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韩国“入关”前后的体制转换与政策调整（论文文献综述）
唐烈[1]（2018）在《朝鲜王朝与清朝外交关系的构建及其影响研究（1623-1776）》文中提出朝鲜王朝与清朝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纵观朝鲜王朝五百余年的历史可以看出,与中国明清两朝间的交往一直是朝鲜王朝对外关系当中的核心。朝鲜王朝与清朝间的外交关系从建立到最终走向正轨,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朝清两国间从建立“不完全外交关系”,到最终走向正常的“完全外交关系”,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这些因素,不仅包括两国自身因素,甚至还包括同一时期影响东北亚地区发展的其他因素。在清朝的武力压迫下,朝鲜王朝与明朝虽然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是明朝对朝鲜王朝的影响力并未结束。朝清间的外交关系正式建立之后,由于多重因素的作用,这种外交关系并不和睦,该阶段属于“不完全外交关系”阶段。清军入关之后,清朝首先根据实际需要,主动调整了对朝外交政策。朝鲜王朝也依据国内外的形势的变化,对自己的对清朝外交政策也进行了适时调整。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朝清外交关系最终从“不完全外交关系”走向“完全外交关系”。本文以朝清外交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变化过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朝清间“不完全外交关系”的建立到最终走向“完全外交关系”的轨迹进行梳理,分析出影响朝清外交关系走向的因素。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本论文选题的研究目的与意义、介绍当前国内外学界的学术研究动态、对本论文中涉及到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以及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本论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重点论述朝鲜王朝与清朝间“不完全外交关系”建立的过程。本章从光海君时期实行的对后金与明朝的等距离外交政策开始论述,由于光海君的等距离外交政策违背了朝鲜国内一贯的尊明与尊儒国策,加之光海君自身的一些原因,导致光海君政权被推翻,仁祖通过“仁祖反正”上台执政。仁祖执政之后,一改光海君时期的外交政策,实行对明朝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由于仁祖在外交政策上有失偏颇,加之皇太极执政之后意识到朝鲜王朝在后金（清）入主中原战略当中的重要价值,导致皇太极发动了对朝鲜王朝的第一次战争。通过第一次对朝鲜王朝的战争,后金与朝鲜王朝王朝建立起具有“兄弟之盟”性质的“不完全外交关系”,由于朝金间存在的这种“不完全外交关系”,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朝、明、金三角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朝清两国间“不完全外交关系”的调整情况。三角关系形成之后,后金的势力日渐强盛,于是先发制人,发动了第二次对朝鲜王朝的战争。通过第二次战争,清朝与朝鲜王朝之间建立起正式的“不完全外交关系”。明朝灭亡,清军入关之后,东北亚地区的局势发生了新变化,清朝的战略中心发生转移。随着清朝战略中心的转移,清朝首先顺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主动调整了对朝鲜王朝的外交政策。由于对清朝两次出兵给朝鲜国内带来的创伤有着亲身体会,导致朝鲜王朝仁祖、孝宗国王时期对于清朝的友好政策并不能完全接受,国内北伐论盛行。虽然北伐论的存在成为朝清关系继续发展的一大障碍,但是这并不妨碍两国间的合作。当朝清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双方依然会从维护自己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出发,联合起来共同抗敌。罗禅征伐就是双方合作的范例。第三章主要论述了朝清两国由“不完全外交关系”向“完全外交关系”的过渡。显宗即位之后,两国的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新变化。清朝在需要巩固国内统治这一大背景下,通过对朝鲜王朝实行更加优惠的外交政策,以换取东北边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清朝实施对朝友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将主要精力用在巩固政权上。清朝在巩固政权的同时也在进行汉化改革,清朝的汉化改革,也成为推动朝清关系发展的一种助推剂。由于清朝的汉化改革,是朝鲜王朝对清朝的态度在逐渐改变。基于以上原因,显宗、肃宗两位国王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默认了清朝的巩固统治行动。由于显、肃两朝处理得当,朝清两国在这一时期外交关系逐渐密切,开始由“不完全外交”向“完全外交”过渡。随着两国间外交关系的转暖,边民在边界地区的往来也愈加频繁,为了防止不必要的外交争端,双方勘定了边界。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朝清两国间“完全外交关系”最终确立的情况。景宗由于其在位时间短,因而景宗时期的对清外交政策并没有发生太多改变。英祖即位之后结合朝鲜王朝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荡平政策来解决困扰朝鲜王朝百余年的党争问题。随着党争问题的缓解,朝鲜国内的对清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统一,促进了朝清关系的发展。通过燕行使带回的各种书籍与见闻,使英祖意识到,通过发展同清朝的外交关系,北学清朝,能够使朝鲜王朝从清朝的发展当中汲取到不少有益的国家建设经验。为了进一步发展同清朝间的友好关系,英祖一方面继续倡导北学清朝,另一方面为了稳定通知根基,仿效肃宗,为明朝的三位皇帝都修建了祭祀神庙,并且规范了相应的祭祀制度。朝清间的“完全外交关系”最终确立。朝鲜王朝的尊儒思想以及对明朝的感念终于衍化成尊周思明思想,朝鲜王朝的新对清观最终形成。第三部分为结论,在对本论当中的观点进行提炼与重点论述之后,提出笔者的核心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结论。
宋以丰[2]（2020）在《“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本位”,是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国策与统治方针。同时,“首崇满洲”也是满清政权最为深层的民族本位思想,以及立法、行政的基础和依据。所谓“首崇满洲”,是指满清政府在政治实践与文化建设等领域中,坚持“满人首位”的原则,无论纲纪法度,还是用人行政,皆是为了坚守满洲根本,优化满人利益。“首崇满洲”观念的确立与实施,取决于满清政权的民族特性。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宣称“满汉一体”的思想,并为此做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但由于统治者对汉化、过度汉化的后果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对“满汉一体”设置了条件、原则和底线。概言之,便是以满人利益、满洲文化为根本,保持满洲旧俗,维护满洲传统。作为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与基本国策,“首崇满洲”观念涵盖了清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政治、文化领域,如“薙发易服”、“国语骑射”、“政权建构”、“职官系统”等,目的在于维护以满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作为政权统治的基本出发点,“首崇满洲”观念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引导、规范着满清政府治下的翻译实践行为,为后者进行有关翻译的制度设计、调整与改革等,提供了思想依据与制度保障。例如,翻译科考作为清代特设之科目,以及八旗科举之独特构成,建制上极富满洲特色,其应试者以八旗子弟为限,系旗人入仕、进身之专途,旨在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避免满洲文化被汉族所同化。翻译职官体系的创设与推行,如笔帖式、庶吉士（尤其是翻译庶吉士）等,也是为了因应统治需要,保障政治、文化实践的顺利推行。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使旗人享有独立于汉人之外的入仕、进身之阶,而且使他们增强了学习清语的兴趣,维护了“清字”作为“国语”的地位。无论是“笔帖式”制度,还是“庶吉士”制度,二者作为专为旗人,尤其是八旗满洲而设的制度性安排,或成为清代特有之官制,或沿袭前朝旧制,既为朝廷造就了治理人才,又使旗人坚守了翻译作为满洲本业的地位,为统治者推进国家治理,坚守“满洲本位”做出了积极贡献。清代旗学的广设也是“首崇满洲”既定国策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政治目的与文化意涵。自顺治朝始设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清代的旗学教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如学生的选拔、教习的延聘、课程的设置、学业的考核等,不仅有效推动了满人的民族教育,塑造了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培养了忠君爱国之才,而且通过教导八旗子弟娴习“国语骑射”以及满、汉双语之间的翻译,有效维护了满洲的民族特质与文化传统,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维护了“首崇满洲”的政治意涵。作为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籍（书）的翻译与此同理。清初以来,统治者反复提倡“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试图维护“满洲根本”于不坠,却又不得不进行文化整合,汲取汉族的文化精粹与治理经验,建构政权的“治统”与“道统”。正是在此看似矛盾的文化态度中,汉籍（书）的翻译得以生存和接续。清初以来的汉书翻译既面对《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也面对《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作品。通过翻译这些作品,统治者成功撷取了帝王为政之道,完善了治国理念与模式,并通过引导、规范翻译事业,讲明法度,维护正统,将翻译当作巩固政权统治的策略与手段,更好地践行满洲本位主义思想。作为满清政权政治、文化政策的不同环节,翻译科考、翻译职官、翻译教育和汉书翻译等政策（或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如翻译职官制度对翻译铨选传统的继承、翻译科考对翻译职官（如翻译庶吉士）选拔的影响,以及翻译教育与汉书翻译之间的互动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既有政治、文化上的需求,又有思想上的追求;既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又维护了王朝体系的稳定、和谐与持续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旗人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实现了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
高赟[3]（2020）在《北周文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北周文学为研究对象,旨在整体、系统论述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文学,还原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北周文学,呈现一个清晰的北周文坛,显示北周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学价值,改变人们对北周文学的认识。北周文学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学快速、密切大融合的成果,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起着枢纽作用。北周文学因时代、地域、民族、文学演进规律呈现独特的阶段性文学特点。全文除绪论、结论、附录外,分上下编,共八章。上编五章整体、系统论述北周文学的繁荣、文学成果、文学特点,展现它的枢纽作用。下编三章重点研究北周文学独特的、最重要的作家。上编第一章宏观整体鸟瞰北周文学,从北周文学家、北周文学作品、北周文学活动三个方面论证北周文学的繁荣。第二章重点研究对当时和后世影响较大的周文帝宇文泰发起的西魏文体文风改革,论述西魏时期文学作品和西魏对北周文学的贡献。第三章从北周时期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和北周文学的关系论述北周时期的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与北周文学的繁荣密切相关,起着促进作用。北周文、明、武三帝收集和整理中原典籍对华夏文化的绵延不断作出重大贡献。第四章通过北周时期两个文坛和民间文学的文学作品全面系统论述北周文学的繁荣、南北文学融合的文学成果、文学特色。第五章从出土西魏北周墓志视角考察这段时期墓志的演进和文学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北周文学的文学水平。下编第一章整体论述北周宇文氏文学作品,充分展现北周宇文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第二章综合研究王褒及其文学作品。本文考证王褒生年是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卒年是周武帝建德五年（576）。梁宫体诗是一种新体诗,诗人运用这种诗体可以创作任何题材的诗歌。王褒是梁宫体诗的代表诗人。王褒北朝大部分五言诗歌反映他因羁旅异国的现实而引发内心深处的亡国之悲、羁旅之痛、思乡之切、生命之短的各种复杂的沉重心情,呈现“悲”“沉郁”的特色和风格。王褒以边塞乐府诗为代表的诗歌带有“建安风骨”的气息,但与“建安风骨”不同。王褒在创作乐府诗时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创作宫体诗艺术技巧的影响。王褒五言八句、四句诗创作对唐律诗、绝句的形成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王褒入北文章是中国南北朝后期南北文学相融合的成果。第三章综合研究庾信及其文学作品。本文考证庾信在北周任司水下大夫、弘农郡守、司宪中大夫、洛州刺史、司宗中大夫的任期和北周部分交游。庾信入北前十年心态复杂,最终由排斥到感恩、接受,再到主动亲和北周朝廷。庾信在入北前十年,或者说在入北的二十八年中,对故国的悲伤、对故国故土的思归和思念从没有停止过,贯穿始终。这种乡关之思以公元557年十月陈代梁为界显示出细微区别。之前是他对梁朝故国的思归与思念,之后是他对南方故土的思归与思念。《哀江南赋》作于公元557年十二月,主旨是哀梁朝。《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枯树赋》《小园赋》《伤心赋》《竹杖赋》《邛竹杖赋》展现庾信入北初期的生活经历和心态,极具文学价值。五言组诗《拟咏怀二十七首》《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展现庾信诗歌的文学魅力。庾信在北周创作的宫体艳情诗是他在梁朝创作的宫体艳情诗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显出新特点。《燕歌行》在王褒、庾信、高适手中继承并改变,最终使乐府旧题《燕歌行》的传统内容真正变成以边塞为内容的边塞乐府诗。《杨柳歌》是乐府诗,作于庾信入北初期,主旨是自悲身世。庾信创作的宫廷雅乐歌辞反映北周对中原儒家文化的崇拜。《道士步虚词十首》是庾信对道教步虚词的改造,文人步虚词成为表达个人情感的乐府诗体裁。庾信五言八句、四句诗歌创作对唐律诗和绝句的形成作出很大贡献,他创作出一首五言绝句。庾信入北前期部分诗赋文创作呈现“建安风骨”的风貌。《拟连珠》最大可能作于公元557年十月至十二月间,主旨是念王室、悲身世,它的创新表现在三个方面。庾信墓碑传文、墓志铭传文、墓碑志铭辞都各具文学特色。庾信丧母是在西魏,丧母守孝时间是公元555至557年。庾信在北朝真正的隐居时期是公元554至563年。《移虏留使文》非庾信作品。
蒲宇飞[4]（2000）在《从“入关”到“入世”:韩国、巴西、墨西哥三国的体制转换与政策调整》文中认为
玄花[5]（2013）在《沈馆宗藩外交研究（1637-1644）》文中认为沈馆是1636-1644年之间清与朝鲜宗藩关系体制初创期，极具特色的外交机构。通过对沈馆外交运作机制的研究，可以对既有东亚宗藩体制理论学说，作一定的补充、修正，对推动东亚宗藩体制理论研究有重要学术价值。本文将沈馆置于清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发生、发展的大背景下，对沈馆的设立、外交交涉活动，以及撤销前后清与朝鲜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全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四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同时对与本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整理与介绍，总结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阐明本文的基本思路、框架与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介绍后金（清）与朝鲜宗藩关系形成的过程和沈馆设立的历史背景。清初（后金）与朝鲜的关系发展，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历程。16世纪以前，朝鲜将女真视作夷狄，是羁縻、防范的对象。16世纪建州女真的崛起使得东北亚传统的宗藩秩序崩溃，迫使朝鲜不得不调整原有的对北方女真政策，宣祖末期开始在以明朝为中心的东北亚宗藩秩序中，对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实行事大交邻政策。在后金与明的战争中，朝鲜实际上支持明朝。17世纪初萨尔浒战役以后，后金与朝鲜形成交邻关系。朝鲜仁祖利用政变推翻光海君后，极力维护明朝的宗藩秩序。后金为了维护其战略安全，发动丁卯之役，迫使朝鲜与后金结盟为兄弟关系。双方以江华盟约为基础建立相对平等的外交使臣往来制度。在政治关系上，后金则迫使朝鲜保持中立。但是这种兄弟关系仍然没有改变明朝为朝鲜宗主国的事实，双方围绕诸多问题摩擦不断。1636年，后金改名为清朝，发动丙子之役，迫使朝鲜称臣纳贡，承认清朝为宗主国，与明朝断绝关系。根据双方三田渡盟约的条款，朝鲜需向清朝派遣以昭显世子为代表的人质，沈馆外交的出现，正是这一特殊时期的产物。第二章，主要考察沈馆的建立与内部状况。作为议和条件，清朝提出要将朝鲜国王的长子、次子，以及三公六卿的儿子或弟弟带到清朝做人质。根据这一规定，朝鲜国王的长子、次子及其夫人，三公六卿的子弟，于1637年4月到沈阳入质，1644至45年之间陆续回国，结束人质生活。对于人质在沈阳期间的管理，清朝主要提供住房、供应饮食，朝鲜负责提供衣物、经费，承担一部分饮食。朝鲜入质人员分别居于沈馆与质子馆，其中在两国外交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沈馆。沈馆下属宰臣、侍讲院、翊卫司、译官、宣传官五个官属机构及官员。这五个部门各有分工，承担着朝鲜与清之间的外交交涉任务。世子在沈阳主要通过清朝户部官员进行交涉活动，并与清朝官员建立一定的私人关系。第三章，考察了沈馆的外交活动。在清与朝鲜确立宗藩关系之后，双方围绕三田渡盟约条款的实施，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活动，而沈馆人员直接参与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人口刷送、征兵、沈狱三大问题。从具体的交涉活动中可以看出，清与朝鲜之间的交涉主要通过沈馆进行。沈馆人员在交涉活动中，主要承担传达清朝、朝鲜两国的官方信息、探听清朝情报的职责，并代表朝鲜与清朝进行外交事务交涉。清朝视沈馆为朝鲜的代表，令其承担一些具体事务的实施。沈馆在处理外交事务时，逐渐建立起由清朝至朝鲜的信息沟通与处理渠道，日益受到清朝的重视，其政治地位不断提高。第四章，主要考察沈馆的撤销与宗藩体制的发展。清世祖即位前后，对朝鲜的政策开始缓和，先后减免朝鲜贡物多次，并决定撤销沈馆、放还人质。清朝方面希望通过沈馆培植亲清的继承人，以稳固朝鲜对清朝的臣属关系，将希望寄托于在清朝入质八年的昭显世子。而朝鲜仁祖不愿看到世子及其沈馆人员，依靠清朝结成政治势力，故世子回国两国月以后死亡，世子嫔被处死，昭显世子的三个儿子被流放，其中长子、次子在流放地死亡。顺治六年（1649），凤林大君继位，史称孝宗。孝宗在意识形态上要求一雪国耻，脱离对清朝的臣属关系，提出“北伐论”。但此行动还在酝酿过程中，即被清朝通过“六使诘责”事件所打压。同时，朝鲜国内社会经济凋敝，国内反对战乱的呼吁高涨，孝宗的北伐论，以及清谈文人的事大尊周论只能空谈，无法付诸实施。在具体行动上，孝宗仍然对清朝坚持履行臣属义务。清朝对朝鲜采取严密监视的策略，并多次遣人征求物资，延续皇太极时期以威压制的对朝政策。但是，清世祖摆脱多尔衮的摄政，开始亲政以后，以明朝的继承者自居，塑造以礼制为中心的宗藩秩序，朝鲜也逐渐从心态上开始接受清朝的宗主国身份。双方宗藩关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结语部分主要是综合四章的内容，总结沈馆在清与朝鲜宗藩关系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对沈馆做出一个总体性的认识。
张晓明[6]（2021）在《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朝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经营辽东地区,并“带控”包括大宁、努尔干都司在内的广大东北区域。有明一代,辽东都司辖境虽有盈缩,但其核心地理范围变化不大,即南濒海,东南附朝鲜半岛,东北环群山,西接草原、沙地,为中原重要门户。辽东地区因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与日本隔海相望,其社会变迁进程与邻邦牵涉颇多。所以,辽东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亦是维系东亚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保障。国家制度与边疆秩序共同作用于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之间的关系,双方交往实践亦对区域社会以及国家发展产生影响。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较早确立了宗藩关系。包含贸易在内的对外活动均被纳入朝贡体系。朝鲜使臣赴明买卖方式、内容以及数量均有定例。但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仍有鲜明的边疆特色。明代历史文献卷帙浩繁,日本、韩国等汉籍资料不断刊印,为明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史中“封贡”“事大”“使臣”“贸易”“中华观”“跨境民族”等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然而,对外关系史内容宽泛、表述复杂,致使学界围绕典型历史问题是认同“传统秩序”,还是维护“民族荣誉”各抒己见,甚至争论不休。政治、文化交往的主观性和灵活性较强,经济交流则比较具体,且易于量化。本文通过梳理明代辽东地区中朝贸易活动,以期展现对外关系发展的客观态势及影响因素。明代之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经济交流已有数千年历史。人们利用自然条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现状,通过相互学习改善生产方式与生活水平。所以,贸易交换并非如浮萍般依附政治关系而存在。贸易为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社会交流的重要内容。辽东地区作为中原与朝鲜半岛物货相通的重要桥梁,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皆重视该区域的贸易活动。明代,辽东边疆营建与中朝宗藩关系确立是明廷政治生活中的紧要内容。其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受之影响并发挥了独特作用。洪武、永乐两朝确立了辽东都司静态辖区与动态管控地带。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构建宗藩关系的过程中,辽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活动以官贸为主导,民间贸易群体难以逾越地理的瓯脱地带以及政治上的交往禁令。洪熙、宣德以后中朝宗藩关系稳定,贸易体系随之确立。正统至正德年间,中朝社会生产能力逐渐恢复,双方经济交流意愿不断加强,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明代中后期,明朝几度实施“新政”,中朝“礼治”外交得以重塑。明廷加强了对中朝官、私贸易的管控。然而,辽东边政持续恶化,边臣在处理涉朝事务时向使臣征索财物已成惯例。朝鲜使臣在辽东地区购买违禁物品或转输超额物资相对容易。嘉靖至万历前期,辽东地区东南部得到开发,社会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民间贸易活跃。女真族南下过程中与朝鲜半岛交集增多,贡贸、边市贸以及潜贸促进了女真农业经济的发展。明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使辽东地区中朝贸易物品种类丰富,白银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购买高价物品及上层人情打点等活动。明后期,中朝社会动荡与边疆危机迭起,特别是壬辰战争的爆发使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突破了朝贡体系的束缚,区域贸易活动居主导地位。壬辰战争期间,明廷耗费巨额人力、物力驰援朝鲜战场,辽东地区资源输出量居于前列。明廷与朝鲜为解决筹集、运输物资等困境,出台诸多战时经济政策,如以布贸粮,许商帮军。中江以其地利优势成为官、商、民买卖与转运物资的集中之地,中江关市得以建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人员互动频繁,物资交换异常活跃。壬辰战争结束后,中朝统治秩序恢复,贸易活动亦回归常态。明清易代之际,中朝贸易活动对女真社会发展、辽东政局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后金占领辽东地区之前,朝鲜官民仍可在辽进行贸易活动。辽东贡路受阻后,一方面,朝鲜通过水路继续向明朝贡;一方面,与驻守皮岛东江集团贸换物资。后金政权日益巩固,明廷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逐渐松散,辽东不同区域同朝鲜间的贸易规模、途径、物品等均有所扩大。有明一代,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通过奉表、传诏、献礼等方式维系了紧密的宗藩礼制。辽东地区依托地缘优势与朝鲜半岛之间贸易往来不断。所以,明代辽东地区贸易活动有着明显的历史痕迹和传统。同时,明朝承元启清,作为传统社会后段建立的汉族政权,其统治下的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显然繁荣于前代又受制于当代。明朝的强大国力为以“封贡”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保障,宗藩体系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贸易内容呈多元化发展态势。明廷统治辽东期间,各种贸易活动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受到明朝对外制度和边疆政策的双重支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对双方宗藩关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区域社会秩序变迁等影响深远。
王海霞[7]（2019）在《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文中指出满族民歌是东北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具有浓郁的民族乡韵气息和地方文化特色的歌唱形式。内容涵盖满族人民生产、生活及风土人情,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其唱词质朴,具有满族独特音律、情感真挚,深深扎根于满族人民的生活,伴随满族人民生活的音乐文化,以歌唱的方式记忆了满族民众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心声。本论文通过对满族民歌历时与共时发展空间的回顾,以文献记载、文化遗存的谱系资料为研究基础,以民间留存的传统民歌田野调查、搜集整理的满族民歌和文化融合发展为新的演唱形式的满族民歌为研究视角,通过个案分析和实践案例比较论证,对满族民歌人文自然生态形成依据、唱词音韵规律、演唱风格及表现形式、传承意义进行研究。论文研究共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缘起、研究思路、研究现状与问题、相关概念的界定,并对研究意义与创新、研究目的与方法之处作了阐述。第一章,通过对满族民歌的历史梳理,从“满族民歌历史文化”视角,阐述了历史遗存的满族民歌与自然和人文生态中满族民歌间的依存关系。并历时性地梳理了不同族源地域满族民歌文化发展历程,论述了满族民歌与民族精神信仰和活态演唱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章,以当下留存的不同类型的满族民歌为研究对象,通过不同民歌案例论证,阐述了满族民歌在演唱内容、音调结构及不同演唱风格方面的特征,诠释了满族民歌题材之一萨满神歌的演唱特点和存在价值。第三章,从语言学语境探讨了满语民歌语言演唱艺术和方言音韵特点。通过实践案例比较分析,阐述了区域其他民族民歌与满族民歌唱词韵律演唱个性特征,并对满语、满汉双语、汉语三种语言演唱形式的满族民歌演唱风格个性进行了深入研究。第四章,从文化超越视角,阐述了原生形态满族民歌创新、融合发展后的呈现形式,论证了创新后的满族民歌演唱风格特点。从“和而不同”角度出发,通过实例分析,比较了同一语族同一类型民歌演唱风格特点、同一地域同一类型不同族源的民歌演唱个性。论述了如何借鉴、融合现代多元音声技法超越原生民歌演唱方式的当代呈现,并以实践表演例证形式阐述了服饰、舞蹈、乐器等综合艺术对满族民歌艺术呈现的辅助作用。第五章,阐述了多元文化形态下,满汉文化融合对满族民歌传承与实施路径的影响,分析多样化语境下满族民歌传承形式、演唱形式、传承视域是如何适应当代社会时代发展方向,适应当下人们审美认知观念。
韩小威[8]（2006）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产业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但对“政府有无必要,有多大必要,以及该如何干预产业活动”这样的问题,在学术界是存在严重的分歧的。囿于产业政策必要与否的争论,很难看清问题的本质。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取决于其是否有效,因而,增强产业政策有效性才是根本性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升产业竞争力,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应该更加关注产业政策有效性问题。本文在梳理产业政策有效性相关理论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相关问题,界定了什么是有效的产业政策,尝试构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评估指标体系,并以此检验我国产业政策在不同时期的效果。在分析我国产业政策效果难如人愿的主要原因,进而在借鉴其他国家产业政策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增强我国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若干政策建议。
金相郁[9]（2002）在《WTO与韩国经济政策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文中指出
牛孟恩[10]（2020）在《梁唐之际政权形态的构建 ——兼论“藩镇国家”的形成（875-936）》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着眼于后梁与后唐两个王朝,论述唐末以来政府统治能力的变化,并借此对“藩镇国家”这一概念提出己见。王黄之变骤起,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既有平衡被打破,由藩镇主导的体制逐渐建立起来。出身社会底层的“无赖者”朱温,依靠宣武军起家并坐大,最终以强藩节帅的身份灭唐建梁。虽然后梁始终严格控制以河南道为中心的王朝基盘,但削藩抑镇的成功经验无法被引进不承认统治集团正统地位的河北地区。如此一来,后梁集团不得不在内外施行迥然有异之双轨制度的同时,域外异己力量的牵扯亦削弱了其防止任一地区随意退出一元秩序的实力。本文倾向于跳出藩镇机构或幕僚身份延续不变的成说,转而以朝藩关系入手将后梁王朝定位为以姻亲关系勾连外围的“藩镇联合体”。相比之下,沙陀集团入主中原的过程要显得更加平稳,其前景也较为明朗。首先,为皇室赐姓且采取奉唐正朔策略带来了前代无可比拟的统治合法性,而这一地位亦由全面的武力征服所夯实。在此基础上,后唐王朝继续利用移镇节帅、充实禁军及剥离节帅与牙军关系等措施进行削藩并取得了相当成效。明宗之后,地方藩镇的话语权已被打压到相当低的程度,整个政权不再有内外之分且政令相对如一,如此可称其为“藩镇国家”。全文试图打破将五代笼统视为藩镇扩大版的桎梏,尝试寻找后梁与后唐之间的内在差异,最终修正学界将五代王朝视为一体的看法。
二、韩国“入关”前后的体制转换与政策调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韩国“入关”前后的体制转换与政策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1）朝鲜王朝与清朝外交关系的构建及其影响研究（1623-177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界定与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
| 四、本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朝清两国间“不完全外交关系”的建立 |
| 1.1 17世纪初朝鲜王朝与明朝、后金间的等距离外交 |
| 1.1.1 光海君执政后巩固政权的举措 |
| 1.1.2 朝鲜王朝与明朝、后金间等距离外交的表现 |
| 1.2 朝鲜国内政局变化与丁卯胡乱前的东北亚局势 |
| 1.2.1 仁祖反正 |
| 1.2.2 丁卯胡乱发生前的东北亚地区局势 |
| 1.3 丁卯胡乱与朝、明、金三角关系的形成 |
| 第二章 朝清两国间“不完全外交关系”的调整 |
| 2.1 东北亚地区局势的新变化与朝清关系的缓和 |
| 2.1.1 丙子胡乱及其对东北亚地区局势的影响 |
| 2.1.2 朝清关系的缓和 |
| 2.2 孝宗即位与北伐论在朝鲜国内的兴起及影响 |
| 2.2.1 孝宗即位与其对清政策 |
| 2.2.2 朝鲜国内北伐论的兴起与影响 |
| 2.3 朝清两国间相互试探的外交活动 |
| 2.3.1 朝鲜国内对于清军征讨南明政权的反应 |
| 2.3.2 朝鲜两次助清进行罗禅征伐的意义 |
| 第三章 朝清两国间从“不完全外交关系”向“完全外交关系”的过渡 |
| 3.1 显宗即位与朝鲜王朝对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
| 3.1.1 显宗即位及朝鲜王朝对清朝态度的转变 |
| 3.1.2 清朝推行汉化改革的原因、举措和对朝清关系的影响 |
| 3.1.3 朝鲜王朝对清朝实行汉化改革的反应 |
| 3.2 肃宗即位与朝鲜王朝的新对清外交政策 |
| 3.2.1 肃宗即位与肃宗时期的朝清关系 |
| 3.2.2 肃宗时期朝鲜王朝对清朝的外交政策 |
| 3.3 肃宗时期的朝清外交关系 |
| 3.3.1 朝鲜王朝对于清朝巩固政权举措的反应 |
| 3.3.2 两国共同勘界 |
| 第四章 朝清两国间“完全外交关系”的最终确立 |
| 4.1 景宗即位与景宗时期的政局 |
| 4.2 英祖即位与同期清朝的对朝鲜王朝外交政策 |
| 4.3 英祖时期的对清朝外交政策及其成因 |
| 4.3.1 英祖时期的对清朝外交政策 |
| 4.3.2 英祖时期对清政策的成因 |
| 4.4 英祖扩建大报坛与朝鲜王朝新对清观的形成 |
| 4.4.1 英祖扩建大报坛 |
| 4.4.2 朝鲜王朝新对清观的形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2）“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内容架构 |
| 第一章“首崇满洲”的内涵与成因 |
| 第一节“首崇满洲”的提出 |
| 第二节“首崇满洲”的内涵 |
| 一、“薙发易服” |
| 二、“清语骑射” |
| 三、政权建构 |
| 四、职官制度 |
| 第三节“首崇满洲”的成因 |
| 一、现实原因 |
| 二、政治诱因 |
| 小结 |
| 第二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科举政策 |
| 第一节 翻译科考的缘起 |
| 一、文科举中的翻译考试 |
| 二、《雍正会典》等文献的误记 |
| 三、《八旗通志》等文献的记载 |
| 四、《钦定国子监志》的补正 |
| 五、雍正朝翻译科的考试与额取 |
| 第二节 翻译科考的科目与类型 |
| 一、满洲科 |
| 二、蒙古科 |
| 三、宗室翻译科 |
| 四、驻防翻译科 |
| 第三节 翻译科考的考试内容 |
| 第四节 翻译科考的规模与额取 |
| 第五节 翻译科考中的舞弊与防弊 |
| 第六节 翻译科考的政治文化意涵 |
| 一、选拔翻译人才 |
| 二、实行“同文之治” |
| 三、维护满洲旧俗 |
| 小结 |
| 第三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职官政策 |
| 第一节“笔帖式”政策 |
| 一、“笔帖式”的历史流变 |
| 二、“笔帖式”的职掌 |
| 三、“笔帖式”的选用 |
| 四、“笔帖式”的设置目的 |
| 第二节 庶吉士政策 |
| 一、庶吉士的类别 |
| 二、庶吉士的馆选 |
| 三、庶吉士的教习与考课 |
| 四、庶吉士的翻译职掌 |
| 五、庶吉士的散馆 |
| 六、翻译庶吉士的创设 |
| 第四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人才培养政策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的旗学体系 |
| 第二节 旗学中的教材与课业 |
| 第三节 旗学中的翻译人才培养 |
| 第四节 翻译人才培养的典范 |
| 一、咸安宫官学 |
| 二、绥远城官学 |
| 小结 |
| 第五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汉籍(书)翻译政策 |
| 第一节 汉籍(书)翻译的整体情况 |
| 第二节 入关前的汉籍翻译 |
| 第三节 顺治至乾隆年间的汉书翻译 |
| 第四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文化沟通意涵 |
| 第五节 汉籍(书)翻译的经典之作 |
| 一、《四书》 |
| 二、《五经》 |
| 三、《金瓶梅》 |
| 第六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译名规范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3）北周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北周文学时段界定 |
| 二 北周文学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三 论文框架、内容、方法和解决的问题 |
| 上编 |
| 第一章 北周文学概况 |
| 第一节 北周文学家 |
| 一、北周文学家的构成 |
| 二、北周文学家的特点 |
| 第二节 北周文学作品 |
| 一、北周文学家文集的存佚 |
| 二、北周单篇文学作品的存佚 |
| 第三节 北周文学活动 |
| 一、北周文学活动的方式 |
| 二、北周文学活动的成果 |
| 第二章 北周文学的艰难发展——西魏时期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西魏时期社会状况 |
| 一、周文帝宇文泰西魏改革 |
| 二、西魏时期社会思潮 |
| 第二节 西魏时期文学政策——西魏文体文风改革 |
| 一、文体文风革新的倡导者 |
| 二、时代背景和改革起因 |
| 三、改革内容和终止原因 |
| 四、改革影响与评价 |
| 五、西魏文体文风改革与北周文学 |
| 第三节 西魏时期文学作品研究 |
| 一、实用的文章创作 |
| 二、托物言志的抒情小赋 |
| 第四节 西魏对北周文学的贡献 |
| 一、西魏为北周文学奠定稳定的政治环境 |
| 二、西魏实际掌权者周文帝宇文泰培养爱好文学的北周接班人 |
| 三、西魏时期文学特色影响北周文学 |
| 第三章 北周文学的发展空间——政治、文化、社会环境 |
| 第一节 北周时期文学的政治环境 |
| 一、北周前期政治特点:主相斗争 |
| 二、北周政治环境 |
| 三、北周政治环境与北周文学 |
| 第二节 北周时期文学的文化环境 |
| 一、古籍整理 |
| 二、露门学 |
| 三、通道观 |
| 第三节 北周时期文学的社会环境 |
| 一、北周统治思想儒教与北周文学 |
| 二、北周佛教的坎坷经历与北周文学 |
| 三、北周道教的兴盛与北周文学 |
| 第四章 繁荣的北周文坛——长安、江陵文坛 |
| 第一节 北周文学中心:长安文坛 |
| 一、北周本土文人文学作品研究 |
| 二、北周南朝文人文学作品研究 |
| 三、北周邺下文人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二节 北周江陵后梁文坛 |
| 一、北周时期后梁萧氏政权 |
| 二、北周江陵后梁萧氏文学集团 |
| 第三节 北周民间文学研究 |
| 一、谣谚及其特点、价值 |
| 二、北周谣谚 |
| 第五章 西魏北周出土文献——墓志“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出土西魏北周墓志概况 |
| 第二节 出土西魏墓志及其文学研究 |
| 第三节 出土北周墓志及其文学研究 |
| 下编 |
| 第一章 北周宇文氏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北周帝王文学作品研究 |
| 一、孝闵帝宇文觉 |
| 二、明帝宇文毓 |
| 三、武帝宇文邕 |
| 四、宣帝宇文赟 |
| 第二节 北周宇文皇族文学作品研究 |
| 一、周诸王 |
| 二、宇文护 |
| 第二章 王褒及其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王褒生平和仕历 |
| 一、王褒生卒年考 |
| 二、王褒生平和仕历 |
| 第二节 王褒诗歌研究 |
| 一、王褒五言诗 |
| 二、王褒乐府诗 |
| 三、王褒对唐律诗和绝句的贡献 |
| 第三节 王褒文研究 |
| 一、书 |
| 二、碑 |
| 三、其他文章 |
| 第三章 庾信及其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庾信平生最萧瑟——庾信生平和仕历研究 |
| 一、庾信梁朝重要仕历和事件 |
| 二、庾信北朝仕历 |
| 三、庾信北周交游考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庾信北朝前期心态研究——入北前十年 |
| 一、第一阶段:公元 554 年 —— 平和、担忧、悲伤、思归、隐逸、旷达 |
| 二、第二阶段:公元 555 年至 557 年八月 —— 悲伤、自责、排斥、思归、隐逸、期待 |
| 三、第三阶段:公元 557 年九月至 560 年 —— 感恩、悲伤、反思、思归、隐逸 |
| 四、第四阶段:公元 561 年至 563 年 —— 接受、主动、悲伤、思归 |
| 五、小结 |
| 第三节 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北朝诗赋研究 |
| 一、庾信北朝赋 |
| 二、庾信北朝诗歌 |
| 三、庾信入北前期诗赋“建安风骨”的再现 |
| 第四节 庾信北朝文研究 |
| 一、连珠 |
| 二、碑志 |
| 第五节 庾信及其文学作品相关问题考辨 |
| 一、庾信丧母守孝考 |
| 二、庾信北朝隐逸考 |
| 三、庾信部分诗文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西魏北周史事、北周文学编年 |
| 附录二 北周文学作品编年简表 |
| 附录三 北周文学体裁与作品简表 |
| 附录四 出土西魏北周墓志文献简表 |
| 附录五 庾信部分五言诗平仄韵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5）沈馆宗藩外交研究（1637-164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 学术史评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四、 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鲜宗藩体制的初创与沈馆 |
| 第一节 17 世纪初东北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的变革 |
| 一、 16 世纪以前明、女真、朝鲜三方态势 |
| 二、 16 世纪建州女真的崛起与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变迁 |
| 三、 萨尔浒之战与后金、朝鲜交邻关系的形成 |
| 第二节 后金、朝鲜兄弟关系的形成 |
| 一、 丁卯之役与双方的兄弟之盟 |
| 二、 “平壤盟约”之辨与兄弟关系的性质 |
| 第三节 清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 |
| 一、 清朝发动丙子之役的原因 |
| 二、 城下之盟与清鲜宗藩关系的确立 |
| 第二章 沈馆的建立与内部状况 |
| 第一节 沈馆的设立 |
| 一、 世子与僚属的遴选 |
| 二、 三公六卿质子的遴选 |
| 三、 沈馆的建立 |
| 第二节 沈馆的官属机构 |
| 一、 宰臣 |
| 二、 侍讲院 |
| 三、 翊卫司 |
| 四、 司译院 |
| 五、 宣传官 |
| 六、 沈馆官员的选任 |
| 第三节 沈馆的日常活动管理 |
| 一、 沈馆人口管理 |
| 二、 生活经费来源 |
| 三、 世子、大君的社交活动 |
| 第三章 沈馆的宗藩外交活动 |
| 第一节 人口刷送交涉 |
| 一、 被掳人赎还 |
| 二、 逃还人刷送 |
| 三、 瓦尔喀人、汉人刷送 |
| 第二节 征兵问题交涉 |
| 一、 第一次征兵交涉 |
| 二、 第二次征兵交涉 |
| 第三节 沈狱问题交涉 |
| 一、 第一次沈狱交涉 |
| 二、 第二次沈狱交涉 |
| 第四章 沈馆撤销与清鲜宗藩体制的发展 |
| 第一节 清对朝政策的调整与质子归国 |
| 一、 清朝对朝鲜的缓和政策 |
| 二、 世子的归国 |
| 第二节 世子回国后的处境 |
| 一、 仁祖对世子的猜忌 |
| 二、 昭显世子之死 |
| 第三节 沈馆撤销后清鲜宗藩体制的发展 |
| 一、 孝宗反清倾向与六使诘责事件 |
| 二、 孝宗“北伐论”的流产 |
| 三、 清朝对朝鲜宗藩关系理念的转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6）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地缘关系及交往历史 |
| (一)先秦时期辽东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经济交流 |
| 1.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文化交通 |
| 2.先秦时期辽东地区的开发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二)秦汉至隋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1.秦汉至南北朝时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政权更迭与人口迁徙 |
| 2.隋唐五代时期辽东地区民族发展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三)辽、金、元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往来 |
| 1.辽朝与高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及贸易往来 |
| 2.金朝的建立与高丽的贸易关系 |
| 3.元朝与高丽的政治关系与贡物索取 |
| 二、明代前期至中期辽东政局与区域间的贸易体系 |
| (一)明朝对辽东地区的治理与明初辽东社会概貌 |
| 1.辽东都司的建立与防御体系的发展 |
| 2.明初辽东地区的社会概貌 |
| (二)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初建与辽东地区的贸易形态 |
| 1.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的初建 |
| 2.洪武至永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形态 |
| 3.宣德年间辽东防御体系的调整与贸易体系的确立 |
| (三)明中期辽东社会与区域贸易的发展 |
| 1.辽东都司的边政与社会发展 |
| 2.朝贡制度下中朝贸易的新进展 |
| 3.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贸易的繁荣 |
| 三、明代中后期的礼治外交与辽东地区中朝贸易 |
| (一)嘉靖至万历前期的中朝关系 |
| 1.嘉靖时期重塑的礼治外交 |
| 2.壬辰战争爆发前中朝“礼治”外交格局的延续 |
| (二)礼治外交影响下的中朝贸易 |
| 1.官方贸易的衰退 |
| 2.朝鲜使臣贸易的盛行 |
| 3.贸易中的交换媒介与货币 |
| (三)明代中后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状况 |
| 1.辽东地区的使臣贸易 |
| 2.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 四、万历时期辽东的边疆危机与中朝贸易 |
| (一)壬辰战争以前辽东地区的中朝经济交流 |
| 1.隆庆至万历初期辽东经济的短暂复苏 |
| 2.万历前期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 (二)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对朝援助与贸易 |
| 1.壬辰战争的爆发与辽东地区的援助 |
| 2.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的新突破 |
| (三)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及中朝贸易的衰落 |
| 1.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 |
| 2.传统外交秩序恢复与中朝贸易的萎缩 |
| 五、明清易代与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 |
| (一)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 |
| 1.后金政权的建立及对辽东的占领 |
| 2.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变化 |
| (二)东江集团与朝鲜之间的经济往来 |
| 1.明末辽东地区的海上贸易群体 |
| 2.东江集团与朝鲜的陆路贸易 |
| 3.东江集团与朝鲜的海上贸易 |
| (三)清朝入关前对朝鲜的征伐与贸易 |
| 1.后金在辽东地区的统治及对朝鲜外交策略 |
| 2.清朝入关前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体系 |
| 3.后金与朝鲜的贸易物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7）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现状与问题 |
| 四、研究意义与创新 |
| 五、研究目的与方法 |
| 六、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东北满族民歌回望 |
| 第一节 满族民歌历史追溯 |
| 一、文献记载中的满族民歌 |
| 二、文化遗存中的满族民歌 |
| 三、满族民歌当代演唱现状 |
| 第二节 满族民歌的人文生态渊源 |
| 一、自然生态中的满族民歌 |
| 二、文化生态中的满族民歌 |
| 三、族源地域中的满族民歌 |
| 第三节 民族精神信仰与族群文化认同 |
| 一、满族民歌与民族精神信仰传递 |
| 二、族群文化认同与民歌活态发展 |
| 第二章 东北满族民歌演唱形态特征研究 |
| 第一节 满族民歌演唱类型 |
| 一、体裁类型 |
| 二、题材类型 |
| 第二节 满族民歌演唱特征 |
| 一、传统民歌的本真演唱 |
| 二、质朴各异的音调结构 |
| 三、音韵交融的文字唱词 |
| 四、和合共生的润腔技巧 |
| 五、情感色彩浓郁的衬词 |
| 第三节 满族民歌演唱的反本修古 |
| 一、满族仪式“古歌”演唱之说 |
| 二、满族仪式“古歌”音韵交融 |
| 第三章 东北满族民歌满语演唱研究 |
| 第一节 满语民歌语音演唱特点 |
| 一、满语语言的形成与发展 |
| 二、满语元音歌唱音位特点 |
| 三、满语辅音歌唱音位特点 |
| 四、满语言语音重音节特点 |
| 五、满蒙歌唱语音音位比较 |
| 第二节 满族民歌与东北方言的音韵关系 |
| 一、东北方言的声韵调特点 |
| 二、东北方言在演唱中运用 |
| 第三节 满语语言在演唱中的运用 |
| 一、唱词韵式特点 |
| 二、唱词韵律个性 |
| 三、语言演唱特色 |
| 第四章 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的当代呈现 |
| 第一节 追求变化与机缘 |
| 一、机缘与灵感的碰撞 |
| 二、远古与现代的链接 |
| 第二节 和而不同的演唱技法 |
| 一、多样性演唱技法借鉴 |
| 二、中西演唱技法的借鉴 |
| 第三节 满族民歌演唱的表现形式 |
| 一、多元文化形式的演唱表现 |
| 二、融合与发展中的演唱表现 |
| 三、借鉴与超越中的演唱表现 |
| 第四节 美美与共的艺术展示 |
| 一、满族服饰在演唱中的艺术展示 |
| 二、满族舞蹈在演唱艺术中的展示 |
| 三、伴奏乐器在演唱艺术中的展示 |
| 第五章 东北满族民歌演唱的当代传承 |
| 第一节 传统文化形式下满族民歌传承路径 |
| 一、社会传承的多样性 |
| 二、家族亲缘传承的稳定性 |
| 三、师徒传承的普遍性 |
| 四、族群文化记忆传承 |
| 第二节 多样化形式下东北满族演唱传承 |
| 一、独唱传承形式的永恒 |
| 二、一领众和的自由传唱 |
| 三、对唱传承的情感交流 |
| 四、重唱传承的艺术魅力 |
| 五、合唱传承的艺术超越 |
| 六、民歌传唱的活化石 |
| 第三节 东北满族民歌演唱传承的新视域 |
| 一、学校教育传承 |
| 二、激活民俗传承 |
| 三、传统歌唱延续 |
| 四、媒体化新视界 |
| 五、旅游文化新景观 |
| 结论 |
| 一、研究之结论 |
| 二、传承之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东北三省满族分布图 |
| 附录二 田野调查与归类 |
| 附录三 图目录 |
| 附录四 图表目录 |
| 附录五 谱例目录 |
| 附录六 新媒体网络传播的满族民歌 |
| 附录七 满族民歌《摇篮曲》演唱音乐结构分析 |
| 附录八 全国各中小学满语教学情况调查汇总表 |
| 附录九 2018 年全国各地举办满族颁金节的地域汇总 |
| 附录十 满文字头歌 |
| 在学习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着作(含项目)情况 |
| 后记 |
| 附图 |
（8）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动因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相关理论 |
| 一、产业政策的基本内容 |
| (一) 产业政策定义 |
| (二) 产业政策体系 |
| 二、产业政策有效性相关理论述评 |
| (一)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功能界区及产业政策的取舍 |
| (二) 关于实施产业政策必要性的研究 |
| (三) 产业政策必要性与有效性之辩 |
| 三、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衡量与判断 |
| (一) 国内外对政策评估标准的研究 |
| (二) 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判断标准 |
| 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与产业政策空间及其效果 |
| 一、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产业政策的空间 |
| (一) 国际产业转移与产业政策作用的空间 |
| (二)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有机融合及其实践难题 |
| (三)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冲突及其协调 |
| 二、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
| (一) 产业新的发展趋势与产业政策有效性 |
| (二) 国际规则的约束与产业政策有效性 |
| 三、经济全球化需要增强民族国家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
| (一) 产业自组织需要增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
| (二) 政策溢出效应下的国际协调需要增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
| (三) 推进高科技产业发展需要增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
| 第三章 中国产业政策及其政策效果 |
|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产业政策及其政策效果 |
| 二、转轨时期中国产业政策及其政策效果 |
| (一) 国民经济调整和“六五”期间的产业政策及其政策效果 |
| (二) “七五”期间的产业政策及其政策效果 |
| (三) 转轨时期影响我国产业政策效果的制约因素 |
| 三、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产业政策及其政策效果 |
| (一) 产业政策背景 |
| (二) 产业政策内容 |
| (三) 产业政策效果 |
| (四) 影响产业政策效果的制约因素 |
| 第四章 增强中国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一、主要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实践及启示 |
| (一) 日本的产业政策实践 |
| (二) 韩国的产业政策实践 |
| (三) 美国的产业政策实践 |
| (四) 德国的产业政策实践 |
| (五) 主要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
| 二、增强我国产业政策有效性，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
| (一) 弱化政府干预，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自组织 |
| (二) 强化政府调控，利用 WTO 规则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 |
| (三) 树立动态、系统、交互的产业政策观，实现产业结构政策与产业组织政策的良性互动 |
| (四) 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培养产业动态比较优势,改变产业比较劣势 |
| (五) 建立产业政策实施保障机制,确保产业政策实施效率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论文摘要(中文) |
| 论文摘要(英文) |
（10）梁唐之际政权形态的构建 ——兼论“藩镇国家”的形成（875-93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有关唐末局势的研究 |
| (二) 有关朱温集团及后梁王朝的研究 |
| (三) 有关沙陀集团及后唐王朝的研究 |
| 第一章 危机下的契机:主导性藩镇体制的初步完成 |
| 第一节 黄巢之变与政治规则的破坏 |
| 第二节 全忠入汴后宣武内部的力量融合 |
| 第三节 全忠势力的扩张及其对朝态度的转变 |
| 第四节 全忠灭唐之过程及其后果 |
| 余论: 从长安到四方——多强权中心背景下的士族沉沦 |
| 第二章 从强藩到藩镇联合体:后梁政体形态的建立与衍变 |
| 第一节 礼备与武功:关于后梁争取“正统性”之再讨论 |
| 第二节 内缘统御与外缘防备:威权政治初置和姻亲纽带的设定 |
| 第三节 制衡下的分权:地方藩镇格局的形成与中央禁军体系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时起聚变:后唐治下国家形态的转变 |
| 第一节 奉唐正朔:后唐王朝的正统性问题考察 |
| 第二节 纷乱中的稳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纠合 |
| 第三节 域外与局内:中央禁军的“集权化”部署与异族政权压力下的藩镇格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韩国“入关”前后的体制转换与政策调整（论文参考文献）
- [1]朝鲜王朝与清朝外交关系的构建及其影响研究（1623-1776）[D]. 唐烈. 延边大学, 2018(03)
- [2]“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D]. 宋以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北周文学研究[D]. 高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1)
- [4]从“入关”到“入世”:韩国、巴西、墨西哥三国的体制转换与政策调整[J]. 蒲宇飞. 国际经济评论, 2000(Z3)
- [5]沈馆宗藩外交研究（1637-1644）[D]. 玄花. 吉林大学, 2013(08)
- [6]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D]. 张晓明.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7]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D]. 王海霞.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8]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D]. 韩小威. 吉林大学, 2006(10)
- [9]WTO与韩国经济政策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金相郁. 开放导报, 2002(10)
- [10]梁唐之际政权形态的构建 ——兼论“藩镇国家”的形成（875-936）[D]. 牛孟恩.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