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纪念《中国兽医科技》创刊二十周年（论文文献综述）
黄锦南[1]（2021）在《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文中提出哈萨克斯坦是我国的世代友好邻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和先行先试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学科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已有成果大部分采用了基于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契合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本身固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质,忽略了国家形象系统内部的动力学特征和涌现。因此,本论文将网络科学的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国家形象研究,以检验该方法在国家形象系统研究中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为研究对象,收集了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的全部涉华报道和2019年12月至2021年2月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部分涉华报道文本,构建了一大一小、一整体一局部的两种文本数据库,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结合诸如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中哈两国政府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官方媒体中的整体国家形象进行了全面挖掘和研究,并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哈官媒中的国家形象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哈真理报》涉华报道主要展现了以下4个角度的中国形象:（1）哈萨克斯坦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2）哈萨克斯坦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3）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象;（4）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1）对国别区域研究的方法创新作出探索,尝试复杂网络方法在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应用;（2）挖掘和呈现“一带一路”和新冠疫情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真理报》中的中国形象;（3）为国家形象、国别区域、乃至其他领域研究者提供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的客观中国形象数据和真实报道文本。
王博[2]（2021）在《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面抗战时期,桂林文人荟萃,人才济济,文艺团体众多,出版事业空前繁荣,各类演讲、话剧和讲座层出不穷,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被誉为“文化城”。而这个“文化城”的主要标志就是其发达的出版业。从1938年至1944年,短短六年时间里,桂林出版了大量的书报刊,类型多元,题材广泛,是全国闻名的出版重镇,与重庆一道占据了当时中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影响全局性的历史上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出版史不能忽略地方出版史。但本应“大书特书”的桂林出版业,却没有受到当今学界的高度重视,基础资料的整理工作虽然颇有成果,但相关研究分散在出版通史中,粗略不详,专门分析出版行业的学术论文更是屈指可数,缺乏对桂林出版业总体性的考察。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报刊史料和后来的回忆文章,分析桂林出版业成因、变迁、经营、特点和影响,力求准确把握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发展的整体面貌。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第一章对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兴起成因进行分析。从桂林的政治环境、地理环境、行业环境和受众环境四个方面,对桂林出版业的发展条件具体阐释。全面抗战的爆发、新桂系宽松的文化政策和中共的统战努力营造出行业所需的政治环境。优越的地理位置、省会城市地位和交通区位优势构成地理环境。纸张、印刷厂、作者、编者和资金的充足、便利塑造了行业环境。而众多的文化人、学生和公务员也是桂林出版业的天然受众,书刊需求量大,市场广阔。第二章对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的发展变迁进行动态考察。全面抗战前后,桂林出版业呈现出迥异面貌,战前桂林几为文化荒漠,战时一跃为“文化城”,战后又呈现萧瑟凋零的局面。随着抗战形势的演变,桂林出版业也产生不同变化,显示出桂林出版业发展的复杂性。这种动态变化揭示出其发展变迁的两个特性,即战时性和外源性。第三章分析桂林出版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对生产经营状况的考察包括经营管理和经营成效两方面。桂林出版业的经营管理颇为全面、有效,对组织、人员、书刊质量、发行渠道和营销手段等方面都进行管理,促使其发展壮大。由于桂林出版行业整体的营收史料难以搜集,对经营成效的探究只能以救亡日报社为例,分析其经营的销量、定价总金额和营业总收入,通过个案分析显示桂林出版业经营成效的具体表现。通过对救亡日报社的考察,本文发现除了少数官办、军办出版机构外,从外地迁桂的多数出版机构刚复刊时往往由于人力、物力的匮乏,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质量都不够好,这就导致复刊之初桂林出版机构出版的书刊销量相对较低,收支平衡困难。面对复刊之初艰难的局面,出版机构通常团结所有工作人员,力求改革,革除以往弊病,以增加销量,同时尽量削减成本,促成收支平衡乃至盈利。第四章论述桂林出版业书报刊出版的特点。皖南事变前后的桂林出版业的书报刊出版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事变前,出于宣传抗战,唤醒民众的目的,桂林出版物以短篇和社科类作品为主;事变后,为批评国民党倒退、投降和分裂行为,揭示社会丑恶现象,杂文、历史剧、译作和文艺作品又大量出版,占据桂林出版市场的绝大部分。第五章阐述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的历史贡献。桂林出版业不仅促进了桂林“文化城”的形成,还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凝聚民众爱国热情。此外,还提供了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让中外文化人的作品通过桂林的书报刊相互了解,相互交流。当代中国出版业也能在桂林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中吸取到有益经验。
石晨曦[3]（2021）在《文化殖民背景下中国东北地区的神社研究》文中提出所谓文化殖民,简言之是指侵略者以文化手段对占领地区的人民进行奴役、洗脑、侵略的过程。其结果是想要创造出一种符合侵略者意图的新型文化,亦即“殖民文化”。近代以来,伴随日本的海外扩张,作为日本传统宗教的神道教逐渐向海外流播。流播的重要手段与途径是日本在占领地区强行置地建立神社,以至于大量海外神社应运而生。这些海外神社,是日本侵略者在文化殖民过程中留下的物证,也是“殖民文化”的符号。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接手关东州,并于1905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了首个海外神社——安东神社。以此为发端,日本开启了在中国东北地区建造神社的侵略史。毫无疑问,日本殖民者在中国东北的神社创建行为是一种与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同步的文化侵略行为,它贯穿于日本对华侵略的全过程,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精神输出”的道具。本论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时期的神社创建活动,进行全面考察和重点论述。在宏观层面,运用史料分析法对日本神道和神社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全面考察。同时,对国内外先行研究中有关海外神社以及日本在东北地区所建神社的相关数据和具体情况进行了梳理和考证。此外,以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将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神社所处不同阶段的发展态势以直观的形式加以呈现。在微观层面,以日本殖民统治中国东北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为前提,从日本关东军的“满洲布教”入手,探讨“军队神社”“试点神社”“满铁神社”“开拓神社”“国家神社”等五类神社的实态。在此基础上,对日本殖民统治东北时期的神社创建活动所呈现的特点及影响进行评价。通过研究,本文认为日本创建大量的海外神社,是日本国家宗教——国家神道布教海外的实践。与日本所实施的直接军事统治和政治统治相比,海外神社的侵略性更加隐蔽。这成为日本文化殖民过程的主要特征。海外神社可以寄托军人的思乡之情,也可以成为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的调节器,也可以是民族凝聚力的凝结剂。神社作为国家神道的代言人,从本质上脱离了作为宗教思想传播的社会性文化场所,而转变为特异时空下被政治化的思想强制牢笼。最终,海外神社成为“殖民文化”的符号。
岳五妹[4]（2021）在《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1840-1926）》文中研究表明对于区域教育史地理范围的厘定,往往以交通枢纽、政治地位、经济中心为划分的标准,山东运河区域则是由运河联通而成的公共区域,其已突破了地理、政治、经济等因素的限定,呈现出了动态分布,层级辐射的特点。由于运河流经的城市众多,加之各地旧学之传统各异,学校教育的发展程度的确存在一定差异。但在异质化的同时,经过明清两朝的积淀,运河的流淌使运河区域形成了稳定且不断传承的文化特质,保证了运河区域社会的稳定以及文教活动的同质特征。所以,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主要包括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思潮的现代化。在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学校教育经过历史变革,由传统教育的衰落,新式教育的发展,而至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转变。全文共分五章,立足现有史料,全方位展现了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首先为清代传统教育的回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起步较晚,山东境内仍以封建教育为主,传统府州县学、书院教育是该时期官方学校教育的内容,私塾、义学为民间办学形式。聊城地区、济宁地区官学教育突出,松林书院、泺源书院为知名的书院,武训义学办学规模较大。山东运河区域传统教育繁杂,办学传统一直延续至民初,科举制下的传统旧式教育逐渐成为了早期现代化的阻碍。1840-1900年为山东运河区域早期教育的转型时期。1840年以后,传统教育开始向新式教育转型。此时清政府学习西方器物、军事、文化,以“求富”、“自强”为口号开展洋务运动,教育上主要是建立洋务学堂,发展西方军事工业。传教士来华兴建教会学校,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山东运河区域开办有峄县煤矿厂、山东机器制造局等以发展洋务实业,举办山东威海水师学堂以培养人才,这些活动促进了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转型。1900-1911年为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变革时期。清末新政的变革,是对政治、经济、教育领域的一次重大的调整和改革。特别是废除科举制度,山东清末新式教育对旧式教育造成了冲击。清末新政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机构不断完善,山东法政专门学堂、山东农业高等专门学堂、山东大学堂、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等学校的建立组成高等教育改革。同时,由师范讲习所、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等各级师范教育发展成为师范教育体系,为清末文化事业带来新的契机,山东教育早期现代化得以充分进展。山东运河区域早期现代化水平与全国保持一致。济南、德州等地学校教育发展程度明显提升,带来区域文化和教育上的变革。1912-1926年为山东运河区域早期现代化的蜕变时期。民国初期,民主共和政制得以发展,《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的陆续颁布,山东地区早期现代化走向制度化。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几所省立师范的建立、几所专门高等学校的成立,大大丰富早期现代化学校教育的内容。王祝晨、范明枢等一批教育家推动全省教育改革,推动了山东地区中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早期现代化。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潮影响下济南等地开展了教育早期现代化运动。最后,文章对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做出了反思。山东运河腹地具有个性鲜明的地域文化,传统儒家的教育思想始终伴随着教育早期现代化。大运河丰富了该地区的文化积淀,济宁、德州、聊城等沿运城市深厚的儒学传统,这些因素促使运河区域学校在进行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同时,又确保了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文脉的传承,为我们构建教育自信,进而实现文化自信提供了历史经验。
尹冬[5]（2021）在《新中国农学会研究（1924-1937）》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为了探寻中国农业的出路,农学知识分子积极将西方农学引介到中国,试图推动中国农业的近代化。由于复杂的人脉、地域的差异及学术传承的不同,各派农学人士形成的农学思想千差万别,分歧极大。他们在推动中国农业近代化的过程中各抒己见,相互争鸣,成立了许多分立的农业学术团体。当时的各大农业学术团体中,新中国农学会是由留学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学农知识分子建立的,发展比较完备的,并对中国农学产生过较大影响的重要农学团体。该会推崇欧洲的近代农业学术,向国内引介西方最新的农学智识,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以“改进农业的技术”为核心的发展路线——“新农之路”。该会陆续开展的学理研究、农业教育工作虽然改善了部分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但难以推动中国农业的整体发展状况。众多会员逐渐认识到单纯的提高农业技术、发展学理农业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在农业实践持续深入的过程中,他们对于中国农业出路的思考逐渐超出单纯的学理、科学视域,日渐趋向于“社会化”的视角,探寻中国农业的整体解决方案。新中国农学会作为试图成为全国农学界领袖的重要农学团体,其思想和活动是近代欧洲农业学术影响中国农业的缩影,展现了中国农学界从“纯学术”的农业发展路径向“社会化”的农业发展路径嬗变的过程。其间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给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业实践留下许多值得借鉴之处,甚至对当今新时代的农业发展仍不乏启示意义。
董维春,袁家明,刘晓光[6]（2021）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农业与生物类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考略——以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为主线》文中提出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社的一批核心成员学成归国来到南京,他们以中央大学农学院（含其前身）和金陵大学农学院为中心,促成了清末农务学堂办学模式向现代农业科学教育模式的转型。这批农学家先后参与创办了民国时期10个农业与生物类学会,主办了50多种学术期刊,促进了现代农业与生物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引进、传播、本土化和学术共同体建设,为改造中国传统农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文章以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为主线,对其师生参与创建的农业与生物类学会主办学术期刊的创立过程、主要负责人、关注主题、发展演变等历史事实进行了整理,为研究近现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演变提供系统史料。
高诚[7]（2021）在《《实验动物与比较医学》创刊40年重要文献回顾》文中研究说明岁月荏苒,白驹过隙。2021年是《实验动物与比较医学》创刊40周年。作为我国第一本实验动物科学专业杂志,本刊自创刊以来,一直受到业内专家们的关注和呵护,每有重大事件或逢重要时段,皆有前辈们撰文寄语[1-10]。《实验动物与比较医学》杂志创刊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当时以《上海畜牧兽医通讯·上海实验动物科学专辑》的形式内部发行;1983年12月经上海市科委批准,从1984年第1期起更名为《上海实验动物科学》,并独立内部发行;
察应坤[8]（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李全平[9]（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说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王盈琪[10]（2020）在《东北解放区文化研究》文中认为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立足于学术界对于文化概念的界定,同时将其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发展结合起来,从狭义文化的角度对东北解放区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从文化结构角度分析,本文在文化的具体分类上采取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标准。具体而言,包括东北解放区的现代科学技术、军事工业、卫生医疗、政治制度文化、军事制度文化以及艺术、音乐、戏剧、文学、新闻出版以及教育等文化现象。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首先分析了东北解放区文化形成及发展的理论基础,继而总结了东北解放区文化形成及发展的背景,为东北解放区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本文重点阐述了东北解放区文化的内容,在史实梳理的基础之上进行归纳。最后论述东北解放区文化的特征、作用与经验,得出东北解放区文化发展对于新时代文化的重要启示,体现历史为现实服务的作用,真正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本文从五个方面对东北解放区文化进行深入阐释:第一部分,绪论,包括对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综述及创新点等方面的阐释,进一步明确了文化的概念界定、选题的意义与价值,对东北解放区文化的文献综述以及研究现状的分析,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基础。第二部分,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东北解放区文化形成及发展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对文化提出了基本的观点。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文化发展始终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始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非常重视文化,提出了比较完善的文化观点。在此基础之上,总结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对于本文的文化指导意义。第三部分,主要对东北解放区文化发展的背景进行了论述,分别从自然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现实基础三个方面展开。东北解放区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文化、日本殖民者对东北地区的奴化教育以及光复前后东北人民的正统思想是东北解放区文化形成及发展重要的历史背景。另外,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以及东北解放区同时进行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等是东北解放区文化发展的现实基础。第四部分,以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分类标准,对东北解放区文化的内容进行分析,这一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内容。东北解放区的物质文化主要包括科学技术、军事工业以及卫生医疗的发展。东北解放区的制度文化主要表现为政治制度文化和军事制度文化。东北解放区的精神文化包括创作出的丰富多样的文艺作品,新闻广播事业的蓬勃发展,采取措施积极推进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完善等方面。第五部分,总结了东北解放区文化的特征、作用与启示。爱国性是东北解放区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同时体现了地域性、多样性以及时效性。随着东北解放区的文化的发展,彰显了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得以塑造,同时促进了东北解放区军事实力、经济建设、红色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社会进步。纵观东北解放区文化发展,能够得到基本的启示,文化发展必须要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经济和政治建设服务,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必须要体现时代性和针对性。综上所述,东北解放区的文化发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主,一切为人民服务,代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发展的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文化与旧社会文化工作的本质区别。东北解放区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必将对新时代的文化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纪念《中国兽医科技》创刊二十周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纪念《中国兽医科技》创刊二十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5 研究创新点及论文结构 |
| 2 整体中国形象系统网络构建与测量 |
| 2.1 关键词同现网络构建及其网络特性分析 |
| 2.2 网络层级分析及核心关键词节点提取 |
| 2.3 核心关键词节点内部网络构建及其加权聚类分析 |
| 3 中哈非经济关系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3.1 中哈首脑外交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1.1 不断升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3.1.2 值得信任、不吝支持的好朋友形象 |
| 3.1.3 潜力巨大、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形象 |
| 3.2 中哈边境和安全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2.1 中哈边境繁荣共建者形象 |
| 3.2.2 上合组织框架下哈重要安全合作伙伴形象 |
| 3.2.3 哈打击边境走私活动合作者形象 |
| 3.3 中哈人文交流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3.1 哈萨克斯坦文化传播的支持者形象 |
| 3.3.2 中哈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形象 |
| 3.3.3 丝路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形象 |
| 3.4 关键词节点“2017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4.1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积极参与者形象 |
| 3.4.2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 |
| 3.4.3 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可持续发展大国形象 |
| 4 经济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4.1 哈对华出口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1.1 哈对华出口贸易的积极推动者形象 |
| 4.1.2 哈出口贸易的重要市场形象 |
| 4.2 中哈交通运输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2.1 富有成效的交通运输合作伙伴形象 |
| 4.2.2 哈过境运输潜力释放的驱动者形象 |
| 4.3 中哈投资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3.1 中哈投资合作的推动者形象 |
| 4.3.2 带来多重利好和雪中送炭的对哈投资者形象 |
| 4.4 中国国内经济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4.1 飞速发展、迎难而上的经济强国形象 |
| 4.4.2 攻坚克难、施工高效的基建强国形象 |
| 5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之中国形象分析 |
| 5.1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技术”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1.1 自主创新、积极进取的科技强国形象 |
| 5.1.2 科技惠民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5.2 灾难属性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2.1 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 |
| 5.2.2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 中国形象之新冠疫情涉华报道个案分析 |
| 6.1 中哈关系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1.1 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6.1.2 哈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形象 |
| 6.2 中国国内抗疫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2.1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2.2 医疗系统强大、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大国形象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史料方面,初成体系,存在缺陷 |
| (二)论文方面,视角多样,成果丰富 |
| (三)论着方面,文字粗略,研究全面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时间界定 |
| (二)“出版业”界定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历史分析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桂林出版业的兴起成因 |
| 一、政治环境 |
| (一)全面抗战的爆发 |
| (二)新桂系的作用 |
| (三)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 |
| 二、地理环境 |
| (一)地理位置 |
| (二)省会城市地位 |
| (三)交通优势 |
| 三、行业环境 |
| (一)纸张供应 |
| (二)印刷厂 |
| (三)编辑、作者资源 |
| (四)资金保障 |
| 四、受众环境 |
| (一)文化人 |
| (二)学生 |
| (三)公务员 |
| 第二章 桂林出版业的发展变迁 |
| 一、全面抗战前的桂林出版业 |
| 二、全面抗战期间桂林出版业的迅速发展 |
| 三、全面抗战后期桂林出版业受到的重重阻碍 |
| (一)物价上涨 |
| (二)作者忙于生存 |
| (三)市侩主义倾向愈加严重 |
| (四)书刊审查愈加严格 |
| (五)邮递困难 |
| (六)印刷业资金短缺 |
| 四、战争对桂林出版业的破坏 |
| 五、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发展变迁的特点 |
| (一)战时性 |
| (二)外源性 |
| 第三章 桂林出版业的生产经营 |
| 一、经营管理 |
| (一)组织管理 |
| (二)人员管理 |
| (三)质量管理 |
| (四)发行管理 |
| (五)营销管理 |
| 二、经营成效——以救亡日报社为例 |
| (一)发展简史 |
| (二)经营成效 |
| (三)讨论与思考 |
| 第四章 桂林出版业的出版特点 |
| 一、皖南事变前:宣传抗战,唤醒民众 |
| (一)短篇和小型作品居多 |
| (二)社会科学类书刊繁荣 |
| 二、皖南事变后:批判国民党倒退行为,揭露社会丑恶现象 |
| (一)杂文兴起 |
| (二)历史剧活跃 |
| (三)文艺作品兴旺 |
| (四)译作繁盛 |
| 第五章 桂林出版业的历史贡献 |
| 一、促进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
| 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
| 三、提供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 |
| 四、给当代中国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以启迪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机构一览表 |
| 附录二 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报纸一览表 |
| 附录三 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期刊一览表 |
| 读硕期间发表论文的情况 |
| 致谢 |
（3）文化殖民背景下中国东北地区的神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先行研究概况 |
| (一)中国国内研究概况 |
| (二)日本方面研究概况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神道与神社概述 |
| 第一节 神道发展要略 |
| 一、词称溯源 |
| 二、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作为建筑物的神社 |
| 一、构造与样式 |
| 二、社格制度 |
| 三、社会功能 |
| 第三节 作为“超宗教”的神社 |
| 一、明治时期的神社整理 |
| 二、神社祭祀的变革 |
| 第二章 神国思想与海外神社 |
| 第一节 海外神社创建的原点 |
| 一、神国思想的内在驱动 |
| 二、神国思想的扭曲变异 |
| 第二节 海外神社类型的多样化 |
| 一、天皇制国家下的神社分类 |
| 二、海外神社的界定与分布 |
| 二、海外神社在中国的萌芽 |
| 第三章 “尊皇尚武”的神社:从“满洲开教”到“军队神社” |
| 第一节 关东军保护下的“满洲开教” |
| 一、三条教则与教育敕语 |
| 二、军人敕谕与随军布教 |
| 三、对华布教与战地祭祀 |
| 第二节 关东军部队内的“军队神社” |
| 一、供奉间谍的护国神社 |
| 二、731部队里的东乡神社 |
| 三、国界线上的东宁神社 |
| 四、军事要塞里的守护神社 |
| 五、“军队神社”特点 |
| 第四章 不断扩张的神社:从“试点神社”到“开拓神社” |
| 第一节 关东州时期的“试点神社” |
| 一、“关东州”的界定 |
| 二、扩张期的神社制度 |
| 三、“试点神社”概述 |
| 四、“试点神社”特点 |
| 第二节 “满铁”资助下的“满铁神社” |
| 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与满铁附属地 |
| 二、神社行政与总体布局 |
| 三、时代印记里的安东神社 |
| 四、都市中心里的新京神社 |
| 五、铁路要线上的奉天神社 |
| 六、辽东湾内的营口神社 |
| 七、千金山上的抚顺神社 |
| 八、农事试验场里的公主岭神社 |
| 第三节 “满洲开拓构想”下的“开拓神社” |
| 一、日本“满洲移民”概述 |
| 二、“移民提案”与“一团一社” |
| 三、弥荣开拓团与弥荣神社 |
| 四、城子河开拓团与城子河神社 |
| 五、“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与船上神社 |
| 六、镜泊学园与镜泊神社 |
| 七、“麻山事件”与哈达河神社 |
| 第五章 伪满洲国法西斯文化专制的象征 |
| 第一节 法西斯文化专制的强化 |
| 一、神职教育与祭祀官养成计划 |
| 二、国民精神总动员与慰灵祭 |
| 三、伪满“靖国神社”——建国忠灵庙 |
| 四、伪满“国家神社”——建国神庙 |
| 第二节 国家神道思想的歧途 |
| 一、国家神社的角色转变 |
| 二、战后的逆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中国东北地区神社列表 |
| 附录二:日本开拓团大事记 |
| 附录三:神道文化大事年表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1840-192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山东运河区域史、山东运河区域教育史研究 |
| 二、山东运河区域清代传统教育回溯 |
| 三、山东运河区域教育的转型(1840-1900) |
| 四、山东运河区域学校教育的变革(1900-1911) |
| 五、山东运河区域教育的蜕变(1912-1926) |
| 六、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的经验总结 |
| 七、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的相关结论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山东运河区域 |
| 二、教育早期现代化 |
| 三、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与内容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六节 研究方法 |
| 一、历史研究法 |
| 二、个案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四、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及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山东运河区域清代传统教育回溯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地方官学 |
| 一、地方官学 |
| 二、科举考试 |
| 三、教学管理 |
| 四、历史作用及困境 |
| 第二节 清代前期山东运河区域的书院 |
| 一、书院的种类 |
| 二、组织机构 |
| 三、教学与管理 |
| 四、书院经费 |
| 五、考试规定 |
| 六、书院的教育特色 |
| 第三节 清代前期山东运河区域的义学教育 |
| 一、义学教育概况 |
| 二、官方义学 |
| 三、私人兴学活动 |
| 四、义学分布统计 |
| 第二章 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转型(1840-1900) |
| 第一节 洋务运动与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转型 |
| 一、洋务运动与山东早期现代化 |
| 二、洋务运动与新式教育 |
| 三、山东新式学堂的发轫 |
| 第二节 教会教育与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转型 |
| 一、西学的传播 |
| 二、教会办学 |
| 第三节 山东运河区域早期新教育的历史评价 |
| 第三章 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变革(1900-1911)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山东运河区域传统教育模式的突破 |
| 第二节 教育行政体制改革 |
| 第三节 山东运河区域新式教育的兴办——以初等教育为中心 |
| 一、私塾的延续 |
| 二、新式学堂的建立 |
| 第四节 山东运河区域的中等教育 |
| 第五节 山东运河区域的高等教育 |
| 一、山东大学堂 |
| 二、山东官立法政学堂 |
| 三、山东高等农业学堂 |
| 四、山东优级师范学堂 |
| 五、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 |
| 六、高等教育的评价 |
| 第六节 山东运河区域的师范教育 |
| 一、师范传习所 |
| 二、初级师范学堂 |
| 三、济南师范馆到山东师范学堂 |
| 第七节 清末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教育的评价 |
| 第四章 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蜕变(1912-1926) |
| 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的教育蜕变 |
| 一、辛亥革命与教育早期现代化 |
| 二、北洋政府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早期现代化 |
| 第二节 山东运河区域新教育体制的奠基 |
| 一、民国时期新学制的颁行 |
| 二、新学制的内容及影响 |
| 第三节 山东运河区域初等教育的蜕变 |
| 一、教育内容 |
| 二、教学方式与教育理念 |
| 三、德育和体育 |
| 四、考试制度 |
| 五、私立小学的兴办 |
| 第四节 山东运河区域中等教育的蜕变 |
| 一、省立中学 |
| 二、私立中学 |
| 第五节 山东运河区域高等教育的蜕变 |
| 第六节 山东运河区域实业教育的蜕变 |
| 一、工商教育 |
| 二、农林教育 |
| 三、医科教育 |
| 四、着名实业学校举要 |
| 第七节 山东运河区域师范教育的蜕变 |
| 一、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
| 二、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
| 三、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
| 四、师范讲习所 |
| 第八节 民初山东运河区域教育的评价 |
| 第五章 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反思与启示 |
| 第一节 山东运河区域传统文化与教育自信 |
| 一、山东运河区域儒学传统与文化自信 |
| 二、文化传统与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 |
| 第二节 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与当今教育发展 |
| 一、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特点分析 |
| 二、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当代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新中国农学会研究（1924-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1.农学会团体研究 |
| 2.相关人物研究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第一章 留法农学知识分子与新中国农学会的创立 |
| 一、留法农学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
| 二、新中国农学会的组织渊源 |
| 三、新中国农学会的成立 |
| 第二章 推崇“科学”与“学理”的会务发展路线 |
| 一、1928 年常年大会的召开 |
| 二、1928-1932 年新中国农学会的会务发展 |
| 1.组织人事的“体制化” |
| 2.审定农学名词 |
| 3.发行《新农通讯》 |
| 4.提倡注重实习,培养农业下层工作者的农业教育 |
| 三、新中国农学会与其他学术团体的联系 |
| 1.新中国农学会与欧洲农学界的联系 |
| 2.新中国农学会与国内农业学术团体的互动 |
| 四、“新农之路”:新中国农学会的发展路线 |
| 第三章 新中国农学会的“社会化”转向 |
| 一、发展路线重心的调整与1933 年年会 |
| 二、组织与会务发展 |
| 1.人事、组织的体制化发展 |
| 2.农村调查 |
| 3.开发西北 |
| 三、新中国农学会与国内外农业学术团体的联系 |
| 四、会务活动的停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6）二十世纪前半叶农业与生物类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考略——以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为主线（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农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 |
| （一）《中华农学会报》/《作物学报》 |
| （二）《中国农学通报》 |
| （三）《农学学报》 |
| （四）其他期刊 |
| 二、中国林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 |
| （一）《森林》 |
| （二）《林学》 |
| （三）《林业科学》 |
| （四）其他期刊 |
| 三、中国园艺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 |
| 四、中国植物病理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 |
| 五、中国植物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 |
| （一）《中国植物学杂志》 |
| （二）《中国植物学汇报》/《植物学报》 |
| （三）其他学术期刊 |
| 六、中国动物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 |
| （一）《中国动物学杂志》/《动物学报》 |
| （二）《生物学通报》 |
| （三）《动物分类学报》 |
| （四）其他学术期刊 |
| 七、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 |
| 八、中国昆虫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 |
| （一）《昆虫学报》 |
| （二）《昆虫知识》 |
| （三）《中国昆虫学会通讯》 |
| （四）《环境昆虫学报》 |
| 九、中国土壤学会与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创办情况 |
| 结语 |
（7）《实验动物与比较医学》创刊40年重要文献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 1 无菌和高等级实验动物 |
| 2 野生动物的实验动物化 |
| 2.1 狨猴 |
| 2.2 仓鼠、沙鼠和小家鼠 |
| 2.3 鼠兔 |
| 2.4 旱獭 |
| 2.5 东方田鼠 |
| 2.6 树鼩 |
| 2.7 长爪沙鼠 |
| 2.8 裸鼹鼠 |
（8）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东北解放区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及研究现状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东北解放区文化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化理论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文化观点 |
| 2.1.2 列宁主要文化观点 |
| 2.2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化理论 |
| 2.2.1 毛泽东主要文化观点 |
| 2.2.2 中共其他领导人主要文化观点 |
| 第3章 东北解放区文化产生的背景 |
| 3.1 东北解放区文化发展的自然条件 |
| 3.1.1 东北地区气候特点 |
| 3.1.2 东北地区地理环境 |
| 3.1.3 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对文化的影响 |
| 3.2 东北解放区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 |
| 3.2.1 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建设 |
| 3.2.2 伪满洲国的奴化教育 |
| 3.2.3 光复前后东北人民的正统思想 |
| 3.3 东北解放区文化发展的现实基础 |
| 3.3.1 国共两党争夺东北 |
| 3.3.2 东北解放区建设 |
| 第4章 东北解放区文化的内容 |
| 4.1 东北解放区物质文化 |
| 4.1.1 科学技术 |
| 4.1.2 军事工业 |
| 4.1.3 卫生医疗 |
| 4.2 东北解放区制度文化 |
| 4.2.1 政治制度文化 |
| 4.2.2 军事制度文化 |
| 4.3 东北解放区精神文化 |
| 4.3.1 创作文艺作品 |
| 4.3.2 新闻与出版 |
| 4.3.3 发展教育 |
| 4.3.4 建设文化场馆 |
| 第5章 东北解放区文化的特征、作用与启示 |
| 5.1 东北解放区文化的特征 |
| 5.1.1 表达文化的爱国性 |
| 5.1.2 体现文化的阶级性 |
| 5.1.3 突出文化的地域性 |
| 5.1.4 反映文化的多样性 |
| 5.1.5 强调文化的时效性 |
| 5.2 东北解放区文化的作用 |
| 5.2.1 彰显了中华民族精神 |
| 5.2.2 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形象 |
| 5.2.3 提供了推进东北解放战争胜利进程的动力 |
| 5.2.4 促进了东北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发展 |
| 5.2.5 促进了东北解放区社会进步 |
| 5.2.6 促进了东北解放区红色文化的发展 |
| 5.3 东北解放区文化的启示 |
| 5.3.1 文化事业必须要加强党的领导 |
| 5.3.2 文化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 |
| 5.3.3 文化必须为政治、经济建设服务 |
| 5.3.4 文化发展要坚持文化自信 |
| 5.3.5 文化发展要有时代性与针对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博士学习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纪念《中国兽医科技》创刊二十周年（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D]. 黄锦南. 浙江大学, 2021(08)
- [2]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研究[D]. 王博.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1)
- [3]文化殖民背景下中国东北地区的神社研究[D]. 石晨曦.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1840-1926）[D]. 岳五妹. 河北大学, 2021(09)
- [5]新中国农学会研究（1924-1937）[D]. 尹冬.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6]二十世纪前半叶农业与生物类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考略——以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为主线[J]. 董维春,袁家明,刘晓光. 中国农史, 2021(01)
- [7]《实验动物与比较医学》创刊40年重要文献回顾[J]. 高诚. 实验动物与比较医学, 2021(01)
- [8]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9]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10]东北解放区文化研究[D]. 王盈琪. 吉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