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县茶叶生产责任制几种情况的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黄宗培[1]（2020）在《桃源县茶产业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茶产业是常德市桃源县重点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是推动“三农”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但在茶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产品品质安全、标准化生产水平不高和经济效益不佳等问题,本文采用文献查询和实际调研的方法,对桃源县茶产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并采用波特“钻石模型”对桃源县茶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测算,研究不同因素的影响效应,为解决桃源县茶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高产业经济效益,促进产业升级发展提供参考。本文的研究结果如下:（1）桃源县茶产业发展概况:桃源县2019年茶叶年产量2.01万吨,从2010年以来,复合增长率为15.9%。全县茶园面积15万亩,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茶园有12万亩,其中,绿色茶园原料基地4万亩,生态茶园10万亩,有机茶园认证面积4000多亩。在生产标准化的要求下,桃源县茶产业的种植和生产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全县拥有“野茶王”、“大叶茶”和“桃源红茶”三个国家地理性保护标志,20多个注册商标,品牌名茶出口200多吨。（2）桃源县茶产业发展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部分中小微型企业种植标准化和生产标准化程度不高,农药化肥使用不符合规范,茶产品品质存在问题;二是融资困难、缺乏发展资金,体现在融资渠道少,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严重和政府管理制度不完善的方面;三是产品利润较低。桃源县茶企数量众多,但是名茶品牌排行过低,主要原因是分、散,产业不能凝结在一起,茶叶加工技术不完善;四是人才资源短缺,年龄和学历比例分布不合理;五是茶产品消费市场有待深入拓展。（3）通过实证分析,对影响桃源县茶产业提质增效影响因素与桃源县茶产业综合产值的灰色关联度进行计算,结果发现,在12个指标因素当中,运输业货运周转量、茶叶产量、加工业茶叶加工能力、生产总值、资金投入和国内消费量为第一梯度,关联系数≥0.9;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茶园面积、中国茶叶出口量和专业科技人员数量为第二梯度,关联系数在0.85～0.9之间;观光旅游收入和企业精制茶加工能力为第三梯度,关联系数<0.85。（4）关于加快桃源县茶产业升级发展,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加快标准化茶园的建设,提高茶产品质量,辐射发展;二是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促进茶旅文化建设;三是扩宽销售渠道,开发市场新需求,线上线下相结合,促进茶产业电商化;四是加大品牌宣传力度,提升品牌管理水平;五是加强茶产业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企业竞争力;六是拓宽融资渠道,改善融资环境,推进茶产业政策落实和项目建设。
王飞[2]（2020）在《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对清代张家口经贸发展与商帮情况进行了研究,具体描述了张家口的历史沿革,清代张家口商业、张家口手工业、张家口交通运输业、张家口金融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清代张家口商人主体的构成情况。最早张家口是北部边塞一座因军事目的而修建的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北部“转口贸易”的中心城市,着名的“张库商道”的起点城市。张家口的名称始于明代,在明宣德四年（1429年）,指挥张文始筑城堡,名张家堡（下堡）。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增筑关厢。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兵部尚书余子俊筑边墙,即外长城,大境门为要隘。明嘉庆八年（1529年）,守备张珍开筑下堡小北门,俗称张家口。内地出口俄罗斯和蒙古的货物,俄罗斯和蒙古进口的货物,都是先运到张家口集中,然后再发往各地。为了管理商务以及处理民族事务,清政府在上下二堡设置了很多衙署机构。张家口的对蒙贸易、对俄贸易的商品种类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由俄、蒙输入张家口的商品以毛皮、纺织品、牲畜、土碱为大宗。由俄国输入商品种类繁多,其中输入毛皮数量最多。熊皮、狼皮、海獭皮、狐皮是较为贵重的毛皮。数量居第二位的商品是纺织品。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各类贸易货物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毛皮类产品。从1820年开始,毛皮类产品所占的份额才开始下降,纺织品所占比例逐渐增多。由旅蒙山西商人在牧区市场收购并贩运内地的牲畜是蒙古输入内地的大宗商品。每年由蒙古经张家口运往内地的马、牛、羊数量达数百万头。土碱也是从蒙区输入的大宗商品,张家口碱商在察哈尔正蓝旗和镶白旗的牧地收购土碱,运回张家口进行再加工,清除杂质,制成碱砖,运销京、津,再转售各地。经张家口流转输出的主要是对俄贸易货物,货物的种类主要是:棉织品、丝绸、茶叶等。最初,中国向俄国出口的主要是棉织品和丝绸商品。从1802年开始,棉织品输出比例不断下降,茶叶输出比例不断增加。茶叶输出额最终超过棉布、丝绸输出额,占据中俄商品贸易的主体。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主要包括皮毛业、制碱业、制革业、蒙靴业等几个行业。明清时期,张家口是全国有名的皮毛集散地,仅经营毛皮的商号就有几千家。大境门外的西沟街,是繁华的皮毛交易市场,街道两旁商号林立。张家口皮毛加工系统主要向纵横两方面延伸、扩展。横向是各种毛制品和皮制品的生产,纵向是从皮子鞣制到下脚料综合利用。张家口的制碱业属于民办官商性质,须经官府授权,才允许民间经营。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碱逐渐充斥国内市场,张家口口碱业便开始走下坡路。张家口的制革业主要分为三类:白皮行、黑皮行和皮鞍业。白皮行以生产各种皮条和车马挽具为主,张家口的皮条铺主要集中在边路街。北起玉带桥南至深沟口。车马店和骆驼店都在西沙河、三合店巷、元台子、长胜街、福兴里一带。张家口黑皮行的数量比较多,产品主要是:黑熟底皮、白熟底皮等,主要集中在元台子、沙院、通兴巷、福兴里、宋家大院、隆昌巷一带开设手工作坊。张家口的皮鞍业,以生产皮马鞍为主。所生产的皮鞍通过旅蒙商运销到蒙古牧区以及内地官衙骑兵和商贾各界,供马鞍上装配使用。蒙民需要蒙靴数量比较多,在清代时张家口的蒙靴生产达到兴盛。靴铺机构,有的是自财独资经营,有的是合资合伙经营。大境门内外的几十户大旅蒙商京外馆,在外蒙地区都有座庄外号,每年运往库伦的蒙靴约有二十多万双。张家口的交通运输起源比较早,商周时期商王朝经常出兵征伐鬼方,这就说明当时坝上张北至商王朝都邑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就有了道路。清代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了全国的道路网。康熙帝曾选派台官治理驿务,并从张家口至库伦间整修了驿道,沿途设立了台站。张家口地区在清代的邮驿,基本上可分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宣化府范围所属驿站和暖铺,归属于直隶省。另一大部分是口北三厅,除张家口和独石口各有一个汉驿外,都是通往蒙古的军用台站。张库商道是指张家口到蒙古高原库伦城（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路线,这一贸易路线还延伸到俄国的边境城市恰克图,是我国北方连接蒙、俄的一条国际商品运输线。恰克图的开埠,商业互市的发展,使张库商道继续向北延伸,这条国际运输线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逐步繁盛起来。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中俄商品运销经海参崴转口,这对张库商道运输是致命的打击。随着外蒙的独立,张库大道路断人稀,商品运销趋于绝迹。张家口的金融业主要包括典当业、账局、票号、钱庄、银行业等。典当是一种以互利为目的的金融活动,这种活动俱有一定的商业属性,其根本功能在于以这种临时融资形式调剂资金的缓急余缺。到了清代,典当业的发展势头是空前的,典当服务于商品流通,典商的繁荣,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账局,是雍乾之际在北京、张家口等北方商业城市产生的以存放款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账局的主要业务对象是私营商业。从清雍正、乾隆之际到咸丰年间,是账局发生及不断发展的时期,从咸丰末年到民国初年,是账局由鼎盛到衰败的时期。票号是19世纪20年代初期产生的一种金融机构,它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票号从道光年间兴起,同治年间,票号发展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到光绪年间,票号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张家口的钱庄前身是钱铺,钱铺是我国实行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的产物。钱庄开始大部为商号兼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为专营性质。钱庄本身靠信用吸收存款,再向具有信用的商号发放贷款。张家口历史上设立最早的一家国家银行是大清户部银行张家口分行。清末民初张家口当地银行机构大小合计有二十二个。主要的银行机构有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交通银行张家口分行、边业银行张家口分行和察哈尔兴业银行四家。这些银行都经办汇兑、存款、贷款业务。张家口外国银行方面主要有华俄道胜银行、远东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等。张家口的商人群体主要有晋商、京帮、口商。张家口的晋商是商人的主体,晋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盐业、粮食、棉布、棉花、丝绸、茶叶等。张家口的晋商使当地人有了商品经济的观念,他们重信誉,以诚信取胜,晋商经商有道使得张家口人学到了经营之道。张家口的京帮主要是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商帮。张家口京帮从事的贸易主要是自北京、张家口输往蒙古牧区砖茶、面粉、丝绸、布匹等商品,自蒙古牧区输往张家口、北京地区羊毛、驼毛、羊皮、狼皮等商品。张家口的口商主要是指张家口本地的阳原、蔚县、怀安人组成的本地商帮。张家口晋商所组成的商业行社或把持的商业行社在清后期成为张家口工商业行社的主要力量。从清嘉庆至民国时期张家口商业行社多数是商贸业、手工业的组织,也有地方乡谊性质的组织。总之,在清代张家口是我国北部边境重要的贸易城市。张家口最初只是因军事目的修建的一座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北方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张家口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对蒙贸易、对俄贸易。张家口最初的道路也是因战争而修建,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张家口、库伦等地修建了几条官方驿道。随着贸易的发展,张家口地区的商道逐渐发展完善。张家口商贸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张家口金融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金融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其商业和外贸的发展。这种良性的互动效应使得明清时期张家口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功能不断丰富。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的产生就是因为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对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在北部边境城市中是比较发达的。张家口的商人主体主要是晋商、京帮和口商,其中以晋商居多,并且晋商主要从事贸易和票号的经营。这其中有地缘文化上影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晋商具有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传统,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经营上讲究经营谋略,这使其能够在商业竞争中不断壮大自己,进而占据张家口商人群体的主体地位。
施静春[3]（2019）在《社会治理视域下村规民约的作用与合规性调适研究 ——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文中提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国民总人数的绝大部分是农业人口。社会治理中乡村治理是基础和重要环节。中国的乡村治理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源于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一直是乡村治理的基本规范,也是中国传统道德在农村的基本表现形式。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矛盾呈现新的特点,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乡村治理的理念、方式、内容等需要不断完善,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的历史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法律规范与村规民约之间的对冲关系逐渐显现了出来,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知识运用于这一对冲关系是本文写作的立足点。村规民约主要源于农业社会对伦理关系的调整,是以村社整体利益为目标的社会治理手段,是一种自然契约,它以群体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以义务性惩罚性规范为基本特征,规范着村民的日常行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村规民约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现代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以界定个人权利义务为基础,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规范性约束,是实现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是社会现代化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两者在社会基础、经济基础、价值理念、产生程序、执行方式、执行效果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两者在中国广大农村,特别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相辅相成,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将传统与现代自然衔接,以法律体系为内容和以村规民约为内容相结合的法德共治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体系的突出特征。研究村规民约的合规范性调适,在从道德上升为法律的历史脉络中,分析村规民约与法律的冲突,研究村规民约与法律调适的方法、路径及目标,有利于促进法治与德治共生共治,共同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依法治国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协调统一,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论文选择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田野调查研究的案例,主要基于西双版纳集边疆、多民族、山区于一身,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化发展并存,农耕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交织,村寨的相对封闭与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各具特色等多种特点。以该地区行政村、村民小组为对象,通过座谈会、入户访谈、电话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分别对傣、哈尼、瑶、拉祜、基诺、布朗等少数民族村寨村规民约的制定程序、内容及实施情况实地调研,结合傣族、基诺族的历史文化,分析村规民约的社会治理功能,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冲突表现及根源,提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必须从实际出发,发挥村规民约明村情、识村貌、解民忧的功能,利用村规民约弥补法律的空白,把村规民约的柔性与法律的刚性相结合,以法律规范指导村规民约,引导村规民约发展的方向,探讨民族地区村规民约与法律调适的有效路径,将村规民约进行合规范性调适,促进基层矛盾纠纷的及时化解,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境安宁,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本文除导论和结论部分,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治理与治理现代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说明国家治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对治理的概念、时代价值与意义等做了阐述,进一步阐明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难点,对乡村治理中的理论及实践问题做了简要分析,引出乡村治理的主要方式是村规民约,该部分是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村规民约概述。主要从本体论的角度对村规民约的形成过程、存在条件、功能作用进行一般考察,界定本文讨论的核心概念。村规民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基础,产生于村民的自然生活中,根据行政村、村民小组现实的生活环境,本着村民自愿的原则,由村民共同制定并遵守的契约规范。村规民约具有得天独厚的社会整合力,体现着乡土文化与现代性的融合。村规民约的形成受制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以村民自治作为基础。发挥了政治参与功能、司法辅助功能和基层管理功能。村规民约在基层的治理作用不应当受到忽视,其在维护乡村秩序,净化风气,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本质上,乡村民约与法律之间是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第三部分,以西双版纳村规民约为样本,探讨村规民约的形成过程。西双版纳具有多民族、多宗教、地处边疆、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经济较落后等特点。习惯法长期对各民族的日常生产生活、行为规范、道德教化、风俗习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为村规民约的形成提供了特殊的生存土壤。随着经济发展,征地拆迁,山林土地纠纷,违法犯罪等问题在西双版纳逐渐凸显出来,而落后的经济基础和薄弱的基层治理力量难以应对边境管理的复杂态势,因此发端于村民自治的乡规民约具有了用武之地。目前,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市两县32个乡镇（街道办）的222个村（居）委会、2212个自然村98%都有了自己的村规民约。这些村规民约在维护农业经济,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化解农村矛盾,预防犯罪,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法律规范相辅相成,共同发挥着社会治理的作用。第四部分,从分析论的角度介绍了西双版纳村规民约与法律的冲突,揭示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实证考察,指出西双版纳村规民约存在与宪法、刑法、行政法、民法相冲突的规定,这些冲突性的规定得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替代法律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村民的合法权益并干扰了基层组织的法治化进程。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当地薄弱的经济基础形成落后的社会管理机制,而监管上的不力和基层自治组织的不当管理使得村规民约与法律的对立关系受到激化。第五部分,从对策论的角度分析了西双版纳村规民约与法律的调适。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其中蕴含的价值取向是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的实现重心在人民群众对于司法案件的感受,这就意味着法治的实现也必须建立在基层治理的基础之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治和德治的理念需要在基层治理中相互融合,村规民约的基层治理手段需要通过规范化调适来适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本着这一理论基础,村规民约的调适需要做到形式理性与实质规范性的双重调适,以实现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实用性、通俗性、动态性与参与性。具体而言,应当规范村规民约的制定程序,建立制度运行的监督机制并畅通村民获得申诉与救济的渠道,以基层党员干部作为村规民约制定与执行的主体,通过村规民约引导人民、启发人民,教育人民。论文的几个主要观点:一是村规民约是自然契约,是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行为规范,具有更多的道德元素。其出发点是从群体的整体利益来设立,忽视个体的利益诉求,并缺少对个体权利的尊重与维护;法律是法治契约,是以界定并尊重保护个人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实现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福利的最大化。二是两种不同的契约精神产生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村规民约产生于农业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宗亲关系;法律是随着社会交往社会分工不断扩大,特别是在产生利益冲突和对立的阶级社会,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两者的制定程序、适用范围、执行手段、社会影响不同,既有矛盾与冲突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能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三是在正视村规民约与法律存在冲突与矛盾的基础上,对村规民约进行合规范性调适,使其符合依法治理、法治社会的要求,在乡村基层治理中以法律为指导,发挥村规民约灵活性、丰富性和针对性强的作用,用村规民约的柔性弥补法律的刚性,两者互相协调、共生共治,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重要的作用是论文探讨的主要问题。四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如何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以法律体系为内容和以村规民约为内容相结合的法德共治局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促进边疆和谐、繁荣、稳定,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也是论文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
陈乐[4]（2019）在《大别山地区居民对旅游精准扶贫的满意度研究 ——以英山县为例》文中指出为了能够取得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所有行业都开始寻找各种各样的脱贫方式,争取能够打赢这场战争。和其他形式相比,旅游业具有独有的市场优势,相对较好的地域性、创新性以及可持续性,这使得我国旅游业已经成为了扶贫工程中相对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旅游行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旅游精准扶贫已经成为促进当地经济的助力剂。为保证旅游行业能够得到长期发展,在研究如何能够保证旅游者满意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旅游行业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因为当地居民是扶持的最直接感受者,他们的满意程度也将是衡量扶贫事业是否稳健发展的重要指标。基于此,本研究以湖北省大别山地区的英山县居民作为研究点,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来构建居民满意度理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变量包括有经济效应、经济成本、社会文化效应、社会文化成本、环境效应、环境成本等,其中所使用的样本为湖北省大别山地区的英山县建档立卡户的居民问卷数据,以及其他各行业代表的问卷数据。根据这些样本的研究结果来分析在该地区建立旅游业是否能够得到居民的认可,并对其满意维度进行实证论证分析。最后,根据实证研究得到的结果并围绕“利益分配、扶贫保障以及绿色理念”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希望可以通过这些研究结果来促进当地居民的参与程度,提高当地居民获益感知,确保当地经济协调发展,充分保证共享发展模式以及理念的实现。
潘海莉[5]（2019）在《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研究 ——以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为例》文中认为本研究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的沙毕纳尔为主要考察对象,以该乡的呼吉尔特村、库热村、巴合勒克村（多勒肯村）为田野调查点。从民族学的视角出发,以文化变迁、社会记忆和族群认同等相关理论为依据,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将他们的历史迁徙轨迹进行详细的梳理,力图清晰的还原其历史过程。重点考察这一群体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变迁过程,尝试分析其发生变迁的轨迹、原因等,最终完成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民族志的写作。希望本研究能为其他与之类似的群体,在研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提供参考。地处伊犁腹地的特克斯县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境内,保存了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生活、艺术、生计方式、藏传佛教、民间信仰等内容的文化形态。本研究首先厘清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历史源流及发展过程,力图呈现其详细的发展轨迹。在其历史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文献资料最大程度的还原其各历史节点的文化镜像。最终,本研究通过对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过程进行分析和思考。文化变迁作为一种绝对存在的文化状态,是文化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动态过程。独特的文化无疑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依据,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与周围的民族或其他外来文化接触,出现文化涵化现象。在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四苏木沙毕纳尔的传统文化发生一定的变化,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变革,人们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对文化进行传承或改变。本研究的价值在于:一、在笔者之前学术界尚无人对此群体进行综合性研究,因此本研究有助于学者了解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这一群体;二、纵观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面临着如何在现代化浪潮中生存,并与其他民族在文化互动过程中保存自我,达到共同繁荣的问题。本研究中展现出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在现代化转换中面临的挑战,传统民族文化如何应对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可以启发我们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民族文化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一条生存之路。
许汉泽[6]（2018）在《行政主导型扶贫治理研究 ——以武陵山区茶乡精准扶贫实践为例》文中认为不同于西方反贫困战略之中认为市场导向的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最主的方法,中国的扶贫实践之中首要强调的是国家行政力量的主导与政府的作用。“精准扶贫”正是在行政力量主导之下自上而下发起的一项综合性的扶贫治理运动,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取得了瞩目的减贫效果。本文通过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A贫困县茶乡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详细考察,深入研究了这种国家行政主导型扶贫治理模式的运行机制与实践逻辑。通过对于中国农村扶贫治理进行长时段历史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通过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减贫阶段、农村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治理阶段、“开发式扶贫”与“保护式扶贫”共同作用的综合性扶贫治理阶段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下的脱贫攻坚阶段。历史的逻辑突出了以下两条主线:第一,国家开始利用市场对贫困个体进行激励,进而提高其收入水平,但是随着经济滴漏效应（trickle-down）的减弱,贫困人口不能够在市场之中获得收益;第二,在行政方面,扶贫领域被纳入到了正式化的行政体系,国家也开始集中统一资源配置,但是完全依靠行政科层体制扶贫资源并不能够有效传递到贫困人口身上,出现了扶贫瞄准困境。面对扶贫领域的市场与行政的双重失灵,这就需要国家主导的精准扶贫政策出现。首先,对于行政科层本身,行政主导型扶贫治理表现出的是科层化与逆科层化的双重逻辑。第一,政府内部上层将行政问题政治化,在压力型体制之下压力层层传导将扶贫工作上升成为地方政府的中心任务;第二,对于政府中层来讲,采用地方部门负责人挂帅“高位推进”来打破科层制内部“条块”的界限,设立临时性攻坚指挥部门,动员科层内部各种力量投入到脱贫攻坚之中;第三,对于非正式化化的下层村级组织则采用包村干部、驻村工作队以及“第一书记”等形式嵌入进去,并推动村级组织与村干部的向行政科层化转型。其次,行政主导型扶贫治理表现在行政对于市场发挥的整合作用。行政整合市场是行政工具化的表达,其手段主要包括:第一,各级政府在目标责任制度的要求之下,采用“行政包干”的方式从主导产业的选择、典型产业的打造以及市场主体的组织等各方面进行干预;第二,在脱贫的行政压力之下建立了“利益捆绑、责任连带”的利益联结机制与“打包”发展和示范带动机制,有效地保证了贫困人口在市场中的获益;第三,再具体的经营主体选择上,加强对资本“内生—内向”型企业/合作社的扶植力度,产业扶贫的扶贫济困功能得到凸显。最后,作为一种资源分配的精准扶贫政策到了乡土社会落地之后容易出现社会治理困境。行政主导型扶贫治理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困境主要体现在:第一,从宏观结构层面来讲,基层治理结构对于精准扶贫产生很大的影响,不合理、不稳定的基层治理消解了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行效果;第二,从微观角度来看,自上而下输入的扶贫资源进入到村庄社会之后面临着分配难题,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使农民上访行为增多,地方政府遭遇治理困境;第三,完全依靠农民自主参与的民主化的决策形式又会在乡土逻辑的影响之下出现失效的结果。所以在精准管理的过程之中需要加强国家的主导与干预,在有效应对以上困境的同时最终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皇甫睿[7]（2018）在《从传统到现代：生态扶贫语境下的生计变迁研究 ——以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凸显,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中国,近年来提出“生态扶贫”的扶贫方针与政策,受到世人的关注。“生态扶贫”概念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同时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若要正确理解“生态扶贫”的内涵,找到合适的“生态扶贫”路径,首先应该对此前的扶贫理论、指导思想、扶贫手段等进行全方位的梳理。此前中国的相关决策者、执行者和专家学者从扶贫理论的建构到扶贫路径、手段的选择与实施,都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同时也获得了一定成就。此前的相关研究,主要受西方发展经济学“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深远,该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应该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文化价值观等,完成“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并将这样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扶贫实践,进而衍生出“梯度理论”、“工业反哺农业”、“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等相关理论指导思想,辐射出农业的现代化、工业化发展模式,以及“企业公司+农户”的帮扶措施等。然而,面对的结果却是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仍然没有获得根本上的解决,反而还伴生了更多的社会问题。那么,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思想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生态扶贫”实践,则值得深入探讨与反思。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产生于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将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旨在拉拢、控制这些国家站在自己阵营,以在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对峙中获得有利地位,甚至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而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多民族融合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下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发展经济学应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显然都不合时宜。当下,中国的十四个连片贫困特区大部分位于少数民族地区,也基本处于传统的第一产业区,其生态系统和文化系统存在显着的差异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推行的扶贫开发必然是凭借汉文化对异文化区域所从事的开发活动,必然涉及跨民族、跨文化、跨区域的活动事项。从生态民族学的视角来看,不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与稳态延续,是各民族成员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在超长的历史时段内,为满足当事民族全体成员生存与繁衍的需求,凭借各民族文化在对当事民族的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产物。这样的民族共同体,即为斯图尔德所称的“文化生态”共同体。“文化生态”共同体是一个个相对独立完整的自为体系,必然表现为在自身特有信息系统的节制下,不断从外界获取物质与能量,而进行的有序、有节制的交换与重组。各民族的文化系统正是其自身特有的信息系统,是维系整个共同体自为体系自我运行的内生动力,也是“文化生态”共同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网状交织的粘合剂。这样的文化系统同时也会受到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制约与模塑,而不会肆意干预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因而,该文化系统中共同体成员的观念意识,一方面会受到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制约,另一方面则会引导共同体成员选择某种资源利用方式（经济样式）,从而使得共同体内部逐渐形成与之相适应和匹配的技术系统和组织系统。这样的“文化生态”共同体必然具有特定的地域性、特定的民族归属性、整体性、功能性和稳定性等特点。历史证明,“文化生态”共同体能够稳态延续上千年的基本前提是,以其特有文化为主导,推动共同体内部的有序运行,并维系其共同体基本结构的稳固。可见,这些地区的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绝对不是纯经济问题,也绝对不能凭借单一的经济手段或措施来加以解决。论文主要由七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针对当前扶贫工作中遗留的负面问题进行阐述,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国内外动态进行文献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生态扶贫”的全新理解和认识。第二至第五部分,将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作为研究对象,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共同体,以其几百年的生计变迁为切入口,分别从历史进程、生态背景和文化变迁的三个维度,深入分析该苗族村寨每一次生计变迁的内外部动因和时代背景,探明变迁前后两种生计方式之间的传承、变化关系,揭示生计变迁后相应社会制度框架下的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最终发现,当这个“文化生态”共同体当面临来自外部力量的冲击,其力度与方式没有触碰共同体的内部核心结构,共同体的文化系统则有自主能力随即做出相应的调整,在传统生计的基础上适当吸收、改造外来文化因子为其所用,这样并不会阻碍或扰乱共同体内部的自行运行,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也并不明显。而当外来因素对这些特定区域、特定人群所拥有文化系统的核心结构改变或破坏,传统生计自然遭到摒弃,那么共同体内部的自我运行则会受阻,表现为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显着。特别是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在中国形成的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发展思路,应用于农业发展和扶贫实践工作,会导致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陷入恶性循环之中。通过结合历时态和共时态的研究分析,一步步破除西方的发展主义神话,揭示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扶贫开发中的虚伪面具。第六部分针对前面的论述研究,对黄金村今后的扶贫发展路径提出建议。最后一部分得出结论,西方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生态扶贫”;中国的“生态扶贫”应该从国情出发,摆脱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束缚,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人类本身就置身于千差万别的文化系统和生态系统之中。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是要将各民族文化化异为同,也不是求同存异,而是在承认并尊重各民族文化间存在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自擅长的方式和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来参与人类现实整体性、多元一体化的宏伟叙事。传统的并不都是糟粕,对贫困地区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吸收和保留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共同体成员所生息的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有序运行的基础上,去考虑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接轨,而不是为其寻找一个并不适合的“替代方案”。以此为鉴,旨在为当下的“生态扶贫”提供全新的思路与有效借鉴,促进“生态扶贫”终极目标的实现,以及推动现代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
赵梅[8]（2016）在《江西省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概念及理论在农业及农村领域的延伸,是整个社会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它的提出已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及学者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本文以中国革命老区江西莲花县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挖掘莲花县农业发展历程和农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重点分析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型模式与技术,对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定量评价,多方面、多角度地剖析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的优势和障碍因子,并提出了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和措施。具体来看:（1）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莲花县农业生产的发展几经曲折,经历了5个不同的发展时期:（1）传统农业主导期（1949年前）:莲花县土地为封建私有制,土地归个人所有。（2）农业发展转型期（1949-1977年）:建立了农村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提高了农民知识和技术水平、改进了农田耕作制度。（3）现代农业发展初期（1978-1991年）:恢复和扩大农村社队的自主权,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体副业和集市贸易,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4）现代农业发展中期（1992-2005年）:加大了政府政策支持,农业机械化进一步提高,农业逐步进行规划发展,农田耕作制度趋简,农业税费得到了改革。（5）现代农业发展新时期（2006-至今）:主要呈现出产业化经营规模壮大、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休闲现代农业快速兴起等特点。近年来,莲花县农业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农业产业化结构不断优化、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基础设施稳步推进、生态环境建设效果良好、农业科技培训力度加大、农业相关政策扶持不断完善等,同时以“莲花”为主题打造当地特色产业。（2）该县资源非常丰富,一直以来都是以种植粮食为主的农业大县。通过调查发现,莲花县已经形成了多种典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和技术,包括山地立体农业模式与技术、水体生态农业模式与技术、农-林-牧复合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生态高值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和生态休闲观光农业模式和技术等。（3）本研究同时基于农业生产、农业经济、资源环境、农业科技和农村社会等5个方面,结合莲花县山多、森林覆盖率高的特点,通过实地调研并咨询当地相关农业专家的意见,构建了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应用单项指标评价和综合加权评价模型对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研究。从可持续发展单项指标评价值及其权重看,影响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有农业劳动生产率、农用土地生产率、农业总产值、农产品升级程度、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贫困率和恩格尔系数。其中农业总产值、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发展较好,增长态势明显,是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主导因素;恩格尔系数虽有增长,但呈现波动性;农村贫困率是影响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主体因子。从单项指标的评价值看,农业总产值、林业产值、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民人均纯收入、资源承载能力和农业科技投资能力发展较好,增长态势明显。2010至2014年,它们分别增长了78.30%、55.08%、99.58%、100.94%、65.79%和74.14%。人均粮食产量、农业集约化程度、农业中间消耗生产率、农业机械总动力、教育文化投资率和恩格尔系数虽有一定的增长,但增长缓慢,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42%、5.48%、8.75%、7.48%、4.78%和6.09%,且人均粮食产量和农业机械化总动力还出现波动性;农用土地产出率和农村贫困率出现波动性下降,呈不可持续性。莲花县可持续发展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度都处于较好的状态,均处于不断增长态势。与十一五末年（2010年）相比,2014年,莲花县可持续发展水平为137.19%,年均增长率达8.22%;可持续发展能力为128.71%,年均增长率为6.51%;可持续发展度为131.75%,年均增长率为7.14%。可持续发展水平要高于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度后劲需进一步加强。（4）本研究探讨了莲花县的自然条件和农业发展现状,同运用SWOT分析法对其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宏微观环境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给出定量综合评价结果,为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结果为:（1）莲花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度适中、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生态环境良好,生物多样性丰富,植被覆盖率高,特别是全县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农业小气候资源丰富,适宜绿色山地蔬菜、各类特色水果、优质茶叶等多种作物生长;农业特色优势产业使得农产品的质量档次和市场竞争力明显提高;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农业生产模式、经营方式等取得创新性发展等都对莲花县农业持续发展起着强劲的拉动作用。（2）发展势头良好的莲产业;逐渐显现的区位优势;快速崛起的农业合作社;积极、宽松的农业发展政策环境等为莲花县农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3）劣势与挑战:基础设施薄弱;耕地资源稀缺并持续减少;农业生态环境压力大;农业灾害频发;劳动力数量不足,素质较低;人才匮乏,技术落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弱化;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小,带动能力差等因素对现代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负面影响大。综上所述,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能力、发展度都处于不断整长态势,这主要还要归功于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的优势条件,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阻碍发展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几点发展对策: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让透支的资源休养生息;拓展产业链条,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立足本地特色,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建立防灾减灾长效工作机制,加强防灾减灾技能教育普及;发展壮大龙头企业;培育农业产品品牌;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施富民工程,增强农民持续增收能力;加强农业科技服务,推进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立健全有关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等。
陈霞[9]（2015）在《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政府治理研究》文中指出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稀缺性资源,人类的一切生活和生存都离不开土地。农村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村经济发展赖以发展的基础条件。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出现了大面积的闲置土地。农村闲置土地必然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和新农村建设。在当前人口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解决农村闲置土地问题,不仅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政府实行土地管理的重要举措。近几年,作为“中国古典家具之都”的仙游,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红木、油画等相关产业迅速发展,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典型代表。同时,仙游县作为国家级农业示范区,其农村农业发展状况同样备受关注。日益严重的农村闲置土地问题,不仅阻碍了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本研究从政府治理的视角分析当前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问题,是基于政府治理与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良好的政府治理是有效解决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的主要途径。首先,通过对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政府治理的现状进行分析,旨在说明当前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现象的严重性,以及加强政府有效治理的必要性。其次,定性难、认责难、处罚难、农民利益受损等角度阐明了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政府治理的困境,并从市场经济因素、制度政策因素、政府管理因素和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其政府治理困境的成因。最后,从构建市场支持体制、政策支持体系、技术支持体系和服务支持体系等四个方面对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政府治理提出了对策和建议。通过资料整理、数据收集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政府治理困境及其成因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解决性措施建议。希望通过有效的政府治理切实解决当前农村闲置土地问题,确保充分利用好每一寸土地,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刘成林[10]（2012）在《昌宁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昌宁县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90%以上来自农业，70%以上来自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昌宁县要加快发展必须依靠农业，昌宁农业要发展必须依靠农业特色产业，找准制约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落实加快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各项措施，重点培育经济效益好、辐射带动广和农民群众比较接受的特色农业产业，进一步加快昌宁县加快昌宁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步伐，为实现农民收入倍增计划打下坚实的基础，最终才能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逐步缩小昌宁县和周边县区的差距。本文在深入涉农部门、乡镇、村组和农业龙头企业调查了解后，找出了昌宁县在发展特色农业产业过程中存在产业定位不够准确、规划布局不尽合理、种植面积难以稳定、政府引导与农民自愿不能有机结合、产业化组织化水平不高、扶持政策不够完善、基础设施仍然滞后等问题，同时，了解和掌握了昌宁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现状和发展优势。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昌宁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将面临极大的挑战，逐步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竞争中被淘汰。针对存在的问题，通过发放昌宁县主要农业产业种植效益调查表和主要农业产业发展情况、龙头企业发展情况、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情况、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农业产业投入情况调查问卷对昌宁县13个乡镇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情况作了全面的调查了解，在充分借鉴了国内外、省内外和县内外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中的一些典型经验和先进做法的基础上，对昌宁县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基地建设、标准化生产和利益联结机制等进行了系统分析，结合目前中央、省、市在加快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方面出台的一些优惠政策，为昌宁县进一步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提出了意见建议，主要包括合理优化产业布局、做强做大龙头企业、创新农业发展方式、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完善发展机制体制五个方面，针对意见建议阐述了一些具体的做法和工作措施，这些做法和措施符合昌宁县实际，并对和昌宁县有同等地理环境和自然优势的地方在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我县茶叶生产责任制几种情况的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县茶叶生产责任制几种情况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桃源县茶产业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的目的 |
| 1.1.3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国内外茶产业研究概况 |
| 2.1 国外茶产业发展概况 |
| 2.1.1 国外茶叶生产概况 |
| 2.1.2 国外茶产业标准研究 |
| 2.1.3 国外茶产业生产运营模式研究 |
| 2.2 国内茶产业发展概况 |
| 2.2.1 国内茶叶生产概况 |
| 2.2.2 我国茶产业生产经营模式研究 |
| 2.2.3 我国茶产业标准化研究 |
| 2.2.4 茶产业品牌建设研究 |
| 2.3 茶产业发展水平测算研究 |
| 第三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 农业产业化的定义及其特征 |
| 3.1.1 农业产业化的内涵 |
| 3.1.2 农业产业化的特征 |
| 3.2 相关理论基础及其研究进展 |
| 3.2.1 规模经营理论 |
| 3.2.2 产业链理论 |
| 3.2.3 波特的竞争理论 |
| 第四章 桃源县茶叶产业发展现状 |
| 4.1 桃源茶产业发展的基础 |
| 4.1.1 桃源县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基础 |
| 4.1.2 桃源县人口、经济及产业规模 |
| 4.2 桃源县茶叶产业发展概况 |
| 4.2.1 桃源县茶叶产业发展趋势 |
| 4.2.2 茶园基地建设与生产标准化概况 |
| 4.2.3 茶产业品牌建设现状 |
| 4.2.4 桃源县茶企发展现状 |
| 第五章 桃源县茶叶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1 茶产业生产标准化程度需提高 |
| 5.1.1 种植技术标准化问题 |
| 5.1.2 加工技术标准化问题 |
| 5.2 茶产业融资受阻 |
| 5.2.1 可选择的融资渠道少 |
| 5.2.2 茶产业资金外流现象严重 |
| 5.3 茶叶产品利润低 |
| 5.4 茶产业人才资源的问题 |
| 5.5 茶产业消费市场有待深入拓展 |
| 5.5.1 市场销售渠道单一 |
| 5.5.2 线上销售市场待开发 |
| 第六章 影响桃源县茶产业升级发展的关键因素分析 |
| 6.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
| 6.2 数据处理与测算 |
| 6.2.1 数据列表 |
| 6.2.2 计算步骤 |
| 6.2.3 实证过程 |
| 6.3 结果分析 |
| 第七章 桃源县茶叶产业发展对策与建议 |
| 7.1 加快标准化生态茶产业的建设发展 |
| 7.1.1 建立标准化生态茶园 |
| 7.1.2 提高茶产品安全质量 |
| 7.1.3 强化茶产业辐射发展 |
| 7.2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促进茶园文化旅游项目建设 |
| 7.2.1 完善交通建设 |
| 7.2.2 完善茶产业产业链的结构 |
| 7.2.3 加强茶园文化旅游建设 |
| 7.3 开发市场新需求,拓宽销售渠道 |
| 7.3.1 线上与线下市场结合发展 |
| 7.3.2 创新茶产业产业链的销售模式 |
| 7.4 加大品牌宣传力度,提升品牌管理水平 |
| 7.4.1 建立品牌识别系统 |
| 7.4.2 政府行使监管和保护 |
| 7.5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产业化发展水平 |
| 7.5.1 构建校企协同育人体系 |
| 7.5.2 人才培养方向 |
| 7.6 拓宽融资渠道,推进茶产业相关项目的建设实施 |
| 7.6.1 优化桃源县茶产业的融资环境 |
| 7.6.2 落实政府政策和文件,提升企业信用指数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之处 |
| 1.5.1 史料创新 |
| 1.5.2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5.3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二章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1 张家口概况 |
| 2.2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2.1 张家口的城镇布局 |
| 2.2.2 张家口人口的聚集 |
| 2.2.3 张家口市场的发展 |
| 2.2.4 张家口税关的发展 |
| 第三章 张家口的商业活动 |
| 3.1 张家口的茶马互市 |
| 3.1.1 张家口的马市交易 |
| 3.1.2 晋商商帮茶叶贸易 |
| 3.2 张家口的旅蒙商业 |
| 3.2.1 对蒙贸易 |
| 3.2.2 恰克图贸易 |
| 3.2.3 经张家口流通货物的演变 |
| 第四章 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 |
| 4.1 张家口的皮毛业 |
| 4.1.1 张家口皮毛贸易的兴起 |
| 4.1.2 张家口皮毛业的发展 |
| 4.1.3 张家口皮毛业的衰落 |
| 4.2 张家口的制碱业 |
| 4.3 张家口的制革业 |
| 4.3.1 白皮坊 |
| 4.3.2 黑皮坊 |
| 4.3.3 皮鞍业 |
| 4.4 张家口的蒙靴业 |
| 4.4.1 蒙靴业的形成 |
| 4.4.2 蒙靴业的鼎盛 |
| 4.4.3 蒙靴业的衰落 |
| 第五章 张家口的交通运输业 |
| 5.1 清代以前的道路 |
| 5.2 清代的道路 |
| 5.2.1 官道 |
| 5.2.2 张库商道 |
| 第六章 张家口的金融业 |
| 6.1 典当业 |
| 6.1.1 概述 |
| 6.1.2 典当业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
| 6.2 账局 |
| 6.2.1 产生的历史背景 |
| 6.2.2 账局的功能与发展 |
| 6.3 票号 |
| 6.3.1 票号的产生 |
| 6.3.2 票号的兴衰 |
| 6.3.3 票号兴衰对现代金融的启示 |
| 6.3.4 票号信用对我国当前信用问题的启示 |
| 6.4 钱庄 |
| 6.4.1 钱庄的创立 |
| 6.4.2 钱庄的组织 |
| 6.4.3 钱庄的业务 |
| 6.4.4 钱庄的账务制度 |
| 6.5 银行业 |
| 6.5.1 大清银行 |
| 6.5.2 其他银行 |
| 6.5.3 外国银行 |
| 6.6 各金融机构间的相互关系 |
| 6.6.1 票号与钱庄 |
| 6.6.2 典当与票号 |
| 6.6.3 典当与钱庄 |
| 6.6.4 钱庄与外国银行 |
| 6.6.5 账局与典当和钱庄 |
| 第七章 张家口的商人主体 |
| 7.1 张家口的晋商 |
| 7.1.1 晋商崛起的原因分析 |
| 7.1.2 晋商经营的行业 |
| 7.1.3 晋商的“晋义社” |
| 7.1.4 晋商对张家口社会的影响 |
| 7.2 张家口的其他商帮 |
| 7.2.1 张家口的京帮 |
| 7.2.2 张家口的口商 |
| 7.3 张家口的商业行社 |
| 第八章 总结 |
| 附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社会治理视域下村规民约的作用与合规性调适研究 ——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价值 |
| 二、选题的地域意义 |
| (一)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难点及薄弱环节聚焦于农村少数民族地区 |
| (二) 西双版纳州集边疆、民族、开发开放于一体 |
| 三、选题的理论意义 |
| (一) 为构建现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
| (二) 深化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道德与法制的认识 |
| (三)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实证支撑 |
| (四) 有利于探索出基层社会治理中民主协商制度发展途径 |
| (五) 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中法制观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 |
| (六) 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建设提供决策参考和实证依据 |
| 四、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论述 |
| (二) 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论述 |
| 五、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调查研究法 |
| (三) 案例分析法 |
| 第一章 治理与治理现代化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
| 一、从阶级统治、政治管理到国家治理 |
| 二、国家治理的时代价值与意义 |
| 第二节 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及要求 |
| 一、治理现代化及基本特征 |
| 二、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及要求 |
| 第三节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乡村治理 |
| 一、中国乡村的传统治理 |
|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治理 |
| 三、乡村治理中的实践问题与理论探索 |
| 第二章 村规民约:由传统到现代的治理方式 |
| 第一节 村规民约的历史渊源及特征 |
| 一、村规民约的历史渊源及变迁 |
| 二、村规民约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村规民约的存在条件 |
| 一、村规民约存在的理论基础 |
| 二、村规民约存在的现实依据 |
| 三、村规民约存在的空间条件 |
| 四、村规民约存在的时间条件 |
| 五、村规民约存在的内部条件 |
| 第三节 村规民约的功能 |
| 一、政治参与功能 |
| 二、国家司法补充功能 |
| 三、基层群众自治的管理功能 |
| 第四节 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
| 一、维护村民团结和乡村安宁 |
| 二、推动农村生产发展和农民勤劳致富 |
| 三、促进村务公开和改善干群关系 |
| 四、弘扬良好道德风尚和净化社会风气 |
| 五、调节利益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
| 第五节 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关系 |
| 一、社会规范多元化与法律 |
| 二、民间法与国家法 |
| 三、村规民约是介于法律及道德之间的行为规范 |
| 第三章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社会治理与村规民约 |
| 第一节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社会治理历史沿革 |
| 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社会发展历史简况 |
| 二、新中国成立后西双版纳社会的变革 |
| 三、各民族风俗及乡村治理简况 |
| 第二节 西双版纳社会治理的现状分析 |
| 一、当前西双版纳乡村治理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二、西双版纳社会治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西双版纳村规民约的现状 |
| 一、村规民约的总体情况 |
| 二、村规民约的制定情况 |
| 三、村规民约的内容 |
| 四、村规民约的执行 |
| 第四节 西双版纳村规民约社会实践效应分析 |
| 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
| 二、规范农村土地流转 |
| 三、有效解决农村社会治安问题 |
| 四、积极预防和惩治毒品犯罪 |
| 五、切实维护边境安全 |
| 六、维护家庭和睦 |
| 七、破除成规陋习 |
| 八、保障义务教育 |
| 九、协调民族宗教问题 |
| 十、维护民族团结 |
| 十一、保护生态环境 |
| 第四章 西双版纳社会治理中村规民约与法律的冲突 |
| 第一节 村规民约与法律冲突的表现 |
| 一、村规民约与法律规定相冲突 |
| 二、村规民约主要以罚款作为处罚手段 |
| 三、村规民约缺乏保护公民权益所需的必要程序 |
| 四、村规民约的适用性往往割裂了法治化的进程 |
| 第二节 村规民约与法律冲突的根源 |
| 一、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分析 |
| 二、村规民约与法律的产生基础不同 |
| 三、村规民约与法律的产生程序不同 |
| 四、村规民约与法律的适用手段存在差异 |
| 五、村规民约的内容往往受政策的影响较大 |
| 六、基层政权的不当行为加大了村规民约与法治的对立 |
| 七、村规民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问题 |
| 第五章 村规民约与法律的调适 |
| 第一节 构建村规民约与法律调适的依据 |
| 一、道德、规范与国家法律之间的互补 |
| 二、坚持法律多元理论的治理思想 |
| 三、内部规则论 |
| 四、法德共治论 |
| 五、村规民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 六、村规民约的生命力在于乡土气息 |
| 第二节 村规民约与法律调适的要求与原则 |
| 一、村规民约与法律调试的要求 |
| 二、村规民约与法律调适的原则 |
| 第三节 村规民约与法律的互构 |
| 一、国家从立法层面汲取村规民约合理成分 |
| 二、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及自治条例有效衔接 |
| 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制定、实施及执行村规民约 |
| 四、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针对性 |
| 第四节 村规民约与法律调适的具体举措 |
| 一、规范制定程序 |
| 二、建立监督制度 |
| 三、建立村规民约的效力确认及村民救济机制 |
| 四、加强引导指导 |
| 五、以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为执行主体 |
| 六、加大村规民约的宣传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附录6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大别山地区居民对旅游精准扶贫的满意度研究 ——以英山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居民满意度对旅游精准扶贫成功实施至关重要 |
| 1.1.2 旅游精准扶贫是促进大别山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 |
| 1.1.3 旅游精准扶贫上升为国家战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2.1.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2 国内研究现状 |
| 2.1.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2 满意度理论 |
| 2.2.3 社会交换理论 |
| 第3章 湖北省大别山地区旅游精准扶贫的基本概况 |
| 3.1 湖北省大别山地区基本情况 |
| 3.1.1 自然条件 |
| 3.1.2 经济社会发展 |
| 3.1.3 贫困状况与特殊困难 |
| 3.1.4 发展机遇 |
| 3.1.5 重大意义 |
| 3.2 湖北省大别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实施规划分析 |
| 3.2.1 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 |
| 3.2.2 空间结构及城镇布局 |
| 3.2.3 重点任务 |
| 3.3 湖北省英山县区域概况 |
| 3.3.1 英山县概况 |
| 3.3.2 旅游发展现状 |
| 3.3.3 精准扶贫情况 |
| 第4章 研究模型与假设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对象 |
| 4.1.2 核心概念界定 |
| 4.2 研究模型构建 |
| 4.2.1 国内外关于居民满意度的研究模型 |
| 4.2.2 本研究的居民满意度模型 |
| 4.2.3 本研究采用的理论模型 |
| 4.3 研究假设 |
| 4.4 问卷设计 |
| 4.5 量表设计与数据收集 |
| 4.5.1 居民基本情况的量表 |
| 4.5.2 居民对旅游精准扶贫满意度的测量 |
| 4.5.3 影响居民对旅游精准扶贫满意度因素的测量 |
| 4.5.4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
| 4.6 统计分析方法 |
| 4.6.1 描述性统计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 |
| 4.6.2 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
| 4.6.3 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 |
| 4.6.4 结构方程分析(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
| 第5章 数据分析与结果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信度分析 |
| 5.2.1 问卷整体信度分析 |
| 5.2.2 各变量信度分析 |
| 5.3 因子分析 |
| 5.3.1 效度检验 |
| 5.3.2 测量量表效度检验 |
| 5.3.3 自变量因子分析 |
| 5.3.4 因变量因子分析 |
| 5.4 验证性因子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4.1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4.2 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
| 5.4.3 模型识别 |
| 5.4.4 模型拟合度分析 |
| 第6章 实证结果分析 |
| 6.1 研究模型的总结 |
| 6.2 主要假设验证 |
| 6.2.1 经济效应与大别山地区居民对旅游精准扶贫的满意度 |
| 6.2.2 社会文化效应与大别山地区居民对旅游精准扶贫的满意度 |
| 6.2.3 环境效应与大别山地区居民对旅游精准扶贫的满意度 |
| 6.2.4 居民的态度与旅游精准扶贫满意度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管理启示 |
| 7.2.1 建立利益平衡机制,增强经济效应感知 |
| 7.2.2 建立扶贫保障体系,确保社会文化传承 |
| 7.2.3 推广绿色发展理念,力求生态持续发展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7.3.1 研究局限 |
| 7.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5）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研究 ——以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一)沙毕纳尔 |
| (二)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 (三)关于文中“西蒙古”、“卫拉特”、“厄鲁特”的使用说明 |
| 三、研究现状概述 |
| (一)文献 |
| (二)国内沙毕纳尔研究状况 |
| (三)文化变迁专题研究综述 |
| 四、田野点的选择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走进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 |
| 第一节 地缘空间与生态环境 |
| 一、地理位置 |
| 二、行政区划 |
| 三、自然生态环境 |
| 第二节 人文环境 |
| 一、人口情况 |
| 二、主要族群及分布概况 |
| 三、经济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之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之起源 |
| 一、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先民 |
| 二、藏传佛教传入后沙毕纳尔的出现 |
| 第二节 “卫拉特大库伦”时期的沙毕纳尔 |
| 一、卫拉特大库伦繁荣期的沙毕纳尔 |
| 二、卫拉特大库伦衰落期的沙毕纳尔 |
| 第三节 东归祖国后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 一、飘落异域的沙毕纳尔 |
| 二、同土尔扈特一道东返故土 |
| 三、短暂的休养生息 |
| 四、陷入动乱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 第四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 一、1911-1944 年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 二、三区革命时期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 第五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 一、新中国初期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 二、国家困难时期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 第三章 历史情境下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社会组织 |
| 第一节 蒙古社会的封建领主制与社会集团 |
| 一、早期蒙古社会封建领主制时期 |
| 二、蒙古帝国建立后的社会组织 |
| 三、明清时期的社会组织 |
| 第二节 卫拉特蒙古的社会组织 |
| 一、主要的社会组织 |
| 二、特有的社会组织 |
| 第三节 管理沙毕纳尔的组织 |
| 一、寺院的鄂托克组织 |
| 二、寺院的学部组织——扎仓 |
| 三、寺领集团——集赛 |
| 第四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社会组织演变 |
| 一、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早期的社会组织 |
| 二、盟旗制度实施后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社会组织 |
| 第五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中的氏族 |
| 一、镶白、正红、镶红、正蓝苏木中的氏族 |
| 二、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氏族特点 |
| 三、社会组织的变迁反映出游牧民族社会组织的特点 |
| 第四章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多元化的生计方式 |
| 第一节 不同时期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生存环境 |
| 一、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先民的生存环境 |
| 二、留居伏尔加河畔时的生存环境 |
| 第二节 不同时期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生计方式 |
| 一、传统的生计方式 |
| 二、现代多元化的生计方式 |
| 第三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生计方式变迁的影响 |
| 一、从游牧走向定居 |
| 二、草场确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
| 三、轻商思想的转变 |
| 四、生计方式反映出身份的变迁 |
| 第五章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生活文化的演变 |
| 第一节 衣食住行娱乐方式的演变 |
| 一、穿在身上的艺术 |
| 二、民居变化的表现 |
| 三、丰富的饮食文化 |
| 四、出行和娱乐方式 |
| 第二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家庭文化变迁 |
| 一、家庭结构与婚姻形式的变化 |
| 二、生命的最后一程 |
| 三、独特的禁忌文化 |
| 四、多彩的节日文化 |
| 第三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艺术文化 |
| 一、民间文学的表现形式及流传 |
| 二、民间艺术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
| 三、民歌悠扬传唱不息 |
| 四、传统手工艺术——沙毕纳尔马鞍 |
| 第四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宗教文化 |
| 一、宗教信仰历程 |
| 二、当地群众的信仰现状 |
| 三、宗教和神职人员的功能 |
| 四、当地藏传佛教现状呈现的特点和原因 |
| 第六章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教育 |
| 第一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语言文字 |
| 一、交际的工具——语言 |
| 二、文明的标志——文字 |
| 第二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文化教育历程 |
| 一、早期的传统教育 |
| 二、新疆蒙古官学的出现 |
| 三、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学校教育历程 |
| 第三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现代学校教育 |
| 一、当地学校教育中的双语教育 |
| 二、当地学校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 |
| 结论 |
| 一、关于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的几点思考 |
| (一)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文化变迁轨迹 |
| (二)文化变迁过程中的环境因素 |
| (三)国家力量的介入 |
| (四)影响文化变迁的其他因素 |
| 二、传统文化的滞后现象与保护措施 |
| (一)传统文化中的滞后现象 |
| (二)传统文化的衰落和保护 |
| 三、族群认同之源——历史记忆 |
| 四、民族文化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6）行政主导型扶贫治理研究 ——以武陵山区茶乡精准扶贫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的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概念界定 |
| 1.2.4 分析框架 |
| 1.3 研究方法和资料说明 |
| 1.4 论文具体章节构成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在治理研究之中找回国家 |
| 2.2 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 |
| 2.3 关于中国扶贫治理的研究 |
| 2.4 关于精准扶贫政策的研究 |
| 2.5 对于当前研究的总结评析 |
| 第三章: 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农村扶贫治理及其转型 |
| 3.1 贫困的贫困研究:一段被忽略的扶贫史 |
| 3.2 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背景下发展式扶贫(1978-1985):不是为了扶贫的减贫阶段 |
| 3.3 农村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治理阶段(1986—2000):从扶贫救济到扶贫开发 |
| 3.4 综合性扶贫治理阶段(2001—2011):“开发式扶贫”与“保护式扶贫”共同作用 |
| 3.5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下的脱贫攻坚阶段(2012—2020):从扶贫瞄准到“精准扶贫”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政治突破官僚:精准扶贫的科层与逆科层化逻辑 |
| 4.1 精准扶贫对科层体系的重构 |
| 4.1.1 县级扶贫机构的设置与组织现状 |
| 4.1.2 乡镇扶贫机构的设置与组织现状 |
| 4.1.3 贫困村扶贫机构的设置与运行机制 |
| 4.1.4 扶贫任务压力的下村级工作行政化 |
| 4.2 政治突破行政在精准扶贫中的表现 |
| 4.2.1 扶贫工作队的构成以及运作 |
| 4.2.2 地方政府行政统筹能力提升 |
| 4.3 技术治理遭遇乡土逻辑 |
| 4.3.1 “精准扶贫”的地方实践过程及其困境 |
| 4.3.2 “精准扶贫”实践与政策表达背离的乡土逻辑 |
| 4.4 精准扶贫与基层党建的耦合 |
| 4.4.1 茶乡案例:精准扶贫与基层党建的耦合机制 |
| 4.4.2 耦合性治理:比较视野中的“政治一行政”关系 |
| 4.5 进一步讨论 |
| 第五章: 行政整合市场:产业扶贫、合作社与精准帮扶 |
| 5.1 产业扶贫的谱系:历史脉络与概念分析 |
| 5.2 地方政府主导打造扶贫产业的实践逻辑 |
| 5.2.1 “再造历史”与产业包装 |
| 5.2.2 “典型产业”的选择与打造 |
| 5.2.3 产业扶贫中的行政包干制 |
| 5.2.4 目标责任下利益联结机制建立 |
| 5.2.5 “打包”发展与示范带动机制 |
| 5.3 产业扶贫几种模式的比较分析 |
| 5.3.1 产业扶贫的微观组织模式 |
| 5.3.2 合作社带动贫困户脱贫的限度 |
| 5.3.3 合作社参与扶贫治理的政治逻辑 |
| 5.3.4 产业帮扶过程中扶贫功能的凸显 |
| 5.4 行政工具化表达:对市场与资本的双重规制 |
| 第六章: 行政治理社会:精准管理、分配政治与地方政府治理困境 |
| 6.1 作为国家资源分配的“精准扶贫” |
| 6.2 治理消解扶贫:基层治理对于精准扶贫的影响 |
| 6.3 资源输入下的农民上访与地方政府被困的治理 |
| 6.3.1 扶贫政策执行本身所引发的上访 |
| 6.3.2 扶贫资源分配不均而引发的上访 |
| 6.3.3 历史遗留事件问题化而进行上访 |
| 6.3.4 贫困话语的自我建构而进行上访 |
| 6.4 精准管理过程中的动态调整与村民评议 |
| 6.4.1 上级督查与动态调整的背景 |
| 6.4.2 脱贫攻坚中的突出问题整改 |
| 6.4.3 精准识别“回头看”与村民评议 |
| 6.5 资源输入下的分配政治与道德农民的理性化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研究的主要发现和结论 |
| 7.2 精准扶贫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 |
| 7.3 扶贫治理与反贫困的中国经验 |
| 7.4 论文不足与延展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1 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流程图 |
| 附录2 驻村帮扶单位及驻村工作队责任考核表 |
| 个人简历 |
（7）从传统到现代：生态扶贫语境下的生计变迁研究 ——以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由来与现状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相关认识与理论研究 |
| 第二章 田野点概况 |
| 第一节 地理位置与当代行政区划 |
| 第二节 自然生态背景 |
| 第三节 社会经济背景 |
| 第四节 田野点选取理由 |
| 第三章 从“斯威顿”生计到“双轨”式生计 |
| 第一节 黄金村苗民的传统认知理念 |
| 第二节 黄金村古茶园复合农耕系统 |
| 第三节 “改土归流”后的“双轨”式生计 |
| 第四节 皇权制度下生计变迁带来的贫困与生态问题 |
| 第四章 从“双轨”式生计到固定农耕生计 |
| 第一节 统购统销时期湖南茶业的恢复发展 |
| 第二节 统购统销时期黄金村茶业 |
| 第三节 统购统销时期黄金村的固定农耕生计 |
| 第四节 计划经济体制下生计变迁带来的贫困与生态问题 |
| 第五章 从固定农耕生计到市场化生计 |
| 第一节 现代“保靖黄金茶”产业 |
|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下的现代黄金茶业 |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下生计变迁带来的贫困与生态问题 |
| 第六章 黄金村生态扶贫路径 |
| 第一节 古茶园保护 |
| 第二节 文化持有者主体参与 |
| 第三节 现代茶业市场开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A 堂朗公社历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产量(1957-1979) |
| 附录B 堂朗公社历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产量(1957-1979) |
| 附录C 堂朗公社历年耕牛、牲猪情况(1957-1979) |
（8）江西省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资料来源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资料来源 |
| 1.4 技术路线 |
| 第2章 国内外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 |
| 2.1 农业可持续发展概述 |
| 2.1.1 提出 |
| 2.1.2 概念 |
| 2.1.3 特征 |
| 2.2 农业可持续发展基础理论 |
| 2.3 国内外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研究 |
| 2.3.1 中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
| 2.3.2 美国“低投入可持续农业”与“高效率可持续农业” |
| 2.3.3 日本“环保型可持续农业” |
| 2.3.4 德国“综合型可持续农业” |
| 2.3.5 其他国家的可持续农业 |
| 2.4 国内外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 |
| 2.4.1 国外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
| 2.4.2 国内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
| 第3章 莲花县农业发展历程与取得的成就 |
| 3.1 莲花县自然条件 |
| 3.1.1 区域位置 |
| 3.1.2 地形地貌 |
| 3.1.3 土壤植被 |
| 3.1.4 气候 |
| 3.1.5 水文 |
| 3.2 莲花县农业发展历程 |
| 3.2.1 传统农业主导期(1949 年以前) |
| 3.2.2 农业发展转型期(1949-1977 年) |
| 3.2.3 现代农业发展初期(1978-1991 年) |
| 3.2.4 现代农业发展中期(1992-2005 年) |
| 3.2.5 现代农业发展新时期(2006 年-) |
| 3.2.6 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 |
| 3.3 莲花县农业发展成就 |
| 3.3.1 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 |
| 3.3.2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
| 3.3.3 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
| 3.3.4 机械化水平提高 |
| 3.3.5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 |
| 3.3.6 农业产业化发展迅速 |
| 3.3.7 休闲旅游农业提升发展 |
| 3.3.8 生态建设稳步推进 |
| 3.3.9 农业科技培训力度加大 |
| 3.3.10 农业相关政策不断完善 |
| 3.4 小结 |
| 第4章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型模式和技术 |
| 4.1 山地立体农业模式与技术 |
| 4.1.1 莲花县山地立体农业布局 |
| 4.1.2 莲花县立体农业经营实例 |
| 4.2 水体生态农业模式与技术 |
| 4.2.1 莲田生态系统 |
| 4.2.2 稻田生态系统 |
| 4.3 农-林-牧复合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 |
| 4.3.1 生猪产业主导的农-林-牧复合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 |
| 4.3.2 其他畜禽产业的农-林-牧复合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 |
| 4.4 生态高值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 |
| 4.4.1 绿色水稻农业模式 |
| 4.4.2 无公害蔬菜农业模式 |
| 4.4.3 高产油菜农业模式 |
| 4.4.4 优质茶叶农业模式 |
| 4.4.5 优质莲产业农业模式 |
| 4.5 生态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 |
| 4.5.1 以莲为媒的生态休闲农业 |
| 4.5.2 其他生态休闲观光农业 |
| 4.6 小结 |
| 第5章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评价研究 |
| 5.1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1.1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定量评价的内涵 |
| 5.1.2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 |
| 5.1.3 莲花县农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的结构 |
| 5.1.4 农业可持续发展支撑体系的结构 |
| 5.2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 5.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5.2.2 评价指标体系 |
| 5.2.3 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
| 5.2.4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5.3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定量评价 |
| 5.3.1 单项指标描述评价模型 |
| 5.3.2 综合评价模型 |
| 5.3.3 结果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SWOT分析 |
| 6.1 优势(Strengths) |
| 6.1.1 农业气候资源丰富 |
| 6.1.2 生态环境优美 |
| 6.1.3 农业主导产业突出 |
| 6.1.4 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方面有较大突破 |
| 6.1.5 体制机制创新性发展 |
| 6.2 劣势(Weaknesses) |
| 6.2.1 基础设施薄弱 |
| 6.2.2 资源锐减 |
| 6.2.3 生态环境恶化 |
| 6.2.4 环境破坏 |
| 6.2.5 农业灾害频发 |
| 6.3 机遇(Opportunities) |
| 6.3.1 发展势头良好的莲产业 |
| 6.3.2 逐渐显现的区位优势 |
| 6.3.3 快速崛起的农业合作社 |
| 6.3.4 优越的创业环境 |
| 6.3.5 积极的农业发展政策环境 |
| 6.4 挑战(Threats) |
| 6.4.1 劳动力数量不足,素质较低 |
| 6.4.2 重视不够,资金贫乏 |
| 6.4.3 人才匮乏,技术落后 |
| 6.4.4 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工能力不足 |
| 6.5 小结 |
| 第7章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与措施 |
| 7.1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
| 7.2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
| 7.2.1 人口战略 |
| 7.2.2 资源战略 |
| 7.2.3 环境战略 |
| 7.2.4 科技战略 |
| 7.2.5 法制战略 |
| 7.3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
| 7.3.1 拓展产业链条,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
| 7.3.2 基于当地自然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现代农业 |
| 7.3.3 建立防灾减灾机制,加强防灾减灾技能教育 |
| 7.3.4 增加扶持政策,促进龙头企业的发展 |
| 7.3.5 扩大农业宣传,培育农业商品品牌 |
| 7.3.6 建立农业基金,增加财政资金支持 |
| 7.3.7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整体生产能力 |
| 7.3.8 实施富民工程,增强农民持续增收能力 |
| 7.3.9 加强农业科技服务,推进农技推广体系改革 |
| 7.3.10 推进制度建设进程,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小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9）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政府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选题的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四节 相关理论的评述 |
| 一、地租理论 |
| 二、制度变迁理论 |
| 三、产权理论 |
| 四、寻租理论 |
| 五、服务型政府理论 |
| 第一章 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政府治理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概况 |
| 一、仙游县农村土地利用的现状 |
| 二、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的分布 |
| 三、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的类型 |
| 第二节 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政府治理概况 |
| 一、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政府治理的必要性 |
| 二、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政府治理的手段 |
| 三、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政府治理的现状 |
| 四、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政府治理的成效 |
| 第三节 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政府治理的困境 |
| 一、闲置土地的认定缺乏统一标准 |
| 二、闲置土地的责任难以科学界定 |
| 三、闲置土地的处罚执行难度大 |
| 四、闲置土地中农民利益难以保障 |
| 第二章 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政府治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基于市场经济因素的探析 |
| 一、农业经济效益低下 |
| 二、土地增值利益失衡 |
| 三、土地市场活力不足 |
| 第二节 基于制度政策因素的探析 |
| 一、城乡二元体制的症结 |
|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 |
| 三、农村土地流转机制运行不畅 |
| 四、支农惠农政策贯彻落实中存在问题 |
| 第三节 基于政府管理因素的探析 |
| 一、政府土地管理理念落后 |
| 二、农村土地管理主体模糊 |
| 三、农村土地监管环节薄弱 |
| 四、行政人员队伍素质偏低 |
| 五、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 |
| 第三章 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政府治理困境的对策 |
| 第一节 构建市场支持体系 |
| 一、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二、巩固发展当地工业企业 |
| 三、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
| 四、发展特色农业和新兴产业 |
| 第二节 构建政策支持体系 |
| 一、健全土地闲置的法律法规 |
| 二、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
| 三、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 |
| 四、落实科学的农业补贴政策 |
| 第三节 构建技术支持体系 |
| 一、加强现代农业技术培训 |
| 二、提高旧宅基地复垦技术 |
| 三、建立高科技遥感监测技术 |
| 四、支持闲置农地多功能开发 |
| 第四节 构建服务支持体系 |
| 一、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理念 |
| 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 三、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
| 四、促进科教文卫体事业发展 |
| 第四章 结论与展望 |
| 附录1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昌宁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国内外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
| 1.3.1 国外发展情况 |
| 1.3.2 国内研究情况 |
| 第二章 昌宁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
| 2.1 昌宁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
| 2.1.1 优势产业初具规模 |
| 2.1.2 龙头企业稳步发展 |
| 2.1.3 特色品牌培育初见成效 |
| 2.1.4 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初步发展 |
| 2.1.5 农业科技水平不断提高 |
| 2.1.6 农民农产品收入快速增长 |
| 2.2 昌宁县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的优势 |
| 2.2.1 自然优势 |
| 2.2.2 基础优势 |
| 2.2.3 政策优势 |
| 2.2.4 平台优势 |
| 2.3 昌宁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2.3.1 产业定位不够准确 |
| 2.3.2 规划布局不尽合理 |
| 2.3.3 种植面积难以稳定 |
| 2.3.4 政府引导与农民自愿不能有机结合 |
| 2.3.5 产业化组织化水平不高 |
| 2.3.6 扶持政策不够完善 |
| 2.3.7 基础设施仍然滞后 |
| 第三章 昌宁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 3.1 合理优化产业布局 |
| 3.1.1 优化布局原则 |
| 3.1.1.1 市场导向原则 |
| 3.1.1.2 尊重群众意愿原则 |
| 3.1.1.3 区域合理分工原则 |
| 3.1.1.4 效益优先原则 |
| 3.1.1.5 科技创新原则 |
| 3.1.2 确定重点发展产业 |
| 3.1.2.1 烤烟产业 |
| 3.1.2.2 香料烟产业 |
| 3.1.2.3 核桃产业 |
| 3.1.2.4 甘蔗产业 |
| 3.1.2.5 茶叶产业 |
| 3.1.3 规划布局产业带 |
| 3.2 做强做大龙头企业 |
| 3.2.1 着力扶持重点龙头企业 |
| 3.2.2 打造知名品牌 |
| 3.3 创新农业发展方式 |
| 3.3.1 创新农业发展方式 |
| 3.3.2 发展专业合作组织 |
| 3.4 夯实农业发展基础 |
| 3.4.1 改善基础设施的机遇 |
| 3.4.2 突出水利建设重点 |
| 3.4.3 抓好项目前期工作 |
| 3.4.4 落实项目建管责任 |
| 3.5 完善发展机制体制 |
| 3.5.1 加强组织领导 |
| 3.5.2 加大投入力度 |
| 3.5.3 健全服务体系 |
| 3.5.4 落实科技措施 |
| 3.5.5 创新利益联结机制 |
| 3.5.6 深化农村各项改革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四、我县茶叶生产责任制几种情况的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桃源县茶产业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D]. 黄宗培. 广西大学, 2020(07)
- [2]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D]. 王飞. 山西大学, 2020(08)
- [3]社会治理视域下村规民约的作用与合规性调适研究 ——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D]. 施静春. 云南大学, 2019(09)
- [4]大别山地区居民对旅游精准扶贫的满意度研究 ——以英山县为例[D]. 陈乐. 武汉轻工大学, 2019(01)
- [5]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研究 ——以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为例[D]. 潘海莉. 兰州大学, 2019(08)
- [6]行政主导型扶贫治理研究 ——以武陵山区茶乡精准扶贫实践为例[D]. 许汉泽.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7]从传统到现代：生态扶贫语境下的生计变迁研究 ——以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为例[D]. 皇甫睿. 吉首大学, 2018(01)
- [8]江西省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 赵梅. 江西农业大学, 2016(05)
- [9]仙游县农村闲置土地政府治理研究[D]. 陈霞. 福建师范大学, 2015(05)
- [10]昌宁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D]. 刘成林.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