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墓看汉初法家路线（论文文献综述）
卓然[1]（2021）在《先秦两汉黄金数量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相关的传世文献中,似乎有西汉多金而东汉少金的信息,以致不少研究者认为东汉时期黄金“骤减”。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以两汉赐金量的差距为依据笼统考察,但黄金数量变化属于动态问题,从开采到使用的过程都会引起数量变化。为了辨明这个争议,该文以黄金数量为研究对象,以开采量和使用量为线索,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结合,对先秦两汉黄金的数量变化进行多角度探究。开采量方面从产金地切入,汉以前的产金地包括川滇、楚地、富春江、汝、汉水流域;西汉时期增加了云南大姚、江西鄱阳、新疆南山;东汉时期增加了永昌郡南部的兰沧水、涪水流域及安徽巢湖等地。先秦两汉时期的黄金产地在时间与空间的分布上皆不平衡,时间分布上呈增加趋势,空间分布上南方多于北方。使用量方面按其用途进行分类,流通用金在夏、商和西周时期主要作为青铜器的装饰使用;东周至西汉黄金原料增加,黄金铸币广泛流通,不仅用于进贡、赏赐、惩罚、行贿,还可进行交换并代表一定的价值尺度,具备货币的基本属性。非流通用金以礼仪和丧葬用金为主,祭祀、车舆、冠服、印绶等礼仪制度是礼仪用金的重要渠道。总体使用量中占比最多的是赏赐用金,酎金和丧葬用金次之。东汉时期黄金“骤减”之说难成定论。一方面,同一批黄金循环流转于社会各阶层之间,导致史料中有关西汉黄金记载较多的表面现象。另一方面,东汉时期的黄金并未全部集中于统治阶层,而是多藏匿或流通于民间;盛行的庄园经济使得黄金的贸易功能逐渐减弱,装饰功能和储藏功能逐渐居于主要地位;加之黄金纯度的提高、盗墓活动以及薄葬观念等因素影响,从而导致史料中有关东汉黄金量的记载变少。
韩如月[2]（2019）在《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汉代服饰审美文化是在继承先秦服饰审美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汉代特有的时代背景,形成的独特的服饰审美文化,深刻影响了魏晋南北朝及其后中国服饰审美文化乃至国外服饰审美文化的发展,至今仍有重要影响。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有诸多薄弱之处。本文采用审美文化的视角,置汉代服饰于特定的审美文化生态中予以考察,论析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艺术形态和理论形态及其审美意蕴,揭示汉代服饰审美文化发展的总体特征,指明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和现实意义。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主要包括六章主体内容。绪论部分主要论述本文的研究意义,梳理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研究现状,界定主要概念,交代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一章: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生态。本章把汉代服饰审美文化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主要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信仰方式、思维方式四大方面对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生态进行分析,阐述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审美文化特色。力求把握汉代服饰审美文化与生态环境的联系,为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分析奠定基础。第二章: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本章从审美的角度对文吏服饰、军戎服饰、商人服饰、庶民服饰的生活形态进行分析。汉代服饰的生活形态以“丽”为主要的审美风格,同时也表现出质朴自然的审美特质,注重服饰的实用性和舒适性。文吏服饰的审美生活形态是雄浑壮丽,东汉晚期逐渐向清丽俊逸方向发展,这一服饰审美文化意蕴更指向魏晋南北朝时代;军戎服饰的审美生活形态是恢弘雄丽;商人服饰的审美生活形态是豪奢富丽;庶民服饰的审美生活形态是朴拙自然。第三章: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本章主要论述汉代服饰襃衣大袖与峨冠博带、轻盈飞动与雄浑稳健、繁富华丽与单纯稚朴三种艺术形态。这里的服饰艺术形态指的是服饰艺术风格,本章从汉代具有代表性的礼服、舞服、头饰、发髻等几种服饰艺术类型入手,分析出汉代服饰的艺术形态具有襃衣大袖与峨冠博带、繁富华丽与单纯稚朴、轻盈飞动与雄浑稳健的审美特点,展现出汉代服饰特有的壮丽之美。第四章: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本章主要从理论形态的角度对汉代服饰审美文化进行分析。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包括文质观、自然观、形神观、气化观。汉代服饰的文质观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相互融合的结果,儒家和道家都强调服饰应该先“质”后“文”,注重在服饰之“质”的基础上,肯定服饰之“文”。不同的是儒家注重通过服饰的“文”体现人的社会地位和美好品德,而道家更注重服饰的适宜性,从广大的社会生活去谈服饰之“质”,这是服饰美学思想的新发展。汉代服饰的自然观强调穿在人身上的服饰应该融入自然社会中,服饰是连接天与人的中介,最终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汉代服饰的形神观更多的是从道家思想出发,通过服饰本身来传达人内在的神韵,汉代服饰的宽衣大袖、峨冠博带正是这种神韵的完美展现。汉代服饰的气化观注重服饰的气韵,尤其是服饰的纹样和色彩。第五章: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总体特征。本章主要论述汉代不同时期服饰审美文化的总体特征。根据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变化分为西汉初期和西汉中晚期、东汉时期两个阶段,西汉初期服饰审美文化的特征是质朴雄浑,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时期服饰审美文化的特征是壮丽崇实。第六章: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地位、影响和现实意义。本章论述汉代服饰审美文化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对同时代朝鲜半岛地区、日本、罗马等国家服饰审美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重要现实意义。汉代服饰审美文化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一方面继承了先秦服饰审美文化,表现出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兼容性和延续性;另一方面发扬了先秦服饰审美文化,体现出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创新性和独特性。汉代服饰审美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历代服饰审美文化,而且影响着同时代朝鲜半岛地区、日本、罗马等地的服饰审美文化。即使在当今时代,汉代服饰审美文化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汉代服饰审美文化可以提供更多关于汉代服饰生活形态、艺术形态、理论形态的美学知识,提高人们的审美认知水平,促进我国服饰审美文化的发展。其次,汉代服饰审美文化对挖掘古代人文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汉代服饰审美文化为我们正确对待外来民族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结语部分主要对本文进行系统总结。
宁江英[3]（2018）在《汉代休闲生活若干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文中从休闲生活的主体、休闲时间、休闲活动、休闲观念四个方面对两汉时期的休闲生活进行了探讨。汉代休闲生活的主体比先秦时期范围有所扩大,包括皇帝、诸侯王、权贵官吏、富商大贾、中等富人或家财殷实的小富之家,部分隐士、部分平民,亦可归入此类。有闲阶层通过奢侈的、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衣食住行来显示其与众不同的身份。代理有闲的存在更进一步彰显了有闲阶层的财富、地位和荣誉。在汉代,上自帝王下至庶民几乎都拥有闲暇时间。当然,不同休闲生活主体的闲暇时间长短以及休闲生活在个人生活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不同。汉代中央到地方官吏、边卒休假时间的长短与等级的高低没有直接关系,其休假方式和时间长短取决于官吏边卒的工作性质。平民的闲暇时间大多集中在了农闲和节日。人们闲暇时间的生活不仅用来消闲娱乐,还会受到社会风俗和舆论导向的影响,具有教化和教育作用。两汉时期的“游戏”是休闲活动的主要构成部分。士人们虽然对博弈评价不高,但博弈类“游戏”已深入人心并持续发展。“角抵”的休闲娱乐属性发端于战国末年至秦代,汉代“角抵”有时可以指代百戏,并发展出指代具有一定情节的“角抵戏”。投壶在汉代虽然娱乐属性增强,但仍以礼的形式存在,故投壶未被时人以“戏”相称,这并不影响其作为一种“游戏”活动而存在的事实。有些“游戏”如“斗兽”、汉昭帝“弄田”等是否属于休闲活动值得商榷。“水戏”被研究游艺的学者们所忽略。两汉与异域休闲娱乐文化的交流与政治交往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异域休闲娱乐活动得到了时人的喜爱并逐渐本土化,原有的休闲娱乐活动也逐渐渗入了一些异域元素。两汉士人对休闲活动比较关注,时人对与政治关系比较疏远的休闲活动形成了一些看法。王充所论休闲生活目的不在于“求食”更为合理。休闲是符合人类本性的行为,但社会上经常出现一些沉溺于休闲活动而累及正业的现象,促使大部分士人认为休闲活动是无意义、甚至有害的。因此,有时有节的休闲生活得到肯定。休闲生活为帝王君主所喜爱,最受欢迎的当属“田猎”,又被称为“游田（畋）”、“游猎”等。士人从各种角度对皇帝的休闲生活进行劝谏。休闲活动与国家政务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庶民不疲乏、有余暇开展休闲活动是政治稳定的象征。在皇帝生病或国丧期间是不允许娱乐的。在饥荒年,取消部分休闲娱乐活动,禁酒也属此类。对外交往中的休闲活动也应该以展示大汉之礼为主。
韩厚明[4]（2018）在《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文中认为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M247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其中包含大量汉初法律文书,这是继睡虎地秦简之後法律简牍的又一重大发现。经过初步清理之後,这批竹简包括《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遣册》八种,共1200余枚竹简。《历谱》共18枚竹简,记录时代爲汉高祖四年（前203年）至吕后二年（前186年）後九月,其中简二记录有“新降爲汉”四字,是汉王朝创立过程中的真实写照。《二年律令》共540枚竹简,是汉初吕后二年的律令摘抄,共有汉律27种、《津关令》1种,这是汉代成体系法律简牍的首次发现,弥补了汉代法律史研究资料不足的遗憾。《奏谳书》共228枚竹简,内容爲秦及汉高祖时期奏谳文书摘录,保留了奏谳文书的基本格式,对研究秦及汉初司法审判制度有重要意义。《脉书》共66枚竹简,以病候及阴阳十一脉经、脉法等爲主要内容,大部分见於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比後者保存更完好。《算数书》共190枚竹简,是实用算题合集,内容形式与传世数学文献《九章算术》类似,比後者时代早二百余年。《盖庐》共55枚竹简,以申胥（伍子胥）与盖庐（吴王阖闾）的对话爲文本形式,具有浓厚的兵阴阳色彩。《引书》共112枚竹简,是首次发现成篇的汉代导引术文献,可与马王堆《导引图》相参照。《遣册》共41枚竹简,爲随葬物品清单,其中记录有书一笥,正与出土竹简相合。值得一提的是,墓葬还出土鸠杖一枚,这说明墓主人年事已高。张家山M247号汉墓自发掘至今已有34年,全部竹简释文公布於2001年,迄今已有16年,因其竹简内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论文总计上千篇,着作数十部,相关研究纷繁复杂,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研究历史进行综合梳理,同时结合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竹简文本进行重新校勘,对疑难词汇进行辨析考证,这也是本论文的写作目的所在。本论文共分上下两编,上编有三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介绍M247号汉墓的发掘情况,墓葬的形制及随葬物品,墓主身份,论述出土竹简的主要内容及其释文公布情况,以及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意义。重点内容是对张家山汉简各部分的研究综述,以期把握既往学界的研究概况。第二章张家山汉简释文校注,这部分以《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二年律令与奏谳书》所刊布的释文爲底本,吸收学界对竹简文本的校勘成果,参照整理者原图版及红外綫图版,对张家山汉简释文进行再校勘,对重点难点词汇进行校注,以疏通文意。第三章相关问题研究,包括《二年律令》编联整理与研究、重点词汇研究梳理与考证,如“颇”、“毋害”、“出入罪人”、“完刑”、“行钱”、“以上、以下”。下编主要内容是字词集释和参考文献。字词集释首先列举字词条目,其次选取有代表性的辞例1-5条,最後以时间爲序摘录学者研究成果,对其中需要补充及辨析的词条以按语形式说明。最後是本论文的参考文献。
武效青[5]（2018）在《从凤凰山简牍看西汉初年江陵地区的社会生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20世纪以后,随着大批简牍和地下文物的出土,为秦汉社会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尤其是1973年到1976年间,凤凰山汉墓发掘出土的实物和简牍,为西汉初年江陵地区社会生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凤凰山汉墓出土的遣策、实物和乡里行政文书,是研究西汉初年江陵地区社会生活概况的重要资料。从事生产的奴婢俑、漆器、丝织品,与十号墓的《中舨共侍约》、F类竹简等陪葬物的出土,反映了西汉初年江陵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物质生产情况;与物质生活相关的遣策记录、出土实物和乡里的行政文书等,呈现了官僚和地主、农民、奴婢在衣、食、行等物质生活方面的差异,也凸显了江陵地区社会风俗的特点,官僚和地主的奢侈、农民的艰辛和奴婢的不易,依旧历历在目;六博、博茕、文书工具和告地下官吏书的出土,展示了江陵官民在娱乐、学习教育和民间信仰等精神生活方面的情况;通过与存世文献对比研究,揭示了西汉初年江陵地区贫富差距悬殊和受楚文化影响颇深的社会现象。目前,学术界对凤凰山西汉简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内容的集释,江陵农、商业发展情况和地方财政方面,社会生活只是零星的穿插在一些着作中。深入挖掘和分析凤凰山简牍中关于社会生活的部分,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汉初年江陵地区官民在物质生活、生产以及精神生活方面的情况,加深对西汉初年地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理解。
张梦晗[6]（2018）在《败亡与重生：“亡秦必楚”的历史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战国中期楚秦变法的迥异命运,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的发展走向。楚国变法不及秦国彻底,而遇到的阻力又过于强大,故无论变法的持续性还是成效皆远逊后者。秦国兼并巴蜀和汉中后,逐步确立对楚国的战略优势。继而夺取江汉地区并设置南郡,又令楚国遭到进一步打击。楚国政权被迫东迁,其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于对东迁有所准备,楚国的统治力量或得到较好保存;二是东迁促进了楚文化的东渐,江淮流域遂成为战国后期楚国的重心所在。楚国的东迁客观上也有利于秦在南郡的统治,通过“赦罪人迁之”、推行爵制等措施,秦国强化了对南郡的控制,并奠定了较为稳固的统治根基。然而统一后秦对“荆新地”的统治证明,其在南郡的成功不具有普遍性。总的来说,秦对自身力量缺乏清醒认识,过分追求将秦制乃至秦俗尽快推广到新占领地区,由此导致地方政府编制上的冗员和事实上的缺吏现象并存。从故秦地调任新地吏和吏用本地人的应对措施,看似双管齐下,实则造成许多预想不到的危害。一方面新地吏或存在巧取豪夺及辱骂、殴打新黔首的行为,另一方面在移风易俗的过程中,又可能由于“吏民莫用”,陷入反复强化法治的恶性循环。以此为背景,楚地反秦情绪的显露越发引起秦的焦虑。秦始皇甚至亲巡楚地,企图以破坏“天子气”的厌胜方式,震慑不服从统治的楚人,但却适得其反,以至于其死后翌年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秦战争。这场战争经过楚人“首事”、“兴灭国”和“继绝世”三个阶段的发展,最终在怀王之约的推动下实现了楚人灭秦的夙愿。“亡秦必楚”的应验,既有赖率先起事并始终作为中坚力量的楚国平民,也要归功于秉持忠君爱国精神,危难之际担起领导重责的楚国贵族。而从灭秦的具体实践看来,楚人力量集中的江淮流域恰恰是秦统治相对薄弱之处,这使东南地区成为反秦战争的策源地。作为“亡秦必楚”的余波,怀王之约给楚人为核心的刘邦集团以继承秦制的法理依据。当汉承袭秦的军国体制统一天下后,为了不重蹈秦的覆辙,统治者又主动吸取楚制及楚文化的内容,对秦制与秦政的极端倾向予以修正。不仅维持了新兴帝国的稳定,而且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政。
吴铭[7]（2017）在《广雅新证》文中研究指明三国魏张揖所撰《广雅》汇集汉魏以前名物训诂,是《尔雅》之後最重要的雅书。从後世引用量来看,《广雅》紧追《说文》《尔雅》,而远超侪辈,稳居古小学书三甲之位。与其价值不相称,历史上罕有专门整理、研究者。直至清代才出了卢文弨、钱大昭、王念孙《广雅》三大家。其中尤以王氏《广雅疏证》成就卓着。但亦因其体大思精而使之後的《广雅》研究几成《广雅疏证》研究的别名。对於《广雅》本体,学者的注意反而不多。王氏之後只见有限的拾遗补缺,再无全面研究《广雅》训式的着作,很大原因在於研究思路、技术手段、所用材料皆囿於旧证,未有明显的突破与扩展。总结《广雅》旧证与研究现状之不足,“新证”提出以训式爲本位,揭示训式的多层复合性,用语境观念指导对《广雅》训式的阐发,分析古人语用习惯对训式创作的影响。使用辑证法、补证法、文字分析法、不限形体法、词族繋联法、互文连文语料穷尽法、多层分析法、文化参证法等各种方法综合考证具体训式。使用的语料大大超出旧证所用传统经史子集范围。利用原本《玉篇》残卷是正今本《广雅》。引入《太平经》、东汉汉译佛经、训诂着作语料、出土实物文献等能得到的一切周秦两汉语料爲《广雅》提供更详实、可靠的书证。将数据库技术引入训诂研究,建立小学书全文数据库观其会通,建立周秦两汉文献语料全文资料库使语料穷举成爲可能。“新证”用新思路、新手段、新材料疏证了《广雅》数百条训式,进一步挖掘《广雅》所录古训的价值,特别是将《广雅》训式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互相参合有所发明。所获新成果包括回答《广雅》中旧证未能妥善解决的一些难题;纠正王氏疏证等旧证中的部分失误;以《广雅》训式爲线索探讨《尔雅》、《说文》、传世古籍、出土文献中大量语言文字问题,正训纠谬,提出新见解;爲《汉语大词典》提出两百余条补正商榷意见,主要针对周秦两汉同义复词相关词条。《广雅》诞生於主要书写载体由竹帛至纸张的转型期,与近年大量出土的简帛文献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繋。《广雅》对於简帛考释,简帛对於《广雅》研究,皆意义重大,“新证”爲此设专章以条分缕析。
刘海旺[8]（2017）在《汉代农耕聚落考古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汉代是一个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伟大时代,确定了此后中国古代两千年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形态面貌。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揭示汉代农耕聚落的形态和内涵是全面客观考察认识汉代农业基层社会真实面貌的基础,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农村的发展与演变历史和模式,了解以农民为中心的古代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变化原因。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简要说明本课题的研究背景、意义、相关概念、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等。重点是对研究对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范围界定,确定什么是汉代农耕聚落及与之相关的农业、农民、宅院等汉代固有之概念,这是探讨所有相关问题的基础。已有的汉代都城和城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要远远多于汉代聚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在汉代当时的语境中,“四民有业”和“辟土殖谷曰农”,对当时的“农业”、“农民”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聚落”确指的是相对于城邑的农耕聚居地。第二章对目前已有的汉代农耕聚落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成果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这些考古发现是本文探研汉代农耕聚落的材料基础。全国范围内调查发现的汉代农耕聚落遗址很多,揭示了不同地区汉代农耕聚落遗址的分布规律和演变概貌:继承先秦时期聚落分布、分级等传统;先秦时期的城邑和大多数聚落在两汉时期仍然得到了沿用和发展;汉代以郡县城为中心,广泛分布有数量众多的面积在1万平方米左右的小聚落,而且,与战国时期相比,这类聚落数量空前增多;特别是,城乡相互连结和分化发展初现端倪,中心城市的近郊出现了围绕城市居民生活需要而自发或有组织产生的聚落。汉代农耕聚落遗址的考古发掘展现了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聚落形态面貌。辽宁辽阳三道壕遗址位于汉代东北部边郡辽东郡郡治襄平县城近郊,居址一般由房屋、水井、厕所、畜栏、土窖等组成;居址总体的布局是分散孤立,互不相接,相对集中;朝向相同,与道路平行排列。作为本论文研究中心的河南内黄三杨庄遗址位于汉代中原腹地的黄河岸边,因两汉之际黄河泛滥淤积得以较为完整的保存:聚落的总体布局是道路纵横、宅建田中、宅与宅隔田相望;宅院布局规整、面积相近、坐北朝南,由水井、院墙、厢房、主房、厕所及池塘或边沟等组成,宅院周围栽有桑树、榆树等树木。河南遂平小寨遗址位于汉代汝南郡吴房县西南,从遗址内汉代道路和水井的分布情况推测,聚落内街道规整有序,宅院可能沿街分布且稍为密集。属于东汉晚期的江苏扬州高邮邵家沟遗址,位于江淮平原;比较特殊的是遗址内出土有属于宗教信仰的符箓木片、“天帝使者”封泥等。其他得到考古发掘的汉代聚落遗址或包含有汉代聚落的遗址还有一些,这些遗址的发掘丰富了对汉代农耕聚落多样性的认识。第三章从聚落形态考古的理论视角和宏观角度对构成汉代农耕聚落形态的农田、宅院、道路、墓葬区等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探讨。汉代城市与周边的农耕聚落已构成城乡连续体,相互依存。聚落形态面貌主要取决于宅和田的空间关系方面。按照距离城市的远近,大致可将聚落分为城郊型、远郊型和垦区型等不同的类型。第四章对汉代农耕聚落的核心——民居宅院的构成诸要素进行逐一的列举、分析和研究,形成对汉代聚落内农民的生产、生活真实状况和水平的具体认识。通过对考古发现的综合分析,可知汉代农民的具有代表性和较高水平的宅院一般布局特征:位置独立、布局规整、朝向向阳、功能完善;宅院主要由主房、厢房或厨房、院墙、大门或门房、水井、厕所、院周树木等组成,有的宅院还有编织、家畜饲养、仓储、池塘、水沟等建筑或组成部分。单体房屋建筑的墙体基础用砖,主体为夯土或土坯;主要由梁架结构承重,也有无梁房屋;屋顶多为瓦顶,瓦当使用并不普遍。聚落内出土遗物最为普遍的是板瓦和筒瓦,其次是生活用陶器,铁犁铧、?、臿、锄、镰等农具较为常见,石磨、石臼等粮食加工器具也是农耕聚落出土的代表遗物。第五章分析汉代农耕聚落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探讨汉代农耕聚落的成因和历史环境条件。汉代农耕聚落的整体布局、面貌和发展演变概况等特点,首先建立在两汉400余年社会总体稳定的大一统环境基础上;钢铁质农具的空前普及极大地促进了耕作农田面积的扩大,水利灌溉的大发展、重农政策、郡县乡里制、土地制度、人口增减、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开发历史、民族传统等,都对汉代农耕聚落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汉代聚落是当时时代发展的产物,也符合和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第六章为结语,尝试对汉代农耕聚落的发展规律、特征及对中国古代农村发展进程的影响进行总结,并对今后汉代聚落考古调查和发掘提出一些设想。两汉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变化,总体上汉代农耕聚落越来越普遍化,并随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其形态面貌也是多样的。
刘乐乐[9]（2017）在《“观”、“看”视域下的汉墓壁画“象”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代墓葬壁画以图像的形式呈现了汉代人对死亡的态度以及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因而,汉代墓葬壁画在一定程度上比传世文献中记载的丧葬制度更加直接与立体,研究者可以通过对汉代墓葬壁画内容和风格的释读探知蕴含其后的思想、经济、社会等文化脉络以及当时的审美风尚。但是,汉代墓葬壁画在事死如事生的特定主观目的制约下,作为墓主的随葬品深藏于地下,其图像呈现的内容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现实本身,而是暗示了墓主（或赞助人）欲将墓葬转化为死后理想家园的殷切期望。墓壁被发掘后,墓葬壁画由藏于地下的随葬品变为举世瞩目的艺术品,墓葬壁画在图像-观-观者的视域下被探寻、追问。在这种研究范式中,研究者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在墓葬之中,以视觉形象呈现的墓葬壁画并非是作为视觉图像而存在的。这意味着,许久以来,墓葬壁画作为被观的对象,遮蔽的存在着。因而,在墓葬壁画研究中,必须考虑以下三个问题:一、谁在观?二、观何物?三、如何观?墓葬壁画的观者包括两类,即墓葬被封藏前墓葬的建造者、赞助人和墓葬被发掘后站立于丧葬礼仪体系之外的意外观者。他们所观之物分别是具有空间性和物质性的墓葬中壁画和或丧失空间性或丧失物质性的（墓葬）壁画。他们与墓葬壁画的关系都是视觉活动下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这种视觉活动中,图像、观和观者都属于日常语言,观因观看者的不同视域呈现为盲目之看与意见之观,墓葬壁画亦因此被赋予宗教、政治和美学等价值。但是,在墓葬这一特殊的存在场域中,墓葬壁画虽然是视觉图像,但却指向非视觉。就此而言,封藏于地下的墓葬壁画究竟是否存在观者?或者更确切的说,墓主究竟能否成为墓葬壁画的观者?这一问题的追问促使我们对“观”这一概念进行重新界定。“观”除具有看、极目洞察之见的用法之外,其本字“萑”与“翟”皆有灌祭一义。所谓灌祭是指天子或诸侯以圭瓒酌郁鬯之酒灌注于地,使香气达于渊泉,引起神灵的注意,使之（神）起而与尸之形相合,如此,主人和主妇才能通过献“尸”（形神合一）实现尸饱如亲饱、尸醉如神醉的祭祀目的。故而,“观”作为祭礼之一环,具有神秘的降神意义,使尸作为真正的祖先而存在。对于墓葬礼仪图像而言,图像的本性（象此之“在”）完成于其自身之中（降神附于图）,而非画师、赞助人或其他观者的观看、判断、陈述之中。在“观”的此种意涵中,因日常语言所遮蔽的墓葬壁画像作为“象”的本性显现出来。“像”的首要意涵是指与物（人）相似之形,此意涵乃是从“象”中分化出来的形式、形状义。根据《周易》对“像”与“象”关系的论述,“象”强调形似之意的同时更强调“象”如所像之物一样去存在。这说明,“象”不仅指物之形状,更包含与形相对的生与神,是与所象之物生命上的一致。汉代墓葬壁画在墓葬礼仪空间中,绝非诉诸视觉的“形”所能规定,而是作为“象”,在感神通灵的信仰下,具有“致天神”的能力或其本身即是真实的存在。不仅如此,在墓葬的特殊礼仪秩序下,汉代墓葬壁画的位置与墓室特定空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使墓葬具有天象、仙境和家园的象征性意涵,共同完成死者“理想家园”的建构。对于当代观看者而言,汉代墓葬壁画成为被观照的艺术品,其作为视觉艺术的审美价值凸显出来。汉墓壁画艺术风格问题最先为西方学者所注意,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汉墓画像的空间构图原则,试图证明汉墓画像经历了由二维到三维的图像空间进化。但是作为汉墓壁画最直观的呈现形式——色彩与线条却为中外学者忽视,而这两者无疑最能呈现出汉墓壁画的独特魅力。关于汉代墓葬壁画的用色问题,学者多以五色审美模式涵盖之,却未考虑五色作为一种审美模式的真伪性和五色理论与汉代墓葬中的颜色遗迹的相悖性。五色理论经由时间的演进而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意涵,不仅成为阐明或建构以五行为序的思想体系或礼仪制度的一面,更被赋予了道德价值判断,形成一种“反色彩美学”的色彩理论;而目前所能见的汉代颜色遗存皆穷尽画工设色之能,可谓“五色杂而炫耀”。这说明从先秦到两汉,不断被“道学化”的五色理论并未成为汉代实际的用色标准,相反,汉代实际用色愈益追求惊采绝艳的生命感性之美。关于汉代墓葬壁画的用笔问题,有学者以为汉代用笔唯尽生动而未至于神。的确,汉代绘画从未特别追求象外之韵的呈现,而是以线条呈现出生命运动的极致。汉代绘画遗迹中的云气意象与奔马形象作为极其简易的“概念化形象”,最能体现两汉时期笔描的特质,二者虽有特定的程式表达,但画工对笔描运动之变化的热衷使其造型语言作最大程度上的夸张表现,线条作为“象”的骨骼挺立起“象”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是,色彩与线条属于赋形的方面,而汉代墓葬中的壁画对于色彩与线条的重视,说明色彩与线条在墓葬中具有超越于形之上的与生命存在相关的意涵。山水画与人物画作为中国绘画中的两大题材,其在汉代己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汉代山水图像多为仙境山水,仙山的神圣性与理想性是其最重要的意涵所在。而山水画,尤其是隐逸山水画所呈现的是与画家胸中丘壑相呼应的如桃花源式的超越现实自然山水的理想山水。就此理想性而言,隐逸山水与仙境山水图像确实存在某种亲缘关系。墓葬中墓主形象的面部刻画十分精细,但这些精细的面部特征并不足以表现人物鲜明的个性,人物仿佛带着一具高度概念化、理想化的面具。传世绘画中的人物像虽然坚持写貌传神,但画家在人物实际形貌的塑造上未必比汉代画师高明许多,由形貌所见的人物性格依旧隐于现实与理想之间,可见,文人小像依旧是一种理想性的形貌。然而,现代画史研究多将山水画与人物画传统追溯至魏晋时期,忽略汉代山水图像与人物像所承载的宗教象征内涵,而更倾向于以超俗的文人理想与个人性的抒怀解释之。这种忽略隔断了山水图像与人物图像在产生之初所表达的汲汲以求的世俗的理想性。当代学者认为,文本与图像的错位意味着“以图证史”的研究方式无法满足汉墓壁画的研究,而必须将墓葬壁画置于墓葬之中探索其自身的存在意义。这种对墓葬原境的强调或再现以及解释者客观的设身处地的投入无疑可以唤起汉代墓葬壁画原始的、真实的生命瞬间。但是,对于汉代墓葬壁画而言,历史的巨大时间沟壑使得研究者不可能抛弃自己的视域,完全进入墓葬建造者、赞助主,乃至墓主的视域。这意味着,当学者强调墓葬礼仪空间的还原时,他们对于墓葬壁画图像自身的风格、意涵及空间象征性,乃至文本理解等的前见势必会影响到墓葬礼仪空间的还原和汉代社会、政治和宗教环境的复原。由此,当学者在对汉代墓葬壁画的礼仪环境进行还原的同时,必清醒的意识到这种还原是否真的可以完成,并思考研究者究竟应该以何种心态面对汉代墓葬壁画,是惊喜于其作为历史的引证材料的史料价值,还是惊诧于其作为艺术史遗珠的美学价值,抑或惶恐于这难以重构、难以还原的特定存在场域、特定文化背景及宗教背景下的“象”的存在。
李勉[10]（2016）在《秦至汉初县行政运作诸问题研究 ——以简牍资料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郡县制草创之时,县是秦至汉初地方行政的重心,本文以出土文献中心,从农业与土地、财政收支、户籍与人口、作徒管理等方面剖析这一时期县的行政运作,并通过秦简中的“君子”讨论了县官啬夫的设置和地位。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秦及汉初的县农官与农田管理”。秦至汉初县政府中的农官分为“田”和“田官”两个系统,在秦汉授田制下,“田”负责国家授田的管理,其管理的对象是百姓,而“田官”则是县属官田的管理者。田是秦及汉初县级官署,田部则是这一县级官署派驻各乡邑的分支机构。秦汉简牍中“田”并非指的是“田部”,而是“田”或田啬夫。里耶秦简中的县公田并非属于都官系统,而是县属机构。里耶秦简中的“公田”是县“田官”的前身。“田”所管理的国家授田上的劳动者是受田的编户,“田官”管理的县官田的劳动者则是徒隶。第二章为“县财政管理及相关问题”。少内是县属主管钱财的机构,金布曹是县廷列曹之一,负责县财政的统计、审核工作及与财政相关的文书工作。在钱财收入方面,作务、稍入钱是帝室收入的一部分。秦代户赋征收形式多样,汉代户赋改征钱币。少内主管全县户赋的征收、管理和支出。秦迁陵县户赋征茧,并将丝织品进献朝廷作为帝室收入。秦代的债钱、赀钱和赎钱也是县廷的一笔重要收入,少内和司空分工负责征缴工作。钱财的支出主要由少内负责具体行政工作,金布令史予以监督。在钱财出入监督方面,校券使用已初具现代发票的某些意义,金布曹对出钱进行实时监督。第三章为“民户訾产与户籍管理问题”。秦至汉初即已征收财产税。从“识劫娓案”出发,百姓代户、生分、先令析产首先要百姓自己提出申请,经过乡里官吏的“任占”,才算合法。秦汉的广义户籍包括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五种,分别登载了民户的宅园财产、家庭人口、年龄爵位、田地比邻、田地类型、田租税率等内容。第四章为“’徒簿’与县徒隶的管理”。里耶秦简中的“徒簿”类简分为“作徒簿”、“徒作簿”、“徒簿敢”等三类。县司空和仓分别监管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债和隶臣妾。仓和司空负责全县徒隶的劳作分配、禀食管理、徒簿登记等工作。仓曹和司空曹主要负责全县徒隶的文书工作,并对仓和司空负有监督责任。第五章为“秦简中的’君子’与官啬夫”。秦简中的“君子”是有秩或官啬夫以上官吏的尊称,又与秦爵有密切关系。县官啬夫由于负责职能部门,处理行政事务,在秦代地方官僚体系和行政运作中不可或缺,因此尊称“君子”,体现了秦代“吏”在国家和乡里秩序中的重要地位。
二、从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墓看汉初法家路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墓看汉初法家路线（论文提纲范文）
（1）先秦两汉黄金数量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主要参考资料概要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重难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先秦两汉的黄金开采量 |
| 第一节 汉以前黄金开采量 |
| 一、汉以前黄金产地数 |
| 二、汉以前黄金开采加工 |
| 第二节 两汉时期的黄金开采量 |
| 一、两汉时期的黄金产地数 |
| 二、两汉时期黄金开采加工 |
| 第二章 先秦两汉时期黄金使用量 |
| 第一节 货币用金 |
| 一、交换用金 |
| 二、作为价值尺度的黄金 |
| 三、贡金 |
| 四、赏金、罚金及贿赂用金 |
| 第二节 非流通用金 |
| 一、礼仪用金 |
| 二、随葬用金 |
| 第三章 东汉黄金数量变化及影响 |
| 第一节 东汉黄金“骤减”说辨析 |
| 一、东汉黄金“骤减”之说 |
| 二、东汉黄金“骤减”与否考辩 |
| 第二节 东汉黄金数量变化的影响因素 |
| 一、东汉黄金矿数量增加 |
| 二、东西汉葬俗变化 |
| 三、其他因素 |
| 第三节 东汉黄金量变化的影响 |
| 一、对古陆路丝绸之路贸易的影响 |
| 二、对古代货币本位的影响 |
| 结论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主要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生态 |
| 第一节 生产方式 |
| 第二节 生活方式 |
| 第三节 信仰方式 |
| 第四节 思维方式 |
| 第二章 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 |
| 第一节 文吏服饰：雄浑壮丽 |
| 第二节 军戎服饰：恢弘雄丽 |
| 第三节 商人服饰：豪奢富丽 |
| 第四节 庶民服饰：朴拙自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 |
| 第一节 襃衣大袖与峨冠博带 |
| 第二节 轻盈飞动与雄浑稳健 |
| 第三节 繁富华丽与单纯稚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 |
| 第一节 汉代服饰审美的文质观 |
| 第二节 汉代服饰审美的自然观 |
| 第三节 汉代服饰审美的形神观 |
| 第四节 汉代服饰审美的气化观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总体特征 |
| 第一节 西汉初期：质朴雄浑 |
| 第二节 西汉中晚期、东汉时期：壮丽崇实 |
| 第六章 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地位、影响和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地位 |
| 第二节 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影响 |
| 第三节 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的现实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3）汉代休闲生活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研究中遇到的困难及解决的办法 |
| 三、研究方法及旨趣 |
| 第一章 汉代休闲生活的主体 |
| 第一节 汉代休闲生活主体的构成 |
| 一、远离生产性劳作的有闲阶层 |
| 二、伴随生产性劳作的休闲生活主体 |
| 第二节 汉代休闲生活主体的衍生阶层——代理有闲阶层 |
| 一、成年后的部分世家子弟 |
| 二、有闲阶层的部分女眷 |
| 三、有闲阶层的奴婢 |
| 第三节 汉代休闲生活主体的特征 |
| 一、汉代休闲生活的主体与社会阶级分层并不完全吻合 |
| 二、汉代休闲生活的主体对休闲生活的参与度高低不一 |
| 三、占汉代休闲生活主体主要构成部分的“有闲阶层”的特征 |
| 小结 |
| 第二章 汉代休闲生活的时间基础 |
| 第一节 汉代官吏的闲暇时间 |
| 一、汉代官吏的闲暇时间 |
| 二、汉代官吏闲暇时间的差异性特征 |
| 第二节 农夫的闲暇时间兼及闲暇活动——基于《四民月令》的考查 |
| 一、农闲 |
| 二、非农闲期的闲暇时间 |
| 第三节 汉代闲暇时间的支配方式 |
| 一、社会风俗、舆论导向下的闲暇生活 |
| 二、相对自由的消闲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汉代休闲生活的重要方式——“游戏” |
| 第一节 “游戏”的含义 |
| 一、战国末期至东汉语辞意义上“游戏”含义的变迁 |
| 二、种类繁多的“游戏”活动 |
| 第二节 深入人心的博弈类“游戏” |
| 第三节 “角抵”的变迁 |
| 一、“角抵”源自先秦时期的讲武之礼 |
| 二、角抵的休闲娱乐属性发端于战国末年至秦代 |
| 第四节 先秦秦汉时期投壶的演变 |
| 一、投壶源自射礼的观点有待商榷 |
| 二、王沟东周墓所出提梁壶腹“投壶图”性质对投壶渊源的启示 |
| 第五节 “游戏”研究偏颇之处例考 |
| 一、“斗兽”性质考 |
| 二、汉昭帝“弄田”性质考 |
| 第六节 被忽视的“游戏”——“水戏” |
| 第七节 汉代休闲活动中的外来因素 |
| 一、政治交往与休闲文化交流之间的联系 |
| 二、中原休闲活动与异域文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汉代的休闲观 |
| 第一节 士人对与政治关系疏远的休闲生活的看法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士人对帝王休闲活动的看法及影响 |
| 一、备受皇帝、诸侯王青睐的休闲活动 |
| 二、士人对皇帝休闲生活的看法及劝谏 |
| 三、士人对与国家政务关系密切的休闲活动的看法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上编 |
| 第一章 张家山M247号汉墓的发掘及竹简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的发掘及墓主身份 |
| 第二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的公布与研究 |
| 一、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发布前的研究状况 |
| 二、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及图版公布 |
| 三、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与意义 |
| 第三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研究综述 |
| 一、《二年律令》研究综述 |
| 二、《奏谳书》研究综述 |
| 三、《脉书》研究综述 |
| 四、《算数书》研究综述 |
| 五、《盖庐》研究综述 |
| 六、《引书》研究综述 |
| 七、《遣册》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校注 |
| 第一节 历谱 |
| 第二节 二年律令 |
| 第三节 奏谳书 |
| 第四节 脉书 |
| 第五节 算数书 |
| 第六节 盖庐 |
| 第七节 引书 |
| 第八节 遣策 |
| 第三章 相关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二年律令》编联探讨 |
| 第二节 汉代副词“颇”浅论 |
| 第三节 “毋害”词义辨析 |
| 第四节 “出入罪人”释义及相关问题探讨 |
| 第五节 完刑的再认识 |
| 第六节 “行钱”本义考 |
| 第七节 秦汉户赋缴纳对象分析 |
| 下编 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5）从凤凰山简牍看西汉初年江陵地区的社会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简牍的出土与整理 |
| (二) 研究成果回顾 |
| 1、凤凰山简牍的研究成果 |
| 2、汉代社会生活研究成果 |
| (三) 概念界定 |
| 1、社会生活 |
| 2、奴婢 |
| 一、西汉初年江陵地区社会生活与物质生产 |
| (一) 农业发展 |
| 1、农作物种类 |
| 2、农业生产技术 |
| (二) 手工业发展 |
| 1、漆器业 |
| 2、纺织业 |
| 3、造船业 |
| (三) 商业发展 |
| 1、商品交易种类 |
| 2、商业经营方式 |
| 二、西汉初年江陵地区的社会生活 |
| (一) 物质生活 |
| 1、官僚和地主的生活 |
| 2、农民生活 |
| 3、奴婢生活 |
| (二) 精神生活 |
| 1、娱乐生活 |
| 2、学习教育生活 |
| 3、民间信仰生活 |
| 三、西汉初年江陵地区社会生活折射的社会现象 |
| (一) 贫富差距悬殊 |
| (二) 楚文化影响深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败亡与重生：“亡秦必楚”的历史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 |
| 第一章 战国中期的楚国与秦国 |
| 第一节 楚、秦变法的联系与差别 |
| 一、楚、秦变法的思想渊源 |
| 二、楚、秦变法的迥异命运 |
| 第二节 楚、秦变法后的发展趋势 |
| 一、楚、秦并立的形成 |
| 二、楚、秦力量的消长 |
| 第二章 楚国的重心东移与秦国对楚地的早期治理 |
| 第一节 楚国政权的东迁 |
| 一、东迁的先后经过 |
| 二、东迁的重要影响 |
| 第二节 秦国对南郡的治理 |
| 一、“赦罪人迁之” |
| 二、新秩序的形成 |
| 第三章 秦帝国对“荆新地”的统治 |
| 第一节 “荆新地”基层社会的秦制化 |
| 一、军事胜利与郡县设立 |
| 二、基层行政体系的改造 |
| 三、秦制开始有效运转的时间推测 |
| 第二节 “新地吏”的作用与影响 |
| 一、迁陵县吏员编制的深意 |
| 二、“新地吏”中的故秦吏 |
| 三、吏用本地人与缺吏问题 |
| 四、“为吏之道”的过度理想化 |
| 第三节 “东南有天子气”与秦始皇东游 |
| 一、“东南有天子气”缘起 |
| 二、始皇帝东游之目的 |
| 第四章 “亡秦必楚”与汉帝国的兴立 |
| 第一节 “亡秦必楚”的应验 |
| 一、楚人“首事”与“兴灭继绝” |
| 二、怀王之约的意义 |
| 第二节 “亡秦必楚”的原因探析 |
| 一、“楚虽三户”的内涵 |
| 二、“楚人怨秦”：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
| 第三节 “亡秦必楚”的余波 |
| 一、汉政权对秦军国体制的继承 |
| 二、楚制、楚文化与汉初政治 |
| 结语 |
| 附录：南阳汉画像石楚文化特征突出的原因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7）广雅新证（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广雅》与《广雅》研究 |
| 第一节《广雅》与张揖 |
| 第二节 历代《广雅》研究 |
| 一、隋代曹宪《博雅音》 |
| 二、清代卢、钱、王三家 |
| 三、《疏证》余绪 |
| 第三节 1949年之後的《广雅》研究 |
| 第四节 《广雅》受到轻视的原因分析 |
| 第二章 《广雅》训式论与“新证”的提出 |
| 第一节 训式与训列 |
| 第二节 《广雅》训式在传承历史中使用与研究的失衡 |
| 第三节 旧证在训式研究上的不足 |
| 第四节 “新证”对训式的认识 |
| 一、训式本位论 |
| 二、训式的多层次复合性 |
| 三、训式与语境 |
| 四、互文、连文体现的语用习惯 |
| 第五节 “新证”之创新 |
| 第三章 新证(一)——以疏证方法爲经(凡200则) |
| 第一节 辑证法(凡90则) |
| 一、深挖整理王氏父子《广雅》研究成果(凡59则) |
| 二、辑录其他清代名家训诂成果中相关内容——以俞樾爲例(凡14则) |
| 三、辑录今人训诂成果中相关内容——以赵生群《左传疑义新证》爲例(凡17则) |
| 第二节 补证法(凡2则) |
| 第三节 文字分析法(凡10则) |
| 第四节 不限形体法(凡25则) |
| 第五节 词族系联法(凡19则) |
| 第六节 互文、连文语料穷尽法(凡26则) |
| 第七节 多层分析法(凡20则) |
| 第八节 文化参证法(凡8则) |
| 第四章 新证(二)——新材料“翰入”(凡25则) |
| 第一节 重现的中古训诂要籍——以原本《玉篇》残卷爲例(凡15则) |
| 第二节 拓展的传世语料(凡8则) |
| 第三节 跨越千年的出土实物语料——以金文爲例(凡2则) |
| 第五章 新证(三)——新成果“输出”(凡152则) |
| 第一节 《说文》新识(凡9则) |
| 第二节 传统经史子集训诂新义(凡28则) |
| 第三节 《广雅疏证》摘瑕(凡8则) |
| 第四节 《汉语大词典》补正(凡107则、117词) |
| 小结 |
| 第六章 新证(四)——与简帛研究互证(凡139则) |
| 第一节 《广雅》与简牍帛书的“天然”关联 |
| 第二节 简帛材料的引入对《广雅》研究的助益(凡128则) |
| 一、破解疑难训式(凡12则) |
| 二、爲生僻词汇增补书证(凡30则) |
| 三、辨析词义(凡6则) |
| 四、证《广雅》所用字形(凡17则) |
| 五、证《广雅》通假训式(凡12则) |
| 六、证旧证提出的通用形体(凡3则) |
| 七、提供互文、连文、异文例(凡17则) |
| 八、证《广雅》名物(凡31则) |
| 第三节 《广雅》新证与简帛考释新识(凡11则) |
| 结语 |
| 附录一 本题论及《广雅》训式索引 |
| 附录二 《广雅》“旧证”目录 |
| 附录三 本题取用汉译佛经目录 |
| 附录四 本题补正《汉语大词典》分类索引 |
| 附录五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後记 |
（8）汉代农耕聚落考古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 |
| 一 农业 |
| 二 农民 |
| 三 聚落 |
| 四 宅院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
| 一 汉代城市研究概要 |
| 二 汉代农耕聚落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和方法及思路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 几点说明 |
| 第二章 汉代农耕聚落的考古发现 |
| 第一节 汉代农耕聚落遗址的考古调查 |
| 一 鲁东南地区汉代聚落遗址调查 |
| 二 河南淮滨县黄土城区域汉代聚落遗址调查 |
| 三 河北汉代常山郡元氏故城周边聚落遗址调查 |
| 四 其他地区汉代聚落遗址调查 |
| 第二节 汉代农耕聚落遗址的考古发掘 |
| 一 辽宁辽阳三道壕遗址 |
| 二 河南内黄三杨庄遗址 |
| 三 河南遂平小寨遗址 |
| 四 江苏高邮邵家沟遗址 |
| 五 江苏张家港小山村遗址 |
| 六 其他汉代聚落遗址 |
| 第三章 汉代农耕聚落形态 |
| 第一节 汉代聚落形态概论 |
| 一、聚落形态概念 |
| 二、汉代聚落形态特征 |
| 第二节 汉代聚落农田与宅院空间关系 |
| 一 先秦时期田与宅空间关系 |
| 二 汉代田与宅空间关系 |
| 第三节 农田 |
| 一 文献记载中的西汉“代田法” |
| 二 三杨庄遗址发现的汉代农田及其与文献记载的比较 |
| 三 三杨庄遗址发现的较早期农田 |
| 第四节 道路 |
| 一 先秦时期道路概略 |
| 二 汉代城市道路举例 |
| 三 汉代农耕聚落道路发现概况 |
| 第五节 墓葬区 |
| 第六节 其他相关聚落形态因素 |
| 第四章 汉代农耕聚落民居构成要素 |
| 第一节 民居宅院布局 |
| 一 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民居宅院 |
| 二 考古发现的汉代民居形象 |
| 三 汉代民居宅院布局特征 |
| 第二节 汉代单体民居宅院组成要素 |
| 一 居室 |
| 二 厢房和厨房 |
| 三 院墙 |
| 四 大门和门房 |
| 五 水井 |
| 六 厕所 |
| 七 其他遗迹 |
| 第三节 单体房屋建筑构成与建筑材料 |
| 一 墙体 |
| 二 梁架结构 |
| 三 屋顶 |
| 四 瓦与瓦当 |
| 五 砖 |
| 第四节 汉代农耕聚落常见遗物 |
| 一 生产工具 |
| 二 生活用品 |
| 三 钱币 |
| 四 其他遗物 |
| 第五节 宅院树木 |
| 一 桑树 |
| 二 榆树 |
| 三 其他树种 |
| 第五章 汉代农耕聚落形成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汉代社会稳定概况 |
| 第二节 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 |
| 一 先秦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发展水平 |
| 二 汉代钢铁质农业生产工具的普及 |
| 三 汉代农田灌溉水利的大推广 |
| 第三节 政治制度 |
| 一 行政管理制度 |
| 二 土地制度 |
| 三 重农政策 |
| 第四节 人口因素 |
| 第五节 气候和地理环境 |
| 第六节 其他影响因素 |
| 第六章 结语 |
| 一 汉代农耕聚落的普遍性和发展规律 |
| 二 汉代农耕聚落的阶段特征和多样形态 |
| 三 汉代农耕聚落考古有待解决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9）“观”、“看”视域下的汉墓壁画“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么处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汉墓壁画由“观”到“藏”的反思 |
| 第一节 汉代壁画墓的视觉—空间性回溯 |
| 一、作为公共审美空间的墓葬 |
| 二、作为私人存在空间的墓葬 |
| 第二节 汉墓壁画的“历史物质性”回归 |
| 一、作为视觉图像的观赏性呈现 |
| 二、作为生死观的具象表现 |
| 第二章 “感神通灵”“观”视野下的汉墓壁画 |
| 第一节 基于“感神通灵”“观”的“象”的呈现 |
| 一、“感神通灵”“观” |
| 二、壁的敞开与“象”妙通神 |
| 三、墓葬壁画的题材内容和空间位置 |
| 第二节 “象”的多重空间指向 |
| 一、天界的模拟 |
| 二、仙境的创造 |
| 三、家园的诉求 |
| 第三章 “图像-观看者”语境中的汉墓壁画 |
| 第一节 汉墓壁画的设色问题 |
| 一、作为象征符号的颜色 |
| 二、间色的吊诡 |
| 三、“绘事后素”与“随色象类” |
| 第二节 汉墓壁画的用笔问题 |
| 一、线之形上性 |
| 二、概念化形象 |
| 三、概念化形象背后的审美意味 |
| 第四章 汉墓壁画“象”的遗忘与转化 |
| 第一节 墓葬山水图像对传世山水画的影响 |
| 一、汉代墓葬山水图像 |
| 二、墓葬中山水图像的新形式 |
| 三、游仙与隐逸的共构性关联 |
| 第二节 汉墓壁画墓主形象对后世人物画的启示 |
| 一、墓主形象的缺失 |
| 二、墓主形象的图像模式 |
| 三、理想形貌与传神写照 |
| 第五章 图像史学价值的疑惑 |
| 第一节 图像证史的误区 |
| 第二节 以建鼓与建鼓图像为例的思考 |
| 一、建鼓之形制 |
| 二、建鼓之意涵 |
| 三、建鼓图之功能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秦至汉初县行政运作诸问题研究 ——以简牍资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秦及汉初的县农官与农田管理 |
| 第一节 秦及汉初的“田”与“田部” |
| 第二节 里耶秦简中的“田官”与“公田” |
| 第二章 县财政管理及相关问题 |
| 第一节 简牍所见秦汉少内与金布的设置和职官 |
| 第二节 作务、稍入等现金的征收和管理 |
| 第三节 赋钱的征收与管理——以户赋为中心 |
| 第四节 简牍所见县廷的其他收入——债钱、赀钱与赎钱 |
| 第五节 县廷钱财的支出 |
| 第六节 县内钱财出入的监督与审核 |
| 第三章 民户訾产与户籍管理问题 |
| 第一节 县乡民户訾产管理问题 |
| 第二节 秦汉户籍类型及县乡的职能 |
| 第三节 乡里制度与人口控制 |
| 第四章 “徒簿”与县徒隶的管理 |
| 第一节 里耶简“徒簿”相关簿籍的分类解析 |
| 第二节 县司空、司空曹与县仓、仓曹 |
| 第三节 司空、仓的职能与徒隶的管理 |
| 第五章 秦简中的“君子”与官啬夫 |
| 第一节 睡虎地秦简所见的“君子” |
| 第二节 里耶与岳麓秦简中的“君子子” |
| 第三节 从士大夫到君子 |
| 第四节 秦至汉初的县官啬夫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四、从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墓看汉初法家路线（论文参考文献）
- [1]先秦两汉黄金数量变化研究[D]. 卓然. 兰州大学, 2021
- [2]汉代服饰审美文化研究[D]. 韩如月.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3]汉代休闲生活若干问题研究[D]. 宁江英. 西北大学, 2018(02)
- [4]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D]. 韩厚明. 吉林大学, 2018(12)
- [5]从凤凰山简牍看西汉初年江陵地区的社会生活[D]. 武效青. 辽宁师范大学, 2018(12)
- [6]败亡与重生：“亡秦必楚”的历史探究[D]. 张梦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8(03)
- [7]广雅新证[D]. 吴铭.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7)
- [8]汉代农耕聚落考古学研究[D]. 刘海旺. 郑州大学, 2017(08)
- [9]“观”、“看”视域下的汉墓壁画“象”问题研究[D]. 刘乐乐. 武汉大学, 2017(06)
- [10]秦至汉初县行政运作诸问题研究 ——以简牍资料为中心[D]. 李勉.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