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兴利除弊 管住放活——关于个体经营生产资料情况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张翔[1]（2020）在《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形成于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面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发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者逐渐分离并相互对立,农业雇佣工人既是土地的实际经营者,也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但其能得到的仅是维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大部分剩余产品则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攫取。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土地等非劳动要素所取得的报酬是通过参与剩余价值分割实现的,资本主义地租正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从农业资本家那里分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它的存在反映了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地租不合理性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地租产生的前提,要改变劳动者备受剥削的处境,就必须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通过土地国有化、农业合作化等手段,确立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使土地收益由全体民众共享。而究竟如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又为此创立了土地革命理论,把合理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实现工农联盟的纽带,把工农联盟作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还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出发,横向的比较了欧美有代表性国家的土地制度与东方国家土地制度的差异,提出不同国家要依据国情选择合适的土地制度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法;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纵向上考察了土地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土地所有制的变迁对人类历史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其整体性之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影响深远。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推进和深化的过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52年底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的把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分析近代以来的中国国情,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适时实施分阶段的土地政策,成功开展了土地革命的伟大实践。随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实现了土地国有化,在农村则引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把农民土地私有制改造为集体所有制,最终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为尽快改变我国经济的落后状况,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农村普遍实行公有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统归公社调配与使用,农民实际上丧失了对土地的支配权,在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条件下,这种高度集中的土地管理体制实际是生产关系超常规的变革,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我国农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最初探索仍旧是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入手,探索适合国情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生产积极性显着提高,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成为趋势,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针对农村土地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使承包权继续担负农民的社会保障职责,这样仅承担财产功能的经营权就可以“轻装上阵”进入市场自由流转,从而兼顾了保障农户土地权益与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双重需求,细化并明确了承包农户与实际经营者的产权关系,为土地规模化经营扫清了障碍,这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的良性互动。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不论遇到何种困难,中国共产党始终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坚持不懈的探索,积极构建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理论,努力使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取得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形式,实现了坚持与发展的统一,突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自觉与实践探索的与时俱进。本文主要分为五章内容,聚焦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萌芽、形成、完善、后续实践与发展整个历史进程,通过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问题的论述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解读,深入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整体性及其内在逻辑,详细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后续的实践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充分挖掘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对中国现阶段土地制度改革的现实启示。各章内容简述如下:第一章具体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小块土地相结合的农业经济结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两极分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无产阶级的反抗意识日益觉醒,开始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为了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先进的理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性继承国民经济学家对土地问题的分析和探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构想和19世纪欧洲自然社会科学领域其他杰出成就的基础上,创立了土地思想。第二章全面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基本内容。在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实践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土地相关的概念、范畴和逻辑体系的认识不断深入,逐渐发现: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历经劳动地租、产品地租、货币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四个发展阶段。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必要通过土地国有化等手段,确立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并依据所处的历史条件积极探索土地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使土地收益由全体民众共享。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制定明确的土地纲领、建立工农联盟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牢牢掌握国家政权。地租理论、土地国有化理论和土地革命理论环环相扣、逐步推进,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基本内容。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继承、实践与发展。在俄国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列宁立足基本国情制定并实施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土地纲领和革命策略,在苏俄实现了土地国有化,同时适时推进苏俄的工农联盟从政治军事联盟向经济联盟转变;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土地纲领时应坚持策略性与原则性的辩证统一、用灵活的土地政策服务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现实需要,进而争取农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支持和参与。他还针对中国等东方国家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土地问题理论,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土地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土地革命实践施加了重要影响。第四章主要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土地思想,进一步提出土地纲领和政策不是僵化的和一成不变的,应依据现实革命条件的变化适时调整,先通过土地改革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再分阶段确立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土地公有制在我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实现形式,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努力构建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理论,使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取得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形式。理论研究重要的是回应现实问题的解决。第五章主要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现实启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土地占有情况和土地关系的稳定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整个社会阶级和利益结构的均衡性与稳定性,进而决定了统治阶级政权的巩固程度,因此土地问题是任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都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前我国的土地问题集中体现为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所面临的三对矛盾:一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与产权明晰的矛盾,二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三是计划与市场的矛盾。要推动这些矛盾的合理解决,需要在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的基础上,告别“以地谋发展”模式和建立土地资产的良性运营格局,在因时因地持续改革中构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农村土地制度。
薛峰[2]（2018）在《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文中研究指明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以来,综合监管一直是中国市场监管领域的热门词汇。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明确写道: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方案的颁布出台,正式拉开了中国进行市场综合监管改革的序幕。本文的产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希望以经济法的视角全面审视市场综合监管,为党和国家进行市场综合监管改革添砖加瓦。首先第一章,笔者将从监管的概念分析到市场监管的概念,再延伸到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逐级阐明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定位。监管的通常含义是监督和管理,但其含义既不同于监督,亦不同于管理,它是现代管理的一个独立的从属概念。市场监管,指的是市场的监管主体对于市场上的活动参与主体以及对于参与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等这些干预活动的总和。但是市场监管又可以区分为对证券、金融等要素市场的监管和对于生产资料、消费品等商品市场的监管。我国现行的市场监管机制是由证监会等专业监管部门实施要素市场的监管,而由工商局作为综合监管部门、质监局和物价局等作为专项监管部门共同实施商品市场的监管。所谓市场综合监管,这一理论发源于管理学中的集成管理理论,即在组织行为学与科学监管理论的指引下,合理布局监管组织系统内部的机构、职能和人员等内部资源,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信息等智力资源,建立起“全过程”、“集约化”的全新市场监管模式。市场综合监管总体上以机构整合为方向,以分类监管为目标,以专业运作为手段,以社会监管为支撑。之后第二章再从经济法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入手,分析市场综合监管的理论选择和理论基础。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有几个阶段的演变过程:一是计划经济时代纯粹的“政府全能、市场无用”的政府主导阶段;二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互动型阶段;三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开始,至今天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主导阶段。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其中政府是一只“看得见的手”,是一种实际的物质存在。而根据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观点,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不是有形的存在,而是以一种社会关系的形式出现,这两只手共同构成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源泉。现阶段更要求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增加市场的自由度,减少缩小政府的监管机构,实施综合监管。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同样可以用于分析市场综合监管。该理论中心在于围绕交易费用节约,把交易作为分析对象,寻找到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运用什么样的机制来进行最为合理。交易成本根据事前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可以区分为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监督成本和违约成本等。市场综合监管同样可以套样“交易成本”理论,综合分析进行市场监管的各项成本,得出综合监管为交易成本最低的选择的结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公共选择要“将分析扩充到市场外的另一选择——政治力量1”,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也是存在局限性的,必须通过公共选择的理论来审视政府监管的不足,而后即可通过政治制度的修改完善来弥补不足。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设有三项:第一、在政治活动之中进行运用的经济人假设。第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国家机构作为一个主体,但是构成机构的是一个个部门和一个个政府工作人员,每一个部门或者工作人员在进行政府决策和实施政府行为时,首先考虑的往往是部门或者个人的利益得失;第三、政治的可交易性。即认为政府的决策、实施过程与经济市场中的交易行为相类似,政治过程就可以直接理解为在解决政治冲突时进行利益交易（交换）从而达成协议的过程。由于对域外市场监管情况的研究可以很好的作为我国市场综合监管理论的映证和补充,所以在第三章笔者专门就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的市场监管的历史发展、立法进程、重要监管法律等内容进行分析,从中总结出美国食药市场监管的综合监管方式、综合监管理念,作为最后解决监管路径措施问题的比较法依据。美国的市场综合监管理论依据最早可以追溯到撰写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的限制政府干预思想。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提出的“自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要受到自身的科学法则的约束。只要让市场竞争机制起到完全的应有作用,市场机制会比运用强制力的政府机制的调节作用更有效,也更加有利于对消费者的保护。对于美国市场综合监管的实证分析主要针对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管局进行,1906年通过《食品与药品法案》并成立食品药品监管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从食品药品监管局进行市场监管的历史进程（从建立到强化,从加强到放松）的发展分析,希望能够促进对于市场综合监管的进一步认识。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的监管实证对于我国未来建立科学的市场监管体制、树立先进的监管理念有哪些启示呢?第一,中国应树立逐步放松政府监管的理念。“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因为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都面临着激烈的生存竞争,竞争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讲究信誉,否则就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1”第二、建立合适的市场监管体系,运用多方力量,充分发挥综合监管的作用。第三、创新监管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大数据、互联网等先进科技的力量,达到既提高监管效率,又节约监管的人力、物力成本的监管效果。第四、要培育科学的市场监管理念,注重风险的预防和控制。中国国内在2018年3月开始确立实施市场综合监管改革,而在此之前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所以第四章着重分析国家实施综合监管改革之前的市场监管现状情况。此前长期的监管法律理念发展过程中,普遍重管理而轻培育,重事前监管轻事中、事后监管,重危机应对轻风险预防,重传统监管轻高科技监管,强面上监管弱精准监管。笔者以所居住的城市上海作为分析样本,从市场监管立法、市场监管机构设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剖析,总结出综合监管改革之前的监管问题主要有:一、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二、监管机构繁多、规模庞大。三、监管机构权责不清、界限不明,相同事项多头管理、职能交叉。四、监管效率不高,行事拖沓。五、监管的信息化手段运用不充分,科技含量不足。六、监管人员专业素养不足,监管专业人员欠缺。总之,现有的市场监管机构立法不足、规模庞大、效率不高、人手不专、监督不够,有限的机构改革也不能完全克服系统的缺陷,结果就会容易陷入“缩小了又膨胀,压缩了又扩张”的怪圈。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最后第五章对于中国市场综合监管的立法、机构设置和市场综合监管的全面完善等方面提出了解决路径与措施,希望能在经济法领域中为市场综合监管改革的推进与发展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撑。笔者认为,市场综合监管的总体路径框架应包括:一、市场综合监管立法要有力。必须迅速及时,抓紧进行市场综合监管类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同时市场综合监管立法必须体现安全价值与效率价值的有机统一。立法必须注重前瞻,增强市场综合监管立法的趋势引领力。同时确保制度完备,加强立法内容表述的可执行性。更要加强整体设计,预防市场综合监管立法中的钱穆制度陷阱。立法时应注重层级清晰,该由法律规定的内容交给法律,该由法规规章规定的内容交给行政法规和规章。立法程序上应适当引入更多市场活动参与者以及利益相关方进入立法环节,充分的听取各市场主体的实际需要和诉求。二、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机构设置必须做到“有效”。市场综合监管机构设置时必须遵循统一性、权威性、独立性、协调性、严密性相结合的法律原则。机构监管权的配置必须清晰化、程序化、透明化,必须注重监管权配置中的宽进严管。市场综合监管之手的塑造任重而道远,既要强化监管之手,充分运用各种科技先进手段提升监管能力,又要丰满监管之手,通过社会组织、个人监管等社会共治方式以及引入监管机构竞争机制等方法,加强市场综合监管的力量。最后还要约束监管之手,需要从监管立法、监管制度设计、监管机构制衡以及加强市场主体、社会各方面对于市场综合监管之手的监督等方向加以努力,做到监管之手的可控可约束。总而言之,通过各种方式,最终要使原有市场监管中错位的正位,缺位的到位,越位的归位,通过实施市场综合监管,使得监管的权威得以彰显,监管的脉络得以理顺,监管的效率得以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不断增强。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市场综合监管的合理模式。
刘佳[3]（2018）在《焦化行业中层管理者胜任力研究 ——以JL公司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现代化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人才的竞争,而胜任力正是对一个人才所在岗位适应性的有效评价,目前已经成为人力资源学、心理学等众多领域当中的研究热点。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有关制造业经营者胜任力管理系统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次研究在整理胜任力相关概念、归纳和总结国内外成功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对JL公司中层管理者胜任力进行了初步研究尝试。在现代文明进步和发展的时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社会环境变化,传统的经营者管理能力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经营者的发展需求。本文试图从焦化行业出发,以JL公司的经营者管理胜任力能力研究为基础,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总结出焦化行业中层管理者管理过程中需要的职业知识和能力,并分析其胜任力与实际需求的差异,为JL公司中层管理者的进一步胜任力教育培养和改革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和意见。希望本次研究能为相关公司中层管理者胜任力的培养,提供一定积极理论性意义。为达到以上研究目的,本文对企业中层管理者胜任力进行了综述,并分析了相关公司中层管理者胜任力现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深入分析中层管理者胜任力相关内容和情况。根据具体分析研究,本文对焦化制造业中层管理者管理胜任力能力的培养提出有效建议。尽管在某些方面文章存在不足之处,但仍希望本次研究成果和建议能为焦化行业中层管理者胜任力的培养起到一定帮助作用。
叶龙祥[4]（2016）在《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吴宣恭的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吴宣恭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概括。吴宣恭经济思想主要涉及所有制与产权理论、我国社会的产权关系、西方现代产权理论、所有制改革理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价值理论、分配理论、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些重要理论、现阶段重大经济社会关系及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等方面。所有制与产权理论的研究与运用是吴宣恭经济思想的重中之重。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史论相结合、求实与创新相结合、调查与采访相结合和比较分析等方法,从不同角度、多个方面对吴宣恭的经济思想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分析研究,提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价值的结论。对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价值:第一,吴宣恭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研究吴宣恭经济思想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习、研究、发展和运用,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和把握;第二,吴宣恭经济思想根植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际,研究吴宣恭经济思想有助于后学之辈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历程和实践运用,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脉络;第三,吴宣恭的严谨治学精神、高度责任感和崇高的品格是广大经济学人终身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
苗加清[5]（2010）在《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研究》文中指出私营企业主阶层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伴随着私营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与当代中国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等传统阶级、阶层相比,私营企业主阶层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利益需求,相应地,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作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领域的新现象,也一直备受社会关注。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重要的统战对象,尽管摆脱不了私营经济和私营资本“人格化”代表的本质属性,但他们从来都是中国的社会公民,目前在总体上仍然属于人民的范畴,他们的政治参与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经济前提、政策依据、主观需求和社会历史条件,因而,党和政府要在政治上容纳私营企业主阶层,有序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而不能将其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到目前为止,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实践经历了政治冷漠与政治体制之外徘徊、政治参与意识觉醒与无序有限参与、政治参与意识强化与有序扩大参与三个发展阶段,并且呈现出政治参与目的多重性、政治参与方式多样性、政治参与效果差别性等总体特征。同时,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也存在着立意不高、动力不足等问题,并且还存在着务虚性政治参与、非常态政治参与、非法性政治参与等现象,因而,党和政府又必须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加以引导,把它控制在现有政治制度许可和容纳的范围之内。政治参与是把双刃剑,有效发挥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抑弊兴利,促进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合法化、有序化、制度化,一方面,要求私营企业主阶层自身必须主动加强自我认知,自觉规范财富运行方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义务,努力创造出良好的政治参与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形成较为完整的政治参与自律规范,以合法、合理、合情的方式有序参与政治。另一方面,党和政府面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不断变化及其政治参与实践的不断发展,必须审时度势,在塑造良好的社会舆情条件和合理协调社会各个阶层政治参与格局的同时,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体制调整和制度创新,实现党和政府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在此基础上,积极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合法、有序开展政治参与活动,及时将私营企业主阶层这股社会力量导入现有政治体系,使其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进步的积极力量。
李建桥[6]（2009）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研究》文中指出目前学术界对于新农村建设理论探索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具体表现为在实践上倾向于农村典型村庄的经验总结,形成学习的样板;在理论上则倾向于通过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多角度的理论探索,在逻辑和理论上找到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模式框架。但农村实践与理论研究这二者还没有形成逻辑上一致性,在研究思路上缺乏对已有经验的梳理归纳和升华。本研究力图弥补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实践调查无法与理论结合并指导新农村建设的缺陷,对我国几个历史时期的村庄典型进行系统的归纳分析,进而抽象出我国农村发展的本质规律。本文依据我国宏观体制转变把农村发展的历程从时间上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以粮为纲发展阶段、市场化发展阶段与新农村建设阶段。选取这三个不同阶段的农村典型包括改革开放前的13个村庄、改革开放后至新农村建设提出前的12个村庄以及新农村建设提出后100个村庄,并分别从生产要素的流动状况、农民福利水平两个部分进行考察,尤其是对新农村建设时期农村典型样本进行了统计分析。在第一阶段,我国处在工业化的初期,国家工业化依靠提取农业剩余来积累原始资本,劳动力与土地不能全国性自由流动,通过低成本的劳动增加土地产值以及整治山河等发展农业生产支持工业化进行。在公共福利上则通过推行义务教育、合作医疗等措施由政府提供低水平的农民生活保障。第二阶段,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生产要素依然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在公共品供给方面实行了市场化改革,农民的收入以及负担都明显增加。第三阶段,新农村建设目标就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在生产要素流动上通过制度改革进行反哺农村和农业,增加农民的福利水平。政府将加大公共物品提供力度,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逐步推进全国农村居民保障体系改革。国外的农村建设经验能够给我国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韩国新村运动发扬农民自力更生的精神,做到项目实施的有计划性推进。日本农村发展主要得益于全国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以及建立综合农协,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英国和美国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是同步进行的,城乡差别不大,英国有比较完整的工人保障法律体系,而美国完备的农业法律体系是农村发展的重要保障条件。最后论文对对早期相关学者们对新农村建设模式的总结进行了分析比较,提出只有站在以人为本的立场上考察农村发展才能解决我国农村发展问题。细致划分了农村福利的构成以及分析了个体与集体间不同经济实力形成的不同公共品提供模式,结合公共品供给方式、持续发展潜力、发展资金来源、区域间发展差异、要素流动状况等因素提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三大模式,即政府扶持模式、村庄结构转变模式和村镇扩张模式。其中政府扶持模式包含集体搬迁和重建、政府直投和政府投入集体三种模式,村庄结构转变模式包含强集体、集体基金、村庄公司化、私人购买和村庄合并五种发展模式,村镇扩张模式包含集体福利扩张和集体资本扩张两种形式。
王千六[7]（2009）在《基于城乡经济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农村居民数量在人口总量中占绝对比重,以城市和乡村为地理形成了城市和乡村隔离的“各自为战”的发展模式,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乡村人口比重过大、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大量农业劳动力剩余等问题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既是农业和农村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反映,也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就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与我国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我国城乡金融发展方面也呈现巨大差异,这种金融差距的存在必然是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按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观点,经济生活中的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产生多重的、稳定状态的均衡,即贫困国家往往会陷入金融抑制和经济停滞的陷阱,而金融抑制的解除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更应优先发展金融业,不能让金融滞后于经济增长。因此,解决我国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均衡城乡金融发展。一、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我国当前城乡之间的金融关系可基本概括为与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相伴随的金融“二元结构”。影响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的因素包括城乡经济二元结构、政府基于计划的金融制度安排、内生于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资金趋利的“自然选择”等。基于经济与金融之间关系的基本判断,可以认为对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存在、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所以,本论文研究的基本问题界定为城乡经济二元结构框架下的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的形成、发展与经济社会影响,进而寻求适应城乡统筹发展要求的城乡金融一体化发展思路。这一命题也须涵盖对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关系的讨论,并要回答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之间的联系是否为因果联系?如果是,它们之间的作用方向和强度是什么?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农村经济增长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有那些策略可以缓解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和城乡经济二元结构?论文围绕研究主题,遵循理论→实证→对策的应用经济学研究过程的一般思路,按照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之间的理论关系→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定量实证分析→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的成因→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的经济影响→缓解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的对策研究技术路线,研究了四个方面的基本问题。（1）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之间的理论关系。提出研究问题是从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存在性和亟待解决开始的,建立二者之间的理论关系显得非常重要。目的在于通过理论借鉴、理论分析,把城乡金融发展水平差异作为一个变量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考察分析中,构架二元经济结构与二元金融结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石,并以此建立结构内涵分析和强度指标,以便进行现状、趋势分析,确立实证研究的路径、方法、内容,准备研究材料,并为对策研究作出铺垫。（2）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实证。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需要通过实证分析进行考证。我国城乡经济二元结构是发展方式演进和发展阶段累积的结果,导致的问题是“三农”问题,而不是单一的农业问题,是一个复杂问题,必然伴生其它问题,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就是一个重要问题。论文通过对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和城乡金融二元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实际考察,得出在形成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同时,也形成了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寻找二者相互作用关系的逻辑起点;通过对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的强度实证分析,旨在证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金融发展水平的差距及其强化和固化趋势,并证实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的存在性及具体表现;运用多变量向量自回归实证方法,沿用总生产函数分析框架,选择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强度、城乡资本投资差异倍数、城乡劳动投入差异倍数、城乡金融相关率差异倍数作为实证变量,旨在进一步证实二者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这三个方面实证分析的目的在于既要证实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要证实研究假设。（3）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形成发展的原因及经济影响。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表明,从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或者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发展的落后性来分析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的原因和影响十分必要。以此进行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及经济影响分析,是为研究目标服务,任务在于找到消除城乡金融二元结构进而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基本方向和突破口,以便如何针对主要原因进行条件改善、针对重要影响进行消减。（4）缓解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的制度创新及对策。进一步的原因和经济影响分析表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的基本成因在于国家初始战略的偏斜性和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二元性,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及其与之相关联的城乡金融二元结构是城乡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城乡经济、金融的最薄弱环节在农村,因此,缓解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的首要出路就在于统筹城乡发展,初步消除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突破口在于加强农村金融建设,壮大农村金融,关键在于推进制度创新。从而研究缓解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制度创新的目标和指导思想、方向及推进路径以及对策措施,建立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缓解的制度环境、经济基础和创新的农村金融制度体系。二、论文的主要结论（1）我国城乡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明显的“二元结构”,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等多个方面。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段时间里有下降趋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则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且差距越来越大,说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从收入角度看十分明显,并且还有强化的趋势。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远低于城市居民,其差距越来越大;城乡之间的恩格尔系数差距在最近几年一直徘徊在9个百分点左右,说明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十分明显,并且还未出现缓解的迹象。用城乡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衡量的二元对比系数呈波动上升的趋势,说明从这个角度看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在逐渐缓解,但是城乡一体化进程十分缓慢。工农业产值在改革开放后均迅速增加,但工业增加更快一些,说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农业小部门化趋势明显,以产业衡量的经济二元结构强度在加强;从城乡人均GDP看,城乡之间的差距在逐年缩小,以城乡区域衡量的经济二元结构强度在弱化。（2）我国城乡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明显的“二元结构”,表现在城乡存贷款、金融资产规模、金融相关率、金融市场等多个方面。从城乡存贷款规模看,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城镇存贷款规模比农村存贷款规模上升速度快,且差距越来越大。从金融资产规模看,城乡金融资产总量都呈现上升势头,但城镇金融资产总量上升速度明显快于农村金融资产总量上升速度,二者之间的差距表现为“剪刀差”形状。从金融相关率看,城乡之间在金融整体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二者的FIR变化趋势图明显出现“剪刀差”形状。城乡之间不仅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规模上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在金融中介结构和金融市场结构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城市,形成了以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银行和外资银行为两翼的银行业体系,此外,还存在一定的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在农村领域,金融体系由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构成,但是金融机构数量与势力根本与城市没法比;在金融市场方面,农村以单一的信贷市场为基本特征,城市金融市场则涵盖了直接金融市场和间接金融市场。（3）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就业差距的关系看,城乡就业差距变化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但城乡收入差异倍数变化却不是城乡就业人数差距倍数变化的原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倍数与城乡就业差距倍数呈反向变化关系,说明城市化是对缓解经济二元结构有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是由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激励效应引起的而是由模型之外的因素引起的。从城乡投资差异与城乡收入差异的关系看,城乡投资差距的扩大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却不是城乡投资差距扩大的原因,说明城乡投资的差异会带来城乡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从而城乡收入的差异,投资差距的扩大并不是收入差距引起的。从城乡金融发展水平差异FIR和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来看,二者互为原因,城乡金融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从而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加强）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从而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加强）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一方面,城乡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会进一步引致城乡金融发展差距扩大。（4）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家初始战略的原因,又有农村金融抑制的原因,也有地方政府对农村金融控制导致农村金融难以壮大的原因,还有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造成的原因。在国家初始战略的推动下,城市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与抽走资金和资源的农村经济形成鲜明对照,从而形成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从属于国家经济战略的金融也表现为“二重性”。金融对城乡居民的“差别”待遇,既有政府的意志的体现、路径依赖的原因,但主要是经济规律的体现,从历史追踪我国经济二元结构的形成,可以看到我国金融发展也呈现二元的特征。农村金融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抑制,加剧了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的强化。随着分税制的实施和各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竞争格局的形成,地方政府对农村金融的控制的内在冲动,制约了农村金融的自我发展,使得农村金融在强烈的政府干预下表现出非市场性、脆弱性。农村经济增长的有限性难以支撑像城市那样规模庞大、运行成本高昂的金融体系,农村只能发育出与农村经济低水平相对应的农村金融体系,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存在的根本原因。（5）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对城乡经济发展、城乡统筹战略、城乡产业结构调整有着深刻的影响。城乡之间金融发展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距必然影响城乡经济发展,从而对城乡经济二元结构有着“固化”作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难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工业化与城市化割裂发展的困境难以改变。在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的大背景下,农村金融发展受到极大抑制,农村金融总体金融资产规模有限、金融商品种类稀少、融资渠道狭窄,城市金融中介组织和金融市场无法或不愿为农村经济主体提供金融服务,农村经济主体的金融需要难以满足,农村金融供需矛盾加剧。从金融功能观的视角看,与其说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缺位,不如说金融功能在农村地区的缺失,是“显功能”和“隐功能”的双重缺失,这种缺失使得金融对农村地区资源配置促进作用不明显,从而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在农村金融发展滞后,信贷资金规模狭小的情况下,农村产业结构难以实现战略性调整,从而农村经济结构也难以实现质的变换,进一步城乡之间的产业格局、经济结构也难以在短时期内打破。三、论文的主要创新点（1）立足于城乡金融发展差距视角考察金融二元结构。国内外研究金融二元结构基本上都是以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为主线来进行分析,本研究既要考虑与经济二元结构分析对称问题,也需要重点地对城乡金融发展差距进行考虑,中国的城乡关系有别于其它国家的城乡关系,我国的城乡金融二元结构也不仅是由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差距引起的。立足于城乡金融发展差距视角来考察金融二元结构更具现实性和包容性,同时,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是从某个侧面进行,没有系统形成城乡之间的金融二元结构理论。因此,立足于城乡金融发展差距视角来考察金融二元结构既有理论探索意义,也具有符合我国国情特点的金融政策制定和金融体制建设导向方面的意义。（2）建立了衡量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强度的基本指标。论文在分析反映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基础上,推导提出衡量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强度主要指标。在金融发展理论中,一般用“经济货币化程度”或“经济金融化程度”来表达金融水平发展的高低。M2/GDP和FIR两个指标是使用最频繁的用于估算一国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关键尺度,也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变量,近几年来BANK指标也被较多地用于衡量金融发展质量和结构。论文依据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主要指标的内涵和计算方法及含义,城乡存贷款差异、金融资产总量差异、金融发展水平差异、金融中介及金融市场差异确立为衡量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强度指标,其意义在于对城乡金融水平发展的差异进行计量分析考察,本论文主要以城乡FIR比值作为衡量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强度的实证变量。（3）初步建立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相互作用的理论关系。论文根据金融相关比率（FIR）的定义,建立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的变动关系,由F=F1+F2+F3推导出F=1/GNP（αY1+βY2+γY3）,得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变动,对于金融结构发展将产生直接的影响。接着沿用生产函数分析思路,假定社会经济部门由农村经济系统S1和城市经济系统S2构成,金融部门由农村金融系统F1和城市金融系统F2构成,并假设各经济系统的总产出都遵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由Y1=f（K1,L1,F1）、Y2=f（K2,L2,F2）推导出:式中,（ln Y2-ln Y1）可视为二元经济结构差异系数;（ln A2-ln A1）为两经济系统的技术差异;（α’ln K2-αln K1）为两经济系统资本投入差异;（β’ln L2-βln L1）为两经济系统劳动投入差异:（γ’ln F2-γln F1）为两金融系统发展水平差异,可视为二元金融结构差异系数。可以解释为城乡两个经济系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由城乡技术进步水平差异、资本投入差异、劳动力投入（或劳动力生产率）差异及城乡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引起的,由此初步建立起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相互作用的理论关系,并作为实证研究的内容。本论文重点从城乡区域及其区域之间金融发展差距角度研究城乡金融二元结构问题,从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看,还需要从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形成的金融二元结构及城乡金融自身结构角度进行拓展研究,并进·步探讨金融中介、金融市场在城乡之间的表现及其与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关系。
冉郑洁[8]（2007）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对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探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建设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研究新农村建设中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方向。论文客观地介绍了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过程；详实地阐述了我国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情况及其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在分析新农村建设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相互联系的基础之上，揭示出新农村建设中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方向。第一章主要介绍了论文选题的目的和意义、论文的结构、论文的创新之处、国内外对农村集体经济和新农村建设的研究现状。第二章主要是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回顾。农村集体经济这一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相应的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阶段、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其他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共同发展阶段。三个不同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对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研究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第三章主要是探讨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本章主要介绍了当前几种主要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合作经济、承包制和租赁制，并对每种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具体内容和适宜发展的范围进行了说明。在此基础之上对每种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做了具体分析。第四章主要探讨新农村建设中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方向。目前，新农村建设的政策环境越来越好，物质投入也逐渐加大，给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机遇。新农村建设的具体目标和基本任务又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带来挑战。在新农村建设条件下，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应该以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为导向，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以多样化的形式发展。具体方向和原则为：要使集体资产产权进一步明晰，要兼顾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要使农民的利益增长分配公平最大化，要因地制宜，以多样化的形式发展。
孔金平[9]（2006）在《东北振兴与政府转型互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自孔子以来有作为的学问家们,历来强调学以志道、学以致用。我们今天搞行政管理研究,也有一个“志道”与“致用”的问题。其“道”,应在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的规律;其“用”,则是为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服务,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政府活力服务,为建设能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府服务。这一“道”一“用”就是我们行政管理研究的主攻方向。行政管理学者要为政府当好智囊,发挥好咨询参谋作用。因此,我们既要想政府之所想,急政府之所急,在事关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问题、久攻不下的难点问题、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上深入开展研究;也要正确预测社会发展和政府工作的趋势,注意并超前研究那些尚不被人们重视而又可能引发多种事变的冷点问题,想政府之所未想,急政府之所未急。东北振兴就是这样一个事关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问题、久攻不下的难点问题、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其中也有许多尚不被人们重视而又可能引发多种事变的冷点问题,具有突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振兴东北是转型期中国的重大课题。（二）振兴东北是一项涉及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系统性变革,其中最关键的是改革政府。关于政府改革问题的研究有多种视角。“行政生态学”就是一个特别有用的分析框架。行政生态学是以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行政管理与其周围环境的一门科学。它主要研究各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因素对公共行政的影响以及公共行政对该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影响。行政环境与行政管理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必须遵循行政生态规律。行政管理与社会环境具有内在的联系,行政管理受到环境的巨大影响,又负有改造环境的重大使命。“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行政生态学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其含义主要来自生态学（Ecology）。在公共行政学领域,生态学的思想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高斯（John M.Gaus）提出,并经里格斯（Fred W.Riggs）的大力提倡而流行于世。里格斯的研究在行政学理论领域发生重大影响,使行政生态学成为一门新的、系统的学科,并且标志着只在行政系统内部研究行政管理的时代的结束。行政生态研究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解释力。行政生态学在某些方面、一定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和普遍发展的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原理,是我们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可以借鉴和吸收的行政理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和理论研究中都要注意研究行政管理与其外部环境、经济基础和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寻求行政管理规律,增强行政行为的有效性。行政生态学的学科基础是社会系统理论,行政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结构-功能主义。行政生态学从整个社会系统的高度来研究公共行政,将公共行政视为社会系统结构的一部分。认为只有将行政置于社会环境（Context）之中,联系到社会的其他部分,我们才能弄清行政的真正面貌,才能弄清行政面貌发生的内在原因。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如何,取决于行政与其他社会子系统（文化、社会、经济等）各自的状况及其结合状况;反之,整个社会及其他子系统的特征又限定公共行政的状况。换言之,有什么样的公共行政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公共行政,这就是行政生态学研究的出发点。而根据社会的性质和状态来理解公共行政,根据社会的要求来调整、改革公共行政,是行政生态学的基本研究途径。行政生态学的研究宗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探讨行政系统应（是）如何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变革和发展,这个方面的研究被称作为“行政发展”研究。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是探求行政系统应（是）如何调整自己的角色和能力结构,积极促进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这个方面的研究也被称作为“发展行政”研究。行政生态研究是公共行政学者将生态学（更进一步讲,是系统思想）运用到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个杰出范例。相对于主流行政学,行政生态研究具有以下突出的优点:（1）扩展了公共行政研究的视野,使行政学家从行政系统（尤其是官僚组织）内部抬起头来,开始注视官僚组织以外的世界,开始了解行政系统与复杂世界的关系。（2）提供了成熟的研究方法。行政生态学运用的结构-功能研究法,为社会学家帕森斯所倡导。该研究法虽然由于其保守主义、决定主义等遭到批评,但是,对于研究那些身处相对稳定环境中的公共行政来说,仍具有相当大的作用。（3）提出了有洞察力的见解。行政生态研究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得力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预见性和解释力的观点。尤其是里格斯关于发展中国家行政的研究,为我们解释了一些看起来是相当矛盾的现象为何能非常自然地出现在一起;它也为我们预测了发展中国家行政将来的发展趋势。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急剧的社会转型,在行政环境发生重大变迁的条件下,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在二者的互动中进行着调整。就政府一方来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体系、管理体制、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等应当及时予以变革和调整;否则,就难以在转型社会以及转型后的社会中实施有效的管理。（三）目前东北振兴战略已经全面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正在加紧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改造,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东北地区的行政环境将发生深刻变化,行政环境的变迁必然要影响到政府的行政发展,东北振兴是东北地方政府转型的制导性环境。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受到环境的巨大影响。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行政的生态要素是多种多样的,里格斯将经济要素列为影响一国行政的第一位要素,认为一个国家的行政模式基本上是由该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因此,要进行东北地方政府的转型,必须首先要认识东北的行政环境,特别是要了解东北的经济发展历程、经济结构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经济振兴的目标定位以及振兴的基础条件和战略思路,了解经济振兴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企业、市场和社会对政府的要求与期望,这样才能找准政府改革的方向。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建国后,国家在东北等地区集中投资建设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以能源、原材料、装备制造为主的战略产业和骨干企业,为我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老工业基地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市场化程度低,经济发展活力不足;所有制结构较为单一,国有经济比重偏高;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企业设备和技术老化;企业办社会等历史包袱沉重,社会保障和就业压力大;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衰退,接续产业亟待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存量资产、良好的产业基础、明显的科教优势、众多的技术人才和较为完备的基础条件,具有投入少、见效快、潜力大的特点,是极富后发优势的地区。目前,我国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支持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有利于实现十六大提出的翻两番目标;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利于推进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有利于提高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国防安全。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着眼作出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改革和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结构调整的措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在调整改造中探索了经验,打下了工作基础。经过一段时期坚持不懈的努力,要将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发展成为技术先进、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特色明显、机制灵活、竞争力强的新型产业基地,使之逐步成为我国经济新的重要增长区域。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东北三省制定了有关专项规划和振兴总体规划,并已得到正式批复。从这些规划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东北经济社会未来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感知东北振兴对政府提出的要求和挑战,增强自觉服务振兴目标的使命感和加紧进行政府转型、提升政府能力的紧迫感。综合来看,三省的振兴规划既全面又细致,涉及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仅就经济振兴的目标定位而言,主要有以下四大目标:一是把东北建成中国现代化装备制造业基地,二是把东北建成中国绿色农业及绿色食品基地,三是把东北建成中国石化生产和石油储备基地,四是把东北建成国家粮食安全基地。（四）振兴东北既是一种经济活动,又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活动,而是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体制的全面调整和转型;既需要依靠市场手段,以市场为基础,又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手段,放任市场自然调节,而必须正确发挥各级政府的行政推动作用,这在东北振兴战略实施的启动阶段和前期是至关重要的。政府行为集中表现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及时出台符合振兴需要的各项政策,为东北振兴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是促进东北振兴的各种因素中最为基础性的因素,是实现东北振兴各项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持保障手段。对于东北的政府改革,中央提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实行政企分开,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在继续搞好经济调节、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真正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着力点转到主要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和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政策、法律环境上来。”这为东北地区的政府转型指明了方向,即由传统的全能政府、管制行政转向有限政府、服务行政,一言以蔽之,就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调整好行政关系,提升行政能力,这是实现东北地方政府转型的必由之路。在东北振兴的进程中,政府要当好四大员,即“引航员”、“保安员”、“裁判员”、“服务员”;要运用互补性错位机制处理好政府与企业、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实现合作互补、共同治理;在具备社会资源汲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社会平衡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社会整合能力之外,需要不断强化社会适应能力和制约腐败的能力。政府的社会适应能力是指政府能够顺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完善自身、创造和制定有助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和新政策的能力。东北经济转型需要的政策体系内容,包括社会保障、促进就业、项目投资、人才支持、环境保障五个方面。这些政策对于东北的经济振兴社会转型是必需的,甚至是一些必要的条件。东北各级政府应结合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具体情况,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创新政策内容,创造性地运用好政策工具,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和支持保障作用,营造能够促进东北振兴的良好政策环境。政府制约腐败的能力主要是指政府依据法律和法规,适应社会环境的变迁和公众意愿的改变,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进行有效规范和约束的能力。近年来东北腐败大案要案频发,如何有效地遏制腐败,净化经济环境,恢复公众信任与信心已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五）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问题日益严重。一些城市经济发展滞缓,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失业人口大幅增加,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其发展的持续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资源型城市发展中出现的“三危现象”（经济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和“四矿问题”（矿山、矿业、矿城、矿工）受到了政府和学界的普遍关注。这些城市的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和经济总量均占东北三省的很大比重。资源型城市的困境是东北问题的缩影,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复兴是东北振兴的突破口。东北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困境又以煤矿城市为甚。辽宁省阜新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也是因资源枯竭引发各种矛盾和问题反映最突出、最严重的一个城市,在东北和全国的资源型城市中有很强的代表性,2001年12月被确定为全国惟一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为东北和全国同类型城市探索经济转型复兴之路。阜新市委、市政府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坚持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同时发挥政府规划引导和政策导向作用,为转型振兴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阜新市的经济转型是在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进行的,作出的规划目标很宏伟、措施也很具体,运行几年来取得了初步成果。阜新市是在资源枯竭条件下被迫进行经济转型的城市,它在转型方向上把依托土地资源优势发展现代产业化农业放在突出位置的做法不一定具有典型意义进行推广,它对其他资源型城市最大的借鉴意义就是一定要未雨绸缪。
陈星博[10]（2005）在《强制与遵从：收容遣送制度研究 ——北京市个案剖析》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以来的收容遣送工作及其制度演变的内在机制,深刻反映了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管理逻辑和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连性。本项研究以社会学“强制—遵从”概念为分析框架,在历时性分析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新中国以来的收容遣送工作及其制度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一制度在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实践中逐渐扭曲变异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剖析,提出了“非制度性强制”和“利益选择性遵从”两个核心假设,对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及其秩序实现机制的逻辑和矛盾加以分析和解释。通过本项研究,作者发现:非制度性强制成为城市管理部门实现单方设定的社会管理目标的行动逻辑。由于巨型社会与高密度人口造成的资源与人口之间的持续性紧张,要求国家管理者及其组织以突破既有制度规范的约束而迅速消解社会危机;同时,由于在社会管理中单方面设定宏大而复杂的管理目标,而在实现目标的能力上又存在着难以克服的能力资源的匮乏,都使国家放弃以制度化方式进行社会管理的选择,并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理由,凭藉不受制约的单方意志性和管理的便利性,突破既有制度规范的限制来实现国家对秩序和稳定等目标诉求的迅速达成。在这一社会管理逻辑下,非制度性强制权力极度蔓延和扩张,压制甚至取消了农民工群体的自主性意愿,使作为城市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群体更加处于无权的状态,受到收容遣送制度对农民工公民权利的肆意伤害。处于这一制度现实之下的农民工,一方面在结构性不平等的制约下内化了对自身底层地位的角色认知;另一方面,由于收容遣送制度的非制度性强制导致了秩序与稳定的丧失,这又使农民工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否定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公正性。作为结构制约下的行动者,农民工凭藉市场机制所获得的资源对权力关系进行了策略性的重构,以此来消解管理部门以非制度性强制所造成的伤害和风险,形成了以形式上的遵从而以利益进行能动性选择为目的的行动策略,以此来消解收容遣送制度的非制度性强制。在管理部门非制度性强制与农民工群体利益选择性遵从的逻辑和行动策略的共同作用下,使收容遣送制度更加背离其实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日益走向扭曲和变形。
二、兴利除弊 管住放活——关于个体经营生产资料情况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兴利除弊 管住放活——关于个体经营生产资料情况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关于几个主要概念的界定 |
| 四、选题的基本内容 |
| 五、选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一、经济基础:与小块土地相结合的农业经济结构逐渐瓦解 |
| 二、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内在矛盾的尖锐化 |
| 三、政治基础:欧洲各国阶级斗争呈现出新的特点 |
| 四、实践基础:无产阶级和农民争取自身权益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国民经济学家对土地问题的分析和探讨 |
| 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构想 |
| 三、18-19世纪欧洲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杰出成就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发展历程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萌芽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形成 |
| 三、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发展完善 |
|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基本内容 |
| 第一节 地租理论 |
| 一、土地所有权与其他权能相分离产生地租 |
| 二、封建地租形式的演化与地租的资本化 |
| 三、资本主义地租及其与相关范畴的区别 |
| 四、分成制与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 |
| 五、住宅及房租理论 |
| 第二节 土地国有化理论 |
| 一、土地国有化的条件和实行土地国有化的原因 |
| 二、土地国有化的具体实施路径 |
| 三、土地国有化之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 |
| 第三节 土地革命理论 |
| 一、对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进行阶级分析 |
| 二、分析农民土地问题与实现工农联盟的关系 |
| 三、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土地革命策略的新认识 |
| 第四节 欧美国家与东方社会土地理论 |
| 一、欧美有代表性国家现行的土地制度及其发展方向 |
| 二、东方有代表性国家的土地制度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
| 三、东西方国家土地制度的多样性 |
| 第五节 土地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理论 |
| 一、土地是人类文明发展所需自然条件的核心组成部分 |
| 二、史前社会的土地公有制结构及其解体和后续发展 |
| 三、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形成的土地私有制和“地产”的财富属性 |
|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实践探索与发展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曲折演绎 |
| 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关于土地问题的论战 |
| 二、考茨基《土地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部分继承与发展 |
| 第二节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
| 一、土地国有化理论在苏俄的实践与发展 |
| 二、全面论述合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
| 三、明确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土地纲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四、适时推进工农联盟从政治军事联盟向经济联盟进行转变 |
| 五、民族和殖民地土地问题理论及其影响 |
| 第四章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 |
| 第一节 对中国农民及其土地问题展开初步探索(1921-1927年) |
| 一、中国传统土地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土地政策 |
| 二、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与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者 |
| 三、合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实现工农联盟的关键 |
| 第二节 从国情出发适时实施分阶段的土地政策(1927-1952年) |
| 一、明确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 |
| 二、总结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出土地革命路线 |
| 三、立足基本国情的变化对土地政策适时做出调整 |
| 四、土地改革运动确立了农民对土地的完整所有权 |
| 第三节 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1953年至今) |
| 一、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逐步确立与巩固 |
| 二、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 |
| 三、针对农村土地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 |
| 第五章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农村土地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 |
| 一、农村土地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问题 |
| 二、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现存的主要矛盾 |
| 三、关于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争论 |
| 第二节 在因时因地持续改革中构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农村土地制度 |
| 一、坚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三个底线”不动摇 |
| 二、告别“以地谋发展”模式和建立土地资产的良性运营格局 |
| 三、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2）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文的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难点及主要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本文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市场综合监管概说 |
| 第一节 监管与市场监管的概念 |
| 一、监管的概念 |
| 二、市场监管的概念 |
| 第二节 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 |
| 一、市场综合监管的法律含义 |
| 二、市场综合监管主体的法律分析 |
| 三、市场综合监管客体的法律分析 |
| 四、市场综合监管行为的法律分析 |
| 第三节 市场综合监管应有的法律理念分析 |
| 一、树立精准监管的法律理念 |
| 二、树立注重风险防控的法律理念 |
| 三、树立注重事中事后监管的法律理念 |
| 四、树立加强柔性监管的法律理念 |
| 第二章 市场综合监管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概论 |
| 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内在要求 |
| 三、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演进 |
| 四、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发展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交易成本理论 |
| 一、科斯为代表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 |
| 二、政府监管的成本分析 |
| 第三节 公共选择理论 |
| 一、对以布坎南为主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认识 |
| 二、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对市场综合监管的审视 |
| 第三章 美国食品药品市场监管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产品市场监管的理论和立法发展 |
| 第二节 美国食品药品市场监管实证分析 |
| 一、美国 FDA 的发展与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监管演变情况 |
| 二、美国食品药品监管立法进程分析 |
| 三、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剖析 |
| 四、美国FDA注重防控的监管理念分析 |
| 五、美国FDA的综合监管方式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市场综合监管改革前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内市场综合监管改革试点情况分析 |
| 一、2014年起全国各主要地区(上海以外)市场综合监管试点情况分析 |
| 二、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管机构改革试点情况 |
| 第三节 改革前国内市场监管领域的主要问题——以上海为例 |
| 一、监管立法繁多而缺乏统一性 |
| 二、监管机构平行分列而缺乏综合性 |
| 三、监管理念陈旧而缺乏先进性 |
| 第五章 我国实施市场综合监管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立法要“有力” |
| 第二节 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机构“有效” |
| 一、市场综合监管机构的综合性分析 |
| 二、市场综合监管机构监管权的配置 |
| 三、市场综合监管机构体制应当确保激励相容 |
| 第三节 塑造市场综合监管之手 |
| 一、强化监管之手 |
| 二、丰满监管之手 |
| 三、约束监管之手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焦化行业中层管理者胜任力研究 ——以JL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框架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胜任力 |
| 2.2 管理人员胜任力 |
| 2.2.1 管理人员胜任力的定义 |
| 2.2.2 管理人员胜任力的研究方法 |
| 2.2.3 管理人员胜任力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差异性 |
| 第3章 JL公司中层管理者岗位胜任力现状分析 |
| 3.1 基本情况 |
| 3.1.1 焦化行业基本情况 |
| 3.1.2 JL公司人力资源基本情况 |
| 3.2 JL公司中层管理者胜任力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2.1 整体现状 |
| 3.2.2 问题分析 |
| 3.2.3 胜任力的调查设计 |
| 第4章 行业特征分析及胜任力要素 |
| 4.1 行业特征分析及中层管理者的管理胜任特征 |
| 4.1.1 焦化行业产业特征和管理胜任特征 |
| 4.1.2 焦化行业内部构造特征和管理胜任特征 |
| 4.1.3 焦化行业运营特征和管理胜任特征 |
| 4.1.4 焦化行业文化特征和管理胜任特征 |
| 4.2 JL公司经营者胜任力要素初步获取 |
| 4.2.1 价值链基本活动胜任力要素 |
| 4.2.2 价值链辅助活动胜任力要素 |
| 4.2.3 JL公司中层管理者胜任力要素的汇总 |
| 第5章 JL公司经营者胜任力模型的确定 |
| 5.1 行为事件访谈法进一步提炼中层管理者胜任力要素 |
| 5.1.1 编制行为事件访谈提纲 |
| 5.1.2 确定行为访谈研究对象 |
| 5.1.3 进行事件访谈 |
| 5.1.4 访谈结果分析 |
| 5.2 JL公司中层管理者胜任力要素的确定 |
| 5.2.1 设计调查问卷 |
| 5.2.2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
| 5.2.3 胜任力要素的确定及权重分配 |
| 第6章 提高JL公司中层管理者胜任力的建议 |
| 6.1 重视学历信号机制 |
| 6.2 提高公司高层对胜任力水平的认知 |
| 6.3 关注胜任力的培养及评价 |
| 6.4 创建胜任力发展的环境 |
| 6.5 运用胜任力指标进行选拔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4）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及有待研究之处 |
| 第一章 吴宣恭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 |
| 第一节 吴宣恭学术生涯概况 |
| 第二节 吴宣恭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一、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
| 二、在与多种经济思想观点碰撞中形成 |
| 三、在所有制改革实践中发展 |
| 第三节 吴宣恭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阶段 |
| 一、求学时期的孕育阶段 |
| 二、任教时期的探索阶段 |
| 三、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时期的形成阶段 |
| 四、新世纪以来在反思中发展阶段 |
| 第二章 所有制与产权基本理论的研究 |
| 第一节 所有制基本理论的研究 |
|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所有制与生产关系的内涵 |
| 二、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三、所有制变革的规律 |
| 第二节 产权关系基本理论的研究 |
| 一、研究产权关系方法的探索 |
| 二、产权的定义 |
| 三、产权的性质 |
| 四、产权主体的权能、利益和责任的关系 |
| 第三节 产权体系的内部结构研究 |
| 一、产权关系的“四权” |
| 二、产权统一和分离 |
| 三、所有权与产权关系 |
| 四、归属权在产权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五、产权主体的确认 |
| 第四节 产权与产权制度关系的研究 |
| 一、产权的细分与组合 |
| 二、产权制度的内涵 |
| 三、产权制度与所有制的关系 |
| 第三章 对我国社会的产权关系的研究 |
| 第一节 全民所有制产权关系的研究 |
| 一、全民所有制的产权关系 |
| 二、对全民所有制产权关系争议见解的驳斥 |
| 三、现实影响 |
| 第二节 股份公司的产权关系研究 |
| 一、股份公司的产权关系 |
| 二、运用辩证思维科学地看待股份制改革的利弊 |
| 三、坚持对片面夸大股份制作用进行有针对性地辩析 |
| 第三节 法人财产权的研究 |
| 一、法人财产权的内涵 |
| 二、在质疑中论证公司财产权内涵与实质 |
| 三、现实影响 |
| 第四节 中小企业产权关系的研究 |
| 一、运用辩证思维辨析家庭式企业产权结构的利弊 |
| 二、用质疑眼光追根溯源私营企业发展困境的原因 |
| 三、对中小企业产权制度调整提出科学设想 |
| 第四章 以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评析西方现代产权理论 |
| 第一节 全面比较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西方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理论 |
| 一、经济界对两种产权理论的研究情况 |
| 二、从总体上比较研究了两种产权理论 |
| 三、社会各界的理论影响和反应 |
| 第二节 西方现代产权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评析 |
| 一、对“交易费用”理论的评析 |
| 二、对“科斯定理”理论的评析 |
| 三、现实影响 |
| 第三节 对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评析 |
| 一、多角度地批评“企业契约论” |
| 二、对以“利益相关者论”为根据的企业产权理论的评析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企业产权理论的研究 |
| 一、马克思主义企业产权理论 |
| 二、企业内部关系与法人治理结构 |
| 三、搞好企业治理结构 |
| 第五章 产权与所有制理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运用 |
| 第一节 产权分离理论在国有经济改革中的运用 |
| 一、国家所有制的实质 |
| 二、国家所有制产权分离理论 |
| 三、国家所有制改革形式 |
|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所有制结构的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财产和劳动产品的归属关系研究 |
| 一、国有企业劳动产品的归属关系 |
| 二、国有企业股份改制中国有资产的维护 |
| 第三节 国有经济产权制度改革 |
| 一、国有经济产权改革的必要性 |
| 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形式 |
| 三、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问题 |
| 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
| 五、现实影响 |
| 第四节 所有制实现形式问题的研究 |
| 一、理论界关于所有制实现形式内涵的学术探讨 |
| 二、多种所有制实现形式出现的原因与作用 |
| 三、中肯地提出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注意事项 |
| 四、现实影响 |
| 第五节 国有产权制度改革需注意的几个方面 |
| 一、改革的方向和坚持的基本原则 |
| 二、国有企业的社会职能 |
| 三、对私有化理论的批判 |
| 四、现实影响 |
| 第六章 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研究 |
| 第一节 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
|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
| 二、理论意义 |
| 第二节 市场经济形成与改革的“市场导向”问题研究 |
| 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市场经济的形成 |
| 二、改革的“市场导向”研究 |
| 三、理论意义 |
| 第三节 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有优势 |
| 一、准确论述所有制与计划、市场在社会经济制度中的地位 |
| 二、探寻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有优势的根本途径 |
| 第七章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坚持与发展 |
| 第一节 劳动价值论研究 |
| 一、价值量的决定因素 |
| 二、准确分清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 |
| 三、物化劳动与价值、剩余价值的关系 |
| 四、社会必要劳动决定价值原理的认识 |
| 第二节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关系的研究 |
| 一、价值形成与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作用 |
| 二、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 |
| 三、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在价值实现中的作用及意义 |
| 第三节 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关系的研究 |
| 一、论证价值量的影响因素 |
| 二、劳动生产率对价值量的影响 |
| 三、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 |
|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坚持与发展 |
| 第一节 所有权对分配关系的作用 |
| 一、劳动与产权关系 |
| 二、劳动与价值关系 |
| 三、产权、价值与分配关系 |
| 第二节 对西方经济学分配理论的批判 |
| 一、对西方“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批判 |
| 二、对西方“按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批判 |
| 三、正确理解“按要素贡献分配” |
| 第三节 对我国现阶段分配关系的研究 |
| 一、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 二、我国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和根源 |
| 三、我国当前经济问题与分配不公的关系 |
| 四、解决分配不公的基本途径 |
| 第九章 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 |
| 一、立足现实,探讨如何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 |
| 二、立足现实,探讨促进地区经济迅速发展问题 |
| 三、关于发展企业集群和总部经济的有关问题分析 |
| 第二节 关于世界经济危机根源的研究 |
| 一、中外经济学家进行的各种推断 |
| 二、运用马克思危机理论把脉危机的病根,得出马克思主义结论 |
| 三、从我国当前实际出发,为化解危机提供了科学的药方 |
| 第三节 关于股票市场的研究 |
| 一、研究背景 |
| 二、准确把握中国股票市场的特点和问题及产生原因,为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提出合理的目标模式 |
| 三、为中国股票市场的长远发展提出了有效的实施办法 |
| 第四节 关于住宅建设与经济发展研究 |
| 一、较早地倡议将住房建设列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
| 二、对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出精辟的见解和有益的建议 |
| 三、考察了城市化发展道路,准确把握了加速城镇化进程的前提和关键 |
| 第五节 文化知识经济的研究 |
| 一、把握知识经济发展趋势及其特点,主动迎接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 |
| 二、深谙文化的重要性,呼吁协调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
| 第十章 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关系的研究 |
| 第一节 所有制与阶级关系和阶级分析 |
| 一、学界内的不同观点 |
| 二、吴宣恭对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认识 |
| 第二节 对当前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 |
|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内争鸣 |
| 二、从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中,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 |
| 三、为正确领会党的十八大精神提供理论分析 |
| 第三节 提出我国所有制的二元结构,研究经济规律的二元化 |
| 一、创造性地提出新“二元”规律体系 |
| 二、从所有制关系阐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特有经济规律及其影响 |
| 三、倡言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
| 第十一章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 |
| 一、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
| 二、抓住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系统、完整地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
|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研究 |
| 一、质疑政治经济学以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观点,准确解读了生产方式的内涵 |
| 二、质疑生产方式“中介说”的观点,准确把握生产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 |
| 三、强调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有利于用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
| 第三节 从生产关系整体的角度分析“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争论 |
| 一、运用经济理论和“否定之否定”原理,强调恩格斯的解释符合逻辑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
| 二、辩析争论中的错误观点,准确分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及其基本特征 |
| 三、肯定争论中的有益观点,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 |
| 四、批判私有化主张,揭穿有人利用争论浑水摸鱼、贩卖私货的真实面目 |
| 第四节 关于政治经济学结构和理论体系的研究 |
| 一、学界内对经济学主线的不同观点 |
| 二、联系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强调我国经济学主线是随着由所有制改革主导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而展开的 |
| 第五节 强调所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
| 一、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强调所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
|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呼吁重视所有制理论的研究和应用 |
| 第六节 对经济学错误范畴的批判 |
| 一、学术界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 |
| 二、科学地认识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 |
| 三、科学地认识劳动与劳动力区别及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 |
| 四、揭露西方“人力资本”概念的谬误,维护经济学范畴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
| 第十二章 吴宣恭经济思想的贡献与价值 |
| 第一节 吴宣恭经济思想特点 |
| 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
| 二、坚持理论探索与实践指导的统一 |
| 三、坚持革命批判与理论创新的统一 |
| 四、鲜明的阶级立场与严谨的治学精神的统一 |
| 第二节 吴宣恭经济思想的学术贡献 |
| 一、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积极探索者 |
| 二、国有企业改革“两权分离”路径的倡导者和研究者 |
| 三、中国MBA的首创者 |
| 四、教书育人的巨匠 |
| 第三节 吴宣恭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对巩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
| 二、对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启示 |
| 三、对吴宣恭严谨治学精神和高尚品格的弘扬与传承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重要概念的界定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视域、方法与内容 |
| 1.5 研究的意义 |
| 第二章 私营经济的发展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 |
| 2.1 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
| 2.1.1 “私营企业”的基本内涵 |
| 2.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轨迹 |
| 2.1.3 当代中国私营企业的基本状况 |
| 2.1.4 增强对当代中国私营企业的理性认知 |
| 2.2 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总体特征 |
| 2.2.1 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及其发展运用 |
| 2.2.2 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的判断标准 |
| 2.2.3 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总体特征 |
| 2.3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属性与地位 |
| 2.3.1 马克思主义评价阶级阶层的基本方法 |
| 2.3.2 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属性 |
| 2.3.3 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基本地位 |
| 第三章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依据 |
| 3.1 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及其发展运用 |
| 3.1.1 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的基本内容 |
| 3.1.2 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
| 3.1.3 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的现实启示 |
| 3.2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经济前提 |
| 3.2.1 经济基础与政治参与的辩证关系 |
| 3.2.2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财富来源与性质 |
| 3.2.3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经济根源 |
| 3.3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客观依据 |
| 3.3.1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国家制度依据 |
| 3.3.2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法律政策依据 |
| 3.3.3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政党理论依据 |
| 3.3.4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环境设施条件 |
| 3.4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主观条件 |
| 3.4.1.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意识条件 |
| 3.4.2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动力源泉 |
| 3.4.3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能力条件 |
| 3.5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历史观照 |
| 3.5.1 西方资产阶级政府是“富人俱乐部” |
| 3.5.2 中国历史上存在“商而优则仕”现象 |
| 第四章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现状 |
| 4.1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实践进程 |
| 4.1.1 政治冷漠与政治体制之外徘徊阶段 |
| 4.1.2 政治参与意识觉醒与无序、有限参与阶段 |
| 4.1.3 政治参与意识强化与有序、扩大参与阶段 |
| 4.2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总体特征 |
| 4.2.1 政治参与目的的多重性 |
| 4.2.2 政治参与方式的多样性 |
| 4.2.3 政治参与效果的差别性 |
| 4.3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重要意义 |
| 4.3.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参与理论 |
| 4.3.2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 |
| 4.3.3 为私营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机与活力 |
| 4.4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问题和不足 |
| 4.4.1 政治参与的立意不高 |
| 4.4.2 政治参与的动力不足 |
| 4.4.3 存在非常态政治参与现象 |
| 4.4.4 存在非法性政治参与现象 |
| 4.5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发展趋势 |
| 4.5.1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主体因素变化趋势 |
| 4.5.2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客观因素变化趋势 |
| 4.5.3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实践发展趋势 |
| 第五章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自律规范 |
| 5.1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财富运行规范 |
| 5.1.1 合理控制资本的运行界限 |
| 5.1.2 理性对待资本“原罪”问题 |
| 5.1.3 树立正确的财富道德观 |
| 5.2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行为规范 |
| 5.2.1 塑造良好的社会行为规范 |
| 5.2.2 与其他社会阶层和睦相处 |
| 5.2.3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
| 5.3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实践规范 |
| 5.3.1 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和政治参与观 |
| 5.3.2 遵循依法、有序的政治参与原则 |
| 5.3.3 处理好参政、从政与经商的关系 |
| 第六章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引导措施 |
| 6.1 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引导理论及其发展 |
| 6.1.1 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引导理论的基本点 |
| 6.1.2 当代中国引导公民政治参与的实践经验 |
| 6.2 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基本原则 |
| 6.2.1 坚持和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原则 |
| 6.2.2 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原则 |
| 6.2.3 坚持循序渐进有序扩大的原则 |
| 6.3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舆情引导 |
| 6.3.1 理论界要站稳基本的政治立场 |
| 6.3.2 社会公众要回归政治认识理性 |
| 6.3.3 媒体宣传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
| 6.3.4 党和政府要加强舆论政策指导 |
| 6.4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实践引导 |
| 6.4.1 优化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政治环境 |
| 6.4.2 协调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关系 |
| 6.4.3 拓展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渠道 |
| 6.4.4 加强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协调指导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6）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背景 |
| 1.2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路径选择的研究意义 |
| 1.3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内容、方法、框架以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框架 |
| 1.4.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4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基本原则与任务 |
| 2.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相关概念界定 |
| 2.2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特征、内涵 |
| 2.2.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认识发展线索 |
| 2.2.2 不同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 |
| 2.2.3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导方针的内涵 |
| 2.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两个反哺”的内涵与外延扩展 |
| 2.3.1 “两个反哺”的内涵 |
| 2.3.2 “两个反哺”的理论构架与现实约束条件 |
| 2.3.3 “两个反哺”的现实路径选择 |
| 2.4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与任务 |
| 2.4.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本原则 |
| 2.4.2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任务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农村发展模式的阶段特征分析 |
| 3.1 以粮为纲目标下农村发展阶段(1949～1978 年) |
| 3.1.1 农村发展的国内外时代背景 |
| 3.1.2 中央政府对农村发展的支持 |
| 3.1.3 农村生产要素特征分析 |
| 3.1.4 全国19 个典型村庄发展模式分析 |
| 3.1.5 农村发展典型个案分析 |
| 3.2 市场化农村发展段阶（1979～2005） |
| 3.2.1 农村发展与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内涵演进 |
| 3.2.2 市场化阶段农村发展的特点 |
| 3.2.3 市场化阶段农村发展模式主要存在的问题 |
| 3.2.4 农村市场化阶段典型示范村实证分析 |
| 3.2.5 市场化阶段农村发展模式借鉴意义 |
| 3.3 新时期农村发展阶段（2006～） |
| 3.3.1 新时期农村要素流动制度变化 |
| 3.3.2 农村发展典型示范村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农村发展的三个阶段比较 |
| 4.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比较标准 |
| 4.2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福利目标分解 |
| 4.3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比较分析 |
| 4.3.1 产业结构比较 |
| 4.3.2 农村发展框架比较 |
| 4.3.3 农村福利比较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外农村建设经验借鉴 |
| 5.1 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借鉴 |
| 5.1.1 韩国“新村运动”发展历程 |
| 5.1.2 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做法和成就 |
| 5.1.3 韩国新村运动给我们的启示 |
| 5.1.4 韩国新村运动的不足与教训 |
| 5.2 日本农村发展经验分析与借鉴 |
| 5.2.1 日本农村发展概况 |
| 5.2.2 日本农村建设的主要做法 |
| 5.2.3 日本农村发展经验借鉴 |
| 5.3 英国农村发展经验借鉴 |
| 5.3.1 英国农村发展概况 |
| 5.3.2 英国农村建设主要做法 |
| 5.3.3 英国农村建设经验借鉴 |
| 5.4 美国农村发展经验借鉴 |
| 5.4.1 美国农村发展概况 |
| 5.4.2 美国农村建设主要做法 |
| 5.4.3 美国农村发展的经验借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探讨 |
| 6.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式构建前提和依据 |
| 6.1.1 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前提 |
| 6.1.2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的构建依据 |
| 6.2 以人为本思想下的农村发展模式分析 |
| 6.2.1 我国当前农村发展主要观点辨析 |
| 6.2.2 我国新农村建设模式归纳和总结的特点 |
| 6.2.3 基于人本思想下的农村福利发展结构构建 |
| 6.2.4 公共物品提供与农村发展阶段 |
| 6.2.5 不同公共物品提供水平阶段划分 |
| 6.2.6 对我国农村三阶段变革的解释 |
| 6.2.7 我国公共物品供给与新农村建设模式构成关系 |
| 6.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选择 |
| 6.3.1 政府扶持模式 |
| 6.3.2 村庄结构转变模式 |
| 6.3.3 村镇扩张模式 |
| 6.4 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 |
| 6.4.1 经济体制与我国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发展 |
| 6.4.2 资本对就业与劳动力报酬的抑制 |
| 6.4.3 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与政府政策干预 |
| 6.4.4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的关系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1.1 农村产业专业化程度决定了村庄的经济发展程度 |
| 7.1.2 农村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生产要素和农民福利方面呈现不同特征 |
| 7.1.3 国外农村发展经验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有重要启示 |
| 7.1.4 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应是提高农民福利的重要途径 |
| 7.1.5 提高农民收入重在调整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
| 7.1.6 三种基本发展模式可供新农村建设实践选择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农村产业发展与升级 |
| 7.2.2 借鉴国内外农村发展的建设经验，促进新农村建设顺利推进 |
| 7.2.3 鼓励多元化资金进入农村，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市场 |
| 7.2.4 因地制宜地选择新农村建设模式 |
| 7.2.5 多种形式的合理利用外来资本促进村庄各项产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7）基于城乡经济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引言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界定 |
| 1.2 研究思路及目标 |
| 1.3 研究假设与方法 |
| 1.4 研究结构与资料 |
| 第2章 理论借鉴 |
| 2.1 二元经济理论 |
| 2.1.1 对传统二元经济理论的回顾 |
| 2.1.2 凯恩斯主义二元经济理论 |
| 2.1.3 二元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阶段 |
| 2.2.2 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阶段 |
| 2.2.3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发展理论 |
| 2.3 金融二元结构理论 |
| 第3章 金融二元结构的理论分析 |
| 3.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3.2 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
| 3.2.1 经济与金融的相互作用 |
| 3.2.2 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的关系 |
| 3.2.3 经济二元结构与金融二元结构的关系 |
| 3.3 经济二元结构与金融二元结构的衡量指标 |
| 3.3.1 经济二元结构衡量指标 |
| 3.3.2 金融二元结构衡量指标 |
| 第4章 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与金融二元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
| 4.1 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历史演变 |
| 4.1.1 计划经济时期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演进:1949-1978年 |
| 4.1.2 经济改革初期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演进:1978-1992年 |
| 4.1.3 经济全面转型时期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演进:1993年以来 |
| 4.2 城乡金融二元制度的形成和演进 |
| 4.2.1 计划经济时期的城乡金融制度:1949-1979年 |
| 4.2.2 经济改革初期的城乡金融制度:1979-1992年 |
| 4.2.3 经济全面转型时期的城乡金融制度:1993年以来 |
| 第5章 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与金融二元结构强度考察 |
| 5.1 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强度 |
| 5.1.1 收入差异系数 |
| 5.1.2 消费水平及恩格尔系数差异度 |
| 5.1.3 二元对比系数 |
| 5.1.4 二元结构强度 |
| 5.2 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强度 |
| 5.2.1 城乡存贷款差异程度 |
| 5.2.2 城乡金融资产总量差异 |
| 5.2.3 城乡经济金融化水平差异 |
| 5.2.4 城乡金融中介及金融市场差异 |
| 第6章 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与金融二元结构的关系实证 |
| 6.1 实证方法 |
| 6.2 实证变量选择 |
| 6.3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第7章 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
| 7.1 国家倾斜战略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 |
| 7.2 农村金融抑制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 |
| 7.3 地方政府管理目标自利化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 |
| 7.4 城乡经济发展差异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 |
| 7.4.1 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 |
| 7.4.2 城乡经济结构差异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 |
| 第8章 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的经济影响 |
| 8.1 城乡经济增长两极化与经济二元结构转换困难 |
| 8.2 城乡金融发展两极化与金融一体化发展困难 |
| 8.3 农村金融供需矛盾加剧 |
| 8.4 农村金融整体功能弱化 |
| 8.5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乏力 |
| 第9章 缓解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的制度创新及对策 |
| 9.1 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缓解的目标及指导思想 |
| 9.2 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缓解的制度创新方向及推进路径 |
| 9.3 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缓解的制度创新举措 |
| 9.3.1 统筹城乡发展,优化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缓解的制度环境 |
| 9.3.2 创新农村经济制度,夯实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缓解的经济基础 |
| 9.3.3 创新农村金融制度,做强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缓解的薄弱环节 |
| 第10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运用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政策运用 |
| 10.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意义 |
| 1.1.2 研究的目的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研究现状 |
| 1.2.2 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和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回顾 |
| 2.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基本含义和具体内容 |
| 2.1.1 集体经济的概念 |
| 2.1.2 农村集体经济的概念 |
| 2.1.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基本含义和具体内容 |
| 2.2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 |
| 2.2.1 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 |
| 2.2.2 从高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 |
| 2.2.3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其他多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 |
| 第3章 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和新农村建设 |
| 3.1 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分析 |
| 3.1.1 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1.2 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2 当前我国几种典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及其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
| 3.2.1 股份合作制 |
| 3.2.2 合作经济 |
| 3.2.3 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 |
| 第4章 新农村建设中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方向 |
| 4.1 新农村建设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
| 4.1.1 新农村建设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发展带来的机遇 |
| 4.1.2 新农村建设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发展带来的挑战 |
| 4.2 新农村建设条件下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方向和原则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9）东北振兴与政府转型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振兴东北是转型期中国的重大课题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东北现象 |
| 1.1.2 新东北现象 |
| 1.1.3 “四矿”问题 |
| 1.1.4 东北振兴战略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选题的实践意义 |
| 1.2.2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研究概况 |
| 1.3.2 具体研究内容及主要观点 |
| 1.4 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1.4.1 论题界定 |
| 1.4.2 研究思路及内容框架 |
| 1.4.3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2章 分析框架：行政环境与行政发展互动理论 |
| 2.1 行政环境与行政发展的一般关系 |
| 2.1.1 行政生态学理论简介 |
| 2.1.2 行政环境与行政发展 |
| 2.2 转型社会的行政环境与行政发展 |
| 2.2.1 社会转型界说 |
| 2.2.2 社会转型的内容 |
| 2.3 当代中国的行政环境与行政发展 |
| 2.3.1 中国正在经历社会转型 |
| 2.3.2 社会转型要求行政发展 |
| 2.3.3 中国社会转型条件下行政发展的主要内容 |
| 第3章 东北振兴：政府转型的制导性环境 |
| 3.1 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历程 |
| 3.1.1 东北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历史发展 |
| 3.1.2 改革开放前东北的发展与地位 |
| 3.1.3 改革开放后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呈衰退态势 |
| 3.1.4 对21 世纪初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判断 |
| 3.2 东北振兴的战略意义与基础条件 |
| 3.2.1 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及意义 |
| 3.2.2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基础条件 |
| 3.3 东北经济振兴的目标定位及战略思路 |
| 3.3.1 把东北建成中国现代化装备制造业基地 |
| 3.3.2 把东北建成中国绿色农业及绿色食品基地 |
| 3.3.3 把东北建成国家粮食安全基地 |
| 3.3.4 把东北建成中国石化生产和石油储备基地 |
| 3.4 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的历程及初步成果 |
| 3.4.1 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的历程 |
| 3.4.2 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的初步成果 |
| 3.4.3 东北振兴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
| 第4章 政府转型：东北振兴的基础性因素 |
| 4.1 东北振兴呼唤政府转型 |
| 4.1.1 政府转型对东北振兴的重大影响 |
| 4.1.2 有效发挥政府在东北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
| 4.1.3 必须要把政府转型作为改革的中心和重点 |
| 4.2 东北振兴进程中政府转型的目标选择 |
| 4.2.1 政府转型的总体方向 |
| 4.2.2 政府转型的具体内涵和要求 |
| 4.3 东北地方政府转型的实现途径 |
| 4.3.1 切入点：政府角色定位 |
| 4.3.2 着力点：行政关系调整 |
| 4.3.3 落脚点：政府能力提升 |
| 4.4 东北振兴进程中的政策工具创新 |
| 4.4.1 政策手段的内涵、特征及其重要性 |
| 4.4.2 社会保障政策 |
| 4.4.3 就业促进政策 |
| 4.4.4 项目与投资政策 |
| 4.4.5 人才政策 |
| 4.4.6 转型环境保障政策 |
| 第5章 阜新个案：互动过程的实证研究 |
| 5.1 资源型城市转型概述 |
| 5.1.1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现状及转型的必然性 |
| 5.1.2 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要意义 |
| 5.1.3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模式选择 |
| 5.2 阜新的基本市情及其经济转型的紧迫性 |
| 5.2.1 阜新的基本市情 |
| 5.2.2 阜新经济转型的紧迫性 |
| 5.3 阜新市经济转型的历程 |
| 5.3.1 阜新经济转型的历程回顾 |
| 5.3.2 阜新经济转型的基本特征 |
| 5.4 阜新经济转型中的政府作为 |
| 5.4.1 转变观念，科学编制转型规划 |
| 5.4.2 转变行为方式，保障转型规划的实施 |
| 5.5 阜新经济转型的基本经验及初步成果 |
| 5.5.1 阜新经济转型的基本经验 |
| 5.5.2 阜新经济转型的初步成果 |
| 第6章 结语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强制与遵从：收容遣送制度研究 ——北京市个案剖析（论文提纲范文）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选题意义 |
| 1.1.2.1 理论研究的意义 |
| 1.1.2.2 政策研究的意义 |
| 1.1.2.3 研究方法上的探索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有关强制与遵从的研究 |
| 1.2.1.1 社会秩序的实现与强制—遵从的关系 |
| 1.2.1.2 权力关系中的强制与遵从 |
| 1.2.1.3 反思性的分析:强制与遵从关系的有限性 |
| 1.2.2 越轨者与“标签”:一个社会互动理论的视角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假设 |
| 1.3.1 研究方法及样本的选择和利用 |
| 1.3.1.1 研究方法 |
| 1.3.1.2 研究地点的选择 |
| 1.3.1.3 样本的选择及使用 |
| 1.3.2 理论假设 |
| 1.3.2.1 核心假设 |
| 1.3.2.2 支持性假设 |
| 1.3.3 论文内容安排 |
| 第2章 “查户口”:总体性强制下的收容遣送工作 |
| 2.1 收容遣送工作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
| 2.1.1 人口流动管理与收容遣送工作的必然性 |
| 2.1.1.1 历史与现实中的人口流动控制 |
| 2.1.1.2 资源与人口紧张的强制性解决 |
| 2.1.2 建国初期收容遣送工作的必要性 |
| 2.1.2.1 巩固政权、改造社会 |
| 2.1.2.2 收容救助: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
| 2.2 “赶超战略”与人口流动的控制 |
| 2.2.1 “允许”与“保护”:建国初期的人口流动管理 |
| 2.2.2 从“劝止”到“限制”:反城市化策略与人口流动的管理 |
| 2.2.3 “多数人”与“少数人”:人口流动中的国家利益与公民权利 |
| 2.3 计划体制下的利益选择性遵从 |
| 2.3.1 “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制度合法性认同下的权力选择 |
| 2.3.2 “斗争哲学”:非制度性强制下的利益选择 |
| 第3章 “查三证”:部分强制下的收容遣送制度 |
| 3.1 利益竞争与对农民工群体控制的强化 |
| 3.1.1 户籍松动下的利益竞争格局 |
| 3.1.2 “维护城市秩序”:收容遣送工作的重心转移 |
| 3.2 “救助”与“治安”:收容遣送制度的转向 |
| 3.2.1 市场转型与收容遣送制度的功能转变 |
| 3.2.2 捆绑式管理与证卡连锁:农民工身份合法性的标签化 |
| 3.2.2.1 捆绑式管理 |
| 3.2.2.2 证卡连锁:对户籍管理的功能替代 |
| 3.3 “查三证”:农民工身份合法性的“标签化”控制 |
| 3.3.1 作为治安管理性质的收容遣送制度 |
| 3.3.1.1 治乱之道与收容遣送的功能转变 |
| 3.3.1.2 警察权:收容遣送制度强制性的扩张 |
| 3.3.2 暂住证与农民工的身份合法性 |
| 3.3.3 农民工管理与扩大化的证卡“标签” |
| 第4章 “量化管理”与“凑数”:收容遣送与秩序实现 |
| 4.1 指标化的秩序实现及其政策机制 |
| 4.1.1 规模控制:限制为主的流动人口管理政策 |
| 4.1.2 “目标责任制”与“一票否决”:流动人口管理的压力机制 |
| 4.2 清退“三无”:作为“日常性工作”的收容遣送 |
| 4.2.1 “总量控制”的强制性实现 |
| 4.2.1.1 数量控制 |
| 4.2.1.2 比例控制 |
| 4.2.2 降发案率:治安管理的强制性实现 |
| 4.2.3 “以房管人,控制源头”:难以甄别下的秩序实现 |
| 4.2.4 “加大力度”:非制度性的强化 |
| 4.2.4.1 国家形象与收容遣送制度 |
| 4.2.4.2 “集中整治”:非制度性强制的扩大 |
| 第5章 “以罚促管”与“要钱”:收容遣送制度的经济收益 |
| 5.1 “以罚促管”:收容遣送与派出所的效益实现 |
| 5.1.1 “创收”:公共利益与自我补偿 |
| 5.1.2 收费:限制“门槛”与收容遣送制度经济收益的合法化 |
| 5.1.3 “收”与“容”:利益连锁的形成及实现 |
| 5.2 “拳头”和“道理”:“创收”动机与收容站的教育改造之道 |
| 5.2.1 “内部市场”的形成与“开发” |
| 5.2.1.1 搜身:“保证安全”的强制服务 |
| 5.2.1.2 “拳头”与“需求”:一种市场的形成 |
| 5.2.1.3 “自保”与“外保” |
| 5.2.1.4 “自挣路费”与“改造”:安置农场的功能 |
| 5.2.1.5 “按距离定价”:遣返路上的“生意” |
| 5.2.2 外部市场的开发 |
| 5.2.2.1 “劳务”输出 |
| 5.2.2.2 联系“货源” |
| 5.3 利益获得的隐蔽与强化机制 |
| 5.3.1 隐蔽机制 |
| 5.3.1.1 “自我管理”与“恶人治站” |
| 5.3.2 利益共同体的隐蔽机制 |
| 5.3.2.1 内部利益共同体 |
| 5.3.2.2 排挤与打压:非制度性强制的保护 |
| 第6章 守规矩的越轨者 |
| 6.1 先赋角色的认知与内化 |
| 6.1.1 “边缘人”的社会化及其角色认同 |
| 6.1.2 服从:无奈的“共谋” |
| 6.2 办证:利益选择下的遵从策略 |
| 6.2.1 调适:角色模仿的从众策略 |
| 6.2.2 风险-收益下的利益选择 |
| 第7章 利益共同体:利益选择逻辑下的关系重构 |
| 7.1 非制度性强制下底层群体的再社会化 |
| 7.1.1 “非法”与“合法”:农民工对收容遣送制度合法性的否定 |
| 7.1.2 农民工肯定性的自我评价 |
| 7.2 底层行动者的关系重构策略 |
| 7.2.1 收容风险与农民工的动机形成 |
| 7.2.1.1 城市依赖性的形成 |
| 7.2.1.2 经济与传统的“推力”效应 |
| 7.2.2 利益选择中的关系重构:底层行动者的策略 |
| 7.2.2.1 权利代理型关系的建构 |
| 7.2.2.2 利益依赖型关系的建构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结论 |
| 8.1.1 目的与手段:秩序诉求与非制度性强制的实现 |
| 8.1.2 转型与重构:社会结构与强制-遵从的互动关系 |
| 8.1.3 权力与秩序:作为公共政策的强制-遵从关系 |
| 8.2 尝试性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声明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兴利除弊 管住放活——关于个体经营生产资料情况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D]. 张翔. 中央财经大学, 2020
- [2]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D]. 薛峰. 华东政法大学, 2018(02)
- [3]焦化行业中层管理者胜任力研究 ——以JL公司为例[D]. 刘佳. 天津财经大学, 2018(08)
- [4]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D]. 叶龙祥.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6)
- [5]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研究[D]. 苗加清.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0(01)
- [6]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研究[D]. 李建桥.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9(10)
- [7]基于城乡经济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研究[D]. 王千六. 西南大学, 2009(01)
- [8]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研究[D]. 冉郑洁. 西南交通大学, 2007(04)
- [9]东北振兴与政府转型互动研究[D]. 孔金平. 中国人民大学, 2006(05)
- [10]强制与遵从：收容遣送制度研究 ——北京市个案剖析[D]. 陈星博. 清华大学, 2005(08)