点,深入地阐述了QDII制度的内涵、运作原理、背景和意义,运用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总结了QDII投资境外市场的各种面临风险及相应的风险衡量与评估方法,从市场关联度、资产配置、风险监测、避险策略等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QDII投资中的风险管理方法,进而通过资产的国际配置以及衍生品投资,在平稳投资风险的同时,获得相对优良的投资业绩,同时对风险内部机制、外部监管和法律防范模式进行了探讨。本文按照理论、案例和对策研究的逻辑,分为八大部分,研究架构如下：第一章主要包括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QDII制度的基本概念和其风险机制及管理的界定,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和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章QDII制度的理论基础、背景及实践的国际比较,包括QDII制度的运作原理及其影响、实施QDII制度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包括QDII政策发展历史、QDII制度发展历程、QDII发展的现状、中国QDII投资风格分析、QDII基金失败的原因分析、QDII基金的治理措施以及不同国家及地区实施QDII制度的比较等。第四章主要通过分析银行和基金公司的实际案例来说明目前QDII业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对策研究。第五章主要结合风险管理中的理论研究,分别从市场风险、汇率风险、国家风险和信用风险等角度全面阐明在国际投资中如何识别不同的风险暴露,以及运用风险模型控制不同类别的风险。第六章介绍了在国际资产配置下,运用改进的资产组合构建方式详细说明了分散化投资能够显着地起到分散风险,提高组合收益的结果,同时基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QDII持有人投资者收益的影响,针对国内基金公司在QDII海外投资中所面临的外汇风险,提出了利用衍生品来进行风险对冲的方法。第七章主要对QDII风险内控机制和外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一些思路,为国内QDII管理人进行海外投资管理以及后续的产品开发提供借鉴。第八章主要是总结和展望,QDI工作为我国金融领域的一大创新,由于其一系列优点,必将成为我国投资海外的未来趋势。为了更好地提高QDII在海外市场的风险管理和投资收益能力,本文认为在其市场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方面需要准确识别各类市场风险,并建立风险监控和预测系统,合理进行汇率风险管理,并择时进行国际资产配置,分散风险并获得全球收益,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
二、美国两教授研究后判断美巨额贸易逆差六成虚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两教授研究后判断美巨额贸易逆差六成虚假（论文提纲范文）
（1）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我国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方法论基础——唯物史观 |
| 1.4.2 具体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
| 2.1 思想渊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2 西方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3 简要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2.2 开放式创新理论 |
| 3 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客观依据 |
| 3.1 理论依据 |
| 3.2 历史依据 |
| 3.3 现实依据 |
| 4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 |
| 4.1 基本概念 |
| 4.1.1 国家创新体系 |
| 4.1.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4.1.3 相关概念辨析 |
| 4.2 构成要素 |
| 4.2.1 行为主体因素 |
| 4.2.2 投入和产出因素 |
| 4.2.3 环境因素 |
| 4.3 主要特点 |
| 4.3.1 开放性 |
| 4.3.2 系统性 |
| 4.3.3 流动性 |
| 4.3.4 安全性 |
| 4.4 建立原则 |
| 4.4.1 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原则 |
| 4.4.2 坚持两种创新资源和两个市场相结合原则 |
| 4.4.3 坚持体现本国国情与符合国际规范相结合原则 |
| 4.4.4 坚持开放合作与为我所用相结合原则 |
| 4.5 目标体系 |
| 4.5.1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4.5.2 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 4.5.3 提升本国在全球创新网络竞争力 |
| 4.6 创新活动 |
| 4.6.1 科学创新 |
| 4.6.2 技术创新 |
| 4.6.3 制度创新 |
| 4.6.4 三大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
| 4.7 体系运行 |
| 4.7.1 运行模式 |
| 4.7.2 运行机制 |
| 4.7.3 运行环境 |
| 4.7.4 演化路径 |
| 4.8 开放水平的测度 |
| 4.8.1 创新开放度的影响因子 |
| 4.8.2 创新开放度衡量指标体系 |
| 5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一: 科学创新 |
| 5.1 创新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 |
| 5.1.1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主体 |
| 5.1.2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人员的聚集地 |
| 5.1.3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产出地 |
| 5.2 创新形式: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2.1 人才培养国际化 |
| 5.2.2 科研活动国际化 |
| 5.2.3 科研成果国际化 |
| 5.3 基于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3.1 国际大科学研究 |
| 5.3.2 “项目——基地——人才”一体化 |
| 6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二: 技术创新 |
| 6.1 创新主体:企业 |
| 6.1.1 企业是研发投入的主体 |
| 6.1.2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
| 6.1.3 企业是技术发明的主体 |
| 6.2 创新形式:研发国际化 |
| 6.2.1 建立海外研发中心 |
| 6.2.2 实施跨国并购 |
| 6.2.3 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
| 6.3 研发国际化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双重影响 |
| 6.3.1 有利影响 |
| 6.3.2 不利影响 |
| 7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三: 制度创新 |
| 7.1 创新主体:政府 |
| 7.1.1 政府是国家科技计划的制定者 |
| 7.1.2 政府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导者 |
| 7.1.3 政府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者 |
| 7.2 创新形式: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
| 7.2.1 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 |
| 7.2.2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7.2.3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 |
| 7.3 国际规则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 |
| 7.3.1 影响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国际规则 |
| 7.3.2 相关国际规则变化趋势 |
| 7.3.3 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启示 |
| 8 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1 发展历程 |
| 8.1.1 探索阶段(1949年—1977年) |
| 8.1.2 起步阶段(1978年—1991年) |
| 8.1.3 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11年) |
| 8.1.4.深度融合阶段(2012年至今) |
| 8.2 创新活动 |
| 8.2.1 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 |
| 8.2.2 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 |
| 8.2.3 以政府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
| 8.3 开放水平测度 |
| 8.3.1 国际比较 |
| 8.3.2 总体评价 |
| 8.4 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4.1 逆全球化下的挑战 |
| 8.4.2 开放合作是大势 |
| 8.4.3 中国优势 |
| 8.4.4 应对策略 |
| 9 国际经验和重要启示 |
| 9.1 国际经验 |
| 9.1.1 美国经验 |
| 9.1.2 日本经验 |
| 9.1.3 德国经验 |
| 9.1.4 以色列经验 |
| 9.2 重要启示 |
| 9.2.1 正确认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关系 |
| 9.2.2 正确认识自主创新和封闭式创新的关系 |
| 9.2.3 正确认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系 |
| 9.2.4 正确认识局部开放和全面开放的关系 |
| 9.2.5 正确认识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 |
| 9.2.6 正确认识制造业开放和服务业开放的关系 |
| 9.2.7 正确认识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关系 |
| 9.2.8 正确认识完善国内创新环境与进—步扩大创新开放的关系 |
| 10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美国金融发展下的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金融发展的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关于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的文献综述 |
| 1.3 论文结构安排 |
|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 第2章 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的界定与表现 |
| 2.1 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的概念界定 |
| 2.1.1 非均衡与失衡的辨析 |
| 2.1.2 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的内涵辨析 |
| 2.2 金本位时期的国际资本流动 |
| 2.2.1 国际货币体系的内涵与金本位制度的建立 |
| 2.2.2 金本位下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与机制 |
| 2.3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国际资本流动失衡 |
| 2.3.1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生与解体 |
| 2.3.2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资本流动 |
| 2.3.3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资本流动失衡的表现 |
| 2.4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国际资本流动失衡 |
| 2.4.1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 |
| 2.4.2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国际资本流动 |
| 2.4.3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资本流动失衡的表现 |
| 2.4.4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前后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现象的比较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的理论分析 |
| 3.1 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发展 |
| 3.1.1 古典经济学中的动因理论 |
| 3.1.2 流量理论 |
| 3.1.3 资产组合理论 |
| 3.1.4 货币分析理论 |
| 3.1.5 对动因理论的简单评述 |
| 3.2 卢卡斯悖论及其延伸 |
| 3.2.1 卢卡斯悖论的内涵 |
| 3.2.2 卢卡斯悖论的延伸 |
| 3.3 中心-外围理论的内涵与发展 |
| 3.3.1 中心-外围理论的内涵 |
| 3.3.2 中心-外围理论的发展 |
| 3.4 货币权力理论 |
| 3.4.1 国际货币权力的内涵 |
| 3.4.2 国际货币权力视角下的资本流动失衡 |
| 3.5 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的一般模型 |
| 3.5.1 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结合的国际收支模型 |
| 3.5.2 国际资本流动的动态推导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金融发展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联性 |
| 4.1 美国金融发展的模式与历程 |
| 4.1.1 金融发展的概念及效应 |
| 4.1.2 美国金融发展的动力与技术优势 |
| 4.1.3 美国金融市场结构与工具的变化 |
| 4.2 美国金融发展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路径 |
| 4.2.1 美国金融发展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 |
| 4.2.2 美国金融发展对资本流动结构的影响 |
| 4.3 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国金融发展的放大效应 |
| 4.3.1 美国金融中心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
| 4.3.2 美元资产的需求不断增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金融发展下的国际资本流动失衡机制 |
| 5.1 美国金融发展对储蓄与投资的影响 |
| 5.1.1 全球储蓄率差异及成因 |
| 5.1.2 美国金融发展与低储蓄的关系 |
| 5.1.3 美国金融发展与投资的关系 |
| 5.2 美国金融发展对消费的影响 |
| 5.2.1 消费函数及其决定因素 |
| 5.2.2 美国金融发展下的消费模式 |
| 5.3 美国金融发展下的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的形成机制 |
| 5.3.1 储蓄、经常账户与资本流动：开放经济下的Harrod-Domar模型 |
| 5.3.2 国际资本流动失衡与亚洲储蓄过剩论 |
| 5.3.3 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的环流机制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模型的建立及平稳性检验 |
| 5.4.2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4.3 脉冲响应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金融发展下的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的影响 |
| 6.1 美元强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困境 |
| 6.1.1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生 |
| 6.1.2 发展中国家的“美德两难”与美元依赖 |
| 6.2 美国资产价格泡沫膨胀 |
| 6.2.1 美国金融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泡沫的演变 |
| 6.2.2 金融与房地产市场泡沫的成因 |
| 6.3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 |
| 6.3.1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经过 |
| 6.3.2 后危机时代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国际资本流动失衡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 |
| 7.1 国际资本流动失衡对中国的影响 |
| 7.1.1 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
| 7.1.2 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 |
| 7.2 国际资本流动失衡对中国的启示 |
| 7.2.1 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
| 7.2.2 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启示 |
| 7.3 本章小结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美国民粹主义及其对特朗普外交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选题的意义 |
| 二、现有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四、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民粹主义的概念与理论 |
| 第一节 民粹主义的概念内核 |
| 一、民粹主义的核心要素 |
| 二、民粹主义的核心理念 |
| 第二节 民粹主义的思想渊源 |
| 一、卢梭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
| 二、俄国空想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
| 第三节 民粹主义的诱发因素 |
| 一、经济不平等与社会不满情绪 |
| 二、政府合法性危机与社会不安全感 |
| 三、多元文化主义与身份认同危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民粹主义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19世纪的美国民粹主义——大众民主崛起 |
| 一、“杰克逊运动”开启大众民主时代 |
| 二、“人民党”运动激发草根动员力量 |
| 第二节 20世纪的美国民粹主义——政治领袖主导 |
| 一、休伊·朗的民粹主义运动 |
| 二、乔治·华莱士的民粹主义运动 |
| 三、罗斯·佩罗的民粹主义运动 |
| 第三节 21世纪初的美国民粹主义——政治极化加剧 |
| 一、右翼“茶党”运动 |
| 二、左翼“占领华尔街”运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当前美国民粹主义的表现及根源 |
| 第一节 当前美国民粹主义的突出表现 |
| 一、桑德斯与左翼民粹主义 |
| 二、特朗普与右翼民粹主义 |
| 第二节 当前美国民粹主义的诱发根源 |
| 一、国家认同危机 |
| 二、经济不平等危机 |
| 三、民主体制治理效能危机 |
| 第三节 美国左、右翼民粹主义的特殊历程及成因 |
| 一、美国左翼民粹主义——依惯性不断走向激进 |
| 二、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在节节败退中逆势崛起 |
| 三、网络新媒体浪潮——瓦解传统政治文化形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粹主义影响特朗普外交转变的途径 |
| 第一节 民粹主义重塑美国国家认同 |
| 一、美国国家认同的历史演变 |
| 二、从“帝国主义”退回到“民族主义” |
| 第二节 民粹主义冲击美国宪政文化 |
| 一、从“古典民主”到“自由主义民主” |
| 二、从“代议制民主”到“民粹主义” |
| 第三节 民粹主义影响美国价值取向 |
| 一、群体心理取向,削弱个体理性价值 |
| 二、反建制取向,挑战自由秩序原则 |
| 三、反精英取向,增加威权化风险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民粹主义影响下的特朗普外交转变 |
| 第一节 对特朗普外交转变的界定 |
| 一、奥巴马政府调整美国战略重心 |
| 二、特朗普政府重新界定“威胁”与“利益” |
| 第二节 民粹主义影响下特朗普外交转变的表现 |
| 一、从“全球主义”转向“美国优先”,体现经济民粹主义 |
| 二、从“普世主义”转向“特殊主义”,体现文化民粹主义 |
| 三、从“规则治理”转向“实力原则”,体现强现实主义倾向 |
| 四、突出“挂钩”政策与“交易型”外交风格 |
| 第三节 特朗普外交转变的影响 |
| 一、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影响 |
| 二、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5）中美两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1.5.1 研究难点 |
| 1.5.2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路径研究 |
| 2.1.1 中国FTA战略路径研究 |
| 2.1.2 美国FTA战略路径研究 |
| 2.2 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动因政治经济分析 |
| 2.2.1 中国FTA战略动因政治经济分析 |
| 2.2.2 美国FTA战略动因政治经济分析 |
| 2.3 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效应研究 |
| 2.3.1 中国FTA战略效应研究 |
| 2.3.2 美国FTA战略效应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2.4.1 现有文献成果 |
| 2.4.2 现有文献不足 |
| 第3章 基本概念、研究框架及理论基础 |
| 3.1 基本概念及定义 |
| 3.1.1 战略 |
| 3.1.2 国家战略 |
| 3.1.3 中国国家战略、国际战略及国际经济战略 |
| 3.1.4 美国国家战略、国际战略及国际经济战略 |
| 3.1.5 自由贸易区战略 |
| 3.2 自由贸易区战略理论分析框架 |
| 3.3 FTA静态经济效应:贸易或关税效应 |
| 3.3.1 贸易创造 |
| 3.3.2 贸易转移 |
| 3.4 FTA动态经济效应 |
| 3.4.1 投资效应 |
| 3.4.2 增长效应 |
| 3.4.3 就业效应 |
| 3.4.4 规则效应 |
| 3.5 FTA非经济效应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 |
| 3.5.1 FTA政治经济效应 |
| 3.5.2 自由贸易区与国内政治 |
| 3.5.3 自由贸易区与国际政治 |
| 3.5.4 FTA意识形态或软实力效应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美自由贸易区发展历程与现状比较 |
| 4.1 美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历程与现状 |
| 4.1.1 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背景 |
| 4.1.2 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发展历程 |
| 4.1.3 美国已签署并实施的自由贸易区 |
| 4.1.4 美国已签自由贸易协定内容变迁 |
| 4.2 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历程与现状 |
| 4.2.1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
| 4.2.2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发展历程 |
| 4.2.3 中国已签署并实施的自由贸易区 |
| 4.2.4 中国已签自由贸易协定内容变迁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动因分析与比较 |
| 5.1 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动因分析 |
| 5.1.1 经济动因 |
| 5.1.2 政治目的 |
| 5.1.3 安全需要 |
| 5.1.4 软实力建设 |
| 5.2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动因分析 |
| 5.2.1 经济动因 |
| 5.2.2 政治目的 |
| 5.2.3 安全需要 |
| 5.2.4 软实力建设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特点分析与比较 |
| 6.1 战略环境 |
| 6.1.1 中美FTA战略环境差异:“简单统一”对“复杂多元” |
| 6.1.2 中美FTA战略环境相同点:特征相同,表现领域不一 |
| 6.2 战略能力 |
| 6.2.1 中美FTA战略能力之不同:“一超独霸”对“全面崛起” |
| 6.2.2 中美FTA战略能力相似处:强国雄心 |
| 6.3 战略目标 |
| 6.3.1 美国FTA战略目标:霸权护持 |
| 6.3.2 中国FTA战略目标:和平发展 |
| 6.4 战略任务 |
| 6.4.1 美国FTA战略任务:政经并重,拉友固盟 |
| 6.4.2 中国FTA战略任务:经济为主,布局全球 |
| 6.5 战略原则 |
| 6.5.1 美国FTA战略原则:美国至上,利益优先 |
| 6.5.2 中国FTA战略原则:内外兼顾,合作共赢 |
| 6.5.3 中美FTA战略原则之异同 |
| 6.6 战略定位 |
| 6.6.1 美国FTA战略定位:霸权工具 |
| 6.6.2 中国FTA战略定位:战略平台 |
| 6.6.3 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定位之异同 |
| 6.7 战略布局 |
| 6.7.1 美国FTA战略布局:布局全球,经营世界 |
| 6.7.2 中国FTA战略布局:面向全球、联结世界 |
| 6.7.3 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布局之异同 |
| 6.8 战略对象 |
| 6.8.1 美国FTA战略对象:周边+盟友+价值观伙伴 |
| 6.8.2 中国FTA战略对象:周边+“一带一路”+经济互补 |
| 6.8.3 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对象之异同 |
| 6.9 战略模式 |
| 6.9.1 美国FTA战略模式:全面推进、一步到位 |
| 6.9.2 中国FTA战略模式:重点突破、循序渐进 |
| 6.9.3 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模式之异同 |
| 6.10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效益分析与比较 |
| 7.1 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绩效分析 |
| 7.1.1 总体经济效益 |
| 7.1.2 政治效益 |
| 7.1.3 软实力效益及中美软实力状况比较 |
| 7.1.4 美国FTA效益案例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
| 7.2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绩效分析 |
| 7.2.1 总体经济效益 |
| 7.2.2 政治效益 |
| 7.2.3 软实力效益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局限 |
| 8.1 结论 |
| 8.2 建议 |
| 8.2.1 经济维度上的建议 |
| 8.2.2 政治维度上的建议 |
| 8.2.3 软实力维度上的建议 |
| 8.3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建议 |
| 英文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美国联盟战略的形成和发展 |
| 1.1 冷战前美国联盟外交的初步实践 |
| 1.1.1 美国联盟外交的肇始 |
| 1.1.2 美国联盟外交的初步实践 |
| 1.2 冷战期间美国联盟战略的形成与实施 |
| 1.2.1 全面构筑冷战遏制联盟时期 |
| 1.2.2 尼克松政府联盟战略收缩时期 |
| 1.2.3 里根政府重新强化联盟战略时期 |
| 1.3 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调整与强化 |
| 1.3.1 冷战后初期美国联盟战略的扩展与再定义 |
| 1.3.2 反恐时代美国联盟战略的“变”与“不变” |
| 1.3.3“亚太再平衡”与美国联盟战略的强化 |
| 第二章 冷战后美国联盟体系的结构与功能 |
| 2.1 美国联盟体系的结构 |
| 2.1.1 体系性联盟 |
| 2.1.2 地区性联盟 |
| 2.1.3 功能性联盟 |
| 2.2 美国联盟结构的特征 |
| 2.2.1 主导性与辅助性 |
| 2.2.2 整体性与独立性 |
| 2.2.3 相互制约与相互限定 |
| 2.3 美国联盟体系的功能 |
| 2.3.1 维持全球领导地位 |
| 2.3.2 遏制敌手与抑制威胁 |
| 2.3.3 约束盟友与控制伙伴 |
| 2.3.4 安全及其他外溢功能 |
| 第三章 塑造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动力因素 |
| 3.1 塑造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内生动力 |
| 3.1.1 战略文化传统——观念层面 |
| 3.1.2 战略缔造与实施惯性——制度层面 |
| 3.1.3 精英战争准备——决策层面 |
| 3.2 影响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外在牵引 |
| 3.2.1 国际体系转换 |
| 3.2.2 地缘政治变迁 |
| 3.2.3 盟友伙伴关系 |
| 第四章 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管理及效能 |
| 4.1 美国联盟战略管理的模式 |
| 4.1.1 利益协调型 |
| 4.1.2 制度规则型 |
| 4.1.3 霸权主导型 |
| 4.2 美国联盟管理的效能及评估 |
| 4.2.1 联盟管理的效能 |
| 4.2.2 联盟管理的限度 |
| 4.2.3 联盟管理的价值评估 |
| 第五章 美国联盟战略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 |
| 5.1 美国联盟战略面临的挑战 |
| 5.1.1 联盟议价:徘徊于争夺和妥协之间 |
| 5.1.2 联盟安全困境:联盟的选择性及其后果 |
| 5.1.3 复合安全困境:敌对关系与联盟关系的内外交织 |
| 5.1.4 超越联盟对抗:冷战后国际安全合作的新路径 |
| 5.2 美国联盟战略的发展趋势 |
| 5.2.1 联盟纷争常态化,但仍具相当生命力 |
| 5.2.2 联盟调整持久化,但适应力更趋强韧 |
| 5.2.3 联盟样式多元化,但更趋灵活务实 |
| 5.2.4 联盟困境显性化,但管理日益成熟 |
| 第六章 美国联盟战略中的中国因素 |
| 6.1 美国联盟战略中的中国因素 |
| 6.1.1 中国因素在美国联盟战略中的地位 |
| 6.1.2 美国联盟体系与中国伙伴网络的交叠互动 |
| 6.2 中国崛起与美国亚太联盟战略的强化 |
| 6.2.1 中国崛起的地区意义及美国的战略应对 |
| 6.2.2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发展趋势 |
| 6.2.3“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亚太联盟政策展望 |
| 6.3 关于中国应对策略的几点思考 |
| 6.3.1 以分化促安全,利用楔子战略瓦解对手联盟 |
| 6.3.2 以创新促安全,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
| 6.3.3 以发展促安全,利用“经济再平衡”稀释美国“军事再平衡” |
| 6.3.4 以制度促安全,加快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设 |
| 6.3.5 以实力促安全,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7）中越农产品贸易竞争性互补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3.3 国内外研究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及技术路线 |
| 1.4.4 创新点及不足 |
| 1.5 本章小结 |
| 2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农产品的界定与分类 |
| 2.1.2 贸易竞争性的界定 |
| 2.1.3 贸易互补性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竞争优势理论 |
| 2.2.3 产业内贸易理论 |
| 2.2.4 绝对优势理论 |
| 2.2.5 要素禀赋理论 |
| 2.2.6 需求相似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越农业及农产品贸易现状分析 |
| 3.1 中越农业发展现状 |
| 3.1.1 中国农业发展现状 |
| 3.1.2 越南农业发展现状 |
| 3.2 中越农产品贸易现状 |
| 3.2.1 中越农产品出口及双边贸易现状 |
| 3.2.2 中越农产品贸易的市场结构分析 |
| 3.2.3 中越农产贸易商品结构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越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分析 |
| 4.1 贸易竞争力指数 |
| 4.1.1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说明 |
| 4.1.2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计算 |
| 4.2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分析 |
| 4.2.1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说明 |
| 4.2.2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计算 |
| 4.3 中越农产品贸易竞争性相似度分析 |
| 4.3.1 中越农产品出口相似度分析 |
| 4.3.2 出口结构相似程度下降的原因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越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分析 |
| 5.1 中国与越南互补的农产品种类 |
| 5.1.1 互补农产品种类的确定 |
| 5.1.2 中国与越南双边农产品贸易互补的解释 |
| 5.2 贸易互补性指数 |
| 5.2.1 贸易强度指数(TII) |
| 5.2.2 贸易互补性指数(TCI) |
| 5.2.3 产业内贸易指数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越农产品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
| 6.1 越方存在的问题 |
| 6.2 中方存在的问题 |
| 6.3 双方存在的问题 |
| 6.4 本章小结 |
| 7 中越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1 政策因素 |
| 7.2 人民币升值 |
| 7.3 越南第二次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 |
| 7.4 文化及消费心里 |
| 7.5 本章小结 |
| 8 促进中越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建议 |
| 8.1 对越方的建议 |
| 8.1.1 建立安全控制体系,保障农产品质量 |
| 8.1.2 加强基础建设,提高通关能力 |
| 8.1.3 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力度,提高农业生产积极性 |
| 8.1.4 提高机器设备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 |
| 8.1.5 提高交通运输能力 |
| 8.2 对中方的建议 |
| 8.2.1 放宽对越农产品进口限制 |
| 8.2.2 提高通关效率 |
| 8.2.3 规范信息平台 |
| 8.3 中越双方共同改进之处 |
| 8.3.1 改善双边农产品贸易结构 |
| 8.3.2 统一完善双边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 |
| 8.3.3 加强中越双方市场深入了解状况 |
| 8.3.4 加强打击走私的工作 |
| 8.3.5 抓住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契机 |
| 8.3.6 进一步强化中越区域性经贸合作 |
| 8.3.7 提高中越农业产业规模化程度 |
| 8.3.8 发挥农产品贸易互补作用 |
| 8.4 利用“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中越农产品贸易合作 |
| 8.4.1 中越贸易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统筹规划 |
| 8.4.2 利用“一带一路”战略不断扩展贸易合作领域 |
| 8.4.3 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切实解决中越贸易发展的具体问题 |
| 8.4.4 中越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开展贸易往来的战略构想 |
| 8.5 本章小结 |
| 9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2、学术史回顾 |
| 3、研究空间及概念界定 |
| 4、本文主要研究路径及章节 |
| 第一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初创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蚕桑业及其困境 |
| 1. 整体经济形势的萧条 |
| 2. 蚕桑业生产技术水平的盛极而衰 |
| 3. 日本蚕业的崛起及与其对中国相关行业的冲击 |
| 第二节 晚清民末蚕桑改良事业的初步开展 |
| 1. 清末民初振兴蚕业的论争与实践 |
| 2. 清末民初蚕桑改良的进步与局限 |
| 第三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筹组及其成立 |
| 1. 外籍人员对于中国蚕丝业的担忧与扶植构想 |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正式成立 |
| 3. 中心组织形式及主要负责人的确立 |
| 4. 地方性组织网络的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内部权力纷争 |
| 第一节 欧战后各国在“华丝振兴”问题上的不同面相 |
| 1. 美国、法国对华丝的扶植 |
| 2. 日本独霸中国生丝厚利的企图 |
| 第二节 国际关系变动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 1. “有碍主权”问题 |
| 2. 日本参会问题 |
| 3. 经费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 第一节 新政府对蚕业发展的全面介入 |
| 1. 制定宏观发展规划 |
| 2. 建立健全相关组织 |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 1. “费由我出,政则他人”:外人掌控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 2. 新政府社团改组政策的初步实施 |
| 3. 围绕“交权”及“改组”的中外博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核心业务革新 |
| 第一节 中国蚕桑改良系统与机制的西化倾向 |
| 1. 对蚕业问题认识的趋新与深化 |
| 2. 新型蚕业改良活动的开展 |
| 第二节 合众蚕桑会蚕业改良思路与方式的嬗变 |
| 1. 由“购买”到“制种” |
| 2. 由“分发”到“指导”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蚕业教育活动 |
| 第一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介入蚕业教育的形式演进 |
| 1. 合众蚕桑改良会自立教育机构早期设想及探索 |
| 2. 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 |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
| 1. 中国女子蚕业教育的兴起 |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筹组与发展 |
| 3. 职业去向与生源:镇江女子蚕业学校与蚕业近代化的双向互动 |
| 4. 镇江女子蚕业蚕校的突破与独特性 |
| 5. 合众蚕桑改良会科研事业的后续进行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蚕桑改良组织的近代命运与传统农、蚕业的转型困境 |
| 附录(一)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章程暨监理员规程》 |
| 附录(二)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办事细则》 |
| 资料来源及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我国产业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 1.2 产业安全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产业安全基础理论研究综述 |
| 1.2.2 产业安全政府监管研究综述 |
| 1.2.3 对前期产业安全研究的思考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 创新和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
| 2 产业安全监管体系的理论解析 |
| 2.1 关于产业安全主体的辨析 |
| 2.1.1 产业的定义及其特征 |
| 2.1.2 产业安全系统的定义 |
| 2.2 产业安全系统特征辨析 |
| 2.2.1 产业安全系统的涉外性 |
| 2.2.2 产业安全系统的国民性 |
| 2.2.3 产业安全系统的多维度 |
| 2.2.4 产业安全系统的突现性 |
| 2.2.5 产业安全系统的反直觉行为 |
| 2.2.6 产业安全系统与环境的关系 |
| 2.3 产业安全系统结构及政府监管体系 |
| 2.3.1 产业安全系统结构描述 |
| 2.3.2 产业安全政府监管体系描述 |
| 2.4 小结 |
| 3 产业竞争引发的产业安全问题 |
| 3.1 贸易竞争引发的产业安全问题 |
| 3.1.1 贸易竞争中的国民利益 |
| 3.1.2 贸易竞争与反直觉行为 |
| 3.2 投资竞争引发的产业安全问题 |
| 3.2.1 内生的资本外溢 |
| 3.2.2 投资竞争的贡献 |
| 3.2.3 投资竞争与反直觉行为 |
| 3.3 要素竞争引发的产业安全问题 |
| 3.3.1 纵向要素竞争 |
| 3.3.2 横向要素竞争 |
| 3.3.3 要素竞争与反直觉行为 |
| 3.4 解析要素流动结构对产业安全的影响 |
| 3.4.1 关于要素流动结构分类的探讨 |
| 3.4.2 流动结构与产业活动的组织 |
| 3.4.3 优化流动结构的方向性解析 |
| 3.5 小结 |
| 4 国家竞争引发的产业安全问题 |
| 4.1 管窥国家环境变化产生的影响 |
| 4.2 应运而生的国家竞争环境评估 |
| 4.3 中国产业生存环境优劣概论 |
| 4.3.1 中国产业生存环境的优势 |
| 4.3.2 中国产业生存环境的隐患 |
| 4.4 国家竞争与反直觉行为 |
| 4.5 小结 |
| 5 危机竞争状态下的产业安全问题 |
| 5.1 危机的存在及其特征 |
| 5.2 危机竞争与反直觉行为 |
| 5.3 危机投射对产业安全的影响 |
| 5.3.1 市场危机 |
| 5.3.2 产业危机 |
| 5.4 小结 |
| 6 全球化对产业安全系统和环境的影响 |
| 6.1 全球化对系统环境的影响 |
| 6.1.1 全球化重塑世界格局 |
| 6.1.2 全球化重塑世界之痛 |
| 6.1.3 全球化更追求自由化 |
| 6.2 全球化经济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 6.3 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归宿探析 |
| 6.4 小结 |
| 7 主要国家的产业安全政府监管实践 |
| 7.1 产业安全视角的政府监管分类 |
| 7.2 美欧印产业安全政府监管实践 |
| 7.2.1 美国监管的突出领域 |
| 7.2.2 欧盟监管的突出领域 |
| 7.2.3 印度政府的监管实践 |
| 7.2.4 借鉴美欧印的监管实践 |
| 7.3 我国的产业安全政府监管实践 |
| 7.3.1 政府监管体系的嬗变 |
| 7.3.2 监管进化的突出领域 |
| 7.3.3 嵌入式改良监管体系 |
| 7.4 小结 |
| 8 系统完善产业安全政府监管体系 |
| 8.1 完善对贸易竞争的产业安全监管 |
| 8.1.1 贸易竞争监管的内容 |
| 8.1.2 维护合理的贸易结构 |
| 8.1.3 统一内外贸监管法规 |
| 8.2 完善对投资竞争的产业安全监管 |
| 8.2.1 投资竞争监管的内容 |
| 8.2.2 放开汇率优化投资环境 |
| 8.2.3 完善金融体系保持货币政策稳健 |
| 8.3 完善对要素竞争的产业安全监管 |
| 8.3.1 要素竞争监管的内容 |
| 8.3.2 以市场机制为主配置资源 |
| 8.3.3 推行支持创新的积极财政 |
| 8.4 完善产业安全依存的国家竞争环境 |
| 8.4.1 优化基本制度环境 |
| 8.4.2 经略国际社会环境 |
| 8.5 完善对危机竞争的管控机制 |
| 8.5.1 危机竞争和危机预警的本质 |
| 8.5.2 危机竞争下反直觉行为的实现 |
| 8.6 小结 |
| 9 提高产业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的效能 |
| 9.1 产业安全政府监管体系效能评价 |
| 9.1.1 监管体系理想状态与设计标准 |
| 9.1.2 监管体系行为有效性评估模型 |
| 9.2 升级产业安全政府监管组织体系 |
| 9.2.1 当前政府监管职能的分布 |
| 9.2.2 集成各部门政府监管职能 |
| 9.3 大数据化产业安全政府监管体系 |
| 9.3.1 我国产业安全数据库分布 |
| 9.3.2 建立国家产业安全数据库 |
| 9.5 小结 |
| 10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附录D |
| 附录E |
| 附录F |
| 附录G |
| 附录H |
| 附录I |
| 索引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QDII海外投资风险管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图表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 选题的背景 |
| (二) 研究的意义及价值 |
| 二、 基本概念和范畴 |
| (一) QDⅡ制度的界定 |
| (二) QDⅡ制度风险机制及其管理的界定 |
| 三、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QDⅡ制度相关文献综述 |
| (二) 国内QDⅡ制度相关文献综述 |
| (三) 国际资产配置文献回顾 |
| 四、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二) 本文的研究思路 |
| 五、 主要贡献及创新 |
| 六、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QDⅡ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一、 QDⅡ制度的运作原理及影响 |
| 二、 QDⅡ制度的风险管理理论 |
| (一) 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
| (二) 金融深化理论 |
| (三) 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 |
| (四) 资产组合理论 |
| 三、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QDⅡ发展历程及国际比较 |
| 一、 QDⅡ的发展历程 |
| (一) 筹划阶段 |
| (二) 试点扩大阶段 |
| (三) 加速发展阶段 |
| 二、 QDⅡ的发展状况 |
| (一) 发行量呈倒“V”形 |
| (二) 多数产品跌破净值 |
| (三) 海内外夹缝中难发展 |
| (四) 销售海外基金成主流 |
| (五) QDⅡ产品发行规模与现存规模情况 |
| 三、 QDⅡ投资风格分析 |
| (一) 分类以股票型基金为主 |
| (二) 基金系QDⅡ重仓港股且偏好金融 |
| (三) 银行系QDⅡ投向以感熟市场为主 |
| 四、 QDⅡ基金失败的原因分析 |
| (一) 海内外投资文化和体制的相互包容性差 |
| (二) 投资过于集中，不能有效的分散风险 |
| (三) “次贷”危机引致全球性的经济疲软 |
| 五、 QDⅡ制度实践的国际比较 |
| (一) 韩国QDⅡ制度的实践 |
| (二) 中国台湾QDⅡ制度的实践 |
| (三) 智利QDⅡ制度的实践 |
| 六、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QDⅡ海外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
| 一、 民生银行QDⅡ产品的突然清盘引起重大社会影响 |
| (一) 民生银行QDⅡ产品的成立背景和基本情况 |
| (二) 民生银仃QDⅡ严品冲击汲的严生及存在问题 |
| 二、 东亚银行“利财通”投资产品系列1浮亏过半引起强烈反响 |
| (一) 东亚银行QDⅡ产品的成立背景和基本情况 |
| (二) 东亚银行QDⅡ产品投资运作情况及存在问题 |
| 三、 华安国际配置基金的业务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
| (一) 华安国际配置基金的成立背景和基本情况 |
| (二) 华安国际配置基金的运作情况及面临问题 |
| 四、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基金的业务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
| (一)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基金的成立背景和基本情况 |
| (二)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基金的运作情况及投资绩效分析 |
| (三)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基金存在的问题 |
| 五、 本草小结 |
| 第五章 QDⅡ海外投资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
| 一、 QDⅡ制度的一般风险 |
| (一) 市场风险 |
| (二) 汇率风险 |
| (三) 主权风险 |
| (四) 信用风险 |
| (五) 跨国监管风险 |
| 二、 QDⅡ制度的特殊风险 |
| (一) 外汇管理风险 |
| (二) 机构投资者风险 |
| (三) 有效监管风险 |
| 三、 QDⅡ制度风险的衡量 |
| (一) 波动率方法 |
| (二) VaR方法 |
| 四、 QDⅡ制度风险管理的手段 |
| (一) 规避与预防风险 |
| (二) 分散风险 |
| (三) 对冲风险 |
| 五、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QDⅡ海外资严配置的有效分散风险策略 |
| 一、 资产配置是一种风险管理手段 |
| 二、 资产配置理论简介—资产组合理论 |
| (一) Markowitz方法 |
| (二) 对Markowitz方法的改进 |
| (三) 重复抽样 |
| 三、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最新进展 |
| (一) 考虑市场摩擦的投资组合选择理论 |
| (二) 考虑流动性的投资组合选择理论 |
| (三) 贝叶斯投资组合理论 |
| (四) 行为投资组合理论 |
| 四、 QDⅡ海外资产配置的意义 |
| (一) 通过国际化投资对冲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 |
| (二) 国际化投资体系是经济可持续发展重要推动力 |
| (三) 金融资产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
| 五、 QDⅡ海外资产配置中的市场分散化与行业分散化策略 |
| (一) 资严配置的分类和基本框架 |
| (二) 国别效应和行业效应及其对资产配置策略的影响 |
| (三) 中国证券市场主要行业的国际相关性 |
| 六、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QDⅡ海外投资风险的管理控制机制 |
| 一、 QDⅡ风险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 |
| (一) 前台交易与后台管理分离原则 |
| (二) 建立严格的风险控制和策略体系 |
| (三) 内部审计与独立风险管理原则 |
| (四) 互动原则 |
| 二、 QDⅡ风险内部控制的基本框架 |
| (一) 内部控制的法律法规指引 |
| (二) 投资风险检测制度 |
| (三) 内部估值体系 |
| (四) 内部管理控制 |
| (五) 内部控制的组织结构 |
| 三、 ODⅡ风险外部监管机制存在的问题 |
| (一) 国际监管合作机制的缺陷 |
| (二) 信息披露制度的缺陷 |
| (三) 我国QDⅡ监管制度的缺陷 |
| (四) 我国QDⅡ制度法律体系存在缺陷 |
| 四、 加强QDⅡ风险外部监管的政策建议 |
| (一) 加强QDⅡ监管的国际合作 |
| (二)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
| (三) 改变监管理念,完善我国监管模式 |
| 五、 完善ODⅡ制度风险的法律防范制度 |
| (一) 严格挑选QDII主体 |
| (二) 完善QDⅡ运营规则 |
| (三) 推进QDⅡ制度下的监管合作 |
| 六、 本草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美国两教授研究后判断美巨额贸易逆差六成虚假（论文参考文献）
- [1]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D]. 周红芳. 四川大学, 2021
- [2]产品内分工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研究[D]. 张少卿. 东南大学, 2020
- [3]美国金融发展下的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研究[D]. 张鑫. 吉林大学, 2019(10)
- [4]美国民粹主义及其对特朗普外交的影响[D]. 温娟. 外交学院, 2019(10)
- [5]中美两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比较研究[D]. 张中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05)
- [6]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研究[D]. 储召锋.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
- [7]中越农产品贸易竞争性互补性研究[D]. 阮如朋（Nguyen Nhu Bang）. 东北农业大学, 2017(12)
- [8]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D]. 王晨.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 [9]我国产业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研究[D]. 刘永平. 北京交通大学, 2016(10)
- [10]QDII海外投资风险管理问题研究[D]. 李佳峰. 武汉大学, 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