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的语录（论文文献综述）
吴家虎[1]（2012）在《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山西省阳城县下孔村为个案，以建国后珍贵的村级档案为主体资料，辅以省、县级档案及调查访谈口述史料，用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和“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从革命文化、国家权力与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乡村独特的文化实践进行观察与分析。从文化的角度看，“革命”本质上是国家权力通过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一种重塑与整合，这一过程伴随着文化上的彻底转型与重建的浪漫追求。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革命文化输入乡村的主要管道，同时，正是共产党员体现出的新的形象、品格和风范，对国家倡导的一套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在农民中的传播与认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革命文化正是通过确立新的话语体系，通过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与象征的不断操演，来颠覆传统，确立其文化霸权地位的。同时，这一文化体系非常注重对革命自身的记忆，以期巩固与延续革命文化的霸权地位。但是，当貌似十分强大的革命话语主宰一切而泛化以后，当革命话语颠覆了传统，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来界定与表达人们的思想的时候，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民要理解清楚这些话语的内涵是困难的。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政治话语下移与泛化以后，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话语混乱”的现象。在革命文化对乡村社会的重塑与整合过程中，国家还极力通过破立结合的新的教化体系来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本文考察了农民在被不断塑造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思想、行为和时代形象，以及在此过程中革命文化与传统的复杂互动与纠葛。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思想不断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但我们不能仅将这一过程看作思想宰制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思想教化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既有悖离人性的一面，又有高尚与令人崇敬缅怀的一面。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下，追求道德理想的一个时代。学习毛主席着作运动是20世纪5070年代席卷全国的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思想一元化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成为基层干部、农民群众汲取工作方法、道德价值与人生信念的源泉。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思想教育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强制等负面因素，而对之作简单化与片面性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与典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具有永恒的价值。从持续的时间，发动群众的规模和对人们思想改造的努力程度看，这一学习运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实践。其暴露出的问题、教训及取得的成就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在理论观点的创新上，本研究对建国后国家权力如何深入乡村及其性质作了新的观察。以往对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研究，多从经济制度、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着眼，本研究重点从文化上考察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改造。在对国家权力性质的理解上，本研究摆脱了以往当代中国乡村研究中，在国家—社会互动分析的框架内，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渗透、控制及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视角对国家权力的分析，转而重点关注革命文化对农民精神与价值世界的积极建构，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并不完全是渗透、控制所能概括和解释的。本研究最终还试图提炼出“植根于人心的国家权力”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与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革。从来没有一种国家权力试图如此彻底地重塑社会，改造人心。悖论的是，不论国家权力有多么强大，不论领袖的权威与魅力有多大，人心的治理谈何容易！这是国家权力的顶峰，也是它退撤的前兆！通过下孔村的经验观察，笔者还想强调，我们要用“不断生成的传统”这一概念去理解下孔村这类村庄的发展历程与未来的走向。今日下孔村文化繁荣、民风淳厚，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与弘扬密切相关。学术界对当代中国乡村的观察，要么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要么强调改革开放后乡村的巨变，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积淀与影响普遍关注不够。笔者想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发掘弘扬，对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下孔村是观察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一扇难得的好窗口，笔者对她的解读才刚刚开始。从新鲜的经验研究中，我们不仅能够提炼出一些解释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理论观点，而且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学理思考。
李圆[2]（2014）在《“老三篇”研究》文中认为“老三篇”是指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为全国军民树立了三个学习的榜样：白求恩、张思德、愚公；古今中外，非常齐全。在《毛泽东选集》1–4卷中，这样专门为一个人各写一篇文章，作为人们学习的典范，也只有这三篇。它凝聚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的人格理想，所体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挖山不止、奋斗到底的愚公移山精神，培育了我们几代人，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为促进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起了重大的鼓舞作用。学习“老三篇”运动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自成文起，到建国后被收录到《毛泽东选集》，伴随着“活学活用”毛泽东着作运动，“老三篇”的单行本、合订本等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发行。自林彪1959年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便大肆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提出学习毛泽东着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学习的方法是“背警句”，在军队中倡导学习“老三篇”。在改造人们灵魂深处、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又多次发表讲话，要求“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搞好思想革命化”；“天天读、天天背”的学习“老三篇”运动扩展到全国，走向简单化、教条化、庸俗化的道路。随着林彪集团的破灭；加上群众、干部的批评和抵制，林彪鼓吹的学习“老三篇”运动也随之降温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专门地、疯狂地学习“老三篇”运动再也不会出现，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老三篇”。但是，并不代表“老三篇”没有用、没有必要学习了。“老三篇”蕴含的深刻内涵在新时期依然充满活力，永不过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取得许多重大成就，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学习和践行“老三篇”十分必要，在当前仍然是进行思想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不可少的教材，是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力武器。“老三篇”是对增强党性、坚定理想信念最精辟的论述，是进行党性锻炼和理想信念教育的宝贵财富。它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体系本身，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基本内容，加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民族精神的构建，它所遗留的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坚持艰苦奋斗、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精神和经验对今天及以后的发展仍有积极意义。
马云[3]（2006）在《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文中提出扫盲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生命个体赖以发展的需要。正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局势直接影响着本国各领域的发展一样，成人教育问题也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前进步伐，因此关注成人基础教育——即扫盲教育、尤其是文盲率较高的农村的扫盲教育问题至关重要。 在坚持历史唯物论和引入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本论文以扫盲组织、扫盲教材、扫盲内容、扫盲形式、扫盲师资等问题为主线，从乡村社会控制视角探讨共和国50多年来农村扫盲教育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论文还将采用文献资料、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努力展现基层扫盲工作开展的具体场景，借鉴成人学习动机理论以探析特定时期农民不同的学习心理。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时期农村扫盲教育的横向比较、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扫盲教育的纵向比较，力求深层次解读我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发生生态，刻画其复杂多样、嬗变斑斓又极具张力的社会历史画卷，系统分析和总结扫盲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期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正文部分共六章。 第一章即导论，分别论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研究角度、已有研究成果、论文的基本概念及论文的框架结构等问题。 第二章着重论述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共和国成立后，为满足新的经济、政治建设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借鉴革命根据地扫盲教育的经验、师承苏联扫盲教育的体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教育，并于50多年来不断建构和健全农村扫盲教育的运行系统。遵循共和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主要按照扫盲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本论文将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分为健康起步（1949年—1957年）、“亚健康”发展（1958年—1965年）、“折戟沉沙”（1966年—1976年）、“梅开二度”（文革后—1992年）及“双向导”理念指引（1993年以后）的前进历程。 第三章嵌入社会学视角、尤其是运用社会控制理论，探讨共和国农村社会控制的变迁对农村基层扫盲组织的影响。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建构了高度集权的控制体系，将国家权力触角深入乡村社会，打通了几千年来国家与乡村之间呈现的“内核——边缘”、“中心——边陲”的结构，基层扫盲组织
陈博威[4]（2015）在《媒介话语中的“群众路线” ——《人民日报》报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呈现》文中研究指明媒介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呈现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命题。“群众路线”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重要的关键词,本研究以“群众路线”为切入点,使用词频统计结合话语分析来考究意识形态演变的路径和取向,并运用内容分析、话语分析等方法,通过研究《人民日报》自1946年创刊以来,关于群众路线相关报道的报道主题、报道体裁、引语来源,以及“群众”和“群众路线”内涵的演变四个层面来研究《人民日报》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不同时期使用的传播策略。不同时期与“群众路线”共现的词频是进行话语分析的主要依据。通过分析发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群众路线”作为意识形态关键词,其能指一直被保留在《人民日报》的报道文本中。在《人民日报》对新闻话语的使用中,通过对“群众”概念的不同阐释和对“群众路线”某一特定内涵的重点描述来完成观念的塑造。在主流意识形态演变中,媒介文本中的新闻话语对“群众路线”进行不同阐释的高频词则可以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在报道中的演变路径。在与“群众路线”共现高频词的考察中发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显现了从“领导”身份到“服务”身份的转变,从“思想”灌输到“利益”动员的转变。通过内容分析发现,从《人民日报》报道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宏观策略从上来看,政府公文完成意识形态关键词在媒介话语当中的“生产”,然后通过社论、评论员文章以及言论、观点、心得对关键词正当性的阐释,最终将意识形态关键词带入到消息、通讯等新闻体裁的话语中,并结合多领域主题报道进行大量重复,来建构心理学上“熟识”的传播效果。从微观层面来看,报道话语中对意识形态正当性的阐释策略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发生着变化：早期报道中,通过对“克理斯玛”权威的塑造并引述领袖话语来完成意识形态正当性阐释；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开始在报道中建构法理型权威,引述中共决议和法律条文来进行意识形态正当性阐释的变化；为了巩固意识形态正当性基础,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对进行了意识形态的创新。新的意识形态在获得正当性的过程中,《人民日报》在报道中采用了话语勾连的手法将“群众路线”与新意识形态进行语义上的连接,从而使后者获得正当性。除此之外,报道中对多元话语的“收编”也为意识形态正当性进行了佐证。
杨丹[5]（2013）在《音乐教学法教材之历史研究（1901-1976）》文中研究指明音乐教学法教材的历史研究是音乐教育研究领域里一个十分重要却一直被人忽视的内容。1901至1976年的音乐教学法教材,从其产生到定型,经历了一个模仿、探索,再模仿、再探索的螺旋式上升,并在政治运动的影响下产生异变的过程。每个时段的教材都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厘清其发展轨迹,掌握其基本特点,能为今天教材的编撰提供思考与启示。全文从教材概况、教材特征、教材编写的背景及特征成因三个维度考察了1901至1976年间的音乐教学法教材。从教材的第一手资料出发,依据教材体例及内容上所反映出来的特征来划分历史阶段,即仿日探索阶段、学苏探索阶段、文革异变阶段,并在每个阶段中结合具体案例分层次展开论证,研究音乐教学法教材在历史语境中的发展线索,探析其成因与影响,得出历史的反思,提出教材编写的建议。全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引论”,首先从音乐教学法教师和教材教法研究者的双重角色的角度介绍论文研究的缘起；对音乐教师教育、音乐教学法课程、音乐教学法教材等相关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从四个方面对已有相关成果进行综述；再提出研究设计的思路、框架与方法。第二章为“音乐教学法课程的开设历史”,从萌芽与初创、建设与曲折、毁灭与停滞三个时段对音乐教学法课程的开设历史进行梳理。课程的开设历经从清末民初到新中国建立的萌芽与初创期；建国后迎来第一次发展契机,但在“美育”被取消后受到阻碍；文革期间,课程不复存在,仅有音乐师资短训班与五七大学两种形式。课程的开设与教材的产生息息相关,该部分的研究为教材的历史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三章为“音乐教学法教材的仿日探索阶段（1901—1949）”。这一时期的音乐教学法教材呈现多元形态并存的局面,学堂乐歌唱歌集、音乐教育论文、翻译教材等多元素材孕育和催生了音乐教学法教材,二十至四十年代,教材的从模仿日本走向独立原创。由于日本学校唱歌运动为教材的诞生做了铺垫,学堂乐歌唱歌集及其他出版物对教材的产生起了催生作用,所以音乐教学法教材中的各方面突显出日本元素。而对音乐课程的理解局限性和西方音乐理论的传入使音乐教学法教材重视和强调音乐知识技能的内容。第四章为“音乐教学法教材的学苏探索阶段（1950—1965）”。在全面学苏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大量翻译苏联的音乐教学法教材,虽然后来也有大量自编教材,但苏联影响难以磨灭。这时期的教材体现出整体上的苏联印记、内容上的政治色彩、教法上的实践品格三个特点。究其成因,一方面是政治取向的文艺思想强化了音乐教学法教材的政治性另一方面是苏联重视实践的教育思想促成了音乐教学法教材的实践品格第五章为“音乐教学法教材的文革异变阶段（1966—1976）”。文革中教育革命的开展使音乐教师教育体系遭受重创,文革音乐占据了教学内容的绝对地位。中小学音乐课变为革命文艺课,革命文艺教学参考书和教师用书替代了音乐教学法教材的功能。教材在体例上体现出毛泽东思想的统帅性；内容构成以统帅文、革命歌曲、样板戏为主,极具革命性；而音乐教学法的内容极其薄弱。第六章为“音乐教学法教材建设的历史反思与编写建议”。从历史的研究中得出教材建设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意识形态对教材的影响、教材编写者的结构三方面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今教材的编写提出四点建议：教材目标诉求应从知识载体的独白走向与基础音乐教育的对话；价值取向应从以知识为中心走向人文主义的方向；教法指导应从单纯的理论讲授走向实实在在的实践指导；内容构成应从传统的单一模式走向“理论+实践+技能+资源”的多元结构。
常海[6]（2013）在《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党的领导人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断地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正确认识，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新中国改革和建设实际的结合，因而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成就。但是，在1957年之后，毛泽东在理论上和理论学习问题上相继提出了许多错误的观点，或肯定了一些错误的观点。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错误的理论观点和错误的学习方针、方法处于支配全局的地位，因而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许多损失，甚至是长期的严重损失。考察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认识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意义。对于“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这个问题，本文正文部分论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本文第一章，论述了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是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思想理论根据。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和成功经验，是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经验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现实根据。本文第二章，论述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的强调，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理论学习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理论学习的新要求以及结合斯大林问题所阐述的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本文第三章，论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与错误倾向的发展，理论学习问题上正确作风的弘扬，理论学习问题上两种倾向并存以及理论问题上错误观点的进一步发展。本文第四章，论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全面失误，对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批判以及理论学习问题上失误的继续和发展，还包括在这个时期里周恩来、邓小平为纠正理论学习中的错误所作的努力。本文第五章，对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认识做了总结性的评价。其中包括建国后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现记学习的问题上的正确认识的历史意义，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的危害及其原因，在现记学习问题上的成功经验以及在这一问题上应吸取的历史教训并结合这些经验教训论述了这些经验教训的借鉴意义和启示意义。
梁茂春[7]（2003）在《论“语录歌”现象（上）》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产生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毛主席语录歌”为研究对象 ,论述了“语录歌”的产生、“语录歌”的推广和流传情况、“语录歌”理论、“语录歌”的遽然消失、“语录歌”的音乐特点、李劫夫的“语录歌”创作 ,最后论述了“语录歌”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
易图强[8]（2011）在《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文中提出“畅销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畅销书”,是指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的畅销书；广义的“畅销书”,既可以是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也可以是通过行政手段发放或摊派而产生。畅销书的本质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对某类或某种图书的群体性追捧、阅读的社会行为。只要具备这一特点,任何图书都可以视为畅销书。图书的畅销,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素来重视政治、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拙文以广义畅销书为视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40年间（有时酌情延伸至1989年以后）畅销书的出版传播活动进行纵向研究。新中国40年间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949.10—1957.5,1957.6—1966.4,1966.5—1976.10,1976.11—1982.9,1982.10—1989.5。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历史主题。受此制约,每个历史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各不相同,每个历史时期出版的畅销书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1949.10—1957.5,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转变的时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废旧立新、蓬勃向上、“多元并举”、“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整体上呈现生动活泼的气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尤其50年代的早期、中期,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革命文学图书成为文学畅销书出版传播的主干,中国古典文学图书、以新中国建立前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乃至西方资本主义文学图书的出版传播也都枝繁叶茂,这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难得一见,更是“文革”时期根本见不到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比较宽松。革命文学图书的空前畅销产生了巨大影响：培植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英雄崇拜情结,传播了爱国、爱共产党、爱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主流价值观。1957.6—1966.4,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文学图书继续大量出版发行但遭受挫折,苏联译着的出版传播暗淡下来；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影响巨大；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风景。“斗志昂扬”、“火药弥散”的时代特征,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引进出版的俄苏译着急剧减少,1960年之后几乎绝迹。这是1956年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有意识地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之反映；1963.4—1964.11,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纷纷出版并广为流传,这是当时阶级斗争迅速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图书出版业提出的必然要求。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使青少年儿童增强了阶级观念,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但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畅销书为“左”倾错误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仇恨的种子种植于稚嫩、纯洁的少年儿童的心灵。1966.5—1976.10（“文革”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疯狂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噩梦岁月。这一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是：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大批判”文集铺天盖地,“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迷信盛行、万马齐喑的时代特点,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畸形、扭曲的局面——品种极其单一,极不平衡。例如,这一时期,毛泽东着作的出版发行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是因为：“文革”开始后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林彪对毛泽东着作别有用心的鼓吹与奉承,人们盲目崇拜毛泽东。“文革”时期疯狂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加剧了个人崇拜,强化了现代迷信,为林彪捞取了政治资本,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科学技术图书是“文革”时期的一大畅销板块,最具个性的科学技术图书是“赤脚医生”图书。“赤脚医生”图书大量出版发行的基本原因是：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响应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赤脚医生”图书是“赤脚医生”获得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甚至成了他们现学现用、现查现医的救急书。1976.11—1982.9,是拨乱反正时期,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严重“书荒”之后国民“大补”文学名着,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出现了工具书、通俗文学作品、日常生活图书、经济图书和少儿读物的出版传播热。拔乱反正、初步改革的历史主题,解放思想、渴望知识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景象。例如,文化教育图书空前畅销,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小学教辅、大中专教材和工具书等方面的畅销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文化科技知识。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文学畅销书是《第二次握手》,它突破了“文革”时期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性,推动了拨乱反正,促进了科技发展。1982.10—1989.5,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向纵深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经济学着作、教材继续热销；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如火山般爆发；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历史主题,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景象。这是国民阅读的沸腾岁月,是图书出版传播的黄金时代。例如,1979—1989,经济学着作、教材纷纷出版并畅销起来,原因在于：高等院校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学教材提供了稳定的读者群；经济的调整、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出版传播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面世与流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行政力量的参与和媒体的宣传,让经济学着作、教材的流传如虎添翼。经济学畅销教材、着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与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这是由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经营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迫使出版社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民营书业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琼瑶与金庸小说出版传播的繁荣；金庸与琼瑶的小说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和阅读心理。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畅销书,解放了国人的人性,为大众提供了文化营养,促使编辑出版人员开始转变观念,推动了中国大陆本土通俗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晦涩难懂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译着也大行其道,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启蒙的需要,是协作出版结下的硕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畅销书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泽惠于后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文革”结束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畅销书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就传播内容而言,“文革”结束前,主要流行政治理论读物和革命文学作品,而改革开放后,主要流传文化教育读物、经济读物和娱乐休闲读物。就文学畅销书而言,“文革”结束前,革命文学经典、俄苏文学作品洛阳纸贵,而改革开放后,港台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在新中国40年间,最稳定的两类畅销书是政治理论类和科学技术类,起伏最大的两类畅销书是文学类和文化教育类。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与时代变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时代制约着、决定着畅销书,另一方面,畅销书反映着时代、影响着时代。前者是指,畅销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体现这种时代要求的畅销书,时代创造了某种图书得以畅销的条件。时代的特点与需要,决定着畅销书的选题结构,决定着畅销书的主题与功能,决定着畅销书的文本。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依托于时代、依赖于时代；后者是指,一定时代的畅销书体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历史主题,映射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大众心态,体现该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该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体现该时代国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水准与精神高度。图书的畅销又影响着时代的发展,或是推动社会发展,或是阻碍历史前进。总之,时代作用于畅销书,畅销书又反作用于时代,即畅销书离不开时代,时代又呼唤畅销书。畅销书是时代的符号、标志,是反映历史特征、历史主题的载体,是记录时代精神、大众心态的媒介。畅销书是社会变化的睛雨表,是时代变迁的映射,是观察历史发展的窗口。因而,畅销书嬗变的过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演变的轨迹；畅销书的文本,浓缩了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面貌与国民的阅读水准。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史,是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勾勒新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解读其文本（包括内容与形式）,是考察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黄蓉[9]（2016）在《《毛主席语录》的学术批判性透视》文中研究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起,世界各国掀起了研究毛泽东的热潮,学者们试图从各个角度去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从一本被我们遗忘的《毛主席语录》来进行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相关研究却鲜有涉及。作为毛泽东着作选编本的《毛主席语录》对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力量不容忽视,《毛主席语录》不仅是一本小册子,而且也是一种沉甸甸的历史现象的折射,更是再审视和反思那段激情燃烧与荒诞离奇岁月的很好的切入点。通过对《毛主席语录》进行学术审视,辨析《毛主席语录》中的主要思想、观点,解释一些固定化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可以阐释其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显着影响。文本第一章属于学术综述,根据一定的史实材料,依据时间顺序,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为轴,对民间各种历史版本不做详述,大致将《毛主席语录》分为七个版本,简要罗列了版本之间一些明显差异,然后概述了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出版传播,接着对文章的逻辑结构和语言特点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二章阐释《毛主席语录》在六十年代中国产生的历史原因,而且对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的某些方面的积极意义给予了一定肯定。然后聚焦到《毛主席语录》编辑者主观编排下所体现的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的错误观点,择选出几个方面的内容详细地阐述,有重点地加以分析,同时挑出语录中几个经典的固定化概念再着重加以解析,力图体现饱满性和深刻性。最后将历史的目光收回,研究《毛主席语录》的现代启示,首先明确在语录发行期,它助推下产生的消极社会影响,然后表达我们研究时应该秉持的正确的态度,通过对《毛主席语录》现象的相关反思正确进行德行教育,推进党政宣传,驳斥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毛主席语录》虽然是由毛泽东的固定话语所构成的小册子,但是造成的影响是令人难以想象的。透过《毛主席语录》,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毛泽东思想,同时这也是从学术层面对于一个近乎被我们遗忘的毛泽东研究话题深入挖掘的重要创新。
陈明强[10]（2013）在《新中国结婚证书的图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收集到的623份（443种）结婚证书实物为第一手图像研究材料,在田野考察、图像分析与文献理论研究的三者互动中,对新中国结婚证书的历史脉络、证件制式、文书格式、认证要件、版式构成、色彩特征、造型手法、图案题材和字体类型等各方面做描述和分析。第一章从婚姻、婚姻成立的程序与方式及结婚证书的出现与发展等方面,对结婚证书的历史脉络进行详细梳理。第二章至第四章,将新中国结婚证图像研究分为建国初期十七年（1949-1965）、“文革”及之后的“徘徊”时期（1966-1978）和“改革开放”之后（1979-至今）三个时期。在对不同时期的结婚证书图像进行合理阐释时,将之置于恰当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社会变动中,结合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特征,考察社会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变化对图像本身的影响。从情景的表现、观念的传达、画面的组织和图像套式的象征意义等方面,寻找出图像演变的内在动力,认识结婚证图像内容和功能的变换,从中显现婚姻制度的变革,婚姻观念的变化,婚姻生活的时代风貌,政治意识形态的宣扬策略的转变,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揭示婚姻合法性缔结与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构建之间的关联。第五章经过对结婚证制式类型、印制工艺、文书格式、认证要件（印鉴、印花税票和照片）等多方面的分析和总结,呈现作为婚姻“被证明”的物化形式的结婚证书,如何逐步成为形式合法,要件齐全的婚姻合法性认证的法定证件。第六章至第七章,通过对版式类型、版面图像套式、版式设计特点、色彩特征、造型手法和图案元素（吉祥图案、政治符号、外来图案和美术字图案）的归纳和分析,呈现出结婚证设计者如何将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国家意识形态的宣扬和文艺政策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得图像发挥出教化、规范、维系和调节的功能。总之,结婚证的图像内容,作为一个浓缩的特殊时期的历史景观,与中国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相联系,不仅反映出不同时期婚姻管理政策,还暗含许多其他内容,如新旧文化的交融与对抗,文艺政策的转变,以及统治阶层对于现代化认识的演化过程等。结婚证图像承担着证明两性合法婚姻关系之外的功能,它反映了图像演变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权威、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关联。可以说,结婚证图像的演变,呈现的是国家统治力量在各个时期,将其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巩固和加强与夫妻婚姻缔结的合法性确认,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过程。
二、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的语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的语录（论文提纲范文）
（1）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概念阐释 |
| 三、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 |
| 四、学术史综述 |
| 五、文献资料与调查访谈 |
| 六、主要创新与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下孔村及其研究价值 |
| 第二章 共产党印象 |
| 第一节 “共党来了铲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 |
| 第二节 “羊群走路靠头羊，群众看的是共产党” |
| 小结 |
| 第三章 政治运动与革命文化的输入 |
| 第一节 锣鼓喧天进公社 |
| 第二节 整党整风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 |
| 小结 |
| 第四章 革命文化：话语·仪式·象征·记忆 |
| 第一节 革命话语体系 |
| 第二节 仪式与象征 |
| 第三节 革命的记忆 |
| 小结 |
| 第五章 被改造的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一 |
| 第一节 冬学民校与政治夜校 |
| 第二节 学雷锋 |
| 第三节 学大寨 |
| 第四节 破四旧、立四新 |
| 第五节 思想检讨与重做新人 |
| 小结 |
| 第六章 学毛着：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二 |
| 第一节 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学习制度 |
| 第三节 学习内容 |
| 第四节 学习方法 |
| 第五节 记忆与认识 |
| 第六节 典型个案 |
| 小结 |
| 结论 革命与教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农村调查及访谈资料 |
| 附录 A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2）“老三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 |
| （一）选题简介 |
| （二）选题来源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一）学术界关于“老三篇”的间接研究 |
| （二）学术界关于“老三篇”的直接研究 |
| 三、选题论证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关照性 |
| 四、学术要点 |
| （一）选题切入点 |
| （二）新学理视点 |
| （三）学术考量重点 |
| （四）学术辨析焦点 |
| （五）学术探讨难点 |
| （六）学术创新点 |
| 第一章 “老三篇”的写作背景 |
| 一、《纪念白求恩》的写作背景 |
| （一）法西斯战争爆发，白求恩前往西班牙 |
| （二）中国战争形势严峻，白求恩来华 |
| （三）《纪念白求恩》的发表 |
| （四）即时影响 |
| 二、《为人民服务》的写作背景 |
| （一）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发生变化 |
| （二）反对国民党经济封锁，开展边区大生产运动 |
| （三）《为人民服务》的发表 |
| （四）即时影响 |
| 三、《愚公移山》的写作背景 |
|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关键时期 |
| （二）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 |
| （三）《愚公移山》的发表 |
| （四）即时影响 |
| 第二章 “老三篇”的版本流传 |
| 一、“老三篇”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收录、修改、修订 |
| 二、“老三篇”的单行本、合订本 |
| （一）“老三篇”合订本 |
| （二）“老三篇”单行本 |
| 三、有关“老三篇”的其他文学艺术形式 |
| 第三章 “老三篇”的思想内涵 |
| 一、《纪念白求恩》的思想内涵 |
| （一）以世界革命为己任的国际主义精神 |
| （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 |
| 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内涵 |
|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我军的根本宗旨 |
| （二）为人民利益而死 |
|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 |
| （四）追悼会制度 |
| 三、《愚公移山》的思想内涵 |
| （一）充分肯定党的政治路线的重大意义 |
| （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
| 第四章 学习“老三篇”运动 |
| 一、历史背景 |
| （一）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二）林彪的崛起 |
| （三）毛泽东晚年的心理活动 |
| 二、学习“老三篇”运动发展历程 |
| （一）让军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
| （二）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 |
| （三）学习“老三篇”运动开始降温 |
| （四）“老三篇”学习走向正常化 |
| 三、建国后“老三篇”对国内的社会影响 |
| （一）政治方面 |
| （二）经济方面 |
| （三）思想文化 |
| 第五章 当今学习和践行“老三篇”的意义与价值 |
| 一、当前中共党建存在问题与学习和践行“老三篇”的必要性 |
| （一）当前中共党建存在的问题 |
| （二）学习和践行“老三篇”的必要性 |
| 二、学习“老三篇”的现代启示 |
| （一）坚持毛泽东思想 |
| （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 （三）开展群众路线教育 |
| （四）发挥榜样的作用 |
| （五）端正文风 |
| （六）重视纪念活动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 |
| 致谢 |
（3）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分析 |
| 一 研究现状的回顾 |
| 二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 第四节 几个重要概念 |
| 一 农村 |
| 二 扫盲教育 |
| 三 社会控制 |
| 第五节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二章 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历史轨迹 |
| 第一节 继往开来与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起步:1949年-1957年 |
| 一 建国初期农村扫盲教育的缘起 |
| 二 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起步 |
| 第二节 “政治挂帅”与扫盲教育的“亚健康”发展: 1958年-1965年 |
| 一 “大跃进”与扫盲运动“大跃进”(1958年-1960年) |
| 二 挫顿后的调整与扫盲教育的缓慢恢复(1961年-1966年)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极端化与扫盲教育的“折戟沉沙”:1966年-1976年 |
| 一 人为之灾与扫盲教育的尽乎停滞 |
| 二 努力抗争与夹缝中的扫盲坚守 |
| 第四节 经济重心与扫盲教育的“梅开二度”:文革后-1992年 |
| 一 扫盲教育正规化 制度化道路的重返及发展 |
| 二 经济建设下的“经济”扫盲观 |
| 第五节 非均衡理念与扫盲教育发展的“表”“里”:1993年-2005年 |
| 一 “两基”初始齐驱与扫盲制度的继续调整(1993年-1996年) |
| 二 划片推进与扫盲依次攻坚(1997年-2000年) |
| 三 “双向导”旨趣与扫盲教育的“东”“西”理路(2001年-2005年)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第三章 重建与变迁:农村社会控制与扫盲组织关系探微 |
| 第一节 农村社会强势控制与扫盲教育组织的趋同化:1949年-1957年 |
| 一 强势“硬”“软”控制与国家权力的逐渐下渗 |
| 二 农村扫盲组织的“枝繁叶茂” |
| 第二节 农村社会控制偏差与扫盲教育组织的“沉”“浮”:1958年-1965年 |
| 一 社会控制过度与教育权力的困顿 |
| 二 扫盲组织的“沉”“浮”:结构及功能泛政治化的凸显 |
| 第三节 农村社会相对失范与扫盲教育组织的解构:1966年-1976年 |
| 一 农村社会控制的相对失序与教育危机 |
| 二 “东风无力百花残”:扫盲组织形态及功能的解构 |
| 第四节 文革后农村社会控制重建与扫盲教育组织的多维呈现 |
| 一 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与乡村秩序的重建 |
| 二 现代农村扫盲组织的“差序格局” |
| 第四章 农村扫盲教育的范式转型(上):扫盲教育理念与教育内容 |
| 第一节 教育理念转型:扫盲教育思想重心的从低到高 |
| 第二节 扫盲教育内容及教材分析 |
| 一 扫盲教育内容的解析 |
| 二 扫盲教材解读 |
| 第五章 农村扫盲教育的范式转型(下):形式 师资及农民学习心理 |
| 第一节 多样的扫盲学习形式 |
| 一 集中学习 |
| 二 分散学习 |
| 第二节 扫盲师资及教师教学心理 |
| 一 扫盲师资的选择与培养 |
| 二 扫盲教师心理剖析 |
| 第三节 学习心理与动机:农民学习心理解读 |
| 一 主动性参与扫盲 |
| 二 被动性参与扫盲 |
| 第六章 新世纪农村扫盲教育理念和发展路向的若干思考 |
| 第一节 新世纪农村扫盲教育理念的指向 |
| 一 50多年来农村扫盲教育的成效及局限 |
| 二 建国以来农村扫盲教育的经验及其对当代扫盲教育实践的启示 |
| 三 新世纪扫盲教育的新理念 |
| 第二节 扫盲教育路径的比较与整合 |
| 一 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扫盲教育发展的不同理路 |
| 二 扫盲教育发展路径的整合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媒介话语中的“群众路线” ——《人民日报》报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呈现（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思路 |
| 1.2.1 研究对象的选取：媒介话语中的关键词 |
| 1.2.2 “群众路线”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 |
| 1.2.3 以含“意识形态”关键词的媒介文本为切入点的意识形态传播考察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意识形态研究概述 |
| 1.3.2 国内意识形态研究现状 |
| 1.4 研究问题 |
| 1.5 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
| 1.5.1 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 |
| 1.5.2 内容分析方法 |
| 1.5.3 话语分析方法 |
| 1.6 研究的意义 |
| 1.7 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 |
| 1.7.1 研究内容 |
| 1.7.2 框架的选择 |
| 2 1946-1956年：全面的阐释和多样的演绎 |
| 2.1 群众路线报道整体特征 |
| 2.1.1 主题分布 |
| 2.1.2 体裁分布 |
| 2.1.3 直接引语的分布 |
| 2.2 广泛的群众和“全面”的群众路线 |
| 2.3 克理斯玛权威的建构和多元话语的征用 |
| 2.3.1 领袖形象的塑造与话语引述 |
| 2.3.2 群众形象的塑造和大众话语的阐释 |
| 2.3.3 多元话语的使用——代表多数人的执政合法性建构 |
| 3 1957-1965年：激进与偏移 |
| 3.1 群众路线报道整体特征 |
| 3.1.1 主题分布 |
| 3.1.2 体裁分布 |
| 3.1.3 直接引语的分布 |
| 3.2 群众路线：概念勾连的纽结 |
| 3.2.1 “技术” |
| 3.2.2 “革命” |
| 3.2.3 “劳动” |
| 3.2.4 “政治” |
| 3.2.5 “社会” |
| 3.2.6 “依靠” |
| 3.2.7 “研究” |
| 3.3 媒介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阐释来源的建构 |
| 3.3.1 克理斯玛权威的强化与领袖话语引述 |
| 3.3.2 领袖形象的更新与建构意识形态“正统性”引述 |
| 3.3.3 敌我身份的界限——阶级敌人形象的塑造 |
| 3.3.4 政党形象的拟人化塑造和大众话语对干部形象的提升 |
| 4 1966-1977年:斗争的标杆 |
| 4.1 群众路线报道整体特征 |
| 4.1.1 主题分布 |
| 4.1.2 体裁分布 |
| 4.1.3 直接引语的分布 |
| 4.2 群众路线：阶级的标杆和狂热的助推器 |
| 4.2.1 “毛主席”——“毛泽东思想” |
| 4.2.2 “教导”——“学习” |
| 4.2.3 “无产阶级”——“阶级”——“主义” |
| 4.2.4 “坚持”——“路线”——“同志” |
| 4.2.5 “广大”——“工人” |
| 4.3 意识形态正当性的一元化阐释 |
| 4.3.1 克理斯玛权威的极化和“舵手”身份的隐喻 |
| 4.3.2 报眼位置的语录和外国政要的附和 |
| 4.3.3 阶级身份的塑造 |
| 5 1978-1989年：解构与重塑 |
| 5.1 群众路线报道整体特征 |
| 5.1.1 主题分布 |
| 5.1.2 体裁分布 |
| 5.1.3 直接引语的分布 |
| 5.2 重构的群众路线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 |
| 5.2.1 “实事求是”——“作风”——“发扬” |
| 5.2.2 “方法”——“政策” |
| 5.2.3 “实践”——“实际”——“研究” |
| 5.2.4 “社会”——“民主” |
| 5.3 意识形态正当性来源的解构和转型 |
| 5.3.1 毛泽东话语的再造和再造领袖的失败 |
| 5.3.2 神化身份的解构和克理斯玛权威的继承 |
| 5.3.3 建构法理型权威的尝试 |
| 6 1990-2002年：意识形态的创新和法理型权威的建构 |
| 6.1 群众路线报道整体特征 |
| 6.1.1 主题分布 |
| 6.1.2 体裁分布 |
| 6.1.3 直接引语的分布 |
| 6.2 “群众”内涵的更新与中共“服务”性质的强化 |
| 6.2.1 “人民群众”——“利益”——“服务” |
| 6.2.2 “改革” |
| 6.2.3 “政治”——“根本” |
| 6.2.4 “提高”、“贯彻”、“加强”、“重要”、“组织” |
| 6.3 法理型权威的建构和多样化阐释正当性战略 |
| 6.3.1 累加式的权威声源塑造 |
| 6.3.2 法理型权威崭露头角 |
| 6.3.3 新意识形态元素的加入与其继承性论述 |
| 6.3.4 民族主义元素的感召 |
| 7 2003-2012年：“以人为本”和“群众路线”的亲缘脉络 |
| 7.1 群众路线报道整体特征 |
| 7.1.1 主题分布 |
| 7.1.2 体裁分布 |
| 7.1.3 直接引语的分布 |
| 7.2 群众路线与以人为本：概念的勾连和相互的佐证 |
| 7.2.1 “始终” |
| 7.2.2 “党员” |
| 7.2.3 “教育” |
| 7.2.4 “深入” |
| 7.3 “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和观念的“科学”阐释 |
| 7.3.1 领导人亲民形象的塑造和对话模式 |
| 7.3.2 网友身份的出现和新的阐释路径 |
| 7.3.3 通过专家学者对“科学”的论证 |
| 8 2013-2014：一般性价值到核心价值的趋势 |
| 8.1 群众路线报道整体特征 |
| 8.1.1 主题分布 |
| 8.1.2 体裁分布 |
| 8.1.3 直接引语的分布 |
| 8.2 传统的阐释和核心价值的建构 |
| 8.2.1 “开展”、“活动”、“实践活动”、“作风” |
| 8.2.2 “精神”——“书记”——“习近平” |
| 8.2.3 “中央”——“基层” |
| 8.3 新的“群众”和“柱石”：新策略与群众路线的交集 |
| 8.3.1 核心价值观中“公民”身份的描述对“依法治国”观念的巩固 |
| 8.3.2 文化合法性阐释成为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新柱石 |
| 8.3.3 网络声源的持续和对新技术的接纳 |
| 9 路径依赖与概念演绎：群众路线的内涵变迁与传播策略衍变的总体描述 |
| 9.1 路径依赖：新闻话语中群众与群众路线内涵的变迁 |
| 9.1.1 群众的内涵演变 |
| 9.1.2 主流意识形态演变的路径：与群众路线共现高频词 |
| 9.1.3 从共现的高频词的变化看主流意识形态演变路径的取向 |
| 9.1.4 群众路线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作用：一种正当性的路径依赖 |
| 9.2 关键词的概念演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策略的变迁 |
| 9.2.1 报道主题和报道体裁的运用——关键词的大众传播和重复的建构 |
| 9.2.2 报道中直接引语来源的变化——意识形态正当性论证的演变轨迹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音乐教学法教材之历史研究（1901-197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一、作为音乐教学法教师：课程异变的尴尬 |
| 二、作为教材教法的研究者：历史研究的萌发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音乐教师教育 |
| 二、音乐教学法课程 |
| 三、音乐教学法教材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音乐教育学的相关研究 |
| 二、音乐教师教育研究 |
| 三、音乐教学法课程研究 |
| 四、音乐教学法教材研究 |
| 五、成果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音乐教学法课程的开设历史 |
| 第一节 萌芽与初创(1901—1949) |
| 一、清末民初：课程先于学制产生 |
| 二、五四之后：从“教授法”到“教学法” |
| 三、红色政权时期：有“音乐课”而无“教学法” |
| 第二节 建设与曲折(1950—1965) |
| 一、建国初期课程开设得到较快发展 |
| 二、“美育”的消失使课程开设受到阻碍 |
| 第三节 毁灭与停滞(1966-1976) |
| 一、音乐师资短训班的艰难开设 |
| 二、音乐专业工农兵学员的招收 |
| 第三章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仿日探索阶段(1901-1949) |
| 第一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概况 |
| 一、音乐教学法教材呈现多元形态并存的局面 |
| 二、音乐教学法教材从借鉴探索走向独立原创 |
| 第二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特征分析 |
| 一、多元素材中的日本元素突显 |
| 二、教材内容重视音乐知识技能教学 |
| 第三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编写背景及特征成因 |
| 一、日本学校唱歌运动为中国音乐教学法教材的诞生做了铺垫 |
| 二、学堂乐歌唱歌集及其他出版物催生了音乐教学法教材 |
| 三、音乐课程理解的局限性使音乐教学法教材强调知识技能 |
| 四、西方音乐理论的传入使音乐教学法教材重视知识技能 |
| 第四章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学苏探索阶段(1950-1965) |
| 第一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概况 |
| 一、翻译苏联教材以解燃眉之急 |
| 二、从翻译照搬走向自编探索 |
| 第二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特征 |
| 一、整体上的苏联印记 |
| 二、内容上的政治色彩 |
| 三、教法上的实践品格 |
| 第三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编写背景及特征成因 |
| 一、全面学苏是建国初期教材编写的必然选择 |
| 二、政治取向的文艺思想强化了音乐教学法教材的政治性 |
| 三、苏联重视实践的教育思想促成了音乐教学法教材的实践品格 |
| 第五章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文革异变阶段(1966-1976) |
| 第一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概况 |
| 一、中小学革命文艺教材的出现 |
| 二、音乐教学法教材的变身 |
| 第二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特征 |
| 一、体例上的毛泽东思想统帅性 |
| 二、内容构成上的革命性 |
| 三、音乐教学法知识的薄弱性 |
| 第三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编写背景及特征成因 |
| 一、教育革命的开展使音乐教师教育体系遭受重创 |
| 二、文革音乐占据了教学内容的绝对地位 |
| 第六章 音乐教学法教材建设的历史反思与编写建议 |
| 第一节 历史的反思 |
| 一、教材建设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
| 二、意识形态的过多干预会遮蔽教材的人文性 |
| 三、教材编写者的结构应具有交叉性和多重性 |
| 第二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编写建议 |
| 一、目标诉求从“独白”走向“对话” |
| 二、价值取向从知识走向人文 |
| 三、教法指导从理论走向实践 |
| 四、内容构成从单一走向整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6）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第一章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根据 |
| 一、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思想理论根据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 |
| （二）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 |
| 二、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经验根据 |
| （一）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历史教训 |
| （二）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成功经验 |
| 三、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现实根据 |
| （一） 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
| （二）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
| 第二章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 |
| 一、 中共领导人对执政党加强理论学习问题的强调 |
| （一）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理论教育的规定 |
| （二） 刘少奇对理论学习和宣传问题的论述 |
| （三） 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理论学习的要求 |
| 二、 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对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 （一）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提出与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 （二） 结合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理论学习 |
| （三） 批判唯心主义与理论学习 |
| （四） 对知识分子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 三、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 （一） 关于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
| （二） 关于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 |
| （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 |
| 四、 结合斯大林问题所阐述的理论学习思想 |
| （一） 关于正确对待革命领袖 |
| （二） 关于正确认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三） 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 |
| 第三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 |
| 一、 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与错误倾向的发展 |
| （一） 毛泽东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论述 |
| （二） 错误理论观点的出现和发展 |
| （三）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要求 |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正确作风的弘扬 |
| （一） 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 （二） 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和党员学习的规定 |
| （三） 刘少奇关于树立实事求是作风的论述 |
| （四） 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树立实事求是作风的论述 |
| 三、 理论学习问题上的两种倾向并存 |
| （一） 阶级斗争问题上错误观点的发展 |
| （二） 对干部理论学习的进一步要求 |
| （三） 对群众性理论学习活动的提倡 |
| （四） 结合中苏论战所阐述的理论学习思想 |
| 四、 理论问题上错误观点的进一步发展 |
| （一） 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和错误理论观点的进一步发展 |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发展 |
| （三） 思想文化领域里批判的逐步“升级” |
|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 |
| 一、 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全面失误 |
| （一） 错误理论观点的进一步严重 |
| （二） 对别有用心的言论的认可 |
| （三） 错误理论观点的系统化和合法化 |
| （四） “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和“革命大批判” |
| 二、 对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批判 |
| （一） 对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初步批判 |
| （二） 中央对干部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 （三） 对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进一步批判 |
| （四）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 |
| 三、 理论学习问题上失误的继续和发展 |
| （一） 错误理论的继续坚持和“批林批孔” |
| （二）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 （三） 邓小平为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作的努力 |
| （四） 理论问题上的再失误 |
| 第五章 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认识的历史评价 |
| 一、 理论学习问题上正确认识的历史意义 |
| （一） 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理论学习思想的发展 |
| （二） 对新中国各项改革和建设的促进作用 |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认识的危害和原因 |
| （一） 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认识造成的危害 |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认识产生的原因分析 |
| 三、 在理论学习问题上应吸取的经验教训及其现实启示 |
| （一） 在理论学习问题上应吸取的经验教训 |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经验教训的现实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论“语录歌”现象（上）（论文提纲范文）
| (一) 从“红宝书”到“语录歌” |
| (二) “语录歌”的推广、出版和流传 |
| 一是在批斗“走资派”、“反动权威”大会上演唱语录歌的情况∶ |
| 二是在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打派仗时演唱语录歌的情况∶ |
| 三是在劳动中遇到困难时唱语录歌的情况∶ |
| 四是在个人思想斗争时唱毛主席语录歌的情况∶ |
| (三) “语录歌理论” |
| 第一, 语录歌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崭新的形式”。 |
| 第二, 高唱“语录歌”是群众学习毛主席语录的一种有效形式。 |
| 第三, 语录歌是“文化大革命”的有力的政治武器。 |
| 第四, “语录歌”为工农兵大众所喜爱。 |
| (四) “语录歌”的遽然消失 |
| (五) “语录歌”的音乐特点 |
| (六) “语录歌”音乐简析 |
（8）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畅销书"概说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主旨与内容 |
| 四、研究的意义、创新点与方法 |
| 五、研究的难点与步骤 |
| 第一章 "改天换地"、"多元并举"时代的畅销书(1949.10—1957.5)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49.10—1957.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 |
| 四、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 |
| 五、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 |
| 六、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二章 "斗志昂扬"、"火药弥散"时代的畅销书(1957.6—1966.4)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57.6—1966.4)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革命文学图书出版传播遭受曲折,苏联译着出版传播暗淡下来 |
| 四、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 |
| 五、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 |
| 六、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亮丽风景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三章 迷信盛行、万马齐喑时代的畅销书(1966.5—1976.10)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66.5—1976.10)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 |
| 四、"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 |
| 五、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 |
| 六、"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四章 拨乱反正、初步改革时代的畅销书(1976.11—1982.9)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76.11—1982.9)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国民"大补"文学名着 |
| 四、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 |
| 五、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 |
| 六、《第二次握手》个案剖析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思想启蒙时代的畅销书(1982.10—1989.5)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82.10—1989.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 |
| 四、经济学教材、着作继续畅销 |
| 五、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 |
| 六、金庸与琼瑶小说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 |
| 七、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 |
| 八、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 |
| 九、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六章 "文革"结束前与改革开放后畅销书的比较 |
| 一、传播者比较 |
| 二、传播内容比较 |
| 三、传播渠道比较 |
| 四、受众比较 |
| 五、传播效果比较 |
| 第七章 新中国畅销书与时代变迁之关系的整体评析 |
| 一、时代制约着畅销书 |
| 二、畅销书反映着时代 |
| 三、畅销书影响着时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毛主席语录》的学术批判性透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关照性 |
| 第二节、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状况 |
| 一、国内学者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毛主席语录》的文本简述 |
| 第一节、《毛主席语录》的出版与修订简述 |
| 第二节、《毛主席语录》的发行与传播 |
| 第三节、《毛主席语录》的结构和语言特征 |
| 一、《毛主席语录》的内部编排逻辑 |
| 二、《毛主席语录》的行文风格 |
| 第二章 《毛主席语录》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 |
| 第一节、《毛主席语录》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一、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需要 |
| 二、林彪个人政治的企图 |
| 三、中国共产党内思想的需求以及军队学习的需要 |
| 第二节、《毛主席语录》在其发行期的积极导向 |
| 一、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心中不可撼动的地位 |
| 二、在一定程度上教化了民众思想,推动了社会风气的良性发展 |
| 三、在一定意义上对全球反帝国主义、反霸权主义、反殖民主义有重要影响 |
| 四、在一定意义上对中国的革命精神的传播,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产生重要影响 |
| 第三章 《毛主席语录》的学术审视 |
| 第一节、《毛主席语录》透视下的毛泽东思想 |
| 一、《毛主席语录》与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
| 二、《毛主席语录》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 |
| 三、《毛主席语录》关于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内容 |
| 第二节 、《毛主席语录》透视下的极左思潮 |
| 一、过度拔高“思想的武器”之地位 |
|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
| 三、非辩证的思想方法 |
| 四、绝对平均主义思想 |
| 第三节、关于《毛主席语录》中几个常用概念的阐述 |
| 一、愚公移山 |
| 二、纸老虎 |
| 三、暴力革命 |
| 第四章 《毛主席语录》现象的当代反思 |
| 第一节 、在《毛主席语录》助推下的消极社会影响 |
| 一、助推了毛泽东个人崇拜迅速发展,党内民主破坏严重 |
| 二、助推了“文化大革命”极速地发酵膨胀,社会陷入混乱 |
| 三、促使国内的学术界和文艺界发展停滞不前,教育事业一度受挫 |
| 四、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崎岖,进程艰难 |
| 第二节 、正确看待和评价《毛主席语录》的方法 |
| 一、立足本源,不脱离毛泽东的文献资料 |
| 二、端正态度,保持学术研究的客观立场 |
| 三、辩证方法,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审视 |
| 第三节 、反思《毛主席语录》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
| 一、正确汲取《毛主席语录》的养分有利于当代的德行教育基础推进 |
| 二、正确反思《毛主席语录》的宣传方式有利于国家党政宣传积极发展 |
| 三、正确反思评价《毛主席语录》有利于加强我国经济建设 |
| 四、正确反思评价《毛主席语录》有利于驳斥历史虚无主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新中国结婚证书的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原因 |
| 第二节 关于课题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结婚证书 |
| (二) 图像 |
| (三) 意识形态 |
| (四) 政治合法性 |
| 二、研究范围 |
| (一) 考察对象的界定 |
| (二) 新中国结婚证书的基本分期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文献综述 |
| 一、学术研究状况 |
| 二、对研究现状的总结陈述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一) 田野考察法 |
| (二) 图像学方法 |
| (三) 文献考察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结婚证书的历史脉络 |
| 第一节 婚姻、婚姻成立的程序与方式 |
| 一、婚姻 |
| 二、婚姻成立的程序与方式 |
| (一) 结婚 |
| (二) 结婚的程序与方式 |
| 1. 革命根据地与现行的婚姻登记制度的关系 |
| 2. 婚姻登记制度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结婚证书的出现与发展 |
| 一、媒证 |
| (一) 媒神 |
| (二) 媒人 |
| (三) 媒场 |
| (四) 媒物 |
| 二、中国传统“婚书”简述 |
| (一) 婚书的概念及其他称谓 |
| (二) 中国历代有关“婚书”的文献 |
| 三、清末民初的“官制婚书” |
| (一) 太平天国“合挥” |
| (二) 清末民初“官制婚书”推广的历史 |
| 四、“结婚证书”提法的出现 |
| 第二章 承前启后,新中国新气象——建国初期十七年(1949—1965) |
| 第一节 承前启后 |
| 一、吉祥图案的沿用 |
| 二、版面制式的借鉴 |
| 第二节 新中国新气象 |
| 一、代表“新政权”的政治符号 |
| 二、新的花卉图案和花边形式 |
| 三、新的婚姻法规 |
| 四、新的社会面貌 |
| (一) 夫妻形象 |
| (二) 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
| 第三节 新政权光芒下的婚姻缔结 |
| 一、新政权下的“洞房”,喜庆的婚姻“私生活” |
| 二、传统元素与新政权符号共生关系,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和巩固 |
| 第三章 火热的“革命”气质——“文革”及之后的“徘徊”时期(1966—1978) |
| 第一节 火热的“革命”气质 |
| 一、图案元素的变更 |
| (一) 原有政治符号的变化 |
| (二) 新政治符号的出现 |
| 二、绚丽与简朴并存的版面 |
| (一) 红绿黄三色搭配的版面 |
| (二) “红光亮”色调与“节俭”风格 |
| 三、证本式制式与分段式版面 |
| 第二节 “革命”运动下的婚姻缔结 |
| 一、权力空间的营造与转变 |
| 二、领袖颂歌中的婚姻祝福 |
| (一) 权力空间的核心与政治合法性的巩固 |
| (二) 领袖注视下的规训之城 |
| 第四章 “春风”带来的“大一统”——“改革开放”之后(1979—2004) |
| 第一节 “春风”送暖——政治符号的消减,吉祥图案的回归(1979—1985) |
| 第二节 统一管理——结婚证统一制式与管理的过程(1986——2004) |
| 第三节 法律规范下的婚姻缔结 |
| 一、“奖状”变“证件”—婚姻与契约 |
| (一) “一分为二”—传统契约制式与婚书制式的关系 |
| (二) 婚姻的契约性 |
| 二、“政治干预”与“法律规范” |
| (一) 国家干预减弱,公权力对私权利把控的转变 |
| (二) 法制的规训,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转变 |
| 第五章 证书的形式要件 |
| 第一节 证书制式 |
| 一、制式类型 |
| (一) 奖状式 |
| (二) 证本式 |
| 二、包装种类及材料 |
| 三、尺寸 |
| 四、印刷工艺和印制单位 |
| 五、纸张 |
| 第二节 文书格式 |
| 一、建国前婚书的文书格式 |
| (一)、民国婚书的文书格式 |
| (二)、革命根据地结婚证的文书格式 |
| 二、新中国结婚证书的文书格式(1949—2003十种不同的文书格式) |
| 第三节 认证要件 |
| 一、印鉴(印章、指纹与签名) |
| 二、印花税票 |
| 三、夫妻照片 |
| 第六章 版式构成 |
| 第一节 版式 |
| 一、版式类型 |
| 二、版面图像套式 |
| 第二节 版式设计特点 |
| 一、对称与均衡 |
| 二、节奏与韵律 |
| 三、主观处理的比例 |
| 四、四季采花的时间观 |
| 五、多方位的空间处理 |
| 第三节 色彩运用 |
| 一、结婚证的色彩布局 |
| (一) 字体颜色 |
| (二) 内芯,封面和封底的底色 |
| (三) 边框颜色和封面封底中单独出现的图案颜色 |
| 二、色调类型 |
| 第四节 造型手法 |
| 第七章 图案 |
| 第一节 吉祥图案 |
| 一、人物神祗 |
| 二、祥禽瑞兽 |
| 三、花卉果木 |
| 四、文字符号 |
| 第二节 政治符号 |
| 一、标志类 |
| 二、人物类 |
| 三、生产生活物象 |
| 第三节 外来图案 |
| 第四节 美术字 |
| 一、美术字体类型与布局 |
| 二、美术字内容 |
| (一) 婚姻法内容 |
| (二) 政治内容 |
| 第五节 图像的功能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的语录（论文参考文献）
- [1]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D]. 吴家虎. 南开大学, 2012(06)
- [2]“老三篇”研究[D]. 李圆.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3]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D]. 马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2)
- [4]媒介话语中的“群众路线” ——《人民日报》报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呈现[D]. 陈博威. 武汉大学, 2015(07)
- [5]音乐教学法教材之历史研究（1901-1976）[D]. 杨丹. 湖南师范大学, 2013(06)
- [6]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D]. 常海.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1)
- [7]论“语录歌”现象（上）[J]. 梁茂春. 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2003(01)
- [8]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D]. 易图强.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9]《毛主席语录》的学术批判性透视[D]. 黄蓉. 南京大学, 2016(05)
- [10]新中国结婚证书的图像研究[D]. 陈明强. 中央美术学院, 20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