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省委副书记沈祖伦提出 积极扶持股份合作企业（论文文献综述）
顾益康[1]（1993）在《浙江省委副书记沈祖伦提出 积极扶持股份合作企业》文中研究说明 浙江省委副书记沈祖伦前不久考察了台州、温州两个地区的股份合作企业,对当前农村股份合作企业发展的有关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沈祖伦认为股份合作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企业制度。扶持股份合作企业,应该作为我们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政策。从浙江看,对农村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一直比较重视。当农村刚开始出现股份合伙性的联户企业时,我们就强调,对于农民的这种联合要求,要给予支持和引导,强调要打破旧的集体经济的单一模式。看来,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是一种很值得重视的客观趋势。它反映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的一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要求在更大范围实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增加投入,扩大再生产。
胡方松[2]（2018）在《郑达炯和温州模式》文中研究指明说温州农村改革,说温州模式,就要很好地说一说郑达炯。他贡献甚大却为人低调,思想深邃却绝不自夸,文论众多却少为人知。他长期在温州市委办公室、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历任政研室副主任、主任,担当市委、市政府参谋、智囊、顾问之重任,为温州的改革开放,为温州模式的孕育、问世和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郑达炯在温州工作的20年,可以说就是从事改革的20年,与温州模式为伴
曹伟[3]（2013）在《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 ——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困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温州模式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区域发展模式。温州模式不仅实现了温州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也为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起到了宝贵的示范作用。同样,今天的“温州困境”不仅是温州的困境,而且昭示着我国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的困境。从全国来看,如何克服资源要素的制约,推动人情社会向法治转变,保障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恰当作为,都是全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温州作为我国最早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地区,也最早遭遇到这些问题的挑战,非常具有典型性。因此,破解“温州困境”的意义也就超越了温州发展的区域意义,或许与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模式引领中国经济改革一样,具有全国性的示范价值。本文借用物理学中耦合的概念,尝试提出政企耦合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运用该框架,本文对温州模式的兴起做了重新解读。在简要梳理温州模式的内涵与特点、背景与条件、成就与影响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温州地方政府在温州模式兴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包括政策变通与制度创新、市场失灵中的政府规制、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等方面。研究表明,温州地方政府在政治、市场、社会诸场域中与民营企业的较好耦合是温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温州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起步时期的理性“无为”,在民营经济壮大时期的适当“有为”,迎合了政企耦合的动态性与适应性,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温州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良好的政企耦合,而温州模式困境的根源在于政企耦合畸形化。本文研究发现,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使得温州政企耦合畸形化问题日益凸显。一是政企耦合外部环境的改变：地方政府竞争加剧,温州原有体制先发优势逐渐丧失,而新的耦合状态没有及时建立,大量人才和资本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温州。二是政企耦合内在基础的影响：人情社会是温州社会的典型特征,也是影响政企耦合的重要因素。在计划经济时代,温州的人情社会为温州模式突破当时合法而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之后,人情社会却成为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的钳制力量。三是政企耦合主体行为的偏差：在各种条件变化之后,温州地方政府未能及时实现重新定位和职能转变以构建新的政企耦合状态,主要表现为政府法治建设缺失、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对企业政策支持和引导不力、公职人员激励与约束机制扭曲等方面。政企耦合的构建需要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有为政府。温州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表明,政企耦合畸形化是导致产业集体外迁的主要原因。而古镇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表明,产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不断地构建新的政企耦合形态。古镇地方政府在政企耦合构建中的有效作为,为当地产业发展突破高水平均衡陷阱起到了关键作用。两个案例的对比分析和拓展讨论显示,政企耦合的形成需要多重力量的推动,既需要政府自身的自觉和远见,也需要来自市场和社会的压力和促进。从政企耦合的理想形态来看,地方政府既需要受到法治的约束而保证不对企业的正当权利进行侵犯,也需要积极地作为来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黄润青[4]（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文世芳[5]（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王峰[6]（2000）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样一个基本国情决定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村基层组织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基本构成细胞，农村基层组织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因此，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如何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一直是国内理沦界积极研究、认真探索的问题，研究的成果也很多，特别是关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建设的研究成果更多。但是，目前国内往往是比较注意对某一类具体问题或某一个方面的研究，即要么侧重经济组织、要么侧重基层政权组织、要么侧重其它非正式组织等，而如何把所有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问题都综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的、全局性的研究则还不够。同时，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组织为媒介或载体，引导农民进入市场，研究得也不够充分。本文对近年来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历史过程作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论述，在认真吸收前人研究的有益成果基础上，作了一些新的思考，进行了一些创新性的尝试，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归纳起来主要有： 第一，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条件。这既给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巨大挑战，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这一背景下进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客观上要求我们既要立足于中国国情，注意总结、吸收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又要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农村组织建设的可取之处。这是本文立论的前提和出发点。基于此，在论证的逻辑思路和研究方法上，注重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与结果相结合，客观论述与理性分析相结合。这就是：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组织建设理论为指导，也要大胆借鉴国外组织建设的理论；既要继承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也要吸收国外对我有益的研究成果；既要立足中国国情，也要采纳国际上带有共同规律性的一般做法。 第二，全面阐述了我国农村组织的历史沿革，以及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发展过程，在作了简要评析之后，提出中国自古以来农村基层组织的历史沿革证明：保持农村稳定，必须有一套比较严密的自上而下的组织控制体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今天，这一领导核心必须是党的组织；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不能来自人们头脑的主观加工，不能脱离中国农村物质经济基础的现实，而必须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规律；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必须承前启后，在充分利用现有组织资源的基础上，积极开发新的组织资源，充分发挥各个社会组织的整体效应；要正确处理农村基层组织创新与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高效率的组织体系往往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而是自发演进的结果，是不同的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互动中形成的；市场经济已经和正在改变着农村基层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必须根据这一新的历史条件，着眼我国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现实，重新构造和整合农村基层组织。主要思路应该是：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必须定位在村级组织上；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必须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必须紧紧抓住党组织这个核心；必须坚持健全法制与执行政策制度相结合；必须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传统和原则，党管农村首先要管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应更多地强调制度创新，不能一味追求分权让利。 第三，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基础工程，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治足社会参与国家、制约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思想，也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经济水平是制约和促进村民自治的最基本、最上要的因素。因此，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是有效地推进村民自治的物质性固素。只有积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才能为村民自治的正常运作提供强大的支撑条件和物质手段，而自治的形式也要根据经济形式的变化不断完善n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关键是处理好村委会与党支部、乡镇政府以及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夫系。如何理顺这三个关系，既是我们在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也皇国家在立法过程中遇到的客观难点。本文在这方面作了尝试性的探讨，当然还需要实践的检验。这些观点主要是；必须明确党支部与村委会是领导与披领导的关系，村委会必须自觉接受党支部的领导：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实质上星村民自治与政府行政管埋的夫系，村委会有义务接受政府的行政管理，但政府也必须充分尊重村民的自治权利；村委会要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按照“政企分开”的精神，维护集体经挤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引进了委托——代理理论，从新的视角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行研究分析，这在国内尚属首次。一是从农村基层组织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关系两方面，论证了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农村基层组?
许菲[7]（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指出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陈湘[8]（2009）在《回眸与启示 ——浙江省中等职业教育三十年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浙江省的中等职业教育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变迁。对这一发展过程进行描述,目的是想将浙江省中等职业教育在这三十年里所走过的历程展现出来。研究将整个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恢复与调整（1978-1984）;教育体制改革下的整合与提升（1985-1996）;高校扩招后的滑坡与转型（1997-2000）;21世纪的重振与突破（2001-2008）。全文按照时间顺序,围绕政府的各项宏观政策以及构成中等职业教育事业的主要方面进行描述,以此勾画出这段时期的历史发展情况。在回顾与描述的同时,结合社会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方面的情况,分析浙江省中等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情况、问题及成因,并总结各个时期的经验和特点。最后以杭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三十年的发展作为典型分析,以期通过更详尽的材料佐证浙江省中等职业教育的这段历史发展轨迹。全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问题产生及存在的根源,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给今后的发展以启示,在理论上、现实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庆如[9]（2012）在《民办高校办学水平提升策略研究 ——以陕西民办高校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陕西作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种种迹象表明,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正处于一种举步维艰的“高原期”。根据对陕西省现有的18所民办高校的实地调研发现,其症状表现为：发展态势正在衰减,生存空间日趋局促,前途命运未卜难测。因此,新形势下如何提升民办高校的办学水平,走出“高原期”就成为目前民办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所在。本研究综合运用系统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将文献研究法、理论分析法、田野研究法和德尔菲法有机结合,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对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的概念、构成要素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并以此为框架,对陕西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现状、存在问题及成因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升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的具体策略。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建构了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的分析架构。通过对民办高校办学水平概念的厘定,指出了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由大学理念、人才培养、师资建设、内部管理、办学效益五个核心要素构成。依照这五个核心构成要素,建构了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的五维要素结构模型,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第二,梳理了陕西民办高校发展历程、成就及特征。陕西民办高校发展经历了自学考试助学机构阶段、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阶段、实施学历教育专科阶段、实施学历教育本科阶段和实施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陕西民办高校的发展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跨越式发展,成为陕西高等教育的一大靓点,被称为全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陕西现象”。第三,扫描了陕西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的问题与症结。利用分析框架,选取有代表性的民办高校,通过田野研究等方法,对陕西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的状况、存在问题进行了扫描。其主要表征是：大学理念方面存在着办学理念模糊、办学定位失当、校园文化淡漠的问题；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培养目标与实践脱节、专业结构设置不合理、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问题；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着师资结构不合理、队伍不稳定、管理不完善的问题；内部管理方面存在着行政管理科学性不强、教学管理专业化不高、学生管理重管轻教的问题；办学效益方面存在着办学经费日趋拮据、经费用途偏失、忽视社会和个人效益的问题。第四,剖析了制约和影响民办高校办学水平提升的因素。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于生源数量萎缩与质量下降、转型期市场经济不健全、社会传统观念的束缚,成为制约民办高校发展的社会环境影响因素；从中观层面来看,由于政策制定存在缺陷、政策执行不力、政府管理中存在问题,成为制约民办高校办学水平提升的制度性因素；从微观层面来看,由于民办高校的逐利性动机和理念、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人员素质不高,成为制约民办高校办学水平提升的自身原因。第五,提出了新时期民办高校办学水平提升的具体策略。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的提升需要建立整体的改革图景,需要政府、社会和民办高校共同协作。具体来讲：一是完善制度设计,理顺民办高校的法律地位、实行分类管理机制、健全市场机制；二是端正办学思想,淡化逐利色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树立质量立校意识；三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强自有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教师管理和考核及激励、改善教师生活条件；四是完善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多元参与、协作发展”的治理模式；五是加强财政资助,将其纳入公共财政框架、引导其提高质量、培育办学特色。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10]（2009）在《中国饲料行业大事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饲料行业大事记记录了中国饲料工业发展的亮点和焦点,我们串起亮点,就寻找到了行业发展的脉络,进而去探讨行业发展规律;我们关注焦点,就寻找到了行业精神和风貌,从而产生不断创新的动力。
二、浙江省委副书记沈祖伦提出 积极扶持股份合作企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浙江省委副书记沈祖伦提出 积极扶持股份合作企业（论文提纲范文）
（3）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 ——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表格目录 |
| 图示目录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已有研究述评 |
| 1.2.1 经济转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分析 |
| 1.2.2 经济转型中政企关系的类型划分 |
| 1.2.3 地方政企关系中的多重制度逻辑 |
| 1.2.4 简要的评论 |
| 1.3 研究目的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2 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2.1 政企耦合的概念阐释 |
| 2.2 政企耦合的时空背景：中国经济转型 |
| 2.3 政企耦合的结构分析 |
| 2.3.1 政企耦合的结构主体 |
| 2.3.2 政企耦合的行为场域 |
| 2.4 政企耦合的动态性与适应性 |
| 3 地方政府、政企耦合与经济转型：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 |
| 3.1 温州模式概况 |
| 3.1.1 温州模式的内涵与特点 |
| 3.1.2 温州模式的背景与条件 |
| 3.1.3 温州模式的成就与影响 |
| 3.2 经济转型的温州模式：政企耦合的视角 |
| 3.2.1 政治场域：政策变通与制度创新的地万试验 |
| 3.2.2 市场场域：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制的双重变奏 |
| 3.2.3 社会场域：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 |
| 3.3 政企耦合动态性与温州地方政府的角色之争 |
| 3.3.1 民营经济起步阶段温州地方政府的理性“无为” |
| 3.3.2 民营经济壮大阶段温州地方政府的适当“有为” |
| 4 政企耦合畸形化的形成逻辑：基于温州模式的困境研究 |
| 4.1 陷入困境的温州模式 |
| 4.1.1 温州模式“由盛而衰” |
| 4.1.2 已有的解释及其不足 |
| 4.2 政企耦合外部环境改变：政府竞争背景下温州人才与资本的外流 |
| 4.2.1 地方政府竞争的形成 |
| 4.2.2 政府竞争与要素流动 |
| 4.2.3 政企耦合畸形化与温州人才和资本的外流 |
| 4.3 政企耦合内在基础影响：人情社会对温州经济转型的推动与钳制 |
| 4.3.1 经济转型中的“人情悖论” |
| 4.3.2 温州人情社会的特征及其经济影响 |
| 4.3.3 人情社会与温州政企耦合的畸形化 |
| 4.4 政企耦合主体行为偏差：政企耦合动态性与地方政府的转型迟滞 |
| 4.4.1 地方政府行为法治化水平低下 |
| 4.4.2 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
| 4.4.3 对企业的政策支持与引导不力 |
| 4.4.4 公职人员激励与约束机制扭曲 |
| 5 政企耦合的构建路径：基于温州与古镇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 |
| 5.1 案例选择与数据收集方法 |
| 5.1.1 案例选择 |
| 5.1.2 数据收集方法 |
| 5.2 温州灯具产业的案例 |
| 5.2.1 温州灯具产业的兴起过程 |
| 5.2.2 温州东方灯具市场的建立 |
| 5.2.3 温州灯具企业的集体外迁 |
| 5.3 古镇灯具产业的案例 |
| 5.3.1 古镇灯具产业的初期发展 |
| 5.3.2 古镇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 |
| 5.3.3 温州灯具企业的集体迁入 |
| 5.4 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 |
| 5.4.1 客观条件的差异 |
| 5.4.2 政府治理的优劣 |
| 5.5 政企耦合如何构建：个案的拓展讨论 |
| 5.5.1 经济转型中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
| 5.5.2 政企耦合与“转型陷阱”突破 |
| 5.5.3 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有为政府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4）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资料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资料 |
| 三、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概述 |
|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
|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法 |
| (二) 文献分析法 |
| (三) 比较分析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背景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经济社会状况 |
| 一、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
| 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
| 三、社会各界渴望变革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共党内思想状况 |
| 一、执政使命意识逐渐觉醒 |
| 二、执政危机意识日益浓厚 |
| 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
| 一、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 |
|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 |
| 三、产业转移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
| 四、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改革 |
| 第二章 对外交流考察与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 |
| 第一节 历史大转折前的思想“解冻”和发展探索 |
| 一、世界局势的新研判 |
| 二、思想解放潮流涌动 |
| 三、工作重点逐渐转移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 |
| 一、邓小平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支持 |
| 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境外经验 |
| 三、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 |
| 四、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考察“探路” |
| 第三节 中共高层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内部讨论 |
| 一、中央政治局听取讨论考察汇报 |
| 二、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 |
| 三、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境外快速发展经济经验 |
| 第三章 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总结深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第一节 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反思 |
| 一、陈云、薛暮桥等对盲目引进的批评 |
| 二、中共高层讨论和部署经济调整 |
| 三、控制引进规模和制定引进政策 |
| 四、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经济问题调研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深化和落实 |
| 一、对外考察专业性、针对性加强 |
| 二、境外访问团和专家的来访与“传经” |
| 三、参与和召开国际会议 |
| 四、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说的引入 |
|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
|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
| 三、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
| 第四节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一、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建立经济特区 |
| 二、两份《初步意见》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
|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
| 第四章 借鉴境外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出台 |
| 第一节 学习借鉴重点转移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
| 一、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考察 |
| 二、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引入 |
| 三、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探讨和研究 |
| 四、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西方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学习和借鉴重要国际组织的经验 |
| 一、联合国提供的考察与培训 |
| 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份考察报告 |
| 第三节 引进国外智力决定的出台和初步成效 |
| 一、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经验与新的探索 |
| 二、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和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出台 |
| 三、引进国外智力政策的初步落实和成效 |
| 第四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阶段 |
| 一、改革中的问题和境外因素的影响 |
| 二、邓小平视察南方与商品经济意见再次提出 |
| 三、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崛起 |
|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
| 五、巴山轮会议标志借鉴境外经验进入新阶段 |
| 小结 |
| 一、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原则和路径 |
| 二、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作用和影响 |
| 三、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经验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中国领导人出访一览表(1976. 10—1984. 12) |
| 附件2 1978年引进22项工程项目表 |
| 附件3 赵人伟等就经济改革问题向布鲁斯的提问 |
| 附件4 一个大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资本主义部分)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6）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 经济发展的组织资源：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的意义 |
| 二、 深化农村基层组织创新和上层建筑改革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基本结构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 研究方法 |
| 三、 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组织建设的理论及评价 |
| 一、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合作理论 |
| 二、 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理论 |
| 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理论的新贡献 |
| 第二节 当代国外关于组织建设的理论及评价 |
| 一、 国外组织理论的一般观点 |
| 二、 制度变迁理论 |
| 三、 代理理论 |
| 第二章 农村基层组织的发展与变迁 |
| 第一节 农村基层组织的历史考察 |
| 一、 我国农村组织的历史沿革 |
|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组织制度的变革 |
| 三、 几点启示 |
| 第二节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市场经济 |
| 一、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 |
| 二、 几点思考 |
| 第三节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不同地区状况分析 |
| 一、 关于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划分标准的界定 |
| 二、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特点 |
| 三、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特点 |
| 四、 结论 |
| 第三章 农村基层组织民主制度建设 |
| 第一节 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回顾 |
| 第二节 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基础工程 |
| 一、 村民自治的理论和实践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自治理论 |
| 二、 村民自治的历史必然性和基本特点 |
| 三、 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和基本内容 |
| 四、 影响村民自治的经济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需要理顺的三个关系 |
| 一、 要正确处理好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 |
| 二、 要正确处理好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 |
| 三、 要正确处理好村委会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 |
| 第四章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
| 第一节 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可行性 |
| 一、 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客观条件与农村基层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 |
| 二、 委托——代理关系的契约性质与农村基层组织的角色转换 |
| 三、 委托——代理关系结构与农村基层组织委托——代理关系的界定 |
| 第二节 农村基层组织委托——代理关系的效用分析 |
| 一、 扩大农村政治参与，促进村民政治认同 |
| 二、 维护农民利益,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
| 三、 缓解政府和村民的矛盾，推动政府和村民的良性互动 |
| 四、 推进我国行政改革向深层次发展 |
| 五、 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
| 第三节 农村基层组织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问题 |
| 一、 农村基层组织委托——代理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其构成要素 |
| 二、 农村基层组织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问题 |
| 三、 农村基层组织委托——代理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 |
| 第四节 农村基层组织委托——代理关系变革的政策取向 |
| 一、 明确农村基层组织委托——代理关系的主要矛盾 |
| 二、 改变合约的形式和内容，重新构造村民、村委会和政府的合约 |
| 三、 拓展村委会的生存空间，增强代理人的履约能力 |
| 四、 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加快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委托——代理关系结构的优化 |
| 五、 以法制的方式完善风险分担机制 |
| 第五章 制度变迁与农村基层组织创新 |
| 第一节 农村基层组织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关系 |
| 一、 改革以来农村基层组织制度变迁的主要成果 |
| 二、 以产权为核心的制度变迁与农村基层组织创新是一个彼此支撑、相互耦合的统一过程 |
| 三、 诱致性制度变迁：改革以来的农村基层组织创新 |
| 第二节 对农村基层组织创新几个理论问题的认识 |
| 一、 农村基层组织创新的实质 |
| 二、 农村基层组织创新的作用 |
| 三、 农村基层组织创新的原则 |
| 四、 农村基层组织创新的特点 |
| 第六章 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制度建设与农业产业化 |
| 第一节 农业产业化的科学内涵 |
| 第二节 合作经济的特定涵义和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类型 |
| 一、 合作经济的特定涵义 |
| 二、 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类型 |
| 第三节 合作经济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有效组织模式 |
| 一、 合作经济组织生存和发育的理论依据 |
| 二、 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现实必然性 |
| 三、 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推进农业产业化中的作用 |
| 第四节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改革的三个基点：思路·机制·环境 |
| 一、 基点之一: 廓清思路 |
| 二、 基点之二：完善机制 |
| 三、 基点之三:优化环境 |
| 第七章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 第一节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涵义 |
| 一、 农业社会化服务概念的界定 |
| 二、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功能的定位 |
| 三、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实质是市场化、产业化 |
| 第二节 农村基层组织对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作用 |
| 一、 农村集体和合作经济组织是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物质基础 |
| 二、 农村集体和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开展组织内部服务，不但使组织自身建设得到巩固和加强，而且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三、 农村集体和合作经济不但能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在自身的经营和发展中，直接为农业提供社会化服务 |
| 四、 农民自办、联办服务组织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支柱 |
| 第三节 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组织建设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
| 一、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
| 二、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 三、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集体经济 |
| 四、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适度规模经营 |
| 五、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产业化问题 |
| 第四节 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组织建设的若干构想 |
| 一、 充分发挥政府在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组织建设中的作用 |
| 二、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要遵循自愿、有偿、量力而行的原则 |
| 三、 积极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产业化和市场化 |
| 四、 充分发挥各种组织形式对不同服务要求和服务内容的适应性 |
| 五、 坚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形式多样化的同时优先发展合作社服务系统 |
| 六、 建立和完善各类服务组织运行的法律规范 |
| 第八章 中外农村组织体制比较 |
| 第一节 国外农村组织的概况 |
| 一、 西欧、北欧国家的农村合作组织 |
| 二、 美国的农村组织 |
| 三、 日本的农村组织 |
| 四、 印度的农村组织 |
| 五、 国外农村组织建设的成功经验 |
| 第二节 中外农村组织体制比较分析 |
| 一、 中外农村组织体制的共同趋势 |
| 二、 我国农村组织建设的中国特色 |
| 三、 从中外比较看对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启示 |
| 第九章 结 语 |
| 参考文献 |
| 后 记 |
（7）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 小结 |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回眸与启示 ——浙江省中等职业教育三十年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构想与内容框架 |
| 1.4 概念界定 |
| 第2章 恢复与调整时期(1978-1984) |
| 2.1 社会特征 |
| 2.1.1 政治-拨乱反正 |
| 2.1.2 经济-初步调整 |
| 2.2 中等专业学校 |
| 2.2.1 规模概况 |
| 2.2.2 学校发展 |
| 2.3 技工学校 |
| 2.3.1 政策与规模 |
| 2.3.2 学校发展 |
| 2.4 职业高中 |
| 2.4.1 政策与规模 |
| 2.4.2 学校发展 |
| 2.5 小结 |
| 2.5.1 政策支持 |
| 2.5.2 经费保障 |
| 2.5.3 中等教育结构初步改变 |
| 第3章 整合与提升时期(1985-1996) |
| 3.1 社会特征 |
| 3.1.1 经济持续发展 |
| 3.1.2 “科教兴省”战略推动 |
| 3.1.3 《职业教育法》颁布 |
| 3.2 中等专业学校 |
| 3.2.1 政策与规模 |
| 3.2.2 学校发展 |
| 3.3 技工学校 |
| 3.3.1 政策与规模 |
| 3.3.2 学校发展 |
| 3.4 职业高中 |
| 3.4.1 政策与规模 |
| 3.4.2 学校发展 |
| 3.5 小结 |
| 3.5.1 经验 |
| 3.5.2 存在问题 |
| 第4章 滑坡与转型时期(1997-2000) |
| 4.1 滑坡背景 |
| 4.1.1 经济快速发展 |
| 4.1.2 人口总量增多 |
| 4.1.3 就业压力加深 |
| 4.1.4 盲目追求高学历 |
| 4.1.5 舆论导向动摇 |
| 4.2 中等职业教育的转型 |
| 4.2.1 质量下降，招生滑坡 |
| 4.2.2 学校合并，规模提升 |
| 4.2.3 高等职业教育的兴起 |
| 4.2.4 综合高中的举办 |
| 第5章 重振与突破时期(2001-2008) |
| 5.1 政策与规模 |
| 5.1.1 发展规模 |
| 5.1.2 “六项行动计划” |
| 5.2 基础建设 |
| 5.3 专业建设 |
| 5.4 教学改革 |
| 5.4.1 学分制 |
| 5.4.2 分层教学 |
| 5.4.3 五年制高职 |
| 5.5 师资队伍建设 |
| 5.6 办学形式丰富 |
| 5.6.1 组建职教集团 |
| 5.6.2 加强合作办学 |
| 第6章 典型分析——以杭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为例 |
| 6.1 发展历程 |
| 6.1.1 复苏时期 |
| 6.1.2 整合时期 |
| 6.1.3 解难时期 |
| 6.1.4 提升时期 |
| 6.2 发展经验 |
| 6.2.1 创建重点职校，扩大优质职教资源 |
| 6.2.2 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基本匹配 |
| 6.2.3 办学水平和质量大幅提高 |
| 6.2.4 实践合作教育摆到突出地位 |
| 6.3 启示 |
| 6.3.1 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仍有待提高 |
| 6.3.2 办学条件有待改进 |
| 6.3.3 职业教育的教学保障体系急需完善 |
| 6.3.4 校企合作不够紧密，有待进一步加强 |
| 第7章 总结 |
| 7.1 学校规模稳步增长 |
| 7.2 办学质量不断提高 |
| 7.3 宏观政策积极引导 |
| 7.4 教学改革成果显着 |
| 7.5 与地方经济良好互动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浙江省中等职业教育大事记1978-2008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民办高校办学水平提升策略研究 ——以陕西民办高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民办高校面临的困境需要深化该项研究 |
| 1.1.2 陕西民办高校发展极具代表性 |
| 1.1.3 休戚于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现状述评 |
| 1.4 相关概念及边界 |
| 1.4.1 民办高校 |
| 1.4.2 办学水平 |
| 1.4.3 策略 |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5.1 研究架构及内容 |
| 1.5.2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2章 民办高校办学水平提升的理论关照 |
| 2.1 民办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与价值诉求 |
| 2.1.1 民办高等教育本质属性 |
| 2.1.2 民办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 |
| 2.1.3 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诉求 |
| 2.2 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高等教育系统理论 |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 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的构成要素及影响因素分析 |
| 2.3.1 办学水平五维核心构成要素的论证 |
| 2.3.2 办学水平核心构成要素的概念解析 |
| 2.3.3 制约办学水平提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3章 陕西省民办高校发展历程回顾 |
| 3.1 陕西民办高校发展的基本历程 |
| 3.1.1 自学考试助学机构阶段(1984—1995年) |
| 3.1.2 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阶段(1996—1999年) |
| 3.1.3 实施学历教育专科阶段(2000—2004年) |
| 3.1.4 实施学历教育本科阶段(2005—2010年) |
| 3.1.5 实施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2011年—) |
| 3.2 陕西民办高校发展取得的成就、特点和经验 |
| 3.2.1 陕西民办高校发展的主要成就 |
| 3.2.2 陕西民办高校发展的主要特点 |
| 3.2.3 陕西民办高校发展的基本经验 |
| 3.3 陕西民办高校在全国的地位与影响 |
| 3.3.1 陕西民办高校目前的社会地位 |
| 3.3.2 陕西民办高校在我国的影响力 |
| 第4章 现阶段陕西民办高校办学水平中存在的问题与症结 |
| 4.1 大学理念方面存在的问题 |
| 4.1.1 办学理念模糊 |
| 4.1.2 办学定位失当 |
| 4.1.3 大学文化淡漠 |
| 4.2 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 |
| 4.2.1 培养目标与实践脱节 |
| 4.2.2 专业结构不合理 |
| 4.2.3 人才培养质量不高 |
| 4.3 师资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
| 4.3.1 师资结构不合理 |
| 4.3.2 师资队伍不稳定 |
| 4.3.3 师资管理不完善 |
| 4.4 内部管理方而存在的问题 |
| 4.4.1 行政管理科学性不强 |
| 4.4.2 教学管理专业化不高 |
| 4.4.3 学生管理重管轻教 |
| 4.5 办学效益方面存在的问题 |
| 4.5.1 办学经费日趋拮据 |
| 4.5.2 经费用途存在偏差 |
| 4.5.3 忽视社会和个人效益 |
| 第5章 制约陕西民办高校办学水平提升的原因分析 |
| 5.1 社会环境的变迁 |
| 5.1.1 生源数量萎缩、质量下降 |
| 5.1.2 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 |
| 5.1.3 传统社会观念的束缚 |
| 5.2 政府管理存在的问题 |
| 5.2.1 政策制定存在的缺陷 |
| 5.2.2 政策执行不力的问题 |
| 5.2.3 政府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 |
| 5.3 民办高校办学动机和办学行为存在缺陷 |
| 5.3.1 逐利性的办学动机占据主导地位 |
| 5.3.2 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
| 5.3.3 管理人员素质不能适应现代大学的要求 |
| 第6章 提升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的策略分析 |
| 6.1 完善制度设计,为提升办学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
| 6.1.1 理顺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的法律地位,让其公平竞争 |
| 6.1.2 实行民办高校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机制 |
| 6.1.3 健全市场机制,为民办高校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
| 6.2 端正办学思想,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提升办学水平 |
| 6.2.1 淡化逐利色彩,强化公益属性 |
| 6.2.2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水平 |
| 6.2.3 把提高教学质量视为立校之本 |
| 6.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借助优质师资提升办学水平 |
| 6.3.1 加强自有教师队伍建设 |
| 6.3.2 完善教师队伍的管理、考核和激励机制 |
| 6.3.3 积极改善教师的生活条件和福利待遇 |
| 6.4 完善治理结构,依靠科学管理提升办学水平 |
| 6.4.1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大学章程 |
| 6.4.2 完善法人内部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效率 |
| 6.4.3 建立“多元主体参与、共同协作发展”的治理模式 |
| 6.5 加强财政资助,积极扶持民办高校提升办学水平 |
| 6.5.1 纳入公共政策框架,积极扶持发展 |
| 6.5.2 以财政资助引导学校提高教育质量 |
| 6.5.3 培育办学特色,形成错位发展格局 |
| 第7章 结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的可能创新点 |
| 7.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中国饲料行业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 ■1974年 |
| ■1975年 |
| ■1976年 |
| ■1977年 |
| ■1978年 |
| ■1979年 |
| ■1980年 |
| ■1981年 |
| ■1982年 |
| ■1983年 |
| ■1984年 |
| ■1985年 |
| ■1986年 |
| ■1987年 |
| ■1988年 |
| ■1989年 |
| ■1990年 |
| ■1991年 |
| ■1992年 |
| ■1993年 |
| ■1994年 |
| ■1995年 |
| ■1996年 |
| ■1997年 |
| ■1998年 |
| ■1999年 |
| ■2000年 |
| ■2001年 |
| ■2002年 |
| ■2003年 |
| ■2004年 |
| ■2005年 |
| ■2006年 |
| ■2007年 |
| ■2008年 |
| ■2009年 |
四、浙江省委副书记沈祖伦提出 积极扶持股份合作企业（论文参考文献）
- [1]浙江省委副书记沈祖伦提出 积极扶持股份合作企业[J]. 顾益康. 农村经营管理, 1993(01)
- [2]郑达炯和温州模式[J]. 胡方松. 温州人, 2018(21)
- [3]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 ——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困境研究[D]. 曹伟. 浙江大学, 2013(12)
- [4]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5]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6]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D]. 王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01)
- [7]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8]回眸与启示 ——浙江省中等职业教育三十年发展研究[D]. 陈湘. 浙江工业大学, 2009(S1)
- [9]民办高校办学水平提升策略研究 ——以陕西民办高校为例[D]. 王庆如. 陕西师范大学, 2012(10)
- [10]中国饲料行业大事记[J].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中国饲料, 20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