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索中国农业文化的可贵尝试——读《中国农业文化》（论文文献综述）
侯燕[1]（2019）在《胡锦涛青年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青年,既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又是影响社会问题的不定因素。青年群体的发展方向与各种政治力量的走势存在一定内在联系,青年与青年问题也因此始终受到社会的关注。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世界的发展进步与青年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满腔热情地寄希望于青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把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由于曾从事共青团工作,胡锦涛对于青年和青年问题有着直观感受和深刻理解,他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青年思想的基础上,坚持从事关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高度审视青年和青年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符合社会发展与青年变化时代特征的科学认识与判断,从而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但凡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内在规律性。任何科学思想形成和发展都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独特的实践历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胡锦涛青年思想,有着丰富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也有其内在根基,其产生、形成、发展和成熟都遵循社会历史基本规律。改革开放翻开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厚积薄发的新篇章,党领导全国人民以无限的智慧和热情投入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青年自身的特征与需求也呈现出相应的时代气息。随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胡锦涛青年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坚持科学发展,强调以人为本,把青年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注重以服务青年发展促进青年理想信念的形成与生力军作用的发挥,指引着当代青年与青年工作的发展方向。本研究通过对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现实基础以及形成发展过程进行回溯和梳理,阐述了胡锦涛青年思想的总体脉络和逻辑体系,探讨了胡锦涛青年思想在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中国化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如何以胡锦涛青年思想为指导,坚持服务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高青年素质,更好地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提供人才保障进行了前瞻性分析。本研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思想、列宁斯大林的青年思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青年思想以及中西方文化中的青年观点,是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发展的理论和文化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党的青年工作面临的任务与挑战、胡锦涛自身成长和青年工作经历则构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发展的现实依据。就其发展阶段来看,胡锦涛青年思想经历了由孕育到初步形成、再到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紧密相连。本研究也探讨了胡锦涛青年思想关于青年的地位和价值、青年的优势与不足、青年工作的旨归与要求等方面的基本观点,这些也恰恰构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的立论基础。在总论其形成基础、发展阶段和基本出发点之后,本研究选取胡锦涛青年思想极具时代特征的政治视角、利益视角、人才视角、实践视角、全球视角等维度对其内容构成进行了分论。从坚持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审视青年和青年问题,突出价值引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青年发展提供指引,实施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青年工作等方面论述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政治视角;从为大局服务与为青年服务的一致性、寓引导教育于服务之中、着力服务青年的根本需求等方面讨论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利益视角;从人才强国与青年人才培养、科教兴国与青年教育、社会环境与青年成长、执政能力与干部选拔等方面剖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人才视角;从火热社会实践中的无悔青春、党和国家需要青春力量、伟大时代召唤创业者等方面分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实践视角;从青年要努力拓展世界眼光、青年是和谐世界的重要建设者、加强各国青年之间的交流等方面阐述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全球视角。最后,提出胡锦涛青年思想的现实启示,即坚持党的领导,准确把握青年脉搏,积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青年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激发青年的主体自觉,充分发挥青年的主观能动性,搭建更为广阔的青年创新实践平台,引导青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续奋斗;坚持服务青年,注重青年的利益实现,增强服务青年的实效性,推进青年工作改革创新,牢牢把握青年工作的生命线。基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胡锦涛青年思想系统且全面地回答了关于青年的基本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既有理论范畴,又是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胡锦涛青年思想内容丰富、时代感强,不仅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而且对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及其科学品质,开拓青年工作的思路、方法、手段,增强青年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为了阐明胡锦涛青年思想对于开展青年工作的指导意义,本研究选取了多个案例,从某一角度或某一形式印证胡锦涛青年思想的实践价值。比如,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为例,简述了党和青年的特殊关系,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对于青年发展的重要意义,就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进行了论述;以大学青年教师为例,从剖析职业获得感生成入手,对于如何立足青年的基本特征、遵从青年成长的客观规律、正确分析青年的实际状况、在服务中赢得青年进行了探讨;以高校共青团发展路向为例,就共青团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凝聚青年人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进行了分析;以21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青年自组织为例,讨论了新时期青年社会实践主体的拓展形式,得到的基本结论是,自组织这一随着时代发展应运而生的组织形式对于青年参与社会、投身实践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但也存在着局限性,需要在实践中贴近青年、创新思路,充分发挥青年群体的主体作用,积极引领青年成长发展;以孔子学院的形成发展为例,简析青年国际交流状况,以此说明青年拓展世界眼光的重大意义,并印证青年对于促进国际交流、树立国际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积极作用。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分析青年和青年工作,不难看到胡锦涛青年思想严谨而科学的理论品质及重大而深刻的时代价值。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国际青年争夺战愈演愈烈,党的青年工作也面临各种新情况与新挑战,但综观国际国内大势,中国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胡锦涛深刻指出,未来属于青年,未来取决于青年,未来更需要青年去创造。当代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与青年运动的主题,在根本上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完全一致,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从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出发,全面梳理、分析胡锦涛青年思想对青年工作的指导价值和实践成效,对于引领当代中国青年自觉担负起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历史责任,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征程,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与指导价值。
王松[2]（2020）在《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文中指出农业为立国之本,重农思想深植于中华文化之中。山东自古为农业大省,农业生产关乎华北乃至全国稳定。研究山东农业近代化,对认识中国近现代农业史、经济史、社会史和传统三农的现代化转型,揭示转型历程中的时代性与过渡性质,具有理论意义;对梳理近代化历程起源与节点,廓清近代化体系及其发展规律,给中国近代化以准确历史定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对凝炼农耕文明精华,探寻“乡村振兴”,推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实施,具有鲜明的现实关照作用。本文使用民国时期史料汇编、报纸杂志、人物文集、回忆录和地方史志等原始史料,尤其是发掘征引了各类馆藏官方档案,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对山东农业近代化进行了动态考察。并拟定从“新旧动能转换”视角,抓住从“西”到“东”和从“旧”到“新”历史发展趋势,以“变”字为关键,着力研究1860年到1937年山东农业改良的内容及发展过程。运用专题研究等手段,以时间为序,横向上以农业机构、农业科学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农业政策等方面为基点,呈现山东农业近代化的重点和特点。随着近代外国入侵与资本主义文明的传入,山东农业在中西文化、制度、观念等方面的互动中发生了近代化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科学化。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选种、种植、施肥、采集等技术并逐渐推广以提高产量。落后的生产方式其影响虽未能完全消除,但随着时间发展,使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近代山东农业不可动摇的趋势;第二,体系化。近代山东农业开始出现供销一体的现代生产模式,这一特征在乡建运动中尤为突出;第三,机械化。清末新政以来,山东新式农业机械开始逐步取代手工生产工具,西方农业机械的引进逐渐成为一种潮流。纵观整个民国,虽然由于时局、技术等问题,机械化影响还未广遍农村,但其进程从总体上一直持续,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山东农业机械化打下基础;第四,商品化。随着卷入国际市场,山东农业不可避免地出现区域专门化生产,农作物商品率进一步增加。在此过程中,山东农业近代化进程既对其作用,又受其影响。这一关系同列强侵略、国家主权等因素相糅合,最终构成了山东农业商品化发展的复杂面相;第五,开放化。近代山东农业开始突破省级联系的局限,与外国对接,从而使得山东农业得以面向世界。第六,观念上的开放。由于农业科学宣传和新式农业教育的影响,山东民众从最初敌视、畏惧外国群体与科学,逐步过渡到有保留的接触,最终积极引进、运用并宣传西方农业知识,并努力探寻适合山东发展的农业近代化方式。总体来看,山东农业近代化是从旧到新的过渡性变革。从农业法规、部门设置、教育制度的频繁变动到农业发展路径的激烈争论与主题变化,表现出时代性与不稳定性的辩证统一。此外,由于农业发展规律与外国干涉的影响,山东农业近代化分期较为明显。山东农业近代化始于外国传教士来鲁;清末新政开启了山东农业近代化的自主尝试;20世纪20年代起,山东农业发展路径不再单一借鉴日本发展模式,开始有意识的师法欧美。至韩复榘主鲁,山东农业近代化呈现出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局面,显示出山东农业的深入发展。山东农业近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其一,它标志着山东农业领域对传统体系与制度的逐步批判,自此山东的小农经济格局得以进行改造;其二,它代表着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山东经济领域的影响。农业利权与农业发展间关系,成为近代山东政府与社会共同探讨和努力完善的对象;其三,从保守到开放,昭示着山东逐渐融入近代世界农业体系;其四,从传统农业走向近代化,显示出山东农业的巨大潜力;其五,山东传统农业精华在近代化过程中能与时俱进,其生命力及潜力,有力地证明了山东农业能够在近代历史巨变中走向新生。农业近代化乃至现代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尽管由于国际国内形势、体制、经济等原因限制,山东农业发展不甚彻底,但能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前行,无疑是近代山东的卓越成绩。山东农业近代化,在中国近代山东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黄淑美,伍慕仪[3]（2005）在《《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文中认为
时玲玲[4]（2019）在《宋代女性图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宋代自建立以来,为维护统治,恢复社会秩序,宋代帝王大力倡导儒学的统治地位,采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之法”。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祖宗之法”统治原则的督察下,稳定的政治局面、繁荣的经济基础、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宗教形态、多民族的文化交流、隆盛的教育景象和多元化的艺术系统,保证和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多姿多彩,为宋代女性图像的创造提供了广阔生活素材和充分的条件保障。认识探究玄微、辨明是非善恶、昭示礼仪法度、描绘风土人情、稳定统治秩序、张扬时代气质,宋代女性图像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见证和叙说者。籍此,运用图像学研究方法,辅以实证法、归纳法、推理法和比较法,对宋代女性图像进行综合的文化史研究,深入剖析图像中蕴含的孝道思想和品评准则,发挥图像辨识证史的功能,总结艺术的时代性、民族性、社会性、继承性和创新性的普遍规律。宋代女性图像是指宋代艺术家创作的以绘画和雕塑（刻）为中心的各类女性图像,其在表现内容上以孝道思想为统领。孝道是儒道释三教文化共同的精神支柱,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凝结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在《孝经》、《女孝经》等古代文献史籍原着的记载中,孝道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人的一切品性和德行都是孝道思想的不同表达。宋代以儒立国,儒道释三教孝道思想相互影响、融合吸收。及至南宋晚期,理学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而理学的主要精神支柱依然是儒学。自始至终,孝道都是宋代的统治思想,也是艺术创作的主旋律。宋代女性图像的孝道思想从两个块面入手研究,以承接起孝道思想与图像创造的文化史关联。首先:对孝道思想的内涵、传承、普遍的孝德教育及女性孝道思想等社会问题进行历史追溯,厘清源流;其次:对宋代女性图像的孝道思想展开具体的分析与阐释。第一:以宋代女性为对象的孝悌图像,主要包括祭祀祈福的女性图像、哺乳抚育子女的女性图像、侍奉父母舅姑的女性图像、养蚕纺织的女性图像、庖厨备宴及其他劳动的女性图像、对镜理妆的女性图像、乐舞伎及侍女图像。第二:以历史中的女性为对象的孝悌图像,主要包括教子有方的女性图像、渴望家国一统的女性图像、联姻结盟的女性图像、规谏后妃的女性图像。第三:以道释女性为对象的孝悌图像,主要包括婚配的女仙图像、出游的女仙图像、朝元的女仙图像、送子观音图像、天女图像、女供养人图像。一个个遥远而瑰姿艳逸的女性图像,既关注社会又抒发自我,既表达当世又启发后世,可为中国古代女性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所作伟大贡献的最好印证。宋代女性图像的品评准则体现为对古代艺术品评准则的继承与发挥,具体表现在对传统六法论和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曹仲达、吴道子、周昉所创立的六大艺术样式的继承与创造,由艺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而形成的艺术感染力,最终归于品的分级。品评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话语,其形成、丰富、发展与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鲜明的道德与哲学精神。在对前人理论成果进行文化史追溯、梳理的基础上,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概括出神品、妙品、能品、逸品为主的总体艺术特征,并将神品、妙品、能品、逸品四品分级,运用于宋代女性图像的品评。鉴于宋代以儒立国的历史语境及宋代女性图像所承载的教育功能和遵循的六法准则,将逸品置于神品、妙品、能品三品之外。由于艺术家单独作品的艺术特征从属于艺术家总体艺术特征,艺术的品评源于人的品评,所以,宋代女性图像的品评也以艺术家为目。学习、依循中国古代艺术史籍传统,归纳出神品有李公麟、王霭、杨日言、高益、武宗元、李唐、萧照七人;妙品有苏汉臣、王诜、马和之、赵伯驹、陈居中、刘松年、张敦礼、刘宗古八人;能品有牟益、高文进、王居正、李嵩四人;逸品有贾师古、梁楷、法常三人。此外,还归纳推理出一些没有艺术家姓名的女性图像的品级。因宋代女性图像总体服务于统治阶级,其品评的标准符合、满足维护统治的需求,此亦为图像创造的时代性和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宋代女性图像的综合性文化史研究,拓展了宋代艺术史写作的观察视野,是为艺术史研究的中国文化品格、中国文化思维而生发的一个新的体例尝试。
付正[5]（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陈茜[6]（2018）在《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文中认为几十年来,中国扶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2011年国务院公布中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说明现阶段中国仍然存在较大面积、“久扶难脱贫”的经济洼地。值得强调的是,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竟有10个为少数民族地区,这就意味着当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中,少数民族的贫困现象在贫困范围、贫困规模、贫困程度、脱贫难度等多方面可能存在相对更为艰巨的困难和强大的阻力,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与此同时,中国贫困地区范围与生态脆弱区范围的面积大部分重合,以往扶贫工作中重经济、轻生态等扶贫问题也屡见不鲜,而不少曾经生态环境优良的少数民族地区竟也出现生态衰退或生态灾变伴生的生态贫困现象。着眼于中国民族地区扶贫的特殊难题和生态扶贫的长远目标,对于以自身传统文化作为关键区别的各少数民族而言,民族文化对本民族的全面发展是否产生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尤其对本民族当前经济增长和生态维护是否产生阻碍作用,在以往扶贫攻坚过程中是否成为脱贫阻力或生态制约,又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原因使得民族文化无法发挥出原本具有的经济与生态正效应,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现实问题。当前,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和不少学者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提出生态扶贫或者绿色扶贫理念,积极探寻兼顾经济与生态双重效益的扶贫新路径。在上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中,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苗族贫困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然特定民族文化与相应民族的贫困关联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哪怕仅着眼苗族及其文化进行研究,也是一个无法短期完成的艰巨任务。那么,不如聚焦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苗族村寨,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梳理和验证相关的扶贫理论与观点,分析当地苗族传统文化资源对其生态扶贫实践的价值,以期达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目的。与此想法最契合的,正是民族学常用的“解剖麻雀”的方法,指明了由点及面的思路。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麻雀”,逐步逐层、认真细致地解剖,了解“器官”组成、位置、关联及功能等方方面面,然后分析总结出鸟类的共性,从而为认识其他鸟类提供理论指导或者有益参考。遵循民族学这一成熟可靠的方法,就可以让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在子腊村这只“麻雀”的认真解剖下成为可能。要想做好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当代价值研究这一问题,基本遵循如下思路:苗族文化资源在田野点的生态扶贫中是否存在价值?如果存在价值,那么具体有哪些文化资源,分别具有哪些价值?这些苗族文化资源中,哪些内容可以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以及如何应用来解决当地生态贫困等问题?上述思路可以通过在田野点调研和分析来逐层理清:一是全面了解田野点概况,尤其是当地苗族文化现状,当地生境情况,苗族文化与当地经济和生态状况的关联,以及苗族文化中与生态扶贫关联紧密或者值得关注的资源要素等内容;二是深入调查田野点整体贫困的根源,尤其需要关注当地是否存在与苗族文化及其变迁而导致的贫困原因,如果存在则需要找出具体内容、作用途径、以及影响后果;三是从田野点现有苗族文化资源中认真遴选出有利于自然环境维护和整体脱贫致富的文化资源和要素,探讨将这些苗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现实路径,或者提出这些文化要素如何参与、推动生态扶贫的方法或构想;四是研究田野点苗族文化在生态扶贫实践中的博弈,分析国家权力、市场资本、民间力量等多方博弈之中的苗族文化,了解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现实作用、可借助力、以及可能阻力,探讨苗族文化资源如何参与其中才能更有利于推动生态扶贫进程。在众多符合要求的苗族村寨中,花垣县子腊村是与该课题比较契合,调研条件相对成熟的田野点。通过文献查询、访谈调查、参与观察等得知,子腊村作为一个苗族文化底蕴深厚、传承较好的纯苗族村寨,其生产与生计仍然大多依循着当地苗族传统,但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冲击。历史上,子腊村曾经远近闻名,村民们普遍比较富裕,并拥有“子腊贡米”等众多的苗族文化珍品。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文化的变迁,子腊村的生态环境大不如前,成为影响该村整体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时至今日,在花垣县这一国家级贫困县的众多贫困村中,子腊村属于位置偏远、经济落后、贫困程度较深、脱贫难度较大的类型。不论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还是从杨庭硕、罗康隆等学者的生境或“文化生态共同体”视角分析,都可以发现该田野点的长期贫困、难断“穷根”的现象,不仅是经济和生态双重因素相互影响、导致整体状况下行的问题,而且还有苗族文化等因素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排斥或阻碍作用,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国家权力的在场与民族文化的无序以及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四个方面的内容。对该贫困村而言,苗族文化在生态衰退、经济困顿等生态贫困要素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当地现有的众多苗族文化资源中,相对成熟、可资利用、适合应用于生态扶贫的资源或要素,主要包括“子腊贡米”、苗族刺绣、苗族歌舞和苗族宗教等。机缘巧合下,“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于2017年6月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此,子腊村不再是当地众多贫困村中毫不起眼的一员。而是凭借“子腊贡米”等苗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苗族文化资本的开发,终于跃入相关扶贫部门、资本市场和公众的视野聚焦区,并有望获得更多扶贫资源汇聚的扶贫重点村。在“子腊贡米”生态产业的带动下,其余苗族文化资源和要素也可能成为丰富当地生态扶贫思路和推动整体发展的有益助力。然而,苗族文化资源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子腊村多年来扶贫攻坚的实践,以及当前生态扶贫探索中发生的众多博弈案例,就是较好的证明。幸而,在错综复杂的多方博弈中,苗族文化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在子腊村的田野调查和扶贫实践中,传统苗族文化对子腊村的生态修复、经济增长、整体发展等方面的良好作用从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和体现,那么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的当代价值也就可见一斑。通过对子腊村开展田野调查,再借助相关理论的指导和分析,可知苗族文化作为指导当地苗族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既是经过长期检验的、认可度高的、行之有效的、并能兼顾当地生态与经济双重目标的调和剂,又是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的、潜力巨大的宝贵文化资源。大力发展蕴含苗族生态文化精髓的苗族生态文化产业,是目前当地修复生态环境、整体增收脱贫、保持生态扶贫实效和长效的良好途径。最终,在获得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具有生态和经济价值的肯定答案的同时,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挖掘和应用于生态扶贫的经验、教训、案例分析及理论总结,对其他苗族贫困群体而言,甚至对其它民族贫困地区而言,有可能成为其发展生态经济、提高贫困群体长久收益、推动生态扶贫进程的有益参考和借鉴。
熊帝兵[7]（2010）在《中国古代农家文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古代农家以农名派,战国时曾因与儒家论战而引人注目,在百家争鸣中形成了独特的主张和观点,并跻身于“九流十家”。秦以后有志于农者继承和发扬了先秦农家的学术研究传统,逐步充实研究内容,拓宽研究领域,使农家的学术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最终形成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群体,其研究内容涉及农学思想、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营方法、防灾救灾措施等诸多方面；整个群体还表现出重农务本、关注民生的学术风格,形成了独特的农家文化,其中精华部分在新时期仍有重要现实意义。古代文献中,《汉书·艺文志》首述农家,并设“农家”类收录先秦及汉代农家着作。此后的史志、公私书目和大型丛书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分类方式,直至《四库全书》。历代学者对农家多有定义,一致肯定农家与农业技术研究有密切关系。有学者直接指称汉代以后的有志于农者为农家,也有学者自称农家,可见,农家发展的历史跨度不仅仅局限于先秦,而是一直延续至清中期。农家正式形成于战国,以许行为标志,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并参与了“儒农论战”。农家在先秦获得较大发展,其游学范围经历了由楚→宋→鲁→齐→秦的变化。两汉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出现了较多农家,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农家文化,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魏晋至唐末,农家虽然不多,但出现了划时代人物贾思勰,其在农家文化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隐士开始融入到农家群体之中。宋元时期,农家又一次集中出现于较短的历史时期,南方农业技术得到系统总结,而且出现了南北技术融合的趋势。史至明清,农家学者身份多样、研究成果卓着、研究内容广泛而深入,使古代农家文化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农家在研究农业生产的同时留下了丰富的着作。因农家学者身份复杂,有在朝的地方官员和朝廷要员,也有在野的隐士和平民,不同的身份使得他们研究农业技术的条件不同,撰写农书的方法、目的和农书的指导范围也有区别,因此,根据农家的身份把农书归为平民所撰农书、地方官员所撰农书和“高官”所撰农书三类具有一定意义。尽管农家身份背景各异,但他们撰着农书的主要动机大体相同：资政重本、总结农业技术和指导农业生产,只是所站的角度和高度不同而已。不同农家学者撰写农书时的资料来源也有共同之处,主要来自文献搜集、亲身实践和调查采访,但各有侧重,在朝为官的农家长于文献搜集；隐士和平民农家则更注重对自己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调查采访则是所有农家共同使用的方法。随着农家的发展,农家着作的内容逐步由单一趋向丰富,最终涵盖大农业的各个领域；农家着作的结构也由简单逐步走向完善和成熟。众多农家着作主要以手抄和官颁的方式流传至近代,甚至流传至国外。近代以后,主要农家着作均得以整理和出版。中国古代农家在研究农业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思想性。“三才”理论是农家的重要指导思想,“三才”思想中的“人地”关系和“人天”关系的地位随着农家的发展不断变化,其中的“人天”关系逐步得到强化,经历了“时至而作,渴时而止→趣时→顺天→盗天→合天→胜天”的变化过程。农时方面,农家在沿用常规指时方式的基础上,还以作物生长过程、土壤特征指时,并把多种指时方式综合运用,以更准确把握生产时机。农家所谓农时既包括农忙之时,也包括农闲之时,从总体上分为春耕、播种、中耕、秋收、冬藏“五时”,“五时”之下又细分上、中、下三时,形成了系统的农时内涵。农家还揭示出农时与农业收成、产品质量、灾害以及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土地用养结合思想和农业生产“三宜”原则也随着农家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和丰富。在系统的农学思想指导下,农家更注重农业技术问题的研究,农业技术也是农家着作的主体内容；农家主要集中于总结土地利用、土壤耕作、作物栽培、林业园艺、蚕桑、畜牧兽医、农产品加工以及农具的改进与制造等诸多技术,涉及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这些贡献受到学者的高度评价和认可。在农业经营管理方面,农家强调重农务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财富之源,关系国家兴衰和社会稳定,对社会道德风尚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农家建议国家应注重农业政策性和导向性的宏观管理,地方政府保障和督促农业生产。农家特别强微观层面的农业家庭经营管理,主张在有限的规模上合理安排农事和劳动力从事多种集约经营,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经济效益,并总结了细致的家庭经济核算方法。各种农业灾害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过程,农家长期把农业生产实践与研究相结合,能够从自然规律的本身认识农业灾害的概念、种类,相对准确地揭示出灾害产生的原因和所导致的严重危害。基于对农业灾害的科学认识,古代农家总结出了一系列防灾、减灾措施,突出了水利防灾优势,在水利工程、用水技术和提水工具的运用方面多有总结。农家更强调以技术抗灾,总结出了一系列抗水旱灾害的农业生产技术；提倡以物理、生物或化学等手段防治农业生物灾害；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趋利避害以预防低温、风灾等。针对灾害频发的现实,农家还强调多种经营、储备节用,积极发掘备荒食物以减少灾年饿殍遍野之患。古代农家在农业研究中始终秉承着民生关怀的传统和精神。竺可桢先生指出5000年历史中曾经历过四个寒冷期。其中后三个寒冷期,灾害频发、社会危机严重、民不聊生,农家也相应出现了三个活动高峰。就个体来看,大多数可考的农家都有过艰苦的生活经历,且都具丰厚的儒学背景,环境和个人因素的综合作用激发了农家对民生的高度关注。古代农家在农学着作和相关文集中以文、论、诗、画等不同方式记录着当时民生疾苦的状况,涉及对百姓生命的关注,对百姓负担沉重的慨叹和对百姓苦累的悲悯。实践上,为官的农家注重解决百姓生产和生活难题,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为官施政,并保障人民生活和生产的有序进行；在野的农家囿于地位,只能着书传道,为民生艰难而呼号,并提出丰富的改善民生的措施和建议。古代农家的民生关怀精神和实践有的在当时就受到人民的肯定,有的则为后世学者所认可。在关注民生的过程中,农家逐渐形成了民生思想,关注焦点集中于民食、民利、民命、民财等方面。随着历史的变迁,古代学者对农家的评价经历了“完全否定→逐渐认可→完全肯定”的过程,“农家”类在古籍中的排序也呈逐步上升趋势,这都反映出古代农家历史地位的上升。而近代学者对农家的认识却存在一定局限性,未能给予客观评价。事实上,农家文化源远流长,农家与儒家、道家、医家等各种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重农务本,器道并重,关注民生则是农家文化的显着特色。农家文化中的用养结合、灾害防治、循环经营等技术经验对当前发展可持续农业、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农家文化中的农学思想、集约经营思想以及重农思想对当前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农家的治学目的、治学方法以及民生关怀精神对当前学术研究和学风建设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徐田[8]（2019）在《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研究（1978—2017）》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农业家庭经营作为农业经营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释放我国农业农村生产新动能,不断改变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群众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贯穿始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社情与农情,将马克思主义农业改造理论与中国发展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本文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本文研究的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是由五个特征——中国农业改革的思想保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相统一、继承创新马克思主义农业改造基本理论、群众路线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相结合、一个与时俱进和变革发展的“动态概念”——相互渗透而共同构成的思想整体,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有效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推动中国农业生产力解放,实现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现代化发展,进而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社情农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民族复兴道路的基本理论依据。本文侧重从历史发展层面与理论创新层面,对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核、基本内涵及实践创新开展探究。历史发展层面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发展目标为主要线索,大致分为五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探索阶段,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及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农业家庭经营经历了“保留——落寂——撤销”的历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四大,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改革创举阶段,以新的政治性体制为起点,逐渐替代人民公社经营方式;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市场化衔接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发挥农业生产经营中统与分相结合的作用,实现农户与市场多元化需求主体有机联结;从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八大,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三农”导向阶段,通过取消农业税费等措施为亿万农民群众减负增收,不断拓展农业家庭经营的发展目标;从党的十八大至今,为农业家庭经营的制度变革阶段,在“三权分置”改革推动下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借助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外部性支撑作用,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在新的发展机遇中不断得以丰富与完善。本文关于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丰富内涵及理论创新层面的论述,共三章内容,主要阐释了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四个经验”、“三重内涵”与“三点创新”。“四个经验”包括:坚持党的核心领导与农民群众首创相结合;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赋予农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两项权利;注重党和政府、农民与市场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三重内涵”包括: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自我管理、自愿劳动与自主经营“三重职责”;政治作用、社会作用与经济作用“三效合一”。“三点创新”包括:培育农业家庭经营多元化主体;增强农业家庭经营社会化服务;完善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化体系。最后,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理论价值进行了探索,即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重要构成要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鲜活的时代内容。
朱子静[9]（2017）在《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首先阐述了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董时进如何与农民问题发生关联。近代中国农民面临人地关系的日趋紧张,贫穷落后问题突出;农民在政治上力量弱小,而晚清时出现的农会未能担负起维护其日常利益的实际代言人;不仅如此,生存环境的恶化,包括自然灾荒以及动荡不安的时局,都严重威胁着农民的日常生活。董时进作为“农之子”,一方面受到祖辈善于经营农业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另一方面天然地对农业发生兴趣,而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力量的弱小,进而无法维护自身利益的困境,势必会激起他的一系列思考。董时进初涉农民问题的时机,正是192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界展开的关于“工农立国”的辩论。作为“农国论”的主要辩手,董时进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指导其一生思想的“大农国”理论。毫无疑问,如何破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贫穷是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通过“无时无地”的思考、观察、体验,他认为“人多地少”是制约农民贫穷的主要瓶颈。为打破这一制约瓶颈,他在1934年至1937年年底,担负江西农业院政务工作的同时,不断发表关于江西地区农业政策的文章,试图唤起人们改变单一的农业种植结构。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救国的时代召唤下,董时进在家乡四川创办《现代农民》杂志,以刊物为阵地,将解决农民物质的匮乏,启发民治思想为宗旨,担负起培育现代农民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时期,董时进利用掌握的农业专家人脉资源,在《现代农民》杂志上刊发当时国内一流的农学家关于农业知识的文章,这些文章通常以“浅说”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便于农民的阅读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救国的特殊时代环境中,他注重采用通俗的语言,激发农民增加生产的积极性,为国家捐献财物,让农民意识到自身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在启发农民救国的同时,董时进十分关注国家政策对农民权益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关于粮食价格问题,他竭力反对政府强制打压价格,认为政府的做法打击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而且在百物价格皆涨的时期,唯独打压粮价,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在这一时期,他继续完善了关于农业政策的思考,提出进取主义的新农业政策,打破粮食自给政策,主张农业应该担负起维护国家富强的重任。在注重探索农民经济贫困出路的同时,董时进不断认识到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同样应该引起重视,甚至认为培养农民的政治参与比帮助解决农业问题更急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各种党派如雨后春笋,董时进认为组建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通过政党的形式培养农民的政治力的时机也已经到来。1947年5月中国农民党在上海宣告成立,选举董时进为党主席。中国农民党作为近代中国政党中的一个小党派,从建设性的立场出发,强调农村和城市平衡发展,发出农村不是城市的刮金板的呼声,要求政府尊重农民土地所有权,这些充满理性的政纲内容虽然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与同时期各路学人只是从学术视野出发相比较,董时进显然在农民农村经济问题和农民政治权益的维护方面的思索和实践都更为深入。在规模和实力上,它自然无法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尽管如此,作为战后成立的一个主要以农业界人士领导的小型的政党,它的成立是董时进一生关于农民问题思考与实践的顶峰,也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维护农民权益的实践上的有益探索。董时进在战后对土地问题的关注,集中在1947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间内,他坚守土地私有制度的主要思考依据是:地主的土地是否是不劳而获所得;佃农制度是否具有明显的劣势;土地是否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土地平均分配后生产是否一定能够提高。董时进的这些思考意见,遭到了同时代的人士的谴责和嘲讽,但这些谴责和嘲讽很难说是从科学角度给予这些问题有力的反驳。如同近代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因为不能昧于自己的良心,他最后一次将自己对土地问题的思考意见上书毛泽东,却一直没有收到回复。本文的结论是:董时进农民思想的显着特征是将农业视为农民的职业,在这一基本认知前提下,借助进取主义农业政策和政党力量,继而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入手,积极培育传统小农向现代农民的转化,既强调农民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又强调国家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这些前瞻性的思考是其他各派农民思想中并不多见的。其思想价值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坚守“大农国”理论,抱定中国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不应以农民为牺牲品,而在其长期的与底层农民相处过程中,更进一步认识到农民要有出路,必须培养他们的政治力。
刘峰[10]（2015）在《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复兴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救亡图存和现代化道路及追求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对社会矛盾和时代挑战进行积极回应的产物。早在20年代后期,在国民革命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已把目光投向农村,自觉地进行建设农村和复兴农村的活动,进入3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破产和民族危机加剧,农村复兴思潮日益凸显而成为主流思潮。倡导和参与农村复兴的知识分子企图通过体制内改良,复兴农业,促兴工业,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本文试图在民族复兴的背景下,以现代化为主线,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方法,全面考察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条件,系统梳理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脉络,总体述评农村复兴思潮的主要内容,具体剖析具有代表性知识分子的农村复兴思想,详细解读着名媒体复兴农村的观点,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对知识分子复兴农村的论争进行评述,总结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和历史作用,揭示这一思潮在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鸦片战争后,我国农村开始走向衰落。尤其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及自然灾害的频仍,中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农村经济破产,政治纷乱,社会失序,乡村教育衰落,30年代民族危机加剧,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危机的程度。面对民族危机和农村危机,知识分子纷纷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有人从中国传统农本文化中寻找复兴农村的资源,提出“以农立国”的主张;有人对中国乡约进行研究整理,汲取乡约中的合理成分,通过补充和改造乡约,从传统乡约中寻找建设农村的合理因素;有人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奉为建设农村的指导思想;还有人借鉴西方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对乡村教育进行改造。可以说,农村复兴理论既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汲取了近代西方文化,是多种文化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清末以来地方自治的推行,引起20年代后期村治思潮的兴起,乡村教育危机引发了知识分子对乡村教育改造的思考并出现乡村教育思潮,这一时期是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期。30年代前中期,农村经济破产,救济农村、建设农村、复兴农村成为潮流,农村复兴思潮向前发展,随着民族危机加剧,民族复兴思潮兴起,进一步推动农村复兴思潮走向高涨,此为农村复兴思潮的第二个时期即发展高涨期。第三个时期为转型衰落期,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主要任务,乡村建设向农村联合阵线转型,农村复兴运动向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农村复兴思潮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思潮代替。复兴农村的团体机关众多,农村复兴运动也有多种叫法,或叫村治运动,或叫乡村教育运动,或叫农村合作运动,或叫农业推广运动等。各种机关团体复兴农村的事业主要包括实行农村自治、改造农村教育、组织农村合作、实施农业推广、活跃农村金融、发展乡村工业等内容。由于农村复兴团体建设农村的入手方法和侧重点不同,乡村建设领袖的学养和理论依据有别,形成不同的农村复兴理论。在农村复兴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许仕廉等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系统的、有价值的农村复兴思想。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是严重的文化失调问题。他主张建立乡农学校,依靠知识分子下乡和农民打成一片,运用教育和合作的方法,走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复兴农村,创造新文化,在中国建立一个理想的新社会。晏阳初针对中国农村存在着“愚穷弱私”四大病症,采取“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复兴农村,为民族复兴奠基。高践四主张开展民众教育,培养民众团体,挽救农村经济衰落。方显廷提出发展乡村工业,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由政府推动进行乡村建设,实现农村现代化。许仕廉主张复兴农村应以整个社会为对象,从地方自然经济区域入手,运用计划的、科学的方法,通过复兴农村,以谋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梁漱溟等人的农村复兴思想多角度地展示农村复兴思潮的全貌。农村经济破产,引起媒体的关注,报刊杂志纷纷刊发救济农村的文章,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独立评论》对农村破产现状有着深刻的认知,详细剖析农村破产的原因,对农村复兴方案进行多元设计。《中国经济》概括了中国农村破产的具体表现,指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封建势力的剥削是中国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并对复兴农村提出标本兼治的办法。《大公报》以媒体应有的责任和使命,派记者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报道农村破产现状,分析破产原因;创办《乡村建设》副刊,广发复兴农村言论;并身体力行组织赈灾募捐活动,救济受灾农村。《东方杂志》设置农村议题,凸显农村地位重要,利用媒体功能,传播农村复兴思潮,督促政府实施复兴农村的各种措施。正是由于报刊杂志的宣传和鼓吹,农村复兴运动由少数人的主张变为一种社会思潮,由涓涓细流,汇合成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来自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提出不同的救济农村主张,在复兴农村方法和路线上产生分歧和论争。论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关于救济农村是实行“无为”政治还是“有为”政治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从农业引发工业”还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进行革命还是进行改良的论争。实际上,论争双方已超越了农村复兴这一具体问题,体现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国民经济建设重心问题和国家前途问题的深切关注与思考。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救亡图存迫在眉睫,民族复兴与国家现代化成为农村复兴思潮的一条主线。从价值目标上看,复兴农村最终目标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农村复兴运动的实质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致力于乡村人的现代化的运动;从农村复兴的手段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运用改良的手段,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复兴运动推动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加强了对一盘散沙乡村社会的整合,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民族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农村复兴思潮是时代的产物,是由爱国知识分子倡导与推动,虽然农村复兴运动具有改良性质,但在挽救中国的进程中,革命与改良并行不悖,都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村复兴运动促进中国农村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作用值得肯定。
二、探索中国农业文化的可贵尝试——读《中国农业文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探索中国农业文化的可贵尝试——读《中国农业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1）胡锦涛青年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基本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和主要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的形成基础与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胡锦涛青年思想的理论文化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思想 |
| 二、列宁斯大林的青年思想 |
| 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青年思想 |
| 四、中西方文化中的青年观点 |
| 第二节 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发展的现实依据 |
| 一、实践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
| 二、现实需求: 青年工作面临的任务与挑战 |
| 三、个人因素: 胡锦涛自身的成长与青年工作经历 |
| 第三节 胡锦涛青年思想的形成发展阶段 |
| 一、胡锦涛青年思想孕育阶段 |
| 二、胡锦涛青年思想初步形成阶段 |
| 三、胡锦涛青年思想丰富完善阶段 |
| 第二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
| 第一节 青年的地位与价值 |
| 一、“青年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伟大力量” |
| 二、“党离不开青年,青年更离不开党” |
| 三、“未来属于青年,未来取决于青年,未来更需要青年去创造” |
| 第二节 青年的优势与不足 |
| 一、青年“最具创造活力” |
| 二、青年“值得信赖、堪当重任、大有希望” |
| 三、青年要“认真克服自己的弱点和不足” |
| 第三节 青年工作的旨归与要求 |
| 一、培养目标: “四个新一代” |
| 二、实现路径: “与实践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
| 三、基本原则: “尊重青年、理解青年、相信青年、依靠青年” |
| 第三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之政治视角 |
| 第一节 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审视青年和青年问题 |
| 一、扩大党在青年群体中的执政基础 |
| 二、注重对青年的引导方式 |
| 第二节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青年发展提供指引 |
| 一、强化青年理想信念教育 |
| 二、青年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
| 三、推进青年道德建设 |
| 第三节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青年工作 |
| 一、服务科学发展是青年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
| 二、以青年为本 |
| 三、发挥青年在发展中的生力军作用 |
| 第四节 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路径论析——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为例 |
| 第四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利益视角 |
| 第一节 “把为大局服务和为青年服务结合起来” |
| 一、“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 |
| 二、服务青年是党的宗旨在青年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
| 第二节 寓引导教育于服务之中 |
| 一、全党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 |
| 二、青年工作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青年” |
| 第三节 “竭诚服务青年” |
| 一、服务青年学习成才 |
| 二、促进青年就业创业 |
| 三、维护青年合法权益 |
| 第四节 案例分析: 在服务青年中赢得青年——以大学青年教师职业获得感生成为例 |
| 第五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之人才视角 |
| 第一节 人才强国与青年人才培养 |
| 一、青年人才是最重要战略性资源 |
| 二、“提高青年整体素质” |
| 三、完善青年人才工作的体制机制 |
| 第二节 科教兴国与青年教育 |
| 一、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大力实施“科教兴国” |
| 二、以“人民满意”为衡量标准,持续促进教育公平 |
| 三、以青年成才为终极目标,不断深化教育改革 |
| 第三节 社会环境与青年成长 |
| 一、树立“多样化人才”和“人人皆可成才”的理念 |
| 二、“以事业感召、培养、造就人才” |
| 三、青年的成才路径 |
| 第四节 执政能力与青年干部选拔 |
| 一、青年干部应具备的素质 |
| 二、大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
| 三、创新青年干部选拔机制 |
| 第五节 案例分析: 共青团如何以改革凝聚青年人才——以高校共青团发展路向为例 |
| 第六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实践视角 |
| 第一节 “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无悔、永恒的青春” |
| 一、社会实践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 |
| 二、人民群众的实践是青年学习提高的大课堂 |
| 三、“投身实践是青年成长的必由之路” |
| 第二节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贡献智慧和力量 |
| 一、“奉献是崇高的精神境界” |
| 二、青年要艰苦奋斗 |
| 三、时代呼唤千千万万青年志愿者 |
| 第三节 “做伟大时代的创业者” |
| 一、当代青年“生恰逢时”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青年汲取营养和力量的源泉” |
| 三、创新思维是青年发展的希望所在 |
| 第四节 案例分析: 青年自组织——社会实践主体的新拓展 |
| 第七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全球视角 |
| 第一节 青年要努力拓展世界眼光 |
| 一、起点: 把握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首要任务是学习 |
| 二、任务: “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丰富自己” |
| 三、基点: “始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
| 第二节 青年是和谐世界的重要建设者 |
| 一、“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 |
| 二、青年是和平发展的生力军 |
| 三、青年“肩负着开创世界人民美好未来之使命” |
| 第三节 加强各国青年之间的交流 |
| 一、青年交流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重视留学工作 |
| 三、构建青年交流的长效机制 |
| 第四节 案例分析: 青年国际交流状况论析——以孔子学院为例 |
| 第八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的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党的领导,促进青年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
| 一、青年运动要坚持党的领导 |
| 二、准确把握青年脉搏 |
| 三、优化青年发展的社会环境 |
| 第二节 坚持以人为本,激发青年的主体自觉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青年接续奋斗 |
| 二、充分发挥青年的主观能动性 |
| 三、搭建更为广阔的青年创新实践平台 |
| 第三节 坚持服务青年,把握青年工作的生命线 |
| 一、注重青年的利益实现 |
| 二、增强服务青年的实效性 |
| 三、推进青年工作改革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农业问题: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基础 |
| 二、选题的价值、意义与作用 |
| (一)学术价值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现实作用 |
| 三、学术史综述 |
| (一)史料出版 |
| (二)馆藏档案 |
| (三)学术成果 |
| (四)其它方面 |
| 四、学术要点 |
| (一)选题切入点 |
| (二)重点 |
| (三)难点 |
| (四)学术创新点 |
| 五、相关界定 |
| (一)时间界定 |
| (二)主体界定 |
| 第一章 近代山东种植业发展述评 |
| 第一节 山东农业种植地域的专门化发展 |
| 一、土地占有状况与作物致诱性变迁 |
| 二、天灾人祸与农业种植专门化 |
| 三、专门化生产的成就与局限 |
| 第二节 山东农业种植的商品化发展 |
| 一、赋税与农业商品化发展 |
| 二、交通与农业商品化发展 |
| 三、农业商品化的局限 |
| 第三节 农业种植的科学化发展 |
| 一、化肥与农药的施用 |
| 二、水利灌溉的发展 |
| 三、农业机械的使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基督教与山东农业近代化 |
| 第一节 传教士来源及其见闻 |
| 一、来鲁传教士的差会来源与发展概况 |
| 二、传教士眼中的山东农业 |
| 第二节 传教士的早期农业活动 |
| 一、优质品种的引进 |
| 二、推动副业发展 |
| 三、先进科学技术的宣传 |
| 第三节 乡建运动与农业现代化——以齐鲁大学为例 |
| 一、被教会忽视的山东农业 |
| 二、振兴农业的尝试 |
| 三、迟滞的进程——齐鲁大学农事活动的局限 |
| 小结 |
| 第三章 外国政府和团体与山东农业近代化 |
| 第一节 外国在山东的农业活动 |
| 一、山东农业调查 |
| 二、外国的农业投资与援助 |
| 三、棉麦借款与山东农业 |
| 第二节 德日在青岛的农业建设 |
| 一、德占时期的农业建设 |
| 二、日占时期的农业建设 |
| 第三节 外国团体与山东农业:以山东华洋义赈会为例 |
| 一、组织架构与资金来源 |
| 二、赈济工作 |
| 三、农业活动 |
| 四、成就与局限 |
| 小结 |
| 第四章 山东农业近代化历程中的农业机构 |
| 第一节 农业部门的近代化发展 |
| 一、中央农业部门的近代化进程 |
| 二、山东地方农业部门的近代化沿革 |
| 三、山东农业部门近代化局限 |
| 第二节 山东基层农业机构建设 |
| 一、各级农事试验场沿革 |
| 二、农业部门人员构成 |
| 三、基层农业机构发展:以青岛为例 |
| 第三节 政府与农业活动:以青岛防治赤星病运动为视角 |
| 一、20 世纪30 年代青岛农业状况 |
| 二、运动发起及筹备 |
| 三、官民矛盾的形成 |
| 四、围殴村长事件与政府应对 |
| 五、官民矛盾的解决 |
| 小结 |
| 第五章 山东农业近代化历程中的教育机构 |
| 第一节 山东各级农业学校沿革 |
| 一、山东高等农业教育 |
| 二、山东初、中等农业教育 |
| 三、成就与局限 |
| 第二节 高等农业人才培养:以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为中心 |
| 一、教员情况及管理 |
| 二、癸卯学制与学校生源 |
| 三、课程安排与学生管理 |
| 四、学业、就业、职业:由成绩表引发的审思 |
| 第三节 山东地方农业教育 |
| 一、士绅与山东农业学校 |
| 二、山东地方农校运行及学界反思 |
| 三、乡建运动与农业教育实践 |
| 小结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4）宋代女性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先行及关联研究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宋代女性图像的历史语境 |
| 第一节 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 |
| 一、稳定的政治局面 |
| 二、繁荣的经济基础 |
| 三、多民族的文化交流 |
| 四、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宗教形态 |
| 五、隆盛的兴学育贤景象 |
| 第二节 多元化的艺术系统 |
| 一、宫廷画院 |
| 二、宫廷音乐机构 |
| 三、城市中的瓦舍勾栏 |
| 四、路歧和农村百戏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宋代女性图像的孝道思想 |
| 第一节 宋代社会孝悌思想的流行 |
| 一、以孝治天下的统治方略 |
| 二、官私结合的学校孝德教育 |
| 三、家训、乡规民约、诗文小说中的孝德教育 |
| 四、孝义典范的孝德教育 |
| 五、乐舞百戏演出中的孝德教育 |
| 六、宗教和民间节日中的孝德教育 |
| 第二节 宋代女性的孝悌思想 |
| 一、儒家女性孝悌思想 |
| 二、道家、道教女性孝悌思想 |
| 三、佛教女性孝悌思想 |
| 第三节 以宋代女性为对象的孝悌图像 |
| 一、祭祀祈福的女性图像 |
| 二、哺乳抚育子女的女性图像 |
| 三、孝侍父母舅姑的女性图像 |
| 四、养蚕纺织的女性图像 |
| 五、庖厨备宴及其他劳动的女性图像 |
| 六、对镜理妆的女性图像 |
| 七、乐舞伎及侍女图像 |
| 第四节 以历史中的女性为对象的孝悌图像 |
| 一、教子有方的女性图像 |
| 二、渴望家国一统的女性图像 |
| 三、联姻结盟的女性图像 |
| 四、规谏后妃的女性图像 |
| 第五节 以道释女性为对象的孝悌图像 |
| 一、婚配的女仙图像 |
| 二、出游的女仙图像 |
| 三、朝元的女仙图像 |
| 四、送子观音图像 |
| 五、天女图像 |
| 六、女供养人图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宋代女性图像的品评准则 |
| 第一节 品评准则的根源追溯 |
| 一、形神论、心性论、气论阐释 |
| 二、人物品评社会风潮 |
| 三、形神论、心性论、气论与人物品评理论 |
| 四、传神论的先声 |
| 五、顾恺之传神论 |
| 六、谢赫六法论 |
| 第二节 品评准则在艺术史中的发展 |
| 一、后世艺术史籍对六法论的发挥与丰富 |
| 二、六法论的具体运用与品评等级 |
| 三、神品、妙品、能品、逸品的艺术特征 |
| 四、中国古代艺术六大样式及其品级 |
| 第三节 列为神品的女性图像 |
| 一、李公麟(神品上) |
| 二、王霭(神品中) |
| 三、杨日言(神品中) |
| 四、高益(神品下) |
| 五、武宗元(神品下) |
| 六、李唐(神品下) |
| 七、萧照(神品下) |
| 第四节 列为妙品的女性图像 |
| 一、苏汉臣(妙品上) |
| 二、王诜(妙品上) |
| 三、马和之(妙品上) |
| 四、赵伯驹(妙品中) |
| 五、陈居中(妙品中) |
| 六、刘松年(妙品中) |
| 七、张敦礼(妙品中) |
| 八、刘宗古(妙品下) |
| 第五节 列为能品的女性图像 |
| 一、牟益(能品上) |
| 二、高文进(能品中) |
| 三、李嵩(能品中) |
| 四、王居正(能品下) |
| 第六节 列为逸品的女性图像 |
| 一、贾师古(逸品) |
| 二、梁楷(逸品) |
| 三、法常(逸品) |
| 第七节 佚名的女性图像品级 |
| 一、佚名神品的女性图像 |
| 二、佚名妙品的女性图像 |
| 三、佚名能品的女性图像 |
| 四、佚名逸品的女性图像 |
| 表一:中国古代文献史籍中的品评等级汇集 |
| 表二:宋代女性图像(及含有女性图像)品评汇集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5）《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选题界定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界定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季刊》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季刊》的创办及运营 |
| 第二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历任主编及其指导下的特刊 |
| 第三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作者队伍 |
| 第四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研究概况及主题梳理 |
| 第二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挑战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流变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干部队伍建设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
| 一、从“橡皮图章”到“钢铁图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
| 二、从指定到民选: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 |
| 三、从人治到法治: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预判 |
| 一、“消极悲观论” |
| 二、“民主转型论” |
| 三、“柔韧有余论” |
| 第三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
| 一、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析 |
| 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 三、农业改革与农村巨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 |
|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
| 二、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情况 |
| 三、对中国“入世”的观察和评价 |
| 第三节 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性评价 |
| 一、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究 |
| 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三、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及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 一、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力量 |
| 二、宏观结构论争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三、微观多元化视角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抗争 |
| 一、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
| 二、社会抗争的动力源泉和政治机遇 |
| 三、社会抗争的行动主体和动员策略 |
| 四、社会抗争的影响以及国家的应对之策 |
| 第三节 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 |
| 一、环境污染与治理 |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变革 |
| 三、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
| 结语 |
| 一、《中国季刊》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四十年的研究变迁 |
| (一)《中国季刊》不同时期关注重点的变化 |
| (二)《中国季刊》中“中国形象”的变迁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及启示 |
| (一)《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6）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 一、苗族文化的概念界定 |
| 二、生态贫困的概念界定 |
| 三、生态扶贫的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 |
| 二、文化与贫困的研究 |
| 三、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的研究 |
| 四、民族文化与生态扶贫的研究 |
| 第二章 子腊村概况 |
| 第一节 选点理由 |
| 第二节 子腊村的生态、生产与生计 |
| 一、子腊村的生态 |
| 二、子腊村的生产 |
| 三、子腊村的生计 |
| 第三节 子腊村的民族与文化 |
| 一、子腊村的民族 |
| 二、子腊村的文化 |
| 第四节 子腊村的“贡米” |
| 一、“子腊贡米”的含义 |
| 二、“子腊贡米”的发现 |
| 三、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
| 第三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 |
| 第一节 “子腊贡米”系统嵌合关键环节的衰落 |
| 第二节 传统文化价值兑现受阻推动偏离 |
| 第三节 外来不契合文化的偏离影响 |
| 第四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 |
| 第一节 无法成钢的废铁与自然灾害的频发 |
| 第二节 工业文化的冲击与生态污染的加剧 |
| 第三节 苗族织绣的衰落与生物多样性的弱化 |
| 第四节 苗族歌舞边缘化与相关文化传承隐忧 |
| 第五章 国家权力的误伤与民族文化的无序 |
| 第一节 国家粮食政策变迁与贡米文化混乱 |
| 第二节 国家林业政策实行与传统林、猎文化衰败 |
| 第三节 过往扶贫政策的遗憾与传统文化的错位 |
| 第四节 国家权力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六章 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 |
| 第一节 市场需求锐减与传统文化产品裁汰 |
| 第二节 经济观念影响与传统教育观念改变 |
| 第三节 市场资本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四节 民间力量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七章 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子腊贡米”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贡米”系统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 二、复兴“子腊贡米”系统促进生态扶贫的对策 |
| 第二节 苗族织绣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织绣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 二、苗族织绣助推生态扶贫潜力的挖掘 |
| 第三节 苗族歌舞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歌舞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 二、开发苗族歌舞产业推进生态扶贫的思路 |
| 第四节 苗族宗教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宗教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 二、苗族宗教参与生态扶贫的思路 |
| 第五节 生态扶贫的文化资本 |
| 一、文化资本与生态扶贫 |
| 二、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原则 |
| 三、生态扶贫中文化资本的运用和转化 |
| 第八章 生态扶贫中的文化博弈 |
| 第一节 生态扶贫中的国家权力机构 |
| 一、各级国家权力机构的角色定位、权力及职能 |
| 二、国家权力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借助国家权力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第二节 生态扶贫中的市场资本 |
| 一、市场资本博弈的立场分析 |
| 二、市场资本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苗族文化借助市场资本参与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第三节 生态扶贫中的民间力量 |
| 一、民间力量博弈的立场分析 |
| 二、民间力量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苗族文化借助民间力量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花垣县森林年末实有面积表 |
（7）中国古代农家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四、研究的重点和结构 |
| 五、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农家的概念与源流 |
| 第一节 农家及其特征 |
| 一、农家的概念 |
| 二、农家与农家学派 |
| 三、秦以后农家与先秦农家的传承关系 |
| 四、农家与农书的关系 |
| 第二节 先秦农家的产生与发展 |
| 一、先秦农家产生的背景 |
| 二、先秦农家的产生 |
| 三、先秦农家的发展 |
| 第三节 秦以后农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 一、两汉农家代表人物及农家的发展特征 |
| 二、魏晋至唐末的农家代表人物及农家的发展特征 |
| 三、宋元农家代表人物及农家发展的特征 |
| 四、明清农家代表人物及农家发展的特征 |
| 第二章 农家着作的撰写与流传 |
| 第一节 农家所着农书的数量和种类 |
| 一、农家所着农书的数量 |
| 二、农家所着农书的种类 |
| 第二节 农家撰着农书的动机 |
| 一、资政重本 |
| 二、总结农业生产技术 |
| 三、指导农业生产和生活 |
| 第三节 农家撰着农书的资料来源 |
| 一、历史文献的积累 |
| 二、农业实践经验 |
| 三、调查采访 |
| 第四节 农家着作内容结构的嬗变 |
| 一、先秦农家着作的内容结构及其特色 |
| 二、两汉农家着作的内容结构及其特色 |
| 三、魏晋至唐末农家着作的内容结构及其特色 |
| 四、宋元农家着作的内容结构及其特色 |
| 五、明清农家着作的内容结构及其特色 |
| 第五节 农家着作的刊印与流传 |
| 一、农家着作在国内的刊印和流传 |
| 二、农家着作在国外的流传 |
| 三、农家着作在近代的整理与出版 |
| 第三章 农家文化中的农学思想 |
| 第一节 农业"三才"思想 |
| 一、"三才"理论的确立 |
| 二、"三才"理论的逐步发展 |
| 三、"三才"理论发展的新阶段 |
| 第二节 古代农家对农时的认识 |
| 一、农家指时方式的特色 |
| 二、农家的农时内涵 |
| 三、农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 |
| 第三节 用养结合思想 |
| 一、用养结合思想的发展过程 |
| 二、养地的主要手段 |
| 第四节 农家的"三宜"思想 |
| 一、唐代以前的"三宜"思想 |
| 二、宋元时期的"三宜"思想 |
| 三、明清时期的"三宜"思想 |
| 第四章 古代农家的农业技术贡献 |
| 第一节 总结土地利用和土壤耕作技术 |
| 一、土地利用 |
| 二、北方土壤耕作技术 |
| 三、南方土壤耕作技术 |
| 第二节 传承粮食作物种植技术 |
| 一、品种选育 |
| 二、播种及育苗移栽 |
| 三、中耕除草技术 |
| 第三节 总结林业、园艺经验 |
| 一、林业 |
| 二、蔬菜种植 |
| 三、果树、茶树及其它园艺 |
| 第四节 探讨蚕桑、畜牧兽医知识 |
| 一、栽桑知识 |
| 二、养蚕知识 |
| 三、畜牧兽医知识 |
| 第五节 总结农产品加工技术 |
| 一、主食加工 |
| 二、副食加工 |
| 三、酿造 |
| 第六节 对农具的改进和记载 |
| 一、整地农具 |
| 二、播种和中耕农具 |
| 三、灌溉农具 |
| 四、收获和加工农具 |
| 第五章 农家文化中的农业经营管理思想 |
| 第一节 重农思想 |
| 一、农业是衣食之本、财富之源 |
| 二、农业关系国家兴衰和社会稳定 |
| 三、农业影响社会道德风尚 |
| 第二节 农家的农业宏观管理思想 |
| 一、国家的农业管理 |
| 二、地方官员或政府的农业管理 |
| 第三节 农家的农业家庭经营管理思想 |
| 一、集约化多种经营思想 |
| 二、农事安排和劳动力管理 |
| 三、对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追求 |
| 四、家庭经济的成本核算 |
| 第六章 古代农家的防灾备荒措施及思想 |
| 第一节 农家对灾荒的认识 |
| 一、农业灾害成因及形成过程 |
| 二、农业灾荒的类型 |
| 三、农业灾害的影响 |
| 第二节 农家的水利防灾措施 |
| 一、建设水利工程 |
| 二、灌溉排涝 |
| 三、运用提水农具 |
| 第三节 农家的抗灾技术 |
| 一、水旱灾害的抗御 |
| 二、生物灾害的防治 |
| 三、低温及风灾的防范 |
| 第四节 农家的备荒思想及措施 |
| 一、多种经营备荒 |
| 二、储备节用固本 |
| 三、搜集食物替代品充饥 |
| 第七章 农家文化中的民生关怀 |
| 第一节 农家民生关怀产生的动因 |
| 一、自然环境变迁对民生的影响 |
| 二、恶劣的社会环境对民生的危害 |
| 三、农家学者对民生艰难的切实体验 |
| 四、儒学知识背景的影响 |
| 第二节 古代农家对民生的关注 |
| 一、对百姓生命的关注 |
| 二、对百姓负担的的慨叹 |
| 三、对百姓苦累的悲悯 |
| 第三节 农家改善民生的措施 |
| 一、解决百姓生产和生活难题 |
| 二、维护百姓权益 |
| 三、保障百姓生活安定 |
| 第四节 农家民生思想评析 |
| 一、古今人民和学者对农家民生关注的评价 |
| 二、农家民生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三、农家民生关注的焦点 |
| 第八章 农家的历史地位和农家文化的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农家在诸子百家中的地位 |
| 一、古代学者视野中的农家 |
| 二、现代学者视野中的农家 |
| 三、对农家的再思考 |
| 第二节 农家的技术精华对现代农业的启示 |
| 一、用养结合技术对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启示 |
| 二、立体循环经营对生态农业的启示 |
| 三、技术精华对有机农业的贡献 |
| 第三节 农家思想精华的现实意义 |
| 一、农家农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
| 二、农家经营思想的借鉴意义 |
| 三、农家重农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第四节 继承和弘扬古代农家的学风 |
| 一、继承农家的治学目的和态度 |
| 二、借鉴农家的治学方法 |
| 三、发扬农家民生关怀的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研究（1978—201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结论与思考 |
| 1.3 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4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及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农业 |
| 1.4.2 农业家庭经营 |
| 1.4.3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改造与农业经营的理论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小生产方式改造的论述 |
| 2.1.2 考茨基关于农业改造、农业生产与家庭经济密切关联问题的论述 |
| 2.1.3 列宁关于俄国化的小农改造以及农业经营的论述 |
| 2.2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两个层面 |
| 2.2.1 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集体化合作化论述层面 |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农业集体化合作化理论的自主创新层面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历史发展 |
| 3.1 艰辛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业家庭经营 |
| 3.1.1 土地改革运动下农业家庭经营的保留 |
| 3.1.2 农业合作化时期农业家庭经营的落寂 |
| 3.1.3 人民公社化时期农业家庭经营的撤销 |
| 3.2 改革创举:以农业生产责任制为特征的农业家庭经营的重新确立 |
| 3.2.1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业家庭经营奠定体制性起点 |
| 3.2.2 以农业家庭经营替代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式的经营 |
| 3.2.3 中央“一号文件”促进农业家庭经营的活力释放 |
| 3.3 市场衔接:农业家庭经营的转型升级 |
| 3.3.1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农业家庭经营提出新课题 |
| 3.3.2 农户经营主体与市场需求主体相衔接是农业家庭经营的新方向 |
| 3.4 三农导向: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新目标 |
| 3.4.1 农民减负增收成为农业家庭经营需要突破的难题 |
| 3.4.2 取消农业税后农业家庭经营的新变革 |
| 3.4.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坚持和创新农业家庭经营方式 |
| 3.4.4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丰富农业家庭经营的新内涵 |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理论内核 |
| 4.1 坚持党的核心领导与农民群众首创相结合 |
| 4.1.1 党的核心领导为农业家庭经营提供组织基础 |
| 4.1.2 农民群众首创为农业家庭经营提供实践路径 |
| 4.2 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
| 4.2.1 农业家庭经营是生产关系层面的变革与创新 |
| 4.2.2 农业家庭经营促进农业生产力解放与发展 |
| 4.3 赋予农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两项权利 |
| 4.3.1 农业家庭经营激活农民的农业生产自主权 |
| 4.3.2 农业家庭经营盘活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
| 4.4 注重党和政府、农民与市场三个方面的积极性 |
| 4.4.1 农业家庭经营注重党和政府主导性作用的体现 |
| 4.4.2 农业家庭经营注重农民主体性活力的释放 |
| 4.4.3 农业家庭经营注重市场导向性作用的发挥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基本内涵 |
| 5.1 内涵一: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 |
| 5.1.1 稳定集体所有权是农业家庭经营的根本 |
| 5.1.2 落实承包权是农业家庭经营的基础 |
| 5.1.3 激活经营权是农业家庭经营的保障 |
| 5.2 内涵二:自我管理、自愿劳动与自主经营“三重职责” |
| 5.2.1 自我管理增强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的责任感 |
| 5.2.2 自愿劳动调动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的积极性 |
| 5.2.3 自主经营提高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的决策力 |
| 5.3 内涵三:政治作用、社会作用与经济作用“三效合一” |
| 5.3.1 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作用 |
| 5.3.2 维护城乡稳定的社会作用 |
| 5.3.3 繁荣市场经济的经济作用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家庭经营的实践探索与思想创新特征 |
| 6.1 培育农业家庭经营多元化主体 |
| 6.1.1 规模适度农业家庭农场的新发展 |
| 6.1.2 多功能性庭院经济的新探索 |
| 6.2 增强农业家庭经营社会化服务 |
| 6.2.1 农业家庭经营纵向一体化生产性服务 |
| 6.2.2 农业家庭经营横向多元化经营性服务 |
| 6.3 完善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化体系 |
| 6.3.1 构建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化体系 |
| 6.3.2 健全农业有效供给的制度化体系 |
| 6.3.3 建立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化体系 |
| 6.4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创新特征 |
| 结束语:在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促进农业家庭经营思想新发展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9）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概念解释 |
| 四、研究重点、难点 |
| 五、内容安排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农民问题与董时进的“农缘” |
| 一、近代中国农民问题 |
| (一) 农民经济的落后 |
| (二) 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利益代言人角色之失缺 |
| (三) 农民生存社会环境的恶化 |
| 二、董时进的“农缘” |
| (一) 家乡:新旧交替之际的传统农业区 |
| (二) 家庭:善于经营农业的殷实人家 |
| (三) 个人机缘:农趣日增 |
| 第二章 北洋时期董时进的大农国理论 |
| 一、近代中国农学教育的兴起 |
| 二、“要使劳力用于报酬最厚的地方” |
| (一) “兴农”更迫切的时代舆论 |
| (二) “困农民即所以危国本” |
| (三) “董恽之争” |
| (四) 《食料与人口》 |
| 三、大农国理论 |
| (一) 与章士钊形似神异:被误解的后“甲寅派” |
| (二) 大农国理论 |
| 第三章 南京十年时期董时进对农民农业出路的探索 |
| 一、农村合作对于农民之重要 |
| (一) 提倡合作事业 |
| (二) 开设农村合作教学 |
| (三) 思想和实践的成果:《农村合作》 |
| (四) 对“自上而下”合作运动的意见 |
| 二、调查、研究与讨论 |
| (一) “农村朋友”协助下的大样本抽样调查 |
| (二) 学术着作:《中国农业经济学》 |
| (三) “旅行”、“居住”式考察中加深认识 |
| (四) 与吴景超关于“农业机械化”论争 |
| 三、农业学术与农业建设冶为一炉之实验:创办江西农业院 |
| (一) 江西农业院的创办 |
| (二) 《江西农讯》中的思想 |
| 第四章 农民与救国: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思想和实践 |
| 一、要解决平民生计问题,必须赶办平民教育 |
| 二、创办启发农民现代化的杂志 |
| (一) 《现代农民》杂志的创办 |
| (二) 如何利用刊物以及通过政府力量扩大销量 |
| 三、抗战救国中农民与国家的关系 |
| (一) 动员农民积极抗战 |
| (二) 反对政府抑制粮价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
| (三) 要求政府修订农民节 |
| (四) 屡次呼吁合作社不应该为外人包办 |
| (五)农民民治思想之启蒙 |
| 四、“现代农民”之榜样:董时进创办大新农场 |
| 五、极力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一) 运动设置农务部 |
| (二) 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六、进取主义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一) 新农业政策的依据 |
| (二) 新农业政策主要内容 |
| (三) 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第五章 农民与建国:组建中国农民党及坚定土地私有政策 |
| 一、中国农民党成立之前奏 |
| (一) 董时进等积极壮大农协会力量与政府之忽视 |
| (二) 《现代农民》读者之呼声:成立农民的政党 |
| 二、利用政治力量维护农民权益:董时进组建中国农民党 |
| (一) 加强农民政治力量的重要及加入中国农民党的手续 |
| (二) 农民党的政治活动及对政府的监督批评 |
| (三) 农业界知识分子与中国农民党的互动 |
| (四) 社会舆论下中国农民党的定位:农民职业的政党 |
| 三、董时进关于土地私有政策的思考 |
| (一) 地主是否应该一律盲目被打倒 |
| (二) 佃农的效率是否劣于自耕农 |
| (三) 二五减租是否能够促进生产事业 |
| (四) 农民的土地私有权是否应该得到尊重 |
| (五) 土地改革争议达到沸点状态下的不时髦之音 |
| 结论 |
| 一 国家现代化建设视野下董时进农民思想的历史价值 |
| 二 代言人角色之尴尬: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现实困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思路、本文结构及创新 |
| 第2章 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渊源 |
| 2.1 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 |
| 2.1.1 农村经济破产 |
| 2.1.2 国内政治变动 |
| 2.1.3 乡村教育衰落 |
| 2.1.4 民族危机加剧 |
| 2.2 农村复兴思潮的思想文化来源 |
| 2.2.1“以农立国”的农本思想 |
| 2.2.2 传统乡约制度 |
| 2.2.3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 |
| 2.2.4 西方实验主义教育哲学 |
| 第3章 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演变 |
| 3.1 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 |
| 3.1.1 从地方自治到村治思潮 |
| 3.1.2 从乡村教育危机到乡村教育思潮 |
| 3.2 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与高涨 |
| 3.2.1 从农村经济破产到农村复兴思潮 |
| 3.2.2 农村复兴思潮发展与高涨的表现 |
| 3.3 农村复兴思潮的转型 |
| 3.3.1 从乡村工作讨论会到乡村运动联合战线 |
| 3.3.2 从乡村建设实验区沦陷到乡村救亡运动兴起 |
| 第4章 农村复兴思潮总体考察 |
| 4.1 农村复兴运动的基本观念 |
| 4.2 农村复兴思潮的主要内容 |
| 4.2.1 实行农村自治 |
| 4.2.2 改造农村教育 |
| 4.2.3 组织农村合作 |
| 4.2.4 实施农业推广 |
| 4.2.5 活跃农村金融 |
| 4.2.6 发展乡村工业 |
| 4.3 复兴农村的几种理论 |
| 第5章 农村复兴思潮个案分析 |
| 5.1 梁漱溟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1.1 建立乡村组织 |
| 5.1.2 知识分子与农民打成一片 |
| 5.1.3 推行教育与合作 |
| 5.1.4 由农业引发工业 |
| 5.1.5 建立理想的新社会 |
| 5.2 晏阳初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2.1 推行农村“四大教育” |
| 5.2.2 研究实验、训练人才、表证推广 |
| 5.2.3 实行政教合一 |
| 5.2.4 进行民族再造 |
| 5.3 高践四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3.1 实施民众教育 |
| 5.3.2 培养民众团体 |
| 5.3.3 挽救农村经济衰落 |
| 5.4 方显廷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4.1 分析农村复兴的诸多不利因素 |
| 5.4.2 发展乡村工业 |
| 5.4.3 建立农村合作组织 |
| 5.4.4 由政府推动，进行农村整个建设 |
| 5.4.5 追求农村之现代化 |
| 5.5 许仕廉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5.1 以整个社会为复兴农村工作对象 |
| 5.5.2 以地方自然经济区域为乡村建设最低单位 |
| 5.5.3 计划的、科学的方法 |
| 5.5.4 谋民族生存与发展、创作新民 |
| 第6章 报刊杂志中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1 《独立评论》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1.1 认识农村破产现状 |
| 6.1.2 剖析农村破产原因 |
| 6.1.3 设计农村复兴方案 |
| 6.2 《中国经济》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2.1 《中国经济》对中国农村破产的概括 |
| 6.2.2 《中国经济》对农村破产原因的分析 |
| 6.2.3 《中国经济》复兴农村的主张 |
| 6.3 《大公报》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3.1 向政府提出复兴农村建议 |
| 6.3.2 广发农村复兴言论 |
| 6.3.3 救济受灾农村 |
| 6.4 《东方杂志》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4.1 强调农村地位重要 |
| 6.4.2 传播农村复兴思潮 |
| 6.4.3 监督政府复兴农村行为 |
| 第7章 知识界关于农村复兴问题的论争 |
| 7.1 “无为”政治还是“有为”政治 |
| 7.1.1 论争缘起 |
| 7.1.2 论争内容 |
| 7.1.3 对两种救济农村观的评议 |
| 7.2 “从农业引发工业”还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
| 7.2.1 “从农业引发工业” |
| 7.2.2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
| 7.2.3 对“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反驳 |
| 7.2.4 对两种复兴农村观的评析 |
| 7.3 改良还是革命 |
| 7.3.1 要不要推翻帝国主义 |
| 7.3.2 要不要推翻封建主义 |
| 7.3.3 对论争的评议 |
| 第8章 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与影响 |
| 8.1 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 |
| 8.1.1 民族复兴的目标追求 |
| 8.1.2 现代性的价值取向 |
| 8.1.3 改良性的方法选择 |
| 8.2 农村复兴思潮的影响 |
| 8.2.1 有利于推动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 |
| 8.2.2 有助于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整合 |
| 8.2.3 对中国现代化进行有益的探索 |
| 8.2.4 为民族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四、探索中国农业文化的可贵尝试——读《中国农业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 [1]胡锦涛青年思想研究[D]. 侯燕. 扬州大学, 2019(06)
- [2]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D]. 王松.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3]《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J]. 黄淑美,伍慕仪. 农业考古, 2005(03)
- [4]宋代女性图像研究[D]. 时玲玲. 东南大学, 2019(01)
- [5]《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6]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D]. 陈茜. 吉首大学, 2018(02)
- [7]中国古代农家文化研究[D]. 熊帝兵. 南京农业大学, 2010(05)
- [8]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研究（1978—2017）[D]. 徐田.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9]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D]. 朱子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10]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D]. 刘峰. 湖南大学, 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