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贡献(论文文献综述)
付甜甜[1](2020)在《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文中认为20世纪20年代初至延安文艺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召开,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完成了从稚嫩到成熟,从理论模仿、照搬到结合中国实际最终实现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作为一种外源性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离不开每个参与其中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更离不开各种文艺组织、刊物等的推动。座谈会前,以组织形态为划分依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社团时期(1921年至1930年,主要以文学社团为平台的传播时期)、“左联”时期(1930年至1936年,主要以“左联”为依托传播与发展的时期)、延安文艺前期(1937年至1942年,依托多种类型组织的发展时期)。不同时期的组织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既包含优点也有局限性。不同阶段的组织形态之间也有内在的关联,下一阶段的组织方式既有对上一阶段的继承也有发展,它们在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新的问题。但无论是发展还是问题,又都成为下一个阶段的起点。在这种组织形态的更替与演进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断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始终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都或多或少参与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成为组织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团时期,共产党人主要以个体身份有限地参与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基本上没有介入这一过程;“左联”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其主导下的群众性文学组织——“左联”参与到这一进程,但受到客观条件的极大限制,尤其是在“左联”后期,党组织与“左联”一度失去联系;延安文艺前期,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领导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但此前党与文艺组织间松散的联结关系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参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的局限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因客观历史条件限制,介入与领导不够;二是因缺乏经验及党内的错误思想,造成了一些失误。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主要以文学社团为依托。文学社团作为本时期理论发展的主要方式,其优点是非常明显的:集团性的论战方式、激进的论战策略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文坛的关注,为此后马克思主义文论赢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文学社团集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于一体,社团内的理论家与当下文坛、文本紧密联系,理论与文学实践互动,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从开始就带有一种实践性品格;论战过程中各社团为了寻找有利于自身的理论武器做了大量的译介工作,为此后他们实现联合、成立“左联”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局限性也客观存在:身处在社团中的理论家难以改变的、基于社团利益的先在立场,使得他们在提倡某种理论时,有意识地进行选择,甚至误解、扭曲,导致理论的偏狭、偏激;文学社团作为一种群体组织,其群体行为在思维以及决策上的特点,助长了“左”的倾向,压抑了左翼文学内部多元化观点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留有封建宗法组织的痕迹,为了标榜自己的观点而导致门户之见,忙于无谓论争与内耗,未认真进行学理辨析,不利于学术问题的探讨。从整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论本时期在国内的发展还是初步的、稚嫩的且有很大片面性。“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以群众性文艺组织“左联”为具体依托。“左联”与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相比既有一些共性,也有不同之处。共性在于:在社团生存方式上,他们都采取激进的、对外论战的生存策略;在人事关系上,普通盟员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以刊物作为联结的纽带。不同之处在于:从立场上看,“左联”成立的首要因素是政治立场的一致,而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基本都是同人社团,更多是以文学观点、趣味的一致作为集合的因素;从组织结构来看,“左联”比普通文学社团结构更为严密,且多了一个机构——党团。“左联”的优势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它将文坛上的左翼文艺团体以及个人都收入麾下,结束了左翼文坛论争不断的混乱局面,保存并壮大了左翼文艺力量。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初步的中国化。“左联”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左联”内部有两个领导核心一一党团与鲁迅,这两个核心之间因“左联”后期“联络人”的不确定性以及非面对面的交往模式而导致沟通不畅,不利于“左联”文艺活动的深入开展;其次,“左联”是一个以社团间联合为主导的新型文学组织,这使得“左联”的组织基础薄弱,内部思想分歧并不时论争,造成了内部的分裂与隔阂;最后,“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成员,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左的、机械主义的倾向也对“左联”有着直接的影响。延安文艺前期,国内外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这里获得了相对自由多元的发展空间。因此座谈会之前,各种类型的文艺组织蓬勃发展。粗略地划分,这些文艺组织包含两大类型,一类是自由结社的知识分子型文学社团、一类是以文艺演出为主的文艺团体。前者主要继承了国统区的左翼文艺传统,后者则承继苏区文艺而来。这些蓬勃发展的文艺组织部分地克服了“左联”后期所出现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本时期组织形态上的最大特点是党的高层领导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高度关注与指导。但是座谈会之前的文艺组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数量大、种类多、层次丰富,但是没有一个核心的领导组织进行统一的管理,这就造成文艺组织各自为政,莫衷一是。各文艺组织虽然明确文艺活动的大方向,但是对具体文艺问题的理解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第二,《讲话》前文艺活动总体上是在一种比较自由的氛围内开展,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但是在战时敌我斗争的情况下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如一些文艺团体内部过于散漫、缺乏纪律性与集体意识、个人主义严重等。这就影响了文艺活动的深入,甚至产生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都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讲话》形成的重要背景。结语部分包含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总结《讲话》前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特点及这种特点对理论发展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其次,梳理了三种组织形态下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子命题的推进。这实际上是对论文主题进行另一个视角的解读;最后,总结了《讲话》形成的背景以及《讲话》作为文艺理论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陈竞宇[2](2019)在《茅盾外国文学译介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茅盾1从译介外国文学走上了文学道路。从1917年到1949年,茅盾翻译了30个国家的200余篇文学作品,撰写了大量评论、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展现了他宽广的文学视野,实践了他“取精用宏”的文学建设主张。他的译介工作,是为建设新文学服务的。本研究在考察茅盾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时,没有单纯将茅盾作为一个翻译家来研究他的翻译策略、他的翻译风格、对原文的忠实程度、或者他的译作的影响和接受等,而是从他的译介思想入手,将他的翻译工作与新文学建设者、文学刊物主编、文化界领导人的身份联系起来,综合研究他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依照此思路,本研究的第一章先大致梳理茅盾译介外国文学的概况。这一简单的梳理显示:茅盾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涉及面非常广,不仅包括作品的译介,还有文艺理论的译介;他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与他主编《小说月报》、《文学》和《译文》等刊物有密切的关系;他译介的重点是俄苏文学和小民族文学;他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与社会改造、新文学建设有密切关系,他结合自己的翻译体会,提出了有关重译、复译、翻译标准等问题的重要观点等。接下来,本研究就与茅盾译介外国文学有关的主要问题进行具体讨论。具体说来,茅盾在提倡外国文学译介时,有非常鲜明的流派意识和清晰的规划,以流派选择指导具体的翻译选材,因此第二章将依次梳理他对外国文艺流派——新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译介。事实上,茅盾译介的西方新浪漫主义和法国自然主义文艺流派与日本文坛有密切关系。茅盾在介绍外国文艺理论时从不全盘照搬外国文艺思潮,而是依据他判定的中国文学的发展目标对外国文艺理论进行改造,使之符合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在译介途径上,茅盾译介的国别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其掌握的唯一外语——英语展开的,除少量英语文学外的所有外国文学译介,均以英语为中介语。英语中介既助力茅盾扩大世界文学视野,成为其大量译介外国文学的桥梁,也使他的译介带有英语世界种种印迹,如对象的选择和语言表达,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茅盾译介活动的展开方式及其文化效果,这一部分将在第三章讨论。茅盾译介外国文学的高产时期是他主编二三十年代几本主要刊物的时期,建国后,他虽然没有再从事具体的翻译工作,但是他主编的《人民文学》、《译文》为新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他的译介工作与刊物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第四章将茅盾的译介活动与他主编刊物的经历结合起来讨论。茅盾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与他提出的“人的文学”、“民族文学”、“世界文学”三位一体的文学建设理念的关系是第五章将要探讨的。在结语部分,作者再次强调了翻译之于茅盾的重要价值,并在坦陈本研究的不足的基础上对未来相关研究进行展望。
佘爱春[3](2011)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文中研究表明对中国抗战文化史、文学史来说,被誉为“独特的历史现象”的桂林文化城无疑是一个独特而值得大书特书的所在。作为国统区抗战舆论的前沿阵地和大后方文坛重镇,桂林文化城既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一个政治、文化“特区”,一个多元政治文化力量的交汇地带和对立性的政治、文学话语的缓冲空间,又是一个抗战文学多元共生、互动共存的文学生态空间,对大后方抗战文学以及中国抗战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本文以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桂林被称为“文化城”的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化城”的报刊、杂志、文学出版等原始资料的实证考辨与梳理,结合作家的生命文本和创作文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深入考察了报纸、杂志、出版机构等文学生产体制与桂林文化城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多元互动关系,揭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成的特殊状况和复杂意味,从整体上呈现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动、丰富、复杂的历史景观,及其在抗战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独特贡献和地位。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桂林文化城是由多方力量共同合力的结果。除了特殊的地理和战略优势外,桂系相对开明的政治态度和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是桂林文化城得以形成和蓬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引导则起到了催化剂和指明方向的作用。作为一个多元政治话语中的文学空间,桂林文化城的文学场始终受到国民党中央、桂系、中共等多元政治力量的制约与影响,而多方力量之间的对抗与制衡又为桂林抗战文学带来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使桂林抗战文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成为了解抗战时期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状况的一个最佳窗口。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作为桂林抗战文学生产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共同建构了桂林文化城绚烂多姿的文学景观,展现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原始风貌;不仅左右了桂林抗战文学的生产,而且有力促进了桂林抗战文学的传播和发展。而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期刊再到文学出版,既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生产由毛胚状作品到精品佳作再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反映了一些作家由无名到出名再到知名的成长历程。报纸及其文艺副刊,作为抗战舆论阵地和文学空间在桂林文化城形成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共同推进了桂林及大后方抗战文化及文艺运动的繁荣与发展。桂林《救亡日报》作为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一份报纸,在桂林文化城崛起时期起到了引领潮头的作用;它始终以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实践着抗战救亡和文化统战的历史使命,巩固和扩大了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推进和引导了国统区特别是桂林抗战文艺大众化、民族化进程和健康发展。桂林《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是桂林文化城中后期的舆论重镇和中坚力量;它站在不偏不倚的民间立场,以“文人论政”姿态实践着“文章报国”理想,进一步活跃了桂林文化城的抗战舆论氛围;它对文学艺术性的坚守和多样化的追求,促进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局面的形成。而《广西日报》作为贯穿于桂林文化城始终的报纸,是桂林文化城起落沉浮的最好见证者和亲历者;它既展示了桂系在团结抗战旗帜下不同阶段的政治立场和言论姿态的多变性,又表现出桂系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倚重、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进行文化抗战的决心。这些报纸及其副刊不同的价值取向,不仅展现了桂林文化城多姿多彩的原生态的文学生成图景和桂林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历程;而且通过对无名作家和文学新人的培植与提携,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培养了后继力量和生力军。桂林抗战文学活动的空前繁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学期刊的兴盛与运作。作为桂林抗战文学主要的言说空间和生存空间,文学期刊不仅较为集中地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实绩,为知名作家的新作力作和新作家的成名成长提供了展示空间和广阔舞台;而且较为清晰地反映了抗战相持阶段抗战文学由空洞的呼喊到凝重的写实、由单一的救亡宣传到抗战现实的多元展现、由短小凝炼到篇长厚实的发展变化轨迹;并引领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潮流。《文艺杂志》作为大型综合性纯文学期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抗战中后期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和对文学本体性追求,提升了抗战文学的艺术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发展方向。《野草》作为大后方最有影响的杂文刊物,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为桂林文化城及大后方树立了一面战斗的旗帜;不仅开启了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创作热潮,而且拓展了杂文的表现空间和艺术类型,推动了杂文艺术的发展。而《诗创作》和《戏剧春秋》作为桂林最有代表性的诗歌刊物和戏剧刊物,真切地展现了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由短篇(独幕)到长篇(多幕)、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变化趋势,并通过对诗歌和戏剧理论的探讨,对建构民族化、现代化的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理论体系作出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文学图书出版作为对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文学作品筛选和提纯的结果,最大限度地浓缩和展示了桂林抗战文学的成就。对桂林文化城文学出版来说,出版丛书和单行本是最普遍的出版方式,而对文化普及的重视和文学经典的推崇是其最显着的特点。文化普及为新文化、新文学培养了一大批读者群和潜在的生力军;而文学精品力作的出版,为抗战文学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给作家的成长和生活带来极大帮助的同时,促进了抗战文学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并为桂林抗战文学的经典化和新作家的成名提供了可能。文化供应社作为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机构,以较为激进和贴近现实的出版风格,推进了大众文化普及和抗战文化建设,集中展示了左翼文人的抗战文学实绩,指引和推动了抗战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开明书店作为民营出版机构,以温和、稳健的出版风格和立足于文化建设的出版理念,体现了文学出版的精英化倾向和文学本位色彩,推动大后方文化启蒙与普及和新文学的“经典化”。总而言之,作为抗战中国一个独异的文化空间,桂林文化城以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空间和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不仅为中国抗战文坛培养一批文学新军和奉献了众多精湛的文学作品,而且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健康发展和抗战文学多样化的生态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刘云[4](2014)在《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主义倾向》文中研究表明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usek,1906—1980),捷克着名汉学家,布拉格汉学派的奠基者,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创始人。普实克上世纪30年代即翻译了鲁迅的作品在布拉格发表。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仅开始早,而且影响深远。普实克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历史决定论思想深刻影响了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密切关联,把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联系起来,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源头。普实克也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他早年曾认真研究过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结构主义理论,在这些理论框架下,他细致研究和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风格、叙事策略、类型转换等各方面问题。普实克关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与其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构主义思想都密不可分,而且这二者在对于普遍规律和客观真理的认识上也有共同倾向。这些都使得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有鲜明的科学主义精神烙印。虽然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又能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划清界线,他结构主义的理论背景也给予他独特的研究视角,使他的中国文学研究显示出与中国本土研究不同的科学主义向度,具有重新认识与解读的价值。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主义主要体现在其研究观念的科学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本文在导言外共分四章,分别对普实克的科学主义文学研究观念和研究实践进行论述。导言部分主要总结了普实克关于文学研究的目的、态度和方法的基本看法,以及其中体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普实克认为文学研究的目的应该是发现客观真理,即发现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他把文学视为一种动态的有机存在,与自然科学一样有其变化与消长的规律。因此文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发现并正确揭示这个规律是什么,是如何表现的。这是隐藏在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现象背后的深刻本质,也是普实克努力要去发现的客观真理。普实克认为文学研究的态度应该力求客观,要努力“克服个人偏见”,这样,文学研究者才能给一般读者提供他们不熟悉的关于文学的科学知识。文学研究者有责任带领读者客观地探索中国文学的真实面目,呈现给读者一种确凿不移的对于中国文学的正确认识,而不是被研究者个人偏见所扭曲的主观论见。关于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普实克认为有两个:一个是历史视角,一个是系统分析。历史视角,即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历史意识,主要表现为文学史视角和社会史视角。文学史视角是把某一独特文学现象或某一时期文学置于文学发展演变的宏观背景中进行考察,从而对其价值与地位进行准确分析与评价;社会史视角是要求文学研究者能够正确认识社会历史与文学实践的相互作用。系统分析方法强调在事物之间的关系中,而不是在单个事物内寻找事物的实在本质。它是一种与单一的、孤立的、片面的、偶然的批评方法相对立的科学方法。只有通过系统分析的方式,我们才有可能从整体上对被研究对象作出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严肃的而不是随意的、能够经受多方检验的而不是可被任意更改的认识和评价,也就是一种具有科学性的普遍原则。从普实克关于文学研究的目的、态度、方法的观点我们可以初步了解普实克文学研究的科学主义倾向。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普实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观念,包括整体性观念、自调性观念、转换性观念。从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出发,普实克详细论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中国文学自身传统发展演变的结果,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之间并不是完全断裂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精神的承续关系。大体而言,这种文学传统又可以分为远近两个层面:远的可以追溯到“中国文人文学的抒情传统”,近的可以寻找到清代小说中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精神。由此,普实克展现了中国文人文学精神传承的发展脉络。从中国文学的自调性观念出发,普实克认为,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发生的根本性的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更长的时间,要有一系列的自我调节造成的连续变化做铺垫,包括思想文化层面的改变、小说地位的提升、文学艺术手法的创新等方面,这是现代文学发生的必要条件。而当自调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中国古典文学结构的转变,古典文学就转换成为现代文学。这是普实克中国文学转换观念的主要内容。普实克从作家作品、广义的现实生活和文学传统三个方面对中国文学结构的现代转换进行了细致论述。除此之外,普实克还专门论述了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具有“中间”性质的文学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的轨迹。第二章论述了普实克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功能的科学性研究。普实克提倡现实主义,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重视文学的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但是落实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上,他并未完全把文学视为政治的传声筒,也并未把文学当作社会生活的机械反映。他并未把作家的世界观或者认识现实世界的一般法则与作家所要表现现实的艺术法则混淆起来,也没有把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混淆起来。在普实克的文学理论体系中,“现实”与“现实的艺术表现”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文学认识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审美功能的实现。同时,普实克在对文学审美功能的强调又与对文学社会功能的强调密不可分,他认为,文学正是通过自己独特的审美功能向人们传递关于世界的认识,这实际扩大了现实主义的内涵,使这一概念包容进更多的艺术实践。通过对文学作品认识功能与审美功能的论述,普实克对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辩证分析。第三章论述了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类型研究的科学性。普实克把中国现代文学分为抒情性文学与史诗性文学两种类型,一重主观,一重客观,是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特征的精辟总结,也是其理解与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独创的理论框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抒情性文学主要受到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以及中国古典抒情文学的影响,而史诗性文学则受到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及中国古典文学写实传统的影响。普实克对于中国文学抒情性与史诗性的理解与论述不是片面的、孤立的,而是辩证的、统一的。他所指的抒情性文学是一种有着深厚现实底色的抒情主义;他所言的史诗性文学是一种带着浓厚抒情色彩的现实主义。抒情性与史诗性在他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二元并置状态。且抒情性与史诗性在普实克的论述中,都不仅仅简单地指向一种文学类型,以及与这种类型相一致的文学主题的概括,而且还指向一种与主题表达方式密切相关的艺术手法的总结。简而言之,抒情性文学中需要史诗化的现实内容作为情感抒发的依托,才不至于空洞,而史诗性文学需要抒情性内容的融入与贯穿,才能把客观现实整合、提升为审美对象,具有审美价值。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文学抒情性与史诗性的理解不仅大大拓展了西方文学中原有的抒情文学与史诗文学的概念,而且通过对抒情性与史诗性的论述,普实克发现正是这两种文学结构要素的复杂交错与辩证发展,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内在动力之一,并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继续塑造着它的形与质。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叙事研究的科学性。普实克从叙事者、叙事角度、情节结构、人物话语几个方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形式进行研究。但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叙事研究打破了结构主义叙事学原本的封闭结构,他的研究目的不在于对中国现代小说中稳定的叙事结构进行抽象的概括和说明,而是把叙事形式与社会历史、文学传统相结合,以一种发展的眼光考察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形式的形成,用比较的方法呈现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形式与现代小说叙事形式的异同。因此,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文学叙事形式的研究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文学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轨迹,并对其发生动力进行探讨和说明。这种对于叙事形式的研究是从单纯的结构主义共时性研究向历时性研究的转变。普实克着重关注的是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对叙事结构的发展所起到的影响作用,从而把叙事研究从单纯的文本研究向外拓展,对叙事学研究范式的转变起到引领作用。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这两大思想体系为其支撑,把文学内容研究与形式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显示出在整体性、系统性科学思想指引下沟通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企图,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美学相融合的历史趋势。同时,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文学中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发现,对中国现代文学抒情性与史诗性交融的论述,对作家创作个性的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交融的趋势。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既充满科学的理性思辨,又不乏研究主体对文学作品的感性理解和认识,既有对知识的归纳和总结,又有对审美的体验和感悟,体现出文学研究发展的必然方向。本文着重从科学主义角度分析和考察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主义倾向及其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追溯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想文化渊源,梳理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脉络体系、理论框架以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发展的深刻影响,由此对普实克在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发展史中的价值与地位进行重新评价。
阮玉明(Nguyen Ngoc Minh)[5](2020)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凭借其独特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造诣不仅大力推动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不断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还走出国门流传到国外,在世界文坛上具有巨大的影响。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传入越南至今,中国现当代作品对越南文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选题以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学、文献学、统计学、传播学等相关理论,梳理大量作品译本及其相关研究成果,阐述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最真实的场景。论文由导论、正文六章和结语构成。导论部分概括选题缘起与时间界定、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以及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等内容。第一章阐述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基本状况与特征。总体上以越南各重要的历史阶段为背景,首先介绍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1945年前的传播与接受,说明法国殖民文化的统治对传播与接受过程的抵制,提及以康有为、梁启超、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越南的初步传播与接受情况;然后讲述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1945至1975年期间的传播与接受,指出越南翻译家在抗法、抗美战争中对传播工作所作出的努力,涉及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越南的重要影响;最后述评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1975年之后的传播与接受,其中包括中越战争对中国文学在越南的传播所造成的困局以及中越复交对中国文学在越南的传播所带来的新貌。虽然,该传播与接受过程起步并发生在越南战争时期,有过坎坷,但最后已经突破困局并获得非常巨大的成就。第二章和第三章探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途径与机制。其中,第二章从中国社会历史的角度论述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接受心理,包括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前、毛泽东时代的1949至1976年期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等阶段的具体译介与接受情况。第三章则谈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越南的评论与研究,分别述评越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成果,涉及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出版社、报刊杂志社及其传播成就,通过对越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撰和作家作品选编以及越南学生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科研活动等内容做总体上的探究,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对越南外国文学教育的重要地位。第四章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分别谈论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研究以及越南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吴必素与南高对鲁迅文学的接受与借鉴等内容。相较于其他中国现代文学作家,鲁迅在越南文学史上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越南文化、社会、教育等领域起着积极的作用,其创作风格与艺术表现还熏陶不少越南作家并对他们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五章阐述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新生代作家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情况,谈及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研究以及阮玉姿、杜黄耀、武氏好等越南新时期文学几位代表作家对莫言文学的接受与借鉴等内容。在被传播到越南的中国当代作家当中,莫言最受越南读者喜爱。他凭借自己的创作特色长时间内轰动了越南文坛,引起社会的积极反响,引导越南不少当代作家走向民主、自由、开放的创作道路,为新时期越南文学的革新与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第六章探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成就、问题与展望,分别陈述中越两国的文学与文化交流领域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而指出传播与接受过程中所存在的偏向和误区。通过对各种问题做的评价与剖析,在确定好导致这些偏向和误区的根源之后,进一步为参与传播与接受过程各方拟定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和方案。这是需要管理部门、译者队伍、读者群众等人群共同努力,携手完成的任务。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如果做到全面扩大传播对象、严格把关译作质量、尽量提高阅读品位等要求,在下一个发展阶段定能换上全新的面貌。结语部分对论文所论述的内容作概括和总结,通过列举论文所做到的内容项目,指出研究的创新点以及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是个持续着的历史进程。因此,本选题既是对过去的回顾与总结,又是对未来的展望与建议,有着持久的价值,值得中越专家学者进一步深入探讨。
张德强[6](2018)在《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夏济安着作《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1968年)及本书中文版(2015年)、《夏济安选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夏济安选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文学杂志》(1956-1960)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对三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以及夏氏其他未结集中英文着作的研究,考察了这些文本中作为中心问题的左翼文学观和左翼作家论;同时对夏济安着作中隐含的现代文学史观和独特的文学研究方法加以梳理。本文首先关注的是,在“西潮”冲击与传统余响的历史背景下,夏济安在思想和立场上呈现的西化倾向与保守性;而“疏离的知识分子”的边缘性和萨义德《知识分子论》意义上的“业余性”,又使他在人生选择上“一再流亡”。与五四前辈共同面对着相似的“感时忧国”的文化处境,使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在其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责任感与对现代左翼作家在批判之外的认同感。而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与五四先辈关于“世界文学”的认知类似,夏济安的比较文学视野更多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纳入到世界文学的范畴中。他用于研究现代作家作品的比较文学方法,注重文学原型上的相关性、文学类型上的相似性与文学风格上的同源性。其次,对夏济安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贡献,本文尝试从他的写作和编辑活动中梳理出几个比较明确的线索。通过将夏济安置于与五四先辈和大陆同行的文学史写作活动的对比中,展示其现代文学史观中对被主流文学史叙述忽略的边缘性作品艺术价值的发现,以及其文学史叙述中鲜明的个人性。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夏济安现代文学史建构模式的心理学色彩与开放性特征。这种心理学色彩体现为他以“卑劣错综”为比喻性的架构,来解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应对“西潮”产生的心理纠葛;夏济安将之应用于左翼作家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因之成为《黑暗的闸门》一书的论述重心。而夏济安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他的文学史研究与五四和大陆主流文学史叙述场域间的对话性,对后者既有认同也有辩驳;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也体现在对50年代《文学杂志》的编辑与同时期文学批评活动中,夏济安不是把现代文学视为一个已经历史化、知识化的封闭传统,而是将五四以来开创的现代白话文学看成一个有待完善的开放性传统,他通过一系列带有探索性的编辑和批评实践,推动现代文学传统的写实主义一脉在台湾地区的延续和发展。最后,本文集中分析了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完成的以《黑暗的闸门》为代表的英文论述,关注重点在于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中着力最深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力图摆脱对已经是昨日黄花的政治立场探讨,将研究重心放在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叙述模式及其对左翼作家精神史的关注上,这可说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较为鲜明的两个特征。本文也会论及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框架在课题选择和立场表达上对夏济安构成的影响,这也造成了他论证过程的“客观”与结论的不免“武断”间的矛盾性症候。作家精神史研究,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本文以夏济安的瞿秋白研究和鲁迅研究为例,具体分析了夏济安带有心理学色彩的学术视角和叙述模式。夏济安对瞿秋白“软心肠”(tenderhearted)文人气质的认识,是借鉴自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对个体性格气质的划分法。夏济安将之借用为建构自己瞿秋白叙述的结构性支撑,将瞿秋白置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心理学场域中,通过对其传记材料和早期创作的文本细读,结合对《最后的话》等材料的解读,来凸显其“文人化”、“软心肠”的一面,从而描述出一个内心始终处在激烈的矛盾与焦虑中的左翼作家形象。夏济安的发现既有其创见也不免对瞿秋白的革命家一面有所忽略。本文对夏济安的鲁迅研究,着眼点在于对身处特殊历史时期,其相对中西同行表现出的独特文学史眼光、与对艺术家鲁迅形象的“发现”与描述的分析。从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夏济安认为“如果把五四运动看作除旧布新的群众运动,鲁迅的确不能作为真正的代表人物”,而将其文学上的创作倾向归于20世纪的世界文学视野下的现代主义。在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关系上,值得关注的是,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对于鲁迅杂文文学价值的重视程度,其实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提高的。他早期论述中对鲁迅文学生命结束于1926年的说法,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等文章中其实有所修正。与一般对于鲁迅作品的思想性阐释不同,夏济安对鲁迅杂文的探讨更多是从艺术家个人趣味这一角度出发,同时也注意到其中隐含的带有心理学意味的时代性症候。
杨世海[7](2013)在《撒种在荆棘 ——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厘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以及价值深度都是有必要的。目前,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研究已充分展开,大量成果以影响研究的方式集中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在哪些方面接受了来自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少部分研究则深入辨析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基督教因素与基督教文化本身的差异。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本人运用比较文学接受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文化的接纳、疏离、批判否定和拒斥,结合当时评论界对具有基督教因素作品(包括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态度,厘清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文化接纳、疏离、否定、拒斥的情况。在中外文学比较的视野中,结合历史语境,针对19、20世纪中西方的共同境遇及中国的独特处境,从人的生存角度探讨基督教文化对文学所具有的启示,考量中国现代文学价值、基督教文化价值,正面言说基督教文化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的和可能带来的正面价值,在这种言说中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接纳、疏离、拒斥基督教文化内在原因,总结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的方式,并评析得失,进而进行反思。全文由绪论、上编(3章)、中编(7章)、下编(3章)、结语五个部分构成。绪论介绍相关研究成果,展示研究现状,并说明本文写作缘起、价值、思路、方法、创新之处,并对一些概念作必要说明。上编部分(第一章——第三章)是历史关系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的历史过程进行总体描述。根据它们相互关系的样态分为三个阶段:一、20世纪前20年对基督教文化的接纳期,此为第一章;二、20年代受非基督教运动影响的质疑和批判期,此为第二章;三、30-40年代重新认识基督教文化价值,却又迅速转入对基督教文化的全面否定和拒斥期,此为第三章。从总体上来说,呈现出一个由接纳、批判,到疏离、拒斥的过程。中编部分(第四章——第十章)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具体考察,包括作家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第四章到第六章选取鲁迅、冰心、老舍、许地山、林语堂、曹禺六位作家进行具体个案分析,考察他们接受基督教文化过程中的具体情况,或细致辨析其中的偏差,探询他们疏离基督教文化的轨迹和原因,或展示他们虽能表现基督精神要旨却被主流边缘化、批判改道的情况,并评析其中的得失。第十章则关注于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考察其中拒斥否定的情况。各章内容如下:第四章是对鲁迅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的探讨。本章先梳理鲁迅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整理出鲁迅的基督教观,讨论鲁迅在接受基督教文化时的偏差及在他作品中的表现,进而结合基督教价值体系,讨论鲁迅在思考一些现代话题中所面临的思想困境。第五章是对冰心接受基督教文化的讨论。本章先分析冰心“爱的哲学”中的基督教因素,再探讨冰心在泛神论、自由主义神学影响和现实各种批评的挤压下逐渐放弃基督神性,最后导致她“爱的哲学”的思想基础发生转变,由人性自然情感代替了基督神性的情况。第六章是对老舍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的探讨。本章在对老舍与基督教文化结缘的探讨中进入到对他“灵的文学”分析,指出老舍国家至上的价值取向,最终导致他的爱国热忱淹没了宗教情怀,老舍的创作也因此受到政治文化的极大牵制,他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维护陷入难以克服的困境。第七章是对许地山接受基督教文化的研究。许地山对基督教文化有深入把握,并能自觉把基督神性融入创作之中,他坚持“生本不乐”下的救赎,并积极进行新伦理探索,追求诸教沟通和探索基督教融入中国的途径,他对基督教上帝观、救赎论、苦难观、博爱都有特殊的理解,具有相当的神性追求,但他的文学作品不多,作品质量也非上乘,再加上整个社会对基督教文化的排斥,许地山接受基督教神圣价值也就未能发挥出能量来,更谈不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第八章是对林语堂与基督教文化的讨论。林语堂生长于基督徒家庭,受的是全而的基督教教育,是天生的基督徒,但他在很长时间里疏离了基督教,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当然,林语堂一生从未停止过对上帝的思考,他也从基督教文化中汲取了很多有益的成分,成为他现代思想的闪光部分。不过,林语堂的影响主要在国外,他在国内始终受到左翼的排斥和阻击,并一度被视作“反动文人”。第九章是对曹禺与基督教文化的研究。本章在考察曹禺与基督教文化关系中,进入对他早期戏剧中基督教因素的讨论,指出他早期戏剧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对人的存在困境进行了多方而的思考,是中国现代文学中难得的终极之思。然而,曹禺作品中基督教文化影响下的思考遭到了左翼文人的极力批判和否定,在这些影响和压力下,曹禺慢慢放弃终极之思,改道与社会主潮保持一致,自觉清除了基督教文化对他创作的影响。第十章从整体上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这包括在文学中对基督教会和教义的批判,还有在评论界批判否定西方文学中的基督教因素,在这一势态下,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逐渐走向全面拒斥,相互影响关系中断。下编部分(第十章——第十二章)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方式及困境和缺失的归纳总结。第十一章在中编探讨的基础上总结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基本方式,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文化是以现实功用为取舍标准,以分离的方式进行接受,并谋求与中国文化的融合,造成不少比附式现象。第十二章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困境,归纳为三个方面:文化传统的制约、救亡追求的限制,反基督教时代背景的干扰。第十三章展示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存在的一些缺失,归纳为:“上帝神圣面影模糊”、“基督神性基础丢失”、“博爱神圣根基抽除”三个方面。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也就未能进入深层,并未能从中汲取更有益的价值,反而走向对基督教文化的全面拒斥。结论部分反思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的方式,并进而反思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方式。认为我们的文化传统紧抱光明意识,对人本性升华和参悟真理的能力过于信赖,形成这种以我为本,以现实为用的接受方式是存在问题的。
王婉秋[8](2014)在《西方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1917-1937》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探讨的中心问题是西方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1917-1937)的译介、传播、接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与西方文学批评的融汇、碰撞、交流中表现出的特征,以及在批评观念、批评方法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论文第一章探讨华兹华斯、雪莱诗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兼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的吸纳,以及对一系列诗歌问题的争论。第二章在梳理佩特、王尔德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接受的同时,梳理唯美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兼及现代中国纯艺术论的缘起、发展和特征。第三章以文学的外部研究为论述的核心,探讨西方的科学主义、历史主义观念如何加剧了中国文学批评对“真实”的追求,并以批评家泰纳的个案分析为支撑,说明现代文学批评的外部研究趋向。第四章以批评家波德莱尔、马拉美、瓦雷里的诗论在中国的接受为依托,阐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对象征主义文论的接受和以此为基础的诗歌理论探索。本论文以个案分析为依托,以新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西方理论资源之间的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进行吸纳的过程中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对该课题的梳理与解读,不仅是对历史的发掘与回顾,也是理解现今批评观念、批评方法的基础,可以为当今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提供研究思路。
宫立[9](2015)在《“十七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化书写 ——以任访秋、钱谷融、唐弢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学界对“十七年”(1949-1966)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研究,一向注重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已经公开出版、并产生一定影响的文学史着。因此,关于它们的研究也相对比较多。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中,还有一些各高校内部流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教材等值得关注和研究,它们也许未能最终出版,只是一某种草稿、大纲、征求意见稿等各类原初文本与未刊稿存在,例如,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钱谷融参与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以及他个人公开出版的《书话》等,正是属于这类长期被湮没、也未引起学界关注的代表,它们都是“十七年”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和重要参考文献,也在一定程度上开拓“十七”年时期现代文学史编纂的研究空间。从对已有的任访秋、钱谷融、唐弢研究成果的梳理中,可以看出,这三位学人的现代文学史编纂方面的着述和贡献,很有文学史研究价值,亟待深入开掘。本文尝试在对唐弢、任访秋、钱谷融或主编或参与或独自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着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他们的不同学术风格,从版本和文本变迁的角度切入,在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性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书写的复杂性提供一个新的、可以补充前说的观察和思考,促进对现代文学研究史、学术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任访秋在1944年、1953年、1957年写出了三本不同的现代文学史,并且格外注重对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渊源关系的考察与梳理。其所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业已引起学界瞩目,笔者着重对新发现的《中国现代文学论稿》进行进一步的细致梳理。学界对钱谷融的文学史研究的讨论是一个空白。以往关注的焦点都放在《论“文学是人学”》和《<雷雨)人物谈》等几部名作上,几乎很少人注意到他也曾参与编纂过现代文学史。从钱谷融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讲义》中的曹禺专章中可以看出,他虽然无意于建构新的文学史框架,但是在讲义中有意识地把重心放在了作家作品的细读和鉴赏方面,例如,钱谷融在《中国现代文学讲义》曹禺专章中对《雷雨》、《日出》的分析,就为我们提供了从文本细读阐释文学史的范例。而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版时间,是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所以过去的研究者一般都把它视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恢复期的文学史着的代表而进行研究。但是,这部文学史的编纂经历十分坎坷,时间跨度也较大,因此,笔者借助新找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以及相关的史料,对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过程中所经历的诸多曲折、坎坷进行最大程度的还原,以此分析它所折射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艰难历程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辛苦跋涉。并在对唐弢书话的撰写史作整体描述的基础上,试着将唐弢在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期间公开出版的《书话》的版本变迁作细致梳理,并与内部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作一对读,来探讨唐弢书话的别样的文学史意义。可以看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中,唐弢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寻和文学史叙述语言的精炼,任访秋注重对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渊源关系的考察与梳理,钱谷融注重从文本细读阐释文学史、注重对作家作品的经典研读、在文学史论述中更关注对文学性的追求。尽管唐弢、任访秋、钱谷融三位学者在“十七年”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探索,在当时文学史研究趋于政治化的大环境中,未必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他们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编纂实践,对于后来的现代文学史编纂及其研究的发展,不无借鉴意义。
饶倩倩[10](2020)在《茅盾短篇小说观研究》文中认为作为文学大师,茅盾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而且发表了数量颇丰的文学评论、理论文章和研究论着。在茅盾的文艺观中隐含着一套自成体系的短篇小说理论观念。茅盾的文论文章为其短篇小说观的发掘和呈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料,从而可以从不同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茅盾的短篇小说观。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茅盾短篇小说观的发展演变,大致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间界线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建国前茅盾短篇小说观的文学主张完成了从“为人生”到为无产阶级的思想转换,提倡的创作内容从题材、人物到主题都以多样化为主导,倡导的创作方法从外来的自然主义逐渐过渡到本土化的现实主义。建国后茅盾短篇小说观的文学主张则由为无产阶级转向为社会主义,提倡的创作内容主要集中在鲜明的时代题材、人物和主题上,倡导的创作方法经历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复杂历程。茅盾建国前后短篇小说观的演变,其原因主要是时代文艺思潮的影响和茅盾自身政治抱负的驱使。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茅盾的短篇小说观主要由构思观、结构观、人物观、语言观、风格观等理论要点构成。茅盾重视短篇小说写作前的选材、剪裁等构思过程,主张短篇小说采用截取生活横断面的结构样式;强调短篇小说应以人物为主,人物可分为主次人物和典型人物,人物塑造可运用心理描写、言行刻画、环境渲染等多种方法。茅盾还提倡使用口语,重视风格创新。茅盾短篇小说观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茅盾短篇小说观产生的重要基础;外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引进与学习,则是它的直接来源。茅盾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决定了其对短篇小说政治功能的选择,期刊编辑的身份成就了其短篇小说阅读经验与理论思考的融合,批评家的身份促进了其短篇小说创作的理论审视,作家的身份则完成了其短篇小说观的理论运用与反思。茅盾短篇小说观具有独特的价值。从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来说,茅盾的短篇小说观既指导了茅盾自身的短篇小说创作,同时也对其他现当代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从短篇小说理论方面来说,茅盾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推崇、对人物性格的重视和对作家个人文学风格的强调等理念无疑丰富了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理论。茅盾短篇小说观也存在政治化、单一化和理论意识缺乏等不足之处。茅盾的短篇小说观对于新世纪的中国短篇小说创作无疑仍有一定的指导和启示作用,对于中国化的短篇小说理论建设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贡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1)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论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二 基本概念界定与问题说明 |
三 研究现状分析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五 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与理论推进 |
第一节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背景 |
一 晚近以来的社会及文化运动 |
二 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 |
三 文学生产方式的转变 |
四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领域的有限参与 |
第二节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及特点 |
一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以文学社团为依托 |
二 20世纪20年代文学社团的组织形态特点 |
第三节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就 |
一 创造社与太阳社创办的刊物 |
二 “革命文学”论争期间论战各方的理论观点及贡献 |
三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推进 |
第四节 文学社团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的局限性 |
一 先在立场造成理论的偏狭 |
二 群体组织压抑多元观点的发展 |
三 宗法特点导致门户之见 |
第二章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与理论推进 |
第一节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背景 |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文艺运动 |
二 文学生产方式深入变革 |
三 南京政府对“左联”的文化压迫与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围剿 |
第二节 “左联”的组织形态与特点 |
一 “左联”的组织结构 |
二 “左联”的组织特点 |
第三节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就 |
一 “左联”时期的刊物 |
二 “左联”时期的译介 |
三 原创性 |
第四节 “左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的局限性 |
一 “左联”内部两个领导核心沟通不畅 |
二 “左联”组织基础薄弱 |
三 “拉普”对“左联”的消极影响 |
第三章 延安文艺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与理论推进 |
第一节 延安文艺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背景 |
一 陕甘宁边区成立与边区知识分子政策 |
二 延安文艺的源头:苏区文艺与左翼文艺 |
第二节 延安文艺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及特点 |
一 党的高层领导开始比较多地介入文艺活动 |
二 形式多样的文艺组织 |
三 风格多样的文艺刊物 |
四 延安文艺前期文艺组织的优点及局限 |
第三节 延安文艺前期文艺组织与传播方式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影响 |
一 领导讲话与文艺理论 |
二 文艺组织与文艺理论 |
三 文艺组织、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 |
四 文艺组织与理论译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茅盾外国文学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文献综述 |
(一)对于茅盾外国文学译介研究的早期零星提及和旁涉 |
(二)建国后茅盾外国文学译介研究的发展 |
(三)新世纪的茅盾外国文学译介研究 |
三、本研究的意义 |
(一)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
(二)对翻译学的意义 |
四、研究思路 |
第一章 茅盾外国文学译介活动概述 |
一、茅盾外国文学译介实践 |
二、茅盾的外国文学译介思想 |
第二章 茅盾对外国文艺理论的接受与改造 |
一、舶来自日本的“西方新浪漫主义” |
二、经由日本中转的法国自然主义 |
三、无产阶级文学观与英语中介 |
四、茅盾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倡导 |
第三章 英语转译对茅盾外国文学译介活动的影响 |
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转译现象 |
二、20世纪之交英语国家翻译外国文学情况 |
三、英语转译对茅盾译介视野的扩展 |
四、英语转译与茅盾译介活动的展开方式及其文化效果 |
第四章 编辑事业与外国文学译介 |
一、《小说月报》与外国文学译介 |
二、意识形态影响和审查制度下的《文学》 |
三、第一本翻译专刊《译文》 |
四、建国后的《人民文学》和《译文》对外国文学的译介 |
第五章 茅盾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与其民族文学、世界文学理念 |
一、茅盾提出的“人的文学”、“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三个概念的辩证统一 |
二、茅盾外国文学译介与其民族文学构想的关系 |
三、茅盾外国文学译介实践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茅盾译介外国文学篇目 |
附录二 茅盾有关翻译的论述文章 |
(3)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传媒视阈与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 |
第一章 桂林:大后方抗战文坛重镇 |
第一节 桂林文化城形成的历史语境 |
一 特殊的战略地位和优越的地理条件 |
二 桂系相对开明、自由、开放的政治姿态 |
三 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和抗战精神 |
四 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和多方引导 |
第二节 多元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场 |
一 政治场:中央、桂系、中共权力的博弈 |
二 文化统制与市场控制下的言论空间 |
三 流寓、多变、杂合:桂林抗战文学场的特征 |
第三节 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生产 |
一 报纸副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二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三 文学图书出版与抗战文学生产 |
第二章 报纸副刊与公共舆论空间 |
第一节 桂林《救亡日报》:中共文化统战的舆论阵地 |
一 救亡呼号与舆论压制:创刊、复刊与停刊 |
二 救亡与统战:办报思想和文化使命 |
三 《文化岗位》与抗战文艺运动的舆论导向 |
第二节 桂林《大公报》:抗战时期“文人论政”的言论空间 |
一 中间姿态和文人论政:桂林《大公报》的文化品格 |
二 《文艺》副刊与抗战语境下文学的多元取向 |
第三节 《广西日报》:桂系团结抗战的舆论空间 |
一 桂系抗战言论空间的多变性 |
二 艾青与《南方》文艺副刊 |
三 《漓水》:在变与不变中积极推进文艺抗战 |
第三章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的言说空间 |
第一节 《文艺杂志》:“文人办刊”与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 |
一 用生命培育的刊物:王鲁彦与《文艺杂志》 |
二 救亡与启蒙:《文艺杂志》的文化诉求 |
三 《文艺杂志》与抗战时期的乡土文学 |
第二节 《野草》月刊与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勃兴 |
一 鲁迅杂文传统的继承与阐扬 |
二 秦似与《野草》月刊 |
三 直面现实与叩问历史:《野草》上的杂文 |
第三节 《诗创作》与抗战诗歌的多元化 |
一 刊物的经营策略和编辑风格 |
二 抗战诗歌的多元呈现 |
三 长诗:抗战诗歌的新发展 |
四 抗战诗学理论的探索 |
第四节 《戏剧春秋》杂志与抗战戏剧运动 |
一 刊物的刊行和文化使命 |
二 抗战戏剧理论的探索与构建 |
三 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杂志上的戏剧文学 |
四 “戏剧兵”的情感与信息空间 |
第四章 文学出版与桂林抗战文学实绩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 |
一 推进大众文化: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理想 |
二 文化供应社的文学图书出版 |
三 《文化杂志》月刊与抗战文化建设 |
第二节 桂林开明书店:文化启蒙与文学“经典化” |
一 逆境中复兴:桂林开明书店及其出版概况 |
二 启蒙与经典化:桂林开明书店的文学出版 |
三 《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知识的传输与文艺青年的培养 |
余论 桂林文化城与抗战时期文学生态 |
主要参考文献 |
(4)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主义倾向(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创新点 |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普实克——文学研究科学性的实践者 |
第一节 文学研究的目的——发现客观真理 |
第二节 文学研究的态度——克服个人偏见 |
第三节 文学研究的方法——历史视角与系统分析 |
第一章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观念的科学性 |
第一节 普实克中国文学整体观 |
第二节 普实克中国文学自调观 |
第三节 普实克中国文学转换观 |
第二章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功能研究的科学性 |
第一节 认识功能的艺术表达 |
第二节 审美功能的主观现实性 |
第三章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类型研究的科学性 |
第一节 西方抒情传统的中国化改造 |
第二节 现实主义史诗性的创造性发展 |
第三节 抒情与史诗的二元并置 |
第四章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叙事研究的科学性 |
第一节 中国现代小说叙事者功能的转变 |
第二节 中国现代小说情节模式的发展 |
第三节 中国现代小说人物话语形式的多样化 |
结语:视野融合中的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论文成果目录 |
后记 |
(5)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起与时间界定 |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第一章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基本状况与特征 |
第一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1945年前传播与接受的情况 |
一、法国殖民文化统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的抵制 |
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 |
三、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初步传播与接受 |
第二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1945年至1975年间的传播与接受 |
一、越南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战争环境对中国文学传播的影响 |
二、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在越南的广泛传播与接受 |
三、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 |
第三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1975年后传播与接受的困局与新貌 |
一、中越战争与中国文学在越南的传播困局 |
二、中越复交与中国文学在越南的传播新貌 |
第二章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途径与机制(上) |
第一节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1949年前在越南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第二节 毛泽东时代中国文学在越南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一、小说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二、诗歌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三、戏剧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四、报告文学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五、文学理论批评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第三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作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一、文学理论批评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二、现代作家作品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三、文革后作家作品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四、新生代与网络作家作品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第三章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途径与机制(下) |
第一节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越南的评论与研究 |
一、越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家的文学研究 |
二、越南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的文学评论 |
第二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媒介考察 |
一、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出版社及其传播成就 |
二、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的重要报刊及其传播成就 |
第三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与越南的外国文学教育 |
一、越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撰与选本研究 |
二、越南学生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科研活动 |
第四章 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 |
第一节 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研究 |
一、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 |
二、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研究 |
第二节 越南20世纪文学作家对鲁迅文学的接受与借鉴 |
一、吴必素对鲁迅文学的接受与借鉴 |
二、南高对鲁迅文学的接受与借鉴 |
小结 |
第五章 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 |
第一节 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研究 |
一、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 |
二、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研究 |
第二节 越南当代作家对莫言文学的接受与借鉴 |
一、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接受概况 |
二、越南当代作家对莫言及其作品的接受与借鉴 |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成就、问题与展望 |
第一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所取得的成就 |
一、中越文学交流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
二、中越文化交流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
第二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所存在的问题 |
一、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中存在的偏向 |
二、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中存在的误区 |
第三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展望 |
一、全面扩大传播对象 |
二、严格把关译作质量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译作列表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6)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综述与问题意识 |
第二节 章节安排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西潮”影响下的人生与世界文学眼光 |
第一节 “西潮”背景与传统影响 |
第二节 动荡的学术生涯与独特的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独辟蹊径的现代文学史观与编辑实践 |
第一节 身处边缘的“业余”文学史书写 |
第二节 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关怀重点 |
第三节 《文学杂志》对现代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第三章 精神史角度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
第一节 历史背景与叙述模式 |
第二节 “软心肠”与“二元性”:瞿秋白研究 |
第三节 时代性焦虑下的“黑暗面”:鲁迅研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中国小说中的梦境解析——《西游补》 |
后记 |
(7)撒种在荆棘 ——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本论题的缘起及理论与实践价值 |
第二节 本论题的研究现状与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 |
第三节 相关说明 |
上编 历史关系描述 |
第一章 20世纪前20年对基督教文化的吸纳 |
第一节 基督教入华历史追溯 |
第二节 基督教文化机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 |
第三节 基督教文化向文学渗透 |
第二章 非基督教运动的质疑和批判 |
第一节 非基督教运动始末 |
第二节 非基督教运动的思想基础及文学界的反应 |
第三节 非基督教运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
第三章 由重新认识走向否定拒斥 |
第一节 在民族危亡中重新认识基督教 |
第二节 在对抗中被世俗改造 |
第三节 在改造中被拒斥和否定 |
中编 接受情况研究 |
第四章 拒斥神圣价值的鲁迅 |
第一节 鲁迅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 |
第二节 鲁迅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偏差 |
第三节 鲁迅拒斥神圣价值的思想困境 |
第五章 建构“爱的哲学”的冰心 |
第一节 “爱的哲学”的基督教因素 |
第二节 泛神论、自由主义神学导致冰心淡漠基督神圣价值 |
第三节 “爱的哲学”基础变换 |
第六章 国家民族至上的老舍 |
第一节 老舍与基督教结缘 |
第二节 老舍追求的“灵的文学” |
第三节 爱国热忱淹没宗教情怀 |
第七章 追求诸教融合的许地山 |
第一节 “生本不乐”下的救赎 |
第二节 新伦理探索 |
第三节 诸教沟通和中西结合的文化追求 |
第八章 理性沉思的林语堂 |
第一节 天生基督徒对基督教的疏离与回归 |
第二节 林语堂所接受的基督教 |
第三节 林语堂接受基督教的积极意义 |
第九章 进行终极探索的曹禺 |
第一节 曹禺与基督教的关系 |
第二节 曹禺作品中的基督教因素 |
第三节 对曹禺作品中基督教因素的评论 |
第十章 批判中的疏离 |
第一节 对基督教教会的批判 |
第二节 批判基督教教义 |
第三节 批判与否定西方文学的基督教因素 |
下编 接受方式、困境和缺失探讨 |
第十一章 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基本方式 |
第一节 以现实功用为取舍标准 |
第二节 以分离的方式进行接受 |
第三节 谋求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
第十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存在的困境 |
第一节 文化传统的制约 |
第二节 救亡追求的限制 |
第三节 反基督教时代背景的干扰 |
第十三章 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的缺失 |
第一节 上帝神圣面影模糊 |
第二节 基督神性基础丢失 |
第三节 博爱神圣根基抽除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8)西方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1917-1937(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西方影响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浪漫主义诗论在中国 |
第一节 总论:二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浪漫主义倾向 |
一、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诗言志”和“文以载道” |
二、 诗是情感的表达 |
三、 诗歌与散文的区分 |
四、 “情感”与文学批评标准 |
五、 想象 |
六、 自然、田园生活、儿童 |
第二节 华兹华斯 |
一、 关于诗歌语言的讨论 |
二、 “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 |
三、 “自然流露”与诗歌创作过程的讨论 |
四、 华兹华斯诗论与郭沫若的文学评论 |
五、 被忽略的华兹华斯诗歌理论 |
第三节 雪莱 |
一、 诗歌功用 |
二、 诗歌的“写”与“做” |
三、 雪莱译介的尾声 |
第四节 浪漫主义的影响及相关争论 |
一、 “自我”与作为自我表现的作品 |
二、 文学创作:自我抒写还是社会要求? |
三、 文学作为严肃、独立、崇高的事业 |
第二章 唯美主义在中国 |
第一节 总论 |
一、 背景与渊源 |
二、 唯美主义在中国 |
三、 杂糅:“为艺术而艺术”的团体及个人 |
四、 中国化的唯美主义批评 |
第二节 佩特 |
一、 佩特理论的译介 |
二、 印象主义的批评方式 |
三、 “一切艺术不断朝着音乐境界追求” |
四、 艺术的“刹那” |
五、 “艺术与人生” |
六、 享乐主义 |
第三节 王尔德 |
一、 王尔德作品的译介 |
二、 王尔德的错位解读 |
三、 王尔德的“享乐主义” |
四、 生活艺术化——关于王尔德泛唯美主义的几种观点 |
五、 梁实秋的王尔德评论 |
六、 中国现代文学评论中的王尔德 |
第四节 唯美主义的影响及相关争论 |
一、 艺术自主论 |
二、 印象主义的批评方式 |
三、 “为艺术而艺术”之后 |
第三章 科学主义、历史主义与文学的外部研究 |
第一节 总论 |
一、 历史主义观念与文学研究中的“环境”、“时代” |
二、 科学主义的兴盛 |
三、 科学方法与文学的外部研究 |
第二节 泰纳 |
一、 种族、环境、时代与天才的产生 |
二、 泰纳理论对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启示 |
三、 对泰纳批评方法的反思 |
四、 泰纳学说的影响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外部研究倾向与“真实”诉求 |
一、 文学传统的影响 |
二、 科学主义的影响 |
三、 当代环境、社会责任与俄国文艺理论 |
第四章 象征主义诗学在中国 |
第一节 总论 |
第二节 波德莱尔 |
一、 波德莱尔作品的介绍、评论及翻译 |
二、 波德莱尔诗论在中国 |
三、 波德莱尔与徐志摩、王独清、穆木天、梁宗岱 |
第三节 马拉美、瓦雷里和中国的“纯诗”历程 |
一、 马拉美诗学在中国 |
二、 瓦雷里诗学在中国 |
三、 中国新诗的“纯诗”历程 |
第四节 象征主义的中国化 |
一、 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 |
二、 混杂着功利的“非功利性”追求与中国象征主义的分裂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后记 |
(9)“十七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化书写 ——以任访秋、钱谷融、唐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及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第三节 论文框架 |
第一章 任访秋的现代文学史三部曲 |
第一节 编纂文学史的准备和积累 |
第二节 新发现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文学论稿》及其特色 |
第四节 文学史写作的贡献和局限 |
第二章 钱谷融:从《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到曹禺研究 |
第一节 别样的治学风格及“文学是人学”的提出 |
第二节 参与《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初稿)的编写 |
第三节 曹禺作品细读:《雷雨》篇 |
第四节 曹禺作品细读:《日出》及其他 |
第三章 唐豉《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的前后 |
第一节 文学史编撰的酝酿期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的“修订” |
第四章 唐弢的《书话》:别样的文学史书写 |
第一节 书话的产生及其影响 |
第二节 《读书月报》上书话的版本变迁 |
第三节 《人民日报》中书话的版本变迁 |
第四节 《书话》的文学史价值和启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任访秋集外文三篇 |
附录二 钱谷融着译目录初编 |
附录三 唐弢书话原刊一览 |
附录四 唐弢集外文八篇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茅盾短篇小说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 |
二、本课题研究现状 |
三、本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演变 |
第一节 茅盾建国前的短篇小说观 |
一、文学主张:从“为人生”到“为无产阶级” |
二、创作内容:提倡多样的社会内容 |
三、创作方法:倡导现实主义 |
第二节 茅盾建国后的短篇小说观 |
一、文学主张:从“为无产阶级”到“为社会主义” |
二、创作内容:提倡鲜明的时代内容 |
三、创作方法:倡导本土化的现实主义 |
第三节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演变缘由 |
一、时代文艺思潮的影响 |
二、自身政治抱负的驱使 |
第二章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理论要点 |
第一节 茅盾短篇小说的构思观、结构观 |
一、短篇小说构思观 |
二、短篇小说结构观 |
第二节 茅盾短篇小说的人物观 |
一、短篇小说人物设定观 |
二、短篇小说人物塑造观 |
第三节 茅盾短篇小说的语言观、风格观及其他观念 |
一、短篇小说语言观 |
二、短篇小说风格观 |
三、其他短篇小说观念 |
第三章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形成原因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承袭与发展 |
一、传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 |
二、古典文学的知识积累与理论训练 |
三、传统文化新变带来的视野拓展 |
第二节 外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引进与学习 |
一、外国文学文化的思想摄取 |
二、外国短篇小说的艺术借鉴 |
第三节 多重身份对茅盾短篇小说观的促成 |
一、政治活动家——短篇小说政治功能的选择 |
二、期刊编辑——短篇小说的阅读经验与理论思考 |
三、批评家——短篇小说创作的理论审视 |
四、作家——短篇小说观的理论运用与反思 |
第四章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价值与不足 |
第一节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创作指导价值 |
一、对自身短篇小说创作的指导 |
二、对其他作家短篇小说创作的影响与促进 |
第二节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理论价值与不足 |
一、茅盾短篇小说观的理论价值 |
二、茅盾短篇小说观的不足之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贡献(论文参考文献)
- [1]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D]. 付甜甜. 山东大学, 2020(01)
- [2]茅盾外国文学译介研究[D]. 陈竞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3]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D]. 佘爱春. 南京大学, 2011(08)
- [4]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主义倾向[D]. 刘云. 武汉大学, 2014(09)
- [5]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研究[D]. 阮玉明(Nguyen Ngoc Minh).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6]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D]. 张德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7]撒种在荆棘 ——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研究[D]. 杨世海. 湖南师范大学, 2013(01)
- [8]西方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1917-1937[D]. 王婉秋. 吉林大学, 2014(09)
- [9]“十七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化书写 ——以任访秋、钱谷融、唐弢为例[D]. 宫立. 华东师范大学, 2015(07)
- [10]茅盾短篇小说观研究[D]. 饶倩倩. 陕西理工大学, 2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