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ECONOMIC AND TRADE NEWS（论文文献综述）
陆伟[1]（2022）在《中美竞争背景下日本的政策选择论析》文中认为日本的战略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美两大因素共同塑造的。中美战略竞争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化风险为机遇,进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日本采取三方面的政策举措:补齐军事力量的短板,推进联盟安全体系的多元化;实施经济安保战略,重组供应链和确保技术优势;推行体现日本价值观的制度战略,谋求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以便乘机达成引导国际秩序重塑的方向,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流大国的夙愿,表现出浓重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但对日美联盟战略基轴地位的顽固坚守和对中美不对称依赖脆弱性结构的存在,决定了日本无法从根本上平衡自主与追随、依赖与"脱钩"、改革与"辅成"的三重矛盾,要想利用中美战略竞争提供的"空间"来实现上述政策目标并不容易。
于洋[2]（2021）在《解构与重构—组织传播话语范式下的英联邦认同研究》文中提出
孟丽君,李钢[3]（2021）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媒介舆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在国际贸易方面,媒介舆论作为一种新型非关税壁垒,对中国出口贸易可以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利用网络爬虫（Python）技术、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和情感分析技术对媒介舆论进行量化,定量分析媒介舆论环境变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实证检验得出,媒介舆论环境发生变化会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一定影响。其中,舆论环境恶化会遏制中国出口,舆论环境改善则会显着促进中国出口。进一步将该影响力分解到产品层面进行考察时发现,舆论环境的改善将有助于工业制成品,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而舆论环境的恶化则会从消费者层面产生负面影响。
金度勋[4]（2021）在《国内否决者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 ——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旨在通过对韩国和日本两国国内行为体的政治行为的比较分析,考察韩日两国农业贸易自由化进程呈现不同结果的原因。为此,论文采用双层博弈论和否决者理论的研究框架,并通过“获胜集合（Win-Set）”概念分析贸易谈判的过程,验证了三个国内政治因素——即“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及权力分布”、“国内政治制度”和“谈判代表的战略”——和农业贸易自由化水平之间存在着显着的相关关系,论文进而分析其因果逻辑。作者提出的假设是,韩日两国的农业政治经济结构塑造并影响着政府、国会等国内行为体的偏好结构以及政治制度的设置,而国内行为体的偏好结构以及政治制度的设置又限制着韩日两国谈判代表在农业贸易自由化谈判中可能采取的战略,这最终决定了韩日两国在农业贸易自由化谈判中所达成协议的内容。为检验这一假设,论文以韩国和日本两国所展开的八场谈判为案例进行了比较分析。具体而言,作者将韩日两国的农业贸易自由化进程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比较分析,即1980-2000年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框架下的第一阶段和2000年代以来在自由贸易协定（FTA）框架下的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韩国和日本两国的农业贸易自由化进程主要是由美国的压力引发,这一阶段的贸易谈判围绕大米、牛肉等重要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即“关税化（Tariff ication）”——问题所展开。在这一阶段,韩日两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差异导致了两国在牛肉和大米市场自由化谈判中得到不同的结果。其中,两国国内否决者对贸易自由化的偏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韩国,总统、政府各部门和国会等决策部门在这个阶段的偏好一致,他们坚决反对国内农产品市场的开放。这种偏好结构使得韩国的获胜集合规模很小,从而加强了政府抵制“外压（Foreign Pressure）”的谈判筹码,也使得韩国最终获得了近乎理想的谈判结果。相反,日本国内各行为体对农业贸易自由化形成了分散的偏好结构,即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同时存在着对农业贸易自由化持赞成和反对立场的行为体。其中,支持自由化的行为体作为美国“沉默的盟友”通过说服国内鹰派等方式扩大了本国的获胜集合;他们通过扩大获胜集合并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方式促进了日本的农业贸易自由化。在第二阶段,韩国和日本两国以自由贸易协定（FTA/EPA）的形式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但在这个阶段,由于韩日两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差异,两国在农业贸易自由化中又展现了与第一阶段截然不同的面貌。具体而言,韩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及权力分布方面,国内行为体对农业贸易自由化问题形成了分散的偏好结构,而且对外贸易谈判的权限集中于通商交涉本部,而标榜保护主义的农林水产部只发挥了有限的作用;在国内政治制度方面,在2008年出现的“一致政府”状态下,在野党的牵制能力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国内政治因素的变化使得韩国同美国、欧盟等农业强国签订了高水平的自贸协定,从而大大开放了国内农产品进口市场。与此相反,日本在这个阶段的三个国内政治因素与第一阶段相比变化不大,这使得日本在这个阶段在农业贸易自由化谈判方面相对于韩国而言表现出保守的特征。在这个阶段,虽然日本政府在农业贸易谈判的政治制度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权力——如于2013年设立“TPP政府对策本部”并统一政府的对外贸易谈判权限,也成功地推进并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是农林水产省依然在“四省共同议长制度”下事实上长期控制着农业领域的贸易谈判权限,而且农林族议员通过农政“铁三角”在国内决策机制中仍发挥强大的影响力,这种情况一直约束着国内农产品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水平,从而使日本在TPP谈判中成功地阻止了大米、小麦、猪牛肉、乳制品、糖类等五大“圣域”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综上,韩日两国在农业贸易自由化中,韩国表现出先保守后开放的特征,而日本相对韩国而言表现出先开放后保守的特征。之所以韩日两国在农业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其因主要在于韩日两国三个国内政治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也就是说,韩日两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存在的差异导致了两国在农业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出现不同的结果,从而验证了三个国内政治因素跟自由贸易政策的协商结果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因果关系。特别地,在三个国内政治因素中,应该优先考虑“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和权力分布”,因为它对政治选择具有基础性的导向作用;其次,应考虑“国内政治制度”,如谈判权限是否集中、批准方面是否存在“分治政府”,因为这两方面的内容制约着政治家与谈判代表在政治抉择中的制度空间;再次,在前两大因素的基础上,探讨“谈判代表的战略”,相对而言,“谈判代表的战略”同时受到其他两大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说,“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及权力分布”和“国内政治制度”决定了“谈判代表的战略”是否能够作为重要变量以及其在谈判中所能发挥出的作用水平。
钱佳涌,陈李龙[5]（2021）在《轮船与早期上海新闻业——基于《上海新报》和《申报》的考察》文中指出本文意在以轮船为研究个案,发现报纸,以及报纸所代表的信息传散形态背后的物质性力量。轮船自19世纪50年代起逐渐引入中国,其意义不仅在于交通运输,也成为地区和国家间信息转递的重要中介渠道。早期上海的报纸接合此种信息转递,以"信息纸"的面貌出现在当时人们的视野当中。从全球贸易的视角看,轮船与报纸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构成以上海为枢纽的国内、国际贸易网络之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两者在信息传散方面的接合联动,使上海在19世纪中后期逐渐成长为东亚地区集散全球货物、人员、资金、信息流动的中心节点。
张玥[6]（2021）在《从“空间”到“时间”：《泰晤士报》对近代中国早期报道的叙事逻辑研究（1785—1840）》文中认为本文以1785—1840年《泰晤士报》涉华报道的叙事逻辑为考察对象,研究发现:以1814年为时间分界点,《泰晤士报》对近代中国早期报道经历了从"空间"到"时间"的叙事逻辑转向。前者以建构为宗旨,借助新闻从宏观层面将"陌生而古老"的中国地理坐标、人文风俗等讯息勾勒出来,以达到传播"新鲜异闻"的目的,为英国读者初步搭建关于中国的空间想象;后者以"及时"为宗旨,从时间脉络梳理中英贸易近事、凸显冲突的紧急态势。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两种叙事逻辑虽各有侧重,但趋于交融,为英国政府及英国民众了解中国提供了认知路径。
季念[7]（2021）在《论马克思中国观形成过程中英国新闻资源的作用》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的中国观,指马克思在集中论述中国问题时所表达的主要观点,其形成与当时英国新闻资源的影响密不可分。首先,马克思的中国观以他的新闻实践为积极背景,以他的新闻活动为现实基础;他的中国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新闻属性。其次,英国新闻资源成为马克思预测中国革命影响欧洲的重要论据,引起他对英国媒体偏见的谴责,构成了他研究中英贸易关系的重要支撑材料。最后,英国新闻资源突出了马克思中国观的时代感,增强了马克思中国观的说服力,强化了马克思中国观的批评性。
张先锋,郭伟,蒋慕超,朱晨[8]（2021）在《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与企业OFDI——基于东道国主流新闻媒体的情感量化分析》文中认为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频遭国际负面舆论的困扰,如何有效破解国际负面舆论的不利影响成为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基于网络爬虫技术,批量抓取2010—2018年中国主要投资伙伴国主流新闻媒体的50多万份涉华报道,量化和构建涉华舆论偏向指数,实证研究东道国负面舆论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表明:（1）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显着抑制了中国企业OFDI,但这种抑制作用仅在当期显着。（2）负面舆论偏向对技术密集型企业OFDI的抑制作用并不显着,但显着抑制了资源能源类、环境敏感类企业和国有企业OFDI。（3）东道国政府换届并没有加剧负面舆论偏向对企业OFDI的抑制作用,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并没有改善负面舆论偏向对企业OFDI的不利影响,而企业社会责任感提升、双边经济互补性增强以及高层互访频率增加能够有效缓解负面舆论偏向对企业OFDI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为企业识别、规避和减轻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的不利影响,推动企业高质量"走出去"提供了有益启示。
许菲[9]（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认为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沈娜[10]（2021）在《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贸易与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各种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但与“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整体成就相比,该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并没有实现整体性推进。如何在已有进展的基础上,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开花结果,真正让东北亚区域内的国家实现多方参与、共同受益、战略对接,共同推动东北亚区域形成开放、共赢的合作网络,成为新时代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研究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问题,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东北融入“一带一路”倡议,这既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又是实现中国东南、中、西、东北均衡发展的战略举措,还是推动中国东北地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对外开放格局的国内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出发点,论文基于区域合作的视角,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问题进行研究,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参与,东北亚边境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层面的实际进展,以及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阻碍因素及推进路径。论文旨在解决四个核心问题:第一,揭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第二,厘清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理定位;第三,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在边境次区域层面和东北亚整体区域层面的推进进程与合作状况;第四,思考“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路径。论文首先从内在动力、实现条件和层次性三个层面,阐述了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之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平台,它体现了平等性、开放性、创新性、非地缘战略性和目标非一致性等特点,凸显了以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特色。论文重点阐述了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认为它有助于提高区域内的互联互通水平、巩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也有助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和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以此为出发点,论文明确了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定位,即东北亚区域是在欧亚大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东翼之轴,它并非“一带一路”建设的边缘区,更不应该游离于“一带一路”建设之外。论文分析了东北亚区域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并具体分析了韩国和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过程以及蒙古国和俄罗斯是如何将各自的发展规划渐进地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战略对接的。而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具体推进问题,论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重塑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形态,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呈现出边境地区相互开放、国家之间战略对接、区域层面互利合作的不同层面的关系互动形式,基于此种认识,论文主要阐述了两个层面的区域合作问题:一是分析中国与东北亚国家间在陆上边境层面的互联互通。指出在边境开放的形势下,边境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屏障功能”向“中介功能”转变,“一带一路”倡议首先突破了边界的屏障,而建立起跨境交流的平台,从而促进了边境地区的次区域合作的发展。二是在东北亚区域层面将国家间的战略对接以及形成的中俄蒙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区域推进的主要着眼点,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合作形式的灵活与创新,在对东北亚区域双边和多边合作状况的阐述中展现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成就。同时,论文总结了中日韩自贸区的规划过程与推进情况,阐述了该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基础,以及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未来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促进作用。论文还从合作理念、合作内容、合作路径三个层面,论证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之间能否实现包容性的问题。论文从区域合作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的阻碍因素。首先是区域外的美国通过强化与盟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分化手段,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扯断线”式的破坏或“分割片”式的阻断;其次是区域内“一带一路”发展的局部覆盖性问题,与冷战后东北亚区域所存在的“离散性”结构相关联,很难形成整体性的区域合作;第三是东北亚区域内的边境次区域合作也存在着困境,在推进中受到东北亚区域整体局势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的存在,论文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路径:发挥次国家政府在助力东北亚区域边境层面合作中的优势及作用;探索朝鲜加入“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的路径;寻求协调区域内大国关系的具体方式;探寻稳定与发展中国与区域外美国之间关系的路径等。东北亚区域是大国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区域,在这一区域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区域合作和区域稳定都有重要的意义。未来,东北亚区域也可以继续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等方面的建设,为构建东北亚区域的命运共同体创造条件。
二、ECONOMIC AND TRADE NEWS（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ECONOMIC AND TRADE NEWS（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竞争背景下日本的政策选择论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补齐军事力量的短板，推进联盟安全体系的多元化 |
| (一)加强自主军事力量建设，补齐军事短板 |
| 1.发展以攻代守的综合性导弹防御系统 |
| 2.提升平战一体的海洋无缝防卫能力 |
| 3.构筑多次元的统合作战体系 |
| (二)重组多层次安保结构，实现联盟安全体系多元化 |
| 1.四国联盟的成员国 |
| 2.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南海声索国 |
| 3.英、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 |
| 二、实施经济安保战略，重组供应链和确保技术优势 |
| (一)力促生产型企业投资布局的调整，积极推进供应链的多元化 |
| (二)强化出口管理和投资限制，确保“战略不可欠缺性”目标的实现 |
| 三、推行体现日本价值观的制度战略，谋求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重塑的主导权 |
| (一)以日欧EPA和CPTPP组合，重塑日本主导的自由贸易秩序 |
| (二)以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姿态，引导中国按日本设定的贸易标准作出让步 |
| (三)以“自由的且功能型”的角色定位，革新体现日本价值的全球治理规则 |
| 四、日本的战略考量、政策走向及其面临的困境 |
| (一)日本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处境可能转换的因素 |
| 1.美国政治极化的乱象和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狂飙所导致的“美国反对美国”,凸显了资本主义的道德和社会风险，也使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合法性危机 |
| 2.特朗普执政期间热衷于“本土主义”和“美国优先”,拜登上台后则以修补美国社会撕裂和控制疫情蔓延等的国内问题为优先事项，“内顾”是美国的主要政策取向 |
| 3.面对中美竞争，避免“选边站队”而“灵活抱团”是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 |
| (二)日本自主平衡中美战略竞争的矛盾困境 |
| 1.自主与追随的矛盾 |
| 2.依赖与“脱钩”的矛盾 |
| 3.改革与“辅成”之间的矛盾 |
| 五、结 语 |
（3）逆全球化背景下媒介舆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引 言 |
|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三、 媒介舆论特征事实 |
| (一)媒介涉华舆论指标的定义及说明 |
| (二)媒介涉华舆论的发展阶段 |
| (三)世界各国媒介涉华舆论变化 |
| 四、 研究设计 |
| (一)变量选择 |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检测 |
| 五、 媒介舆论环境变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
| (一)基础回归 |
| (二)稳健性检验 |
| 1.平行趋势检验 |
| 2.安慰剂检验 |
| (三)差异性分析 |
| 六、 结 论 |
（4）国内否决者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 ——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政治制度与对外贸易政策 |
| 1.2.2 有关韩国和日本FTA政策的研究 |
| 1.3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意义及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分析框架:双层博弈论 |
| 2.1 双层博弈和获胜集合 |
| 2.1.1 双层博弈:国内政治与对外谈判的互动 |
| 2.1.2 获胜集合 |
| 2.2 偏好、制度和战略 |
| 2.2.1 国内行为体的偏好、权力分配和可形成联盟 |
| 2.2.2 国内政治制度 |
| 2.2.3 谈判代表的战略 |
| 第三章 韩日农业政治经济比较 |
| 3.1 韩日农业结构比较 |
| 3.1.1 韩国的农业结构 |
| 3.1.2 日本的农业结构 |
| 3.2 韩日官僚组织的决策模式比较 |
| 3.2.1 韩国的官僚体系及其变迁历程 |
| 3.2.2 日本的官僚体系及其变迁历程 |
| 3.3 韩日国内批准制度比较 |
| 3.3.1 韩国的批准程序 |
| 3.3.2 日本的批准程序 |
| 第四章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1980-1990 年代) |
| 4.1 韩国的农业贸易自由化 |
| 4.1.1 韩美牛肉进口自由化谈判 |
| 4.1.2 乌拉圭回合和韩国的大米关税化 |
| 4.2 日本的农业贸易自由化 |
| 4.2.1 美日牛肉/柑橘进口自由化谈判 |
| 4.2.2 乌拉圭回合和日本的大米关税化 |
| 4.3 多边贸易体制下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异同及其原因 |
| 4.3.1 多边贸易体制下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异同 |
| 4.3.2 贸易自由化进程不同的原因 |
| 第五章 自由贸易协定下的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2000 年代以来) |
| 5.1 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与农业贸易自由化 |
| 5.1.1 部分开放时期(2001~2006):以韩国智利FTA为例 |
| 5.1.2 全面开放时期(2006~至今):以韩国美国FTA为例 |
| 5.2 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与农业贸易自由化 |
| 5.2.1 部分开放时期(2001~2013):以日本墨西哥EPA为例 |
| 5.2.2 全面开放时期(2013~至今):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例 |
| 5.3 自由贸易协定下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异同及其原因 |
| 5.3.1 自由贸易协定下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异同 |
| 5.3.2 贸易自由化进程不同的原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轮船与早期上海新闻业——基于《上海新报》和《申报》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轮船与晚清上海通信网络的形成 |
| 二、轮船与早期上海报纸的的信息集散 |
| 三、“上海网络”何以可能：作为媒介基础设施的轮船与报纸 |
| 四、结论 |
（6）从“空间”到“时间”：《泰晤士报》对近代中国早期报道的叙事逻辑研究（1785—1840）（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从“地理坐标”到“整体呈现”：地域性主导的“空间叙事”报道逻辑（1785—1814) |
| （一）“地理浮现”：作为抽象地标的“中国” |
| （二）“整体感知”：对华空间报道的具象化呈现 |
| （三）“祛魅东方”：东西方空间秩序的媒介表现 |
| 三、从“贸易关系构建”到“林则徐禁烟”：事件性主导的“时间叙事”报道逻辑（1814—1839) |
| （一）连续坐标：中英贸易关系的初步建构 |
| （二）预警报道：“禁烟事件”的事态升级 |
| （三）因果幻想：中英冲突的原因预设 |
| 四、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空间”与“时间”叙事的交融（1840) |
| 五、余论 |
（8）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与企业OFDI——基于东道国主流新闻媒体的情感量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引言 |
| 二、 文献回顾 |
| 三、 理论分析与假说 |
| (一) 负面舆论偏向的形成 |
| (二) 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对企业OFDI的影响 |
| (三) 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影响企业OFDI的行业企业差异 |
| 1. 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对不同行业性质的企业OFDI存在异质性影响 |
| (1) 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对资源能源类企业OFDI的影响。 |
| (2) 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对环境敏感类企业OFDI的影响。 |
| (3) 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对技术密集型企业OFDI的影响。 |
| 2. 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对不同企业特征的企业OFDI存在异质性影响 |
| (四) 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影响企业OFDI的政治经济调节作用 |
| 1. 基于东道国政府换届的政治调节作用 |
| 2. 基于双边投资协定签订的经济调节作用 |
| (五) 如何有效应对和缓解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对企业OFDI的抑制效应 |
| 1. 增强企业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感 |
| 2. 提升母国与东道国经济互补程度 |
| 3. 增加双边高层互访频率 |
| 四、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一)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二) 模型设定 |
| (三) 舆论偏向的捕捉 |
| 1. 新闻情感分析 |
| 2. 随机实验精度检验 |
| (四)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五、 经验结果与分析 |
| (一) 基准回归分析 |
| (二) 稳健性检验 |
| 1. 内生性问题处理 |
| 2. 其他稳健性检验 |
| (三) 异质性检验 |
| (四) 机制检验 |
| 1. 东道国政府换届和双边投资协定的影响 |
| 2. 企业社会责任感、母国与东道国经济互补程度和双边高层互访的影响 |
| 六、 结论与对策建议 |
（9）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 小结 |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与性质研究 |
| (二)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研究 |
| (三)“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功能与作用研究 |
| (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研究 |
| (五)文献评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一)论文的创新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区域合作理论与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 |
| 一、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 |
| (一)区域合作的内在动力 |
| (二)区域合作的实现条件 |
| (三)区域合作的层次性 |
| 二、区域合作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倡议 |
| (一)“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平台 |
| (二)“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区域合作的特点 |
| (三)“一带一路”倡议凸显以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 |
| 三、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 |
| (一)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动因 |
| (二)东北亚区域是“一带一路”推进的东翼支轴 |
| (三)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多层次性 |
| 第二章 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参与 |
| 一、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差异 |
| (一)蒙古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二)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三)韩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四)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五)朝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二、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参与方式 |
| (一)韩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参与 |
| (二)中日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 |
| (三)蒙古国和俄罗斯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战略对接 |
| 三、国家的广泛参与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基础 |
| (一)国家边界的开放性 |
| (二)主权国家的政策选择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关键 |
| 第三章 东北亚边境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 |
| 一、边境区域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前沿 |
| (一)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 |
| (二)边境地区是互联互通的开拓场域 |
| (三)边境地区是“一带一路”的窗口 |
| 二、东北亚边境区域开放与合作的进展 |
| (一)东北亚边境区域的总体建设状况 |
| (二)中国对蒙古国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 (三)中国对俄罗斯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 (四)中国对朝鲜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 三、次区域合作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促进 |
| (一)次区域合作是对边界效应的一种回应 |
| (二)中俄跨境次区域合作的推进 |
| (三)大图们江次区域合作的推进 |
| 第四章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层面的整体推进 |
|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立与发展 |
|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立 |
| (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发展 |
| (三)中蒙俄经济走廊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作用 |
| 二、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
| (一)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规划与推进 |
| (二)中日韩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基础 |
| (三)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衔接 |
|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的包容性 |
| (一)合作理念的包容性 |
| (二)合作内容的包容性 |
| (三)合作路径的包容性 |
| 第五章 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阻碍因素分析 |
| 一、区域外国家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阻碍 |
| (一)美国作为区域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二)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阻碍 |
| (三)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的消极影响 |
| 二、东北亚区域整体的区域合作尚未形成 |
| (一)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盲点 |
| (二)东北亚区域缺乏整体性区域合作对“一带一路”推进的制约 |
| 三、边境地区的次区域合作还不成熟 |
| (一)东北亚边境次区域合作的困境 |
| (二)边境次区域合作困境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影响 |
| 第六章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未来推进路径 |
| 一、发挥次国家政府在东北亚边境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 |
| (一)次国家政府助力东北亚边境地区合作的优势 |
| (二)次国家政府助力东北亚边境地区合作的路径 |
| 二、努力将朝鲜纳入到“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当中 |
| (一)将朝鲜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的重要意义 |
| (二)促进朝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 |
| 三、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协调好区域内的大国关系 |
| (一)协调区域内大国间关系的必要性 |
| (二)协调区域内大国间关系的方向与路径 |
| 四、稳定中美关系,减弱区域外大国的阻碍作用 |
| (一)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有助于“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 |
| (二)稳定与发展中美关系的实现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ECONOMIC AND TRADE NEWS（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竞争背景下日本的政策选择论析[J]. 陆伟.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2(01)
- [2]解构与重构—组织传播话语范式下的英联邦认同研究[D]. 于洋.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3]逆全球化背景下媒介舆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J]. 孟丽君,李钢. 财贸经济, 2021(11)
- [4]国内否决者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 ——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比较研究[D]. 金度勋. 北京大学, 2021
- [5]轮船与早期上海新闻业——基于《上海新报》和《申报》的考察[J]. 钱佳涌,陈李龙. 新闻记者, 2021(10)
- [6]从“空间”到“时间”：《泰晤士报》对近代中国早期报道的叙事逻辑研究（1785—1840）[J]. 张玥. 新闻大学, 2021(10)
- [7]论马克思中国观形成过程中英国新闻资源的作用[J]. 季念.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2021(01)
- [8]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与企业OFDI——基于东道国主流新闻媒体的情感量化分析[J]. 张先锋,郭伟,蒋慕超,朱晨. 产业经济研究, 2021(05)
- [9]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10]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D]. 沈娜. 吉林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