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清形势 振奋精神 在治理整顿中把铁路工作推向前进——屠由瑞副部长在全国铁路局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论文文献综述）
谢春涛[1]（2021）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最新成果。李长春曾经指出,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最重要就是回答了文化发展朝什么目标迈进和走什么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路径,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理念,也形塑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样态。本文将1978年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文化相关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轨迹为考察对象,以文化的发展目标和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三对关系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命题,旨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理解和定位,解答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文化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这三对关系的认识变迁。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成就,相关研究较为充分,本文试图从文化发展道路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着手,历史性地梳理重要文献,对比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不同的时代挑战时思想与理论的变迁。在思想变迁的历史脉络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更加清晰,这也更加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复杂的历史互动中不断开拓与调试而形成的。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文化发展目标与任务,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定位。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目标的设定不断地进行调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的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初衷是恢复党风与社会风气,十二大报告还以共产主义为核心提出了“四有”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精神文明逐渐褪去了共产主义色彩。鉴于精神文明偏重思想道德建设,中共中央又在1990年代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聚焦文化艺术和思想道德两个方面,并且更强调文化的中国特色。新世纪以后,胡锦涛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看待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的视角不断拔高,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改革开放初期更多是从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抵制腐朽思想的角度出发,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文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则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综合国力概念的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第二章主要探讨文化的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了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拥抱西方文化的虚无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为应对文化领域的思想斗争,彻底转变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但中国共产党由于长期受到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影响,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华与糟粕二元对立划分,直到进入新时代才突破这种二元划分方法。在应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尽管中国共产党始终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但整个社会在向西方文化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导致对于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倾向,如,将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直到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强调文化自信,中国气派,中国的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才逐步开始摆脱对西方的盲从。第三章围绕文化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问题,主要探讨文化与政府、市场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文化市场的形成,文化受众被赋予更多选择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扩大。而当时文化是政府包办的“事业”和“工作”,在“以文补文”等小修小补无法解决文化市场供需矛盾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尊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在理顺“两种属性”与“两种效益”的关系之后,中共中央对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和公益化的文化事业进行了区分,重新定义了文化领域中政府主导文化事业、市场主导文化产业和人民作为文化发展主体的关系。第四章是坚持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思维,对触及底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和抵制,并且落实二为方针增强文化活力。但在变革时代,老经验不灵、新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社会思潮过程中收获了一些教训。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共中央在以立为本的基调下,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工作方针,放弃了以往对意识形态进行刚性约束的办法,为如何处理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进入新世纪,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的挑战,胡锦涛提出要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在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的过程中,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更为主动地引领社会发展、推动共识形成。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是理论建构新,本文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从文化体制改革探讨如何摆正政府、市场与人民的关系来解放文化生产力,从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探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繁荣发展的辩证统一,能够更好地涵盖文化自身发展以及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更加全面论述文化发展道路的同时,更加突出理论重点。二是材料相对较新,得益于报刊电子化和材料的公开,文章大量利用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材料,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当时党内外的观点。三是研究视角新,本文吸收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从文化受众的角度分析文化背景,能够更充分地展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以进一步理解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意义。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用更加全面、更具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代替了偏重于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中国共产党更加全面地认识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两种效益”以及“两种属性”有了更加辩证统一的认识。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层面,中国共产党也探索出了一元主导与多样化并存的基本思路,更加关注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
华清君[2]（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邱铁鑫[3]（2020）在《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着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彰显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新中国的成立,使原本带有“铁路弱国”枷锁的中华民族有了朝着“铁路大国”“铁路强国”迈进的坚实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铁路逐步实现了由落后于世界、到追赶世界、再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性飞跃。在此过程中,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铁路文化,这些文化蕴含于新中国铁路的历史发展逻辑之中,不仅影响着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走向,对于中国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现代工业文明成果,铁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近代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构成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思想渊源。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铁路建设相关论述、传承铁路人创造的革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国情,充分发挥了铁路文化在发展经济、巩固国防、稳定社会、改善民生、转变民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铁路的大发展,促进了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兴盛。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新中国铁路文化事业的发展,反映了中国铁路自觉—自立—自强—自信的历程,更从侧面彰显出了中华民族走向文化自信的发展逻辑,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史的缩影。论文通过研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问题,可以看到关乎新中国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变迁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逐步坚定文化自信的全局性问题;可以看到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作用的伟大实践。从文化自信的视角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回答新中国铁路文化是什么、其建设的内容有哪些、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以及怎样建设新时代铁路文化等理论和现实问题,对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立足于此,在文化自信的视域下,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等基础理论问题,理顺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并重点梳理铁路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以及行为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从物质承担、价值内核、制度保障和形象展现四个层面阐释新中国铁路文化何以自信:一、铁路物质文化是铁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以物质为载体的显着特点,与人类在铁路领域进行生产生活的实践联系得最为紧密,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铁路领域进行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最直观的成果。从铁路建筑文化建设和收藏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对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进行了探究,反映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物质成果。二、铁路精神文化是铁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精神实质,是人类在铁路领域长期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念、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职业道德、共同目标、精神风貌以及文艺作品等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精神文化理念,它彰显了铁路文化的价值内核。从铁路精神、铁路文艺、铁路思想政治工作等三个方面梳理了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凸显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三、铁路制度文化作为铁路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既是铁路物质文化的工具,又是铁路精神文化的产物,还是铁路行为文化的本质体现。它既不是纯物质形态的,也不是纯精神形态的,更不是纯行为形态的,而是一定的物质文化活动、一定的精神文化活动和一定的行为文化活动相结合的综合系统。从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铁路体制建设和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等方面理顺其脉络,总结其经验,揭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制度因素和路径选择。四、铁路行为文化并不能与铁路企业文化划等号,它是铁路管理理念、精神风貌、经营态度、职工文化活动等文化因素的动态体现,也是铁路所塑造的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的折射,更是展示铁路形象的重要文化因素。从安全文化建设、服务文化建设和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三个方面呈现了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的丰富内容,展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良好形象。在总结70余年来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探讨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具体举措以及在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使中国铁路不仅有“速度”,而且更加有“深度”。进而,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在“交通强国”的战略目标下,助力新时代铁路软实力建设。
刘涛[4]（2015）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诚信建设研究》文中提出诚信是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历久弥新的道德范畴,是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理念,是标识中国共产党政党伦理和政党形象的核心道德元素。诚信作为基本道德观念,内嵌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政党文化之中,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全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塑造并生成组织内聚力和社会公信力的伦理诉求和道德映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伦理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急需重新建构,加强中国共产党组织诚信建设并重塑政治诚信的良好形象是新的时代提出的重大战略性课题。因此,诚信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话语体系的重要话语资源日益成为党代会报告文稿中的高频词。目前学术界对诚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诚信基本理论、中国古代和西方诚信思想以及社会具体生活领域进行理论层面、微观层面和实证层面的研究,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刚刚起步,整体而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尚属少见。有鉴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改革开放为时代背景,以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理论与实践为中心问题,力求较为系统深入地研究其思想基础、时代环境、建设历程、价值理念、建设方略、基本经验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以期为当前包括党员干部诚信建设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诚信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全文包括导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其中,导论部分主要说明本文的选题意义、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研究的重点难点以及可能的创新点,为论文的全面展开奠定基础。在具体章节结构安排上,全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中国共产党诚信思想的溯源。在探究诚信的含义与特征、功能与评价以及相关概念辨析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党的诚信思想进行追根溯源,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是党的诚信思想的文化基因,马克思主义诚信思想是党的诚信思想的理论基石,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诚信意识是党的诚信思想的基础,而毛泽东的诚信思想则是中国共产党诚信理论的奠基之作。这些思想素材,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诚信建设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第二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的环境考量。改革开放以来,就国内而言,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队伍和地方党组织诚信伦理生成的经济体制、组织态势、道德理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国际而言,党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及地区政党政局动荡而更加复杂；中国共产党的诚信建设以反思历史、审视现实为契机,扎根于现实中国社会的诚信场景图式之中。第三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的历史进程。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有序化更替,中国共产党的诚信建设在宏观视阈中经历了四个基本阶段,即起步阶段、推进阶段、拓展阶段和深化阶段,不断解决影响组织诚信的一系列核心基本问题。第四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诚信价值观的理论架构。就诚信价值观的基本构成而言,包括价值意义、价值主体、价值理念、评价体系四个方面。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启以来,加强党的诚信建设对于党员健康人格、和谐党内生活、塑造政治形象、促进经济发展、营造社会风气等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党的诚信道德行为主体包括作为个体、群体、整体意义的诚信道德行为主体以及党的媒体。党的诚信价值理念内容丰富,主要包括思想理论、制度价值、政策执行、执政效能、执政方式、政治人格等基本方面。从完善评价标准与要素、评价主体与途径等方面建构了党员干部队伍和地方党组织的诚信评价体系。第五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诚信建设方略。党内诚信建设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文章从现状和原因两个方面,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内诚信缺失的现实样态；较为全面地归纳了这一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诚信思想与党内诚信建设实际相结合、重点治理与全面治理相结合、惩治失信与预防失信相结合、党内失信治理与社会失信治理相结合的诚信建设原则；详细探讨了我们党从党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坚持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党员干部队伍和地方党组织诚信建设的具体措施；系统研究了党内诚信建设的价值认知机制、行为激励机制、监督约束机制和运行保障机制。第六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的基本经验。紧紧围绕党员干部队伍和地方党组织诚信道德生成的认识前提、价值依据、实践环节、情感依托、理性探索等关键要素,将党的诚信建设的基本经验归纳为坚持思想教育、人民利益、调查研究、人文关怀、制度设计五个方面。第七章,当代新境遇下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的现实思考。这是文章的落脚点。从时代、空间、范畴三位一体的视野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境遇及其诚信伦理境遇,在此基础上阐明当代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的价值指向,并探寻当代中国共产党深入推进组织诚信建设的有效实践路径。
周龙燕[5]（2014）在《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文中认为本文是对中国90年来瞿秋白生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总结与评述,目的是为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促进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本文的研究思路是：运用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作纵、横两条线的勾勒和铺陈,厘清瞿秋白生平研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貌；将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放置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探讨各个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和深层原因,特别探讨中国共产党对瞿秋白的历史性评价与瞿秋白生平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90年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瞿秋白生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评述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年10月-1949年9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起步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在中国最早开始于1921年10月10日《申报》上登载的一篇署名天我（江亢虎）的旅俄通讯,这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有关瞿秋白报道的史料。该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瞿秋白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第二类,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第三类,瞿秋白的传记文章。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悼念性、纪念性文章,仅有的几篇传记也相当的简明扼要。从总体特征考察,这一阶段在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研究,但其在研究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却不能因此轻忽或低估。理由有三：第一,这段时期见诸于报刊的不带政治色彩的客观报道,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他们是瞿秋白生平研究赖以进行和深入的根本基础；第二,这一阶段距离瞿秋白牺牲的时间不太远,亲人、朋友、战友们撰写的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误记误忆的情况比较少,这些文章的记述真实可信,是瞿秋白生平研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三,这段时期为瞿秋白写作简明传记的作者多与瞿秋白有着最直接的接触,对瞿秋白非常了解,他们传记中提供的史料都非常珍贵,对瞿秋白的评价也相对客观,他们的观点对后来者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第二章评述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年10月-1966年5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步入正轨阶段：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由分散、零碎走向有一定的体系和规模。1955年中国共产党给予瞿秋白政治生涯的公正、肯定评价给学界的瞿秋白研究提供了客观依据。在此大背景下,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走上现代学术发展的正轨,进入到自觉研究阶段。这一阶段,杨之华为宣传、研究瞿秋白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瞿秋白生平研究当之无愧的重要开拓者；丁景唐从挖掘和考证瞿秋白生平史料和研究资料开始,逐步走上有系统的瞿秋白研究之路,他所从事的瞿秋白生平史料、资料的整理、研究和考证工作在整个瞿秋白生平研究史中属开创之举,有筚路蓝缕之功。丁景唐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奠基人；这一阶段,温济泽撰写的传记文章较之前更为详细、具体,曹子西、上官艾明还开始了写作瞿秋白传记着作的尝试。凡此种种,说明此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初具规模,但大陆尚未出现整部的、正规的瞿秋白传记。第三章评述“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黑白颠倒的阶段。“文革”十年,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也遭到破坏。瞿秋白因为一篇《多余的话》而被诬陷为“叛徒”,瞿秋白一生历史不断地被诬蔑和抹黑,学界逐步展开的瞿秋白生平研究遭受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声讨瞿秋白的文章主要被收纳在以下材料中：《讨瞿》（彻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资料汇编）（《讨瞿战报》1-14集汇编）（1967年10月由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出版）；《瞿秋白批判集》（《讨瞿专号》汇编）（1968年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出版）；《讨瞿》1-4集（上海工总司轻工业局文体工业联络站宣传组等单位出版）。这些材料对瞿秋白的批判无非就是歪曲历史事实,对瞿秋白的文章断章取义,进行扭曲和误读,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年10月一198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重新恢复阶段。“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混乱并未消除。学术界也尚未形成健全、正常的学术氛围,瞿秋白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为瞿秋白平反昭雪并给予了新的历史评价。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逐步恢复并健康成长。在学者们打破思想禁锢、努力的探索和开拓下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回忆、纪念瞿秋白的文字,开始整理成书,编印出版；瞿秋白研究资料集和研究论文集也相继出版；周红兴的《瞿秋白诗歌浅释》、王铁仙的《瞿秋白论稿》等专题研究专着出版；杨之华撰写、洪久成整理的长篇回忆录《回忆秋白》也得以面世；陈云志、王士菁、周永祥等还进行了瞿秋白传记、年谱写作的尝试。在众多学术成果中,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和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代表着这一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主要还是处于推到“四人帮”强加在瞿秋白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匡正是非,恢复瞿秋白真实的历史形象阶段。第五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年1月-199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伴随着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六十周年、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等活动的展开,全国掀起一股研究瞿秋白的热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基础上,随着大量原始资料的出版发行,特别是学界关于瞿秋白“左”倾盲动和《多余的话》的评价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瞿秋白生平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阶段,学界在有关瞿秋白生平的专题性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少新成绩,出版了多部专论着作,如《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瞿秋白与他的同时代人》等；在瞿秋白传记写作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如叶楠的《瞿秋白评传》、鲁云涛的《瞿秋白评传》、许焕隆的《瞿秋白评传》、许京生的《瞿秋白与鲁迅》等；在瞿秋白年谱编纂方面也取得了大丰收,学界出版了两部瞿秋白年谱《瞿秋白年谱新编》、《瞿秋白年谱详编》,还有一本大事记《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大事记述》。但是,瞿秋白生平研究并未全面展开,尚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发。第六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年1月-2013年）。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盛阶段。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对瞿秋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给新时期的瞿秋白研究指明了方向。伴随着民国档案资料和其他各种史料被逐步地公布和挖掘,特别是联共（布）中央及共产国际绝密档案资料（二十一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发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越发清晰、真实的被还原出来,学术界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最新的学术、思想前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瞿秋白生平展开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史实考证方面,丁景唐、丁言模、丁言昭、梁化奎、周一平等一批学者作出了扎实的成绩；在佚文考辨方面,刘小中、丁言模编写的《瞿秋白佚文考辨》问世；在瞿秋白生平专题研究方面,吴之光、张秋实等的研究填补了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空白；在传记写作、年谱编纂方面,由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主持编写的《瞿秋白传》与刘小中、丁言模编着的《瞿秋白年谱详编》分别代表了当下瞿秋白研究界的最高研究水平：《瞿秋白年谱详编》是迄今为止瞿秋白研究界最为详备的一部年谱,《瞿秋白传》则是瞿秋白研究界最为翔实的一部传记。
郑鹏[6]（2014）在《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文中研究指明转型与现代性是社会学的根本议题。本研究旨在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及其独特性进行探究和阐释,试图给出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竞争性解释版本。现代性的核心意识形态是对其所辖的人口满足与解放的承诺。在历史上,马尔萨斯与马克思/恩格斯就现代性的前景与可欲性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前者认为,“大自然宴席的席位”极其有限,现代性只能扩展到有限的人群,没有席位的多余人必须离开。后者认为,只要解除资本主义对物质技术现代性的桎梏以及对解放现代性的异化,现代性能够为所有人带来美好的承诺,即社会主义接管的现代性能够“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不过,马克思的人口理论同样指出过,“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那么是否能够对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做出归纳?沿寻这一个问题,本研究的视角聚焦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时代,这是一个用理想建构现实的时代,然而现实却并不乐观。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竭尽全力弥合社会主义的“短缺”与给予其人民生命确定性之间的紧张。在改善意愿的逻辑之下,社会主义国家设计—实施了持续不断的社会工程,如福柯所言,在这些社会工程的施工中,国家必须构建出相应的人口治理术。既然“国家只是一个多重治理术体制所带来的可变结果”,既然“历史已经表明,社会主义只有嫁接到各种治理术的类型之上才能运转”,那么,“为了追求社会主义现代性,国家构建并实施了怎样的人口治理术呢?”。这就是本研究所展开探讨的问题。本研究在性质上属于理论性探讨,在文本呈现上是批判的、解释性的,本文采取了国家对人口筹划的事件——过程为研究切入点。首先,本文在总体上提出了一个“国家—现代性—人口治理术”的研究框架,以此对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中所实施的各种社会工程,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剩余人口的管理工程做出阐释。根据毛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历史与逻辑,“社会主义现代性—国家—人口治理术”的解释框架包括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点：（1）价值—乌托邦性,即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动力与归宿：普遍拯救的承诺；（2）控制—工程性,即为物质技术现代性与解放现代性而开启的经济现代化赶超与人口改造；（3）等级化—分类—排除性,即下放经济剩余人口和秩序剩余人口,既以“下放”本身证明“拯救”的事实性,又迫使失序的社会恢复到社会主义现代性所承诺的状态。最终,以拯救为出发点和归宿,国家追求现代性的过程制造出了：“‘组织起来’/‘人口单位化—‘包下来’—‘等级化/分类/排除’—‘改造’”的人口治理环路。为了对本研究提出的解释框架做出应用或再解释,在本文的接下来的第四、五章进行了相对独立的案例研究,研究对象选取了毛时代的重大事件,分别是“大跃进”（1958）及“大精简”（1962-196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50—1980）。事件清晰地展示了毛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现代性层次的转换,所采取的整体性方案、程式、技术。“大跃进”是毛时代时里的一场时空压缩的赶超型经济现代化试验。它试图在资本极度短缺的条件下,以共产党娴熟的群众运动方式将无限供给的过剩劳动力转换为资本,以此完成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赶超。大跃进”引爆的“大危机”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在最密集的时空里制造出大规模的经济过剩人口。庞大的经济剩余人口相对于冷却的现代化显得极为多余,而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包下来”的现代性承诺而言则是无法承受的人口包袱。因此,紧急性地、大规模地清理—排除城市经济剩余人口成为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事先制造的农村剩余人口堆积地为转嫁城市危机提供了运作空间。如果说大跃进引发的大精简是一项危机治理,那么知青下放运动则说明了毛时代里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治理手段的常态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前后持续长达1/4个世纪,改变了近2000万青年人命运,是一项堪称设计周密、动员完备,共和国历史上最旷日持久的社会工程。知青下放运动的工程性质与目的是多重的、并且处于变化之中。在运动之初,它主要是为了解决受教育的失业者的就业问题,一直到1968年经济动机都处于首要地位,同时,它也是应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常规方式。但到1968年,它成为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政治危机治理手段,之后,政治动机越发超越经济动机,导致知青下放转为一场青年人口的政治改造工程。此外,它还笼罩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缩小三大差的光环。总体而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中国对剩余人口——经济与秩序的双重剩余——管理与改造的工程。毛去世之后,现代性层次从解放现代性降入技术物质现代性,人口治理术也随之转型。新的人口治理术宗旨是：国家将“包下来”的生命政治框架中的人口再生产成本转给个人,将人口包袱交给市场管理。知青自发形成的返城运动冲击波是促成这场转型的关键性力量之一。知青运动的终结标志着毛时代乌托邦工程谢幕。最后,本文提出了反思现代性的愿景。马克思的“自由人”；市场经济下的“无印痕公民”；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下的“庸众”；福柯微观权力技术下的“驯顺的肉体”,这都是现代性理论家为寻求真实的自由而对现实的人的境遇的反思。本文提出,在一个复杂社会里的自由既需要面对现实,又需要为现实加入理想。如果国家真诚地为所有人创造自由,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转而与它作对。但是,多元开放、包容异见、允许不服从是将国家建设为人们获得自由的工具（而不是异化为压迫手段）的先决条件。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必须重拾批判与自我解放,与主流保持距离和张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主流之外的叙事,由此为社会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并且倡导一种自我的生存美学。
邢恩源[7]（2013）在《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文中提出柯庆施于“文革”之前主政上海及华东十余年,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地方领导人之一。1949年后,柯庆施先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53年初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从1956年起,柯庆施的政治生涯开始如日中天,在风起云涌的政坛上备受瞩目: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严厉指责所谓的“右倾保守主义”。1957年在上海贯彻毛泽东“引蛇出洞”反右方针,成为反右派运动主将。同年12月因发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夸奖。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语出惊人地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大力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全力支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夏天放出华东钢铁产量八百万吨的“大卫星”,对毛泽东要求当年全国钢铁产量达到“一 0七0”万吨起了决定性影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首创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一方面对“大跃进”百般维护,另一方面严厉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他对刘少奇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总结报告表示不满,并希望继续跃进;1963年,为响应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倡导的“阶级斗争”,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在华东迅速掀起现代戏运动,为“文革”的爆发奠定了广泛的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此后,他与江青合作在上海打造“文化革命的试验基地”,并提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基本形成了日后上海“文革”的政治构架。在他的大力支持与运作下,上海成为“文革”爆发的重要策源地。柯庆施的举动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地位也随之不断攀升。1956年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60年开始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同时继续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成为响当当的华东“第一人”。1965年初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关于柯庆施的学术研究很具有典型意义。他是当时中共地方党政负责人中的一员,其表现出的政治姿态带有某种普遍性,只是更加突出和激烈而已。随着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理论的变相发展,中共的执政主旨思想越来越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共中央及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主动或被动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党内大环境的制约下,柯庆施一方面揣摩毛泽东的心态,一再表达迎合性的极“左”言论,进而献言献策;另一方面彻底贯彻毛泽东所提出的各项“左”的政治方针,一直冲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最前沿。但是,不可否认,在柯庆施的身上又充满了秉承“左”的路线思想和保持共产党员党性原则相互之间的矛盾。作为建国后在地方上最积极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代表,柯庆施在1956—1965年间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说明了他的实际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地方上的具体实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态已经很不正常,整个社会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杨新红[8]（2013）在《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认为,政党的存活,离不开与它所代表的群体的密切联系,而这种密切联系需要在政党的实践中通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来建立和维持。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为了发挥政治优势、避免最大危险,通过党与群众的沟通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贯穿于党的事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沟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其预期效果的实现,离不开党群沟通机制的良性运行。党群沟通机制就是指在党的发展的每一个时期,为了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党与群众沟通过程中的党、群众、信息、沟通渠道、沟通方式等要素之间构成的有机联动的整体。通过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党群之间就相关的问题有效互动,达成一致,形成共识,进而以党群关系和谐推动整个社会和谐。本研究以党群沟通机制为核心概念,以政治学理论为主要分析工具,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对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状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表明,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全过程。但由于每一个历史时期党群沟通的结构要素的完善程度不同甚或部分缺失,在有的历史时期,党与群众的沟通机制形成了良性运行状态,推动了党的事业的发展。在有的历史时期,党与群众的沟通则没有形成沟通机制或者出现了沟通机制运行的不稳定状态,使社会矛盾多发频发。本研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党群沟通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理论渊源。在经典作家那里,唤醒工人、农民的意识和觉悟是共同话题,而意识和觉悟的转变是一个过程,有时需要说教,有时需要行动,从而在认知或者感染中提升。在经典着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党群沟通的概念,但从他们在创建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和后来指导各国党的建设的过程中,已出现了无产阶级政党与群众进行沟通的端倪。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时代和条件所致,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时期和列宁时期的党群沟通也具备了一些部件要素,譬如,沟通的主体；沟通的载体；沟通的方式等,但部件要素还不健全,整体部件中任何一个部件要素缺失或者不健全,就形不成党群沟通机制。因此,在本研究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建党时期和列宁执政时期的党群沟通仅限于思想层面的分析,以其作为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思想渊源。本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思想的萌芽具有历史性,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并对后来党群沟通机制的形成提供了思想上的启蒙。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党群沟通的基本要素就已具备,这从党的最初的几个文件中就可以透视这些要素的存在。随着党的发展壮大和革命事业的需要,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就成为一种可能存在。从党成立后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可以看出,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是发挥了积极效用的。可见,在中国共党成立以后,党群沟通机制实质上已经启动运行。本研究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状况进行了分析。分析发现,民主革命时期严酷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生活环境要求党员干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通过“宣传”、“倾听”和“反映”,形成了以党组织为主体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党群沟通运行机制。通过机制的运行,党不仅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唤醒了民众的觉悟,激发了民众的民族责任感和革命积极性,而且使中国共产党及时了解到各条战线上的民意诉求,准确地掌握了社会形势,有效地整合了各种社会资源,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升了党的灵敏度和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尤其是沟通机制结构要素的完善——党员干部作风纪律好,沟通层级少沟通渠道通畅,信息的传递、反映和回应及时快捷,沟通方式的灵活多样等,直接促进了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最终实现了党群沟通的目标——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本研究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状况进行了分析。分析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很重视与群众的沟通,拓宽了党与群众的沟通渠道,激发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但1956年之后,由于各种原因,以党组织为主渠道的沟通功能在慢慢萎缩,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出现了不稳定状态。在沟通渠道不畅和信息互动弱的情况下,尽管一些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存在着沟通行为,党群沟通机制仍无法形成或者机制运行是不稳定的。其结果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的合法性认同。中国共产党觉察到这种情况,及时开展了各种补救工作,使人民群众的政治心理与党的执政理念保持一致,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本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状况进行分析。分析发现,在党的领导下,沟通网络的恢复和拓展、沟通方式的转变促使了改革开放以后党群沟通机制的有效运行,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情也很高。但社会矛盾增多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方面源于民众民主意识的增强,参与意识的浓厚；另一方面也源于党员干部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态度、作风还没有及时跟进；还由于沟通过程中诉求表达的渠道层面遭遇体制性迟钝；等等。作为一种机制性缺陷,阻碍着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影响着党群沟通作用的发挥。这种机制性缺陷,既有人为因素方面的影响,也有制度方面的影响。人为因素方面的影响既有党员干部的工作方式、工作作风、工作态度等没有及时跟进形势变化造成的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不稳定,也有人民群众认识水平、素质能力等方面带来的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不稳定。制度方面的因素也不能忽视,既存在已有制度的不足,也存在制度制定和执行中的矛盾,还存在制度漏洞。同时,研究发现,机制性缺陷的产生有其深层根源,主要表现在政治文化层面、政治体制层面、党的自身层面、社会发展层面。在政治文化层面,既有传统政治文化中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也有前苏联政治文化中集权思想的影响,更有计划经济时期缺乏民主作风的影响；在政治体制层面,既有政治生活中纵向和横向关系上权力过分集中的影响,也有党政机构层级多信息流动漫的影响,更有党员干部录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社会发展层面,既有人们利益意识增强带来的诉求表达无序的影响,也有发展进程中民众受益不平衡造成的社会心理焦虑,更有信息技术运用中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不足带来公民权利的虚化、空壳化；在党自身建设方面,既有党员干部思想观念薄弱的因素,也有党员干部沟通技术、技巧方面的因素,更有党员干部修养、境界较低的影响。这些因素不同程度上附着在沟通机制的结构要素上,影响着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可见,完善沟通机制的结构要素是推动党群沟通机制良性运行的关键。本研究认为,由于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完善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结构性要素时,着眼于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考虑,从人的素质能力的提高和制度建设两方面展开。具体来说,人的素质能力的提高包括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两个层面,制度建设侧重于本研究的特点主要框定在沟通渠道层面。围绕这样的逻辑路向,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党群沟通的机制性缺陷主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抓住党是矛盾解决的主要因素,大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员干部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工作作风等沿着先进政党的目标方向发生作用。二是抓住当前社会中存在的党群沟通不畅的问题,下大力气加强沟通渠道建设。包括既有的制度性渠道的完善、民间渠道的开发和其他沟通渠道的运用。三是抓住当前人民群众政治素质比较低的问题,大力发展教育,推动民众各项素质的整体提高。总之,在结构要素的完善中推动党群沟通机制的良性运行,在党群沟通机制的良性运行中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构建党执政的合法性认同。
陈曦[9]（2013）在《论雷锋奉献精神》文中指出雷锋精神是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一座永放光芒的灯塔，是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突出雷锋奉献精神的研究，对于加强全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目前，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对雷锋精神的研究方兴未艾，突出雷锋奉献精神的内涵、形成、影响和弘扬，是一个新的视角。这有利于抓住实质全面准确理解雷锋精神，推动学雷锋作奉献活动持续广泛深入开展。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50周年之际，在全党全国人民正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团结一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际，全面而系统地研究雷锋奉献精神，作为一种新的探索和开拓，必然要求有所创新。本文的创新点，在于论证雷锋奉献精神是雷锋精神的精髓。由此而来，需要阐述雷锋奉献精神的形成过程，并总结可资借鉴的主要经验；说明50年来，雷锋奉献精神以其对我国和国际社会的深远影响，必将成为全人类具有永恒价值的共同精神财富；提出全党全国人民弘扬雷锋奉献精神、推动学雷锋活动群众性常态化的基本原则和实施办法。本论文包括导论，正文第一、二、三、四章，和结束语。导论的主要内容是，阐述本选题的重要意义，述评我国学术界对雷锋精神的研究现状，概括本论文的创新方面，简要介绍本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一章阐述雷锋奉献精神的内涵、灵魂、支柱、基石和基本特征，论证雷锋奉献精神是雷锋精神的精髓。经过综合分析，概括雷锋精神的六个组成要素，论述雷锋奉献精神是贯穿各要素的核心要素，它最能体现雷锋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质，是雷锋精神的精髓。第二章研究雷锋奉献精神的形成过程，总结可供当前推动学雷锋活动借鉴的主要经验。雷锋奉献精神的形成，有三个发展阶段，即雷锋经历新旧社会对比，萌发做国家小主人翁的奉献精神阶段；在农工战线岗位上，产生报党恩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阶段；在解放军大熔炉里，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奉献精神阶段。本论文概括了三条可供推动学雷锋活动借鉴的主要经验：一是组织精心培育。二是个人严格要求。三是社会广泛倡导。第三章审视50年来雷锋奉献精神对我国和国际社会的深远影响，揭示雷锋奉献精神的重大价值和意义。50年来，全国学雷锋作奉献活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涌现出王杰、焦裕禄、刘英俊、张志新、张华、吴天祥、郭明义、庄仕华等一大批雷锋式先进人物。同时，雷锋奉献精神已经走出国门，成为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本论文还着重分析了雷锋奉献精神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基本原因。强调雷锋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他伟大而平凡的特质，使其既令人景仰，又可亲可近、可学可及，成为全社会竞相学习的好榜样；雷锋奉献精神的广泛传播，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国的基本国情，符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归结为一句话，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第四章从四个方面提出当前弘扬雷锋奉献精神、推动学雷锋活动持续广泛深入开展的思路办法。第一，要认清当前弘扬雷锋奉献精神的重要意义；第二，弘扬雷锋奉献精神要把握三个基本原则；第三，弘扬雷锋奉献精神应当依靠四个主要途径；第四，弘扬雷锋奉献精神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并提出四个管用有效的办法。结束语主要是从作者对本论题研究的思想认识和切身体验中，概括说明了四个结论。不妥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刘伟[10]（2011）在《1988年中国“物价闯关”研究》文中指出物价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中最敏感、最突出的问题,也是男女老少、干部群众日常工作生活中议论最多的话题。早在1980年,世界银行的布鲁斯教授就预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都会在价格问题上“卡壳”。价格问题解决了,改革就会继续前进;解决不了价格问题,改革就会停滞或倒退。其实,在任何社会中,无论其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范畴内处于什么地位,它的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价格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和价格自身发展规律要求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开启了价格改革的航程。价格改革的方向、进程,从根本上取决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战略步骤。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一波三折”而又“稳步推进”的过程,即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过程中,价格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当属“惊险的一跃”,其改革成败与市场制度的建立“荣辱与共”。然而,由于长期受“左”的倾向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在中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范畴而横遭批判,物价和工资长期处于冻结状态,价格体系严重违背价值规律。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后,价格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也随之启动。1984年之前,价格改革总体上仍局限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进行,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计划价格中价格体系的不合理比价和差价进行适度调整,改革的主要思路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即只有在供求状况有所缓解后,才对那些对整个国民经济影响较小的小商品价格放开。1979—1984年中国的价格改革,在取得了显着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的同时,也为强化改革力度、深化改革层次和扩大改革领域提供了契机。在“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改革思路引导下,1985年1月,国家取消了计划外价格不得高于计划内价格20%的限制,这标志着生产资料“双轨制”价格政策的正式实施。另外,中国理论界和中共中央高层的思想碰撞,对这一政策的确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价格“双轨制”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回避。因此,经济领域针对“双轨制”的利弊及存废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随着“价格双轨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尤其是计划内、外两种价格的高额差价催生出一个新的“倒爷”阶层,并由此加剧了“寻租”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混乱状况,政策制定者在1986年已开始考虑如何实现双轨价格尽早并轨的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作为价格并轨思路主体的“价、税、财联动”方案却迟迟未能出台。由于双轨制价格的实施造成了“官倒”盛行及严重的市场不公,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经济改革开始进入胶着阶段。于是,在“长痛不如短痛”的思想影响下,强行并迅速并轨的思路逐渐占据上风。1988年,决策层决定放开价格管制,取消价格双轨制,实行“物价闯关”,以完成价格并轨。结果,这直接导致当年全国大范围的物价上涨,加之群众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等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一场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随之而起。最终,尚不具备宽松环境和充分条件的激进“闯关”决策遭受重创。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并决定把1989、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次年11月,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时难以克服的诸多问题,以及由于所谓“官倒”而造成的社会的巨大混乱,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又做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这意味着价格改革逐渐向稳步推进道路的回归,“有步骤的、稳妥”的价格改革重新取代了激进的“物价闯关”。治理整顿期间,双轨价格渐趋接近,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最终结束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格局,“双轨制”价格悄然并轨。1992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价格体制改革最终进入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运行机制的形成完善阶段。相反,前苏联东欧国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却因改革思路的偏差及其它原因,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改革陷入低谷。在国内外的比较研究中可见,渐进式改革思路在中国的历史合理性不言而喻。值得注意的是,那种对价格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困难重重,到90年代初又轻而易举自然过关的描述,既无法让人明白当代中国历史上价格改革为什么先难后易,也无法让人理解为什么这种如此容易解决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体系又经过了十多年的建设之后,能源等基础品的价格问题时至今日仍在困扰着我们?因此,在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拂去时间的尘埃和人为的涂抹,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从一个拉长的镜头从而更加立体和客观的角度,展示中国价格改革进程中的众多片段,对于正确认识改革开放的历程和展望今后的价格改革前景,显然并非简单的回顾之旅,而是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二、认清形势 振奋精神 在治理整顿中把铁路工作推向前进——屠由瑞副部长在全国铁路局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认清形势 振奋精神 在治理整顿中把铁路工作推向前进——屠由瑞副部长在全国铁路局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问题提出:转折与建构 |
| 0.2 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道路相关理论的研究 |
| 0.3 研究创新之处 |
| 0.4 研究方法 |
| 0.5 概念界定 |
| 0.5.1 文化建设 |
| 0.5.2 文化发展道路 |
| 0.5.3 文化受众主体性 |
| 0.6 研究思路 |
| 第1章 目标、任务与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与定位 |
| 1.1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 1.1.1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提出与目标设定 |
| 1.1.2 1986 年“精神文明决议”指导思想的转变 |
| 1.1.3 “四有”的概念提出及其演变 |
| 1.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1.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与精神文明的新定位 |
| 1.2.2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
| 1.2.3 “文化强国”的概念形成 |
| 1.3 文化的战略意义:“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 |
| 1.3.1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
| 1.3.2 从服务于政治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1.3.3 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发突出 |
| 1.3.4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
| 1.4 小结 |
| 第2章 现代性与民族性:当代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
| 2.1 批判封建主义与反思传统文化 |
| 2.1.1 批判封建主义是反思“文革”的必然 |
| 2.1.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评价 |
| 2.1.3 新启蒙主义思潮与传统文化危机 |
| 2.2 文化的民族性: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 |
| 2.2.1 “思想政治斗争”视角下的传统文化弘扬 |
| 2.2.2 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困 |
| 2.2.3 超越“精华”与“糟粕”二元划分 |
| 2.3 文化现代性的探索:从学习西方到中国气派 |
| 2.3.1 “西为中用”与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 |
| 2.3.2 “体”“用”相关: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由来 |
| 2.3.3 中国气派:文艺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现代性探索 |
| 2.4 小结 |
| 第3章 政府、市场与人民:文化发展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
| 3.1 “政府办文化”与文化受众的矛盾与调试 |
| 3.1.1 政府包办下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思维定式 |
| 3.1.2 “以文补文”、“双轨制”:文化体制改革的尝试 |
| 3.1.3 改革难以推进的原因:对文化受众主体性的忽视 |
| 3.2 重新认识人民与市场: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 |
| 3.2.1 重新认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时代意义 |
| 3.2.2 区分市场导向的文化产业与公益导向的文化事业 |
| 3.2.3 商品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的统一:全面改革的展开 |
| 3.3 小结 |
| 第4章 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发展 |
| 4.1 改革开放初期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发展 |
| 4.1.1 “二为”方向的提出: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新界定 |
| 4.1.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 4.1.3 主体性觉醒及其应对的经验教训 |
| 4.2 主旋律与多样化: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的新思路 |
| 4.2.1 重在建设,以立为本 |
| 4.2.2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
| 4.3 信息技术革命中的意识形态工作与文化发展 |
| 4.3.1 信息技术革命与文化受众主体性的觉醒 |
| 4.3.2 网络文化建设与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 |
| 4.3.3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
| 4.4 小结 |
| 结语: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文化发展道路的经验与新时代的新发展 |
| 参考文献 |
（2）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3）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境)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境)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目标、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思想渊源与指导思想 |
| 2.1 近代中国铁路倡导者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1 盛宣怀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2 詹天佑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3 梁士诒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4 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5 张嘉璈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铁路观 |
| 2.2.1 马克思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2.2 恩格斯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2.3 列宁、斯大林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3 中国共产党人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2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3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4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5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 |
| 第3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基础理论探析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文化 |
| 3.1.2 铁路文化 |
| 3.1.3 新中国铁路文化 |
| 3.1.4 文化自信 |
| 3.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特征与功能 |
| 3.2.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 |
| 3.2.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特征 |
| 3.2.3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功能 |
| 3.3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异同比较 |
| 3.3.1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共同点 |
| 3.3.2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不同点 |
| 3.4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历程彰显文化自信 |
| 3.4.1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内涵 |
| 3.4.2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 |
| 第4章 反映文化自信物质成果的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 |
| 4.1 新中国铁路建筑文化建设 |
| 4.1.1 有着鲜明时代印记的车站文化建设 |
| 4.1.2 展现深刻时代价值的铁道文化建设 |
| 4.2 新中国铁路收藏文化建设 |
| 4.2.1 有着卓越历史贡献的铁路机车 |
| 4.2.2 有着特殊历史回忆的铁路车票 |
| 4.2.3 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铁路纪念章(碑) |
| 第5章 彰显文化自信价值内核的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 |
| 5.1 新中国铁路精神生产 |
| 5.1.1 革命斗争精神的传承 |
| 5.1.2 铁路建设精神的彰显 |
| 5.2 新中国铁路文艺创作 |
| 5.2.1 难以消解的文化矛盾心理 |
| 5.2.2 浓郁的红色文化气息 |
| 5.2.3 多样性的铁路文艺表达 |
| 5.3 新中国铁路思想政治工作 |
| 5.3.1 加强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 |
| 5.3.2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爱国精神 |
| 5.3.3 加强思想政治宣传,增强思想性和政治性 |
| 5.3.4 加强路风教育,展现“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 |
| 第6章 体现文化自信制度保障的新中国铁路制度文化建设 |
| 6.1 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 |
| 6.1.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1.2 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以前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1.3 新时代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2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和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 6.2.1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 |
| 6.2.2 新中国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 第7章 塑造文化自信良好形象的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 |
| 7.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 |
| 7.1.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理念 |
| 7.1.2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实践 |
| 7.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 |
| 7.2.1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理念 |
| 7.2.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实践 |
| 7.3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 |
| 7.3.1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意义 |
| 7.3.2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实践 |
| 第8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新时代建设路径探析 |
| 8.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 |
| 8.1.1 国家建设的动脉 |
| 8.1.2 时代精神的表征 |
| 8.1.3 释放人情的场域 |
| 8.1.4 国际舞台的名片 |
| 8.1.5 中国故事的素材 |
| 8.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路径 |
| 8.2.1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 |
| 8.2.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几点举措 |
| 8.3 创造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新辉煌以增强文化自信 |
| 8.3.1 注入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底气 |
| 8.3.2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博览轨迹”——铁路文化的实地考察 |
| 附录2:近代中国铁路车站文化略谈 |
| 附录3:改革开放以来部分铁路文学杂志创刊表 |
| 附录4:新中国铁路安全主要法规名录表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诚信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1. 学术意义 |
| 2. 现实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可能的创新点 |
| 1. 研究的重点 |
| 2. 研究的难点 |
| 3.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诚信思想的溯源 |
| 第一节 诚信基本理论概述 |
| 一、诚信的含义与特征 |
| 二、诚信的功能与评价 |
| 三、诚信相关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诚信思想的来源 |
| 一、文化基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 |
| 二、理论基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诚信思想 |
| 三、思想基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诚信思想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诚信理论的奠基 |
| 一、毛泽东诚信观念的初步表达 |
| 二、毛泽东思想诚信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的环境考量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诚信环境变迁 |
| 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
| 二、党员队伍与干部队伍年轻化态势 |
| 三、道德权威流失与法制意识无力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诚信参照镜鉴 |
| 一、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反思与总结 |
| 二、苏联共产党诚信建设的教训与思考 |
| 三、其他国家和地区政党诚信建设的启示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社会诚信场景模式 |
| 一、从“传统信仰型”到“革命传统信仰型”诚信模式 |
| 二、“压力盲从型”诚信模式 |
| 三、“利益实用型”诚信模式 |
| 四、“理性自觉型”诚信模式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的起步阶段(1978-1989) |
| 一、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提倡真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 |
| 二、从实际出发建构政策,重塑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制度信任 |
| 三、以制度理性开展整党活动,建构党与人民群众的互信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的推进阶段(1989-2002) |
| 一、坚持改革开放与惩治腐败并举,以实绩取信于人民 |
| 二、以“三讲”教育活动为载体,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
| 三、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党员干部道德建设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的拓展阶段(2002-2012) |
| 一、彰显党的公信力：推动科学发展,提升执政能力 |
| 二、增强党的向心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
| 三、提升党员干部诚信度：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的深化阶段(2012-) |
| 一、展现“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矢志不移追逐“中国梦” |
| 二、凝聚党心民心：“老虎”“苍蝇”一起打,探索制度反腐新格局 |
| 三、做诚信风尚的引领者：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解决“四风”问题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诚信价值观的理论架构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诚信价值的时代彰显 |
| 一、诚信是党员健康人格的重要标志 |
| 二、诚信是和谐党内生活的基本要求 |
| 三、诚信是塑造政党形象的伦理体现 |
| 四、诚信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 |
| 五、诚信是营造社会风气的道德支撑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诚信行为的主体结构 |
| 一、个体：党员干部层面 |
| 二、群体：各级组织层面 |
| 三、整体：治国理政层面 |
| 四、媒体：舆论工具层面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诚信价值的理念意涵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去伪存真 |
| 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名副其实 |
| 三、决策及其执行求真务实 |
| 四、执政效能评价实事求是 |
| 五、执政方式以诚立信 |
| 六、政治人格真诚无欺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诚信价值的评价机理 |
| 一、诚信评价标准与要素 |
| 二、诚信评价主体及途径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诚信建设方略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诚信缺失分析 |
| 一、诚信缺失的现状 |
| 二、诚信缺失的原因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的基本原则 |
| 一、马克思主义诚信思想与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实际相结合 |
| 二、重点治理与全面治理相结合 |
| 三、惩治失信与预防失信相结合 |
| 四、党内失信治理与社会失信治理相结合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的主要措施 |
| 一、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筑牢诚信的认识论基础 |
| 二、大力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个人利益的正当性 |
| 三、科学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构权力的制度笼子 |
| 四、依法依纪严肃查处失信行为,提高失信行为成本 |
| 五、创新党内日常教育和集中教育,提升组织“软”整合效能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的基础机制 |
| 一、诚信价值认知机制 |
| 二、诚信行为激励机制 |
| 三、诚信监督约束机制 |
| 四、诚信运行保障机制 |
| 第六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思想教育是诚信生成的认识前提 |
| 一、思想教育是树立诚信理念的基本前提 |
| 二、诚信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诚信生成的重要保障 |
| 三、多层次教育方式的配合是中国共产党诚信生成的有效途径 |
| 第二节 以人民利益为本是诚信生成的价值依据 |
|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赋予了诚信生成的规律性 |
| 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赋予了诚信生成的价值性 |
| 三、政治诚信生态失衡赋予了诚信生成的现实性 |
| 第三节 坚持调查研究是诚信生成的实践环节 |
| 一、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有益于全面占有信息 |
| 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有利于斩断失信链条 |
| 三、调查研究方式的多元化,有助于破解失信顽疾 |
| 第四节 注重人文关怀是诚信生成的情感依托 |
| 一、人文关怀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政党诚信建设的一大历史特色 |
| 二、人文关怀是党的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相得益彰的基本要求 |
| 第五节 制度建设是诚信生成的理性探索 |
| 一、诚信建设制度化是破解政治失信的重要保障 |
| 二、诚信建设制度化是诚信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 |
| 三、相关制度的出台是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有力支撑 |
| 第七章 当代新境遇下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的现实思考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社会境遇及其诚信伦理境遇 |
| 一、时代：深度市场化·社会信息化 |
| 二、空间：场·圈·位 |
| 三、范畴：公与私·名与利·德与法·情与理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的价值指向 |
| 一、现时代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标志 |
| 二、社会诚信建设的示范者和社会诚信体系的引领者 |
| 三、建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信仰的关键所在 |
| 四、坚持求真务实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的路径选择 |
| 一、破解泛娱乐化,媒体传播诚信为先导 |
| 二、强化诚信评价,社会诚信建设为基础 |
| 三、重塑政治生态,干部诚信建设为重点 |
| 四、建构刚性约束,法规制度执行为根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瞿秋白研究之研究的历史回顾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10-1949.9) |
| 第一节 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 |
| 第二节 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 |
| 第三节 简明的瞿秋白传记 |
| 第二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10-1966.5)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杨之华的宣传与回忆 |
| 第三节 丁景唐的史实考证与研究 |
| 第四节 传记写作初具规模 |
| 第五节 司马璐与《瞿秋白传》 |
| 第三章 “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5-1976.10)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北师大井岗红军与《瞿秋白批判集》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10-198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传记及年谱写作的新尝试 |
| 第三节 陈铁健与《瞿秋白传》 |
| 第四节 王观泉与《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 |
| 第五节 姜新立与《瞿秋白的悲剧》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1-199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新突破 |
| 第三节 周永祥与《瞿秋白年谱新编》 |
| 第六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1-2013)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吴之光与瞿秋白家世研究 |
| 第三节 张秋实与瞿秋白研究 |
| 第四节 刘小中、丁言模与《瞿秋白年谱详编》 |
| 第五节 王铁仙等《瞿秋白传》 |
| 结语 |
| 附录：瞿秋白《多余的话》及其研究 |
| 一 概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表-专栏目录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现代性研究 |
| 1.2.2 治理术研究 |
| 1.2.3 国家、现代性与人口治理术的综合评述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研究借鉴 |
| 第二章 “包下来”：社会主义现代性与生命政治的建构(1949-1980年) |
| 2.1 总体性危机的社会诊断：由国家重建社会 |
| 2.2 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组织起来” |
| 2.2.1 “一张白纸,正好写字”：毛的现代性图景 |
| 2.2.2 “组织起来”：人口治理的总战略 |
| 2.2.3 “包下来”与“单位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生命权力 |
| 第三章 “下放”：稀缺的现代性席位与剩余人口的治理术(1949-1980年) |
| 3.1 社会主义的“剩余人口”生产与排除 |
| 3.1.1 作为现代性读本的《人口论》与《新人口论》：“人口剩余”与“席位稀缺” |
| 3.1.2 社会主义的“剩余人口”生产机制 |
| 3.1.3 分类与排除的人口治理术：人民与人口的断裂 |
| 3.2 小结：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特征及其人口治理术的逻辑 |
| 第四章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发展危机与人口分流术 |
| 4.1 规训乡村：剩余人口堆积空间的制造 |
| 4.1.1 降服“作为变数”的乡村与“难对付的”农民 |
| 4.1.2 剩余人口堆积地的制造与强制移民工程的开启 |
| 4.2 紧急的现代化：“大跃进”与“大危机” |
| 4.2.1 启动大跃进的缘由 |
| 4.2.2 大跃进的极端现代化本质 |
| 4.2.3 “大跃进”：时间的压缩与数字的跃进 |
| 4.2.4 “大危机”的爆发及其诊断 |
| 4.3 治理“危机”：“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
| 4.3.1 人“从哪里来”? |
| 4.3.2 回到“哪里去”? |
| 4.3.3 “哪些人”回去?怎样送“他们”回去?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剩余人口管理与改造的社会实验 |
| 5.1 教育大跃进与“受教育的”失业者：“就业”的新动向 |
| 5.2 经济剩余人口下放工程的系统构建：从危机到常规的治理术 |
| 5.3 从经济剩余到秩序剩余的人口治理术：改造人的政治工程与乌托邦 |
| 5.3.1 降服“红卫兵” |
| 5.3.2 谁是下放者：“青年”、“社会青年”到“知识青年”的构建 |
| 5.3.3 最后的乌托邦?剩余人口的管理与青年人的改造 |
| 5.4 下放运动为何止于1980年：现代性话语的重构与人口治理术的转型 |
| 5.4.1 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层次转换：从革命到发展 |
| 5.4.2 生命政治的重构与人口治理术的转型：从拯救到满足 |
| 5.4.3 构建发展：“知青下乡运动”的去政治化 |
| 5.4.4 “倒逼”：知青的命运抗争与领导人的加快顺应 |
| 5.4.5 解决之道：政治问题的经济化治理方式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社会主义现代性—国家—人口治理术”的解释框架 |
| 6.2 乌托邦之殇 |
| 6.3 反思现代性：复杂社会里的自由与自我解放 |
| 参考文献 |
（7）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去世后的哀荣 |
| 一、病逝成都 |
| 二、超乎常规的葬礼 |
| 三、死因重提 |
| 第二节 出身和早期经历 |
| 一、出身 |
| 二、新潮学生 |
| 第三节 家庭和工作作风 |
| 一、简朴的家庭生活 |
| 二、勤恳的工作作风 |
| 第二章 早期生涯 |
| 第一节 峥嵘岁月 |
| 一、见到列宁 |
| 二、年轻的共产党员 |
| 三、在“王明路线”时期 |
| 第二节 延安整风之中 |
| 一、与刘少奇“结怨” |
| 二、延安整风的开展 |
| 三、被“抢救” |
| 第三节 石家庄的“试验田” |
| 第三章 在南京的日子 |
| 第一节 主政南京 |
| 一、刘少奇的一封电报 |
| 二、接管南京 |
| 三、基层政权的建立 |
| 四、恢复生产 |
| 五、推动城市转型 |
| 第二节 江苏省委书记任上 |
| 一、中共高层“过渡”时间上的分歧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 |
| 第三节 推行农业合作化 |
| 一、“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
| 二、为江苏互助合作运动打下基础 |
| 三、推行统购统销工作 |
| 第四章 在上海初显身手 |
| 第一节 初露锋芒 |
| 一、入主上海 |
| 二、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
| 三、上海的“对资改造” |
| 四、“论十大关系”对上海的影响 |
| 第二节 关于反右运动 |
| 一、整风运动 |
| 二、鼓励鸣放 |
| 三、反右主将 |
| 四、上海反右派风暴 |
| 第五章 从反冒进到大跃进 |
| 第一节 柯庆施与大跃进运动兴起 |
| 一、“主要矛盾”问题 |
| 二、乘风破浪 |
| 三、批评反冒进 |
| 四、无限崇拜 |
| 五、“急先锋” |
| 第二节 城市大跃进的楷模 |
| 一、上海进入“大跃进” |
| 二、“一0七0”指标的提出 |
| 三、大炼钢铁 |
| 四、“技术革命” |
| 五、“全国一盘棋” |
| 第三节 上海农村人民公社化 |
| 一、推波助澜 |
| 二、大办人民公社 |
| 三、短暂的纠“左” |
| 四、不服输 |
| 第六章 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 |
| 一、再度转向 |
| 二、上海反右倾斗争 |
| 三、打击刘顺元 |
| 第二节 继续跃进 |
| 一、工业再跃进 |
| 二、“救命稻草” |
| 三、“穷过渡” |
| 第三节 跃进的代价 |
| 一、更上层楼 |
| 二、保钢 |
| 三、农村危局 |
| 四、不糊涂的糊涂账 |
| 第七章 七千人大会前后 |
| 第一节 坚守最后的阵地 |
|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 二、不同的反思 |
| 三、最后的“社会主义阵地” |
| 第二节 分裂的开始 |
| 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
| 二、中央高层重心的偏移 |
| 三、为毛泽东辩护 |
| 第三节 重提“阶级斗争” |
|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
| 二、上海的阶级斗争之弦 |
| 三、“四清”运动 |
|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试验基地 |
| 第一节 倡导现代戏 |
| 一、“大写十三年” |
| 二、华东各地贯彻 |
| 三、毛泽东的支持 |
| 第二节 “文革”前华东现代戏高潮 |
| 一、华东成为现代戏的海洋 |
| 二、全国现代戏高潮的出现 |
| 三、高潮的背后 |
| 四、柯庆施的文艺“四清”运动 |
| 第三节 柯庆施与“文革”的发动 |
| 一、与江青合作 |
| 二、提携张春桥、姚文元 |
| 三、关于“评海瑞罢官”的争议 |
| 结语 |
| 附1 1954 年—1965年上海市委主要领导 |
| 附2 1949 年以后柯庆施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选题的意义及其价值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价值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相关学科的研究概览 |
| (二) 国内相关学科的研究概览 |
| (三) 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四、研究空间 |
| 五、研究重点及论文结构 |
| (一) 本研究中相关概念的简单界定 |
| (二) 研究重点 |
| (三) 论文结构 |
| 六、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三)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的科学内涵 |
| 第一节 沟通与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 |
| 一、传播、宣传与沟通 |
| 二、政治沟通 |
| 三、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的内涵分析 |
| 一、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的内涵 |
| 二、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的结构要素 |
| 三、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理路 |
| 四、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目标 |
| 第三节 相关的其他因素分析 |
| 一、沟通网络状况 |
| 二、信息接收机构状况 |
| 三、媒体作用 |
| 四、信息接受者状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理论渊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党群沟通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党群沟通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党群沟通思想的实践途径 |
| 三、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中党群沟通思想的意义 |
| 第二节 列宁执政时期的党群沟通思想 |
| 一、列宁执政时期党群沟通思想形成的条件 |
| 二、列宁执政时期党群沟通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三、列宁执政时期党群沟通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四、列宁执政时期党群沟通思想的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党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启动 |
| 一、关于党群沟通的主体 |
| 二、关于党群沟通内容 |
| 三、关于党群沟通渠道 |
| 四、关于党群沟通方式 |
| 第二节 民主革命时期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状况 |
| 一、以党员干部为主体的党组织是党沟通民众的最重要的渠道 |
| 二、通过一些辅助性渠道与群众进行沟通 |
| 三、作为沟通对象主体的人民群众对党主导下进行的沟通的认识 |
| 四、党群沟通机制有效运行的理性分析 |
| 第三节 计划经济时期党群沟通机制的曲折运行 |
| 一、执政初期中国共产党与群众沟通的实践探索 |
| 二、计划经济时期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状况分析 |
| 三、计划经济时期党群沟通机制缺失的补救方法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状况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状况 |
| 一、恢复党群沟通的原因 |
| 二、党群沟通网络的恢复 |
| 三、党群沟通方式的转变 |
| 四、党群沟通机制运行中的多元博弈 |
| 第二节 互联网时代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空间 |
| 一、互联网时代党群沟通的特点 |
| 二、互联网时代中央高度重视网络沟通平台建设 |
| 三、互联网时代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状况 |
| 四、网络沟通中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运行中的机制性缺陷及分析 |
| 第一节 党群沟通机制运行中党员干部方面存在的问题 |
| 一、党的文件对党员干部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的规定 |
| 二、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与文件规定相悖 |
| 三、党员干部的不合约行为加剧了党群矛盾 |
| 第二节 党群沟通机制运行中结构性要素方面存在的问题 |
| 一、沟通主体方面 |
| 二、沟通渠道方面 |
| 三、沟通信息方面 |
| 四、回应民意层面 |
| 第三节 对党群沟通机制性运行中存在问题的分析 |
| 一、政治文化层面 |
| 二、政治体制层面 |
| 三、社会发展层面 |
| 四、党自身层面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健全和完善结构性要素推动党群沟通机制良性运行 |
| 第一节 推动党群沟通机制良性运行应坚持的原则 |
| 一、坚持整体规划的原则 |
|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
| 三、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
| 四、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 |
| 五、坚持比较借鉴的原则 |
| 第二节 加强先进政党文化建设是推动机制运行的外部动力 |
| 一、先进政党文化的内涵 |
| 二、先进政党文化的预期功用 |
| 第三节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推动机制运行的关键力量 |
| 一、要优化党员干部队伍 |
| 二、发扬党内民主淡化权力集中 |
| 第四节 加强党群沟通的渠道建设是推动机制运行的根本举措 |
| 一、完善制度性沟通渠道的功用 |
| 二、发挥民间沟通渠道的功用 |
| 三、综合运用其他沟通渠道的作用 |
| 第五节 不断提高公民素质能力是推动机制运行的基础保障 |
| 一、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以提高民众受教育水平 |
| 二、加大公民思想政治教育以提高公民的现代政治素质 |
| 三、培育公民文化以增强公民的沟通意识 |
| 四、在实践中引导民众沟通能力的提升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读博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论雷锋奉献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重要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论文创新方面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雷锋奉献精神概述 |
| 第一节 雷锋精神的界定和要素 |
| 一、雷锋精神的界定 |
| 二、雷锋精神的要素 |
| 第二节 雷锋奉献精神的构成和特征 |
| 一、雷锋奉献精神的构成 |
| 二、雷锋奉献精神的特征 |
| 第三节 雷锋奉献精神是雷锋精神的精髓 |
| 一、雷锋奉献精神是雷锋精神的核心要素 |
| 二、雷锋奉献精神贯穿雷锋精神的各要素 |
| 第二章 雷锋奉献精神的形成 |
| 第一节 雷锋奉献精神形成的思想基础 |
| 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孕育雷锋奉献精神的沃土 |
| 二、共产主义理想道德是孕育雷锋奉献精神的源泉 |
| 第二节 雷锋奉献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其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为其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 |
| 第三节 雷锋奉献精神形成的基本过程 |
| 一、在新旧社会对比中，萌发做国家小主人翁的奉献精神 |
| 二、在农工战线岗位上，产生报党恩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 |
| 三、在解放军大熔炉里，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奉献精神 |
| 第四节 雷锋奉献精神形成的主要经验 |
| 一、组织精心培育 |
| 二、个人严格要求 |
| 三、社会广泛倡导 |
| 第三章 雷锋奉献精神的影响 |
| 第一节 六十年代前半期 |
| 一、全国学雷锋作奉献情况 |
| 二、雷锋式先进人物的代表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 |
| 一、全国学雷锋作奉献情况 |
| 二、雷锋式先进人物的代表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 |
| 一、全国学雷锋作奉献情况 |
| 二、雷锋式先进人物的代表 |
| 第四节 雷锋奉献精神已经成为全人类宝贵精神财富 |
| 一、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学雷锋作奉献 |
| 二、国外推崇雷锋奉献精神重要案例 |
| 第四章 雷锋奉献精神的弘扬 |
| 第一节 弘扬雷锋奉献精神的重要意义 |
| 一、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 二、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三、有利于坚持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第二节 弘扬雷锋奉献精神的基本原则 |
| 一、党员干部表率原则 |
| 二、群众性常态化原则 |
| 三、与时俱进创新原则 |
| 第三节 弘扬雷锋奉献精神的主要途径 |
| 一、围绕发展主题，深化奉献教育 |
| 二、立足现实生活，拓展奉献实践 |
| 三、树立当代雷锋，引领奉献风尚 |
| 四、扶持志愿团队，凝聚奉献合力 |
| 第四节 弘扬雷锋奉献精神的组织领导 |
| 一、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
| 二、建立健全可持续的运行机制 |
| 三、营造和维护良好的舆论环境 |
| 四、注重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1988年中国“物价闯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出版的相关专着 |
| （二） 关于改革思路及重点的选择问题 |
| （三） 关于价格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地位和作用 |
| （四） 关于价格“双轨制”的利弊分析和存废争论 |
| （五） 目前物价“闯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三、主要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 主要研究思路 |
| （二） 主要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意点和难点 |
| （一） 主要创意点 |
| （二） 写作难度及不足 |
| 第一章 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由来 |
| 第一节 1979—1984 年中国价格改革的简要回顾 |
| 一、计划体制下的价格状况 |
| 二、“调放结合、以调为主”阶段的价格改革 |
| 第二节 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的滥觞 |
| 一、莫干山会议：价格双轨制“实至名归”的发端 |
| 二、双轨制现象“有实无名” |
| 三、价格双轨思路与高层意图不谋而合 |
| 第二章 双轨制在与经济社会的“磨合”与“摩擦”中嬗变 |
| 第一节 价格双轨制实施初期的正效应——基于广东的个案分析 |
| 一、价格双轨制在推行初期正效应明显 |
| 二、价格双轨制在广东价格改革实践的初期成效显着 |
| 第二节 价税财联动方案 |
| 一、联动方案的缘起及经过 |
| 二、配套改革方案搁浅的环境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官倒”与“寻租”：双轨制孽生的“怪胎” |
| 一、价格双轨制给企业乱涨价提供了口实 |
| 二、倒买倒卖的投机行为泛滥 |
| 三、对执行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冲击 |
| 第三章 “物价闯关”决策出台始末 |
| 第一节 理论界关于价格改革战略的思想碰撞 |
| 一、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谁先行？ |
| 二、是否需要宏观经济环境的宽松？ |
| 三、“一步到位”取消价格双轨制的设想 |
| 第二节 决策层对价格改革定调：“闯关” |
| 一、理顺物价关系“这项工作很艰巨” |
| 二、高层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出现分歧 |
| 三、“抓住价格改革这条主线可以推动整个经济改革” |
| 第三节 决策层为何选择激进的价格并轨方案 |
| 一、全国物价形势严峻 |
| 二、“双轨”流弊与“官倒”怪象 |
| 三、补贴过多造成财政不堪重负 |
| 四、长远发展战略的激励效应 |
| 五、“与其扬汤止沸，何如斧底抽薪” |
| 第四章 价格改革在“闯关”途中遭遇严重挫折 |
| 第一节 抢购和挤兑风潮引致“闯关”夭折 |
| 一、抢购商品和挤兑存款风潮乍起 |
| 二、放开名烟名酒价格的时机选择不当 |
| 三、更大规模的抢购和挤兑风潮又起 |
| 第二节 “闯关”导致社会恐慌的原因探析 |
| 一、转轨时期的“改革焦虑症”难以避免 |
| 二、中国的消费膨胀问题不断凸显 |
| 第五章 治理整顿：“闯关”的理性回归 |
| 第一节 中止“物价闯关” |
| 一、“治理整顿”的决定正式出台 |
| 二、最高决策层改革思路的相对统一 |
| 第二节 双轨制“遗毒”激化社会矛盾 |
| 一、价格“双轨制”引发文化市场的混乱 |
| 二、“官倒”腐败触发社会危机 |
| 第三节 双轨制价格在治理整顿中悄然并轨 |
| 一、1980 年代末价格改革在曲折中前进 |
| 二、市场化：1990 年代价格改革的主线 |
| 结语：“物价闯关”的理性反思 |
| 一、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具有历史合理性 |
| 二、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方式的具体化 |
| 三、宽松的宏观环境是搞好价格改革的必要条件 |
| 四、把握承受能力和心理预期，提高决策科学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认清形势 振奋精神 在治理整顿中把铁路工作推向前进——屠由瑞副部长在全国铁路局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D]. 谢春涛. 中国人民大学, 2021(12)
- [2]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3]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D]. 邱铁鑫.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诚信建设研究[D]. 刘涛.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5]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D]. 周龙燕. 扬州大学, 2014(10)
- [6]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D]. 郑鹏. 中国农业大学, 2014(08)
- [7]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D]. 邢恩源. 南京大学, 2013(01)
- [8]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研究[D]. 杨新红.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2)
- [9]论雷锋奉献精神[D]. 陈曦.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10]1988年中国“物价闯关”研究[D]. 刘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