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九九一年国际形势回顾与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林清龙[1](2019)在《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研究》文中认为宗教问题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根据新的实践对宗教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研究当代中国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规律对于这一强调具有重大价值。境外宗教渗透问题是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目的在于与我争夺意识形态阵地,西化分化我国,这决定了反境外宗教渗透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是党宗教工作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活动和宗教极端活动,研究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对于深刻领会十九大报告精神,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宗教问题,做好宗教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宗教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过去和将来都会长期存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除阶级根源外,宗教存在之其他根源仍存在,这决定了宗教在我国仍会长期性存在,决定了境外宗教渗透问题在当代中国存在的长期性和反境外宗教渗透工作的持久性。如何面对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境外宗教渗透问题成为当代中国宗教工作的重要任务。境外各种敌对势力都把宗教当作一种重要手段在中国境内推行自己的政治意图和战略,这导致当代中国反渗工作任务日益繁重,正确认识境外宗教渗透的含义、本质、要素构成和战略策略,明确反境外宗教渗透的主体和行动成为宗教理论中的反渗透理论研究和反渗工作的重点。前苏东国家在反境外宗教渗透过程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训,认真学习其经验,深刻汲取其教训是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获得成功的的重要途径。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等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在反境外宗教渗透过程中虽然有些失误,遇到些挫折,但同时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新鲜经验,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论,产生不少新的实践做法,这些为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提供了重要的鉴迪。当代中国宗教国情体现为多宗教并存,宗教发展变化迅速,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交杂,宗教总体和谐,杂音与乱象并存。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的理论基础。我国党和政府为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所制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为反境外宗教渗透提供了政策法律依据。我国党和政府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具体工作为反渗透斗争提供了实践基础,当前我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实际运作为反渗透提供了现实经验。当代中国面临境外基督教和境外天主教的世界性宗教渗透,面临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的区域性宗教渗透和披着宗教外衣的邪教渗透。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中反渗透部分尚需进一步完善发展,宗教研究中的反渗透部分比较薄弱,反境外宗教渗透政策的空白点多且衔接度不够,使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面临理论、政策供给不足。反渗工作中存在对境外宗教渗透问题的政治意图警惕性不够,对境外宗教渗透手段反击、环境判断和对手辨识的精准性不足,对境外宗教渗透问题的法治化治理水平比较低要求中国党和政府反渗工作本领需要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面临境外宗教渗透的新形势,科学的反境外宗教渗透对策是反渗透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立足中国国情和教情,新时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对策可从三方面入手,即思想上高度重视,提高认识;理论上面向实际,深化研究;实践上加强领导,完善管理。反境外宗教渗透是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斗争之一,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深刻认识反渗工作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增强反渗透本领以夺取新时代反境外宗教渗透斗争新胜利。
蒋玉山[2](2012)在《博弈与互动:后冷战时期中、美、越三边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将以中、美、越三个国际关系的民族国家行为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中、美、越三国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梳理出三边关系发展脉络。就中越双边关系论,从中越关系近年来发展历程来看,总体发展较为平稳,由于在安全上缺乏互信、核心利益争端和其他结构性矛盾,中越关系发展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在三边关系上,越南以“双面下注”应对中美两个大国关系,或“以美制华”或“以华制美”形成越南较为稳定的策略,而在中越南海争端升级的语境下,越美联合虽未固化但趋势日益凸显。随着南海问题持续升温,越南显然无力“单独叫板”中国,因此其试图命名区域外大国卷入南海争端,正成为越南近期的重点,而作为全球霸权美国的支持更是“重中之重”。而随着中国崛起,美国对华又实行合作加遏制的双重战略,这样越美各取所需。在中美越三边关系中,形成了一种越美区域性和阶段性地合作对华的两方博弈。无政府社会的国家利益博弈造成的互信缺失,越美冷战式“零和”思维,成了中、美、越三边良性互动缺乏的局面,这种局面表面上看每一方都有机可乘并可获得相对收益但实际上对三方都不利,这正是本文选题基本语境。中国政府宣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而未来十年是中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以合作求谋发展是中国和一项长期对外政策。在如何管理好这种三边关系?我认为通过三方之间建立起一种良性互动而非零和博弈关系就是最好的答案,通过建立起良好对中美关系和中越关系,对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坚持睦邻外交政策思想,保证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平发展环境以及积极推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基本思路是从三个个双边关系及一个三边关系来分析中、美、越三边互动关系。至于中美这个双边关系,因为中美关系既非本人之研究范围,又因中美关系太广、太大、太重要,因篇幅有限,无法面面俱到,只是在三边互动关系中论及中中美关系的利益一些基本原则和问题及利益的趋同与趋异。本文是运用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基础来对探讨现实国际关系问题,因此从文章的架构上,不过多的去对理论问题进行纠缠,而只是以理论来指导现实问题的研究。全文共分六个主要部分,包括导论部分及其他五章,重点为第五章。本文第一章主要概述了越南的地缘及其对外政策,并分析了越南与几个重要的区域大国互动关系,从越南与这些大国的互动关系之中变化中,我以为越南与中美两个大国关系是其与大国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双边关系,这也是本论题的一个立论依据。第二章主要介绍了中越自从关系正常化以来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后互动关系,对双方全面合作的机制、领域和成果进行简要回顾,并对影响双方互动关系的变量进行了分析。第三章分析了越美之间互动模式变迁-从对抗到合作是其主要特征,其间论及越美两国之间历史和现实的挑战,超越双边关系发展的战略考量,包括其中国因素的考虑。第四章以南海问题为视角,以南海局势持续升级为背景,分析中、美、越围绕南海问题的博弈与互动,分述中、美、越对南海问题的原则立场及采取的策略。第五章重点探讨中、越、美三边互动模式,是全文的中心所在,以三边关系的非对称性为基点探讨三边互动关系,在对非对称性分析中,既用了经济、军事和地理等相关的“硬权力”变量来进行不完全量化对比分析,也采用“软权力”对三边关系的非对称性进行进一步的比对阐述。本文认为“刺激-反应”式互动是三方皆输的结果,最好的一种模式应是三边良性互动。如何构建良性互动?本文就一些理论先异和现实基础、互动的必要性和前提、规范和机制、互动的范围等一些发表了一些个人愚见,最后作者以为良性互动是一种相互依存条件下“合作共赢”的必然选择。
景李斌[3](2020)在《田本相学术年谱》文中研究说明一九三二年,出生。五月五日,出生于河北省天津县葛沽镇,即现天津市南郊区葛沽镇。祖父田鹤年(一八七六-一九四三),北洋大学俄文系毕业,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曾在卢永祥部下任教官、师参谋长等职。父亲田澍雨(一九○七-一九三八),笔名阿农,曾在天津创办《治新日报》,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出版抗日号外受到迫害。母亲朱文玲具有《北京人》中愫芳那样的默默的耐性,承受生活的重担,有仁慈的心肠。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六岁至十二岁。一九三八年,
刘纯一[4](2019)在《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1992)中国侨务政策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领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将华侨华人问题视为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侨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休戚相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侨务工作由之前的革命手段转变为政府行为,侨务政策也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以及中国政府在外交策略的考虑着眼,做出了相应的历史性调整,国内以安置归侨侨眷工作为主,国外则将处理好与华侨住在国的关系摆在首位。“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领域遭遇重创,海内外广大侨胞因此蒙上一层深重的心理阴影,中国国家形象、国民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国内各领域逐步开展“拨乱反正”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亦重新对“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进行确定,以“改正错误、重聚人心”为指导,更是对以往的政策失误进行了系统的纠偏,而恢复侨务工作、落实侨务政策也被提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毫无疑问,侨务政策的制定依据及执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广大华侨华人、归侨侨眷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同时对于促成与之形成新团结、新合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侨务工作作为中国政府工作的一条重要战线,成为了中国总体发展布局的战略性工作,与时代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得益于邓小平等中央高层的关于“‘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的一系列表态,为侨务工作冲破“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禁锢,在改革开放中发挥其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提供了基本的思路与遵循。其后,中国政府以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战略高度重视侨务工作,根据归侨侨眷、海外华侨华人群体呈现出的新变化、新特点,认识到几千万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作用是中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进而不断调整侨务工作的整体性思路,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充分利用海外华侨华人资金、智力资源,调动国内归侨侨眷的积极性,使侨务工作迅速打开新局面,并呈现出勃勃生机,中国的侨务事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中国侨务政策调整转变的历史进程,既有来自于国际环境的压力,更多的是与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变化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的总体框架和基本思路是,对改革开放前新中国侨务政策的基本思想原则和内容进行考察,通过对过往政策历史的回溯,进而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侨务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宏观背景,阐明这一时期中国侨务政策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着重论述改革开放初期侨务政策的深刻内涵及其实践价值。从而深入挖掘侨务工作与改革开放的关联性,并从中分析阐明侨务政策规定内容及其在调整中和实践中的变动因素,继而试图从时代背景和形势发展中对这种变化予以合理的解释。笔者参考公共政策的相关理论,注意理解把握侨务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执行的关键环节,探讨中央在制定出台侨务政策时的现实考虑,以及地方在执行落实侨务政策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从社会变迁、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探讨了改革开放后(1978-1992)侨务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的实际影响,思考侨务工作应该注意的问题和努力方向,为进一步改进侨务工作以使之更好地融入中国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提供参考意见。
肖熹[5](2017)在《戛纳电影节的历史演进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一九三九年至二〇〇一年间的历史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外文史料的梳理,对戛纳电影节在策展选片、评审组织、奖项设定、形式沿革、重要事件、经典作品、美学倾向和文化策略等方面展开历史性分析。论文根据二十世纪对欧洲以及法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经济事件,以及戛纳电影节自身发展的重要事实,把戛纳电影节的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在每个时期大量参展、参赛的电影作品和电影现象中,选择出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展开分析与评述。绪论部分先对电影节研究的趋势、方法进行了综述和概括,重点围绕针对戛纳电影节的史料研判、文献类型和研究倾向进行了综合,并通过“艺术界”、“艺术惯例”、“世界电影”等理论构想,把“艺术等级体制”作为研究戛纳电影节历史的核心方法,重点研究不同时期在作品、名人和美学方面的积极倾向与历史特征。第一章通过对一九三九年到一九五八年间历史资料的爬梳,对戛纳电影节的充满对抗性和政治性的起源展开研究,对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八年间戛纳电影节初创时期的展赛形式、选片规则、单元设定、举办时间、硬件建设、奖项设定等重要环节的调整与固定进行了考证,并分析了戛纳电影节早期通过明星效应来引起媒体关注,但扶植《第三人》《花都艳舞》这些边缘类型片和标榜《朱丽小姐》《神秘的毕加索》等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这些文化策略让戛纳电影节完成成长中的蜕变,从初创的电影节向国际化的电影节过度。第二章主要研究一九五九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到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之间,重点结合史料,分析戛纳电影节如何通过“新浪潮运动”、“五月风暴”等重大电影史事件,介入欧洲的社会运动,把电影节的评选活动变成制造电影史的历史现场,成为见证电影史上重要的美学、电影运动和政治活动的特定时空。同时,戛纳在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等现代主义电影大师的创作不被承认时,抵制社会偏见和舆论偏见,支持他们的作品在电影节上加冕。第三章研究了从一九六九年“一种关注”单元的创立到一九八一年弗朗索瓦·密特朗赢得法国总统大选,戛纳电影节在选片、策展和评奖方面不断变化,逐渐运用新的竞赛单元和展映单元,把青年导演在性与政治方面具有挑衅性、争议性、探索性的作品呈现出来,在选片方面完成“去政治化”,由法国政府占主导的选片模式改为由电影节形成选片人制度,通过选片人和选片小组邀请优秀的导演和作品,同时也运用“争议政治”的策略进一步提高电影节在全球文化中的影响力,推出了《如果》《感官王国》等具有争议性的经典作品。戛纳在这个时期,通过对科波拉、马丁·斯科塞斯等美国导演的支持,完成了对“新好莱坞”的历史建构。第四章从一九八二年雅克·朗格推行“文化例外”政策到一九九一年的冷战结束,结合个案作品研究了戛纳电影节如何在电影艺术的体系中巩固地位,强化电影作为艺术的地位及其纯粹性,强化电影创作的多元性,与美国商业电影展开对抗。因此除了在选片上更为开放,也强化电影作为表达工具的创作自由,为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等在社会主义国家遭遇政治压迫和文化冷遇的导演提供文化流亡的栖居地,并通过《鸟人》《天堂电影院》等作品表达出观众在冷战后期对新鲜美学风格的呼唤。第五章的历史节点设定在一九九二年“冷战”结束到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之间,戛纳电影节一方面把电影市场建成欧洲最大的电影贸易展会,一方面推行“去西方中心主义”,向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敞开大门,以消除冷战时期的文化对抗心理。这个时期是华语电影通过戛纳电影节在国际电影界迅速崛起的十年,陈凯歌、侯孝贤、王家卫、杨德昌等一大批优秀的华语导演被介绍到西方,以及把阿巴斯等伊朗电影推介到欧洲,同时,戛纳在一九九〇年代开始扶植美国新一代独立电影导演,通过《性、谎言、录像带》《巴顿·芬克》《低俗小说》等影片把美国新独立电影运动推向高潮。通过对史实、作品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论文认为,戛纳电影节通过积极的、策略性的评审和展映活动,已成为世界电影界最为活跃、最为重要的环节,尤其在生产电影经典、缔造导演和明星、培植电影文化等方面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然而世界电影史研究中,往往忽视了戛纳国际电影节在电影美学的发生、电影经典的缔造和电影人的流动交往等方面的贡献,戛纳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电影节,在于它在以下三个方面不断努力。首先,不断摆脱起源时携带的政治对抗性和文化外交属性,逐渐实现办展选片的独立性,这激发了戛纳电影节积极主动选择商业合作和媒体合作的发展路线。其次,把新的电影美学和艺术风格推送到观众面前,是戛纳最为坚定的美学策略,尤其对于大众难以理解、无法接受、充满争议的作品与风格,戛纳电影节始终推动这些作品与观众和国际电影界相遇。最后,戛纳电影节不断强化一种文化平等意识,发现和推送文化弱国、电影小国的作品,展示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优秀影片,建构了一个世界电影彼此相遇、相互影响、彼此竞争的文化空间,强化了电影艺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黄集初[6](2016)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系的省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主要探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以下简称“华教”)体系的形成、挑战及反思。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除了外在抗争的矛盾外,还有内在分歧的矛盾。不过,在1990年代之前,在有关当局强硬的语言教育政策下,外部的打压是主要矛盾,内部分歧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多数相关的学术研究都集中探讨外在抗争这一面,甚少探讨内在分歧的这一面,如办学路线的规范、教学媒介语的争议等等。1990年代以后,国内外局势产生巨大的变化,马来西亚的语言教育政策也开始有所松动。在有关当局语言教育政策变得更有弹性的过程中,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有越来越多的趋势,这意味着家长也有更多的选择。在这种形势下,华文教育的主要挑战也从政府的打压,转向市场的竞争,华教内部的分歧日益凸显。这不但影响了内部的团结,也影响了外部争取的策略选择。如何公允地评价过去,整合内部的分歧就成为华文教育发展的重大课题。换言之,需要有新的思维及新的论述。论文回归华文教育的初衷,以更宏观的视野去呈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应有的全貌,论述华教体系——华文小学、华文独立中学和国民型中学——的形成和挑战。从梳理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深入评价战后至1962年华校改制的过程中,华社与政府之间如何博弈及其得失功过。对于1962年后的华文教育,则深入探讨华小与独中所面对的问题及内部的分歧,也首次全面调查及分析国民型中学的华校待征及其所面对的困境。在这个全面探讨及反省的基础上,本研究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提出两个重要的建议:一、扩大华文教育的定义,把传承文化及华文科为第一语水平列为充分与必要条件,以涵盖国民型中学;二、成立教育政策与研究中心,一方面促使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能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也让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本土化”,让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扎得更深更稳。
符晓[7](2016)在《新时期以来美学会议综论(1980-2014)》文中研究说明美学会议,是新时期美学史上一道重要的风景。新时期美学是以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发端并发展的,在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美学会议在新时期美学建设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与美学学会、美育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美学学科建设、美学家、审美文化和中西美学汇通,保持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同时,美学会议烛照出的是新时期以来美学史的发展和美学制度的形成过程,通过对新时期美学会议的考察,可以挖掘出新时期美学史和美学制度的走向。对于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会议进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透视出新时期美学史的流变和美学制度的形成和作用,是本文的核心所在。本文主体分为七章。第一章从1980年代初期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和各省级美学学会成立会入手,试图呈现出新时期美学发生的逻辑起点,通多对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细致的考察还原出会议当时的现场和细节,以揭示新时期美学学会的肇始过程。同时,考察各省级美学学会成立的情况,揭橥1980年代初期美学研究和美学建设的发展情况。第二章考察了新时期早期关于美学史和美学原理的讨论会,尝试厘清新时期美学会议与学科美学建立的最早联系,继而分析了过去30多年内美学会议对于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多元关注,涉及美学史、美学理论、文艺美学和文艺学等各个学科,从历次涉及学科美学的会议上,可以见到美学学科不断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对新时期美学诸多分支学科的形成提供了新路径。第三章考察了美学会议和美学家之间的关系问题。1980年代早期的美学会议一般有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着名美学家参加,正是这些美学家为新时期美学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还有一些美学会议对已故美学家身份进行确认,丰富了美学史的建构范式。同时,美学会议也对一些新美学家的美学家身份和他们在美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位置给予确认,使美学研究保持着持续的连贯性。第四章以新时期美育思想和美育制度的重构与流播为中心,对涉及美育的美学会议进行整理,揭示出美育思想在新时期美学发展过程中的产生过程并指出美学会议对于美育发生发展的重要作用,正是在一次次美学会议的讨论中,美育思想得以不断发展,也正是在一次次美学会议的决议中,美育制度得以不断走向完善。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此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失和不足之处。第五章分别考察了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之后涉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美学会议,旁及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变化,同时注意到了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美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美学研究和美学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第六章从审美文化入手,对涉及审美文化的相关会议进行阐释,认为自1990年代初期开始美学会议和美学研究逐渐向审美文化转型,内中涵盖了非常丰富的美学内容,包括旅游美学、景观美学、生态美学和民族美学等,以此为中心对美学会议进行考察,可以进一步发现推动审美文化发展的动因之所在。第七章以新世纪美学会议为中心,考察美学会议在中西美学汇通的道路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东方美学和生活美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新世纪以来,中国美学能够如此迅速地融入到世界美学中与一些新美学家参与并组织召开相关美学会议息息相关,尤其是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的召开更为中国美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了积极保障。结语部分认为,在新时期美学发展的过程中,美学学会、美学家和世界美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之相关的多次美学会议直接建构了中国新时期美学研究和美学思想。同时从历时上对美学会议在美学这30多年的发展中起到的积极作用进行总结。
刘伟[8](2011)在《1988年中国“物价闯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物价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中最敏感、最突出的问题,也是男女老少、干部群众日常工作生活中议论最多的话题。早在1980年,世界银行的布鲁斯教授就预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都会在价格问题上“卡壳”。价格问题解决了,改革就会继续前进;解决不了价格问题,改革就会停滞或倒退。其实,在任何社会中,无论其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范畴内处于什么地位,它的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价格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和价格自身发展规律要求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开启了价格改革的航程。价格改革的方向、进程,从根本上取决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战略步骤。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一波三折”而又“稳步推进”的过程,即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过程中,价格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当属“惊险的一跃”,其改革成败与市场制度的建立“荣辱与共”。然而,由于长期受“左”的倾向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在中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范畴而横遭批判,物价和工资长期处于冻结状态,价格体系严重违背价值规律。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后,价格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也随之启动。1984年之前,价格改革总体上仍局限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进行,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计划价格中价格体系的不合理比价和差价进行适度调整,改革的主要思路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即只有在供求状况有所缓解后,才对那些对整个国民经济影响较小的小商品价格放开。1979—1984年中国的价格改革,在取得了显着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的同时,也为强化改革力度、深化改革层次和扩大改革领域提供了契机。在“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改革思路引导下,1985年1月,国家取消了计划外价格不得高于计划内价格20%的限制,这标志着生产资料“双轨制”价格政策的正式实施。另外,中国理论界和中共中央高层的思想碰撞,对这一政策的确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价格“双轨制”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回避。因此,经济领域针对“双轨制”的利弊及存废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随着“价格双轨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尤其是计划内、外两种价格的高额差价催生出一个新的“倒爷”阶层,并由此加剧了“寻租”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混乱状况,政策制定者在1986年已开始考虑如何实现双轨价格尽早并轨的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作为价格并轨思路主体的“价、税、财联动”方案却迟迟未能出台。由于双轨制价格的实施造成了“官倒”盛行及严重的市场不公,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经济改革开始进入胶着阶段。于是,在“长痛不如短痛”的思想影响下,强行并迅速并轨的思路逐渐占据上风。1988年,决策层决定放开价格管制,取消价格双轨制,实行“物价闯关”,以完成价格并轨。结果,这直接导致当年全国大范围的物价上涨,加之群众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等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一场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随之而起。最终,尚不具备宽松环境和充分条件的激进“闯关”决策遭受重创。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并决定把1989、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次年11月,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时难以克服的诸多问题,以及由于所谓“官倒”而造成的社会的巨大混乱,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又做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这意味着价格改革逐渐向稳步推进道路的回归,“有步骤的、稳妥”的价格改革重新取代了激进的“物价闯关”。治理整顿期间,双轨价格渐趋接近,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最终结束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格局,“双轨制”价格悄然并轨。1992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价格体制改革最终进入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运行机制的形成完善阶段。相反,前苏联东欧国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却因改革思路的偏差及其它原因,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改革陷入低谷。在国内外的比较研究中可见,渐进式改革思路在中国的历史合理性不言而喻。值得注意的是,那种对价格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困难重重,到90年代初又轻而易举自然过关的描述,既无法让人明白当代中国历史上价格改革为什么先难后易,也无法让人理解为什么这种如此容易解决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体系又经过了十多年的建设之后,能源等基础品的价格问题时至今日仍在困扰着我们?因此,在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拂去时间的尘埃和人为的涂抹,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从一个拉长的镜头从而更加立体和客观的角度,展示中国价格改革进程中的众多片段,对于正确认识改革开放的历程和展望今后的价格改革前景,显然并非简单的回顾之旅,而是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梅秀庭[9](2015)在《近代以来日本海权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围绕近代以来日本海权思想进行研究。日本海权思想不仅包括日本思想家、战略家与政治家对海权尤其是发展日本海权的认识,而且包括日本海洋扩张行为所反映出来的海权思维逻辑。19世纪末美国人马汉提出海权概念后,追求海权逐渐成为濒海强国海洋活动的战略目标和逻辑出发点。作为岛国的日本也深受马汉海权思想的影响,从19世纪末起,海权就与日本密不可分。但关于日本自身海权思想的研究却显得相当不充分。基于此,本文尝试归纳和整理出日本海权思想演变的脉络,并分阶段对其进行分析。为此,本文首先尝试分析日本海权思想产生的基础,包括客观层面的地理环境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战略文化。就地理环境而言,日本具备发展海权的自然条件;就战略文化而言,日本固有的武士道精神和扩张主义传统成为日本发展海权的意识形态基础。其次,本文将18世纪末至今的日本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以日本认识和构建海洋国家身份为前提,分别论述每个阶段的日本海权思想或其海洋活动背后的海权逻辑。在18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的第一阶段中,日本海权思想有着较为完整的发展历程,并在其海权实践中体现出强烈的扩张性。在20世纪40年代至冷战结束的第二阶段中,日本海权思想的重点从军事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而在军事领域则完成了从扩张性向防御性的转变。通过研究发现,日本海权思想在这一阶段并不完整,但日本却保有发展海权的潜在能力和意识。在冷战结束至今的第三阶段中,日本海权思想逐渐走向完整,并以一种新的形式、即谋求同盟的方式回归扩张性。其实质是借助所谓“海权同盟”的力量谋求发展自身的海权。追求海权是日本一百多年以来的重要战略目标,日本海权思想始终服务于日本的国家战略。日本国家战略时有变化,但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日本海权思想引导下的海洋扩张行为却一直对中国产生着极为负面的影响,不利于甚至是阻碍了中国的海洋发展乃至国家发展。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日两国都有着强烈的发展海权的主观意愿,也具备发展海权的客观实力,而地理上的接近则为两国发展海权带来了不确定因素。正因如此,中日两国、特别是日本更应该摒弃对抗型的传统地缘政治思维,谋求合作型的地缘政治思维,化解两国在发展海权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并正确认识各自的地缘作用与地位,从而造就良性发展的双边关系。
叶浩军[10](2014)在《价值观转变下的广州城市规划(1978-2010)实践》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总体规划一直是城市规划领域中非常重要的政策文件和技术文件,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甚至是唯一的城市规划实施管理依据。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的经济社会急剧变化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城市规划实践活跃的时期。这个时期因为改革开放而引起的价值观转变,使得从国家经济制度到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管理制度、包括城市规划制度,都发生了急剧和巨大的变化。这一因价值观转变而导致的城市规划实践变化,在中国城市规划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中国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革命,价值体系被重新思考和构建。在城市规划的编制与实践领域也同样存在这样一个命题。工业革命以前,城市规模和形态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平衡的。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价值观体系和构成及其转变过程更加复杂,城市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产生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将城市视为效率的机器而偏离了建设城市基本价值观的现象,迫使人们对由自己的经济活动而制造出来的城市进行全面的思考。其中也包括规划师不断思考和探索更加公平和有效的城市规划方法。然而,尽管规划师和规划制度都因为专业教育而建立起了一种理想的价值观,并在此指导下建立起多种理想的规划蓝图和目标,不过种种研究却已经表明,城市规划制度,只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城市规划实践,也只是城市建设实践中的一部分,现实中规划师也只是所有社会成员中的一个群体而已,因此,规划师职业应该具有的价值观,在现实中往往因为社会角色的多重性并且受其他多种价值观及其变化影响而有所改变。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由于价值观转变,我们国家颁布了城市规划法,经济制度由计划经济体制迈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在这个价值观转变过程中,广州成为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了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有了城市规划管理的政府规章以及后来的城市规划地方法规,广州率先编制了全国第一个战略规划,地铁的开通使广州人的出行方式有了革命性的改变。在改革开放所引起的价值观转变中,广州不仅是最早实践的大城市之一,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作了许多具有超前探索性意义的贡献,相应地,在城市规划领域上也开展了许多与之相适应的实践,既有主动适应并促进城市空间有序拓展的成功,也有被动受制于快速发展经济思潮下的失败,因而为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全文试图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全面认识城市规划在引导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作用和对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检讨的基础上,以价值观为核心,以城市规划实践和城市建设的历史为线索,从对制度性的原因入手,通过规划立法、规划编制、规划管理和实施等四个方面,对这段时期广州不同阶段城市规划实践和城市形态的演进过程进行讨论和分析,划分出各阶段的特点及主要的动力要素和内在原因,揭示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期城市发展的现实与城市总体规划的理想之间存在差异的内在原因。探索和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实施机制和作用、内容以及与其他法定规划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示出城市规划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和政府、市场及社会之间所产生关系的必然性。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内容为对国内外城市规划特别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理论进行综述,并结合价值的视角提出选题的意义、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第二章首先回顾了1949-1978年历史阶段广州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实践情况,在此基础上,研究了1978-1988年之间城市规划制度的恢复和启动时期城市规划的实践,重点讨论了一元价值观体系下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基于改革开放的实验性实践案例,讨论了广州城市规划从立法、规划编制和机构改革、规划实施等各方面的实践,以及城市规划制度试图对城市建设影响的关系,归纳出规划制度变革启动期的特征。第三章研究了1989-1997年在国家从法律层面对多元价值存在的承认开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的早期,由于市场力对效率的追求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城市规划制度建设相对于高速经济发展和快速城市化的滞后和偏离,尽管地方城市在规划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划内容对市场经济的适应,但在客观上还是形成了城市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冲突,带来了城市规划实践的种种问题。第四章研究了1998-2010年广州市政府对城市发展的理念进行了新的理性思考下,重新强调了政府对市场的主导和影响的决定性地位,城市规划制度上也进行了梳理并强化了规划编制的工作。重点讨论了城市行政区划的调整和城市空间的拓展,对城市规划制度变革的新探索及战略规划编制,城市政府依据战略规划和基础产业政策有序推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讨论了国家一系列新的城市规划制度设计下,广州逐步引入城市规划与社会对话的机制,开展了针对面向社会和公众参与的科学规划、依法规划和阳光规划探索,并将公众参与纳入法制建设的范畴。第五章进行了理论性的总结,指出目前中国仍然是一元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和多元价值观社会现实共存、政策和法律管治共存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规划实践经历了一个公平——效率——公平的螺旋式发展过程。提出了在此格局下城市规划制度中依然没有解决的对市场经济体制适应的存在问题和需继续研究的方向。论文的创新点:第一个创新点是方法上以价值观为研究基础,分析了广州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规划实践和国家价值观转变的关系。研究城市规划多会关注其自身应有的价值观,同时也会关注其在城市发展动力的相互影响及作用过程中某个方面的实际情形及结果,但是基于价值观和价值观的转变系统研究一个具体城市的城市规划实践,是一种方法上的尝试和创新。应用这种方法可以更清楚和客观地判断城市规划实践中成功与失败的根本原因。本文内容上有两个创新点。第一个是目前研究城市规划实践的成果已经很多,涉及城市规划系统的各个方面。但既有成果多从城市规划系统中的某个方面研究和讨论居多,将城市规划系统各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综合研究和讨论并判断城市规划的有效性尚没有。本文依据城市规划实践涉及的要素建立起相关的制度关系并以此作为城市规划实践评价体系,并提出“价值性工具”和“工具价值性”概念,是一种内容上的新尝试。内容上第二个创新点是以一个城市为案例,纵向剖析研究其城市规划实践的发展及演变过程,并依据其价值观表达的特点进行了基本的断代,归纳出不同时期城市规划实践的主要特征,是另一个内容上新的尝试。
二、一九九一年国际形势回顾与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九九一年国际形势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的缘起 |
二、选题的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评价 |
第三节 研究主体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
二、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宗教问题与反境外宗教渗透 |
第一节 宗教与宗教问题 |
一、宗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 |
二、宗教与社会主义 |
三、宗教问题 |
第二节 境外宗教渗透 |
一、境外宗教渗透的含义、本质和要素构成 |
二、境外宗教渗透的战略和策略 |
三、境外宗教渗透与宗教交流、宗教传播的区别与联系 |
第三节 反境外宗教渗透 |
一、反境外宗教渗透的主体 |
二、反境外宗教渗透的主要行动 |
三、反境外宗教渗透的意义和评价 |
第三章 国外社会主义国家反境外宗教渗透的鉴迪 |
第一节 前苏联东欧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一、前苏联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二、前东欧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三、前苏联东欧反境外宗教渗透的经验教训 |
第二节 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一、越南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二、老挝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三、朝鲜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四、古巴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第三节 国外社会主义国家反境外宗教渗透的比较 |
一、国外社会主义国家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差异 |
二、国外社会主义国家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共性 |
第四章 当代中国的宗教及反境外宗教渗透的现状 |
第一节 当代中国在宗教方面的基本国情 |
一、多元宗教并存与宗教变化发展迅速 |
二、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交杂 |
三、总体和谐与杂音、乱象并存 |
第二节 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理论、政策和法律框架 |
一、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理论基础 |
二、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政策依据 |
三、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法律框架 |
第三节 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实践基础、实际运作与成效 |
一、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实践基础 |
二、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实际运作 |
三、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成效 |
第五章 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面临的问题 |
第一节 多股宗教势力及其变种的渗透 |
一、世界性的宗教渗透问题 |
二、区域性的宗教渗透问题 |
三、披着宗教外衣的邪教渗透问题 |
第二节 反境外宗教渗透理论、政策供给不足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中的反渗透理论尚需完善发展 |
二、宗教理论研究中的反渗透部分比较薄弱 |
三、宗教政策中的反渗透部分空白点多且衔接度不够 |
第三节 反境外宗教渗透的本领尚须增强 |
一、对境外宗教渗透政治意图的警惕性不够 |
二、对境外宗教渗透的手段反击、环境判断和对手辨识精准度不足 |
三、对境外宗教渗透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较低 |
第六章 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对策思考 |
第一节 思想上:高度重视,提高认识 |
一、从战略高度看反境外宗教渗透,提高对反渗工作的重视程度 |
二、深刻领会宗教方针反渗透指向,提高对反渗工作规律的认识 |
三、处理好与反渗透相关关系,提高对反渗工作界限的认识 |
第二节 理论上:面向实际,深化研究 |
一、深入研究反境外宗教渗透的“三性”特征 |
二、深入研究反境外宗教渗透的爱国宗教力量建设 |
三、深入研究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工作思路 |
第三节 实践上:加强领导,完善管理 |
一、加强党对反渗工作的领导,确保反渗透的正确方向 |
二、完善宗教管理工作,提供反渗透的组织、体制和治理保障 |
三、完善宗教自我管理,激发反渗内在动力和筑牢反渗空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2)博弈与互动:后冷战时期中、美、越三边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 选题依据 |
二、 文献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三、 研究方法 |
四、 创新之处与难点 |
五、 概念释义与章节内容提要 |
第一章 越南与区域内大国互动关系 |
第一节 越南的地缘政治地位及对外战略 |
一、 越南的地缘战略地位 |
二、 越南在亚太及东盟地区的作用 |
三、 越南地缘优势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
第二节 国际格局变迁下之越南对外政策转型 |
一、 冷战后越南对外政策的变迁 |
二、 越南对外政策执行的主要绩效 |
三、 越共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 |
第三节 大国平衡战略:从东盟到越南 |
一、 大国平衡战略及其在东盟的源起 |
二、 大国平衡战略在越南的源起与实践 |
三、 两刀论下的理性选择:“龙”与“鹰”的平衡 |
第四节 越南与区域内主要大国互动关系 |
一、 越南与东进的印度:海上邻国? |
二、 越南-日本之交:鱼水情深? |
三、 越南-俄罗斯:旧梦难园 |
本章结语 |
第二章 新时期中越互动关系:从正常化到全面战略伙伴 |
第一节 共有利益驱使下的中越全方位合作 |
一、 中越互动模式的变迁过程 |
二、 新时期中越全面合作:原则、机制与收益 |
第二节 中越合作中的利益竞争:基于多维变量的分析 |
一、 领土主权争端:影响双边合作最大的结构性矛盾 |
二、 历史情结与未来不确定性产生的信任缺失 |
三、 国内政治发展对双边合作的进程的影响 |
四、 双边经贸互动中的贸易失衡 |
五、 台湾:渐行渐远的变量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从斗争到合作:越美互动模式变迁 |
第一节 美越互动模式变迁之:从夙敌到战略伙伴 |
一、 越美互动的起源 |
二、 冷战时期的越美关系:对立贯穿始终 |
三、 后冷战时期越美双边互动:从破冰、接触到建交 |
第二节 超越国家关系建构:美越朝向战略伙伴 |
一、 铸剑为犁:认知转换下的越美双边经贸高潮 |
二、 从建设性伙伴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转变 |
三、权力平衡下越美军事与安全合作 |
第三节 金兰湾:天然良港 花落谁家? |
一、金兰湾与 “越美同盟”? |
二、 越南对越美同盟猜测及金兰湾去向的回应 |
第四节 历史纠葛与现实羁绊:影响美越关系变量分析 |
一、 美越行动的根源:利益趋同还是相互倚重? |
二、 结构性矛盾对越美关系的羁绊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美越三边博弈与互动-以南海争端为视角 |
第一节 海洋划界与中越南海争端迭起 |
一、 海洋划界与中越南海主权争端尖锐化 |
二、 中越美三边互动,南海回归和平解决轨道 |
第二节 越南对华博弈战略:内外兼修 |
一、 越南南海争夺的国内战略 |
二、 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博弈的外交战略 |
三、 越南南海博弈:三个关键词 |
四、 越南认可的南海争端解决的规范 |
第三节 中国的政策底线与策略 |
一、中国对于南海问题的政策底线 |
二、中国对南海问题的策略 |
三、中越两种博弈模式的困境 |
第四节 美国对南海的介入及利益诉求 |
一、 从置身事外到高调介入 |
二、 美对中越南海争端策略 |
三、 美国的利益界定与诉求 |
四、 中美越三边:能否超越刺激反应的恶性竞争? |
本章小节 |
第五章 中、美、越三边互动关系:缺失与建构 |
第一节 中、美、越三边权力结构非对称政治学 |
一、 中美越三边非对称的政治学 |
二、 中美在越南的影响力初步比较 |
第二节 权力博弈与中、美、越三边良性互动关系缺失 |
一、 美越对中国战略互信的缺失及其区域联合显性化 |
二、 中越战略互信缺失越南防范中国 |
三、 越美区域战略上的联合制华 |
四、 中越意识形态共性及其对美国“和平演变”政策的疑惧 |
五、 中美两个大国对越南作用忽视的可能性 |
六、 “零和”博弈思维的危害性 |
第三节 利益冲折与中、美、越良性互动关系建构 |
一、 良性互动要求中、美、越三方以合作求共赢 |
二、 建立互信措施是良性互动的前提 |
三、 互动规范、机制构建是良性互动保证 |
四、 建立互信加强区域合作是互动建构的必经之路 |
本章结语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鸣谢 |
后记 |
(4)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1992)中国侨务政策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旨趣 |
(一) 选题缘起 |
(二) 研究旨趣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说明 |
(一) 时间跨度选取 |
(二) 中国侨务政策 |
1. 政策对象 |
2. 政策内容 |
三、研究现状及理论背景 |
(一) 研究现状 |
1. 系统全面的梳理侨务政策体系及思想理论 |
2. 某一领域侨务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演进情况 |
3. 关于各类具体侨务政策的执行情形的研究 |
4. 落实侨务政策对地方发展变迁影响的研究 |
(二) 理论背景 |
四、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1. 历史文献分析法 |
2. 社会史研究方法 |
3. 口述史研究方法 |
五、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之前侨务政策的主要内容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之前侨务政策的主要内容 |
一、吸引海外知识分子回国报效 |
二、成立运行侨务工作机构组织 |
三、土地改革中考虑侨胞特殊性 |
四、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
五、鼓励侨胞兴学捐赠 |
六、妥善安置归国华侨 |
七、辅导华侨回国投资 |
八、大力保护争取侨汇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政策遭冲击破坏 |
一、海外侨务工作被否定 |
二、侨务机构组织被撤销 |
三、归侨侨眷被歧视迫害 |
四、侨捐侨资工作的倒退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之后侨务政策的恢复调整 |
第一节 侨务领域的“拨乱反正” |
一、驳斥“海外关系复杂论” |
二、“建庙”与“请菩萨” |
第二节 侨务政策内容的调整 |
一、侨务政策的关涉范围更为全面细致 |
二、侨务政策的重心更加倾向经济工作 |
第三节 国内侨务政策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
一、国内侨务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 |
二、全面恢复归侨侨眷的政治权利 |
三、保障归侨侨眷的合法经济权益 |
四、鼓励归侨侨眷同海外正常联系 |
五、推进华侨农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
第四节 国外侨务政策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
一、国外侨务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 |
二、积极保护保障华侨的正当权益 |
三、发扬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的传统 |
四、促进华侨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 |
五、鼓励华侨自愿加入住在国国籍 |
六、教育华侨遵守尊重当地法律习俗 |
七、协助华侨华人发挥“桥梁”作用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侨务政策执行所反映出的社会变迁 |
第一节 侨务政策落实带来的社会关系调整 |
一、落实政策的“不得刁难” |
二、适当照顾是否“开后门” |
三、“调动”一切积极力量 |
第二节 广东福建落实侨房退还的社会影响 |
一、侨房退还问题的历史成因 |
二、侨房退还政策执行的难度 |
三、侨房退还工作的显着成效 |
第三节 一桩纠结的侨房退还案的政策因由 |
一、政策“鼓励”下的申诉 |
二、政策执行上的“无奈” |
三、久拖未决中的“困惑”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发挥侨务政策优势与助推经济发展 |
第一节 发挥“侨”的作用来搞活经济 |
一、“发展才是硬道理” |
二、“门路要多一点” |
三、“不要丧失机遇” |
第二节 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侨”企 |
一、举足轻重的侨资企业 |
二、蓬勃兴起的侨属企业 |
三、紧跟政策的自办企业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侨界的政治参与程度及其影响效度 |
第一节 侨界与统一战线工作 |
一、华侨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颇有渊源 |
二、侨界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构成 |
三、侨胞积极推进祖(籍)国的统一大业 |
第二节 民间外交的重要力量 |
一、正视侨务工作的外交特性 |
二、华侨华人与中美关系改善 |
三、华侨华人的影响日益增强 |
第三节 侨界参政议政的选择 |
一、政治环境的认知差异 |
二、制度机制的有效保障 |
三、文化情感的认同归属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戛纳电影节的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电影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一、戛纳电影节的地位与影响 |
二、戛纳电影节的研究价值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五个研究方向 |
二、三种研究立场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理论预设 |
一、戛纳的历史与文化战略 |
二、戛纳电影节是文化生产机制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一、生产自身 |
二、生产经典作品 |
三、生产名人与明星 |
四、生产艺术等级 |
第一章 戛纳电影节的缘起与形塑(一九三九—一九五八) |
第一节 戛纳的缘起与自我塑造 |
一、戛纳的缘起:与威尼斯对抗 |
二、戛纳的初创与形成:组织、评选与仪式 |
三、冷战中的电影、外交与政治 |
第二节 边缘类型片的舞台 |
一、《第三人》 |
二、《花都艳舞》与《四海一家》 |
三、《恐惧的代价》 |
第三节 名人与明星的传奇场域 |
一、孤傲艺术家:让·谷克多 |
二、失落的明珠:大卫·里恩 |
三、新现实主义领袖:德·西卡 |
四、印度电影灵魂:萨蒂亚吉特·雷伊 |
五、明星神话:褒曼与格蕾丝·凯丽 |
第四节 现代主义的转折 |
一、黑色电影的加冕 |
二、现代主义美学的发端 |
第二章 电影史的现场(一九五九—一九六八) |
第一节 见证电影史的现场 |
一、参赛片与市场的扩大 |
二、狂欢派对与评委升级 |
三、第三世界的大门 |
四、组委会制的确立 |
五、商业宣传的阵地 |
第二节 新浪潮的兴起 |
一、从《广岛之恋》到《四百击》 |
二、瓦尔达与德米 |
三、回归本真的《男欢女爱》 |
第三节“五月风暴”的电影史现场 |
第四节 现代电影的舞台 |
一、现代生活观念的兴起 |
二、现代美学风格的彰显 |
第五节 作者论视野下的风格家 |
一、类型改良家奥托·普雷明格 |
二、风格大师小林正树 |
三、《饥饿》与《洞》 |
第三章 议题政治的年代(一九六九—一九八一) |
第一节 多板块化与再政治化 |
一、“导演双周”与多元板块的形成 |
二、一九七二年的转折 |
三、弗朗索瓦·萨冈事件 |
第二节 新好莱坞的推手 |
一、戛纳的宠儿科波拉 |
二、罗伯特·奥特曼的《陆军野战医院》 |
三、沙茨伯格的《稻草人》 |
第三节 政治介入主义 |
一、黑名单上的人 |
二、政治争议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 |
三、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与戛纳 |
第四节 宗教批判与天主教奖 |
一、戛纳的宗教问题 |
二、《如果》对教会寄宿学校的批判 |
三、天主教人道精神奖 |
第五节 性禁忌的边界 |
第四章 文化例外的博弈(一九八二—一九九一) |
第一节“文化例外”与戛纳 |
一、电影节升级 |
二、周年纪念奖和一种关注单元 |
三、从戴安娜王妃到麦当娜 |
四、美法的文化博弈 |
五、冷战的结束与戛纳 |
第二节 流亡者的圣地 |
一、塔可夫斯基与戛纳 |
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追问 |
第三节 平均主义的噩梦 |
一、一片多奖 |
二、双黄蛋 |
三、双金棕榈 |
第四节 法国电影的舞台 |
一、新浪潮在继续 |
第五章 东方电影的崛起(一九九二—二〇〇一) |
第一节 推陈出新的全球化电影舞台 |
一、金棕榈中的金棕榈 |
二、新旧更替与全球视野 |
三、争议中的法国新电影 |
第二节 华语电影的崛起 |
一、华语电影与戛纳电影节的早期交往 |
二、“第五代”的登场 |
三、侯孝贤与李安:两种命运 |
四、杨德昌的《一一》 |
五、《鬼子来了》一鸣惊人 |
第三节 美国独立电影的博兴 |
一、“天才”索德伯格与《性、谎言、录像带》 |
二、“鬼才”塔伦蒂诺与《低俗小说》 |
三、“怪才”特里·吉列姆与《恐惧拉斯维加斯》 |
第四节 戛纳的性别政治 |
一、简·坎皮恩与女导演加冕 |
二、阿莫多瓦的女性形象 |
第五节 后冷战时期的加冕 |
一、乌托邦绘图员: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
二、希腊历史的沉思者安哲罗普洛斯 |
第六节 阿巴斯与伊朗电影的发现 |
结论 欧洲电影节体系的作用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6)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系的省思(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一) 研究的目的 |
(二) 研究的意义 |
三、概念界定 |
(一) 华文教育 |
(二) 华文小学 |
(三) 华文中学 |
(四) 独立中学 |
(五) 国民型中学 |
四、文献综述 |
(一) 华文教育定位的研究 |
(二)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
(三) 语言教育政策 |
(四) 华文小学 |
(五) 华文独立中学 |
(六) 国民型中学 |
五、研究方法及框架 |
(一) 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
(二) 论文的框架 |
六、论文的创新与局限 |
(一) 论文的创新之处 |
(二) 论文的局限 |
第一章 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
一、英殖民政府时期的语言教育政策 |
(一) 巴恩报告书 |
(二) 芬吴报告书 |
(三) 中央教育谘询委员会第二报告书 |
(四) 教育政策遴选委员会报告书 |
二、联盟政府及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语言教育政策 |
(一) 拉萨报告书 |
(二) 达立报告书 |
(三) 新经济政策时期(1971-1990) |
三、转变时期(1991-2002)的语言教育政策 |
四、数理英化时期的语言教育政策 |
(一) 政策的推出 |
(二) 政策的目的与意图 |
(三) 实施层面的分析 |
(四) 数理英化政策的成效 |
(五) 数理英化的“结束”及新的争议 |
五、后数理英化时期的语言教育政策 |
(一) 国民团结 |
(二) 多源流学校 |
(三) 国民型学校的国文水平 |
(四) 预备班存在的意义与功能 |
(五) 国民型学校国文课时安排 |
小结 |
第二章 战后至1962年的华文教育 |
一、战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概述 |
(一) 私塾教育 |
(二) 中国因素与新式学校 |
(三) 英殖民政府的态度 |
二、战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状况 |
(一) 政局钜变与教育需求 |
(二) 教育本土化 |
(三) 三大机构 |
(四) 华校改制:英殖民政府时期 |
(五) 马六甲会谈与联盟政府 |
(六) 马华公会之钜变 |
(七) 华校改制:联盟政府时期 |
三、林连玉及其语言教育观点 |
(一) 生平事蹟 |
(二) 建国理念 |
(三) 文化传承 |
(四) 语言教育观点 |
四、钟灵模式之分析 |
(一) 钟灵中学与陈充恩 |
(二) 第三路线 |
(三) 具体措施 |
五、华文中学改制评析 |
(一) 林连玉对改制的立场 |
(二) 钟灵改制评析 |
(三) 汪永年的评价 |
(四) 振华与昔华改制评析 |
(五) 马华公华与华校大改制 |
小结 |
第三章 1962年后的华文教育--华文小学 |
一、“最终目标”:达立报告书的阐释与建议 |
(一) “最终目标”之背景 |
(二) 达立报告书的阐释与建议 |
二、当局对华小董事会的侵蚀:整合与削权 |
(一) 阿兹报告书 |
(二) 1972年教育修订法案及其后续发展 |
(三) 巴占新村华小校长任命事件 |
(四) 内阁报告书 |
(五) 3M制之争 |
(六) 华小集会国语化 |
(七) 综合学校计划 |
(八) 华小高职事件 |
(九) 宏愿学校 |
三、当局对华小办学品质的弱化:“行政偏差” |
(一) 拨款不足 |
(二) 学校增建不易 |
(三) 师资缺乏 |
四、数理英化冲击下的华小 |
(一) 事件演变概述 |
(二) 2-4-3方案及4-2-2方案评析 |
(三) 考试媒介语之争及马来社会的转变 |
(四) 华社应对之策 |
五、后数理英化下的华小:马来文科争议 |
(一) 小学第一阶段 |
(二) 董教总分裂 |
(三) 小学第二阶段 |
小结 |
第四章 1962年后的华文教育--独立中学 |
一、独立中学的发展与挑战 |
(一) 初期概况 |
(二) 独中复兴运动 |
(三) 内阁报告书的不利建议 |
(四) 1996年教育法令的灰色地带 |
二、办学路线的争议 |
(一) 独中建议书 |
(二) 办华文独中的意义 |
(三) 对国民型中学的批判 |
(五) 十年检讨 |
(六) 文凭至上与双轨制 |
(七) 英文至上与数理英化争议 |
三、统一考试的争议 |
(一) 统一统考的考试媒介语 |
(二) 统考的开放 |
(三) 统考争取官方承认 |
四、独中教改 |
(一) 国内外政治局势钜变 |
(二) 独中教改之酝酿 |
(三) 独中教改之倡导 |
(四) 独中教改纲领 |
小结 |
第五章 1962年后的华文教育-国民型中学 |
一、国民型中学概述 |
(一) 学校数量与分布 |
(二) 学生人数与比例 |
(三) 面临的困境 |
二、国民型中学与独立中学之间的争议 |
(一) 向华社筹款之争议 |
(二) “华中”之争议 |
(三) 校地主权之争议 |
三、全国性组织之形成 |
(一) 倡议之开始 |
(二) 董总之国民型中学工委会 |
(三) “行动方略”的推动与成形 |
四、华校特征的成形与评析 |
(一) 华校特征的提出及成形 |
(二) 华校特征的分析框架 |
(三) 问卷回收概况 |
(四) 华校特征调查的结果 |
(五) 综合论述 |
小结 |
结论:思考与建议 |
一、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思考 |
(一) 国家的语文教育政策 |
(二) 华文教育的定位 |
(三) 华文小学的抗争与发展 |
(四) 华文独立中学的发展与挑战 |
(五) 华文国民型中学的挑战与困境 |
二、对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之建议 |
(一) 对国家语文教育政策认知之建议 |
(二) 对华文教育定位之建议 |
(三) 对华小的建议 |
(四) 对独中的建议 |
(五) 对国民型中学的建议 |
(六) 对华教组织之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新时期以来美学会议综论(1980-2014)(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一、写作背景与理论环境 |
二、创作意义与理论价值 |
三、文献说明与创作思路 |
第一章 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与新时期美学的肇生 |
第一节 美学的春天: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 |
一、美学重构: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概说 |
二、周扬谈话:为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立法 |
三、时代热点: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的美学话题 |
四、白璧微瑕: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的时代局限 |
第二节 百花齐放:省级美学学会成立会及其影响 |
一、响应号召:省级美学学会成立会的召开 |
二、双向互动:美学学会的制度特色 |
三、美学争鸣:省级美学学会讨论会的展开 |
第三节 启蒙与意识形态:新时期早期美学会议的思想意义 |
一、美学启蒙及其不可能性 |
二、美学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变奏 |
第二章 美学会议与学科美学建设 |
第一节 美学会议对学科美学的早期构想 |
一、中国美学史学术讨论会:美学史研究的展开 |
二、《美学原理》:新时期美学教材雏形讨论 |
第二节 学科美学及其制度推进 |
一、古典美学讨论会:现实基础与制度演进 |
二、百年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中国现代美学的坐标与走向 |
三、文艺学20年:美学学科的反思与畅想 |
四、美学新问题:美学、文艺学与文艺美学的历史责任 |
第三章 美学会议与美学家的历史贡献 |
第一节 美学家身份的确认与建构 |
一、朱光潜:美学会议的指路灯 |
二、宗白华:从美学教员到美学家 |
三、李泽厚:辗转于美学会议之间 |
第二节 回归传统:重塑现代美学家 |
一、以美学家为中心:美学史的一种写法 |
二、梁启超、蔡元培与丰子恺:向现代美学家致敬 |
三、美学家讨论会:新美学家的身份确认 |
第四章 美学会议与美育的制度化 |
第一节 “美育”的重构与流播 |
一、“美育”重生:第一次全国美学大会中的美育思想 |
二、时代精神:美育与意识形态的互文 |
三、重视“美育”:美育制度的普及与流播 |
第二节 美学会议与美育制度的落实 |
一、教育方针之外:1990年代早期美育制度的基本状况 |
二、继承与重构:1990年代美育会议的双重诉求 |
三、制度建设:美学会议与美育制度的关联性 |
第五章 美学会议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进程 |
第一节 19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热潮 |
一、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的美学讨论 |
二、马克思主义美学讨论的普及 |
三、全国马列文艺论着研究会:在文学和美学之间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体系性建设及其中国化 |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体系建设 |
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定位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新世纪的发展 |
一、历史定位:讨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状与未来 |
二、时代使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现代中国 |
三、中英互动: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与美学新拓展 |
第六章 美学会议与审美文化建设 |
第一节 审美文化在1990年代的兴起 |
一、美学的“当代”:1990年代初期的美学会议 |
二、在审美文化中复兴:第四届全国美学会议 |
三、“审美文化”:美学与政治的互动 |
第二节 审美文化的多元建构 |
一、自然、园林、生态、旅游:景观美学初探 |
二、以“艺术”之名:美学与艺术的互动 |
三、民族美学:书写汉民族共同体美学 |
第七章 美学会议与走向世界的新世纪美学 |
第一节 全国美学会议在新世纪的发展 |
一、第六届全国美学大会:“全球化与中国美学” |
二、第七届全国美学大会:“回顾与展望” |
第二节 东方美学与生态美学:现代美学的两种新范式 |
一、“东方美学”的兴起与东方美学国际会议 |
二、生态美学研讨会与生态美学问题 |
第三节 “美学的多样性”: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与中国美学新发展 |
一、走向世界: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的美学背景 |
二、百家争鸣: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讨论会 |
三、影响意义: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对中国美学制度的影响 |
第四节 生活美学的兴起:生活与美学的合流 |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的形成 |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与“生活美学”的讨论方式 |
三、生活美学的多元对话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新时期美学会议总体情况列表(1979-2014) |
后记 |
(8)1988年中国“物价闯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 选题背景 |
(二) 选题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 国内出版的相关专着 |
(二) 关于改革思路及重点的选择问题 |
(三) 关于价格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地位和作用 |
(四) 关于价格“双轨制”的利弊分析和存废争论 |
(五) 目前物价“闯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三、主要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 主要研究思路 |
(二) 主要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意点和难点 |
(一) 主要创意点 |
(二) 写作难度及不足 |
第一章 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由来 |
第一节 1979—1984 年中国价格改革的简要回顾 |
一、计划体制下的价格状况 |
二、“调放结合、以调为主”阶段的价格改革 |
第二节 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的滥觞 |
一、莫干山会议:价格双轨制“实至名归”的发端 |
二、双轨制现象“有实无名” |
三、价格双轨思路与高层意图不谋而合 |
第二章 双轨制在与经济社会的“磨合”与“摩擦”中嬗变 |
第一节 价格双轨制实施初期的正效应——基于广东的个案分析 |
一、价格双轨制在推行初期正效应明显 |
二、价格双轨制在广东价格改革实践的初期成效显着 |
第二节 价税财联动方案 |
一、联动方案的缘起及经过 |
二、配套改革方案搁浅的环境因素分析 |
第三节 “官倒”与“寻租”:双轨制孽生的“怪胎” |
一、价格双轨制给企业乱涨价提供了口实 |
二、倒买倒卖的投机行为泛滥 |
三、对执行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冲击 |
第三章 “物价闯关”决策出台始末 |
第一节 理论界关于价格改革战略的思想碰撞 |
一、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谁先行? |
二、是否需要宏观经济环境的宽松? |
三、“一步到位”取消价格双轨制的设想 |
第二节 决策层对价格改革定调:“闯关” |
一、理顺物价关系“这项工作很艰巨” |
二、高层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出现分歧 |
三、“抓住价格改革这条主线可以推动整个经济改革” |
第三节 决策层为何选择激进的价格并轨方案 |
一、全国物价形势严峻 |
二、“双轨”流弊与“官倒”怪象 |
三、补贴过多造成财政不堪重负 |
四、长远发展战略的激励效应 |
五、“与其扬汤止沸,何如斧底抽薪” |
第四章 价格改革在“闯关”途中遭遇严重挫折 |
第一节 抢购和挤兑风潮引致“闯关”夭折 |
一、抢购商品和挤兑存款风潮乍起 |
二、放开名烟名酒价格的时机选择不当 |
三、更大规模的抢购和挤兑风潮又起 |
第二节 “闯关”导致社会恐慌的原因探析 |
一、转轨时期的“改革焦虑症”难以避免 |
二、中国的消费膨胀问题不断凸显 |
第五章 治理整顿:“闯关”的理性回归 |
第一节 中止“物价闯关” |
一、“治理整顿”的决定正式出台 |
二、最高决策层改革思路的相对统一 |
第二节 双轨制“遗毒”激化社会矛盾 |
一、价格“双轨制”引发文化市场的混乱 |
二、“官倒”腐败触发社会危机 |
第三节 双轨制价格在治理整顿中悄然并轨 |
一、1980 年代末价格改革在曲折中前进 |
二、市场化:1990 年代价格改革的主线 |
结语:“物价闯关”的理性反思 |
一、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具有历史合理性 |
二、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方式的具体化 |
三、宽松的宏观环境是搞好价格改革的必要条件 |
四、把握承受能力和心理预期,提高决策科学化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近代以来日本海权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 问题提出及其研究意义 |
二、 现有文献述评 |
三、 研究方法、创新点与难点 |
四、 研究结构 |
第一章 海权与日本海权思想 |
第一节 海权与海权思想 |
一、 海权的概念 |
二、 西方国家海权思想的流变 |
第二节 日本海权思想产生的客观基础 |
一、 日本的地理环境 |
二、 地理环境与日本海权思想 |
第三节 日本的战略文化与海权思想 |
一、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
二、 日本的扩张主义传统 |
三、 战略文化与日本海权思想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近代日本海权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
第一节 “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 |
一、 日本人的海洋认知与海洋意识 |
二、 “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 |
第二节 日本海权思想的萌芽 |
一、 海防思想与日本海权意识的觉醒 |
二、 日本海权思想的萌芽 |
第三节 马汉海权思想与日本海权思想的形成 |
一、 马汉海权思想在日本的传播 |
二、 日本海权思想的形成 |
第四节 “海陆”之争与日本海权思想的发展 |
一、 “海陆”之争及其结果 |
二、 日本海权思想的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冷战时期日本海权思想的再建构 |
第一节 “海洋国家”身份的重新建构 |
一、 日本重构国家身份的动因分析 |
二、 高坂正尧的“海洋国家构想” |
三、 海洋国家身份的确立 |
第二节 日本海权思想的再建构:在经济领域的重生 |
一、 战后海权认知的变化 |
二、 日本海权思想在经济领域的重生 |
第三节 日本海权思想的再建构:军事领域中的转型 |
一、 日本海权思想转型的力量基础分析 |
二、 日本海权思想转型的意识基础分析 |
三、 日本海权思想在军事领域的转型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冷战后日本海权思想的体现 |
第一节 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再认定 |
一、 再认定的动因分析 |
二、 对“海洋”和“文明”的再认识 |
三、 海洋国家身份的再认定 |
第二节 日本海权思想在战略层面的体现 |
一、 日本海权认知的变化 |
二、 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 |
三、 日本海洋战略与海权思想 |
第三节 日本海权思想在政治层面的展现 |
一、 海权与国家的地位 |
二、 政治行为背后的海权逻辑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日本海权思想与中日关系 |
第一节 日本海权思想主导下的行为对中国的影响 |
一、 近代时期的海洋扩张行为对中国的影响 |
二、 冷战结束至今的海洋扩张行为对中国的影响 |
第二节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
一、 传统海权理论的缺陷 |
二、 从地缘政治角度发展中日关系的建议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件 |
(10)价值观转变下的广州城市规划(1978-2010)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 价值观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
1.4 研究方法 |
1.5 论文结构思考及技术路线 |
第二章 一元价值体系下公平优先的城市规划实践(1978-1988) |
2.1 改革开放以前的广州城市规划历程(1949-1977) |
2.2 改革开放与价值观转变的启动 |
2.3 城市规划制度的恢复和启动 |
2.4 城市规划的立法 |
2.5 第14 版总规和街区规划编制 |
2.6 从规划局成立到区规划土地管理处成立 |
2.7 土地有偿使用和统一开发的实践 |
2.8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多元价值体系下效率主导的城市规划实践(1989-1997) |
3.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转变的转折点 |
3.2 城市规划法颁布和广州城市规划条例的编制实施 |
3.3 总规深化调整(1990 年至 2010 年)(第 15 方案) |
3.4 规划管理权的下放 |
3.5 珠江新城的形态演变 |
3.6 东南部地区规划与开发 |
3.7 市场经济初期城市用地的无序扩张 |
3.8 解困房——解居住之困而没有解城市之困 |
3.9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多元价值体系下注重公平的城市规划实践(1998-2010) |
4.1 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
4.2 直面公平的城乡规划法规颁布与实施 |
4.3 战略规划和总规第 16、17 方案 |
4.4 开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
4.5 规划的法制化——控规全覆盖 |
4.6 珠江新城规划检讨 |
4.7 村庄规划的实践 |
4.8 机构设置从效率优先向保障公平转变 |
4.9 逐步向多元价值公平转变的城市规划实践 |
4.10 新的开发区战略——第三次行政区划调整下的东进与南拓 |
4.11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结论 |
5.1 计划与市场并存,一元价值体系与多元价值体系并存 |
5.2 城市规划实践经历了公平——效率——公平的螺旋式发展过程 |
5.3 城市规划制度受制于政府社会管理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 |
5.4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建立有效城市规划机制的前提 |
5.5 论文创新点 |
5.6 尚需继续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附件 |
四、一九九一年国际形势回顾与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研究[D]. 林清龙. 华侨大学, 2019(05)
- [2]博弈与互动:后冷战时期中、美、越三边关系研究[D]. 蒋玉山. 暨南大学, 2012(05)
- [3]田本相学术年谱[J]. 景李斌. 东吴学术, 2020(02)
- [4]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1992)中国侨务政策之研究[D]. 刘纯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5)
- [5]戛纳电影节的历史演进研究[D]. 肖熹.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8)
- [6]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系的省思[D]. 黄集初.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7]新时期以来美学会议综论(1980-2014)[D]. 符晓. 东北师范大学, 2016(12)
- [8]1988年中国“物价闯关”研究[D]. 刘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9]近代以来日本海权思想研究[D]. 梅秀庭. 外交学院, 2015(11)
- [10]价值观转变下的广州城市规划(1978-2010)实践[D]. 叶浩军. 华南理工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